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學”中的廉政思想及其時代價(jia) 值

作者：浙江省社科院浙學研究中心

來源：《浙江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二月十二日己未

           耶穌2018年3月28日

“廉政”，顧名思義(yi) ，就是清廉公正的政治。浙江曆史上名垂青史的清官廉吏，有北宋的胡則，明代的劉基、於(yu) 謙、劉宗周，清代的陸隴其等；而在廉政思想、廉政製度設計上厥有建樹的思想家，則有漢代的王充，北宋的林逋，南宋的陳亮、葉適、呂祖謙，明代的王陽明、黃綰、張岱，明清之際的黃宗羲，清代的龔自珍等。這些廉政榜樣是儒家學說的信奉者與(yu) 踐行者，並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具體(ti) 實踐過程中，自我涵養(yang) 、勤勉從(cong) 政、著書(shu) 立說，從(cong) 而創造性地提出並構建了體(ti) 係完整、脈絡清晰、內(nei) 涵豐(feng) 富的廉政文化理論。

一、“清白廉潔”的人生觀

傳(chuan) 統儒家的為(wei) 官之道，要求做官先做人、做人先修身，既重視“官能”，也重視“官德”。浙江曆史上舉(ju) 凡有見地的思想家和有作為(wei) 的政治家，皆視“清白廉潔”“兩(liang) 袖清風”為(wei) 一種崇高的政治追求。比如“浙學的開山祖”王充，在其不朽名著《論衡》中就有“案古纂畔之臣，希清白廉潔之人”的提法。這裏，王充用“清白廉潔”四字對官德內(nei) 涵予以表述。而呂祖謙《舍人官箴》文以清廉、謹慎、勤勉三事，對為(wei) 官之道予以提煉：“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

於(yu) 謙作為(wei) 一代英雄人物，廉潔奉公、憂國忘家，以“廉幹”著稱，被譽為(wei) “有錚錚不奪之節”，以敢於(yu) 擔當的實際行動詮釋了何為(wei) “兩(liang) 袖清風”。在巡撫晉豫的18年中，於(yu) 謙每次進京奏事，從(cong) 不帶任何禮品饋贈朝中權貴，輒空囊示人。有人勸說：“您不肯送金銀財寶，難道不能帶點兒(er) 土特產(chan) 去嗎？”於(yu) 是，於(yu) 謙甩了甩自己的兩(liang) 隻袖子，說：“隻有清風。”並賦《入京詩》以明誌：“手帕蘑菇及線香，本資民用反為(wei) 殃。清風兩(liang) 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兩(liang) 袖清風”的出處即源於(yu) 此。於(yu) 謙還以《詠石灰》為(wei) 題賦詩，表達自己的廉節誌向：“千錘萬(wan) 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正如詩中所陳述，名垂千古，受人敬仰，《明史》就稱讚他“忠心義(yi) 烈，與(yu) 日月爭(zheng) 光”。

對於(yu) 古代士大夫處理公務政事的標準，儒家推崇“處事正直”的理念。在我國古代社會(hui) ，秉公辦事是優(you) 良官德，受到傳(chuan) 統儒家的肯定和普通大眾(zhong) 的稱道。林逋《省心錄》有重視“天下公議”的語錄：“天下有公議，私不可奪；以私奪公者，人不服。”王陽明《劉氏三子字說》有言：“政者，正也，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朱舜水《伯養(yang) 說》有雲(yun) ，“公則生明，廉則生威”。浙學中的這些論述，無疑是對傳(chuan) 統治道的經典總結。

此外，“公平正直”也是守住廉節的一種良好德性。劉基“剛毅、慷慨而有大節”“義(yi) 所不直，無少假借”，其“公平正直”的為(wei) 官之道，體(ti) 現在與(yu) 朱元璋“論相”一事上。朱元璋為(wei) 鞏固新興(xing) 的明王朝政權，在廢除李善長相位後，亟需遴選丞相人選，遂與(yu) 謀臣劉基商議。朱元璋提出或由楊憲、或由汪廣洋、或由胡惟庸出任丞相一職，劉基均予以否定：“（楊）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yi) 理為(wei) 權衡而己無與(yu) 者也，憲則不然……（汪廣洋）褊淺，觀其人可知……（胡惟庸）小犢，將僨(fen) 轅而破犁矣。”此時，朱元璋曰：“吾之相，誠無逾先生（劉基）。”劉基當場婉拒：“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為(wei) 之且孤大恩。”通過這段君臣“論相”對話錄，不難發現，在商定丞相人選問題上，劉基秉持了對政事高度負責的態度，為(wei) 顧全大局而不計個(ge) 人恩怨，既不規避自己的性格“缺陷”，也敢於(yu) 直言，直陳諸相位人選的優(you) 劣得失。劉基“公直”的處事方式，也博得了朱元璋的敬重與(yu) 信任，“上亦甚禮公，常稱為(wei) ‘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二、“持家以儉(jian) ”的生活觀

