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時節宣，端本利民：大國治理的公心與(yu) 政術

記錄者：馬猛猛

來源：“弘道書(shu) 院”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二月廿一日戊辰

          耶穌2018年4月6日

弘道書(shu) 院2018年第三次讀書(shu) 會(hui) 於(yu) 三月二十四日舉(ju) 行。本次讀書(shu) 研討會(hui) 姚中秋老師帶領大家繼續閱讀《讀通鑒論》卷二“文帝”篇四至“文帝”篇十一，由胡雲(yun) 領讀並作文意疏解。

“文帝”第四篇延續了先前船山先前對漢代軍(jun) 政關(guan) 係的思考，並進一步對將相合一的製度安排提出了批評。“乃若合將相於(yu) 一，而即相以將，則固不可。”將相合一雖為(wei) 三代古製，但王夫之明確指出此製絕不可行之於(yu) 後世，原因在於(yu) 將相合一往往施行於(yu) 小國，而列國“無議禮，製度，考文之事，無百揆，四門，大麓之典。”也就是說，小國的禮樂(le) 製度尚處於(yu) 功能分化的初步階段，因此無需專(zhuan) 門化的宰相來執掌政務。姚中秋老師指出，曆經周秦之變的中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製度變革，因此那些原本用於(yu) 小國的製度設計已經不再適用於(yu) 一個(ge) 幅員遼闊的官僚帝國。因此船山指出，為(wei) 政者應當“斟酌以仿三代之遺意，而因時為(wei) 節宣，斯得之與(yu) 。”三代之治的精義(yi) 是值得後世學習(xi) 與(yu) 求索的，但是具體(ti) 的製度安排則應當因時勢而變，符合具體(ti) 的需要。

“文帝”第五、六篇主要討論了船山對君臣相處之道的看法。第五篇船山通過對淮南王殺審食其而滿朝百官無人提出懲治一事的剖析和反思，指出大臣因懼怕淮南王的權勢而不敢行使自己的職權，最終助長了劉安犯上作亂(luan) 之心。第六篇則從(cong) 君主的角度出發，通過季布一事指出文帝應當及早知人善任，否則就是“養(yang) 臣子之恥。”

第七篇船山對賈誼、陸贄和蘇軾三人進行了多層麵的比較和點評。王夫之指出，賈誼之強於(yu) 陸贄處有二：“豫教太子以端本，獎廉隅以善俗”，其次“傅梁懷王，王墮馬斃，誼不食死”，這兩(liang) 點陸贄是做不到的。而陸贄的長處在於(yu) “出入紛錯之中，調禦輕重之勢，斟酌張弛以出險而經遠也。”綜合而言之，賈誼在仁義(yi) 和貞潔這些為(wei) 人之本的方麵長於(yu) 陸贄，而陸贄在權變謀略之術的層麵長於(yu) 賈誼。因此兩(liang) 人各有所長，各有優(you) 劣。但是船山對蘇軾提出了嚴(yan) 厲的批評。概而言之，蘇軾之弊病有二，在本的層麵，蘇軾“酒肉也，佚遊也，情奪其性者久矣。寵祿也，禍福也，利勝其命者深矣。”也就是說，蘇軾執迷於(yu) 物質享樂(le) 與(yu) 功名榮寵，而勝過了士人對心性和天命的求索。其心本不正，其術自然亦邪。因此在末的層麵，蘇東(dong) 坡“學不出揣摩之術，以螢天下而售其能。習(xi) 於(yu) 其父儀(yi) 、秦、鞅、斯之邪說，遂欲以攬天下而生事於(yu) 平康之世。”因此，船山認為(wei) 無論在為(wei) 人之本還是為(wei) 政之術兩(liang) 個(ge) 方麵，蘇軾都遠遜色於(yu) 賈誼和陸贄。

第八和第九篇船山則對漢代的經濟政策進行了反思和點評，深度剖析了貨幣官鑄、鹽茶專(zhuan) 營政策的必要性和措施。鑄幣權之所以不能交由普通民眾(zhong) ，在於(yu) “夫能鑄者之非貧民，貧民之不能鑄，明矣。”因此民間鑄幣非但不會(hui) 使普通民眾(zhong) 得利，反而使得富者益富，貧者益貧，最終導致嚴(yan) 重的兩(liang) 極分化。由此引發了船山對利的進一步求索。“利者，公之在下而製之在上，非製之於(yu) 豪強而可雲(yun) 公也。”社會(hui) 福利或財富的公共性和公平性需要政府的規製和引導，如果社會(hui) 財富全部或絕大多數掌控於(yu) 極少數豪強巨富的手中，那麽(me) 這種公共性就會(hui) 喪(sang) 失。因此，船山指出像煮鹽、種茶這樣的行業(ye) 不應當完全交給私人經營，否則就會(hui) 流弊於(yu) 天下。

第九篇船山從(cong) 鑄錢輕重的標準為(wei) 引子，指出“故長國家者，知天人輕重之故，而勿務一時詭得之獲。”鑄幣不應當追求其鑄幣本身之利，而應注重國家的長遠利益，防止盜鑄貨幣的發生，維持國家金融和經濟社會(hui) 的持續健康運轉。“以苟且偷俗之情，與(yu) 天地之德產(chan) 爭(zheng) 美利，未有能勝者也。”

第十篇船山繼續對袁盎其人之品行惡劣與(yu) 禍國殃民給予激烈的抨擊，並通過對袁盎個(ge) 人進獻讒言的行為(wei) 背後的心理分析，指出“有天下而聽任俠(xia) 人，其能不亂(luan) 者鮮矣”的總結，對漢代任俠(xia) 的社會(hui) 現象進行了批判，強調大臣之心性修養(yang) 與(yu) 政治德行的重要性。

第十一篇船山對賈誼“以法術製天下”的政策建議亦給予反駁。開篇船山就喟歎“自漢以後，治之不古也有自矣。”通過引用古代賢臣“無安厥位惟微”、“所其無逸”的諫言，指出君主應當懷有居安思危的政治德行，而不得沉湎於(yu) 康逸享樂(le) 的重要性。但是賈誼卻向文帝建言“樂(le) 與(yu) 今同，而欲立經陳紀，為(wei) 萬(wan) 世法”，與(yu) 李斯向秦二世的建議可謂相差無幾。所幸文帝不是縱欲偷樂(le) 之君主，沒有因此而落得桀紂一般的下場，否則為(wei) 禍甚巨。因船山最後總結道，為(wei) 人臣者應當“醇儒以沃乃心，浸灌以道義(yi) 之腴，見中和而興(xing) 王道”由此實現善治。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