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學術出版不平等

作者：查德 . 維爾蒙、安德魯 . 派普爾

譯者：吳萬(wan) 偉(wei)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本文的修改刪節稿曾發表在《複旦教育論壇》2018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五月十六日壬辰

          耶穌2018年6月29日
 

【譯者按：本文的英文版最初發表在人文學科著名期刊《批評性探索》2017年7月21日，10月2日剛剛發表數據更新後的修改版。作者是美國弗吉尼亞(ya) 大學德語係副教授查德·維爾蒙和加拿大麥基爾大學語言、文學、文學係教授安德魯·派普爾。該文重點考察了學術出版的不平等問題，早期現代大學的學術讚助人體(ti) 係和文化和社會(hui) 資本體(ti) 係在當今研究型大學中依然存在，學界聲望和知識分配依然集中在少數名牌大學圈子內(nei) 。

有意思的是，就在譯者剛剛完成此文的翻譯時，看到《美國高等教育記事》2017年10月12日和17日接連發表兩(liang) 篇文章“學界的聲望問題”和“大學不是技術”對此文進行批判。前文的作者是密歇根大學博士候選人馬克西米連 • 阿爾瓦雷茨（Maximillian Alvarez），後文的作者是哈佛大學博士後研究員列恩 • 古金（Len Gutkin）和威斯理安大學英語客座副教授薩姆 • 法倫(lun) （Sam Fallon）。在阿爾瓦雷茨看來，兩(liang) 位作者雖然強調了需要慎重考慮大學和學術出版作為(wei) 技術運行的蓄意方式，卻沒有涉及它們(men) 究竟是在為(wei) 誰運行的根本問題。他們(men) 認為(wei) 學術出版已經令“認識不平等”的情況越發惡化，而“消除讚助人體(ti) 係和文化資本”在學術知識生產(chan) 的消極影響的所有嚐試都已經失敗。但這位評論者不以為(wei) 然，他覺得為(wei) 一小撮名牌大學提供“認定知識標準”的壟斷權並非現有學術體(ti) 係令人遺憾的副作用---這恰恰是該體(ti) 係在當今形式下應該做的事。如派普爾和維爾蒙指出的那樣對該體(ti) 係進行微弱的調整，如將數字工具納入其中根本就行不通。這位評論者認為(wei) ，應該把變革的希望寄托在學界外麵的反叛者如開放性出版社（OA）如開放性人文出版社（Open Humanities Press）和刺點書(shu) （punctum books）。因為(wei) 學術出版的標準和規範旨在強化我們(men) 的技術路徑式的機會(hui) 主義(yi) 欲望，即成為(wei) 個(ge) 人學術領地的領主。如果不同的出版實踐能夠讓更多學者相互獎勵（或感受到獎勵），渴望進行和實際進行不同方式的學術研究，這可能產(chan) 生更強大的刺激，促使資深學者和學界新秀在學術研究中更多引用或者（隻引用）開放性出版物，或指定開放性出版物作為(wei) 課堂閱讀材料或要求開放性出版物作成專(zhuan) 業(ye) 論文標準。一旦學界集體(ti) 開始尋求其他的、更公平的方式做學術研究和傳(chuan) 播學術成果，他們(men) 就會(hui) 渴望更多的公平。

“大學不是技術”則認為(wei) ，維爾蒙和派普爾的要點不僅(jin) 僅(jin) 是在論文發表方麵名牌大學享受的名望不平等分配問題---而是它們(men) 對知識產(chan) 生的破壞性影響，但作者拒絕談論增大機構多樣性怎樣來糾正這些不足。糾正偏見和改善工作都必然涉及到價(jia) 值判斷，但數字不能告訴我們(men) 什麽(me) 解釋更重要，學者並不能從(cong) 算法中獲得線索。算法不僅(jin) 不能把我們(men) 從(cong) 困境中拯救出來，相反可能被管理者濫用，作為(wei) 課題評價(jia) 規範逼迫研究生和青年研究者將其科研局限在新算法的限製和欲望的框架之內(nei) 。他們(men) 不像該文作者派普爾和維爾蒙那樣樂(le) 觀，人們(men) 並沒有準備好將自己的批判性想象力外包給機器人。

這些學者關(guan) 心的學術出版問題在中國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學界中人對此話題自然非常感興(xing) 趣，相信該文能夠帶給讀者不少的啟發。】

摘要：在大學內(nei) 外的知識創造和傳(chuan) 播過程中，學術出版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作者以四大著名人文期刊過去45年發表的5500篇論文為(wei) 依據，試圖揭示大學的名望和讚助人體(ti) 係如何塑造思想空間，闡明這些影響是需要遵守的規範還是要解決(jue) 的問題。研究結果表明，人文出版體(ti) 係中存在顯著的權力不平等關(guan) 係，從(cong) 前的學術讚助人體(ti) 係和文化、社會(hui) 資本體(ti) 係在現代大學依然存在。論文還簡要描述了出版實踐與(yu) 現代研究型大學演化史的關(guan) 係。現在到了重新設計學術影響力評估方法的時候，以體(ti) 現多樣性和新穎性，為(wei) 學術交流創造更大空間。

關(guan) 鍵詞：出版模式、學術不平等、機構關(guan) 係、性別、名望、知識權威

2007年，英國負責為(wei) 大學分配科研資助的政府機構“高等教育基金會(hui) ”公布了評估和比較高等教育機構質量的國家體(ti) 係---科學研究卓越框架（REF）。該項目旨在評估英國高等教育機構的科研質量，為(wei) 此製訂了“科學研究卓越指標”以此作為(wei) 分配科研基金資助的依據，出台可持續發展的研究框架，並推動“平等和多樣化。”1 最後，科學研究卓越框架研究和量化考核了從(cong) 2007年到2013年英國154所大學進行的研究成果，並在2014年公布了研究結果。該基金會(hui) 說，此項研究包括了191,150項“研究成果”--期刊論文、書(shu) 籍和研討會(hui) 論文集。

雖然美國和加拿大的大學還沒有被納入這樣的全國性實踐中，但很多高校已經開始進行自我評估了。若幹名牌大學已經使用學術分析公司（Academic Analytics）的數據，這是美國和國外385所大學的博士點和院係的數據庫。學術分析公司最初提供有關(guan) 學術出版的數據：書(shu) 籍、論文和引用情況。該公司聲稱“客觀的數據”支持大學的“戰略決(jue) 策製訂過程。”2

對於(yu) 政治上的左派和右派批評家而言，當今大學愈演愈烈的數據驅動下的本質在許多人看來越發類似於(yu) 龐大的官僚機構，一個(ge) 消除掉個(ge) 性和特別性，更加偏愛可量化的和普遍性的東(dong) 西的極端理性化體(ti) 係。3 這樣的評估製度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wei)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早在一百年前就描述過的怯魅的現代性的被推遲的圓滿實現。就像其他現代機構和係統一樣，大學現在使用技術手段控製“一切可計算的東(dong) 西”，因而正如韋伯所寫(xie) ，確保在原則上沒有任何東(dong) 西是“神秘的或無法計算的”。4就當今大學的評估而言，個(ge) 別學者和機構的相對價(jia) 值和權威將直接與(yu) 其“研究成果”掛鉤。出版成果則是能夠被用來計算和對比的具體(ti) 物品。尤其是在像課題基金和私人資助等可量化的其他標誌並不怎麽(me) 顯著的人文學科和人文性社會(hui) 科學領域，它們(men) 已經成為(wei) 學界價(jia) 值的終極標誌。

科學研究卓越框架和學術分析公司，正如後者在其宣傳(chuan) 資料中堅持的那樣，“紮根於(yu) 學術界”。他們(men) 承認現代大學的權威和地位與(yu) 出版成果密切聯係在一起。聲望、地位、名氣、合法性和權威都不僅(jin) 與(yu) 話語的寫(xie) 作和表達有關(guan) 而且與(yu) 它們(men) 在管理下的傳(chuan) 播渠道內(nei) 發表和出版有關(guan) 。學術生活的很少方麵像當今出版這樣規範---無論是數量上的期待（教授職稱等於(yu) 一本書(shu) 加若幹論文）還是形式特征（在本文中作者將論述）。按照這種邏輯，可以說出版物就是學界社會(hui) 資本和機構合法性的最顯眼的貨幣。

