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與(yu) 莊子的人格理想比照

作者：潘英傑 （法住文化書(shu) 院研究生）

來源：作者賜稿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三月二十日戊戌

          耶穌2018年5月5日

悠悠千古！孟莊二子各作為(wei) 儒家和道家重要的傳(chuan) 承者，以他們(men) 本身的人格魅力，和所照見的生命理想，一直這樣鼓舞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孟子自稱是“乃所願，則學孔子”^([1])，而確實深得孔子的真精神，並使得儒家的仁義(yi) 學說通過他的進一步昭示而更加清晰洞明。唐以前，孟子並不被廣泛地重視，人們(men) 常並稱的是“周孔”，而非“孔孟”；然而唐以後，他便一直升格，直至成了僅(jin) 次於(yu) 孔子的“亞(ya) 聖”。而隨著宋明理學對儒家思想的複興(xing) 與(yu) 深拓，孟子的人格與(yu) 思想也便成了不可忽視的一個(ge) 存在，直至《四書(shu) 》出現，並且比原來的《五經》還要受到人們(men) 的重視。而孟子，便一直以他那一貫的清剛拔健的人格氣象，這樣震化著無數昏殆陷溺著的人們(men) 。

莊子，則仿佛是一位一直飄遊在神州九天之上的真人，以他那活潑潑的人格氣息，為(wei) 道家支撐起一片屹立不倒的天地。他對於(yu) 人間的一切，似乎都看得清清楚楚，猶如一陣月光下的清風，飄渺在宇宙的蒼茫之中，又從(cong) 人間輕輕拂過，而不留下任何痕跡。然而他的輕靈空逸，卻為(wei) 疲於(yu) 世務的人們(men) ，造出了一座貌姑射之山，讓人們(men) 得以“彷徨乎無為(wei) 其側(ce) ，逍遙乎寢臥其下”([2])，放開緊抓泥沙的拳頭，而得到潺潺流水的撫慰，相忘乎江湖之中。

一、人禽之見異與(yu) 見同

竊感孟子之所示，其核心點即在明“義(yi) 利”，即所謂“義(yi) 利之辨”；而莊子，其核心點則在明“天人”，且謂之“天人之辨”。而孟莊二子之得契於(yu) 其中者，都是因於(yu) 對“人禽”或異或同的認識。孟子見人們(men) 紛紛淪於(yu) “物質生命”之中，同禽獸(shou) 之隻知道逞一己之私欲無別，不禁痛惜，喊道“人之異於(yu) 禽獸(shou) 者幾希”^([3])！認為(wei) 這“幾希”之處“庶民去之，君子存之”^([4])。而君子之異於(yu) 庶民最根本之處何在？孟子道：“君子所以異於(yu) 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5])蓋“堯舜與(yu) 人同耳”^([6])，其外表並無差異，所差異者，在君子能自覺其為(wei) “人”，自覺到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尊貴處，即孟子所謂的“良貴”。一般人眼睛都是往外看，往下看，於(yu) 是看到了富麗(li) 堂皇，看到了位高權重，以為(wei) 像公孫衍、張儀(yi) 之徒能“一怒而天下懼，安居而天下熄”^([7])，太風光、太瀟灑了，是天下的“大丈夫”。可是你擁有的官位，並不是要你去妄使一方之權力，讓底下的人來諂媚你，讓天下所有的人都畏懼你，讓無權不富的民眾(zhong) 無休止地供給財物讓你一個(ge) 人享用，而是因為(wei) 信任你的德行與(yu) 才能，希望你能為(wei) 大家造福。然而人們(men) 幾乎都忘卻了這一點，“修其天爵以要人爵”^([8])，既得其人爵，便把天爵當敲門磚丟(diu) 掉了，或者當作裝飾的門麵，來對人曲折地說你還是一個(ge) “尊貴”的“人”。可是，表麵“尊貴”的“人”所包裹著的，卻是一顆卑賤自私的與(yu) 禽獸(shou) 無異的心。所以孟子敢說“說大人，則藐之”^([9])，因為(wei) 他們(men) 背離了仁義(yi) 正道，丟(diu) 棄了比人爵更尊貴的“天爵”。蓋人之尊貴，並不需要外在的富貴來維護；人之尊貴，隻需要把眼光往內(nei) 看，把放逸的心給收到腔子裏，使本具的良心得以發光，“尊德樂(le) 義(yi) ”^([10])，雖窮困，也不輕移其誌，則自可“雖千萬(wan) 人吾往矣”^([11])，縱威武加壓，摧損我身，我亦傲然而立，藐之如妄人所為(wei) ；又即便是貧賤窘迫，食無美味，衣無美錦，亦能悠然自樂(le) ，鼓瑟吹笙，不由自主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風乎舞雩，且詠而歸。這就是人本具的“尊貴”，就是“人之異於(yu) 禽獸(shou) ”之處所自然生發的人之為(wei) “人”的獨有的快樂(le) ，真正的幸福。