“勤儉(jian) 節約”，是中華民族世代相傳(chuan) 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而“儉(jian) 以助廉”“儉(jian) 以養(yang) 廉”更是傳(chuan) 統儒家士大夫奉行的一條重要官箴。王充在晚年罷官還家後，貧無供養(yang) ，專(zhuan) 意著述，以“居貧苦而誌不倦”自勉，在困境中完成《養(yang) 性書(shu) 》的寫(xie) 作。劉基雖被譽為(wei) 明朝“開國謀臣”，其死後的墓地僅(jin) 為(wei) 一抔黃土，簡樸淡雅，昭示了自己“坦坦蕩蕩做人，清清白白做官”的一生。因仰慕劉基的君子人格，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在北京時，曾作遺囑式的《終別》文，表達了自己死後願葬於(yu) 劉基墓側(ce) 的願望：“故誠意伯劉公……中國之元勳也，平生慕之久矣……人壽幾何，墓木將拱，欲速營葬也，與(yu) 劉公塚(zhong) 墓相連。”

於(yu) 謙在“土木之變”後總督軍(jun) 務，身居顯位，依舊自奉儉(jian) 約，所居僅(jin) 能避風雨。明景帝特賜第於(yu) 西華門，於(yu) 謙固辭，曰：“國家多難，臣子何敢自安？”不允，乃取所賜璽書(shu) 、袍、錠之屬，悉加封識，歲時一省視而已，仍居舊宅。因性格耿直，於(yu) 謙亦屢遭怨謗，有朝臣彈劾他權勢過重、恃權蒙蔽。太監興(xing) 安實在看不下去，就為(wei) 之鳴冤：“日夜為(wei) 國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一子一女且不顧。朝廷正要用人，似此等一個(ge) 來換於(yu) 某。”眾(zhong) 大臣心知肚明，皆默然無言。當於(yu) 謙被誣以“意欲”謀逆罪而論斬，家被抄沒，毫無餘(yu) 財，僅(jin) 有書(shu) 籍；獨正室上一鎖，啟視，乃景帝所賜之璽書(shu) 之屬，別無他物。其高風亮節，令人敬仰。清乾隆帝南巡杭州並憑吊於(yu) 謙時，特書(shu) “丹心抗節”表彰之。

“克儉(jian) 於(yu) 家”也是儒臣劉宗周一生的生活習(xi) 慣。《劉宗周年譜》中，有不少關(guan) 於(yu) 他勤儉(jian) 持家的逸事。劉宗周任順天府尹時，士民呼曰“劉順天”；辭職離任時，行李蕭然，就連中官守門者都環顧相歎，曰“真清官也”；趕來為(wei) 他送行者達千餘(yu) 人，送至十餘(yu) 裏，仍不肯離去。還有，在南明弘光朝，劉宗周“在南京（供職）一月，日給不過四分。每日買(mai) 菜腐一二十文，長安謠曰：‘劉豆腐’。出入都門，行李一肩，南京人又謠曰：‘劉一擔’。”故而後世學人，一說起劉宗周，就會(hui) 想到“劉一擔”“劉豆腐”的綽號以及他的清廉與(yu) 自律。黃宗羲作為(wei) 劉宗周的門人，也是清貧樂(le) 道的典範，其《山居雜詠》詩有雲(yun) ：“死猶未肯輸心去，貧亦豈能奈我何。”由此可見，樂(le) 於(yu) 清貧，也是守住廉節、成就事業(ye) 的必要條件。

此外，良好的家風、家訓、家規也有助於(yu) “廉、仁、公、勤”之官德的培育與(yu) 養(yang) 成。浦江鄭義(yi) 門的家規祖訓《鄭氏規範》，使得鄭義(yi) 門廉潔奉公、勤儉(jian) 持家的優(you) 良家風綿延傳(chuan) 承九百餘(yu) 年，代代出清官、朝朝皆良民，厥成“江南第一家”。平湖陸隴其傳(chuan) 承《陸氏家訓》，為(wei) 人光明磊落，做官清正廉明，在清康熙朝有“天下第一清廉”之譽。