在此意義(yi) 上，科學研究卓越框架和學術分析公司是模仿大學自身評估體(ti) 係的某些更加引人注目的新嚐試。通過簡單地衡量出版物的多寡作為(wei) 不受大學實踐和規範限製的獨立對象，這種分析練習(xi) 能夠部分描述學術卓越程度，這恰恰是他們(men) 宣稱的研究目標。很多學者曾經嚴(yan) 厲譴責新自由主義(yi) 大學違背了大學和學術研究的曆史和規範，如今有學者對這些量化研究做出類似的譴責，但是這種排斥量化研究不僅(jin) 違背了曆史事實，而且在道德上也有謀取自我利益的嫌疑。學者，尤其是人文學者對他們(men) 參與(yu) 其中的學術出版體(ti) 係的了解少得令人吃驚。對該體(ti) 係的無知隻能確保這些模式持續發揮作用，而真相一旦被揭露出來將會(hui) 令很多人感到擔憂。一方麵，有論者主張簡單地消除對出版著作的量化研究，另一方麵，有人認為(wei) 應該將出版標準簡單化和具體(ti) 化為(wei) 絕對的價(jia) 值標準。本文希望希望引領討論進入中間道路。

本文試圖通過對當今人文學科出版模式的量化分析，並對出版實踐和現代研究型大學的出版實踐之間的曆史關(guan) 係進行概念性描述來糾正這種赤字。量化研究基於(yu) 四大著名人文期刊的數據，這套新的經過手工審核校對的數據包括了過去45年出版的5500篇論文。我們(men) 認為(wei) ，本研究揭示的出版模式隻有在被置於(yu) 學界和大學出版的更長宗譜家係背景下才能說得通。專(zhuan) 門化的學術期刊未必是基本的學界貨幣或權威標誌。當今的學術出版規範在構成大學曆史的學術和機構實踐中擁有漫長和複雜的宗譜。從(cong) 曆史上看，從(cong) 18世紀到21世紀的大學改革者都在鼓吹將出版作為(wei) 對權力和讚助人體(ti) 係過於(yu) 集中的矯正措施。他們(men) 更多強調出版應該是更為(wei) 透明和客觀的衡量標準，一直被認為(wei) 是打破任人唯親(qin) 和關(guan) 係網的解毒劑。但是，正如本文將證明的那樣，現有數據顯示出版模式基本上再生產(chan) 了學術出版體(ti) 係內(nei) 部顯著的權力不平等。學術讚助人體(ti) 係以及文化和社會(hui) 資本讚助人體(ti) 係似乎不僅(jin) 維持下來而且以不同的形式在現代官僚型大學繁榮發展。5正如本文數據所顯示的那樣，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在招聘和出版模式上擁有壓倒性的影響力，學術出版似乎更少是民主的觀點市場而更多是受到嚴(yan) 格控製的讚助人體(ti) 係和文化資本網絡。正如以科研成果為(wei) 中心的晉升比我們(men) 預料的更為(wei) 古老一樣，以讚助人體(ti) 係為(wei) 基礎的晉升遠比我們(men) 願意承認的程度要頑固和持久得多。

 本文標誌著研究學術出版在塑造大學內(nei) 外的知識創造和交流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的一個(ge) 更大項目的開始。我們(men) 特別感興(xing) 趣的是大學機構的聲望和讚助人體(ti) 係如何塑造了思想空間，這種影響是被看作需要捍衛的規範還是需要解決(jue) 的問題。我們(men) 隻是在本文中開始提出的更大問題是，在學界聲望如此不平等分配的體(ti) 係中，知識不平等的影響如何？我們(men) 作為(wei) 學界中人如何培養(yang) 更具思想多樣化的學術交流空間？

知識的書(shu) 麵性

無論大學內(nei) 外的學者當然都寫(xie) 作。從(cong) 十五世紀（歐洲文藝複興(xing) 的初期）的意大利到伊拉斯謨（Erasmus）及其16世紀北歐同代人都源源不斷地寫(xie) 出了數量穩定的書(shu) 信、百科全書(shu) 、爭(zheng) 論、專(zhuan) 著和隨筆。甚至在17世紀的圖賓根大學，這個(ge) 據說是早期現代大學的口頭文化的堡壘也很好地混合了寫(xie) 作和出版文化。6甚至大學傳(chuan) 統中最具口頭文化色彩的辯論也有書(shu) 麵寫(xie) 作的元素。7克裏斯蒂·豪根（Kristine Haugen）詳細描述，在1602年，研究語文學的馬丁·克魯索斯（Martin Crucius）描述了年輕的奧地利學生“送給他論述倫(lun) 理學的辯論文章‘論人在這個(ge) 世界的幸福’”，作為(wei) 該年輕人第二天參加的口頭辯論的準備。8同樣，克魯索斯這樣的教授會(hui) 發表數不清的演講，至少克魯索斯在公開演講之前會(hui) 勤奮地撰寫(xie) 演講稿。9早期現代大學的口頭文化也是書(shu) 麵文字的文化之一。

文藝複興(xing) 和近代初期見證了出版的教科書(shu) 、評論和概略摘要的繁榮發展，它們(men) 在教授、學生和各樣的學者之間傳(chuan) 播。10 在17世紀末期和18世紀初期的德國，大學教授出版和編輯各種各樣的文本，包括詞匯表和參考書(shu) 目。在《博學者的吹牛》（TheCharlatanry of the Learned 1715)中，德國萊比錫大學教授和編輯約翰·伯克哈特·門肯（Johann Burkhard Mencken）甚至嘲笑同行學者是思想騙子，他們(men) 出版了太多“沒有任何意義(yi) ”的書(shu) 籍，包裝出學問淵博的虛假形象。11到了18世紀已經常常聽見有人對出版作品的數量和質量成反比感到擔憂的聲音。12

但是，與(yu) 當今大學不同，出版著作不是大學職位或職稱晉升的首要道路。至少是在18世紀末之前，德國大學在授予教授職位時會(hui) 考慮眾(zhong) 多方麵的能力（請參閱《個(ge) 人學術魅力與(yu) 現代研究型大學的根源》（William Clark, 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s of theModern Research University (Chicago, 2006)，以下簡稱AC）。潛在教授上課時的口才流利程度、演講能力或者家族紐帶等都是合理的資格認定標準。13正如最近學者已經描述的那樣，早期現代大學是“家族大學”。14多個(ge) 世紀以來，大學的教授和教師崗位常常是父子相傳(chuan) 的（或傳(chuan) 給女婿），其學術遺傳(chuan) 常常延續好幾代人。

比赤裸裸的任人唯親(qin) 和家族世襲更常見的是家族紐帶和個(ge) 人關(guan) 係的複雜網絡，院係的主任往往得益於(yu) 此。就像皇家法院或者同業(ye) 公會(hui) 基爾特等早期現代機構一樣，大學常常與(yu) 豪門大戶密切相關(guan) ，他們(men) 往往與(yu) 國王、親(qin) 王和政府高官等關(guan) 係密切，在職位任命和晉升方麵利用權力施加影響。吉森（Gießen）、馬爾堡（Marburg）和圖賓根的大學在19世紀時仍然受到這種家族關(guan) 係網的影響。

這種讚助人體(ti) 係和世襲遺產(chan) 幫助支持了早期現代大學的學術領袖遊戲。教授通常都會(hui) 尋求登上教師等級體(ti) 係的頂端：從(cong) 藝術學院或哲學學院的院長轉而成為(wei) 地位更高、名氣更大、油水更足的院係如醫學院、法學院或神學院的院長。在一定程度上，院長或教授是遺產(chan) 繼承或家族關(guan) 係問題，類似於(yu) 以基爾特為(wei) 基礎的資格授權[Zunftberechtigung]。15

早期現代大學主要是本地師生的聯合體(ti) ，它有嚴(yan) 格按照社會(hui) 等級體(ti) 係和封建結構實施的自身傳(chuan) 統、規範和做法。16學術知識的權威和合法性不僅(jin) 體(ti) 現在遊走在個(ge) 別大學之間的學科共同體(ti) 上，而且體(ti) 現在個(ge) 人和當地對特定學院聯合體(ti) 的知識之上。

