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阿倫(lun) 特與(yu) 人的思考義(yi) 務

作者：沙伊·圖巴利

譯者：吳萬(wan) 偉(wei)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二月廿六日癸酉

            耶穌2018年4月11日

本文探索了阿倫(lun) 特積極哲學的根源和隱含意義(yi) 。

1964年，德國記者岡(gang) 特·高斯（Gunter Gaus）為(wei) 其電視節目“祖爾人”（Zur Person）采訪了漢娜·阿倫(lun) 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對話開始於(yu) 很特別的交流：高斯持續堅定地稱阿倫(lun) 特是哲學家，而她則溫和地拒絕接受這個(ge) 稱號。高斯顯得非常困惑。毫無疑問，阿倫(lun) 特來自德國濃厚的哲學傳(chuan) 統，是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和卡爾·雅斯貝斯（Carl Jaspers）等哲學巨匠的入室弟子。她是廣受推崇的重要哲學經典如《極權主義(yi) 的根源》（1951）和《人類的條件》（1958）的作者，她寫(xie) 的每部作品都清晰地顯示出，她在與(yu) 蘇格拉底、康德、黑格爾、海德格爾等人進行深入的對話。一個(ge) 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思想深刻的思想家為(wei) 何拒絕成為(wei) 哲學界的一員呢？

原因絕非僅(jin) 僅(jin) 論證她探索的具體(ti) 領域那麽(me) 膚淺。對阿倫(lun) 特來說，堅持被認定為(wei) 政治理論家而非哲學家具有重要意義(yi) 。她的整個(ge) 哲學都是圍繞這個(ge) 展開的：她在這個(ge) 世界上的立場、她的基本人生命題。

很容易接近她所做出的這個(ge) 區分的路徑是觀察她與(yu) 對她產(chan) 生最大影響的導師馬丁·海德格爾漸行漸遠的事實。阿倫(lun) 特最早接觸海德格爾是在1924年的馬爾堡大學，那是激動人心的邂逅：事實上如此激動人心以至於(yu) 35歲的已婚老師和18歲的學生之間還保持了4年的秘密戀情。海德格爾不僅(jin) 僅(jin) 讓阿倫(lun) 特癡迷。學生大量湧入他的課堂，有傳(chuan) 言說“思想複活了。”曆史再現。用阿倫(lun) 特的話語，精神饑渴的學生擁有一種共同的感受，最終“那裏有老師，人們(men) 或許能夠學會(hui) 思考。”在她首次遭遇這位偉(wei) 大哲學家的４5年後，她用優(you) 美的文筆寫(xie) 道：

“人們(men) 接受有關(guan) 海德格爾的傳(chuan) 言為(wei) 的是學習(xi) 思考。人們(men) 感受到的是，作為(wei) 純粹活動的思考能成為(wei) 一種情感，沒有其他潛能和天賦所擁有的那麽(me) 多規則和壓迫，情感就是通過這些命令他們(men) 或者戰勝他們(men) 。我們(men) 已經習(xi) 慣於(yu) 理性和情感、精神和生活的對立立場，將思考和活力合二為(wei) 一的熱情思考的想法令我們(men) 感到有些吃驚。”（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p.51,1971）

但是，“作為(wei) 純粹活動的思考”－－－在很多方麵是哲學的定義(yi) －－－漸漸地被揭示出與(yu) 阿倫(lun) 特自己的思考實踐漸行漸遠。阿倫(lun) 特經過多年的努力開始具有了與(yu) 哲學內(nei) 省的關(guan) 鍵距離，尤其是與(yu) 海德格爾的觀點明顯不同。隨著她越來越明顯地意識到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她變得越來越擔憂海德格爾關(guan) 注點在她看來的嚴(yan) 重缺陷－－－自我沉迷於(yu) 遠離真實世界的東(dong) 西以至於(yu) 其最基本的特征是“絕對的自我主義(yi) ，與(yu) 同胞完全隔離開來”（The Partisan Review,p.50,Winter 1946）。阿倫(lun) 特擔憂的是這種思考，不斷隻反思自己就像一個(ge) 封閉的圈子，對世界以及人與(yu) 世界的關(guan) 係茫然無知。海德格爾公然卷入納粹活動恰恰證明了這一點，尤其是１９３３年擔任弗萊堡大學的校長，雖然並不是直接的聯係。在這點上，他似乎確認了阿倫(lun) 特的清醒認識：做哲學研究或許可能很深入，但並不自動導致思想者在世界上的道德參與(yu) 。