而莊子所見，則與(yu) 孟子的稍異。他同樣也深痛於(yu) 當時人們(men) 之紛紛成為(wei) “有用”以苦其生的背離了生命本真的工具，他不願自己也成為(wei) 這樣的工具，於(yu) 是放眼江湖，在浩浩生息不已的自然界當中，又反觀到這樣偌大的一個(ge) 亂(luan) 世其實都背離了生命之本真。就像《秋水》中說的：“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12])他的“天人之辨”，大概就是由此而生發的。天者，天真；人者，人偽(wei) 。人本當同萬(wan) 物草木鳥獸(shou) 蟲魚一般，返回其生命之本真，則不需餘(yu) 力，自能各安其位，悠然而樂(le) 。而不是成為(wei) 被絡首的馬，困在籠中的野雞，雖錦緞披身，華冠加首，亦不足以顯出你真正的美來。去人偽(wei) ，還天真，同乎萬(wan) 物，共遊大通，不妄執一曲之見以為(wei) 最高，不把“天爵”當作門麵來彰顯自己確實是一個(ge) “人”，任心逍遙，“吉祥止止”^([13])，則鰷魚出遊從(cong) 容，是魚之樂(le) ，亦是你之樂(le) ；是你之樂(le) ，亦是魚之樂(le) 。福永光司說得好：“在莊子，所謂超越者，乃是那一個(ge) 將人與(yu) 萬(wan) 物一視同仁投到此世，且使人與(yu) 萬(wan) 物同其生成變化同其死滅的天地宇宙之不能自已的活動，即自然之道者是。這一超越者對人既無憐愛，也無憎惡。它並不因為(wei) 是人，就特別偏愛；也不因為(wei) 是鳥獸(shou) 草木，就特別偏惡。”^([14])誠然！莊子竟許認為(wei) ，人之“尊貴”，並不在於(yu) 要處處“有意”地去向別人彰顯自己很“尊貴”，自己是“對”的；別人不讚同，就要“辯”，就要“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yu) 己”，“同於(yu) 己而欲之，異於(yu) 己而不欲”，“以出乎眾(zhong) 為(wei) 心”，而“何嚐出乎眾(zhong) 哉”！^([15])你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wan) 物有成理而不說”^([16])，萬(wan) 物各安其位，不悖並行，美而不宣，而自奇美無窮。人隻有把眼光收回，回歸到生命本有的“大用”之中，“無為(wei) ”之後方可“無不為(wei) ”，才能真正地同萬(wan) 物草木鳥獸(shou) 蟲魚一起，共得至樂(le) 而逍遙乎大通當中。

其實，人本弱得很，以力鬥，未必能打得過獅虎，然而人之所以能製服獅虎者，在其有“智”也。此“智”，非孟子所謂“是非之心”的“德智”，而是能巧以使物的“理智”，就是孟子所雲(yun) “所惡於(yu) 智者，為(wei) 其鑿也”^([17])之“智”。此“智”，亦即是莊子在《齊物論》中反對的辯以相示，執一曲之是非而相爭(zheng) 所由的那一個(ge) “智”。而人們(men) 便矜己有如是之“智”，以役物，進而又把人當“物”，而役人。於(yu) 是以為(wei) 自己很“尊貴”，別人乃至禽獸(shou) 很“卑賤”；各各都以為(wei) 自己很“尊貴”，而別人乃至禽獸(shou) 很“卑賤”，於(yu) 是相互不滿，而紛爭(zheng) 四起。如果說，這是“人類中心主義(yi) ”的話，那麽(me) 孟子就是要矯正這樣妄我自大的“人類中心主義(yi) ”；而莊子，則是要摒棄這樣為(wei) 害無窮的“人類中心主義(yi) ”，兩(liang) 者同樣是對之持否定態度。孟子為(wei) 了矯正如是錯誤的“人類中心主義(yi) ”，就直指良心而高喊道：“人之異於(yu) 禽獸(shou) 者幾希！”——他並非認為(wei) “禽獸(shou) ”很卑賤，而是認為(wei) 人行如禽獸(shou) 的那一顆隻知道逞一己之私欲而不顧他人之死生的“物化的心”很卑賤；他很痛惜，“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18])，“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19])……人之種種作為(wei) ，種種之追求，往往是捨“大”而取“小”，根本就蒙昧了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那一顆“良心”，而自貶了“良貴”。莊子，則直宣“天地與(yu) 我並生，萬(wan) 物與(yu) 我為(wei) 一”^([20])，望人能摒棄如是充滿虛偽(wei) 的“人類中心主義(yi) ”，而返回到生命的本真上來，與(yu) 天地萬(wan) 物之本來秩序，渾然融作一塊。故孟莊二子麵對“禽獸(shou) ”，其所見的點不一樣，但同是一樣的初心，就是要迷途久遠了的人們(men) 能“返回來”，返回到良心的尊貴上來，返回到生命的本真上來。然而，有一點不是很相同的就是，孟子是努力要讓人去辨清“人之異於(yu) 禽獸(shou) 者幾希”的那“幾希”在哪裏，然後由此微細的一點，悉心照護，層層生發，直至使人全顯良心之光芒，所以，更具體(ti) ，更易為(wei) 人們(men) 所理解和把握；莊子，則渾渾從(cong) 最終的天道——或者用儒家的術語來說，就是最終全顯光芒的已然良心——出發，而要人們(men) 層層剝去身上虛偽(wei) 的桎梏，直至“無為(wei) ”，然後才有望能真的“無不為(wei) ”，故更浩大，不易為(wei) 一般人所理解和把握。宋代的林希逸在他的《莊子鬳齋口義(yi) ·發題》中說，讀《莊子》有五難，其中第三難就是“鄙略中下之人，如佛書(shu) 所謂為(wei) 最上乘者說，故其言每每過高”^([21])，大概指的就是這點吧。

