頗有耐人尋味的悠遠價(jia) 值—— 錢穆的“中國主義(yi) ”

作者：劉巍（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北京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六月初四己酉

            耶穌2018年7月16日

錢穆在20世紀的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地位，正在於(yu) 提供了一套可稱之為(wei) “中國主義(yi) ”的曆史文化論述。

錢穆的三原則：“一是文化傳(chuan) 統；二是國民性；三是曆史實證”

近代以來，凡所宗主，凡以為(wei) 最重要，凡居於(yu) 傳(chuan) 統所謂“第一義(yi) ”而非“第二義(yi) ”的，均可冠以“主義(yi) ”之名。衷心皈依之、信仰之、為(wei) 之奮鬥終身者，則可為(wei) “主義(yi) ”之對象。“中國主義(yi) ”正可概括錢穆的學術思想係統。凡是閱讀《國史大綱》的讀者，都不會(hui) 錯過其開篇之宣言：《凡讀本書(shu) 請先具下列諸信念》，其中關(guan) 於(yu) 必須對其本國已往曆史所當懷抱之“溫情與(yu) 敬意”的教誡，也越來越普遍地被引見於(yu) 普通讀者的字裏行間。所謂“溫情與(yu) 敬意”已經是定型化的表述，他曾經的措辭是“‘情感’與(yu) ‘敬意’”或“‘溫情’及‘善意’”“‘溫情’與(yu) ‘善意’”。“情”不是一個(ge) 隨意的可有可無的用詞，在錢穆的曆史哲學中是一個(ge) 很重要的觀念。“認識”與(yu) “情感”之辨尚在其次，《國史大綱》對中西曆史的根本差異有一個(ge) 高度概括的結論：“西方之一型，於(yu) 破碎中為(wei) 分立，為(wei) 並存，故常務於(yu) ‘力’的鬥爭(zheng) ，而競為(wei) 四圍之鬥。東(dong) 方之一型，於(yu) 整塊中為(wei) 團聚，為(wei) 相協，故常務於(yu) ‘情’的融和，而專(zhuan) 為(wei) 中心之翕。一則務於(yu) 國強為(wei) 並包，一則務於(yu) 謀安為(wei) 綿延。”又說：“故西方史常表見為(wei) ‘力量’，而東(dong) 方史則常表見為(wei) ‘情感’。西方史之頓挫，在其某種力量之解體(ti) ；其發皇，則在某一種新力量之產(chan) 生。中國史之隆汙升降，則常在其維係國家社會(hui) 內(nei) 部的情感之麻木與(yu) 覺醒。此等情感一旦陷於(yu) 麻木，則國家社會(hui) 內(nei) 部失所維係，而大混亂(luan) 隨之。”從(cong) 經驗事實的角度，能否接受此類近乎玄學的論斷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我們(men) 得承認他的分析確有獨到之處。不限於(yu) 《國史大綱》，從(cong) 錢穆一生的致思方向來看，他用“力”一類的概念來統攝西方對內(nei) 而言的鬥爭(zheng) 性、分裂性與(yu) 對外而言帶有侵略性的“霸道”的甚至“帝國主義(yi) ”的曆史性狀，用“情”一類的概念來把握中國曆史文化“融合”而“綿延”的民族性，尤其重要的是，他深深致力於(yu) 喚醒在“西方”這一強勢他者衝(chong) 擊之下的東(dong) 方“中國”的自我“覺醒”，與(yu) 作為(wei) “國家民族”之大群體(ti) 休戚與(yu) 共的“一體(ti) 之仁”的“中國人”意識的重建。

但與(yu) 梁漱溟《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那樣采取哲學論辯的方式為(wei) 中國文化抱不平大為(wei) 不同，他主要采取史學、文化學，尤其是通史的取徑。如其夫子自道雲(yun) ：“我可以說，我一輩子寫(xie) 書(shu) 、寫(xie) 文章，大體(ti) 內(nei) 容，主要不外乎三原則：一是文化傳(chuan) 統；二是國民性，亦即是民族性；三是曆史實證。中國的文化傳(chuan) 統，中國的民族性，可以拿中國曆史來看，曆史就是最好的證明。”

“從(cong) 曆史求國人對自我之認識”，是當代國人唯一的“自救”之道

有學者早就指出“‘我民族文化，常於(yu) 和平中得進展’是（《國史大綱》之）作者認為(wei) 我國家民族獨特精神之所在，永久生命之源泉，亦為(wei) 全部曆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就政治製度說：由封建進躋統一，由宗室外戚軍(jun) 人所組織之政府漸變為(wei) 士人政府，由士族門第再變而為(wei) 科舉(ju) 競選；就學術思想說：秦以後學術，先從(cong) 宗教勢力下脫離，再從(cong) 政治勢力下獨立，淵源於(yu) 晚周先秦、遞衍至秦漢隋唐，至北宋學術之興(xing) 起，為(wei) 第二次平民社會(hui) 學術思想自由活潑之一種新氣象；就社會(hui) 經濟說：經濟地域逐次擴大，文化傳(chuan) 播逐次播及，政治機會(hui) 逐次平等，諸如此類之演進無可置疑。尤有進者，其所以然之故為(wei) ：“中國自秦以後政治社會(hui) 常向一合理的方向進行，常受學術思想——甚至可說是一種意識，或者是一種理想，及精神的力量——的指導。”

