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慈善——中國慈善新時代的特征及其由來

作者：康曉光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於(yu) 《中國第三部門觀察報告（2018）》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三月初五日任午

          耶穌2018年4月20日 

本文關(guan) 注最近十年中國大陸慈善領域發生的“一簇新現象”，指出它們(men) 具有鮮明的“後現代氣質”，並將其命名為(wei) “後現代慈善”。本文建立了慈善模式的通用描述與(yu) 解釋框架，並用它分析了從(cong) “前現代慈善”到“現代慈善”再到“後現代慈善”的演化曆程及其形成機製。本文指出經濟與(yu) 社會(hui) 結構的變化以及以互聯網為(wei) 核心的科技革命是造就後現代慈善的主要力量。本文指出當今中國總體(ti) 慈善形態為(wei) 三種慈善模式的疊加，並將其命名為(wei) “超慈善”。在超慈善中，三種慈善模式並存，而且均處於(yu) 發展之中，呈現出重疊發展，疊加創新的局麵。後現代慈善在持續發展的同時也在有力地改造原有的慈善模式。

關(guan) 鍵詞：超慈善  後現代慈善  現代慈善  慈善  公益

1．新氣象

最近十年來，在中國慈善領域中，“一簇新現象”爆發性地湧現。做慈善不再是專(zhuan) 業(ye) 慈善組織的“專(zhuan) 利”，個(ge) 人或幾個(ge) 朋友合夥(huo) 發起和組織慈善活動蔚然成風（如多背一公斤、隨手拍），做慈善的企業(ye) 越來越多而且企業(ye) 做的慈善也越來越精彩（如百勝餐飲集團的捐一元、騰訊的99公益日、阿裏的淘寶公益寶貝計劃），媒體(ti) 主持的慈善項目也是轟轟烈烈（如新華社的公益廣告大賽、《公益時報》的中國公益年會(hui) ）。慈善內(nei) 涵日益多元，不僅(jin) 關(guan) 注傳(chuan) 統的社會(hui) 問題（如扶貧濟困、教育、環保），小眾(zhong) 的需求也受到關(guan) 注（如罕見病群體(ti) ），高端的需求同樣受到關(guan) 注（如健身、朗誦、合唱、臨(lin) 終關(guan) 懷、科普、非遺保護）。慈善的方法和工具越來越豐(feng) 富（如眾(zhong) 籌、線上募捐、捐步數、光盤行動，綠色出行、冰桶挑戰、時間銀行）。慈善組織形式也越來越豐(feng) 富，非正式組織（如越野E族、夕陽再晨團隊）、網絡型組織（如公益籌款人聯盟、河流守望者網絡）、基於(yu) 互聯網的平台（如騰訊公益、易寶公益圈）、虛擬組織（如米公益）紛紛湧現。圍繞慈善的合作無處不在，慈善領域內(nei) 部的合作蓬勃發展，跨界合作日益深化。比跨界合作更深刻的是融合，慈善領域吸納其它領域的要素，其它領域亦吸收慈善要素（如今日頭條尋人公益項目）。

廣泛而深入的跨界與(yu) 融合帶來了慈善的“彌散化”，慈善要素進入各個(ge) 領域，慈善滲透個(ge) 人和社會(hui) 生活的方方麵麵。原有的各種界限被打破了，出現了一些難以辨識的行動和組織類型（如公益營銷、社會(hui) 企業(ye) 、影響力投資），慈善活動與(yu) 非慈善活動、慈善組織與(yu) 非慈善組織的差別不再清晰可辨。慈善領域原有的清晰的宏觀結構、運行機製、分工、等級、脈絡、趨勢也不再清晰可辨。大人物、大機構、大媒體(ti) 、大資本的影響力下降了，崛起的新一代生力軍(jun) 主宰新興(xing) 的慈善。與(yu) 新興(xing) 社會(hui) 力量攜手並進的是如日中天的“互聯網+”，它介入一切，改變一切，足跡無處不在，影響至深至遠。原來的主流、中心、權威、秩序、邏輯都受到無情地挑戰。慈善治理體(ti) 係也受到挑戰，尤其是政府管理方式受到嚴(yan) 重挑戰，麵對排山倒海、撲麵而來的新現象暈頭轉向、手足無措。

這是偶然地、同時出現的一批新現象嗎？抑或是宣告一個(ge) 新時代的降生？

這些雨後春筍般噴湧而出的、令人目不暇給、眼花繚亂(luan) 的新現象，不像是曇花一現的短期現象，也不像是出於(yu) 偶然地聚在一起，相反，它們(men) 表現出鮮明的共性和趨勢性，也許還預示了慈善的未來圖景。

2．研究思路

要理解今日慈善的“聚變”，需要遼闊的視野，一方麵，要超越慈善的範圍，另一方麵，要超越當下的局限。這意味著，不能就慈善論慈善，而要放寬視野，將慈善置於(yu) 文明之中進行考察；不能就當下論當下，而要以曆史的眼光考察慈善，將慈善置於(yu) 人類文明曆史之中。這正是本文的方法論。

2.1 跳出慈善看慈善

為(wei) 了跳出慈善看慈善，需要建立一個(ge) 與(yu) 之相稱的描述與(yu) 解釋慈善的框架。

慈善是什麽(me) ？或者說，如何描述慈善？

所謂“描述慈善”也就是回答如下問題：做什麽(me) ？誰來做？拿什麽(me) 做？怎麽(me) 做？如何治理？

慈善的本質是“利他”。與(yu) 出於(yu) 本能的利己不同，利他需要相應的價(jia) 值觀的支持。價(jia) 值觀決(jue) 定了什麽(me) 人的什麽(me) 需求應該得到滿足。這就決(jue) 定了慈善活動的目的、內(nei) 容和受益對象。