   二、本據之良心與(yu) 天道

孟子之“義(yi) 利之辨”，揚“義(yi) ”而責“利”。蓋上天有“好生”之德，而人同樣也有“趨利避害”之心，隻是這“趨利避害”，如果沒有一個(ge) 正確的取捨觀念來加以輔正的話，那很容易就會(hui) 流向為(wei) 了一人一集團之利益，不惜去損害他人他集團之利益，而受到損害的彼人彼集團，亦同樣也會(hui) 為(wei) 了挽回自己的利益，去損害此人此集團的。這樣往往複複，陷入了無休止的此利彼害、彼利此害的惡性循環之中，並且不斷地尋找有共同利益的人與(yu) 集團，來對抗異己，於(yu) 是越衍越大，越衍越大，從(cong) 競爭(zheng) 上升至鬥爭(zheng) ，又從(cong) 鬥爭(zheng) 上升至戰爭(zheng) ，而最終的結果，恐將是同歸於(yu) 盡，即便沒有同歸於(yu) 盡，也“無義(yi) ”地消耗了很多寶貴資源。孟子看到了“利”之如是盲目前衝(chong) 必然得到的苦果，故當宋牼將去說秦楚罷兵以“不利”的時候，他便歎息地說：“先生之誌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22])故當梁惠王對孟子道“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直以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yi) 而已矣。”^([23])蓋心存仁義(yi) ，則難道隻會(hui) 愛自家的老人，自家的小孩？非也，其也能夠把如是融融的“老吾老”“幼吾幼”之心，推出去，而及人之老，及人之幼。難道隻是愛人類而已？亦是“親(qin) 親(qin)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24])，連牛羊也都愛著。這是有源頭活水的“愛”，就像水之衍地，“不盈科不行”^([25])。而齊宣王連同類的一國之百姓都不能愛，卻能去愛一頭臨(lin) 死而觳觫的牛，也隻能說他是“力足以舉(ju) 百均，而不足以舉(ju) 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26])的荒唐人罷了，無怪乎其國百姓會(hui) 評價(jia) 他說“國君很吝嗇”。而墨家的“兼愛”，失就失在抹掉了這一個(ge) 有源頭活水的“愛”，一意就要把一己尚未顯大的愛給拉成“兼愛”，其亦是和宋牼一樣地好心要救天下，然而所由的方式則不當。孟子便是抓住了這樣的一個(ge) 有源頭活水的“愛”——亦即仁義(yi) ——而為(wei) 人們(men) 指出了一條由小漸大的適合所有人的正道。他擎起辟天巨斧，從(cong) 紛紛擾擾的物欲世界中，劈開了一片清亮的仁義(yi) 世界。這仁義(yi) 世界，顯而發之即為(wei) 仁義(yi) 理智之種種作為(wei) ，隱而蓄之即是“良心”。像本就明亮的內(nei) 心的一盞燈，隻須要你把往外看的眼睛往回看，然後一點一點地擦去這燈上的汙垢，多擦去一點，則光芒就多顯露出一點，而你就可以把“愛”往外多拓展一分。也便不再有利益對立般永遠無法抹去的鴻溝，而同融入在沒有對立沒有歧視沒有奴役的洋洋大愛之中，這也就是孟子所說的：“未有仁而遺其親(qin) 者也，未有義(yi) 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yi) 而已矣，何必曰利？”^([27])

莊子則稍不同。莊子是主在明“天人”之別，揚“天”而責“人”。他的著眼點一直都很高，他是真正地做到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8])的得道者。《天下篇》評到莊子時，說他：“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yu) ？生與(yu) ？天地並與(yu) ？神明往與(yu)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wan) 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yu) 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29])一見就知道他所追求的，渾天渾地，貫死貫生，浩大飄渺，幾乎已是無外不包了。與(yu) 孟子更側(ce) 重於(yu) 禮樂(le) 人文以一點點地助成仁心的顯發不同，莊子是直直朝對著天道，幾乎完全略去了中間一點點積大的過程，而更似禪宗所講的“頓教”。因此，他往往是身處於(yu) 一個(ge) 最大的“道”，來審視一切，如大鵬一般，高飛千裏而下視。因此，他一眼就看到了整個(ge) 亂(luan) 世的病源，甚至也看到了古往今來之可能顯亂(luan) 的根源。與(yu) 其說他是“反文化”，不如說他是不需要“文化”，因為(wei) 文化之目的是要維持人間的合理秩序，維護仁心的純良純善，而莊子他已經通過他的靈觀天地萬(wan) 物運行之浩浩偉(wei) 象，領悟到了這一切。莊子在書(shu) 中總是多處反反複複地說“天地與(yu) 我並生，萬(wan) 物與(yu) 我為(wei) 一”，“獨與(yu) 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yu) 萬(wan) 物”^([30])，要“照之於(yu) 天”^([31])，要“道通為(wei) 一”^([32])，要“同於(yu) 大通”^([33])，而切記“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34])，其實，這都是從(cong) 最高處“照”下來的。莊子之所謂“天”，也就是“自其同者視之，萬(wan) 物皆一”^([35])的那一個(ge) “一”；而由此最高的“一”，一眼就看見被人們(men) 視為(wei) “無用”的那一個(ge) “大用”的本真的生命，看見人們(men) 的“有蓬之心”^([36])，看見套在人們(men) 身上的馬具、雞籠，而以自己“天”一般無所執著浩然流行的生命姿態，昭示著真正的“無為(wei) ”真正的“物化”真正的生命本然的快樂(le) ，是怎樣的。