哲學與(yu) 世界的割裂的這種展現肯定塑造了她的想法：沒有了能讓人采取有思想的行動的橋梁，兩(liang) 者是完全不同的領域。兩(liang) 人分手20年之後，阿倫(lun) 特原諒了海德格爾參與(yu) 納粹的過去，兩(liang) 人恢複了友誼，且一直持續到阿倫(lun) 特1975年去世。但是，她自己對思考作用的看法再也不能回歸她在1924年從(cong) 海德格爾那裏學到的哲學純粹性觀念了。

她青年時期的海德格爾一直是“思考領域的隱蔽國王”（Hannah Arendt:For Love of the World,Elisabeth Young-Bruehl,p.44,1982）。但是，阿倫(lun) 特找到了其他影響力，它緩慢而堅定地迫使她離開這個(ge) 國王領域。比如，她不能忽略海德格爾本人的導師現象學家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1859-1938)），此人呼籲哲學上靜悄悄的革命，遠離純粹的反省，“返回到事物本身，”他宣稱。當她從(cong) 弗萊堡前往海德堡大學選海德格爾的朋友卡爾·雅斯貝斯（Karl Jaspers(1883-1969)）當導師時，感受到雅斯貝斯具體(ti) 途徑影響下的啟示：“哲學探索是真實的，因為(wei) 它在特定時刻彌漫在個(ge) 人生活的方方麵麵。”（Theory of World Security,Ken Booth,p.198,2007）阿倫(lun) 特開始意識到她無法同情海德格爾的反省，她將思考定義(yi) 為(wei) “返回自身，在靈魂中找到孤獨的客體(ti) 。”（Arendt,Rahel Varnhagen,p.10,2000）在她看來，內(nei) 省是孤獨的：人們(men) 不再對世界感興(xing) 趣，隻找到一個(ge) 有趣的客體(ti) ，即內(nei) 在的自我。在這種孤獨中，“思考變成了無邊界的東(dong) 西，因為(wei) 它不再受到任何外在力量的幹擾，因為(wei) 不再有采取行動的要求。”（同上）。當世界和行動遭到拒絕時，內(nei) 省也能填滿人的生活。“它通過將實際存在的場景消解在情緒中而將其消除，與(yu) 此同時賦予一切主觀的東(dong) 西一種客觀性、公共性和趣味性的光環。”（同上，第21頁）。阿倫(lun) 特覺得，這種內(nei) 省傾(qing) 向是她青年時期犯下的錯誤。所以她開始了遠離傳(chuan) 統哲學的旅程。不過，她的最終轉變歸功於(yu) 曆史上更大的運動，那是外部世界的幹預讓她感到困惑，並迫使她以從(cong) 前難以想象的方式積極參與(yu) 這個(ge) 世界。

“我再也不能當旁觀者了”

她回憶說，1963年的時候，“當我年輕時，我對曆史和政治都不感興(xing) 趣。如果能夠說有根源的話，那就是德國哲學的傳(chuan) 統。”（The Jew as Pariah,p.245,1978）但是，這種幼稚的去政治化途徑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一直穩定地變化，她擁有了反學術的情緒，迫使她把注意力更多集中在時事問題上。當納粹黨(dang) 在當時的德國選舉(ju) 中展現出越來越多的威力時，她越來越難以容忍那些對這種黑暗的政治環境無動於(yu) 衷的思想家了。不過，隻是到了1933年，當國會(hui) 大廈（the Reichstag）被焚毀並導致一係列抓捕行動之後，阿倫(lun) 特的哲學思考才被徹底顛覆了。

