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震後壁中《春秋》小記

作者：蘇枕書(shu)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六月初二丁未

         耶穌2018年7月14日

上月十八日晨，大阪北部發生6.1級地震，為(wei) 1923年以來所觀測之烈度最大者。京都亦有強烈震感，家中遭遇了一直擔心的情形——架上書(shu) 籍紛紛砸落，幸好沒有大事。不久讀到新聞，說大阪某家浴室牆皮震落，露出印有字跡的紙頁，有“孝敬忠信為(wei) 吉德，盜賊藏奸為(wei) 凶德”“齊聖廣淵，明允篤誠”等字，可知為(wei) 《春秋左氏傳(chuan) 》文公十八年的傳(chuan) 文。對比文字位置，推測應為(wei) 秦鼎校本《春秋左氏傳(chuan) 》。

大阪北部震後某家浴室牆內(nei) 露出的和刻本紙頁

秦鼎（1761-1831）為(wei) 江戶時代漢學家，美濃人，字士炫，通稱嘉奈衛，號滄浪、小翁、夢仙。其父秦峨眉亦為(wei) 儒者，師從(cong) 細井平洲，擔任尾張藩藩校明倫(lun) 堂教授。精於(yu) 校勘，擅長詩文、書(shu) 法，多有著作傳(chuan) 世。檢上野賢知著《春秋左氏傳(chuan) 雜考》（東(dong) 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二輯，無窮會(hui) ，1959）可知，秦鼎《春秋左氏傳(chuan) 校本》屬於(yu) 堀杏庵訓點本《春秋左氏傳(chuan) 》、那波魯堂句讀本《春秋左氏傳(chuan) 》係統之下的定本。堀杏庵（1585-1643）為(wei) 江戶時代初期儒學家、儒醫，近江人，名正意，字敬夫，通稱與(yu) 十郎，師從(cong) 藤原惺窩，與(yu) 林羅山、那波活所、鬆永尺五並稱惺門四天王。上野對寬永八年（1631）跋刊、杏庵訓點本《春秋左氏傳(chuan) 》評價(jia) 很高，認為(wei) 是江戶時代最早出版的《左傳(chuan) 》訓點本（僅(jin) 和文訓點，無句讀），有開創之功。那波魯堂是那波活所的玄孫，名師曾，字孝卿，通稱與(yu) 藏。青年時代立誌校勘《春秋左傳(chuan) 集解》，終於(yu) 在寶曆五年（1755）刊行句讀訓點本《春秋左氏傳(chuan) 》。上野指出，江戶時代《左傳(chuan) 》的訓點由杏庵定下基礎、魯堂確定方向，到秦鼎乃成立定本。

秦鼎校本附錄《經典釋文》，並在欄外收入各家注解，頗便使用，故而素受學者推崇，刊刻眾(zhong) 多，流布極廣。世有文化八年（1811）本、嘉永三年（1850）再刻本、明治四年（1871）三刻本、明治十三年（1880）四刻本、明治十四年（1881）翻刻本、明治十六年（1883）翻刻本、明治十七年（1884）五刻本、明治十六年豐(feng) 島毅增補活字本、明治十六年近藤元粹增注本等多種版本，皆為(wei) 兩(liang) 卷一冊(ce) ，共15冊(ce) ，版本情況非常複雜。