蓋孟子的眼睛，更多的是往內(nei) 看，往上看；而莊子，更多的是往外看，往上看；一般人，則是往外看，往下看。所謂之“往內(nei) 看，往上看”，就是看到了良心仁義(yi) 禮智之內(nei) 在而清美；所謂之“往外看，往上看”，就是看到了那一個(ge) 可以會(hui) 通天地萬(wan) 物的“天道”，是如何地運乎萬(wan) 物內(nei) 外，無乎不在；而所謂的“往外看，往下看”，就是隻看到一曲之物質，逞私欲之妄行，而孳孳執著於(yu) 此，失其本心，昧乎大道。孟子更多地是身處人世之中，而從(cong) 人世裏麵尋找光明；莊子則是遠離人世，一個(ge) 人獨對天地萬(wan) 物之浩浩運行，而去尋找光明。故孟子之“義(yi) 利之辨”，更易為(wei) 我們(men) 所理解，亦更容易在人間推行而顯出其外王事業(ye) ；莊子之“天人之辨”，則不太容易為(wei) 我們(men) 所理解，即便我們(men) 要理解之，也往往要借助“義(yi) 利之辨”來在其中設立一個(ge) 暫時的理解的渡船。而孟子昭示的“仁義(yi) 禮智”實體(ti) 化所衍生成的外王事業(ye) 的可能出現的種種“偽(wei) 義(yi) ”行為(wei) ，即如前麵所說的今之人可能的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又以天爵外在地裝飾其門麵，卻都進入了莊子的“天人之辨”的範圍裏麵，而容易得到補充性的糾正。這就像徐複觀先生在《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中說的那樣：“莊子是反俗儒之所謂仁義(yi) 禮樂(le) ，而非反仁義(yi) 禮樂(le) 之自身。……他在掊擊仁義(yi) 之上，實顯現其仁心於(yu) 另一形態之中，以與(yu) 孔孟的真精神相接，這才使其有‘充實而不可以已’的感覺。這是我們(men) 古代以仁心為(wei) 基底的偉(wei) 大自由主義(yi) 者的另一思想形態。”^([37])莊子確實更多的是在“反俗儒之所謂仁義(yi) 禮樂(le) ”，因為(wei) 俗儒並未能像孔孟那樣，真正懂得這“仁義(yi) 禮智”是內(nei) 在於(yu) 人心而生發的，而僅(jin) 僅(jin) 為(wei) 外王事業(ye) 而事業(ye) ，把這“仁義(yi) 禮智”實體(ti) 化的外王事業(ye) 當作唯一標準，不知道這生發的外王事業(ye) 是因時因地製宜而立的，因而時遷地異，問題就出現了，這一些本據良心而有的外王事業(ye) ，就都成了與(yu) 人的生命不相幹的“桎梏”，成了“人偽(wei) ”；每每如此，則必有道家來一錘子打破，讓儒家再重新依良心因時因地製宜而設立其新外王事業(ye) 。故並不是說莊子就是儒家的支派傳(chuan) 人，道家就是儒家的“別子”，而是說道家具有補救儒家真精神落入到現實中出現的種種弊端的力量，然而道家還有屬於(yu) 自己的一片天空，就像《大宗師》中莊子借孔子之口說的那樣：“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nei) 者也。外內(nei) 不相及。”^([38])但是可以“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39])的。隻可惜這樣的一片有異於(yu) 儒家的道家的天空，還不是現今的我所能一一講清的。

三、仁禮之肯定與(yu) 否定

在孟子，是甚重視仁與(yu) 禮的，他說：“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有禮者，人恒敬之。”^([40])蓋孟子所謂的仁與(yu) 禮，都是內(nei) 在的，以他的話說，就是“惻隱之心，仁也”^([41])，“恭敬之心，禮也”^([42])。故其所雲(yun) 之“禮”並不同於(yu) 我們(men) 後來理解的那一種行為(wei) 禮節性的“禮”；對於(yu) 這樣的“禮”，如果沒有恭敬心，哪怕禮物再重，都是不行的。在孟子那裏，對此也已經做過批評的。他說：“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shou) 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43])其意思大致是說，對人隻是養(yang) 其身軀，而不加以敬愛之情，跟養(yang) 牲畜沒什麽(me) 區別；恭敬之心，亦即孟子所雲(yun) 的“禮”，是在實體(ti) 的禮物送出以前就具備的；而隻有恭敬之形式而無恭敬之內(nei) 容，君子便不必硜硜然還要這樣“拘禮”而行。孟子本身就做了一個(ge) 表率。其書(shu) 記載，一次當孟子留居鄒國之時，為(wei) 任國代理國政的季子送來禮物給他，他接受了，但不馬上回報，他日到了任國，就去拜訪季子；而當孟子留居在平陸之時，擔任齊國卿相的儲(chu) 子也送禮物給他，他接受了，也不馬上回報，他日到了齊都，並不拜訪儲(chu) 子。因為(wei) 季子是國政纏身不能親(qin) 自來送禮的，而儲(chu) 子本是可以親(qin) 自來送禮但不來。若是就俗儒而言，則不問內(nei) 在是否具備了恭敬之心，而一定要硜硜然悉備地還禮而後已。對於(yu) “仁”，與(yu) “禮”同然。孟子道：“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wei) 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yu) 於(yu) 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44])意思大致是說，為(wei) 仁者，當力致掘井及泉，莫隻挖了一半就放棄，並反過來嘲諷“仁”的力量也不過如此，終也會(hui) 將自己原來的那一點修仁的功績都摧毀掉的，而淪為(wei) 了流俗的鄉(xiang) 願。蓋仁心隱惻於(yu) 內(nei) ，而猶須後天的悉心養(yang) 護，即孟子所說的“養(yang) 氣”，才終可見此心之光明通透的。

