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北大傳(chuan) 統——那些夭折了的與(yu) 反潮流的

作者：唐文明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北大耕讀社”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三月十九日丙申

           耶穌2018年5月4日

【北大耕讀社編者按】今年四月，我們(men) 拜訪了唐文明老師，希望聽聽老師對北大百年的學術傳(chuan) 統和中國學問的發展脈絡與(yu) 方向的理解，唐老師真誠的思考、寬闊的視野與(yu) 幽默的風格給同學們(men) 留下了深刻印象。雖是口頭閑談，但更易見真的思考與(yu) 情感，現整理出訪談錄的部分內(nei) 容與(yu) 大家分享。文稿經過了唐文明老師的刪訂，他也對有些地方做了補充。作為(wei) 禮物獻給所有熱愛北大的人。

一、北大傳(chuan) 統與(yu) 時代風潮

北大的曆史形象主要是被“五四”前後的新文化運動所確立的，而這正是現在的北大人應當深刻反思的地方。“五四”時期錢玄同曾有“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的罵人話，對於(yu) 現在不了解那段曆史的人看來不免有些奇怪，但其實正是反映出當時的北大語境。新文化運動最前沿的主題是文學革命，在文化領域則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事情。“桐城謬種”當然是指桐城派，在晚清1898年以來在北大占據了不少教席，比如後來相繼離開北大的林琴南、馬其昶、姚永概等人。這個(ge) 事情可能與(yu) 吳汝綸、嚴(yan) 複等人有關(guan) ，也與(yu) 當時主管教育的大臣如張百熙等人有關(guan) 。吳汝綸是曾國藩的學生，曾執掌保定的蓮池書(shu) 院，離北京、天津都很近，培養(yang) 了不少學生，影響了不少人。你們(men) 應該知道，嚴(yan) 複翻譯《天演論》曾請吳汝綸作序。1902年張百熙任管學大臣後曾舉(ju) 薦吳汝綸為(wei) 京師大學堂總教習(xi) ，但吳汝綸堅辭不就。嚴(yan) 複曾兩(liang) 度入北大，先是1902年任京師大學堂譯書(shu) 局總辦，1904年離開；後來是1912年任北京大學校長，不到一年離開。

吳汝綸先生（1840-1903）

嚴(yan) 複先生（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

桐城派的路子是崇尚古文，講文以載道，有很強的古典意識，也因此而重視理學。理學本來不是叫道學嘛。而後來的文學觀念要麽(me) 強調文學的自律性，反對文以載道；要麽(me) 是以革舊道、建新道為(wei) 鵠的，則是“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這裏有一個(ge) 關(guan) 於(yu) 儒學現代開展的脈絡，可以上溯自曾國藩，而後來開辦無錫國專(zhuan) 的唐文治，自然也應當歸入其中，就是以辭章、考據、義(yi) 理、經世重新規劃儒學，且特別重視文學與(yu) 理學的聯袂。你們(men) 可以想一想，如果中國的現代文學是按照這樣的思路開展下來，可能會(hui) 是個(ge) 什麽(me) 景象？曆史當然不能假設，但曆史也不能僅(jin) 以成敗論英雄。或者說，短時間看來的成敗從(cong) 長時間看可能正相反。嚴(yan) 複曾評價(jia) 吳汝綸“舊學淹貫而不鄙夷新知”，也可以看到這些人都不是抱殘守缺之輩。北大既然以1898年而非1912年為(wei) 自己的誕辰，就應該重視晚清這一段曆史。現在的北大在回溯自身的學術傳(chuan) 統時，是否重視晚清這一段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換句話說，新青年之前的北大，是個(ge) 什麽(me) 形象？北大在晚清這一段曆史是否對於(yu) 我們(men) 思考和理解我們(men) 所關(guan) 心的文化複興(xing) 問題更有意義(yi) ？

我不知道這樣的問題你們(men) 想過沒有？作為(wei) 北大校友，我深感北大還有更重要的學術傳(chuan) 統遠遠沒有被挖掘出來。當然也是因為(wei) 有些傳(chuan) 統沒有被繼承下來，而是隨曆史一起夭折了。想象一下，基於(yu) 對道的篤實信念而展開的文學、史學和哲學研究，乃至社會(hui) 科學研究，可能會(hui) 是個(ge) 什麽(me) 景象？你們(men) 可能會(hui) 說，這個(ge) 思路是不是太天真了？的確，在這個(ge) 思路上一定會(hui) 遇到伽達默爾所謂的真理與(yu) 方法的問題，且伽達默爾的解決(jue) 辦法還不一定合適，這會(hui) 引發更深層次的問題，特別是對現代人文科學方案的根本反思，在此沒法細談。但我想至少這樣的問題是有意義(yi) 的，而且即使在現代人文學內(nei) 部，也不乏實踐者。我想，這是我首先要給你們(men) 提出的問題。