慈善要由人來做。做慈善的人或組織就是慈善行動主體(ti) 。它可以是個(ge) 人、群體(ti) 、非正式組織、正式組織、實體(ti) 組織、虛擬組織。

慈善需要資源，如各類利益相關(guan) 者的信息、物資、專(zhuan) 業(ye) 技能、法律條件等等。在市場社會(hui) 中，最重要的資源是錢，因為(wei) 絕大多數慈善所需的資源都可以用錢買(mai) 到。資源不會(hui) 自動來到“行動主體(ti) ”手中，需要“動員”。這就需要開發和運用有效的“資源動員方式”。

有了目標，有了行動主體(ti) ，有了所需的資源，還要有解決(jue) 問題的方案，還要有方案的有效實施。這就是所謂的慈善項目及其執行。正是通過實施項目，慈善行動主體(ti) 將各類資源轉變為(wei) 提供給受助者的服務或產(chan) 品。

慈善是有組織的集體(ti) 行動，也是受到管理的集體(ti) 行動，包括慈善組織內(nei) 部的管理、慈善部門內(nei) 部的管理，也包括來自外部的政府和社會(hui) 的管理。這一切統稱為(wei) “治理”。

綜上所述，慈善的“描述指標”包括：價(jia) 值觀、內(nei) 容與(yu) 受益對象；行動主體(ti) 及其組織形式；資源及其動員方式；項目運作方式；治理。

什麽(me) 塑造了慈善？或者說，如何解釋慈善？

慈善的“曆史”與(yu) 慈善的“環境”塑造了當下的慈善。

慈善“鑲嵌”在民族國家之中。民族國家構成了慈善的“環境”。全球化時代，還要把“國際局勢”加入“環境”之中。

慈善文化是大文化的子係統。慈善文化深受大文化的影響，大文化格局決(jue) 定了慈善文化格局。“文化格局”這一概念體(ti) 現了文化的多源性及其融合。民族國家的文化格局決(jue) 定了它的慈善文化格局。

技術對慈善的影響直接、廣泛而又深遠。前現代慈善、現代慈善、後現代慈善就是對應的技術體(ti) 係的產(chan) 物。經濟結構對慈善的影響同樣至深至廣。產(chan) 業(ye) 結構通過影響就業(ye) 結構塑造了社會(hui) 結構，而社會(hui) 結構直接影響慈善模式。第三次產(chan) 業(ye) 的發展，導致“白領”成為(wei) 社會(hui) 中堅力量，並成為(wei) 今日慈善的“主力軍(jun) ”。

盡管慈善屬於(yu) 民間，但是它無法逃脫政治的影響。政府通過法律和政策影響慈善的治理結構和實際運行。在現代社會(hui) 中，對於(yu) 任何領域來說，絕對的自治都是不可能的。實際上，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對慈善的影響越來越大。現代政府在慈善領域的“介入”主要表現為(wei) ，規定慈善組織的治理結構，規定慈善組織的運行規則，對慈善組織的運行實施監管，為(wei) 慈善組織提供各種實際支持。當然，慈善組織也會(hui) 積極主動地影響政治和法律。

全球化時代，各國處於(yu) 密集互動之中，相互影響無處不在。慈善自然不能例外。一國的文化不僅(jin) 僅(jin) 由本土的要素構成，還包含外部的要素。政治和法律也處於(yu) 緊密互動之中。慈善組織之間的跨國互動亦極為(wei) 發達。

綜上所述，慈善的影響因素或“解釋變量”包括：文化；技術、經濟結構與(yu) 社會(hui) 結構；政治製度與(yu) 法律體(ti) 係；國際局勢。

上述影響因素統稱為(wei) “文明形態”。

2.2 跳出當下看當下

 “比較”是一種行之有效的認識方法。本文選擇的比較的“基準點”或“參照係”是“現代慈善”。從(cong) “現代慈善”這個(ge) “基準點”或“參照係”出發，觀察和理解“前現代慈善”和“後現代慈善”。這樣的“比較”可以視為(wei) 對慈善的一種“曆史回顧”與(yu) “趨勢展望”。

每個(ge) 時代都有屬於(yu) 自己的、排他性的、標誌性的慈善模式，稱之為(wei) “自有慈善模式”。“自有慈善模式”基本取決(jue) 於(yu) “文明形態”。可以區分出前後相繼的三種文明形態，即前現代、現代、後現代，相應地，存在三種自有慈善模式，即前現代慈善、現代慈善、後現代慈善。慈善的三種模式對應於(yu) 文明的三種形態。

本文用“總體(ti) 慈善形態”描述一個(ge) 時代的慈善的全貌。每個(ge) 時代都有特定的的總體(ti) 慈善形態。總體(ti) 慈善形態是曆史的產(chan) 物，是曆代慈善實踐累積的成果，由曾經存在過的自有慈善模式疊加而成。由此可見，“時間”是一種積極的“建設性力量”。這也就是“慈善的‘曆史’……塑造了當下的慈善”的含義(yi) 。