當早期現代大學教授的確出版著作時，他們(men) 並不發表專(zhuan) 業(ye) 論文和書(shu) 籍。在整個(ge) 18世紀，大學領袖鼓勵教授們(men) 出版能夠得到廣泛閱讀的文獻---布道文章、百科全書(shu) 、辯論和讀者廣泛的通俗文學作品。但是，在從(cong) 18世紀到19世紀的這個(ge) 階段，尤其是在普魯士，出現了從(cong) “家族大學”向“業(ye) 績大學”的緩慢轉變，前者圍繞本地關(guan) 係網組織起來，大學作為(wei) 聯合體(ti) ，後者則圍繞作為(wei) 獨立個(ge) 人的生產(chan) 性和專(zhuan) 門化學者組織起來。他們(men) 發表“研究成果”，這種成果不僅(jin) 展示或者組織知識以顯示學問淵博，而是通過把從(cong) 前的研究納入一個(ge) 永不停止的知識生產(chan) 過程而創造知識。17

這種轉變的觀點和結構是在18世紀初期在哥廷根大學最初表達出來，並得到部分實施，到了19世紀初期在柏林大學得到進一步完善。哥廷根大學創建於(yu) 1734年，是第一批在招聘或晉升教授時，特別和係統地強調寫(xie) 作和出版上的大學。但是，正如哲學係主任約翰·米凱利斯（Johann D. Michaelis）所說，哥廷根大學鼓勵老師們(men) 不僅(jin) 出版“焦點集中”的專(zhuan) 業(ye) 著作而且撰寫(xie) 麵向更廣泛讀者的作品。名氣（和廣泛的承認）被認為(wei) 比學界的聲望（專(zhuan) 業(ye) 領域內(nei) 的認可）更重要（請參閱AC）。

哥廷根大學將學術生產(chan) 和學術晉升結合起來是該大學更普遍的學術重商主義(yi) 體(ti) 係的關(guan) 鍵因素。18哥廷根的創始校長是政府部長格勞赫馮(feng) ·明希豪森（Gerlauch von Münchhausen），他執掌這所大學將近40年。明希豪森不是學者是官員。他認為(wei) 大學就像礦山或森林，是需要培養(yang) 和利用的經濟資源，要為(wei) 國家的經濟利益服務。哥廷根大學政策研究（德國政治經濟學的早期形式）教授約翰·加斯蒂（Johann Justi）說，大學是最偉(wei) 大的“學術共和國的商業(ye) 中心。”19

印刷出版物是大學的主要商業(ye) 產(chan) 品之一。在呈給路德維希·黑森達姆親(qin) 王（Ludwig of Hessen-Darmstadt）的改革建議書(shu) 中，部長和法學家弗雷德裏希·卡爾·馮(feng) ·莫斯爾（Friedrich Carl von Moser）稱讚哥廷根大學模式是“學術工廠”。20他勸告路德維希親(qin) 王，教授應該“將焦點集中在寫(xie) 作和個(ge) 人科研的卓越發展上，這樣大學才能繼續維持在公眾(zhong) 心中的新鮮感，讓人看到大學裏聘用的都是頭腦聰明、工作勤奮的人。”隨著國家對大學的經濟利益越來越感興(xing) 趣，並賦予大學更多的經濟責任，他們(men) 越來越堅持要求體(ti) 現大學價(jia) 值的更明顯證據。“公眾(zhong) ”要求更準確、更具體(ti) 和看得見的手段來對大學教授的活動和大學對公共利益的貢獻問責，而這些主要被理解為(wei) 對投資的經濟回報。教授在本大學裏擁有的價(jia) 值和權威根源於(yu) 他與(yu) 本地同事和有影響家族之間的聯係。但是，這些同僚社團式價(jia) 值並不容易轉變為(wei) “公共”價(jia) 值和權威。教授必須善於(yu) 出產(chan) 科研成果。

 從(cong) 前的哥廷根大學學生弗雷德裏希·玻爾（Friedrich Böll）曾經將其母校比作國王擁有的工廠：“你，校長先生是工廠廠長；大學老師是工人，在此學習(xi) 的年輕人及其父母是客戶；大學裏講授的科學是貨物。你的國王是科學工廠的主人和所有者。”（引自AC, pp. 379–80）。“學術貨物”理想是作為(wei) 學術貨幣在大學內(nei) 外傳(chuan) 播的印刷出版物。出版物推動了大學地位的普遍提高，它們(men) 也讓哥廷根能夠辨認出或評價(jia) 來自競爭(zheng) 者院校的教授---偷獵挖掘冉冉升起的學界明星有著悠久的曆史。哥廷根幫助形成了以學科為(wei) 基礎的學術出版物作為(wei) 現代研究型大學關(guan) 鍵特征的規範體(ti) 係和做法。那是部分旨在管理讚助人體(ti) 係和家族遺產(chan) ，並用普遍性成果取代人際關(guan) 係的一種規範體(ti) 係。

知識的可見性

在轉向出版模式作為(wei) 衡量學術卓越標準的更廣泛轉向背後是若幹認識論和倫(lun) 理學假設。首先，新大學模式的支持者認定書(shu) 麵材料尤其是出版物的價(jia) 值比口頭交流或者其他更少廣泛性的公共媒介更高。在其研究型大學曆史的權威著作中，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描述了現代研究型大學的誕生如何幫助確立了學者們(men) 長期以來被認定為(wei) 現代機構和知識的關(guan) 鍵特征：“視覺材料和清晰可辨的材料處於(yu) 淩駕於(yu) 口頭和聽力材料的支配地位”（AC, p. 402）。21特別是在現代研究型大學內(nei) ，看得見的、更具公共能見度和可理解性的知識形式擁有越來越大的權威性，逐漸確立“作者和讀者高於(yu) 演講者和聽眾(zhong) 的地位，以及學界的‘我’作為(wei) 有魅力的個(ge) 人打敗學術界社團的、學院的、集體(ti) 形象的勝利。”（AC, p. 402）22

雖然早期現代大學主要看重大學裏的合作和成員身份，但現代研究型大學逐漸更看重超越當地大學的更廣泛認可。合法性和權威越來越多地逐漸與(yu) 出版物掛鉤，這些東(dong) 西更容易看得見，更少受到如家族紐帶或者讚助人體(ti) 係等缺乏現代權威和價(jia) 值的形式的影響（ 參閱AC, p. 377）。說到著作出版，學者研究的價(jia) 值對所有人都是看得見的，因而受到更多公眾(zhong) 的製約，推理更嚴(yan) 謹，更加符合理性標準。而且，出版物能夠被問責，而有個(ge) 人魅力的授課和演講往往難以評價(jia) 和比較。正如西蒙·沙弗（Simon Shaffer）和斯蒂文·夏品（Steve Shapin）在另外一個(ge) 場合所說，文本成為(wei) “普遍認為(wei) 可靠的虛擬證人。”23 印刷出來的著作的權威性在於(yu) 其更自由傳(chuan) 播能力，不受本地或特定群體(ti) 的氣質習(xi) 性限製。

其次，最初提出以研究為(wei) 基礎的學者規範的知識分子和官僚越來越多地認識到，出版著作是獨特的、單一作者的產(chan) 品和所有物。出版物反映了學者的學術能力、勤奮程度和個(ge) 人天賦等。個(ge) 人依靠出版著作樹立公共形象的這些轉變當然不僅(jin) 限於(yu) 現代研究型大學。多個(ge) 世紀以來，很多學者都是通過出版著作精心塑造其充滿個(ge) 人魅力的公共形象的，比如早期現代人文主義(yi) 者伊拉斯謨。24但是，從(cong) 哥廷根大學開始，1810年柏林大學創立後繼續實施，大學的學者都開始采用和適應這些宣傳(chuan) 模式，使其成為(wei) 大學的規範做法。

