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編者按：由國際儒學聯合會與台灣“孔孟學會”等單位聯合主辦的“2010年海峽兩岸儒學交流研討會”日前在台北舉行。來自海峽兩岸的數十位專家學者，圍繞“儒學的核心價值”等論題展開為期兩天的討論。應主辦方之邀，孫震先生在開幕式上就儒家傳統與現代經濟社會的關係問題作了專題演講。經作者同意，本刊摘要發表。

 

　　孫震先生簡介

 

　　孫震，1934年生，山東省平度縣人。台灣大學經濟係與經濟研究所畢業，曾任台灣大學校長，台灣新竹工業研究院董事長等；現為台灣大學名譽教授，台灣“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理事長。主要研究方向為經濟發展，國際經濟學，主要著作有《總體經濟理論》、《成長與穩定的奧秘》、《邁向富而好禮的社會》、《台灣經濟自由化曆程》等。

 

　　儒家重視財富，但不鼓勵熱心追求財富，正符合當時的技術條件。十五六世紀中，中國市場經濟活躍，越來越多人“棄儒入賈”，他們“以義製利”。斯密寧願借助利己的努力去達到利他的目的。這是斯密和中國儒家最大的不同。“如今你們的公司破產，我們國家陷入危機，你自己卻弄到四億八千萬美元。我問你一個基本問題：這樣算公平嗎？”

 

一

 

　　三十多年前,我在一次講習會上遇見一位先生,他對我說:“你來談經濟,我來講道德。”道德是君子立身處世之本,當然優先於經濟,可惜這些年全世界經濟掛帥,道德沉淪,令人憂心。就以剛剛過去的這次國際金融危機而言,美國總統奧巴馬去年一月二十日在他的就職演講中說:當前經濟的困境是由於很多人“貪婪和不負責任”。

 

　　很多人認為儒家思想重視倫理不重視財富,所以現代經濟成長不出現於中國,資本主義重視財富而不重視倫理,所以經濟成長發生很多弊端。這話雖然不是很準確,但是也頗符合曆史的現實。如果我們將現代經濟製度加上倫理,則經濟發展一定會有更好的成就。這也是儒學對當前世界可以產生的重大貢獻。

 

二

 

　　我想先談談儒家對財富的態度。我覺得我們不能籠統地講,而是應分成三方麵,就是人民、政府官員和儒者自己。

 

　　對人民而言,財富當然重要。孔子適衛,看到衛國人口眾多,曰:“富矣哉!”弟子冉有問他“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再問:“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路》)使人民富裕是重要的施政目標。財富對人民重要,政府負責任的高官當然要重視,但應重視的是增加人民的財富,不是聚斂政府和自己的財富。《大學》:“德之本業,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所以冉求為季氏聚斂,孔子很生氣,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

 

　　至於對儒者而言,財富雖好,但必須符合原則才接受,否則寧願沒有財富,因為人生還有比財富更重要的價值。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裏仁》）又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孔門高弟“家累千金”的子貢,也有“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的顏回和匿居鄉野“不厭糟糠”的原憲。

 

　　在孔子的時代,農耕是所得的主要來源,所得積累而為財富。當時人力相對於土地稀少,所以各國招徠人口以辟土地,增加生產。當時雖然也有工商業,但是還沒有現代生產的觀念。生產是經濟價值的創造。一切經濟價值,甚至一切價值(包括非經濟價值),來自人欲望的滿足。欲望滿足產生效用,效用產生價值。農業和工業固然創造了新增的經濟價值,現在叫做“附加價值”(addedvalue),商業改變商品供給的時間和空間,使其效用提高,價值增加,同樣創造了價值。可惜這樣簡單的道理要等兩千多年大家才明白。我們中國多年來輕商,因為不知道商業是生產性的。在西方,重農主義以為隻有地裏長出糧食才是生產,重商主義以為經由對外貿易,賺到金銀財寶才是生產,直到18世紀亞當·斯密(AdamSmith)的《國富論》出來,才知道勞力所生產供我們享用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是財富。再後來,才知道這些必須品和便利品是因為能滿足我們的欲望,我們願意花錢去買,才產生價值。

 