本文采用韋伯的“理想類型方法”描述總體(ti) 慈善形態和自有慈善模式。關(guan) 於(yu) 韋伯的理想類型方法，周曉紅有簡明扼要的評述：（1）理想類型屬於(yu) 研究者的主觀建構，它既源於(yu) 現實社會(hui) ，又不等同於(yu) 現實社會(hui) 。現實中的社會(hui) 現象隻能與(yu) 之近似，不會(hui) 與(yu) 其完全一致。（2）理想類型盡管是一種主觀建構 ,但並不是憑空虛構的，它以理論結構的形式體(ti) 現著某個(ge) 時代社會(hui) 文化現象的內(nei) 在邏輯和規則。韋伯指出，“這種理想的類型化的概念將有助於(yu) 發展我們(men) 在研究中的推論技巧：它不是‘假設’，但能夠為(wei) 假設的建構提供指導；它不是現實的一種描述，但卻欲圖為(wei) 這種描述提供一種明確的表達手段。”（3）理想類型在一定程度上是抽象的，但它並沒有概括也不欲圖概括現實事物的所有特征，它隻是為(wei) 了研究的目的側(ce) 重概括了事物的一組或某種特征。（4）理想類型就價(jia) 值而言是中立的。韋伯指出，“我們(men) 所謂的理想類型……和價(jia) 值判斷沒有任何關(guan) 係，除了純邏輯上的完善外，它與(yu) 任何形式的完美毫不相幹。”

3．從(cong) 前現代慈善到現代慈善

3.1 前現代慈善

在本文中“前現代慈善”指農(nong) 業(ye) 文明中的慈善。

農(nong) 業(ye) 文明的主要經濟部門是農(nong) 業(ye) 。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的主要生產(chan) 資料是土地（尤其是耕地），而且土地的人口承載量很低。所以，人口被束縛在土地上，主要聚落形態是小規模的村社。個(ge) 人的活動空間非常狹小，不但地理空間非常狹小，社會(hui) 空間也非常狹小，而且流動性很低，構成所謂“熟人社會(hui) ”。知識與(yu) 生產(chan) 技術進步緩慢。社會(hui) 的主要組織形式是大家庭、家族、宗族。借助大家庭和傳(chuan) 統鄉(xiang) 村社區為(wei) 個(ge) 體(ti) 提供各種保障。

前現代慈善一般由地方精英主導。確定救濟對象與(yu) 需要解決(jue) 的問題，提出解決(jue) 問題的方案，籌集資源，組織實施等等，均由地方頭麵人物主持。絕大多數的慈善活動是臨(lin) 時性的，局限於(yu) 本鄉(xiang) 本土，而且規模不大。從(cong) 頭到尾由同一個(ge) 或一群人實施，沒有明顯的、穩定的專(zhuan) 業(ye) 分工，參與(yu) 者也不是以慈善為(wei) 職業(ye) 的人，而是“業(ye) 餘(yu) 的”、“兼職的”、不拿報酬的“誌願者”。也沒有現代社會(hui) 中常見的正式的、專(zhuan) 門的“慈善組織”。助人者與(yu) 受助者直接麵對麵，無需中介環節。傳(chuan) 統道德構成慈善價(jia) 值觀，風俗、約定俗成的慣例、明文規定的鄉(xiang) 規民約構成了慈善的行為(wei) 規範。慈善屬於(yu) 社會(hui) 自治領域，政府幾乎不幹預，也沒有專(zhuan) 門的法律進行調整。但是，問責是高效的，在熟人社會(hui) 裏，高度透明，沒有秘密，一切醜(chou) 行都會(hui) 受到千夫所指，而且被世代傳(chuan) 播。在慈善領域，家庭、家族、村社、宗教組織，發揮“主力軍(jun) ”作用，政府的作用不大，往往在發生大的天災人禍的時候才會(hui) 采取行動。

3.2現代慈善

在本文中“現代慈善”指工商文明中的慈善。

占主流地位的“工商文明”就是“現代的”資本主義(yi) 文明。資本主義(yi) 市場經濟以及由文藝複興(xing) 確立的人文化、世俗化、理性化，確立了現代資本主義(yi) 文明的基礎性特征。資本主義(yi) 市場，加上以現代科學為(wei) 基礎的技術體(ti) 係，有力地推動了工業(ye) 化和城市化。製造業(ye) 取代農(nong) 業(ye) 成為(wei) 主導產(chan) 業(ye) 。以效率至上、科學管理為(wei) 特征的福特製生產(chan) 方式大行其道。工業(ye) 化和城市化導致了人口的大規模流動（從(cong) 農(nong) 業(ye) 流向工商業(ye) 、從(cong) 農(nong) 村流向城市），徹底摧毀了以農(nong) 業(ye) 為(wei) 基礎的世代定居的鄉(xiang) 土社會(hui) 。城市取代農(nong) 村成為(wei) 主要的人口聚居場所，相應地，大規模的“匿名社會(hui) ”取代了小規模的“熟人社會(hui) ”。個(ge) 體(ti) 的獨立性、自主性、流動性空前提高，個(ge) 人主義(yi) 價(jia) 值觀盛行，傳(chuan) 統的大家庭解體(ti) ，核心家庭成為(wei) 主要的家庭形態。現代民族國家成為(wei) 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組織形式。與(yu) 此同時，分化出由政府、營利組織（企業(ye) ）、非營利組織（慈善組織屬於(yu) 非營利組織）構成的三大部門。科層製成為(wei) 覆蓋一切領域的組織形式。個(ge) 人一生中所需的各類保障，不再由家庭和社區提供，而由社會(hui) 和政府來提供。

工商文明塑造了全新的慈善模式，即現代慈善模式。

亞(ya) 當·斯密指出的經濟組織原理——分工與(yu) 專(zhuan) 業(ye) 化——也支配了慈善領域。社會(hui) 分化出一類專(zhuan) 業(ye) 機構（慈善組織），其職能是發現問題、提出解決(jue) 方案、籌集資源、實施救助。“前現代慈善”中的“慈善家”的職能被分割了，“現代慈善”中的“慈善家”僅(jin) 僅(jin) 出錢、出物、出力，而不再參與(yu) 發現問題、製定解決(jue) 方案、籌集資源、組織實施等環節的工作。在現代慈善中，慈善組織是連接提供慈善資源的人與(yu) 接受救助的人的“合法的”橋梁。它本身並不是“慈善家”，僅(jin) 僅(jin) 是“中介者”或“中轉站”。