在莊子那裏，更多的卻是對仁與(yu) 禮的否定。他說“大仁不仁”^([45])。蓋他所理解的真正“仁”，是不該向人明擺自己是有“仁”的，而當在無言之教中，將這一份仁愛自然地傳(chuan) 輸出去，如天地之“澤及萬(wan) 世而不為(wei) 仁”^([46])，這才是真正的仁愛。“禮”也是一樣的。為(wei) 什麽(me) 要拘那麽(me) 多虛禮呢？你看，若踩了路人的腳，就要恭敬地向人道歉；可是如果這路人是你的兄弟，就不必道歉，隻需憐惜地去撫慰他；如果這路人是父母，那就可以什麽(me) 都不用說了。福永光司對孔子死後的俗儒評價(jia) 道：“他們(men) 一開口便囔著古之聖人的禮法如是如是。他們(men) 無法了解人類曆史是不斷地在變化，而社會(hui) 現實以及賦予社會(hui) 現實以秩序的原理也是跟著時代在變化的。他們(men) 忘了禮法的價(jia) 值不在其文而在其質；禮法不過是一種權變而已；萬(wan) 民安穩的生涯之實現，才真是禮法的根本。因此，他們(men) 遂抱著禮法先乎人生之錯覺，誤將人生的目的，視作即在墨守禮法，而顛倒本末，信口開河。”^([47])——講得真好！確實，在莊子那裏，總不免有“鼓舞處”，即把話說得相當“偏激”，比如就有說“道德不廢，安取仁義(yi) ”^([48])！因為(wei) 他最不能容忍生命被虛偽(wei) 的形式給桎梏了，他一毫也不能容忍；他竟許是故意把話說過頭了，因為(wei) 不如此，不足以震醒人們(men) 漸漸被拘死在“仁”“禮”形式裏麵的生命。他甚至願意承受被詬罵為(wei) “異端”的不解，因為(wei) 他隻關(guan) 注生命的本真，其餘(yu) 溺物的種種是是非非，他都不屑一顧。他確實是否定著“仁”與(yu) “禮”，而很明顯的一方麵，就是在否定俗儒的那一種為(wei) “仁禮”而“仁禮”的愚昧作為(wei) 。也許，他還對孟子所肯定的那一個(ge) 內(nei) 在的“仁”“禮”本身有更深的思考，而由此更深的思考，也對之持以否定的態度。在《大宗師》裏麵，許由對前來向他問道的意而子正告說：“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yi) ，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49])——這恐怕不僅(jin) 僅(jin) 是“鼓舞處”而已，而還有那麽(me) 一點冷靜思索後的意味的。

也許，莊子覺得，孔孟所雲(yun) 的“仁義(yi) 禮智”雖然真的很好，但已經是鑿破“渾沌”後的結果了。為(wei) 什麽(me) 像孔孟所高揚的這麽(me) 好的“仁義(yi) 禮智”一實體(ti) 化落實到社會(hui) 中，就會(hui) 出現種種拘形式而行的弊端？或者說，為(wei) 什麽(me) 既然“仁義(yi) 禮智”是內(nei) 在於(yu) 人而固有的，而卻常常是“君子存之，庶民去之”，須要君子這樣大力向庶民啟蒙，難道就不值得深思嗎？確實，這並不是孔孟的錯，孔孟做得很好，他們(men) “覺”到了可以通天道的人道的那一個(ge) 根本，然而莊子所要反思的卻是：為(wei) 什麽(me) 天道會(hui) 陸沉？好好的一個(ge) “渾沌”，為(wei) 什麽(me) 會(hui) 被鑿破？我們(men) 都說莊子渴求的社會(hui) 形態是回到原始的“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yu) 而不求其報，不知義(yi) 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的所謂“建德之國”^([50])，是追求原始，而反對當前的文明形態。其實，莊子所追求的，並不是時間上的“古”，而是社會(hui) 生命上的“渾沌”。因為(wei) 當人們(men) 都“知美之為(wei) 美”，那麽(me) “惡”也就出現了^([51])；當仁義(yi) 本內(nei) 在於(yu) 人而被外在地推揚著的話，那麽(me) 弊端也就出現了。這也就是為(wei) 什麽(me) 《胠篋》中會(hui) “偏激”似地說“諸侯之門，而仁義(yi) 存焉”^([52])的原因。而孟子對此也是反對的，他也是明顯地反對人們(men) “修其天爵，以要人爵”的做法。也許，孟子側(ce) 重的是人道的那一個(ge) 還可以通連天道的真“仁義(yi) ”，他更關(guan) 心我們(men) 應該怎麽(me) 做；而莊子，則側(ce) 重那本來完好的天道之渾沌為(wei) 什麽(me) 在人間就被鑿破了，他更關(guan) 心我們(men) 本來是怎樣的。而這不同的出發點，就造成了他們(men) 對“仁義(yi) ”的關(guan) 注點不同；然而其共同之處卻是，他們(men) 都真的很渴望，渴望這人世間，終然能變好。