在錢穆看來，不僅(jin) 中國民族國家“全史”之興(xing) 亡盛衰之真實曆程本身會(hui) 啟迪國人的智慧、曆練國人的韌勁與(yu) 耐性，推動曆史前進的“曆史精神”還會(hui) 賦予國人“爭(zheng) 存於(yu) 世”的“文化潛力”。我曾經引述過錢穆兩(liang) 位學生的證言，來說明他們(men) 從(cong) 錢穆關(guan) 於(yu) “國家民族”的宏大敘事中所獲取的最直接的信力。一個(ge) 聽錢的課的人說：“從(cong) 三千年來的中國曆史的動態波蕩仔細的觀察思考，今日的中國是絕對的有希望有前途的！”；一位記錢之言雲(yun) ：“我從(cong) 魏、晉、隋、唐佛學之盛而終有宋、明理學之興(xing) 來看，對中國文化將來必有昌明之日，是深信不疑的”。這的確近乎先知的預言了。但是細細回顧起來，並不總是那麽(me) 樂(le) 觀的。在抗戰艱難時期，錢穆對學生也說過這樣的話：“我們(men) 應該把握住自己，即使國家真個(ge) 亡了，我們(men) 還有我們(men) 努力的方向。”這不是晚明大儒顧炎武“亡國”與(yu) “亡天下”之辨議的現代版嗎？一樣很沉重，也一樣有力量。

總而言之，錢穆認為(wei) 貫通古今的“從(cong) 曆史求國人對自我之認識”，是當代國人唯一的“自救”之道。他說：

治史雖在“知往”，然真能知往，自能“察來”。中國的前途，在我理想上，應該在中國史的演進的自身過程中自己得救。我不能信“全盤西化”的話，因為(wei) 中國的生命不能全部脫離已往的曆史而徹底更生。

關(guan) 於(yu) 中國曆史文化的精神，錢穆著重闡發的是“和平”主義(yi)

在造就“中國”“中國人”之“中國曆史文化的精神”中，錢穆著重闡發的是“和平”主義(yi) 。它不僅(jin) 指在西方曆史發展之革命性、斷裂性狀態映照之下的在政治、經濟、學術、思想諸方麵的和緩進展，更是指與(yu) 西方之“帝國主義(yi) ”截然不同的曆史文化精神。

這就不能不說到中國傳(chuan) 統的華夷之辨及“天下”觀念。錢穆深深懂得嚴(yan) 肅民族大義(yi) 、國家意識之曆史意義(yi) 。所以他批評“唐人既不嚴(yan) 種姓之防，又不能注意於(yu) 國家民族的文化教育，而徒養(yang) 諸胡為(wei) 爪牙，欲藉以為(wei) 噬搏之用”為(wei) 釀成唐代滅亡大禍之根源。但他認為(wei) 中國文化傳(chuan) 統並不持“狹義(yi) 的國家與(yu) 民族觀念”，而是通過曆史而觀察到：“中國人的民族觀念，其內(nei) 裏常包有極深厚的文化意義(yi) 。能接受中國文化的，中國人常願一視同仁，胞與(yu) 為(wei) 懷。”主要內(nei) 涵為(wei) 主張“放棄褊狹的、侵略的國家主義(yi) ，而采取文化的、和平的世界主義(yi) ”。此為(wei) 民族摶成曆史綿延的基因。所謂“文化的世界主義(yi) ”也就是從(cong) 先秦以來一脈相承的“大同觀”，也就是錢先生日後不斷有所發揮的“天下”主義(yi) 。

雖然他也批評到“唐代窮兵黷武，到唐玄宗時，正像近代所謂‘帝國主義(yi) ’，這是要不得的”。但他強調更多、愈到晚年持之彌堅的是：“帝國是西方名稱，如羅馬帝國。漢代、唐代不能稱為(wei) 漢帝國、唐帝國，因為(wei) 漢代、唐代都是中國人向心凝結所組成的政府名稱。重要的還是一個(ge) 和合性。”

“和合性”與(yu) “分別性”的不同，是錢穆所觀察到的中西文化係統之辨的核心觀點。在《中國文化對人類可有的貢獻》最後一文中，提出“天下”主義(yi) 對未來世界人類的意義(yi) ：“今僅(jin) 舉(ju) ‘天下’二字來說，中國人最喜言‘天下’。‘天下’二字，包容廣大，其涵義(yi) 即有使全世界人類文化融合為(wei) 一，各民族和平並存，人文自然互相調適之義(yi) 。其他亦可據此推知。”在他看來“中國主義(yi) ”的特殊性與(yu) 普遍性是糾合在一起的，特色就在“天下”主義(yi) ，就像“中國”與(yu) “天下”之不可分割一樣。

從(cong) 長時段的中國文化的更生之變與(yu) 夫為(wei) 中華民族複興(xing) 大業(ye) 的建基性文化努力與(yu) 曆史自覺上說，錢穆所成就的“中國主義(yi) ”曆史文化論述，頗有耐人尋味的悠遠價(jia) 值。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