人們(men) 能夠想到那年是思想和行為(wei) 結合起來的開始，其具體(ti) 表現就是阿倫(lun) 特決(jue) 定留在柏林的勇敢選擇。雖然她過去幾個(ge) 月一直在考慮移民國外，她覺得再也不能當旁觀者了。她把自己的公寓當作逃離希特勒政權者的中轉站。她第一次不是從(cong) 思考中而是從(cong) 行動中得到了滿足。

在接受高斯的采訪中，阿倫(lun) 特解釋了最終導致蓋世太保的牢房和集中營的1933年非法拘禁階段“對我來說是個(ge) 衝(chong) 擊，之後我仍然感覺自己有責任”（Hannah Arendt&the Law,Marco Goldoni,Chris McCorkindale,p.3,2012）。她補充說，這種新發現的責任感衝(chong) 刷掉了無辜的任何痕跡。另外一個(ge) 更加具有個(ge) 人色彩的衝(chong) 擊讓她更加堅定地拋棄了學界思維。從(cong) 民族上說是猶太人的阿倫(lun) 特驚恐地發現，她認識和信任的朋友現在都自願地與(yu) 納粹合作。她說，“這種合作潮流讓你感受到自己被空蕩蕩的空間所包圍，完成處於(yu) 孤獨中，生活在思想的圈子中。我得出結論，合作可以說是知識分子的法則。我是帶著“絕不回頭”的決(jue) 心離開德國。我再也不願意與(yu) 這種社會(hui) 有任何關(guan) 係了。”（Hannah Arendt:For Love of the World,Elisabeth Young-Bruehl,p.108,1982）阿倫(lun) 特開始了對罪惡本質以及正確的判斷和行動能夠出現的條件等探索。這是她進入政治領域的入口，她從(cong) 思想上不關(guan) 心政治的思想者轉向充分參與(yu) 政治活動的人，擁有明確的政治和曆史立場。她強烈地感受到，哲學隻要堅決(jue) 忽視人類現實的核心－－－人作為(wei) 行動的存在，它就不能為(wei) 世界提供實質性的意義(yi) 。哲學思辨性的和形而上思考的焦點使其不能給政治領域帶來任何實質性內(nei) 容，而政治恰恰是人們(men) 來到一起進行判斷和行動的活動。

逃往巴黎後，阿倫(lun) 特投入到反對戰爭(zheng) 、支持猶太人和猶太複國主義(yi) 的運動中。她開始進行集體(ti) 的而非個(ge) 體(ti) 的思考。她從(cong) 自認為(wei) 是世界公民轉向承認“一個(ge) 人作為(wei) 猶太人受到攻擊時，他就必須起來捍衛自己的猶太人身份。”拋棄了這種把個(ge) 人主體(ti) 置於(yu) 存在中心的觀點，阿倫(lun) 特開始講述作為(wei) “我們(men) ”意識組成部分的曆史故事。個(ge) 人是籠統結構的一部分，從(cong) 根本上說受到出生條件、社區和族群的塑造。阿倫(lun) 特得出結論說，人類條件的問題在於(yu) 那些籠統的結構，換句話說就是政治空間。

恰恰因為(wei) 同樣的原因，阿倫(lun) 特強烈感受到人類處境的任何真正改變－－－任何革命性的更新都隻能發生在政治領域。她覺得，並不進入政治領域的運動和不能將其意識形態轉變成促進實際處境改變的具體(ti) 目標的運動都仍然是抽象的、沒有效果的。所以，要在世界上行動就必須參與(yu) 政治。比如，當猶太人的希望在1937年破滅之後，很多猶太人開始提出“回到隔離區”－－－從(cong) 歐洲文化共同體(ti) 返回到猶太人社區，阿倫(lun) 特看到，在猶太人的敵人權力越來越大時，這是徹底錯誤的回應。她相信猶太人重新構造隻能在政治背景下進行，在與(yu) 威脅它的勢力進行鬥爭(zheng) 。