   四、行道之廟堂與(yu) 江湖

孟莊二子麵對的是同樣的一個(ge) 亂(luan) 世，同樣具有得道者的風範，然而他們(men) 卻顯出了幾乎相反的處世態度。一個(ge) 很明顯的例證就是：孟子悲心滿溢，於(yu) 是他便積極地走進了製造出如是之亂(luan) 世的核心地帶——廟堂——去以真理勸說君王，使君王從(cong) 迷途中返回來，真正實行王道，使天下得以太平；莊子則不然，楚梁等國的國君都有致相於(yu) 他的邀請，然而他拒絕了，樂(le) 於(yu) 一人這樣子，悠然垂釣。總覺得，孟子更像是一位勇者，他覺得是他應該做的，的的是良心告訴他去做的，那麽(me) 不管麵對的是千軍(jun) 萬(wan) 馬，還是可以使人一下子就粉身粹骨的君王，他都敢藐視之，敢堂堂正正地去宣說真理，而直使齊宣王羞愧得“顧左右而言他”^([53])，承認“此則寡人之罪也”^([54])。這是迥異於(yu) 世俗臣下對權勢唯唯諾諾乃至“逢君之惡”^([55])的不一般的清挺剛健的生命姿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6])，“萬(wan) 鍾則不辯禮義(yi) 而受之，萬(wan) 鍾於(yu) 我何加焉”^([57])！真真是頂天立地的偉(wei) 男子，大丈夫！滿身充溢的都是一種熊熊的道義(yi) 熱情，而且似乎永遠都這麽(me) 亮堂，這麽(me) 火熱，好像他背後有一個(ge) 活頭的力量之源，在源源不斷地供給燃料給他。即便時代傾(qing) 頹了，很多人對此也都絕望了，他們(men) 想：像我這樣一個(ge) 渺小的“人”，對於(yu) 這麽(me) 一個(ge) 偌大的亂(luan) 世，哪怕再有心量想去改變，但到底真又有什麽(me) 改變呢？可是，在孟子，卻敢這樣以一人之力，來直挺亂(luan) 世於(yu) 不墜。而他並不是“手援天下”，並不是在逞匹夫之勇，他是“天下溺，援之以道”。^([58])他之有如是之勇氣，就因為(wei) 他洞明了道義(yi) 的力量是何等地偉(wei) 大，即便是在黑暗的人世紛亂(luan) 當中，也足以如隆鍾如獅吼如響雷如巨斧如日光，直擊黑暗的核心點。他其實也可以像公孫衍、張儀(yi) 那樣甚得君王之信任而威斥天下，然而“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59])，即便如此平了天下，那也隻是霸道的天下，而不是王道的天下，人民真的會(hui) 幸福嗎？天下就真的能長保太平嗎？他絕不會(hui) “行一不義(yi) ，殺一不辜”^([60])，來平天下，他永遠堂堂正正，直道而行，如大化之行，浩浩奔流。時代的悲哀，他扛起了；時代的黑暗，他敢於(yu) 挺起身去麵對，而且有能力去麵對。他就像時代的良心，熠熠生輝，縱人們(men) 眼睛蒙垢而“看不見”，也還是這樣子，充溢身心內(nei) 外地一直發著光。也許，他的渴望最終不能實現，但是真理還在他那邊，他雖“敗”而猶榮！因為(wei) 縱過了百年千年萬(wan) 年，人們(men) 若要真的過上幸福的生活，那麽(me) 就一定得到他那裏去尋求智慧。也許因此，《孟子》七篇誕生了，頁頁都寫(xie) 滿了正氣，似乎已經將天地間的浩然，全盤都收進了紙頁裏。時代終於(yu) 沒有傾(qing) 頹，而也許就是因為(wei) 有無數像他這樣的行正道敢擔當的真儒，雖無武力以威天下，但也以自己的良心氣膽，在嗬斥著昏殆，在震懾著黑暗，而呼喚著光明，早日到來。

莊子，卻更像是一位智者，他的心永遠那麽(me) 平靜，仿佛止水一般，可以照現出天地萬(wan) 物的真相來。也許他也曾一度很想像孟子那樣以一身之力努力去改變這樣的世態，然而他似乎一眼就看穿了孟子式的做法結果一定是失敗的，因為(wei) 孔子就是先例，於(yu) 是轉而去尋找一種更徹底的奮鬥方向。他未嚐沒有濟世的才能，一些國君紛紛來請他為(wei) 相就是明證，可是，令人不解的是，他為(wei) 什麽(me) 心就能這麽(me) “冷”，能夠置天下於(yu) 水深火熱之中而不顧，獨自一人這樣悠然垂釣？難道是他沒有看清孟子從(cong) 孔子及自身良心那裏看到的那一個(ge) 仁義(yi) 王道之力量有何等雄大？還是他沒有看到紛紛亂(luan) 世之中，有很多俗儒在販賣著“仁義(yi) ”以圖一己之私欲，但也有不少孟子式的真儒在直挺時代的良心？也許，他看到了，至少像墨翟宋牼一類為(wei) 天下太平而汲汲努力的人，像孔子那樣的大聖人，他看到了。難道說他覺得有這些人在扛著時代的理想就夠了，不需要多他一個(ge) 來做同樣的事？或者說救時代之紛亂(luan) 在他來說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事了，那不過是蝸牛身上的蠻與(yu) 觸兩(liang) 個(ge) 國家的紛爭(zheng) 而已？——竟許，莊子看到的，不僅(jin) 僅(jin) 是眼前身處的這一個(ge) 亂(luan) 世，更是支撐起這一個(ge) 亂(luan) 世的飄渺浩大的“天地”；對於(yu) 如是之“天地”而言，這樣的亂(luan) 世這樣的我們(men) ，不過像一粒小米，流蕩在太倉(cang) 的廣大空間裏而已。他竟許是看到了“六合之外”的真實，而他的心，就安在這偌大的真實裏頭，動念行跡，其根由，皆源自於(yu) 他所認識到的這偌大的真實。蓋恐怕莊子看到的不是這樣一個(ge) 似乎有點概念性的偌大的“天下”，他看到的是這“天下”中一個(ge) 個(ge) 具體(ti) 的“人”，這一個(ge) 個(ge) 具體(ti) 的“人”的生命！他要救的不是天下，因為(wei) 天下自有其“運命”在，他要救的，就是夾雜在這樣天下“運命”之中的具體(ti) 的人的生命！亂(luan) 世遍處民不聊生，難道到了亂(luan) 世之民所渴盼的“治世”，他們(men) 就真的能得到幸福嗎？難道他們(men) 就不需要麵臨(lin) 是非之惑心、死生之困懼？君子可以“捨生而取義(yi) ”^([61])，而難道“取義(yi) ”就一定要“捨生”？如果說是不得已而這樣做，那這“不得已”的生命悲劇，又是誰製造出來的呢？難道這樣的一個(ge) 個(ge) 問題之解答，就不比“捨生取義(yi) ”的悲壯行徑重要？不管是君子還是庶民，不管是君王還是臣下，脫去社會(hui) 定位的種種外表，他們(men) 的本真，豈不就是一個(ge) 個(ge) 與(yu) 草木蟲魚鳥獸(shou) 無異的活生生的生命？而為(wei) 什麽(me) 同樣是生命，卻會(hui) 出現相互壓迫相互奴役之現象？而且還理所當然地以為(wei) 這樣沒錯！難道相比於(yu) 具有殉道熱情的慷慨悲歌之士，從(cong) 事這種思考這種生命問題尋解的人，就不值得尊敬嗎？——確實，莊子看似對於(yu) 當時的亂(luan) 世沒有一絲(si) 毫的補益，然而他超越了桎梏在己身的是非與(yu) 生死，“上與(yu) 造物者遊，而下與(yu) 外死生、無終始者為(wei) 友”^([62])，就像一位“真人”，卓然飄禦在一片紛紛亂(luan) 亂(luan) 虛偽(wei) 不已的世間塵土之上。他沒有對時代多說什麽(me) ，隻是更多地以他的生命姿態，來表明他的立場，他的渴求，他的矜守。竟許反顧人間的他，不忍隻是“為(wei) 不知己者詬厲”^([63])，讓人們(men) 隻是把他這樣一位“真人”當作一個(ge) “消極處世者”，“文化虛無主義(yi) 者”看待而已，於(yu) 是抖出了內(nei) 七篇，引生出了外雜篇，為(wei) 千千萬(wan) 萬(wan) 同他一樣被世人誤解的“真人”，作一個(ge) 客觀的訴說，作一個(ge) 慈愛的呼回。是的，與(yu) 一般的墨翟式宋牼式孟子式的熱忱的救世者不同，莊子選擇了江湖，選擇了內(nei) 心的平靜，他遠離了“天下”，然而，他所獲得的，卻是整個(ge) 的“天地”。