作為(wei) 教育部長，普魯士貴族威廉·馮(feng) ·洪堡特（Wilhelmvon Humboldt）不是第一個(ge) 下達出版律令的官僚。但是，他是嚐試將其製度化並將其變成大學規範的第一人。利用他在哥廷根母校的機構性成功經驗，洪堡特幫助通過一體(ti) 化措施將招聘程序和管理機構製度化。他建立了教師委員會(hui) 來改變傳(chuan) 統的招聘做法，通過觀察候選人在特定學術領域（Wissenschaft）的出版著作來辨別出已經在特定學科確立地位的學者。他試圖拋棄從(cong) 前那些做法，如依靠家族關(guan) 係紐帶享受特權或者其他地方性和商業(ye) 性的考量。

在文化部的年度報告中，洪堡特驕傲地向普魯士國王宣布，來自哈雷（Halle）的著名語文學家沃爾夫（F. A. Wolf）已經獲得新大學的職位，“因為(wei) 他的語文學淵博學問無人能及。”25他的報告說，類似的能人將從(cong) 神學、法學和醫學裏尋找。在後來的報告中，洪堡特顯然將院係性和商業(ye) 性美德---“高效的教學、多才多藝、社會(hui) 和思想界的認可、家族紐帶”---置於(yu) 更嚴(yan) 格的以科研為(wei) 中心的美德之下。柏林大學是在招聘實踐中強調不僅(jin) “博學和口才流利”而且強調潛在的老師對特定學科領域的貢獻（出版著作）的首批大學之一。

德國大學首次起草了這些規範，並在18世紀和19世紀將這些做法製度化，歐洲和美國的大學在19世紀和20世紀逐漸采用和修改了這些出版模式。當美國改革家丹尼爾·科伊特·吉爾曼（Daniel Coit Gilman）1876年在新成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組建教師團隊成員時，他特別強調了潛在候選人在“科學界和文學界的知名度”。26 在霍普金斯大學的最初幾十年中，其53位老師中的幾乎每個(ge) 人都在德國留學，其中13人在德國獲得博士學位。查爾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 (1869-1909）在當哈佛校長期間逐漸采用了類似模式，期待老師們(men) 不僅(jin) 作為(wei) 本大學的成員而且作為(wei) 國際學者共同體(ti) 的具體(ti) 學科的成員出版著作。27

在19世紀的德國和美國，已經出現了作為(wei) 論文和出版體(ti) 係的研究型大學。從(cong) 柏林的洪堡特到巴爾的摩的吉爾曼（Gilman）等鼓吹者都將其與(yu) 印刷出版的關(guan) 係作為(wei) 客觀性的首要源頭，因而也是校內(nei) 外名望的標誌。

在很多方麵，研究型大學已經成為(wei) 消費型的現代官僚機構。其機構性合法性和權威建立在已出版的知識的普遍“可計算性”之上。28 其官僚型權威幫助放鬆了對從(cong) 前讚助人體(ti) 係和家族關(guan) 係結構的控製。韋伯在籠統地描述現代官僚機構的權威和合法性結構時說，其運行操作“根本不考慮個(ge) 人。”學術出版恰好完美地與(yu) 這樣的體(ti) 製吻合。它們(men) 提供了能夠在大學內(nei) 部和大學之間傳(chuan) 播的“客觀的”、可計算的和非個(ge) 人性的合法性形式。

今天的科學研究卓越框架的練習(xi) 不僅(jin) 是新自由主義(yi) 現代大學的重新發明。它還是長期以來作為(wei) 現代研究型大學特征的機構規範和實踐做法的高潮。正如當代某些批評家做的那樣，將新自由主義(yi) 置於(yu) 劫持大學及其本來沒有利益糾葛的價(jia) 值觀的框架之下就是掩蓋學術投資的漫長曆史，這些價(jia) 值觀本來是應該強加在大學身上的。29

出版模式和學術不平等

正如我們(men) 將顯示的那樣，本文對過去半個(ge) 世紀頂尖人文期刊出版模式的研究並不很好地吻合現代研究型大學作為(wei) 充分一體(ti) 化機構的形象。雖然口口聲聲要將管理結構和官僚組織理性化，但現代研究型大學也是讚助人體(ti) 係和家族紐帶等模式和做法根深蒂固的地方，是文化資本傳(chuan) 播受到嚴(yan) 格控製之地。本來旨在矯正這些不平衡的媒介---出版本身似乎同樣維持從(cong) 前的不平等基本不變。

若幹最近的研究已經顯示大學招聘的人員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少數擁有博士點的大學。最近的一項針對曆史學院、商學院、計算機學院等將近19,000名終身教授或者進入終身教授係列的職位數據研究發現，這些學院的教師招聘“遵循共同的、嚴(yan) 格的等級體(ti) 係結構”，反映了“深刻的社會(hui) 不平等。”30隻占25%的大學培養(yang) 了所有終身教授的71%到86%。在頂尖的10所大學培養(yang) 的教授比第二批10所大學多1.6到3倍。針對美國政治科學的另外一項研究發現，頂尖五個(ge) 博士點占據了研究所所有學者的20%；31另外一項研究發現，8所大學的畢業(ye) 生被招聘為(wei) 所有終身教授職位的一半。32這些研究已經表明，機構名氣的作用和少數大學在學界招聘中占據的支配地位。本研究考慮的是大學的名望和某種形式的文化資本是否在新教師被聘任之後繼續發揮作用以及如何發揮作用。在論文發表中，單位歸屬關(guan) 係是否有一種可辨認的模式？學者的單位歸屬關(guan) 係是否能夠表明他或她在出版著作上的成功？

1983–2015.要開始回答這些問題，我們(men) 調查了四家頂尖的人文期刊---《批評性探索》（CriticalInquiry）、《新文學史》（New Literary History）、《美國現代語言學協會(hui) 會(hui) 刊》（PMLA）和《代表》（Representations）45年（1969-2015）以上的出版數據。我們(men) 的數據來自主要從(cong) 服務研究的JSTOR全文數據庫（JSTOR Data），它們(men) 提供四大期刊有關(guan) 作者、書(shu) 名和出版日期的元數據，我們(men) 接著手工添加，包括了直到2015年的出版數據。33為(wei) 了本次研究的目的，我們(men) 提出了論文的定義(yi) ，即有六頁以上的文件，這是要區分信件或書(shu) 評。我們(men) 接著手工標記了博士點學校的作者-文章配對，論文發表時的單位所屬關(guan) 係和作者性別。

總而言之，數據中代表的總共有3373個(ge) 作者，5259篇論文和331博士授予單位，703個(ge) 作者單位。《美國現代語言學協會(hui) 會(hui) 刊》在我們(men) 的數據中占論文的三分之一；《批判性探索》、《新文學史》各占四分之一稍多，《代表》占將近14%。《美國現代語言學協會(hui) 會(hui) 刊》是最古老的刊物，創建於(yu) 1884年。但是，我們(men) 將數據限製在1970-2015年。其他刊物的數據從(cong) 第一期開始直到現在：《新文學史》1969-2015年，《批判性探索》1974-2015年、《代表》1983-2015年。

 機構關(guan) 係

正如圖1和圖2所示，出版數據中代表的博士授予單位存在強烈的不平等分配。頂尖的20%院校占據了文章的86%，而頂尖的10所博士授予單位代表我們(men) 數據中所有機構的不足3%，卻占據了所有發表文章的一半以上（51.3%）。正如我們(men) 在表1中看到的那樣，擁有耶魯、哈佛、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芝加哥大學、康奈爾大學、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牛津大學博士學位的作者撰寫(xie) 了5259篇論文中的2729篇。

表1. 該表顯示在特定博士授予單位接受訓練或者文章發表時在該單位任職的作者發表文章的數量。

從(cong) 耶魯和哈佛兩(liang) 所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作者占據了所有文章的五分之一（20.1%）。在這兩(liang) 所大學接受訓練的作者在除《代表》之外所有刊物中都占據最高兩(liang) 位，擁有伯克利博士的學者占729篇文章的98篇，雖然哈佛和耶魯的作者分別有86和75篇位居第二和第三位。如果我們(men) 將單位集中程度比作收入不平等來對待，將看到基尼係數是81.5。在此背景下，美國收入不平等的基尼係數也不過是45而已。