正如我們(men) 看到的那樣，阿倫(lun) 特的思想被徹底顛覆了，不是受到獨立於(yu) 外在事件和環境的內(nei) 部啟發。事實上，阿倫(lun) 特思想的獨特性表現是通過她那方式都被改變了的標誌性特征：通過發生在歐洲的曆史和政治轉變。她的思維類別變得更深入地與(yu) 世界糾纏在一起，隨著世界的變化而變化。那是積極思考。

積極思考是參與(yu) 程度很高的思維方式，讓人準備好在真實世界裏行動。但是此外，積極思考本身是一種行動，因為(wei) 在思考行動本身，人們(men) 意識到他是有責任的世界參與(yu) 者。雖然思考常常被認為(wei) 是一種從(cong) 世界上隱居的方式，即脫離與(yu) 事件的聯係，轉向沉默的內(nei) 省，但是，積極思考像承諾於(yu) 負責任地思考：從(cong) 舒服的旁觀者視角離開，意識到隻有通過參與(yu) 我們(men) 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

因此，在阿倫(lun) 特看來，思考變成了一種工具，人們(men) 用來重新認識到自己的行動。這不是漫無目的的思考，也不是不由自主地思考，而是正好相反。在阿倫(lun) 特看來，思考已經變成強大有力的參與(yu) 工具。

但是，阿倫(lun) 特的政治思考並不僅(jin) 限於(yu) 人們(men) 通常認為(wei) 的政治---代表選民針對某些決(jue) 策進行政府協商的成員。在她看來，政治是公共的大眾(zhong) 交流、互動和對話領域，那是人們(men) 集中在一起判斷和行動的公共領域。人們(men) 進行政治思考的能力就是讓人能在真實世界裏做出判斷和行動的能力。

阿倫(lun) 特宣稱，自古希臘時期開始就一直糾纏在一起分不開的哲學和政治漸漸地分開了，直到哲學最終變成了純粹思辨，完全與(yu) 世俗事務隔離開。但是，在她看來，這是哲學的問題，因為(wei) 它意味著個(ge) 人傾(qing) 向於(yu) 變成冷漠的、不負責任的、意識不到自己在世界上的關(guan) 鍵角色的人。毫不客氣地說，通常的哲學思維幾乎就像不思考。阿倫(lun) 特希望將思想從(cong) 思想者手中解放出來，可以說就是將思想交給個(ge) 人，使其發展自己積極思考的潛能。

停止思考的人

阿倫(lun) 特警告說，沒有積極思考能力的人將誤入歧途。她的引起最大爭(zheng) 議的例子是納粹官僚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她在《紐約客》上的連載文章中報道了他在1961年在耶路撒冷遭受的戰爭(zheng) 罪審判。

牢房中的阿道夫·艾希曼看起來與(yu) 普通人沒有任何區別。

到此時之前，阿倫(lun) 特一直在探討作為(wei) 普遍現象的極權主義(yi) 的罪惡。因為(wei) 在組織大屠殺中發揮關(guan) 鍵作用的艾希曼的例子，阿倫(lun) 特找到了直麵罪惡的機會(hui) ，並尋找構成極權主義(yi) 形式出現前提條件的更深層次力量。雖然鄉(xiang) 其他人一樣，她原本以為(wei) 會(hui) 看到一個(ge) 喪(sang) 失人性的惡魔，結果卻驚訝地發現此人並沒有任何奇特之處。她得出結論說，促成艾希曼罪惡的是思想缺乏和公共空間缺失。他的罪惡似乎沒有人們(men) 能夠鑽研和探索的任何深度。更加深入地觀察艾希曼，阿倫(lun) 特最終認識到她最初的觀念“根本惡”（radical evil）－－人類天生的魔鬼般罪惡應該被修改。納粹的行動並不能將其描述為(wei) 導致數百萬(wan) 人慘遭殺害的惡魔或魔鬼而被輕易地解釋清楚。還有其他一些東(dong) 西構成了“平庸惡”，或許同樣令人害怕和同樣“挑戰詞匯和行動”，正是這些讓罪惡成為(wei) 可能。這是阿倫(lun) 特的總結，人在被剝奪了思考行為(wei) 之後就可能做壞事的人性潛能的本質。