今利用日本國立國會(hui) 圖書(shu) 館、國立公文書(shu) 館、早稻田大學圖書(shu) 館等在線數據庫，獲得以下數種電子本：國立公文書(shu) 館（內(nei) 閣文庫）藏文化八年本A、B、C、D凡四種，國立國會(hui) 圖書(shu) 館藏嘉永三年本E、早稻田大學藏嘉永三年本F、國立公文書(shu) 館藏明治四年本G、國立公文書(shu) 館藏明治十四年本H、國立公文書(shu) 館藏明治十六年本I、國立公文書(shu) 館藏明治十七年本J。內(nei) 閣文庫另有嘉永三年本一種，明治十四年後印本一種。對照各本版式及文字位置，可知文化八年本、嘉永三年本、明治四年本與(yu) 大阪震後壁中所現《春秋》大致相同，這幾種均為(wei) 兩(liang) 截本，上段為(wei) 各家注釋；半葉9行，行19字，小字雙行夾注；四周單邊，單魚尾，版心上為(wei) “左傳(chuan) 卷幾”，再上記“某某年”，如“桓十二年”，其下記葉數。而H本為(wei) 三截本，將原先每卷末所附陸氏音義(yi) 改至最上截，可稱便利，半葉11行，行19字；I本為(wei) 兩(liang) 截本，半葉12行，行21字；J本半葉10行，行21字。僅(jin) 從(cong) 新聞給出的模糊圖片，並不能判斷此次震後所現壁中書(shu) 究竟為(wei) A至G中的何本，但不妨對此數本略作分析，考察彼此的關(guan) 係。

國立公文書(shu) 館藏明治十七年五刻本

首先看文化八年的四種，封麵外題均為(wei) “春秋左氏傳(chuan) 校本/幾、幾”。卷一末附《音義(yi) 拾遺》，其下雲(yun) ：“穆本載陸氏音義(yi) ，大抵在難字轉音，不出全文，今附其遺者於(yu) 每卷之末，始為(wei) 完物。”上野賢知認為(wei) ，穆本或指明穆文熙著《左傳(chuan) 集解評林》。台灣“國家圖書(shu) 館”古籍與(yu) 特藏文獻資源有穆文熙《春秋經傳(chuan) 集解》三十卷十六冊(ce) ，卷中載有部分陸氏音義(yi) 。此本為(wei) 雙截本，上段載穆氏輯評。半葉9行，行20字，小字雙行，四周雙邊，單魚尾，魚尾下記“左傳(chuan) 卷幾”，其下記葉數，最下書(shu) 刻工名。文化八年本版式與(yu) 之略近，穆本或即指此本，江戶時代讀書(shu) 人對此本應不陌生，亦知秦鼎在輯校《春秋左氏傳(chuan) 校本》之際，有意識地製作一種更便利本國讀者的定本。

A本卷末有“文化八年辛未夏新鐫/滄浪居藏版/左傳(chuan) 周顧、左國世族解 嗣出”，並《春秋左氏傳(chuan) 國次》、《經傳(chuan) 春秋左氏傳(chuan) 正文》、《春秋左氏傳(chuan) 國字辨》廣告一葉，最末為(wei) “三都/發行/書(shu) 肆”之半葉刊記，江戶書(shu) 肆有山城屋佐兵衛、須原屋新兵衛、和泉屋吉兵衛、岡(gang) 田屋嘉七、和泉屋金右衛門、須原屋伊八六家，京都有勝村次右衛門、丸屋善兵衛，大阪有秋田屋太右衛門。B本卷末“滄浪居藏版”下有朱文方印“滄浪/居藏”，之後一葉廣告與(yu) A本同，後有“浪速書(shu) 鋪 田中宋榮堂藏板目錄”，標明地址為(wei) “大阪心齋橋通安堂寺町南江入”，發行者為(wei) “秋田屋太右衛門”，其後綴書(shu) 目凡六葉，為(wei) 他本所不見，無A本最末“三都/發行/書(shu) 肆”半葉。C、D本卷末“滄浪居藏版”下均有朱文方印“滄浪/居藏”，亦無A本最末“三都/發行/書(shu) 肆”半葉。對比各本，可知A本多斷裂、漫漶處，較之B、C、D本為(wei) 後印。可以推測，文化八年早印本卷末應多有秦鼎的朱文方印“滄浪/居藏”，後印本則無。而A本獨有的最末半葉“三都/發行/書(shu) 肆”，或許揭示了此本版片後來的共同版元，也說明此本最初為(wei) 私家版，之後版片則被賣給數家書(shu) 肆。江戶時代的書(shu) 肆一般都會(hui) 加入“本屋仲間”（書(shu) 肆協會(hui) ）這樣的組織，該協會(hui) 擁有在京都、大阪、江戶三大都市流通出版物的權利。持有版片的書(shu) 店曰“版元”（或“板元”），版元擁有的權利叫做“版株”。版片可以在各家書(shu) 肆之間進行買(mai) 賣及流通，因此雖然是同一版片先後印行的書(shu) 籍，卷末刊記卻往往大不相同。而由B本最後所附的“田中宋榮堂藏板目錄”，可以推測此本應由田中宋榮堂印刷發行。而田中宋榮堂是江戶時代以來大阪出版界著名的書(shu) 肆、出版商，又稱秋田屋宋榮堂，《享保以後板元別書(shu) 籍目錄》及《享保以後大阪出版書(shu) 籍目錄》均載其名，曾出版大量書(shu) 籍，直到戰後才從(cong) 出版界退場。