孟子就如火，熊熊地燃燒著道義(yi) 熱情；而莊子，就像水，“唯止能止眾(zhong) 止”^([64])，心如明鏡而應照著天地萬(wan) 物的真相。孟子如火，所以他敢擔當，他能擔當，製造人間紛亂(luan) 的核心地帶，他敢衝(chong) 進去，不是以武力而是以真理，在震懾著陷溺物欲之中良久的諸侯；莊子如水，所以他看得更清，看得更遠，看得更大，他看到的不僅(jin) 是眼前的紛亂(luan) ，甚至不是眼前的紛亂(luan) ，而是更大的“天地”，更具體(ti) 的“生命”。與(yu) 孟子不同，他走向了江湖，拒絕了廟堂的邀請，以自己獨卓飄逸的風姿，在回應著“天真”之喚聲，“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65])真真是“使人之意也消”，^([66])又如何可以真的去稱讚他呢？噫，總不當以廟堂勇士之標準，來詆侮江湖得道者為(wei) “消極處世”。其實，隻要人是在真誠地麵對自己的生命，珍視自己的人生信仰，那麽(me) ，哪怕他是選擇了“清”，而不是“任”，也是足以告慰良心，告慰天下的。

   五、形象之可敬與(yu) 可親(qin)

當整一個(ge) 孟子出現在我們(men) 麵前，我們(men) 會(hui) 覺得這是一個(ge) 熱氣堂堂的男子漢、大丈夫，直道而行，沒有絲(si) 毫的媚骨和隱曲，他令我們(men) 騰升的第一感覺，即是：肅然起敬。因為(wei) 他，就如一束耀眼的清光，照破了我們(men) 昏殆沉暗的生命狀態。不過，相比於(yu) 孔子，孟子似乎就缺少了像他那樣渾融大雅的過化風度。他評價(jia) 孔子，說他是“聖之時”者，如果這裏所說的“聖”即是孟子所說的人格六境中“大而化之之謂聖”的“聖”的話，那麽(me) 私淑孔子的他，恐還未達到這樣渾融的能“化”的地步，而更近乎“大”；亦尚未得孔子融偏成全的“時”，而更近乎“任”，即他更像是一位“大之任”者，而其“大”己臻乎“聖”，其“任”己臻乎“時”了。故而《孟子》一書(shu) 給我們(men) 展現的孟子形象，更像是一位有著錚錚鐵骨的中年人。用牟宗三先生的話說，就是“滿是英氣”“滿是棱角”。他是真真把支撐起孔子的可以“無可無不可”^([67])的“時”的內(nei) 在精神給“十字打開”，完全凸顯出來了。因而我們(men) 會(hui) 覺得這光芒好亮好亮，直亮得讓我們(men) 有種高不可攀的錯覺。其實，在孟子的弟子那裏就已經有這種感覺了。他的一位弟子公孫醜(chou) 一天就對孟子說：老師，您的道很高很好啊，但似乎像登天那樣不可攀及，為(wei) 什麽(me) 不讓它變成有希望攀及而叫人們(men) 每天努力去得到呢？孟子就堂堂地回答道：“大匠不為(wei) 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wei) 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cong) 之。”^([68])真是句句擲地有聲，完全不肯枉己從(cong) 人，殉道為(wei) 人。“道”本就這麽(me) 高，絲(si) 毫不可以屈降，豈可以為(wei) 懈怠者開方便之門？——能者從(cong) 之！絕無二話！而這，也就是典型的勇者風範。像一怒就可以置平民於(yu) 死地的諸侯，孟子也敢懷正道而藐視之，說出了連後世的朱元璋都害怕的“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69])的話，而直把“弑紂”評作是“誅一夫”，高高揚起道德真理之旗幟，將一般人都畏懼的權勢硬是給壓在了下麵。孟子對權勢如此，對於(yu) 辯敵之態度，也是絲(si) 毫不屈合的，常常把來質問的人講得理屈難對。他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70])不管是墨家的夷之，還是從(cong) 儒家投靠到農(nong) 家的陳相，還是告子、淳於(yu) 髡、小人尹士、媚臣陳賈，都跟孟子辯不上幾回合就隻剩大敗而歸了。即便是他的弟子有疑問、甚至犯錯了，他也是這樣錚錚地回對。就如跟從(cong) 齊國的寵卿王驩做事的樂(le) 正子，懈怠了時候才來見老師，也便被逼得隻有承認自己“有罪”。而孟子自己也說了：“予不屑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也矣。”^([71])他就像一位有道的嚴(yan) 師，學生有錯不跟你委曲地講，就是要直直地告訴你：“你錯了。”然而當學生有成就的時候，比如前麵受罵的樂(le) 正子在魯國當官開始能有所作為(wei) 時，孟子聽到也是為(wei) 之高興(xing) 得睡不著覺。這就是孟子，一臉正氣，不容茍笑，不容委曲，然而他的胸腔，卻一貫是這麽(me) 亮堂，而他的心，卻常常是充滿著悲憫的。

