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錫瑞全集》的史料價(jia) 值

作者：李玉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正月廿六日甲辰

           耶穌2018年3月13日

皮錫瑞（1850-1908）字鹿門，湖南善化人。他14歲考取秀才，24歲獲選拔貢，33歲中式舉(ju) 人，後來四次會(hui) 試落榜，於(yu) 是放棄仕進之心，以講學、著述終老。他從(cong) 1890年起先後主講湖南桂陽州龍潭書(shu) 院、江西南昌經訓書(shu) 院，1898年出任南學會(hui) 學長，大膽宣揚變法，政變後遭受禁錮，1902年創辦善化小學堂並任監督，1903年起又相繼在湖南高等學堂、湖南師範館、湖南中路師範學堂、長沙府中學堂講授經學、史學、倫(lun) 理、修身等課程，被楊樹達譽為(wei) “經師人師”。

皮氏在清代今文經學史上是一位至關(guan) 重要的人物，在晚清教育變革和湖南近代曆史演進中也是一個(ge) 不可忽略的人物。他波瀾起伏、飽含艱辛的人生經曆，從(cong) 經世到維新卻反對激進變革的政治思想，窮經究史、講求古今通變的學術努力，無不集中映照著晚清數十年間政治、經濟、教育、社會(hui) 的劇烈變化和傳(chuan) 統學術、文化的遽然衰落。因此，皮氏一生數量眾(zhong) 多的詩文和著述，尤其卷帙繁富的《師伏堂日記》（1892－1908），不僅(jin) 翔實地記錄著他的個(ge) 人生活、社會(hui) 交往、政治思想和學術成就，而且對於(yu) 今天深入開展清代今文經學史和整個(ge) 中國經學史的研究，以及全麵了解晚清的政治、經濟、教育、思想、文化和社會(hui) 變遷，都能提供豐(feng) 富而寶貴的資料。有鑒於(yu) 此，吳仰湘教授費時十餘(yu) 年，搜集到皮氏已刊著作30種、未刊稿本5種，以及散見的詩詞、序跋、書(shu) 信、課卷、條陳、答問等100多篇，加以精心點校，編成650萬(wan) 字的《皮錫瑞全集》（以下簡稱《全集》），入選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hui) “文獻叢(cong) 刊”，2015年由中華書(shu) 局出版，為(wei) 學界深入開展相關(guan) 研究帶來了極大便利。

《皮錫瑞全集》

首先，可為(wei) 深化皮氏個(ge) 案研究提供最完備的資料。

皮氏生前聲名卓著，歿後卻長期湮沒無聞。周予同1928年注釋《經學曆史》，就大發感慨：“他的生卒，他的師友，他的學術的傳(chuan) 承，我竟無法查考。我曾輾轉地詢問幾位湖南的學者，但不是沒有回音，就是以不知作答。”直到1939年，皮名振根據家藏史料編撰的《皮鹿門年譜》由商務印書(shu) 館出版（以下簡稱《年譜》），皮氏人生簡曆與(yu) 學術概貌始為(wei) 外界知曉。2002年，吳仰湘出版《通經致用一代師——皮錫瑞生平和思想研究》，根據皮氏前期詩文、日記手稿和部分經學著述，進一步描畫出他的人生軌跡與(yu) 思想曆程。如今《全集》出版，特別是皮氏多種手稿被整理、公布，可以直接帶動學界深入研究皮氏生平、思想和學術，並糾正《年譜》和已有研究的各種訛誤。例如，《年譜》記皮氏受戊戌政變牽連，“奉廷寄，革舉(ju) 人，交地方官管束”（《年譜》第68頁），此說廣泛流傳(chuan) ，然而根據《全集》所收己亥年日記“此間已奉交地方管束之旨，功名無礙”（《全集》第10冊(ce) ，第1052頁）和附錄所收處分上諭（《全集》第12冊(ce) ，第629頁），皮氏僅(jin) 被從(cong) 江西驅逐回籍，交湖南地方官嚴(yan) 加管束，並未被革除舉(ju) 人功名。《年譜》又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記“二月治《易》，疏《焦氏易林》，《證文》粗成，送王閣學益吾校閱，今存手抄疏義(yi) 一卷”（《年譜》，第75頁），今《全集》所收《易林證文》手稿卻是完整的2卷，其序文末署“庚寅立秋日錫瑞自記”（《全集》第7冊(ce) ，第9頁），可知成書(shu) 於(yu) 光緒十六年（1890），年譜之誤顯而易見。再如，學界普遍認為(wei) 皮氏治經有從(cong) 古文到今文的遽變，章太炎甚至因此譏斥他投附時好以逐利祿，可是根據《全集》所收皮氏前期經學稿《師伏堂經說》《易林證文》，可以發現皮氏前期經學就有十分顯著的今文取向，今文之學實是皮氏一生經學主脈。特別是以往研究者評述皮氏經學，大多根據《經學曆史》《經學通論》等寥寥數書(shu) ，現在根據《全集》，發現皮氏《尚書(shu) 》《春秋》《三禮》等研究都卓有建樹，今後隻要細心解讀《全集》所收25種經學著述，即可對皮氏治經成就與(yu) 經學思想作出更全麵、恰當的評價(jia) 。