阿倫(lun) 特說，在遭遇根本惡時，人們(men) 當然忍不住“陷入人類物種罪惡本性的流行命題”中，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每個(ge) 人都能自己決(jue) 定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做好事還是做壞事。”（Hitler and the Germans,Eric Voegelin,p.39,1999）但是，她發現艾希曼這樣的人簡單地放棄了思考和判斷能力，變成了沒有任何真正動機的人。艾希曼曾經因為(wei) 一種歸屬感的需要投入到不加思考的滅絕人性的屠殺活動中，他根本就沒有怎麽(me) 思考這個(ge) 運動，也不相信運動背後的意識形態。

在審判中，艾希曼透露說，他沒有思考獨立思考的能力和願望。他已經放棄了責任，甚至這種放棄他也根本不在乎。（但是，他能夠機械地背誦道德法則－－－這隻能顯示，如果不加思考，道德法則就沒有多大用途。）在被詢問他不得不服從(cong) 別人的意誌是否實際上感到遺憾和後悔時，他說他不是真正的人。為(wei) 此，阿倫(lun) 特覺得艾希曼的行動既是沒法懲罰的，也是沒法被原諒的。沒有一個(ge) 人是能夠被能原諒的。而且，注意到艾希曼的官僚心態，她判斷此人沒有能力辨別是非，因此，至少在此意義(yi) 上，他不是真正“有罪的”。要被認定為(wei) 有罪，艾希曼必須意識到自己罪行的本質；但是，他更深刻的罪惡是已經停止了思考。

雖然許多人在閱讀阿倫(lun) 特有關(guan) 審判的文章時，覺得她有些“沒有靈魂般地冷酷無情”，但她覺得她的阻礙人們(men) 做出良好判斷的情感參與(yu) 最終被治愈了。在她看來，這是新政治道德開始的表現，這種道德的基礎是讓人做出良好判斷的思考能力。因為(wei) 隻有思考能夠讓人反對作惡，人們(men) 有道德義(yi) 務更深入地參與(yu) 思考以便作出正確判斷。但是，甚至好人也害怕做出判斷，常常覺得做出判斷會(hui) 讓他們(men) 看起來傲慢自大和過於(yu) 自信。對此，阿倫(lun) 特的尖刻回應是：“如果你對自己說出這樣的話：我有什麽(me) 資格判斷，那你已經無可救藥了。”(Amor Mundi:Explorations in the Faith and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James W.Bernauer,p.6,2012)

我們(men) 是在思考還是在做白日夢？

當今，很多人在抱怨說，他們(men) 的思考過於(yu) 積極了。他們(men) 的意思是，他們(men) 覺得自己的大腦與(yu) 自己閑聊太多。頭腦中有太多的擔憂和焦慮，有太多的挫折和鬥爭(zheng) 。接著他們(men) 通過不同的方法如打坐或者放鬆試圖讓狂暴的過多的思考安靜下來。事實上，尤其是當人生挑戰強大到得難以承受時，思想寧靜聽起來是非常好的狀態。但是，阿倫(lun) 特的反思告訴我們(men) ，情況正好相反：我們(men) 的思考常常不夠積極－－－人們(men) 往往關(guan) 閉正確思考和判斷的活動。按照阿倫(lun) 特自己的思考，非常清楚的是，在大部分時間，我們(men) 並沒有在進行積極的思考，而是在做白日夢。白日夢有時候可能很強烈，但它並不能幫助我們(men) 形成思想，促成我們(men) 清醒地參與(yu) 世界活動。思考是一種集中思想能力的活動，為(wei) 的是自己理解或實現某個(ge) 目標。在人們(men) 的生活中，這是相對罕見的現象。

