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論與(yu) 傳(chuan) 統中國政治文化

作者：羅榮偉(wei)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碩士研究生）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六月初六日辛亥

            耶穌2018年7月18日

“公論”一詞在傳(chuan) 統中國的政治文化中有著重要意義(yi) ，其本身在不同語境中包含極其豐(feng) 富多元的具體(ti) 含義(yi) ，有學者曾指出“‘公論’一詞，就存在一個(ge) 相當多麵的語義(yi) 群和觀念群，大體(ti) 上可以析分出作為(wei) 道德理性共識的公論、公共商討即公議涵義(yi) 的公論與(yu) 表征輿論群情的公論這三個(ge) 相互勾聯的不同層麵”。毫無疑問的是，由於(yu) “公論”一詞高度活躍在古人政治、精神與(yu) 文化世界中，其所包羅的種種複雜麵向構成了體(ti) 認傳(chuan) 統中國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而公論對古人的情感與(yu) 精神世界到底有多大影響？我們(men) 可以從(cong) 元代盛行的粉壁文化來體(ti) 會(hui) ，在唐宋時代粉壁原是“較為(wei) 廣泛使用的一種法律公布方式，其內(nei) 容涵蓋當時社會(hui) 政治經濟生活的多個(ge) 方麵，成為(wei) 體(ti) 現朝廷與(yu) 地方政府政令上情下達的重要載體(ti) ，宋代還因此形成了一整套關(guan) 於(yu) 粉壁的巡檢管理製度，包括粉壁的書(shu) 寫(xie) 、檢視及校核”，逮至元代，粉壁的社會(hui) 功能已遠遠超出了這一界限，尤其是成為(wei) 社會(hui) “公論”的重要場域，如有學者就指出“元代民間士人、百姓也充分利用粉壁發表政治見解、宣傳(chuan) 儒學及宗教思想以及傳(chuan) 播文化知識，元代粉壁的活躍成為(wei) 元代社會(hui) 發展活力的重要表現之一”，例如元末陶宗儀(yi) 在《南村輟耕錄》中，記有無名氏在平江驛站的牆壁上題寫(xie) 的《吊四狀元》詩“四榜狀元逢此日，他年公論定難逃。空令太守提三尺，不見元戎用六韜。元舉(ju) 何如兼善死，公平爭(zheng) 似子威高。世間多少偷生者，黃甲由來出俊髦”，元舉(ju) 、兼善、公平、子威分別是元代狀元王宗哲、泰不華、李齊、李黼的字號，也都是當時鎮守一方的高級官員，而他們(men) 在元末農(nong) 民起義(yi) 中，命運各自不同，有的以身殉職，有的棄職偷生。詩的作者從(cong) 儒家倫(lun) 理出發，評論了四人在生死關(guan) 頭的名節抉擇。而詩作者在王朝興(xing) 衰之際，對四狀元的名節問題尤為(wei) 關(guan) 注，並特地題寫(xie) 在人流量大的驛站，顯然不隻是在表達其個(ge) 人私論，而是希望以己引發“公論”。陶宗儀(yi) 將該詩記錄下來，頗有推崇此“公論”之意。這不僅(jin) 反映出，時人關(guan) 心著名人物的名節等政治問題，更反映出公論力量的強大和可畏，亦可見粉壁在推動民間公論方麵也發揮了不可小覷的影響。