章太炎先生（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

胡適先生（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

“選學妖孽”從(cong) 字麵意思來說直接指向重視《文選》的那些人，在當時的北大大概是以黃侃、劉師培等人為(wei) 代表。實際上，民國以後逐漸占據北大教席的很多是章太炎的弟子。他們(men) 舊學工夫大都很好，特別是考據、訓詁方麵。在政治上，章門弟子當然都是民族主義(yi) 的革命派，也因為(wei) 強調民族主義(yi) 而重視自身的曆史文化傳(chuan) 統，所以章太炎越到晚年越重視國學，他的目的很清楚，就是欲提倡國學來凝聚我們(men) 的國族。其實，整個(ge) 現代中國的人文科學都是民族主義(yi) 的產(chan) 物，這一點是很清楚的。但因為(wei) 革命的主題在當時愈演愈烈，啟蒙的激進化使得民族主義(yi) 發展到新文化運動逐漸變成了一種徹底鄙棄自身傳(chuan) 統的民族主義(yi) ，這是一個(ge) 巨大的吊詭，也是一個(ge) 巨大的轉變，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現代中國人文科學的開展，最終使得“疑古派”的極端觀點成為(wei) 主流。這一派也就是我們(men) 一般所說的新青年派，其中的風潮人物當然是胡適、陳獨秀等人，在學界自然是胡適的影響更大、更持久。新青年派不光是看不上桐城派，連章門弟子，我們(men) 可以籠統地說是國學派，其中其實有很激烈的革命思想，他們(men) 也看不上。他們(men) 研究國學，所謂“整理國故”，和章門弟子的國故概念完全不同，目的是為(wei) 了“驅散舊世界的陰魂”，或者用周予同的一個(ge) 比喻來說，是為(wei) 了文化“鞭屍”。而後來的文學史、思想史寫(xie) 作基本上都是基於(yu) 新青年派的核心立場。當然，這一派又分化為(wei) 兩(liang) 派，在當下的思想界仍居主流，這也是你們(men) 都知道的。現在政府和學術界都提倡研究國學，其實首先應當接上晚清國學派的傳(chuan) 統，我認為(wei) 這也是北大傳(chuan) 統的一個(ge) 重要組成部分，可惜似乎也很少有人提。而關(guan) 鍵的問題也在於(yu) ，如果不能對“五四”前後的新青年傳(chuan) 統有根本的反思，國學派這個(ge) 傳(chuan) 統的意義(yi) 也無法真正呈現，也不可能接上。

胡適的學術功底很差，這是大家都承認的。但胡適的厲害之處在於(yu) 他能夠敏銳地把握住時代的變動，而且反應很快，幾乎每一次反應都很有方向感，因而成為(wei) 引領學術界的風潮人物。胡適和清華也有一點淵源，他是1910年庚子賠款的官費生。在美國他開始在康奈爾大學，學得不太好，後來轉到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影響很大，但內(nei) 容方麵非常粗糙，就連極力推崇他的餘(yu) 英時也不得不承認。但餘(yu) 英時對這本書(shu) 的評價(jia) 又非常高，主要是從(cong) 思想史的角度來看的，認為(wei) 這是中國哲學領域中範式轉換的開山之作。