國立公文書(shu) 館藏文化八年本兩(liang) 種，後印本（左）無朱文方印“滄浪/居藏”

再看嘉永三年本E、F，二者封麵題簽皆為(wei) “再刻/春秋左氏傳(chuan) 校本/幾、幾”，卷首封麵雲(yun) “嘉永三年庚戌秋再刻/春秋左氏傳(chuan) 校本/尾張 秦鼎先生校讀”。乍一看，嘉永三年本版式、字體(ti) 與(yu) 文化八年本均高度一致，但對比之下，還是可以發現字跡的微妙區別。而E本卷二、卷十、卷十四、卷十八、卷二十二、卷三十末均作“男 壽/門人村瀨誨輔/校字”，不同於(yu) 文化八年本的“門人村瀨誨輔/校字”。壽即秦鼎之子秦壽太郎（1796-1859），亦名秦世壽，號鬆洲，是江戶後期尾張藩的儒者，也曾任明倫(lun) 堂教授，可知嘉永三年本又經秦壽太郎校訂。試檢各本，有對文字的訂正，如文化八年本序5a“此類，是推正也”，E、F本均作“比類，是推正也”。還有許多對讀音的補充，如文化八年本《杜預略傳(chuan) 》4b“歆遣軍(jun) 出拒王濬，大敗而還”，在E、F本中，均對“濬”標注訓讀“シュン”。文化八年本《杜預略傳(chuan) 》5a“列兵登陴”，E、F本均對“陴”注音“ヒ”。同5a文化八年本“沅湘以南”，E、F本對“沅”注音“ゲン”。同5b文化八年本“秣陵”，E、F本對“秣”注音“マツ”。明治四年本G均同嘉永三年本。可知嘉永三年本充分考慮到日本普通讀者的需求，對一切可能有閱讀障礙的漢字作出更為(wei) 細致的注音，可以說是非常親(qin) 切的普及本。不過，版片在各版元之間的流轉及翻刻的實際情況非常複雜，不排除翻刻本中也有使用文化八年的版片的可能性。非對全三十卷作出細致的比勘，不可輕易下結論。

對比E、F本，不難看出F本為(wei) 後印本，多見漫漶。二者卷末刊記也有很大變化，E本卷末為(wei) ：

文化九年壬申開板/嘉永三年庚戌再版/三都書(shu) 房

江戶：須原屋茂兵衛/須原屋伊八/山城屋佐兵衛/岡(gang) 田屋嘉七

尾張：永樂(le) 屋東(dong) 四郎

京：風月堂莊左衛門

浪華：河內(nei) 屋喜兵衛/河內(nei) 屋茂兵衛/內(nei) 田屋惣兵衛/象牙屋治郎兵衛/敦賀屋九兵衛/敦賀屋彥七/秋田屋太右衛門

國立公文書(shu) 館藏嘉永三年再刻本

國立公文書(shu) 館藏嘉永三年本《春秋左氏傳(chuan) 校本》卷九葉23a，與(yu) 此次大阪北部震後壁中書(shu) 接近部分

浪華即大阪，此版有大阪的七家書(shu) 肆參與(yu) 發行，多於(yu) 江戶、尾張、京都之總數。

在F本卷末則為(wei) ：

發行/書(shu) 房：

江戶日本橋通一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同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同芝神明前 岡(gang) 田屋嘉七/京禦幸町禦池南 菱屋孫兵衛/大阪心齋橋南一丁目 敦賀屋九兵衛/同 安堂寺町 敦賀屋彥七/同堺筋金田町 象牙屋治郎兵衛