 圖1特定院校獲得博士學位的作者發表的文章數（左）或者發表文章時在此任職的文章數（右）。Y軸代表了每所大學發表的文章數。數據隻顯示最前麵的200所大學。

考慮到過去25年的出版數據，從(cong) 1990年到現在並沒有顯著改變這個(ge) 結果。計算從(cong) 1990到2015年的數據，總共有2385個(ge) 作者，3444篇論文279個(ge) 博士授予單位和593個(ge) 作者單位。這次，耶魯和哈佛占據了所有文章的不足五分之一，或者17%。這階段的基尼係數事實上升高到81.7。

文章發表時的作者所屬單位出現稍微不同的特征（圖表1-2）。雖然頂尖的20%院校仍然占據所有文章的80%以下（79.9%），頂尖的10所院校現在隻占文章的29.9%（對比博士授予單位的50%以上）。工作單位機的分配因此不像作者的博士授予單位的分配那麽(me) 不平等，但仍然表現出顯著的不平等。這裏我們(men) 再次發現基尼係數高達74.3。

圖表2. 洛倫(lun) 茲(zi) 曲線顯示發表的所有文章的博士授予單位和作者單位的分布函數。這裏我們(men) 看到25%的院校如何生產(chan) 了所有文章的84-89%。

我們(men) 也測量了特定年份每個(ge) 期刊的機構異質性（圖3）。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我們(men) 定義(yi) 的異質性是作者的所屬單位的總數除以特定年份的文章數。比如，分值1意味著一個(ge) 刊物在特定年份發表了22篇文章，這些作者代表22個(ge) 不同單位。分值更高說明單位差異性程度更高，而分值更低意味著機構同質性更高。在本質上，這非常類似於(yu) 詞匯豐(feng) 富性的類符/型符比（type-tokenratio，對應於(yu) 詞匯數量的更多詞匯類別代表了更多樣或更豐(feng) 富的詞匯量）。我們(men) 計算機構異質性的目的是確認期刊發表文章的作者擁有類似所屬單位的程度，無論是出版時（作者工作單位）還是授予作者博士學位的單位。34

圖3. 該圖表代表了數據中四大期刊各自的博士單位和作者單位的異質性數值區間。分值越高代表以年度為(wei) 基礎的機構多樣性越大。箱線圖中間的黑色線代表每家刊物的中位數。

為(wei) 了說明這些期刊的不同規模，我們(men) 從(cong) 每家期刊選取了100篇文章的1000個(ge) 隨機樣本，計算平均的異質性分值。按照這種測量法，《美國現代語言學協會(hui) 會(hui) 刊》擁有作者單位的平均異質性分值最高，達73%，意味著該刊上發表的文章大約四分之一是來自同樣單位的作者。《新文學史》緊隨其後排名第二，是69.6%，《批判性探索》和《代表》非常類似，都在54%左右。方差分析顯示，我們(men) 看到兩(liang) 種獨特亞(ya) 群在起作用（F3,3996 = 2530, p < 2e-16）。

但是，如果我們(men) 看作者的博士單位異質性分值，就會(hui) 發現他們(men) 作為(wei) 群體(ti) 顯著降低，就期刊整體(ti) 來說，作者單位異質性的平均值是62.8%，而博士單位異質性的平均值則是43.8%。這說明在我們(men) 選取的四大期刊所挑選的隨機文章樣本中，所發表文章的一半以上都是在同樣的博士授予單位接受訓練的作者所寫(xie) 。

當我們(men) 觀看一段時間的數據（圖4），如果我們(men) 從(cong) 所有四家期刊都共同存在的第一年即1983年開始分析，我們(men) 雖然看到一段時間內(nei) 有相當程度的波動，但並沒有發現在此階段內(nei) ，作者單位異質性或者博士單位異質性的顯著線性增加或減少。35 相反，異質性升高或者降低的模式可能更符合實際情況，如此所示。使用不同的測量方式如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HI，一種測量產(chan) 業(ye) 集中度的綜合指數--譯注）顯示，自1983年以來有稍微的改善，但是，如果我們(men) 隻考慮後1990階段的話，這個(ge) 情況就消失了。用我們(men) 的測量方法測量後1990階段顯示，作者單位異質性稍稍下降（博士單位異質性沒有下降），這說明這四家期刊的單位代表問題或許就我們(men) 的範疇之一而言可能越來越嚴(yan) 重。但是，因為(wei) 單個(ge) 期刊或單個(ge) 期刊規模可能影響這些發現，最安全的結論是在過去25年中，博士單位和作者單位過分集中的問題並沒有改善。我們(men) 看不到有說服力的證據說明機構多樣性在過去一段時間有任何改善。

圖4. 使用累積性年度數據計算出從(cong) 1983到2015年的異質性分值。我們(men) 用了二次方模型來預測趨勢線。

注意到我們(men) 看到的至少某些影響是其他研究報告揭示的招聘扭曲的結果也很重要。因為(wei) 少數博士授予單位培養(yang) 了這麽(me) 超大比例的畢業(ye) 生獲得工作，在說到發表論文的時候看到類似的情況不是沒有道理的。不過，對於(yu) 我們(men) 研究的名牌刊物來說，在發表論文時，特別偏愛少數單位要比在招聘時的偏愛程度更高。請回顧一項研究，25%的單位培養(yang) 了所有終身教授的71%到86%。但是，在我們(men) 的研究中，我們(men) 發現25%的單位占據了所有發表文章的89%。另外一項就業(ye) 研究顯示，5家單位占據了所有出版物的20%。如果我們(men) 用基尼係數的術語觀察，就業(ye) 研究報告的基尼係數是62到76，而我們(men) 發現的作者單位和博士單位的不平等基尼係數分別達到74和81。

我們(men) 還探討了研究生院的規模是否對出版數量產(chan) 生影響的問題。這裏我們(men) 的確看到了研究生院規模---以文學領域每年產(chan) 生的畢業(ye) 論文數量計算出來---與(yu) 出版數量的相關(guan) 關(guan) 係。自1990年以來的數據，研究生院規模和發表文章數量的相關(guan) 係數是0.541，這是根據兩(liang) 個(ge) 或多個(ge) 隨機變量之間的統計學關(guan) 係測算出來。換句話說，我們(men) 看到的一半影響歸功於(yu) 很多名牌大學的研究生院規模很大。比如，有很多更大的研究生院並沒有顯著的高水平著作出版；在名牌期刊上發表文章最多的十大高校中的六所並不在研究生院最大的十所高校之中。僅(jin) 僅(jin) 擁有更大的博士點並不能保證在名牌期刊上發表更多文章。總體(ti) 上看，本次研究顯示權力和名望的集中在我們(men) 從(cong) 招聘到發表文章的移動中變得愈發嚴(yan) 重。換句話說，我們(men) 看到的部分影響不是整體(ti) 是歸功於(yu) 名牌大學也擁有更大研究生院，但這個(ge) 影響的大約三分之一能夠單獨靠研究生院的規模來解釋。比如，有很多研究生院規模很大，但在發表論文上並沒有顯著的高水平；在名牌期刊上發表最多文章的十大高校中有七所並不在研究生院規模最大的十所高校之列。僅(jin) 僅(jin) 擁有更大的博士點並不能保證在名牌期刊上發表更多文章。總體(ti) 上看，本次研究顯示權力和名望的集中在我們(men) 從(cong) 招聘到發表文章的移動中變得愈發嚴(yan) 重。

性別

所有四家期刊都有主要發表男性投稿者文章的曆史（圖表5）。家族關(guan) 係和名望持續維持相互之間密不可分的關(guan) 係。在2004年之前，比如《代表》和《美國現代語言學協會(hui) 會(hui) 刊》 都有兩(liang) 年時間發表的女作者文章比男作者多。（《美國現代語言學協會(hui) 會(hui) 刊》 有四年時間，發表男女作者的文章是一半對一半。）《批判性探索》和《新文學史》都隻有一年，女性作者至少占據所發表文章的一半以上。