從(cong) 現代中國人文學科的曆史來看，餘(yu) 英時的這個(ge) 評價(jia) 有一定道理，但我覺得他還是把胡適的意義(yi) 誇大了。一方麵，類似的工作早就有人做了，一個(ge) 是日本人的研究傳(chuan) 統，再一個(ge) 像梁啟超、王國維在晚清時期寫(xie) 的很多哲學論著，其實就已經實現了中國哲學研究的範式轉換了。當然，這兩(liang) 位和清華的淵源更深，也都深受日本學術的影響。還有，即使是整個(ge) 的中國哲學史論著，胡適的也不是第一本，何況他的書(shu) 也隻寫(xie) 到先秦，且終生沒有能力寫(xie) 完。他自述“但開風氣不為(wei) 師”，這話看起來很謙虛，其實也是陳述了一個(ge) 事實。若要較真的話，其實是表明他知道自己沒有能力做一個(ge) 具有典範意義(yi) 的學術導師。我覺得胡適扮演的就是一個(ge) 學術買(mai) 辦的角色，但當然他是一個(ge) 很成功的學術買(mai) 辦。從(cong) 中西交通這個(ge) “大事因緣”來說，學術買(mai) 辦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yi) ，但切不可誇大。況且以我們(men) 的標準來看，胡適雖然是一個(ge) 在當時特別成功的學術買(mai) 辦，但決(jue) 不是一個(ge) 好的學術買(mai) 辦。這一點我們(men) 隻要讀一下學衡派諸人士對胡適的批評就很清楚了。另一方麵，假如我們(men) 現在能夠清晰地意識到現代人文學科其實是啟蒙謀劃的一個(ge) 重要組成部分，而對啟蒙的徹底反思又使我們(men) 能夠整體(ti) 上反思現代人文學科方案的根本不足的話，那麽(me) ，我們(men) 或許能夠意識到，餘(yu) 英時所謂的範式轉換可能恰恰是問題所在。這一點也沒法細談。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以後，北大有人請梁啟超演講，梁啟超就評論這本書(shu) 。演講的大意是說凡涉及西方知識論的地方，胡適都講得頭頭是道，凡涉及中國形而上學層麵的，胡適一概不通，所以梁啟超批評說胡適這本書(shu) 實在是“強古人以就我”。梁啟超對胡適的批評在當時的學術界肯定有不少共鳴者，馮(feng) 友蘭(lan) 就是其中一個(ge) 。馮(feng) 友蘭(lan) 晚年寫(xie) 《現代中國哲學史》，談到胡適這本書(shu) 對他的衝(chong) 擊意義(yi) ，其中有一個(ge) 非常直觀的描述，就是說以往的論著，都是經典的文字用大字，論著者的文字用小字，而胡適的著作則相反，自己的文字用大字，經典的文字成為(wei) 自己文字的注釋，用小字。你們(men) 若看馮(feng) 友蘭(lan) 的《中國哲學史》，雖然體(ti) 例上已經完全接受了胡適的做法，但正文中往往是大段引用原文，自己的解釋有時就幾句話放在後麵，甚至很少發揮。我甚至感覺到了他那種多少有點刻意的克製。我覺得這個(ge) 寫(xie) 作上的痕跡一定與(yu) 當時人們(men) 對胡適的批評有關(guan) ，就是說，馮(feng) 友蘭(lan) 可能意識到，有胡適的前車之鑒，自己要盡量避免“強古人以就我”的毛病。

你們(men) 知道，馮(feng) 友蘭(lan) 的《中國哲學史》兩(liang) 卷本有三份著名的評審書(shu) ，一份是金嶽霖的，兩(liang) 份是陳寅恪的。金嶽霖的評論將馮(feng) 著與(yu) 胡著對比，故而明確談到對胡著的看法。梁啟超曾說胡適不太懂中國的形而上學，對西方的知識論比較懂，金嶽霖的大意是說，胡適談西方知識論的地方也不行，等於(yu) 是從(cong) 中西兩(liang) 方麵對胡著提出嚴(yan) 重質疑。陳寅恪的兩(liang) 份評審書(shu) 更有趣。第一份評審書(shu) 針對上卷，說馮(feng) 友蘭(lan) “能矯附會(hui) 之惡習(xi) ，而具了解之同情”。那麽(me) ，“附會(hui) 之惡習(xi) ”這句話指的是誰？當然就是胡適，或者說這句話主要是針對胡著而發。第二份評審書(shu) 針對下卷，也很有意思，在最後批評了馮(feng) 友蘭(lan) “舊瓶裝新酒”的思路。前幾年桑兵寫(xie) 過一篇文章，剖析出陳寅恪的第一份評審書(shu) 其實也隱含著對馮(feng) 友蘭(lan) 的批評，我認為(wei) 他的剖析很有說服力。至於(yu) 批評的要點，一言以蔽之，如果“了解之同情”落在現代人一麵，則可能越同情，離古人的精神和思想越遠。如果關(guan) 聯於(yu) 第一份評審書(shu) 寫(xie) 作的語境和意圖，我們(men) 大概可以想到，陳寅恪對馮(feng) 著一開始就是有批評的，但因為(wei) 胡著及其影響在先，所以在兩(liang) 相比較的情況下明確肯定了馮(feng) 著，且對馮(feng) 著的批評也采用了相當隱晦的筆法。陳寅恪雖然也是現代人文學科的捍衛者和實踐者，但他心目中的古今差異非常巨大，由此可見一斑。