慈善組織采取的組織形式是科層製——有得到政府管理機關(guan) 認可的法人身份，有正式的章程，有規範的組織結構，有專(zhuan) 職工作人員。此類“正式慈善組織”主宰了現代慈善，至少被認為(wei) 是現代慈善的“主力軍(jun) ”。

一般來說，絕大多數的慈善組織的專(zhuan) 職工作人員，不是業(ye) 餘(yu) 的、兼職的、不計報酬的誌願者，而是以此為(wei) 職業(ye) 並靠這份工作養(yang) 家糊口的“從(cong) 業(ye) 者”。他們(men) 本身不是“慈善家”，既不捐款、捐物，也不無償(chang) 貢獻時間和技能，而是一般的“工薪勞動者”，靠在慈善組織就業(ye) 謀取一份收入，以支撐自己和家庭的生活所需。

現代慈善也不再是臨(lin) 時性的、地方性的、小規模的集體(ti) 行動，而是常規性的、持續性的、大範圍的、大規模的集體(ti) 行動。理性化——效率至上、科學管理——導致慈善組織追求規模化、持久性，其項目具有大規模、大範圍、標準化、穩定、持久的特征。

政府深度介入慈善領域，法律發揮著不可或缺的調節作用。政府的主要管理工具，除了立法，還有注冊(ce) 管理、稅收優(you) 惠、審計等等。這也是“大政府時代”，政府大踏步進入慈善領域，從(cong) 搖籃到墓地，包攬個(ge) 人的一切需求。一些過去由民間慈善解決(jue) 的問題，由政府接管了，成為(wei) 行政職能的組成部分。以往作為(wei) 人道主義(yi) 訴求的慈善內(nei) 容，變為(wei) 公民的權利和政府的職責，即由法律規定的、由政府負責兌(dui) 現的公民權利。

在慈善領域中，價(jia) 值觀清晰、單純而穩定；需求結構簡單而穩定，同樣供給結構簡單而穩定；各類慈善組織分工明確，主次分明，呈現出清晰而穩定的地位結構；總體(ti) 格局清晰、嚴(yan) 整、井然有序，而且非常穩定；各種意義(yi) 的“中心”廣泛存在，而且清晰可辨。慈善領域便於(yu) 觀察、描述、解釋、預測。

為(wei) 了鼓勵慈善捐贈，現代政府對捐贈給予稅收優(you) 惠。為(wei) 了防止有人將遺產(chan) 繼承、私人贈與(yu) 等偽(wei) 裝成慈善捐贈以逃避納稅責任，政府及其法律將受益者必須是“不確定的多數”視為(wei) “慈善”的定義(yi) 性特征。（這也是個(ge) 人流動性劇增、聚落大規模化、個(ge) 體(ti) 匿名化的必然結果，也與(yu) 公民意識、國家意識、全球意識的普及密切相關(guan) 。）這樣一來，親(qin) 人之間、鄰裏之間、朋友之間、單位同事之間的互助就被排除在“現代慈善”之外了，而這恰恰是前現代慈善的主要類型。政府對前現代慈善，任其自生自滅，不承認，不鼓勵，不反對，不納入法律調節，也不給予經濟鼓勵（稅收優(you) 惠），於(yu) 是慈善的外延被大大縮小了。盡管受到現代慈善有意無意地壓製、排斥，在現代社會(hui) 裏，前現代慈善依然存在，當然，不是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而是經過了適應性調整。

4．從(cong) 現代慈善到後現代慈善

根據本文建立的解釋框架，塑造慈善模式的因素或變量包括：文化；技術、經濟與(yu) 社會(hui) 結構；政治製度與(yu) 法律體(ti) 係；國際局勢。在本文的情境中，即最近十幾年的中國大陸，變化最顯著的變量是“技術”與(yu) “經濟與(yu) 社會(hui) 結構”。所以，我們(men) 從(cong) “技術變化”和“經濟與(yu) 社會(hui) 結構變化”入手，觀察和解釋慈善的變化尤其是後現代慈善的誕生。

4.1社會(hui) 變量的作用

要理解經濟社會(hui) 發展對慈善的深遠影響首先要了解馬斯洛需求理論。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為(wei) 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和歸屬感、尊重、自我實現五類。他指出，在多種需要未獲滿足前，首先滿足迫切需要；該需要滿足後，更高的需要才顯示出激勵作用。某一層次的需要相對滿足了，就會(hui) 向高一層次發展，追求更高一層次的需要就成為(wei) 驅使行為(wei) 的動力。同一時期，一個(ge) 人可能有幾種需要，但每一時期總有一種需要占支配地位，對行為(wei) 起決(jue) 定作用。各層次的需要相互依賴和重疊，高層次的需要發展後，低層次的需要仍然存在，隻是對行為(wei) 影響的程度大大減小。馬斯洛理論把個(ge) 人需求和社會(hui) 需求的當前關(guan) 注重點與(yu) 個(ge) 人成長階段和社會(hui) 發展階段關(guan) 聯起來——隨著經濟發展，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提升，教育發達，媒體(ti) 發達，社會(hui) 保障發達，人們(men) 的低級需求得到滿足，高級需求湧現，社會(hui) 歸屬感提高，社會(hui) 責任感提升，愛人之心、利他之心亦隨之高漲。馬斯洛理論告訴我們(men) ，人類發展的過程就是低級需求不斷滿足的過程，就是需求層次不斷提升的過程，就是利他精神逐步豐(feng) 盈的過程，就是利他精神越來越有力地約束、征服利己之心的過程。