圖5. 我們(men) 的數據中四大期刊每年發表的女性作者文章的比例。在1991年，《代表》成為(wei) 第一家女性作者超過一半的刊物。

2004年標誌著某種轉折點，至少對《代表》和《美國現代語言學協會(hui) 會(hui) 刊》 是如此。自從(cong) 2004年，《代表》有四年，至少一半作者是女性，而《美國現代語言學協會(hui) 會(hui) 刊》 發生了更顯著的變化，12年中有9年顯示至少一半以上作者是女性。自2000年以來，《美國現代語言學協會(hui) 會(hui) 刊》 的女作者比例的總體(ti) 平均值是50.9%，令人印象深刻，而四本刊物的總體(ti) 平均值隻有38%。

為(wei) 了檢驗更多數量的期刊是否講述了當今人文出版中性別代表的不同故事，我們(men) 收集了過去五年裏另外16家期刊作者性別的數據。這包括了另外2828篇文章。表2提供了期刊標題顯示的研究領域。總體(ti) 上，我們(men) 看到在過去5年裏所有期刊女性作者的文章平均值是42.4%，我們(men) 補充的16家期刊的平均值是43.2%，也就是說，比我們(men) 最初的四本期刊的平均值（38%）高出5.2個(ge) 百分點。

表2. 在20家文科期刊中，2010-2015年女作者發表文章的比例。此階段的總體(ti) 平均值是42%。

我們(men) 的數據顯示，學術期刊的性別平等在逐漸朝著平分秋色的方向發展，雖然在不同領域中還不是普遍的趨勢，這個(ge) 過程也還沒有接近完成。但是，至少在旗艦期刊（《美國現代語言學協會(hui) 會(hui) 刊》）和作為(wei) 補充數據的若幹其他期刊中，已經實現了真正的男女平等。這說明，首先學術出版比其他公共領域如書(shu) 評等在對女性更包容方麵，進步更快。正如“維達”（VIDA一個(ge) 致力於(yu) 揭示當代文學文化中性別模式的誌願者組織---譯注）的計算所顯示，雖然某些書(shu) 評已經朝向男女更加平等的方向邁進，但是很多還沒有。36 在2015年，英國和美國最重要的十大書(shu) 評平台上的女性作者總體(ti) 平均值是32.5%，遠遠落後於(yu) 我們(men) 在學術期刊上看到的數據。

但是，另一方麵，這些變化的趨勢暗示，雖然我們(men) 在學術出版中已經在男女平等上有了改善，我們(men) 還沒有能夠通過學術出版對學界名望的機構性過分集中產(chan) 生任何影響。女權主義(yi) 學者的共同努力已經對曆史上圍繞學術出版的性別不平等方麵取得進步。但是，或許因為(wei) 缺乏意識或者某些更不容易解釋的理由，我們(men) 的專(zhuan) 業(ye) 領域並沒有處理學術出版中思想資本的壓倒性的等級森嚴(yan) 機構性問題。

名望、出版和認識論權威

我們(men) 的研究顯示，少數名牌大學的霸權持續存在，且遠遠超過從(cong) 研究生院畢業(ye) 後找到終身教授係列工作的招聘領域。少數名牌大學的影響力和權力還延伸到學術出版領域---因而到了更加直接的知識創造和傳(chuan) 播領域。如果少數名牌大學畢業(ye) 生占據影響力頗高的出版著作的過高比例，順理成章的是，其著作將在領域中施加更大影響（雖然我們(men) 很清楚出版和影響力之間的複雜關(guan) 係，兩(liang) 者未必是同義(yi) 詞）。教育培訓的聲望持續延伸到學術出版聲望，正如哈佛和耶魯等名校的情況，它們(men) 不僅(jin) 在塑造高等教育上擁有難以匹敵的經濟手段，而且對什麽(me) 被作為(wei) 知識也產(chan) 生特大號的影響力。

研究大學教師招聘模式的學者已經得出非常尖銳的結論。克勞塞特（Clauset）及其合作者在其研究中得出結論，該模式“對觀點的自由交流產(chan) 生深遠影響。研究興(xing) 趣、合作網絡、學界規範常常是在讀博士期間形成的。因此，出身於(yu) 名牌大學的教授崗位的高度集中和名牌大學緊密的相互聯係能夠通過博士生配置對整個(ge) 學科的研究議程、研究共同體(ti) 和院係常態等產(chan) 生實質性影響力。”37

通過將學界招聘納入思想平等的框架內(nei) ，克勞塞特及相關(guan) 研究的作者提出了既引人入勝又令人困惑和擔憂的問題：認識論平等看起來是什麽(me) 樣子？它應該成為(wei) 值得追求的目標嗎？

對於(yu) 當今學界的很多人來說，認識論不平等---本文的數據初步顯示的過高比例的機構代表性---肯定比經濟不平等更加令人覺得討厭和不受歡迎。我們(men) 朝著所謂的知識經濟方向邁進越多，兩(liang) 者的聯係就越發密切。知識是一種關(guan) 鍵的資本形式。它能夠讓權力固定下來。但是，某些人可能認為(wei) ，名牌大學不過是通過過濾知識而實現其文化作用。我們(men) 對學術不平等的反思型厭惡暴露我們(men) 所任職的大學本質的虛偽(wei) 性。在此意義(yi) 上，大學或許被認為(wei) 類似於(yu) 機構型的搜索引擎；他們(men) 生產(chan) 知識生產(chan) 者，因此，他們(men) 的認識論影響力或許是非民主的，幫助組織和整理了知識。如果平等對待所有鏈接，穀歌就將沒有任何用途。按照這種思維路線，知識集中在名牌大學內(nei) 未必是係統失敗的標誌；它甚至可能是係統健康的標誌，文化資本和讚助人體(ti) 係的權力旨在將小麥和糠秕區分開來。

但是，我們(men) 怎麽(me) 能夠確定這種想象的認識論質量不在某種程度上被產(chan) 生該東(dong) 西的影響力和讚助人體(ti) 係汙染呢？哈佛、耶魯和其他名牌大學當然培養(yang) 出才華洋溢、水平高深的學者。（本文作者也算名校畢業(ye) 生，分別畢業(ye) 於(yu)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大學，我們(men) 對同學和培養(yang) 我們(men) 的老師的聰明、智慧和才華都極其珍視和尊重）但是，從(cong) 可觀察到的等級體(ti) 係來看，如果假定名牌大學在過濾知識方麵比所有其他大學都要好得多，未免過於(yu) 天真幼稚。本文的假設此刻還沒有被證實，但我們(men) 更大課題的真正擔憂是這些程度的影響力和控製權對更廣泛的學術共同體(ti) 交流將產(chan) 生破壞性影響。

法國著名社會(hui) 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經寫(xie) 到，在評價(jia) 質量、價(jia) 值和功德時，“學術生活的所有階段總會(hui) 受到在機構性等級體(ti) 係中占據地位的知識的汙染。”38本文的發現說明，有關(guan) 質量和卓越的聲明---持續維持學術機構之間嚴(yan) 重的不平等---不一定如價(jia) 值中立的捍衛者竭力讓我們(men) 相信的那樣價(jia) 值中立。

我們(men) 的數據和其他類似研究清楚說明的是，名牌大學繼續成為(wei) 定義(yi) 現代學術知識的實踐、技巧、美德和價(jia) 值的核心。無論是通過學術勞工（人員）或者觀點（出版物）的形式，這些機構都在傳(chuan) 播這些內(nei) 容，從(cong) 集中的核心像更廣泛的邊緣不斷撒播。仍然不清楚的是，該係統與(yu) 觀點的質量和多樣性以及質量和多樣性可能被想象出來的交叉方式的關(guan) 係究竟如何。

對人文學科的很多人來說，恰恰是首先體(ti) 現在諸如科學研究卓越框架和穀歌學者等運算機製的韋伯式理性化過程促成了當今體(ti) 係的種種弊端。他們(men) 認為(wei) 僅(jin) 僅(jin) 強調人文研究實踐和研究對象的“不可計算性”或者不可言喻性本質就能維持思想探索的健康一直到未來。39 但是，我們(men) 在本文中竭力刻畫的學術出版曆史卻告訴我們(men) 完全不同的故事：從(cong) 管理上說，求助於(yu) 類似科學研究卓越框架這樣可測量性練習(xi) 根本不是什麽(me) 新鮮玩意兒(er) ，而是顛覆舒服安坐的讚助人體(ti) 係和拆解機構性偏袒和文化資本等種種控製形式的長期企圖的組成部分。求助於(yu) 計算出版著作數量是本著透明和思想開放性的精神實施的。從(cong) 原則上看，某些人文學者絕對抗拒這種傳(chuan) 統的衝(chong) 動隻會(hui) 阻礙矯正長期模式的嚐試。到現在為(wei) 止，求助於(yu) 不可計算性恰恰變成了高度有效的手段來維持等級體(ti) 係和權力、名望和讚助人---各種文化資本越來越集中的趨勢。