二、北大傳(chuan) 統與(yu) 反潮流

但即使是胡適及其弟子主導的北大，也還是有其他傳(chuan) 統，或許在當時隻是些“執拗的低音”，從(cong) 學術生態的角度看也難免令人感慨。一般所說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新儒家第一代，熊十力、梁漱溟和馬一浮，前二位都任教北大，馬一浮也被北大兩(liang) 次邀請過，但他對廢除經學的現代人文學科有看法，所以拒絕了。梁漱溟在當時的思想界影響很大，而熊十力引導了不少學生，在當時他們(men) 都可以說是反潮流的人物。

梁漱溟先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

梁漱溟這個(ge) 人，個(ge) 性之鮮明，你們(men) 都是知道的。年輕時有厭世情緒，甚至想到自殺，讀了佛學後獲得了一次解脫，不自殺了，但準備獨身。後來父親(qin) 自殺了，使他改變主意，才娶妻生子。像他那樣沒有什麽(me) 學曆、尤其沒有國外學曆而被聘為(wei) 北大教授，在當時若以一般人而論，這實在是個(ge) 難得的機遇，一定是一輩子不肯放手。但讓很多人都沒想到的是，做了幾年北大教授後，梁漱溟不幹了，去搞鄉(xiang) 村建設了。你們(men) 看胡適日記，還為(wei) 此事專(zhuan) 門記了一筆。胡適完全不能理解梁漱溟的選擇，還聯係到梁漱溟的父親(qin) ，大意是說，這父子倆(lia) 真是有得一比，性格都梗的很。我讀梁漱溟，首先感受到的是他那種求道之心的急迫、懇切與(yu) 為(wei) 人方麵的嚴(yan) 肅、認真作風。我們(men) 現在還有人懷著求道之心來做學問嗎？如果有，那麽(me) 又如何來處理求道與(yu) 學問之間的張力呢？這都是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

從(cong) 儒學來說，這裏麵就有個(ge) 修養(yang) 工夫問題，但決(jue) 不是我們(men) 一般所講的道德修養(yang) 問題，而是涉及全身心的變化氣質的問題，或者說是涉及對人生的整體(ti) 理解的安身立命問題。梁漱溟常被人談起的一件事是建國後他和毛澤東(dong) 因農(nong) 民問題的爭(zheng) 論。我這裏當然不是要談他們(men) 誰對誰錯，而是說，你們(men) 想一想，梁漱溟和最高領導人爭(zheng) 論的勇氣從(cong) 哪裏來？為(wei) 什麽(me) 別的人沒這個(ge) 勇氣？我認為(wei) 這就是有工夫與(yu) 沒工夫的區別。通過工夫，獲得一種內(nei) 在的力量，無論在現實生活中遇到什麽(me) 事，都能夠恰當地應對。這就是工夫的作用。我想，儒學能夠給人的，首先就是這個(ge) 。可能有人會(hui) 說，學問乃天下之公器，作為(wei) 學者如果隻是注重自己的修養(yang) 工夫，是否太局限了？其實我認為(wei) 問題恰恰相反。我們(men) 現在很多做學問的，從(cong) 不重視自己的修養(yang) 工夫，才導致了自己學問無法長進的根本局限。古人有史德之說，其實可以擴大到說，所有學問都需要美德作為(wei) 基礎，特別是人文社科領域，如果我們(men) 隻是抱著一種實證主義(yi) 的方法論，或隻憑理性的拆解和分析，都可能是不夠的。我曾經有過一個(ge) 觀察，是針對那些按照一般標準已經很不錯的學者而言的，就是說，對於(yu) 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者，有信念而無信仰，有理性而無靈性，也可能是一種缺點。從(cong) 個(ge) 人感受來說，如果缺乏一個(ge) 深度自我或厚實自我的介入，我覺得這種學問也不怎麽(me) 過癮。當然，必要的學術規範和公認的方法論要求，仍是有意義(yi) 的，僅(jin) 僅(jin) 是情懷黨(dang) 大概也做不好學問。