莊子之形象似乎剛好相反。他有如月光輕灑，碧水明照，就好像我們(men) 是“去人滋久，思人滋深”的“越之流人”^([72])，在他這麽(me) 一位“真人”麵前，情不自禁地就騰升出了一份親(qin) 切感。在《莊子》書(shu) 中，莊子更似是中年而近老年的形象，然而我們(men) 卻常親(qin) 切地稱呼他為(wei) “莊生”，好像他很年輕，好像他就是不會(hui) 老。如果以孟子的人格六境和偏全二相嚐試來看莊子達到的人格境界的話，則莊子更近“聖之清”者伯夷的氣象，不過他卻已經消融了伯夷的那一份“隘”，而更有一種超脫的生命姿態。如果說伯夷的“聖”就是孟子人格六境所說的那一個(ge) “聖”的話，那麽(me) ，莊子當是已經臻乎“神”境了，更像是一位“神之清”者。他內(nei) 心已經是無所惑，無所執著，人間物化的是非爭(zheng) 論之於(yu) 他，已經看得很明白了；而一般人都會(hui) 恐懼的、連帝王都免不了的死亡在他，也就像回家一般親(qin) 切。人間的禮義(yi) 在他這裏已經是說不通了，像他自己的妻子死了，他也隻是感慨一下，然後就翻悟到這樣是“不對的”，他應該為(wei) 他的妻子高興(xing) 才對，應該鼓盆而歌，因為(wei) 他的妻子終於(yu) 可以回到那一個(ge) 最“真”的所在了。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草木蟲魚鳥獸(shou) ，在他這裏都是活潑潑的，都是有氣息的，就像在家裏一般溫馨。他也有才，也很會(hui) 辯，然而他每次辯似乎都不求必勝，不求對方一定要理屈難對。就像與(yu) 惠子在濠梁之上的那一場由惠子燃起火藥味的辯論，按理說他是敗了，然而他卻能很輕鬆地使用我們(men) 一般人認為(wei) 的“詭辯”，而一下子就抹去了這火藥味，重新融合在他那不言而喻的萬(wan) 物一體(ti) 的至樂(le) 的品味當中。他拒絕了前來致相的使者，但並不硬板板地跟他們(men) 理論一場，而是隨意似地做了一個(ge) 比喻，就把自己的全部意思都表露無遺了。他也抱怨過委曲拒絕給他貸粟的監河侯，但說出來的話，卻還是像詩一樣美。甚至包括他快死的時候，跟隨他求道的弟子都哭哭啼啼的，說要厚葬他。然而他卻悠然地笑著，溫情脈脈地靈觀著天地日月星辰萬(wan) 物，說：再厚的葬具，有比這厚嗎？——蓋他已經能放開為(wei) 俗世的我們(men) 所難以放開的一切了，包括我們(men) 對拯濟亂(luan) 世執著的那緊握著的拳頭。他，就像大地，承載了一切，不論是讚美，還是批評。隻因為(wei) 他守住了生命的本真，而和大道在一起，無是非，無死生，“獨與(yu) 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yu) 萬(wan) 物”^([73])。也許，這也就夠了。

孟子和莊子，真是各得了“可敬”與(yu) “可親(qin) ”之一麵，而且都凸顯得這麽(me) 極致，這麽(me) 精彩，好像就成了其詞的代言人似的。然而這並不是說，孟子“可敬”不“可親(qin) ”，莊子“可親(qin) ”不“可敬”。隻是孟子的“可親(qin) ”，往往是藏在他的“可敬”裏麵，不易察覺；莊子的“可敬”，往往是消融在他的“可親(qin) ”當中，無聲無臭。這樣看起來，莊子達到的境界看似比孟子的還要高。確實，孟子更多是未而快臻入“聖”之化境，而莊子則已經是深得化境之精髓了。然而，這隻能說是在我們(men) 所看到的《孟子》《莊子》兩(liang) 本書(shu) 中所沁透出來的孟莊二子的人格氣象如此而已。蓋《莊子》這本書(shu) ，是有記載到莊子死的那一刻的，故是完整地記載了他一生的人格成就；《孟子》則看似更多是在寫(xie) 孟子中年的行事和思想，故他的晚年，同樣也達到了孔子的“聖之時”者之境界也未必沒有可能。

就我們(men) 所能從(cong) 書(shu) 中感受到的而言，以人格六境來界定，莊子所達到的人格境界確實比孟子要來得高；以偏全二相來界定，則孟子更得乎“全”。綜合上來，孰高孰低，實在是不好說，然而可以知道的是：他們(men) 兩(liang) 位，都很高；他們(men) 兩(liang) 位，都是得道者；他們(men) 兩(liang) 位，都是我們(men) 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人物，為(wei) 我們(men) 民族，乃至全世界，都留下了無法估量的寶貴的精神遺產(chan) 。他們(men) 一個(ge) 就像是《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74])精神的血肉代表，“確乎其不可拔”^([75])；一個(ge) ，就像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76])的血肉代表，“含萬(wan) 物而化光”^([77])。如天之流行，地之厚載，為(wei) 後來的人們(men) ，共架起了同不可缺的雙翼，使之得以或在廟堂或在江湖，都能夠有力有餘(yu) 地自如行動著。

壯哉，孟子！美哉，莊子！惟有深心感戴，深心感戴，而後挺起腰板，抖擻精神，在他們(men) 人格理想的震化下，去真正地品味曾深深感動過他們(men) 的活生生的大道的真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