如若追溯“公論”在曆史記載中的出現，就不難發現在太史公《史記·周本紀》中就已經有“公論”的影子，“防民之口甚於(yu) 防川”的典故國人耳熟能詳，其主要內(nei) 容是說周厲王暴政導致民怨沸騰，召公進諫厲王聽取公論民意、施行仁政，厲王非但不聽，反而監督輿論、實行鎮壓，最終引發“國人暴動”。而此前大夫芮良夫也曾勸誡周厲王勿用“專(zhuan) 利”的榮夷公，“匹夫專(zhuan) 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國語·周語4》）。因《史記》關(guan) 於(yu) 此的記載主要參考了《國語》，因此現在已經有學者就這兩(liang) 件事發生（記載）的先後順序做了考證（《芮良夫論榮夷公專(zhuan) 利》在前，《召公諫厲王弭謗》在後），這表明正是因為(wei) 厲王“專(zhuan) 利”（一方麵將原屬各級封君共享的山林藪澤之利收歸王室獨有，另一方麵對國人及奴隸的剝削）等係列暴政，導致國中民怨叢(cong) 生、公論沸反，最終引發民眾(zhong) 的強烈反彈——國人暴動、驅逐厲王，而周厲王無視甚至壓製民間公論正是“壓死駱駝的致命稻草”，由此來看，此處的公論正是任鋒老師所界定的“公論政治”的第三個(ge) 層次：是指人們(men) 形成的一種輿論，社會(hui) 的輿論、民情。縱觀中國曆史，無論是在從(cong) 秦漢以來的文人著述與(yu) 言論中，還是在具體(ti) 的曆史製度與(yu) 事件中，都可以看到這種廣義(yi) 輿情語境中的“公論”自然而深刻地嵌入在曆史中，伴隨其演進，構成了傳(chuan) 統中國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有時甚至直接影響著曆史進程，如察舉(ju) 、品評乃至魏晉清談等等。

及至唐代，有學者認為(wei) ：“伴隨著魏晉時期流行的清議現象在東(dong) 晉南朝業(ye) 已式微，議論本身不再是一個(ge) 有意義(yi) 的曆史現象，當時典籍中清議一詞不如公議、公論一類新興(xing) 詞匯流行。此種政治概念的使用變遷，折射的政治文化信息是當時議論性質與(yu) 話語價(jia) 值選擇的轉變”。這一時期士大夫的注意力轉移到觀點、意見對實際政治的作用與(yu) 影響。與(yu) “清議”不同，盛行於(yu) 士人群體(ti) 的公論、公議所關(guan) 注的更多是對政治事務的意見和態度，且通過抽象原則化，完成了政治意義(yi) 的確立，這使得其在政治上具有相當效力的正當性概念，並在宋代發展成為(wei) 具有普世意味的政治概念，影響著士人的政治思維。

任鋒老師就此指出：從(cong) 近世特別是宋代政治文化的視角來看，公論觀念的興(xing) 起離不開這個(ge) 時期特定的時代氛圍。一方麵，宋代確立下來的文治規模促使最高統治者高度重視從(cong) 儒學義(yi) 理中尋求政治理念根據，同時形成了較為(wei) 開明的論政風氣。比如產(chan) 生了對於(yu) 天下“道理最大”的君臣共識，也透露出宋代統治集團尋求政治正當性依據的積極意識。宋代新儒學的形成正是發生在這種政治精神的激勵下，宋人好議論的時代風氣也緣起於(yu) 上層統治者較為(wei) 開明的政治態度。另一方麵，士大夫階層受此激勵在政治實踐和學術更新方麵有了長足發展，並且帶動整個(ge) 政治社會(hui) 在公共關(guan) 懷上的提升。古典的政治公共意識與(yu) 逐漸高漲的士大夫政治相結合，再加上士大夫群體(ti) 內(nei) 部活躍的国际1946伟德競爭(zheng) ，推進了公共意識的顯著聚合與(yu) 強化，成為(wei) 公論觀念興(xing) 起的催化劑。可以說，公論乃是作為(wei) 這個(ge) 時期公共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宋明新儒學的思想視野中逐漸興(xing) 起的。它不僅(jin) 包含了人們(men) 對於(yu) 政治理想頗具新意的想象和規劃，也生成了對政治實踐現象的回應和反思。其他學者對此也有回應，如以朱子經世思想中的“公論”觀念為(wei) 例，說明其“既意蘊為(wei) 君主政製下的審議政治現象，也是理學公共天下、構思秩序的重要內(nei) 涵”，因此有學者總結到“（宋代）政治領域的公議問題是在政治應由公議所決(jue) 定的觀念作用下，引發的一係列概念使用和政治行動，它作為(wei) 士大夫政治的一種表現，是宋代突出的政治文化現象”。

由此可見，“公論”在宋代不僅(jin) 成為(wei) 公共話語的表達機製，而且成為(wei) 程朱新儒學精神世界的有機組成，成為(wei) 傳(chuan) 統中國政治文化中愈加實踐化和思辨化的重要成分，對宋以降的近世產(chan) 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尤其是在公共話語方麵，任鋒老師對此指出：宋代政治中的公共話語是近世公共理念成型非常關(guan) 鍵的曆史背景。作為(wei) 對於(yu) 此種憲製經驗的精神提升與(yu) 哲學凝練，以理學家為(wei) 代表的近世儒學又以其係統的公共理念對後來的文明演進產(chan) 生了廣闊深遠的影響，成為(wei) 現代中國公共意識的近源活水。