與(yu) 此同時，我們(men) 對所收集的人文學科過去半個(ge) 世紀學術出版的數據的解釋是，顯示過去和現代的嚐試統統失敗了---之前通過印刷品和現在通過數字印刷體(ti) 係來顛覆讚助人體(ti) 係和文化資本影響力的嚐試全都失敗。權力和名望越來越多地集中在少數精英圈子的趨勢仍然持續進行，雖然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從(cong) 最初的近代文人圈子到家族大學到當今學術界。求助於(yu) 克勞塞特等人的觀點“自由”交流---拆除來自係統的過濾---忽略了學術出版係統總是在內(nei) 部編碼各種偏見和選擇的清晰方式。知識的傳(chuan) 播從(cong) 來都不是自由的，總要受到機構、技術、傳(chuan) 統和規範的製約。“觀點的自由交流”要求媒體(ti) ---事物、概念、技術、實踐、機構---幹預和卷入。無論是早期現代大學的讚助人體(ti) 係還是德國研究型大學的官僚體(ti) 係或者當今大學的混合體(ti) 係，任何傳(chuan) 播和交流體(ti) 係都不可能免於(yu) 斡旋和調解過程。

怎麽(me) 辦？

我們(men) 認為(wei) ，答案既不是返回到不可計算的理想也不是相信自由知識的威力。使用新的數字技術和方法更好地理解學術機構並不一定能夠讓人成為(wei) “新自由主義(yi) ”大學的幫凶或惡化“數字人文的‘有錢人’和主流人文學科的‘沒錢人’的不平等。”40 如果用得聰明些，這些技術和方法能夠幫助揭示這種貧富差距懸殊是多麽(me) 長久存在，多麽(me) 持續不斷和難以追蹤。本文認為(wei) ，我們(men) 需要做的不是量化更少而是更多，不是更少斡旋幹預而是不同種類的斡旋幹預。僅(jin) 僅(jin) 要求思想的多樣性並假定它會(hui) 帶來好處是不夠的。我們(men) 需要新方式來衡量、滋養(yang) 、評價(jia) 和最終設想思想多樣性。我們(men) 需要探索、發現和培養(yang) 思想差異性的替代係統。我們(men) 需要並不單純複製現有過分集中的讚助人體(ti) 係的新傳(chuan) 播平台，正如我們(men) 需要更少依靠集中度和數量而更多看內(nei) 容和差異性的新出版和影響力係統指標。

 洪堡特和其他大學改革者認為(wei) ，印刷出版物是破解困擾19世紀新舊交替時德國大學讚助人體(ti) 係的良方。今天，我們(men) 手頭擁有了新工具能夠允許我們(men) 開發出衡量學術成果重要性的替代性方法，而不僅(jin) 僅(jin) 是計算論文數量或引用數量等影響因子。在內(nei) 容分析和文化分析領域已經做出的巨大進步讓我們(men) 能夠重新設計計算影響力的方法，以便納入多樣性和新穎性而不僅(jin) 僅(jin) 是權力和名望。現在到了使用這些東(dong) 西的時候。雖然這顯然是未來的重大研究挑戰，我們(men) 至少能夠開始仔細查看繼續圍繞在人文學科教師聘任和學術出版上存在的機構性不平等問題，以及幫助造成這種局麵的曆史根源。曆史一再證明，改革的第一步總是承認我們(men) 存在的問題。

原文注釋：

我們(men) 感謝加拿大人文社會(hui) 科學研究委員會(hui) 的項目資助。我們(men) 也感謝艾斯特·維納洛夫（Esther Vinarov）、紹沙納·施瓦布（Shoshana Schwebel）和安妮·馬納舍（Anne Manasché）等人的工作，他們(men) 負責數據的收集和準備。本項目的所有數據和語碼可以參閱：https://doi.org/10.6084/m9.figshare.4558072.v3

[1] See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2014), www.ref.ac.uk

[2] See, Academic Analytics: Benchmarkingfor Academic Excellence, www.academicanalytics.com

[3] See, for example, Wendy Brown, Undoingthe Demos: Neoliberalism’s Stealth Revolution (New York,2015).

[4] Max Weber, “Wissenschaft als Beruf,” inMax Weber, Schriften zur Wissenschaftslehre (Stuttgart,1991), p. 250.

[5] 結論部分我們(men) 將更充分地討論這些術語。有關(guan) 學術界文化資本的標準討論，請參閱： Pierre Bourdieu, Homo Academicus Stanford,Calif., 1990).

[6] 有關(guan) 中世紀和早期現代大學的口頭演講問題，請參閱：Walter Ong, “Agonistic Structures in Academia: Past toPresent,” Daedalus 103 (Fall 1974): 227–38, and WilliamClark, 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ResearchUniversity (Chicago, 2006), esp. 68-92; 以下簡稱AC. 有關(guan) 口頭實踐持續存在直到19世紀的情況，請參閱：Sean Franzel, Connected by the Ear: The Media, Pedagogy,and Politics of the Romantic Lecture (Evanston, Ill., 2013).

[7] 有關(guan) 辯論及其多樣的媒體(ti) 形式，請參閱：Alex J. Novikoff, The Medieval Culture of Disputation:Pedagogy, Practice, and Performance (Philadelphia, 2013), pp.133–71.

[8] Kristine Haugen, “Academic Charisma andthe Old Regime,” review of 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s of theModern Research University byWilliam Clark, Historyof Universities 22, no. 1 (2007): 210.

[9] See ibid.

[10] See Charles B. Schmitt, “The Rise ofthe Philosophical Textbook,”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Renaissance Philosophy, ed. Schmitt and Quentin Skinner (NewYork, 1988), pp. 792–804, and Scholarly Knowledge: Textbooks in EarlyModern Europe, ed. Emidio Campi et al. (Geneva, 2008). 有關(guan) 參考著作的泛濫，請參閱：Ann Blair, TooMuch to Know: Managing Scholarly Information before the Modern Age (NewHaven, Conn., 2010).

[11] Johann Burkhard Mencken, TheCharlatanry of the Learned, trans. Francis E. Litz (New York,1937), p. 49.

[12] 有關(guan) 印刷品泛濫及其對廣泛的知識產(chan) 生的破壞性影響的擔憂，請參閱拙著Chad Wellmon, Organizing Enlightenment: InformationOverload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Research University (Baltimore, 2015).

[13] See Clark, AcademicCharism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and R.Steven Turner, “Prussian Universities and the Concept of Research,” Internationales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5 (1980):68-93 and “University Reformers and 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Germany,1760-1806,” in Europe, Scot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Sixteenth tothe Twentiethth Century, vol.2 of University in Society, ed. Lawrence Stone(Princeton, N.J., 1974), pp. 495–531.

[14] See, in particular, Peter Moraw, GesammelteBeiträge zur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Universitätsgeschichte (Leiden, 2008), pp. 3–54.

[15] 案例研究，請參閱：Peter Moraw, Kleine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Gießen1607-1982 (Gießen,1982), pp. 42–54. See also Marita Baumgarten, Professoren und Universitätenim 19. Jahrhundert: Zur Sozialgeschichte deutscher Geistes- undNaturwissenschaftler (Göttingen,1997), p. 21.

[16] See Moraw, “Vom Lebensweg des deutschenProfessors,”Mitteilungen der DFG 4 (1988): 1-12.

[17] See Wellmon, OrganizingEnlightenment, pp. 220–27.

[18] See Andrew Wakefield, TheDisordered Police State: German Cameralism as Science and Practice (Chicago,2009), pp. 49–80.