熊十力先生（1885年2月18日-1968年5月24日）

再說熊十力。熊十力一定是一個(ge) 極有魅力的人，你們(men) 從(cong) 弟子們(men) 對他的回憶中就可以看到。以牟宗三為(wei) 例。你們(men) 想想，牟宗三一上大學就到北大，先是預科，後來本科，和你們(men) 一樣都是時代的“驕子”，能上北大都是很了不起的。按一般常理來說，他這樣的人應該向胡適等留洋回來的知名教授看齊才對，怎麽(me) 可能看得上總是一副病懨懨的樣子、又沒有什麽(me) 正經學曆的熊十力呢？牟宗三是個(ge) 學習(xi) 非常用功的人。原來借書(shu) 不都是有記錄的嗎？據說北大圖書(shu) 館有一年通過借書(shu) 記錄發現，牟宗三讀過的書(shu) 最多，於(yu) 是還給他發過一個(ge) 獎。牟宗三自己回憶說，經常是帶一個(ge) 饅頭在圖書(shu) 館裏泡一整天。他在本科期間已經有很高深的研究，寫(xie) 了《周易的自然哲學與(yu) 道德涵義(yi) 》這本書(shu) ，我看過，非常佩服，從(cong) 象數入手，但談的都是義(yi) 理。他當時主要是借助羅素、懷特海的數學哲學與(yu) 邏輯哲學，很多理解和解釋很有穿透力。據說他當時寫(xie) 了這本書(shu) 給張申府、林宰平等老師看，得到了他們(men) 的好評。也給胡適看，胡適的回答大意是說，《周易》這本書(shu) 我也看過，怎麽(me) 就沒看出你說的這些呢？其實正如梁啟超所說，胡適根本不懂形而上學，所以他後來還主張廢除哲學，賀麟曾對此耿耿於(yu) 懷。即使從(cong) 人文學科的啟蒙規劃內(nei) 部來看，哲學的意義(yi) 也是很大的，這是胡適所看不到的。反過來你看陳寅恪、吳宓等人，在清華則特別注重文、史、哲之間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就很不一樣。但牟宗三一見熊十力就被折服了。為(wei) 什麽(me) ？如果我們(men) 用後來牟宗三的話語來說，因為(wei) 熊十力做的是“生命的學問”。

牟宗三先生（1909年-1995年）

從(cong) 現在留下的資料看，熊十力有極難與(yu) 人相處的一麵。關(guan) 於(yu) 他的故事你們(men) 可能知道得也不少。但為(wei) 什麽(me) 他的弟子們(men) 終身對他不失愛戴之心？我想“生命的學問”這五個(ge) 字就是答案。真正值得我們(men) 認真對待的就是生命的學問！所以你們(men) 也要問自己，你做的是什麽(me) 樣的學問？是不是生命的學問？什麽(me) 才是生命的學問？換個(ge) 角度說，你做的學問你自己是否當真？你是把做學問看作是一份職業(ye) ，謀生的手段，或者僅(jin) 僅(jin) 是興(xing) 趣、愛好，還是說，是一件關(guan) 乎自家生命的極其嚴(yan) 肅、極其緊要的事？有些人聽到這樣的講法可能會(hui) 心生嘲笑，但這又何妨呢！我們(men) 總會(hui) 留一個(ge) 空間嚴(yan) 肅地對待自己的生命，即使這個(ge) 空間很小，也不可能沒有。我想，生命的學問，這也是北大的一個(ge) 傳(chuan) 統。這個(ge) 傳(chuan) 統對於(yu) 理解儒學的意義(yi) 自然也非常重要。這一點也不需要我多說。據說，湯用彤執掌北大哲學係之後，熊十力曾寫(xie) 信給他，舉(ju) 薦牟宗三回北大任教，其中有“北大自辦哲學門以來，唯宗三一人可造”的話。湯用彤回信則說主要是胡適不同意。北大的哲學傳(chuan) 統到湯用彤開始有很大變化，對後來的研究有方向性的引導。前幾年哲學係係慶時編了一些書(shu) ，吳飛也和我講過類似的感受和理解。看起來這個(ge) 說法還是強調了方法論，湯用彤作為(wei) 哈佛三傑之一，也是學衡派的主要人物，對西方哲學非常熟悉，也有很好的情懷和抱負。但或許也正因為(wei) 他們(men) 太強調那個(ge) 所謂理性主義(yi) 的人文主義(yi) ，思想上的原創性顯得不夠。