此處有江戶書(shu) 肆三家，京都書(shu) 肆一家，大阪書(shu) 肆三家。這種有多家版元共同出版的版本又稱“相合板”，在江戶中後期十分常見。由E、F本卷末刊記變化可知，江戶的須原屋伊八，京都的風月堂，大阪的河內(nei) 屋喜兵衛、河內(nei) 屋茂兵衛、內(nei) 田屋惣兵衛、秋田屋等已將版株轉賣。內(nei) 閣文庫還有一種嘉永三年本，但卷末無刊記，不知是裝訂時的疏漏，還是擅自盜印。無論何種情況，在當時都不稀見。

接下來看G本，封麵題簽為(wei) “三刻/春秋左氏傳(chuan) 校本/幾、幾”， 卷首封麵雲(yun) “明治四年 辛未秋三刻/春秋左氏傳(chuan) 校本/尾張 秦鼎先生校讀”，版式與(yu) 文化八年本、嘉永三年本一致。卷末刊記雲(yun) ：

尾張 秦鼎先生校本/文化九壬申歲開版/嘉永三庚戌歲再刻/明治四辛未歲三刻

浪華：內(nei) 田屋五郎助/象牙屋治郎兵衛/內(nei) 田屋宗兵衛

和漢/西洋/書(shu) 籍賣捌所/大阪心齋橋通北久太良町/積玉圃 柳原喜兵衛

國立公文書(shu) 館藏明治四年三刻本

國立公文書(shu) 館藏明治四年三刻本刊記

“賣捌”即銷售之意，可知明治四年三刻本的版元及銷售處均在大阪，其中一家版元還是嘉永三年本的版元之一。初代柳原喜兵衛曾於(yu) 江戶時代中期在大阪心齋橋開創書(shu) 肆河內(nei) 屋，堂號為(wei) 積玉圃，1918年設立合資公司柳原書(shu) 店，戰後遷至京都，改為(wei) 股份有限公司，現任董事長為(wei) 第八代柳原喜兵衛。柳原出版公司現在的主要出版方向是江戶時期的名所圖繪、日本傳(chuan) 統文藝書(shu) ，也出過中國文史資料集與(yu) 研究書(shu) ，如《中國曆史博物館藏法書(shu) 大觀》《遼東(dong) 半島四平山積石塚(zhong) の研究》《翁方綱の書(shu) 學》等。國立國會(hui) 圖書(shu) 館還藏有另一種明治四年本，卷末刊記有關(guan) 銷售處的半葉不同，乃作：

發兌(dui) /書(shu) 肆：敦賀屋九兵衛/秋田屋太右衛門/河內(nei) 屋喜兵衛/河內(nei) 屋太助/河內(nei) 屋吉兵衛/河內(nei) 屋和助/河內(nei) 屋源七郎/河內(nei) 屋茂兵衛/河內(nei) 屋勘助/河內(nei) 屋真七

其中，河內(nei) 屋喜兵衛即河內(nei) 屋本家柳原氏，以下各家均為(wei) 河內(nei) 屋分家，可以說明江戶時期河內(nei) 屋經營規模之龐大，也不難想象秦鼎校本《春秋左氏傳(chuan) 》曾在大阪地區大量印行。