三、“義(yi) 利雙行”的價(jia) 值觀

“義(yi) 利之辨”亦稱“公私之辯”，是傳(chuan) 統儒家價(jia) 值體(ti) 係中的一個(ge) 重要議題：“義(yi) ”（“公”）注重全局、整體(ti) 利益與(yu) 道德訴求，“利”（“私”）則考慮個(ge) 體(ti) 、私人利益。中國古代廉政思想正是以官吏如何認識和處理政治領域中出現的義(yi) 利關(guan) 係為(wei) 理論基礎。孔子強調君子宜“以義(yi) 為(wei) 上”“見得思義(yi) ”；《易·乾·文言》以為(wei) ：“利者，義(yi) 之和也。”《大學》有“國不以利為(wei) 利，以義(yi) 為(wei) 利也”之言，《荀子》有“義(yi) 與(yu) 利者，人之所兩(liang) 有也”的主張。據此可知，先秦儒家的“義(yi) 利之辨”主張“義(yi) 利合一”“公私兼顧”“自利利他”的“折中主義(yi) ”價(jia) 值取向。

董仲舒則把儒家的“義(yi) 利之辨”推向了一個(ge) 極端，其有名句：“正其誼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董氏之論被後世所繼承，演變成為(wei) “道義(yi) 為(wei) 上”的“絕對利他主義(yi) ”，朱熹將其發揮而有“義(yi) 為(wei) 天理之公，利為(wei) 人欲之私”的命題，突出強調了“義(yi) ”與(yu) “利”的對立性，也就忽視了二者的統一性。與(yu) 朱熹同時代的永嘉學者葉適，破天荒地對董仲舒的“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論提出批評：“‘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yu) 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yi) 光明。後世儒者行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yi) 者乃無用之虛語爾；然舉(ju) 者不能勝，行者不能至，而反以為(wei) 詬於(yu) 天下矣。”（《習(xi) 學記言序目》）在葉適這裏，先秦儒家提倡的“利者，義(yi) 之和”的價(jia) 值主張重新得以正名。明代台州籍學人黃綰，對“義(yi) 利之辨”的解讀，受到葉適“崇義(yi) 養(yang) 利”義(yi) 利觀的影響，在其哲學著作《明道編》中提出了“義(yi) 、利，二者皆不可輕”的“義(yi) 利並重”論。

與(yu) “見得思義(yi) ”的義(yi) 利觀一樣，儒家的貧富觀，亦以“道”義(yi) 為(wei) 取舍標準。《論語》有雲(yun) ：“富與(yu) 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黃綰恪守儒家關(guan) 於(yu) 富貴、貧賤的判斷標準，主張以“道、義(yi) ”作為(wei) “辭受、取與(yu) ”與(yu) “治生、作務”的行為(wei) 準則，視之為(wei) “聖人之道”：“君子之道，辭受、取與(yu) 視其義(yi) ，治生、作務視其道，如此則守可以終身，教可以行於(yu) 世，此聖人之道所以為(wei) 無弊也。”對於(yu) 浙學所強調的財富觀，我們(men) 可以用“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視之有度，用之有節”這句話來歸納。

四、“明德親(qin) 民”的民本觀

勤政愛民，自古以來便是為(wei) 官之道的基本原則，它要求各級行政官員在處理政務中要以民為(wei) 本、保民愛民，恪盡職守、勤於(yu) 政事。浙江曆史上的思想家、政治家大都是儒學家，故而孔孟儒家所提倡的“民本”“仁政”的施政理念，深深地紮根於(yu) 他們(men) 的內(nei) 心深處。

王充有言，“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葉適有論，“為(wei) 國之要，在於(yu) 得民”。王陽明依據《古本大學》，提倡“明德親(qin) 民”的為(wei) 政之道，“明明德必在於(yu) 親(qin) 民，而親(qin) 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親(qin) 民’猶孟子‘親(qin) 親(qin) 仁民’之謂。親(qin) 之即仁之也”。時任紹興(xing) 郡守南大吉受王陽明政治哲學的影響，題名其政事堂曰“親(qin) 民堂”，誓言“吾以親(qin) 民為(wei) 職者也。吾務親(qin) 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王陽明因讚賞其誌向，為(wei) 之親(qin) 撰《親(qin) 民堂記》。

黃宗羲作為(wei) 啟蒙思想家，在《明夷待訪錄》中對“家天下時代”專(zhuan) 製殘暴的國君專(zhuan) 製發出了控訴：“為(wei) 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這裏，他把批判的矛頭直指封建帝王，對君主專(zhuan) 製製度的合法性提出質疑；與(yu) 此同時，還主張把對社會(hui) 治亂(luan) 評價(jia) 的立足點，從(cong) 一姓王朝的興(xing) 亡轉變為(wei) 天下萬(wan) 民的憂樂(le) ：“蓋天下之治亂(luan) ，不在一姓之興(xing) 亡，而在萬(wan) 民之憂樂(le) 。”緣此，黃宗羲拋出了驚世駭俗的“天下為(wei) 主君為(wei) 客”的“民主君客”說。與(yu) 黃宗羲同時代的張岱，在《四書(shu) 遇》中提出了“予奪之權，自民主之”的論見，這也是對專(zhuan) 製君權的否定。黃宗羲、張岱的政治哲學，是對傳(chuan) 統儒家民本思想的超越與(yu) 發展，這種“新民本”思想更加強調了以人為(wei) 本、主權在民的近代意義(yi) 上的民主精神。