湯用彤先生（1893年8月4日-1964年5月1日）

錢穆先生（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曆史學方麵，像蒙文通、錢穆這些大家也都執教北大，雖然後來也都離開了，且離開的原因多半是因為(wei) 他們(men) 的思想傾(qing) 向與(yu) 胡適等主流人物所代表的時代風潮不合。我並不是說胡適做人有問題，其實你看他的很多做法是很大氣的，甚至頗有君子風範，但思想上的排斥是很明顯的。蒙文通受到胡適等人的排擠是他自己回憶中提到的，錢穆也是一樣。我自己就聽周輔成先生說過，錢穆當時離開北大就是因為(wei) 與(yu) 胡適的不合。餘(yu) 英時曾寫(xie) 過錢穆的這一段心路曆程，有些細節特別生動。錢穆在無錫老家長大，對清代的學問不陌生，但對宋明理學情有獨鍾。錢穆也是沒有留學背景，大學也沒上過，所以自己非常努力地學習(xi) 西學。他的家境並不富裕，但對於(yu) 當時比如北大出版的很多研究西學的雜誌他都訂閱或借閱。所以他就知道當時整個(ge) 中國學術的中心是北京，北京的學術中心是北大，北大的學術中心是胡適。開始他對胡適這個(ge) 比他年輕的學界領袖那是敬仰得不得了。顧頡剛回老家發現錢穆很厲害，就把他介紹到北京來，先到了燕京大學。顧頡剛也是胡適的弟子，就把錢穆介紹給胡適，於(yu) 是錢穆在當時的學術風潮中寫(xie) 了一部《劉向歆父子年譜》。這就有意思了，錢穆本來是喜歡宋明理學的，但是為(wei) 什麽(me) 要寫(xie) 一部這樣的書(shu) ？其實是要順應當時胡適提倡的以乾嘉為(wei) 標榜的學術潮流。胡適看了錢穆這個(ge) 書(shu) 就特別讚賞，也大力推薦他，後來錢穆也到了北大，錢穆也就成了一個(ge) 全國知名的學者了。錢穆慢慢發現胡適的淺薄，他在自己的回憶文字裏就說，某天和胡適聊到什麽(me) ，驚訝地發現胡適根本不知道，又說到什麽(me) ，胡適還是不知道，總之，對於(yu) 中國的傳(chuan) 統學問，胡適可以說基本知識都不夠。所以錢穆心中慢慢明白了，作為(wei) 學界領袖的胡適並非如他原來所想的那樣高深，而是一個(ge) 因無知而無畏的引領者。

那我們(men) 看錢穆那時寫(xie) 的書(shu) ，影響最大的可能不是《劉向歆父子年譜》，而是後來的《國史大綱》。你們(men) 一定知道《國史大綱》那個(ge) 著名的序言，強調要對本民族的曆史文化保持“溫情和敬意”，反對曆史虛無主義(yi) 。我們(men) 現在其實已經很難理解，在那時由疑古派主導的學術氛圍中，說這些話會(hui) 有多麽(me) 難，特別是在曆史學這個(ge) 很難對方法論的傲慢有深刻反思的領域裏。對本民族的曆史文化保持溫情和敬意，你們(men) 現在可能覺得這很自然，在當時將之作為(wei) 一種學術原則其實很不容易。在現在的史學界估計也不容易。而且我還猜測，如果不是有抗日戰爭(zheng) 這個(ge) 獨特的曆史背景，像錢穆那樣的寫(xie) 法可能還會(hui) 激起更大的反感。馮(feng) 友蘭(lan) 也寫(xie) 過關(guan) 於(yu) 信古、疑古與(yu) 釋古的分辨，他自己也很在意這些區分，都是有激於(yu) 當時的學術氛圍。

蔡元培先生（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

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時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這是北大能夠容納多種不同傳(chuan) 統的重要原因。雖然大學也不能置身於(yu) 政治之外，但學術畢竟有自身獨立的領域和脈絡，所以，思想自由或者說學術自由，應當成為(wei) 一個(ge) 好大學的起碼的標準。1998年百年校慶的時候我在北大，那一年我碩士畢業(ye) ，正準備在北大繼續讀博士。當時學校排演了一出話劇，以蔡元培為(wei) 主角，演蔡元培的是後來我讀博士時住在我隔壁的一位中文係的同學，他演得很好，把蔡元培的艱難處境刻畫得淋漓盡致，特別有一段蔡元培的獨白，使用了“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說法，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當時也很感動，乃至落淚，也深深體(ti) 會(hui) 到“思想自由，兼容並包”這句話背後所包含的沉重。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