　　一國的生產能量,最後決定於這個國家的技術條件。國人追求財富的努力,以及引導國家精英人才追逐財富,可能導致創新,使技術水準提升,國家所能產生的總生產量增加,但持續不斷的技術進步使總生產量與人均產量或所得持續不斷增加,是現代技術研發出現以後才有的現象。這種現象就是“現代經濟成長”，因此，儒家重視財富但不鼓勵熱心追求財富,正符合當時的技術條件。不顧技術條件的限製,對財富過分熱衷,不但使個人更不滿足,而且引起社會爭奪不安,以致倫理不容易維持。

 

　　雖然孔子博學多能,“多能鄙事”又懂得各種技藝,但是我們不能認為在他那個時代,有人知道經濟增長、技術進步,更不用說技術進步與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論語》樊遲請學稼,孔子說他不如老農,請學圃,他說不如老圃,孔子說: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

 

　　孔子更重視的是禮樂教化。《論語》有另外一段故事: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遊對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自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論語·陽貨》）。

 

　　儒家所追求的是完美的人格,成就德才兼備的君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有機會就“出仕”為國家做事,為百姓謀福利,沒有機會就獨善其身,憑著高潔的人格和豐厚的學養,一樣可以自得其樂,活出人生的價值。這就是我在前麵所說的：人生還有比財富(比功名利祿)更重要的價值。

 

　　最近恰好讀過餘英時《中國文化史通釋》第三章《近世中國儒教倫理與商人精神》(pp．43-58),讓我引用餘先生的高見,在這裏補充一下。餘先生認為:大體來說,自漢至宋,儒學思想對商業與商人保持消極甚至否定的態度。宋代的朱熹認為經商致富足以害道,對於子弟經商隻給予維持衣食無虞的最低限度。明代的王陽明雖然說:“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但又說治生“不可以為首務,徒起營利之心。”隻有“調停得心體無累”,我猜想就是對金錢不放在心上,才能“不害其為聖為賢”。十五六世紀中,中國市場經濟活躍,越來越多人“棄儒入賈”,他們“以義製利”,以正常化營利的行為,使賺錢合於“道”,而賺了錢從事公益活動,覺得並不是隻有“治國平天下”才有貢獻,商人一樣可以對社會有貢獻。

 

　　2001年我在山東聊城“山陝會館”看到一副對聯:

 

　　“非必殺身成仁,問我輩誰全節義;漫說通經致用,笑書生空談春秋。”

 

　　商人一樣有高潔的人格。“山陝會館”位於古運河之畔,為清初山陝商人所建,正殿供奉關聖帝君,關羽忠義誠信正是正派商人仰望的典型。

 

三

 

　　說到資本主義,大家可能立刻想到資本主義經濟第一位理論大師亞當·斯密(AdamSmith)的一句名言:每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冥冥中如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帶領達成社會全體的利益,而且比蓄意達成社會利益更有效。這就是斯密的私利公益調和說。

 

　　為什麽追求自利可以達成公益?在什麽條件下追求自利才可達成共益?難道為了自己的利益去搶劫、欺騙,也可以達成共益嗎?當然不是!斯密是蘇格蘭格拉斯高(Glasgow)大學道德哲學教授,在當時倫理學和經濟學都是道德哲學的一部分。

 

　　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論》中指出,人性有利己的成分,也有利他的成分。利己讓我們追求財富以及社會地位與名聲,由此引申出“審慎的美德”(the virtue of prudence)。為什麽追求自己的利益會成為美德?因為人要生存發展,不能不有一點物質財富,而人在社會中需要被認同、被肯定,有一點地位和影響力,覺得活著有意義。難道不能照顧自己由別人照顧自己才算美德嗎?利他出於同情,看到別人幸福感到欣慰,看到別人不幸感到悲哀,由此引申出公平的美德(th e v irtu e o f ju stice )和仁慈的美德。公平是不減少別人的利益,仁慈是增加別人的利益。斯密的同情很像孟子的惻隱之心;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然而利己之心強烈,利他之心薄弱,這是人性的本能。就像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但是,“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孫醜》)所以，斯密寧願借助利己的努力去達到利他的目的。這是斯密和中國儒家最大的不同。用現在流行的話說,真是顛覆了傳統的想法。

 

　　在利他的美德中,公平是積極的義務,必須要求;仁慈是非積極的義務,隻能期待。社會如能進入仁慈的境界,當然很好,但是最重要的是公平。公平才能和諧無爭,使社會在安定和秩序中產生效率。斯密《國富論》中的經濟理論建立在公平的基礎上。每個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過程中,如果未傷害到任何其他人的利益,則唯有為社會創造了新增的利益,自己才可能得到利益,而他所創造的利益,才是社會淨增加的利益。