其次，可為(wei) 深化中國經學史研究提供豐(feng) 富的資料和精辟的意見。

皮氏先是精究《尚書(shu) 》，彰顯今文奧義(yi) ，中年兼治鄭學，厘析漢儒家法，晚年通論群經，上下千古，在專(zhuan) 經研究、經學專(zhuan) 題研究、經學通史研究等領域都結有碩果。後人評價(jia) 皮氏經學，也譽以“博洽精審，亦能折中群言”（徐世昌），“淹雅宏通，審思明辨”（邵瑞彭），“學術門徑很清楚，善於(yu) 整理舊說”（周予同）。正因為(wei) 皮氏治經具有論斷精當、征引宏富、條理分明等特點，所以他的各種經學著述可為(wei) 今天深入開展中國經學史（尤其兩(liang) 漢與(yu) 清代的經學史）研究提供豐(feng) 富的資料和精辟的意見。例如，皮氏《今文尚書(shu) 考證》主要依據《尚書(shu) 大傳(chuan) 》《史記》《白虎通》等西漢著述，同時博采兩(liang) 漢的文章、詔令、奏議、碑刻等，窮盡當時所能找到的全部漢代今文《尚書(shu) 》資料，迄今仍是研究28篇今文《尚書(shu) 》和漢代《尚書(shu) 》學史最完備的資料匯編、最重要的研究著作。又如，學界研究兩(liang) 漢經學，多持今、古文對立分爭(zheng) 的觀念，皮氏主張“說經宜先知漢今、古文家法”（《全集》第8冊(ce) ，第140頁），從(cong) 前期的《尚書(shu) 大傳(chuan) 疏證》《今文尚書(shu) 考證》《孝經鄭注疏》《鄭誌疏證》，到晚年的《駁五經異義(yi) 疏證》《發墨守箴膏肓釋廢疾疏證》《聖證論補評》《漢碑引經考》《王製箋》等，始終注重辨析漢儒家法，尤其評述鄭玄與(yu) 許慎、何休、王肅等經學爭(zheng) 論時，並不簡單地歸為(wei) 今、古文之爭(zheng) ，而是細致入微地分辨雙方具體(ti) 經說的今、古文屬性，求其同，析其異，揭示出兩(liang) 漢經師今、古文家法的紛繁多樣，徐世昌主編的《清儒學案》因此稱讚皮氏“研精漢儒經訓之學，宏通詳密，多所發明”，可為(wei) 今天深入研究漢代經學史提供現成的資料和寶貴的意見。又如，清代漢學複興(xing) 後，古文學派“家家許、鄭”，皮氏作為(wei) 今文學家也終生服膺鄭學，晚年自稱“少習(xi) 鄭學，意欲舉(ju) 鄭氏諸書(shu) 盡為(wei) 注解，以《易注》已有惠棟、張惠言疏解，《書(shu) 注》有江聲、王鳴盛、孫星衍、陳喬(qiao) 樅疏解，《論語》有金鶚、劉寶楠疏解，服注《左氏》有李貽德疏解，緯書(shu) 殘缺難通，乃姑置之，但作《孝經鄭注疏》及《尚書(shu) 中候》《尚書(shu) 大傳(chuan) 》《駁五經異義(yi) 》《發墨守》《起廢疾》《箴膏肓》《六藝論》《魯禮禘祫義(yi) 》《鄭誌》《鄭記》《答臨(lin) 孝存〈周禮〉難》各種疏證，書(shu) 皆刊行，以存鄭氏一家之學”（《全集》第8冊(ce) ，第134頁），他對鄭玄經注、經說所作詳盡搜輯與(yu) 細密疏證，構成清代鄭學研究的半壁江山，足見《全集》所收以上10餘(yu) 種著作對推進清代鄭學史研究的價(jia) 值。至於(yu) 皮氏《經學曆史》《經學通論》專(zhuan) 門評述曆代經學的流變與(yu) 得失，“胸羅眾(zhong) 家，掌運千古”（《全集》第11冊(ce) ，第2124頁），對於(yu) 中國經學史研究的意義(yi) 更是不言而明。