下麵回到正題。

經過持續的高速發展，中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經濟重心由製造業(ye) 轉變為(wei) 服務業(ye) 。相應地，從(cong) 事服務業(ye) 的“白領階層”成為(wei) 社會(hui) 的主導階層。他們(men) 主導需求結構，引領並塑造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風尚、氣質與(yu) 演變方向。與(yu) 此同時，賣方市場轉變為(wei) 買(mai) 方市場，消費者掌握了市場主導權。這樣一來，穩定的、均質化的消費需求被多變的、個(ge) 性化的消費需求所取代，隨之而來的是，大規模生產(chan) 式微，以滿足個(ge) 性化需求、大規模定製、彈性生產(chan) 為(wei) 標誌的“後福特”生產(chan) 模式興(xing) 起。此所謂“後工業(ye) 社會(hui) ”，亦稱為(wei) “高技術社會(hui) ”、“信息社會(hui) ”、“富裕社會(hui) ”、“發達社會(hui) ”。

科技、經濟結構、社會(hui) 結構的變化帶來了價(jia) 值觀、行為(wei) 方式、生活方式、需求結構的深刻變化。由於(yu) 白領階層的基本需求（馬斯洛所謂的低級需求）已經得到滿足，於(yu) 是高級需求被提上議事日程。又由於(yu) 他們(men) 是主導階層，所以在整體(ti) 上馬斯洛的高級需求被提上了社會(hui) 議事日程。英格爾哈特所謂的“後物質主義(yi) 文化”興(xing) 起，精神性追求上升。價(jia) 值觀個(ge) 性化、多樣化，主流道德、主流理論的主導性下降，道德相對主義(yi) 盛行，相應地，社會(hui) 的包容性提高。

白領崛起、富裕社會(hui) 、高級需求上升，帶來一係列深刻的後果。

首先，慈善需求發生了巨變。

從(cong) 受助者的需求來看。在後工業(ye) 社會(hui) 中，人們(men) 的基本需求“基本上”得到了滿足。根據馬斯洛的需求理論，低級需求滿足之後將追求更高的需求，所以後工業(ye) 社會(hui) 追求高級需求的滿足。需求等級越高，需求就越是個(ge) 性化、多樣化、小眾(zhong) 化，而且不斷變化。

從(cong) 助人者的需求來看。以中產(chan) 階級為(wei) 主體(ti) 的助人者群體(ti) ，價(jia) 值觀高度多元化，而且參與(yu) 慈善的積極性很高，自主性很強，行動能力亦很強，並且擁有一定的資源。所以，他們(men) 定義(yi) 的“慈善需求”也表現出高度的多元化，也具有個(ge) 性化、小眾(zhong) 化、隨時變化的特征。

從(cong) 民間與(yu) 政府的分工來看。越是低級需求，剛性和同質性越強，滿足此類需求的行動越是具有剛性、普遍、穩定、持續的特征，越是適於(yu) 由政府予以滿足。越是高級需求，彈性和差異性越強，個(ge) 性化越突出，滿足此類需求的行動越是具有彈性、小眾(zhong) 、小規模、變動不居的特征，越是適於(yu) 由非政府主體(ti) （個(ge) 人、群體(ti) 、慈善組織、企業(ye) ）予以滿足。隨著社會(hui) 的發展，此前未被滿足的需求得到滿足，越來越多的需求得到滿足；越來越多的需求得到剛性的保障，被法律規定，由政府負責，進入公民權利清單；留給社會(hui) 滿足的需求，越來越高級，越來越多樣化、小眾(zhong) 化、個(ge) 性化、富有彈性、隨時變化，具有越來越鮮明的“後現代特征”。

人類的需求經曆了這樣一種演變過程：先是被無視、忽視，無人問津，得不到普遍滿足被認為(wei) 是天經地義(yi) 、很正常、不是問題；然後是被認識，感到應該得到普遍滿足，但是僅(jin) 僅(jin) 作為(wei) “道德訴求”，能滿足更好，不能滿足也可以接受；再就演變成為(wei) 必須得到普遍滿足的需求，剛性的要求，成為(wei) 法律規定的政府必須予以保障的公民權利。

其次，慈善的供給發生了巨變。

社會(hui) 經濟發展帶來的後果之一就是全社會(hui) 的道德水準提升，利他、助人、責任意識普遍提升。人人有慈善意識，各個(ge) 部門也都有慈善意識。其結果就是慈善的行動主體(ti) 劇增，一方麵，人人參與(yu) 慈善。普通人除了給慈善組織捐款、捐物、做誌願者，還可以發現問題、設計解決(jue) 方案、籌集資源、組織實施。慈善不再是少數人的“職業(ye) ”，而是成為(wei) 了大多數人的“業(ye) 餘(yu) 活動”，成為(wei) 了個(ge) 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麵，各部門參與(yu) 慈善。慈善不再是“慈善組織”、“公益組織”、“非營利組織”的“專(zhuan) 利”了。所有部門都在“做公益”，慈善要素進入所有領域。圍繞慈善的跨部門合作蔚然成分。此前的部門界限被打破了。行動主體(ti) 的劇增又帶來了“附加結果”——慈善創新能力暴漲，慈善發展日新月異。

另外，從(cong) 受益方來看，權利意識提升了，能夠更積極主動地提出訴求，而且能夠直接采取行動解決(jue) 自己的問題，也就是說，受益者成為(wei) 了自助者。