當下，我們(men) 踐行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發展思想，無疑需要深入挖掘王陽明“明德親(qin) 民”，黃宗羲、張岱“新民本”思想中所蘊含的以人為(wei) 本、關(guan) 注民生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五、“為(wei) 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績觀

政績，顧名思義(yi) ，就是從(cong) 政之績、施政之績，指各級行政官員在任期內(nei) 履行職務所取得的成績和貢獻。而政績觀主要包含兩(liang) 方麵的內(nei) 容，“為(wei) 誰幹事、怎麽(me) 幹事”“追求什麽(me) 政績、如何追求政績”。與(yu) 上述“明德親(qin) 民”的政治觀相呼應，浙江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強調出仕的各級官員要樹立為(wei) 百姓造福的價(jia) 值取向，切實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這裏，特別介紹一下北宋時期浙江永康籍的清官——胡則。

胡則既不是著名的思想家，也不是傑出的政治家，隻是一個(ge) 普通的官員，一生從(cong) 政四十年，曾任縣尉、錄事參軍(jun) 、知州、轉運使、戶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工部侍郎、兵部侍郎等官職。盡管官銜不高，胡則總能在自己從(cong) 事的每一個(ge) 工作崗位上，兢兢業(ye) 業(ye) 地完成本職工作，行仁政，寬刑獄，減賦稅，除弊端。據文獻記載，北宋明道初年，江淮大旱，餓死者眾(zhong) ；胡則上疏求免江南各地身丁錢，詔許永免衢、婺兩(liang) 州身丁錢。兩(liang) 州之民“懷其德，戶立像祀之。在方岩者，賜額曰‘赫靈祠’”。從(cong) 此，胡公成了“有求必應”的活菩薩，即民間傳(chuan) 說中的“胡公大帝”。1959年8月，毛澤東(dong) 主席視察浙江金華時，曾對時任永康縣委書(shu) 記說：“永康有個(ge) 方岩，方岩有個(ge) 胡公大帝。胡公大帝不是神，而是人。他姓胡名則，是北宋的一個(ge) 清官，為(wei) 人民做了很多好事，人民紀念他，所以香火長盛不衰。我們(men) 共產(chan) 黨(dang) 的幹部也應該多做好事，為(wei) 官一任，造福一方嘛！”

為(wei) 官清廉，才有可能造福百姓；有造福一方的本領，才能真正造福一方。進而言之，浙江曆史上的清官，沒有一個(ge) 是對國家、對事業(ye) 、對人民不忠誠的。以劉宗周為(wei) 例，在任都察院左都禦史時，先後提出了一係列懲治腐敗、實施廉政的建言。劉宗周認為(wei) ，都察院的職責，“在於(yu) 正己以正百僚”；在於(yu) 澄清吏治，“吏治清則民生安，於(yu) 以化成天下不難矣”。他曾以“明風紀”為(wei) 題上書(shu) 皇帝，提出了“建道揆（明確指導思想）、貞法守（依法斷案）、崇國體(ti) （立法懲治大臣犯罪）、清伏奸（禁止官吏私自交接近侍）、懲官邪（懲治官員賄賂、跑官買(mai) 官之罪）、飭吏治（加強監督、整頓吏治）”等六大廉政建言。其中在“懲官邪”條目下，主張以重典懲治貪腐：“官之失德，由寵賂始，其途多自台省而上。自今有輦金入長安者，臣單辭檄之，立置三尺。”對劉宗周的反腐倡廉建言，崇禎帝頗為(wei) 滿意，有“卿力行以副朕命”雲(yun) 雲(yun) 。

“善言古者當有驗於(yu) 今。”浙江曆史上傑出政治家的廉政事跡、著名思想家的廉政思想，既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組成部分，也是浙江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jin) 對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形成與(yu) 發展發揮過重要作用，而且對當前的黨(dang) 風廉政建設、政治生態建設具有借鑒意義(yi) 。

在秉持浙江精神，推進“清廉浙江”建設的新時代，我們(men) 挖掘、梳理、總結曆史上浙江籍政治家、思想家的廉政事跡與(yu) 廉政思想，進行創造性轉化與(yu) 創新性發展，無疑應該學習(xi) 、繼承與(yu) 弘揚“浙學”廉政理論中的清白廉潔、慎獨自律、明德親(qin) 民、知行合一、堅持正義(yi) 、廉潔奉公的合理內(nei) 核與(yu) 基本精神；始終做到“老老實實做人、規規矩矩做事、幹幹淨淨用權”，進而為(wei) 打造並維護“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良好政治生態而進行不懈地努力。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