再次，可為(wei) 深化晚清史研究提供新鮮而珍貴的資料。

皮氏身處亂(luan) 世，早先渴望經世救時，後來主張“通經致用”，積極投入湘贛兩(liang) 地的維新變法和湖南全省的新式教育，倡導“善變而取法於(yu) 古”，力圖從(cong) 舊學中開啟新知，既是晚清社會(hui) 與(yu) 文化劇變的親(qin) 曆者、記錄者，也是清末政治與(yu) 教育變革的參與(yu) 者、思考者。因此，《全集》所收各種詩文、著述，特別是記事長達16年的《師伏堂日記》，可為(wei) 今人研究晚清史尤其是湘贛兩(liang) 省政治、經濟、教育、學術文化、社會(hui) 生活等領域的曆史變遷提供新鮮而寶貴的原始史料。例如，皮氏自1892年起受聘主講南昌經訓書(shu) 院，前後7年，悉心施教，革新學風，“教人以經學當守家法，詞章必宗家數”（《年譜》，第24頁），培植了無數人才，這幾年的《師伏堂日記》和3卷《經訓書(shu) 院自課文》，就完整地記錄著他的教學生活與(yu) 社會(hui) 交往，是研究經訓書(shu) 院曆史和晚清南昌社會(hui) 生活的絕佳材料。又如，湖南從(cong) 陳寶箴擔任巡撫以來，逐漸在軍(jun) 事、政治、經濟等領域推行改革，最後演變成戊戌維新變法，對此重大史事，皮氏先是耳聞目睹，後來全力參與(yu) ，並載於(yu) 日記中，為(wei) 後人研究湖南維新運動提供了大量準確的信息，諸如梁啟超入湘日期、南學會(hui) 講學詳情、保衛局籌辦內(nei) 幕、湖南新舊紛爭(zheng) 經過、《翼教叢(cong) 編》刊刻等重要史事或細節，《師伏堂日記》都有記載，可謂彌足珍貴。再如，在晚清新政中，湖南相繼將求實、嶽麓、城南等書(shu) 院改為(wei) 湖南高等學堂、湖南師範館、湖南中路師範學堂，但相關(guan) 人事、課程、教學活動、學生風潮等，學界迄今語焉不詳，甚至張冠李戴，皮氏因在各校執教，還一度代理湖南高等學堂總理、兼任省學務公所圖書(shu) 課長，與(yu) 巡撫、學政及省學務公所、各學堂當局官紳往還較多，因此皮氏留存在日記中的種種親(qin) 曆與(yu) 見聞，正是今天研究清末湖南教育變革的第一手資料。此外，皮氏曆年所記出行、交遊、赴考、讀報及地方興(xing) 革、市井變故、民俗風情、日用開支等，都可為(wei) 後人考察晚清曆史變動與(yu) 社會(hui) 變遷提供鮮活的材料，如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十八日所記長沙席公祠的公事活動，“到者近三百人，投票選舉(ju) ，會(hui) 長劉艮山得二百廿票，副長曾士元得一百卅票，譚組安得九十餘(yu) 票。本擬劉、曾，毋乃先授意乎？予亦得二票，二王各得一票”（《全集》第11冊(ce) ，第2265頁），即是關(guan) 於(yu) 湖南諮議局選舉(ju) 絕無僅(jin) 有的史料。

需要強調的是，《全集》出版帶給學界的便利，遠不止於(yu) 上述各種寶貴資料的搜集，點校之功也非常值得肯定。皮氏各種著述的重要性其實早為(wei) 學界所知，然而，因為(wei) 他的經學著述內(nei) 容過於(yu) 艱深，研讀不易，《師伏堂日記》等手稿字跡十分潦草，辨認尤難，所以一般的研究者特別是青年學子往往望而興(xing) 歎，有時不得已加以征引，卻難免認字、斷句等錯誤。吳仰湘教授長期研究皮氏生平、思想與(yu) 學術，又有紮實的經史根柢，因此無論點校精深繁賾的經學著作，還是識讀各種手稿，都足以勝任其事，從(cong) 而為(wei) 研究者提供了準確、可靠的整理本，這無疑會(hui) 使《全集》發揮出更大的史料價(jia) 值。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