4.2．技術變量的作用

科技革命，尤其是“互聯網革命”，給慈善帶來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

互聯網的本質就是“連接”。強大的“連接”能力使得所有的人、事、物都能被瞬間觸及，便捷、高效而且成本低廉。如今互聯網已經成為(wei) 真正的“公共基礎設施”，任何個(ge) 人和組織都可以自由使用，由此產(chan) 生了廣泛的“互聯網+”。互聯網可以“+”任何東(dong) 西。慈善的各個(ge) 環節——確定需求、資源動員，集體(ti) 行動的組織協調，線上與(yu) 線下的互動，資源提供者、傳(chuan) 遞者、受益者之間的各種資源的傳(chuan) 遞，由於(yu) 互聯網的存在，門檻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效率提高了。

互聯網降低了通訊成本和門檻。更為(wei) 重要的是，互聯網使越來越多的人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打破了權力和金錢對大眾(zhong) 傳(chuan) 媒的壟斷，帶來了信息傳(chuan) 播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普通個(ge) 人不再是信息的被動獲取者，而是信息的生產(chan) 和發送者。互聯網不但促進了單向的信息傳(chuan) 播，也促進了人與(yu) 人之間雙向的信息交流。在此基礎上，實體(ti) 世界裏的人與(yu) 人的互動更加便捷。現在隻要擁有一台電腦或者一部智能手機，任何人都可以接入互聯網。無線網絡的發展使得人們(men) 可以隨時隨地上網。智能手機的發展使其進入了“移動互聯時代”。

作為(wei) 一項集體(ti) 行動，有效的慈善需要“共識”。慈善首先需要建立關(guan) 於(yu) “需求”的共識。建立需求共識需要發現客觀存在的問題，再從(cong) 眾(zhong) 多的問題中篩選出要著手解決(jue) 的問題。這都需要大量而頻繁的信息交流。慈善需要有人來做，要有一個(ge) 合格的團隊，也就是說需要“聚人”。而“聚人”也需要大量而頻繁的信息交流。隻有人還不夠，慈善還需要“籌款”。籌款需要向籌款對象發送信息，說服籌款對象使之同意捐款，同意捐款的人要把錢付給籌款者，籌款者還要給捐款者提供收據。這裏不僅(jin) 需要傳(chuan) 遞和交換信息，還需要傳(chuan) 遞貨幣和單據。有了目標，有了行動主體(ti) ，有了所需的資源，還要有解決(jue) 問題的方案，還要有方案的有效實施。項目設計及實施同樣需要大量而頻繁的信息交流。互聯網幫助行動主體(ti) 有效地克服了各種自然和人為(wei) 的障礙，大幅度降低了信息傳(chuan) 遞成本，也大幅度降低了貨幣傳(chuan) 遞的成本（通過銀行卡、移動支付）和單據傳(chuan) 遞的成本（通過電子單據），從(cong) 而大幅度降低了慈善的成本。

互聯網還引起了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組織革命”。確定需求、聚人、籌款和實施項目都需要“組織”（動詞），而“組織”（動詞）離不開“組織”（名詞）。互聯網打破了自然和人為(wei) 的限製，使個(ge) 體(ti) 的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增長，組織方式和行動方式發生了巨變，集體(ti) 行動廣泛地發生，並深遠地影響了人們(men) 的理念和思維方式。

互聯網改變了實體(ti) 組織的運行邏輯和組織結構。互聯網的運用大幅度降低了組織內(nei) 部的溝通成本，管理幅度增大，層級減少，組織趨於(yu) 扁平化；同時，網絡型協作更加普及，決(jue) 策方式也更加分散，參與(yu) 性更強。比改造實體(ti) 組織更偉(wei) 大的變革是創造虛擬組織。社交軟件的出現是發生在互聯網上的又一場偉(wei) 大的組織革命。Facebook、微博、微信等社交網絡，其本質是形式化的、通用的、開放的、人人可用的、觸手可及的、簡單的、免費的“組織”。它們(men) 是“組織的平台”。擁有一個(ge) 自己的“組織”（名詞），自發地“組織起來”（動詞），不再是困難的事情，成本高昂的事情，難以企及的事情，而是簡單的事情，廉價(jia) 的事情，輕鬆愉快的事情。權力和金錢有效地壟斷“組織”這種最重要的“資源”的時代結束了。互聯網幫助人們(men) 實現了“自由結社的權利”。

在現代慈善中，實體(ti) 組織是最主要的行動主體(ti) 。實體(ti) 組織較之個(ge) 人更為(wei) 強大，能夠完成許多個(ge) 人無法完成的任務。但是，獲得這種優(you) 勢是有代價(jia) 的。實體(ti) 組織需要辦公場所、辦公設備、水電采暖費用、人員費用、納稅等，還要到政府管理部門登記並接受監管。所以，成立並運營一個(ge) 實體(ti) 組織的門檻是很高的，普通人根本無法承受。因此，在現代慈善中，個(ge) 人隻能扮演捐贈者或誌願者的角色，以給實體(ti) 慈善組織捐款、捐物、無償(chang) 貢獻時間的方式參與(yu) 慈善，而不能承擔發現問題、確定需求、設計解決(jue) 方案、動員資源、組織實施的職能。然而，互聯網改變了這一切。

在現代慈善中，組織規模越大，組織實力就越強。後工業(ye) 社會(hui) 中，出現了大量的、多樣化的、個(ge) 性化的需求，隻有“靈活”的組織才能適應這種環境。與(yu) 大型組織相比，小規模組織往往更加靈活。因此，在後工業(ye) 社會(hui) 與(yu) 互聯網疊加的時代，大組織相對於(yu) 小組織的優(you) 勢下降了。