再來看明治十三年所謂四刻本，可惜暫未得到電子書(shu) ，學校圖書(shu) 館也無收藏。好在布衣書(shu) 局及孔網均曾出售過四刻本，利用有限的圖像資料，可知四刻本封麵題簽為(wei) “四刻/春秋左氏傳(chuan) 校本/幾、幾”，卷首封麵雲(yun) “明治十三年秋四刻/春秋左氏傳(chuan) 校本/尾張 秦鼎先生校讀”。版式與(yu) A至G諸本大致相同，可惜無法作出更多對比。卷末刊記為(wei) ：

文化九年初刻開版/明治十三年八月廿三日再版禦屆/同年十月四刻出版

其後羅列各家版元，均為(wei) 大阪出版商，凡十四家，柳原喜兵衛赫然在列，另有河內(nei) 屋多位分家。值得注意的是“再版禦屆”，即“再版申請”之意，顯然是明治維新後響應政府所頒出版條例的舉(ju) 動。早在明治二年（1869），維新政府就推出了出版條例，對出版物內(nei) 容、版權保護等各方麵作出規定。之後數經修訂，直到明治二十六年（1893）出版法頒行才廢止。那麽(me) ，此次壁中所見殘葉，究竟是哪一種版本？恐怕很難斷定。

再回到模糊的新聞圖片，可以獲知的零星信息有：“行父”右側(ce) 專(zhuan) 名線較粗；“父”右上點勾畫細長，末筆捺畫較粗短。而文化八年諸本“行父”右側(ce) 專(zhuan) 名線頗細，“父”右上點勾畫較短。明治四年本“父”右上點勾畫較短，末筆捺畫鋒利。似乎嘉永三年本與(yu) 壁中書(shu) 最為(wei) 接近。但考慮到版片流傳(chuan) 的複雜性，很遺憾這也隻能是極潦草的推測。壁中的殘葉可能是文化八年、嘉永三年、明治四年甚至明治十四年任何一種版片所印，而殘葉曾經所在的書(shu) 籍，也可能出自以上四種年代的任何一種版片。考慮到糊牆用的書(shu) 葉應該價(jia) 廉且易得，不妨將斷代推後，刊行地應該在大阪，並傾(qing) 向於(yu) 後印本。

新聞裏已說明，因為(wei) 和紙堅密厚實，故而從(cong) 前會(hui) 用於(yu) 建築材料。過去傳(chuan) 入日本的漢籍從(cong) 封麵到內(nei) 文用紙多是柔軟輕薄，與(yu) 和刻本的用紙習(xi) 慣很不同。因此與(yu) 傳(chuan) 入朝鮮的漢籍一樣，改裝封麵極為(wei) 常見。譬如幕府秘閣所藏漢籍在當時就幾乎全部改為(wei) 色彩優(you) 美、質地堅厚的和紙，對於(yu) 今日想考察原本樣貌的研究者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但也能窺見江戶時代讀書(shu) 人關(guan) 於(yu) 書(shu) 籍的審美趣味。和刻本書(shu) 葉不僅(jin) 用於(yu) 糊牆，更常見的似乎是用於(yu) 糊窗紙、屏風，或者裱褙卷軸，在修複屏風、卷軸之際，常有發現。

新聞還說，有人推測大阪的這棟房子可能已有百年曆史。對此我則抱懷疑態度。一則日本自然災害、火災很多，普通民家能屹立百年，頗為(wei) 少見。二則以書(shu) 葉糊浴室牆麵，無論如何不像百年前愛惜字紙遺風尚存的時代所為(wei) 。三則和刻本漢籍被視為(wei) 完全的無用之物，還是明治、大正之後的風氣。雖無確證，但我還是推測，這葉書(shu) 紙埋沒壁中，不會(hui) 是特別久遠的事。

前文還提到H、I兩(liang) 種翻刻本，版式雖不同於(yu) A至G本，但其底本應為(wei) 文化八年及其係統本。其中H本封麵雲(yun) ：“明治十四年四月翻刻/春秋左氏傳(chuan) 校本/東(dong) 京馬喰町貳丁目壹番地”，卷末刊記雲(yun) ：

