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宣武“被東西”了

作者： 郎遙遠

 

 

  　最有京味的崇文宣武“被東西”了。近日，國務院正式批複了北京市政府關於調整首都功能核心區行政區劃的請示，東城、崇文合並為新的東城區，西城、宣武合並為新的西城區。崇文宣武在眾目睽睽之下，突然走入曆史，從獨具韻味的地名成為充滿記憶的符號。

 

　　老北京們紛紛發聲，頗有焚琴煮鶴之痛，更有還我家園之悲。網絡相關新聞的跟帖，異口同聲表反對。東西猶在，文武已失，人心不古，北京將不複是原來的北京。有識之士仗義質問，一個沒有“文”、“武”的北京，何以“德勝”天下?

 

　　行政區劃的變更，本是一個城市科學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如此善政，理應得到市民舉雙手讚成，為何產生如此負麵的民間輿論呢?輿論反對之聲，其實並非針對“四區合並”本身，而是在抗議北京市政府的粗暴行政和漠視民意。區劃合並更名前，沒有征詢市民意見;新區劃命名，也沒有召開市民聽證會和接受人大代表質詢。

 

　　“四區合並”對北京市政規劃並不是一件小事，相信新的區劃命名一定經過決策層內部認真商榷。崇文宣武之所以“被東西”，大概基於四點考慮：

 

　　一是實力因素。東城是北京城文物古跡最集中的地方，有故宮、天安門城樓、孔廟、國子監、雍和宮等。西城是當今中國真正的“政經核心”。轄區內有政治中心——中南海，還有全中國資產最集中的一條街——金融街。崇文宣武的文化和民俗，何以與權錢傾天下的“東西”相匹敵?博弈的結果，權錢勝文化，“東西”勝“文武”。

 

　　二是政治因素。崇文宣武，某些人聯想到崇禎宣統，聯想到封建帝皇。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早就想一抹了之，機會終於來了。宣武息鼓，崇文當然也就偃旗。

 

　　三是國際因素。西城區是中南海所在地，如果改為宣武區，豈不是有彰顯武力之嫌?豈不與“和諧世界”理念背道而馳，在國際上給**勢力叫囂的“中國威脅論”增加新論據?宣武，萬萬宣不得。

 

　　四是地理因素。從地名實用性上看，“東西”讓人易記，好辨認。

 

　　此上第一點，是崇文宣武從地圖上被一筆勾銷的關鍵原因。但是，四區隻是北京城的一部分，區劃命名應當契合整個城市的品牌建設和軟實力提升，體現城市的鮮明特色。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高尚、獨特的精神，不可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同樣一個城市也需要一種全體市民認同的獨特精神，才能在經濟與社會發展、在激烈的城市競爭中展示出強勁的力量。城市精神必須特色鮮明。任何一座城市隻有具備了特定的文化定位和精神品質，才能讓城市“形態”、文化“神態”、市民“心態”內外和諧，提升可持續的城市競爭力。

 

　　東城西城在國內城市有很多同名，叫的地方太多，太俗，顯示不出北京的燦爛文化和曆史底蘊。而崇文宣武隻有北京城市獨具，這兩個地名傳神地體現京城特色。第一個把桃花比作女人的是天才。為什麽不做天才而偏要做蠢材呢?

 

　　此上第二點，姑且不論崇文宣武是很褒義很美好的字眼，就其拋棄封建糟粕的心態來看，也實屬可笑。如果認為崇文宣武名聲不好，何不把故宮也與時俱進改名為“和諧宮”?

 

　　其他更不值一駁。地名以拚音字母譯成英文，老外無論怎樣也不會把宣武xuanwu理解為orce(武力)的。至於地理因素，中國不以方位詞命名的無數地名，難道就找不到了嗎?

 

　　由此看來，崇文宣武“被東西”的幾點理由，其實都荒謬。先哲說：人的一生有兩樣東西最難忘：母親的麵孔和家園的麵孔。對生於斯長於斯的故土，每一個人都懷有一份深沉的情感和悠遠的眷戀。崇文宣武的突然抹去，百萬老北京情何以堪呢?宣武是北京城肇始之地、宣南文化發祥地和京城著名的傳統商業區。北京三千餘年的建城史和八百餘年的建都史，為宣武區留下了大量寶貴的曆史遺存。崇文有“工藝美術之鄉”美稱，有“崇文三寶”(天壇公園、明城牆、永定門)，這些都成為京城文化的傑出載體和京城風格的完美剪影。一個城市如果連自己的肇始之地都被無情拋棄，那還談何城市之美、城市之魂呢?

 

　　中國傳統文化中，發端最久遠、運用最頻繁的當是地名(亦即地名文化)。這是傳統文化最古老的觸角，是傳統文化中最恒久、璀璨的亮點。城市地名作為一種不可多得的曆史文化資源，具有鮮明的地域文化意義和概括功能。地名文化是社會發展的晴雨表，印證著民族的興衰，詮釋著語言文字的發展變化，浸霪著民族精神的魂魄。地名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反映出一個時代的政治文明。確定一個地名，必須從語言方麵、地理方麵、曆史方麵三個方麵慎重推敲，必須顧及地區傳統和民情風俗。民政部部長李學舉早就指出中國地名工作的原則：“區劃要講科學,地名要講文化”。

 

　　地名在中國曆史上一直體現著政治性。曆史的變遷，朝代的更替，部族的興衰，國家的分合，每每都要改變地名的思想內容和標幟。漢代王莽篡權之後，未待政權鞏固，便對大批地名改幟換標。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王莽五易地名。上世紀70年代，我國珍寶島上空陰霾驟起，“珍寶島”遂被改成了“達曼斯基島”。台灣自古是中國的領土，洋人一得手，就改成“福摩薩”。“珠穆朗瑪峰”是中國人民依據民族傳統而得名，外強乘隙時將它改作“埃佛勒斯峰”。一言以蔽之，有什麽樣的政治，就必然擁有什麽樣的政治色彩的地名。最典型的文革時期，極左路線的政治要實現全國山河一片紅，全國被改成躍進、四新、紅衛、勝利之類紅色地名的數不勝數。紅色地名可惜不長壽，現在都已恢複原名。我想，崇文宣武現在沒了，是不是文武精神已經過時，拜金主義正成時務呢?

 

　　法國學者紹克呂說：“地理是橫的曆史，曆史是縱的地理。”地名便是這“縱橫”網絡線脈上繁星一般的自然實體和物體的標記。地名的演變是城市變遷的見證，反映地域特色，體現城市底蘊及城市文脈。地名是民族文化的胎記，是市民歸屬感的凝聚，是一部生動的城市人文教科書。無論是“東西”，還是“文武”，政府部門都決不能搞無視民意的行政強奸。一個新地名出爐之前傾聽市民聲音，這是一個城市政治文明的體現，這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課題。

 

　　顧拜旦說：奧林匹克是一場偉大的教育運動。我想，中國城市建設何嚐不也是一場偉大的教育運動呢?城市建設不但要樹立建築地標，更應該樹立精神地標。熱衷經濟，淡漠人文，這樣的運動將給城市、給市民、給未來留下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