有趣的是，最近的研究證實了這種對人類思考的批評。正如有關(guan) 認知偏見的研究告訴我們(men) 的那樣，人類大腦並不真的喜歡思考。事實上，在很多時候，大腦處於(yu) 節能狀態。當情況變得輕鬆時，大腦往往轉向一種“自動駕駛”模式，一種無積極思考的反應性狀態。隻有在沒有選擇時，我們(men) 才進入開始思考的緊張狀態，如當我們(men) 在辦公室遭遇新的困難任務，或在其他地方麵臨(lin) 嚴(yan) 峻的挑戰。大腦的自然努力用在維持無需做出努力的狀態。而且，對大腦來說，“懶惰”的特權意味著更多內(nei) 容：它意味著沒有威脅，一切進展良好。難怪認知上的輕鬆自如往往與(yu) 情緒良好和感情自然有關(guan) ，在危機時刻，人的思考也往往更加深入。

當我們(men) 意識到認知上的輕鬆自如也與(yu) 真理性有關(guan) ，我們(men) 對是非的判斷常常受到大腦的隱蔽願望的指導，即無需思考太多時，情況變得更加複雜。按照這個(ge) 研究，我們(men) 很多人的判斷是在大腦的反應性思考懶惰係統下做出的，根本就沒有動用深入思考和仔細觀察的大腦潛能。因此，大腦的默許位置是：容易答案就是真實答案，快速判斷就是正確判斷。

如果我們(men) 拿艾希曼之流作為(wei) 人類可能性的例子，情況就變得更加令人擔憂。雖然艾希曼的罪惡比我們(men) 在自己的生活中可能犯下的不做判斷的情況更加可怕，但他仍然作為(wei) 一麵鏡子呈現在我們(men) 麵前：一個(ge) 更喜歡令思考處於(yu) 休眠狀態者的例子；事實上是一個(ge) 因為(wei) 不思考和不做判斷而讓自己付出高昂代價(jia) 的人。在該案例中，結果當然具有毀滅性。雖然沒有用這樣極端的言論討論，我們(men) 也能在自己身上找到我們(men) 尤其是在政治上更喜歡不思考的情況，不是嗎？

阿倫(lun) 特的天才不在於(yu) 她讓我們(men) 所有人都成為(wei) 哲學家的動機，而在於(yu) 她向我們(men) 展示不思考的傾(qing) 向可能削弱我們(men) 的人性，破壞我們(men) 充分參與(yu) 世界的能力。在此背景下，認為(wei) 隻要一切進展良好，思考隻是知識分子的義(yi) 務或不必要的活動，這種想法非常危險。雖然當今人人都喜歡認為(wei) 自己很獨特，但阿倫(lun) 特告訴我們(men) ，隻有通過理性思考---即超越大腦的最小化反應性傾(qing) 向，我們(men) 才能真正說思想的真正獨立。在阿倫(lun) 特看來，個(ge) 人是啟動思想過程和熱情探索的人，而不僅(jin) 僅(jin) 是大腦運行正常的人，為(wei) 了做出倉(cang) 促的膚淺的判斷，在需要時會(hui) 做出回應。

作者簡介：

沙伊·圖巴利（Shai Tubali），出版20多本英文的德文的和希伯來文的哲學和心理學著作。他的文章融合了東(dong) 方和西方思想，提供了人類思想改造的軌跡。

譯自：Hannah Arendt and the Human Duty to Think by Shai Tubali

https://philosophynow.org/issues/125/Hannah_Arendt_and_the_Human_Duty_to_Think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