如前所述，元代粉壁所承載的“公論”政治文化，正是這種公共話語的體(ti) 現。到明代，經過程朱理學的漸染，公論在傳(chuan) 統政治文化中所發揮的影響更加深入、普遍。明人張弼在其文集中，對漆匠楊塤舍身救袁彬的事跡大為(wei) 讚賞，其事情的起因是袁彬受錦衣衛門達等人構陷而入獄，而袁彬其人在土木堡之變中力護明英宗，並在英宗北狩期間始終追隨其左右，時人皆稱讚袁彬品性忠誠，形成公論，而門達等人無端陷害，但當時在朝士大夫們(men) 皆因為(wei) 忌憚門達而不敢替袁彬說話，因此張弼挺身而出，為(wei) 素不相識的袁彬鳴冤。張弼指出正是為(wei) 了維護“公論”，楊塤才那麽(me) 義(yi) 無反顧，因此張弼稱其為(wei) 義(yi) 士，“義(yi) 者無所為(wei) 而為(wei) ，合天下之公論者是也”，由此可見公論所涵攝的價(jia) 值取向，已在普通民眾(zhong) 中產(chan) 生了影響。

眾(zhong) 所周知，明代監察體(ti) 製，科道官長期引領政治輿論（公論）的發軔和造勢，如東(dong) 林黨(dang) 人就曾提出“政事付六部，公論付言官”，但也使其成為(wei) 明末黨(dang) 爭(zheng) 的工具，從(cong) 而淪為(wei) 黨(dang) 論、私議。因此，晚明東(dong) 林黨(dang) 人繆昌期借用孔子立論，來重新界定公論之義(yi) ，並明確提出要將公論歸於(yu) 天下之人，指出公論出於(yu) 人心之自然，出於(yu) 愚夫愚婦（自然人），“唯天地之元氣留於(yu) 愚夫愚婦，唯國之元氣留於(yu) 愚夫愚婦之論”，有學者認為(wei) ：東(dong) 林人士明確要求以愚夫愚婦之是非為(wei) 真是非，使得傳(chuan) 統的“道”被注入了某種“民意”的成分，大有新意。在繆昌期論述中，公論“與(yu) 天下萬(wan) 世合符”與(yu) 國家元氣根本相關(guan) ，正如開頭“公論政治”界定的第一個(ge) 層次那樣，“乃是經過理學的觀念洗禮，表達天下人的公是公非。也就是說，天下人，而不是某一個(ge) 國家的人，在普遍世界內(nei) ，人們(men) 對於(yu) 是非、善惡有一個(ge) 共識”，公論在此被賦予了民意與(yu) 共識等公共性內(nei) 涵。

由以上兩(liang) 例可以看到，經過理學在明代進一步的浸染，公論在明代政治文化中取得了實踐與(yu) 思辨兩(liang) 個(ge) 維度的發展，不僅(jin) 對政治的影響漸已超越士大夫群體(ti) ，而降至普通民眾(zhong) ，而且在內(nei) 涵的拓展上延伸出了更多公共性的理解，甚至有了現代民意觀的涵攝。

晚明張溥曾撰《五人墓碑記》，歌頌了天啟年間以顏佩韋等五人為(wei) 代表的蘇州市民在東(dong) 林黨(dang) 人周順昌被捕時，“激昂大義(yi) ，蹈死不顧”，奮起抗擊閹黨(dang) 爪牙的壯舉(ju) ，可見時人深受公心、公論之影響。有研究指出中晚明時期邸報作為(wei) “公論”與(yu) “公是非”的傳(chuan) 播介質，有效促進了儒家士大夫的議政熱情，當然這無疑也推動了公論及其承載的公共理念與(yu) 價(jia) 值取向的深入人心。

總之，公論之於(yu) 傳(chuan) 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其內(nei) 涵和實踐都是多元豐(feng) 富的，同時對於(yu) 現代中國政治研究打破“西方中心論”的怪圈，亦有其反思與(yu) 借鑒的價(jia)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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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