[19] Johann Heinrich Gottlob von Justi, “DieBeschaffenheit und Verfassung der Republik der Gelehrten,” Scherzhafteund Satyrische Schriften, 2vols. (Berlin, 1760), 2:341–74, 359.

[20] Quoted in Barbara Dölemeyer, “DieUniversität als gelehrte Manufactur in Reformideen des aufgeklärtenAbsolutismus in Hessen-Darmstadt und Hessen-Kassel,” Reich,Regionen, und Europa in Mittelalter und Neuzeit (Berlin, 2000), p. 365.

[21] See also Steven Shapin and SimonSchaffer,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Life (Princeton,N.J., 2011), pp. 23–79, and Martin Jay, Downcast Eyes: The Denigration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 (Berkeley, 1994), pp. 21–148.

[22] 但是，口頭的魔鬼仍然存在於(yu) 機器中。演講在18世紀末期和整個(ge) 19世紀的越來越多和越來越複雜的角色，請參閱：Franzel, The Romantic Lecture as Literary,Scholarly, and Political Form around 1800 (Ithaca, N.Y.,2008).

[23] Shapin and Schaffer, Leviathanand the Air-Pump, p.60.

[24] See Lisa Jardine, Erasmus,Man of Letters s: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isma in Print (Princeton,N.J., 1993).

[25] Wilhelm von Humboldt, “Bericht derSektion des Kultus und Unterrichts an den König,” (1809), WilhelmHumbolts Gesammelte Schriften, ed. Bruno Gebhardt, 17 vols.(Berlin, 1968), 10:180, 182, 187.

[26] See John C. French, A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Founded by Johns Hopkins (Baltimore, 1946), pp. 33–39.

[27] See Robert McCaughey, StandColumbia: A History of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1754-2004 (New York, 2003), p.145.

[28]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2 vols. (Tübingen, 1976), 1:128-29.

[29] See, for example, Daniel Allington,Sarah Brouillette, and David Golumbia, “The LA Neoliberal Tools (and Archives):A Political History of Digital Humanities,”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1 May 2016, 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neoliberal-tools-archives-political-history-digital-humanities/

[30] Aaron Clauset, Samuel Arbesman, andDaniel B. Larremore, “Systematic Inequality and Hierarchy in Faculty HiringNetworks,” Science Advances, 12 Feb. 2015, 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1/1/e1400005

[31] Robert L. Oprisko, “Superpowers: TheAmerican Academic Elite,” Georgetown Policy Review, 3 Dec. 2012, gppreview.com/2012/12/03/superpowers-the-american-academic-elite/

[32] Natalie Masuoka, Bernard Grofman, andScott L. Feld, “The Production and Place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Ph.D.s1902-2000,” PS 40,no. 2 (2007): 361-66.

[33] JSTOR數據庫選擇的隻是五頁及以上的研究論文。我們(men) 手工添加的內(nei) 容旨在包括論文而不是書(shu) 評，但是這可能包括諸如批評性回應的更短文章。我們(men) 的目標是抓住這些期刊的盡可能廣泛的投稿者範圍。我們(men) 取掉了編輯介紹和采訪記。我們(men) 也自動去掉了題目中包含“編輯的”、“采訪”、“聲明”等字眼的文件，這是辨認非論文的過濾方法。

[34] 這裏能夠使用的另外一個(ge) 衡量標準是測量產(chan) 業(ye) 集中度的綜合指數，所謂的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 (HHI)。它主要用來測量特定經濟領域是多麽(me) 開放還是多麽(me) 單一性。整個(ge) 市場份額越多地被少數行動者支配，它似乎就越集中。在我們(men) 的案例中，一個(ge) 期刊將被視為(wei) 一種產(chan) 業(ye) ，大學被視為(wei) 公司。一個(ge) 期刊被少數公司（大學）支配得越多，它就變得越來越集中和越來越少的異質性。這種測量的價(jia) 值是它能解釋扭曲；我們(men) 的測量並不能解釋一個(ge) 機構在一年中比另外一年中發表更多論文的事實。它隻是解釋機構的總體(ti) 的文章發表數量。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 (HHI)用更加敏感的方式抓住了這種不平等的分配。但是，這種衡量的問題是它將行動者的集中視為(wei) 具有內(nei) 在優(you) 點的東(dong) 西的方式。比如，如果你有10篇論文來自10個(ge) 大學，這就是說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是0.1（1就等於(yu) 是絕對壟斷）。如果你有5篇論文來自5個(ge) 大學---對我們(men) 來說是文章和機構的平等比的同樣場景，或者異質性數值為(wei) 1---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將升到0.2或者剛才數值的兩(liang) 倍。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與(yu) 文章數量形成負相關(guan) 關(guan) 係，就像異質性數值一樣，意味著讓發表文章多和內(nei) 在更大多樣性的期刊占優(you) 勢。總體(ti) 上，我們(men) 的數值顯示與(yu) 每年發表文章的總數的相關(guan) 性不高。但是，重要的是沒有哪個(ge) 數值能解釋整個(ge) 問題。每個(ge) 數值抓住了問題的某個(ge) 方麵，卻忽略了其他方麵。我們(men) 非常感謝司各特 • 甘茨（ScottGanz）和約旦• 布洛爾（Jordan Brower）提醒我們(men) 注意到這個(ge) 數值是觀察問題的另外一個(ge) 重要方式。

[35] 使用線性回歸模型預測經過一段時間的異質性，我們(men) 看到1983-2016這個(ge) 階段的作者機構（F1,31 = 0.9531,adjusted R2 = -0.0015, p = 0.337)或者博士機構(F1,31 =0.0077, adjusted R2 = -0.032, p = 0.931)都沒有顯著的變化。使用二次模型途徑計算兩(liang) 種情況下的顯著性 (分別為(wei) F1,31 = 2.757, adjusted R2 =0.099, p = 0.079 和 F1,31 = 3.782, adjusted R2 =0.1481, p = 0.034),說明我們(men) 或許見證了多樣性的上升隨後是下降。使用模式選擇的貝葉斯信息準則(BIC) 顯示，二次模型途徑稍微更好地吻合(對作者機構和博士機構分別是-76.59and -77.67 和 -102.86 and -106.77).就1990-2016年這個(ge) 階段，使用線性回歸模型，我們(men) 發現作者機構有顯著的下降(F1,24 =7.963, adjusted R2 = 0.218, p = 0.009)，但是博士機構則沒有顯著變化(F1,24 =2.009, adjusted R2 = 0.038, p = 0.169).

[36] Amy King, “Three Cheers for Three VIDACounts!” www.vidaweb.org/2014-vida-count/

[37] Clauset, Arbesman, and Larremore,“Systematic Inequality and Hierarchy in Faculty Hiring Networks.”

[38] Pierre Bourdieu, “The Specificity ofthe Scientific Field and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Progress of Reason,”trans. Richard Nice, Sociology of Science 14, no. 6 (1975): 20. See alsoBourdieu, “The Peculiar History of Scientific Reason,” SociologicalForum 6, no. 1 (1991): 3–26.

[39] 對於(yu) 人文學科的計算化的最廣泛的批評之一，請參閱一期特刊：“In the Shadows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 Differences 25,no. 1 (2014).

[40] Richard Grusin, “The Dark Side of theDigital Humanities,” Differences 25, no. 1 (2014): 83. 

譯自：Publication,Power, and Patronage: On Inequality and Academic Publishing

Chad Wellmon and Andrew Piper

https://criticalinquiry.uchicago.edu/publication_power_and_patronage_on_inequality_and_academic_publishing/

作者簡介：

查德·維爾蒙（Chad Wellmon），弗吉尼亞(ya) 大學德語副教授，最新著作《有組織的啟蒙：信息過載和現代研究型大學的發明》和與(yu) 人合編《研究型大學的崛起讀本》。安德魯·派普爾（Andrew Piper），麥基爾大學教授和語言文學和文化威廉·道森學者（William Dawson Scholar）。他是數字人文實驗室“文本實驗室”主任，著有《書(shu) 在那裏：閱讀電子版時報》.譯者吳萬(wan) 偉(wei) ，武漢科技大學外語學院教授，翻譯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