明治十四年一月十日禦屆濟/同四月出版/原版人大阪府平民柳原喜兵衛/翻刻人 東(dong) 京馬喰町貳丁目壹番地 木村文三郎。

國立公文書(shu) 館藏明治十四年翻刻本

國立公文書(shu) 館藏明治十四年翻刻本刊記

可知東(dong) 京書(shu) 商木村文三郎在取得原版木所有者柳原喜兵衛的同意後，向政府申請翻刻許可，開板印行，成為(wei) 新刻版的版元。其下羅列東(dong) 京地區的發兌(dui) 書(shu) 肆若幹。出版日期下有紅色小印

標記“價(jia) 金五元”，這也是明治出版法規中的一條，要求出版物於(yu) 卷末明記定價(jia) 。

I本封麵雲(yun) ：“明治十六年秋新刻/春秋左氏傳(chuan) 校本/尾張 秦鼎先生校讀。”卷末刊記雲(yun) ：

明治十六年七月十一日翻刻禦屆/同 十六年十一月 刻成出版/

支那 晉杜氏集解/同 唐陸氏音義(yi) /日本 秦鼎校本/藤田貞澄、山本經虎/校字

翻刻出版人 大阪府平民/大村安兵衛/東(dong) 區淡路町二丁目十八番地/

同 大阪府平民梅原龜七/東(dong) 區備後町四丁目十一番地/

同 岡(gang) 本專(zhuan) 助/東(dong) 區博勞町四丁目六番地/

日本三府發兌(dui) 書(shu) 肆、大日本各地發兌(dui) 書(shu) 肆凡六葉【略】

國立公文書(shu) 館藏明治十六年翻刻本

國立公文書(shu) 館藏明治十六年翻刻本刊記

定價(jia) 標作“三圓五十錢”，比H本更價(jia) 廉，可窺見書(shu) 商之間的激烈競爭(zheng) 。H、I本之外，是否還有更多翻刻本？雖然目前並未見到更多圖像資料，但足可推測應該還有其他翻刻本的存在，包括由H、I本翻刻而來的版本。

明治十六年，大阪出版社修道館以活字刊行《春秋左氏傳(chuan) 校本》，據鈴木俊幸研究，此本實際發行要到明治十八年。卷首有南摩綱紀三紙木刻序言，南摩綱紀為(wei) 會(hui) 津藩士，維新變革之際，命運自然為(wei) 時代所翻弄。戊辰戰爭(zheng) 之際，南摩家有人戰死，有人自殺。而綱紀因學問出眾(zhong) ，政局安定之後，得到明治政府赦免，並被聘為(wei) 東(dong) 大教授，這篇序文便作於(yu) 當時。文章頗具時代特色，回顧了日本春秋學研究的曆史，稱頌天皇對經學的重視，讚美德川時代文教之盛，指出印行此本的目的在於(yu) “以益海內(nei) 學徒”，即作普通教科書(shu) 之用。在江戶時代，經書(shu) 的版片往往被認為(wei) 最具保值功能，隻要幕府還在，至少武士、儒者階層對經書(shu) 的需求就永遠存在。維新變革以後，傳(chuan) 統出版業(ye) 一時遭遇重創。不過，明治五年（1872）八月頒布學製、確立日本近代的學校製度，明治十二年（1879）以後數度頒布教育令，新成立的教育製度之下，對教科書(shu) 的需求激增，秦鼎校本《春秋左氏傳(chuan) 》也湧現出多種翻刻本、排印本，影響力因此從(cong) 江戶時代一直延續至維新以降。

檢索舊書(shu) 網店及各家舊書(shu) 店目錄，諸種秦鼎校本均不罕見，價(jia) 格也不高，亦可推知諸本存世量之大。雖是版本價(jia) 值不高的普及書(shu) ，但於(yu) 考察江戶時代讀書(shu) 風氣、各地出版情況、時代變革之下書(shu) 籍形式的轉變等問題之際，依然可為(wei) 我們(men) 提供不少線索。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