在現代慈善中，實體(ti) 組織是“慈善組織化”的唯一載體(ti) 。後工業(ye) 社會(hui) 與(yu) 互聯網疊加改變了這種局麵。在後現代慈善中，個(ge) 人可以出於(yu) 興(xing) 趣和愛好，借助互聯網快速找到一群誌同道合的人，並發起集體(ti) 行動。人們(men) 也可以借助互聯網建立虛擬組織，從(cong) 尋找組織成員到實施集體(ti) 行動都可以在互聯網上完成。借助互聯網產(chan) 生的組織（既是名詞又是動詞），自發、自主、分散，可以快速聚集，可以隨環境變化而瞬間解散，也可以根據需要持續地生存下去。這樣一來，個(ge) 人或人們(men) 可以不再依賴於(yu) 龐大的實體(ti) 組織，不再需要跨越高不可攀的門檻，不再需要支付常人或小群體(ti) 無力支付的成本，不再需要得到政府管理者的首肯，而是借助互聯網自主地組織起來，醞釀、發起、實施並完成集體(ti) 行動。可以說，互聯網及虛擬組織，解除了個(ge) 人對實體(ti) 組織的依賴，個(ge) 人不依靠實體(ti) 組織也可以高效率地組織集體(ti) 行動。

互聯網使個(ge) 人成為(wei) 積極的“主角”，而不僅(jin) 僅(jin) 是消極的“配角”。依托互聯網強大的“連接”功能，個(ge) 人可以自主地發現問題，設計解決(jue) 方案，向社會(hui) 廣而告之，募集各種資源，並組織實施。這就是後現代慈善中行動主體(ti) 的“個(ge) 體(ti) 化”或“去組織化”。隨之而來的，一方麵是慈善的“業(ye) 餘(yu) 化”、“兼業(ye) 化”、“普遍化”；從(cong) 另一方麵看也就是“去職業(ye) 化”、“去專(zhuan) 業(ye) 化”。

在現代慈善中，專(zhuan) 業(ye) 慈善組織是唯一的、合法的“中介”。互聯網打破了這種局麵。借助互聯網，助人者可以“越過”專(zhuan) 業(ye) 慈善組織與(yu) 受助者“直接對接”；而受助者可以直接向社會(hui) 求助，解決(jue) 自己的問題，而不再求助於(yu) 各種“中介”。這就是互聯網的“去中介化”效應。

綜上所述，互聯網改變了慈善領域中的權力分配格局：大組織相對於(yu) 小組織的優(you) 勢下降了；實體(ti) 組織相對於(yu) 虛擬組織的優(you) 勢下降了；組織相對於(yu) 個(ge) 人的優(you) 勢下降了；助人者相對於(yu) 受助者的優(you) 勢下降了。

圖1 後現代慈善暨超慈善形成機製

4.3後現代慈善誕生

“比較”是一種行之有效的認識方法。

社會(hui) 變量與(yu) 技術變量各顯神通，且相互激勵，造就了後現代慈善。與(yu) 此前的自有慈善模式相比，後現代慈善自有“獨特之處”：

其一，價(jia) 值觀。後現代慈善拒絕宏大敘事，反權威，反主流化。後現代慈善的價(jia) 值觀高度多元化，且不斷變化，而且這種變化含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當然，後現代慈善不是不講道德，而是反對唯一的、統一的道德，主張多種道德訴求共存的正當性。

其二，行動主體(ti) 。屬於(yu) 後現代慈善的行動主體(ti) 是個(ge) 體(ti) 、小團體(ti) 、虛擬組織、網絡型組織、非專(zhuan) 業(ye) 慈善組織。與(yu) 現代慈善相比呈現出鮮明的去組織化、去專(zhuan) 業(ye) 化的色彩。後現代慈善的“主導勢力”是中產(chan) 階級，而不是現代慈善中的大捐方、大慈善機構、行業(ye) 大佬、有話語權的學者和各類“明星”。

其三，組織形式。從(cong) 微觀層麵來看，小型化、非正式、虛擬性、模糊性、流動性、扁平型、網絡型、平台型，構成了後現代慈善的組織形式的“特征集合”。與(yu) 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實體(ti) 科層製組織是現代慈善的唯一的、合法的組織形式。從(cong) 宏觀層麵來看，現代慈善的分工和部門化邏輯被打破了，滲透與(yu) 融合無所不在，各類邊界模糊化，慈善彌散化。在後現代慈善中，分工、界線、等級體(ti) 係、權力結構、演變趨勢不再是清晰、穩定、可預見的了。

其四，項目及其運作方式。後現代慈善主要回應高級需求，其特征為(wei) 彈性大、個(ge) 性化、小眾(zhong) 化、多樣化、變化快。相應地，後現代慈善反對單一化、標準化、普遍化、大規模的項目設計原則，對項目的確定性、穩定性、持久性亦不以為(wei) 然。作為(wei) 中產(chan) 階級的慈善，後現代慈善既張揚個(ge) 性，又主張平等，既反對千篇一律、蒼白平庸，又反對精英主義(yi) 、父愛主義(yi) 。後現代慈善的項目運作方式亦具有突出的特征，一是去中介化，助人者與(yu) 受助者直接對接；二是廣泛的跨界合作，核心競爭(zheng) 力理論、戰略聯盟理論、“長板原理”得到廣泛運用；三是平台戰略大行其道，以互聯網為(wei) 基礎設施的各類平台占據樞紐位置，發揮著協調與(yu) 整合功能；四是行為(wei) 邊界“模糊化”，如公益營銷、社會(hui) 企業(ye) 、影響力投資的行為(wei) 目的、主體(ti) 身份、治理結構均含混不清，亦此亦彼的雜亂(luan) 混淆取代了非此即彼的明確清晰。