 

　　任何生產事業,不論工業和商業,必須為社會創造增加的價值,自己才能從中取得一部分作為利潤。市場上的競爭汰弱存強,使社會有限的資源流入效率最高因而利潤最大的事業,使所有生產事業創造的總產值最多。因此我們不必每天想著如何利他,如何對社會有貢獻,隻要努力而又公平無欺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就可以有效成就社會的利益。亞當·斯密說,我們得到晚餐,並非由於屠宰商、製酒者和麵包師傅的恩惠,而是由於他們認為對他們自己有利。這是何等簡單有效的機製,不過如果生產者和享用者都存著感恩的心,社會就更美好了。

 

　　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結果促進了社會的利益,使經濟持續增長,其所需要的技術條件,就是17世紀於歐洲興起的現代科學和18世紀從英國開始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提升了生產技術的水準,而科學研究的成果使技術取得持續進步的可能性。有持續不斷的進步,才有持續不斷的經濟成長,就是所謂“現代經濟成長”。這是中國在追求現代化以前所沒有的現象。斯密在他的《國富論》中曾經說:中國雖然富有,但卻沒有進步(成長)。

 

　　斯密所說的公平近似儒學所說的義。個人在追求自利的過程中維持公平的原則,猶如明代士人“棄儒入賈”所強調的“以義製利”。不過務實的亞當·斯密對人的利他意誌並不是很有信心,他寧願讓市場發揮公平的作用。企業生產過程中,不論購買原材料,出售貨物或勞務、借錢、租房子、聘雇員工、都各有其市場決定買賣雙方都接受的價格。不過問題是,市場不是都公正可靠；市場有時候被壟斷或操縱。我們如果太鼓勵追求自利,有時候會犧牲公平。所以孔子說:“放於利而行,多怨。”(《論語·裏仁》)。讓利牽著鼻子走,以致侵犯到別人的利益,當然會引起怨恨,甚至發生衝突，讓大家都受到傷害。

 

　　此外,生產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以及自然資源耗竭的問題,在斯密的時代尚未受到重視,然而，孟子已經注意到了。孟子強調不能“竭澤而漁”,也就是缺少所有權的公共財富使用問題。由於無人主張所有權,所以缺少市場和價格節製,隻有靠倫理或外在的規範來約束。

 

四

 

　　按照亞當·斯密人生三美德的說法,財富可稱為經濟價值,地位和名聲可稱為社會價值,合稱世俗價值,公平和仁慈可稱為倫理價值。

 

　　人的行為一方麵受價值引導,一方麵受規範約束。社會的價值係統(valu e sy ste m )如果對各種價值有平衡的安排,使社會分子在追求功名利祿、世俗價值同時也重視倫理價值,社會就可以在富裕進步中，維持和諧,增進幸福。

 

　　然而，在當前全世界熱衷於追求快速經濟成長的文化中,經濟成就被置於最優先的地位,經濟價值高於一切,倫理價值日愈退居不重要的地位;追求財富,不擇手段,弊端就會不斷發生。在這種情形下,自利不能充分達成公益的目的,利潤也不能完全反映對社會的貢獻,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就反映了這樣一種情況。2008年美國雷曼兄弟破產後,眾院政府改革監督委員會主席魏克曼(HenryWaxman)責問雷曼執行長傅德(Richard Fuld)說:“如今你們的公司破產,我們國家陷入危機,你自己卻弄到四億八千萬美元。我問你一個基本問題:這樣算公平嗎?”

 

    2001年12月安隆案爆發後,美國國會於2002年7月迅速通過沙賓法(Sarbanes-OxleyAct),加強公司和外部監督。企業經營是否從此可以弊絕風清?答案大家都知道:不可能。美國麻州理工學院的梭羅(LesterThurow)教授說過一個很好的比喻:那些為了防範弊端發生所設計法規,就像還在打上一場戰爭的將軍,這些法規如果存在,今天的弊端就不會發生,但不防止明天的弊端,因為明天的弊端會從新的漏洞出現。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外來法規的節製雖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內心對倫理價值的堅持,讓我們有所不為。這正是儒家思想對當前這個功利社會能夠做出重大貢獻的地方。

 

    來源：光明日報2010-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