其五，治理。現代慈善基於(yu) 實體(ti) 組織和實體(ti) 空間行為(wei) 建立了一整套治理模式。在後現代慈善中，這套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大打折扣，有的“部件”甚至徹底失靈了。

由上述“獨特之處”可知：其一，後現代慈善是對以往慈善的價(jia) 值觀、行動主體(ti) 、組織形式、運作方式、各種分工與(yu) 邊界的全麵的超越。其二，後現代慈善不是過去的平滑的延續，不是單純的連續的量變的積累，而是發生了質變。在後現代慈善與(yu) 現代慈善之間存在一個(ge) 不可抹殺、不可逾越的“斷裂”！

第二次世界大戰將工業(ye) 文明的優(you) 勢與(yu) 弊端集中地展現在世人麵前。這場人類浩劫宣告了工業(ye) 文明黃金時代的終結。20世紀60、70年代，西方世界的年青一代，主要是學生和藝術家，掀起了聲勢浩大、轟轟烈烈的“反叛運動”。與(yu) 此同時，信息文明登上人類曆史舞台，漸漸後來居上，成為(wei) 大戲劇的主角。20世紀中葉以後，所謂“後工業(ye) 社會(hui) ”、“高技術社會(hui) ”、“信息社會(hui) ”、“富裕社會(hui) ”、“後現代社會(hui) ”開始形成，後現代慈善模式亦開始在其中孕育，逐步成長，並將自己顯示在世人麵前。由此可見，盡管“後現代慈善”在中國尚屬“新現象”，但是從(cong) 世界範圍來看，它絕不是眼下、瞬間產(chan) 生的現象，而是一個(ge) 過程，更是一種趨勢。就世界慈善而言，後現代慈善的曆史可以追溯到半個(ge) 多世紀之前。

表1  三種自有慈善模式比較

5．超慈善

所謂“超慈善”指一種“總體(ti) 慈善形態”，它由前現代慈善、現代慈善、後現代慈善三種“自有慈善模式”疊加而成。本文的描述與(yu) 分析表明，當今中國的總體(ti) 慈善形態即屬於(yu) “超慈善”。

後現代慈善的興(xing) 起並不意味著原有的自有慈善模式的消亡。前現代慈善和現代慈善仍然存在，隻不過發生了適應性改變。在互聯網的影響下，前現代慈善煥發了新的活力，個(ge) 體(ti) 化的慈善、非正式組織的慈善、去中介化的慈善（如輕鬆籌的個(ge) 人大病救助平台）大行其道。現代慈善組織亦積極回應新的機遇，改造組織形式，開發新的需求，運用新的工具，如愛佑基金會(hui) 實施加盟戰略，在“99公益日”為(wei) 加盟夥(huo) 伴提供非定向配捐。後現代慈善生氣勃勃，一大批企業(ye) 跨界參與(yu) 慈善，而且做得風生水起，大有喧賓奪主之勢，如騰訊公益基金會(hui) 的“為(wei) 村”和“99公益日”。跨界合作如火如荼，如扶貧基金會(hui) 與(yu) IT企業(ye) 合作將區塊鏈技術引入公益項目之中（頂梁柱項目），其“善品公社項目”則與(yu) 蘇寧、京東(dong) 、天貓等開展合作。融合也日益深化，社會(hui) 企業(ye) 、共益企業(ye) 、影響力投資聲勢奪人。

超慈善已經出現，超慈善仍在發展之中。在中國，現代慈善起步較晚，充其量隻有三十幾年的曆史，尚未發育成熟。前現代慈善亦處於(yu) 恢複之中。不成熟的老模式，在發展的同時還要適應新的環境。後現代慈善方興(xing) 未艾，勢不可擋，與(yu) 老模式爭(zheng) 鋒，同時也在有力地改造老模式。目前，三種自有慈善模式並存，並且均處於(yu) 發展之中，呈現出重疊發展，疊加創新的局麵。慈善世界因而更加豐(feng) 富，更加厚實，更加有力，也更加龐雜，更加動蕩，更加迷茫，但是生機與(yu) 活力也就蘊藏其中，各種可能性呼之欲出。

超慈善是機遇也是挑戰。機遇前所未有，未來不可預知。挑戰也前所未有，我們(men) 熟悉的舊世界有可能被撕裂或者幹脆被摧毀，取而代之的卻未必是一個(ge) 令我們(men) 滿意的新世界。如何抓住慈善發展的新機遇？如何控製後現代慈善的破壞性潛力？如何實現三重慈善模式的順暢疊加？特別是，如何保障慈善的本質屬性——利他——得到一以貫之的尊重和堅守？慈善將如何進一步發展？慈善將如何改變我們(men) 和世界？我們(men) 應如何應對這些廣泛而深刻的變遷？我們(men) 的心態要不要改變？我們(men) 的認知要不要改變？在“碎片化”和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如何“立心”與(yu) “立命”？要不要有一種主導性的慈善價(jia) 值觀？如果需要，它是什麽(me) ？

到目前為(wei) 止，對於(yu) 上述問題，本人還沒有確切的答案。所以，隻能以一係列問題結束這篇文章。希望本文對今日中國慈善世界的描述與(yu) 解讀，能夠激發更多的人麵對現實，嚴(yan) 肅思考，並通過思考找到未來的目標與(yu) 出路。

未來還有一種和諧的慈善世界嗎？抑或是我們(men) 就不應該繼續幻想擁有一個(ge) 秩序井然的未來慈善世界？無論如何，“萬(wan) 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應該是我們(men) 始終如一的理想！

2018年1月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