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經史，方為(wei) 有用之文——評《儒學與(yu) 中國古代散文》

作者：程行甫（南昌大學國學研究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2018年02月24日 11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正月初十戊子

          耶穌2018年2月25日

楊樹增、馬士遠精心結撰的《儒學與(yu) 中國古代散文》（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17年10月）一書(shu) ，以“儒學與(yu) 中國古代散文”作為(wei) 考察對象，思路獨特，方法新穎，因而最能把握中國古代思想與(yu) 文學發展的民族特色與(yu) 特殊路徑。請嚐試而言之：

其一，自古以來，中國文學便是詩與(yu) 文分疆並峙，以與(yu) “詩”相對而言的“文”，作為(wei) 中國古代文學之主流大宗，考察其發展與(yu) 流變之軌跡，無疑最為(wei) 符合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客觀實際。

其二，中國文學無論是就理論與(yu) 批評，還是就作家的創作實踐，曆來皆以儒家經典為(wei) 圭臬，強調“宗經”與(yu) “征聖”，這是中國文學之所以以詩文為(wei) 主流與(yu) 大宗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文學呈現出源遠流長的《詩》《書(shu) 》現實主義(yi) 傳(chuan) 統及其鮮明的民族特色的內(nei) 在契機。

其三，以詩文為(wei) 正宗的中國文學，其創作主體(ti) 是曆代的知識分子，他們(men) 有一個(ge) 特殊的徽號——“士”，這一群體(ti) 飽讀《詩》《書(shu) 》，嫻習(xi) 經史，具有高深的文化修養(yang) 與(yu) 文學才能；曆代優(you) 秀的士人或士大夫，更以天下為(wei) 己任，具有高度的社會(hui) 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所謂“文章合為(wei) 時而著，歌詩合為(wei) 事而作”，故弘毅任重之士，決(jue) 不為(wei) 無用之文。其所以如此者，清人張文襄公言之曰：“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用；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是徜徉於(yu) 經史者，必有經邦濟世之才；以詞章兼乎經濟者，必不為(wei) 淩空蹈虛之文。文襄之言，良有以也。“儒學與(yu) 中國古代散文”這一學術選題本身，充分體(ti) 現與(yu) 踐行了作為(wei) 中國文學主體(ti) 的中國古代士人以天下為(wei) 己任的儒學思想傳(chuan) 統，具有十分明確的現實關(guan) 照以及中國傳(chuan) 統儒學曆來所倡導的入世情懷。楊教授說，“中華民族每一個(ge) 人都需要潔淨、高尚、美好的精神家園，中國古代優(you) 秀散文可以塑造完美的人格，提升人們(men) 的精神境界，增長人們(men) 的聰明才智，增強民族的自信心與(yu) 自豪感”。所謂“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楊教授既有如是之心，必有如是之文，劉勰文心之論，其言不虛也。

其四，中國思想史的發展與(yu) 流變，始終是以儒學為(wei) 主流與(yu) 正宗，以儒學與(yu) 釋道二氏乃至與(yu) 其他外來思想文化由對立互補再到相互接受與(yu) 不斷融合的曆史過程。這個(ge) 過程如此之漫長，直到當下，也並沒有最終完結。正是這種對立互補與(yu) 接受融合的演變過程，形成了以詩文為(wei) 主流大宗的中國文學在各個(ge) 曆史時段的不同樣態與(yu) 特征。因此，該書(shu) 始終以儒學與(yu) 其他學派乃至外來思想文化的消長融合為(wei) 主線，審視中國文學的文脈統係，勾勒曆代文章流別的演變軌跡。“以不同的儒學形態對中國古代散文的影響為(wei) 分期依據，係統地梳理儒學的發展嬗變，及其與(yu) 本時期中國古代散文的關(guan) 聯”，從(cong) 而充分凸顯“中國古代散文發展中的民族特色，努力體(ti) 現本項目研究的創新特色”。作者這一鮮明的創新性原則與(yu) 不同凡響的學術追求，在本書(shu) 中得到了充分有效的彰顯。

其五，思想觀念之表達，必須以文章為(wei) 載體(ti) 。正是由於(yu) 中國文學具有“文以載道”的儒學傳(chuan) 統，以及集部與(yu) 經部有著千絲(si) 萬(wan) 縷的思想關(guan) 聯，此書(shu) 作者可以沿波而討源，披文以見質，通過“以文證道”的研究方法，深入認識與(yu) 闡發儒學以“仁愛”為(wei) 核心本質的思想特征及其在各個(ge) 曆史時段的思想演變，這是此書(shu) 作者在研究方法上迥異於(yu) 前修同類著作的創新之處。

當然，二十世紀以來，無論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還是現當代文學批評，無一例外地折服於(yu) 西方學術話語之下，從(cong) 概念術語到運思方式，無不照搬與(yu) 套用西方的文學觀念。因此，受時代思潮與(yu) 文學理論之囿限，現當代學人很難擺脫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所謂文學“四分法”的思維定勢。這是時代的局限與(yu) 理論的僵固，此書(shu) 亦難以幸免。

中國古代有所謂“有韻為(wei) 文，無韻為(wei) 筆”的詩文區分，但在魏晉六朝四六駢體(ti) 文的衝(chong) 擊之下，已呈支絀之勢。而該書(shu) 所使用的“散文”概念，在賦體(ti) 文學與(yu) 四六駢文的抉擇方麵，也不可避免地產(chan) 生同樣的尷尬。作者既然確定了“無韻”為(wei) 散文而“有韻”為(wei) 詩歌，那麽(me) “賦體(ti) ”與(yu) “駢文”都講究押韻，二者理當排斥在作者所界定的“散文”之外，但此書(shu) 卻討論駢文而不討論賦體(ti) ，取舍自專(zhuan) ，難免照應不周。而先秦六藝經史與(yu) 諸子之文，多數都有排比句式與(yu) 押韻現象，如《老子》《莊子》等，又皆大而化之地視之為(wei) “散文”，亦同此弊。此外，作者在“散文”之中又以“實用”與(yu) 否，劃定“藝術散文”與(yu) “非藝術散文”的界線，謂“本書(shu) 所講的‘散文’，是指文學領域中的‘散文’，即‘藝術散文’，而‘實用文’是‘非藝術散文’，不屬於(yu) 文學領域”，但該書(shu) 中討論秦漢“散文”，又大量引入“政論”與(yu) “奏疏書(shu) 表”乃至“碑刻”與(yu) “注經文”，此類文體(ti) ，非“實用”之文又為(wei) 何物？而且事實上，在長篇章回小說產(chan) 生之前，以“殘叢(cong) 小語”為(wei) 形式特征的中國古代小說，也不過如同今天網絡與(yu) 微信之引人發笑的橋段，理當屬於(yu) “文”的範疇。即使是“著意為(wei) 小說”的唐人傳(chuan) 奇，“其時最佳小說之作者，實亦即古文運動之中堅人物”，在中國的文學分類之中也從(cong) 來都是“文”的範疇。因此，作者雖然在“散文”概念的厘定上花了大量筆墨，費了不少周折，卻仍然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結論，以致在文本取舍上進退失據。但這並非該書(shu) 作者獨有之過，而是近代以來所有同類著作乃至中國當代理論界本土話語的缺失所導致的結果，是中國學術界“集體(ti) 失語”的表征。隻有著眼於(yu) 中國本土的文學現象，以及文學之所以為(wei) 文學的發生機製，建構既能適合古今中外之文學現象而又能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文學標準，並以之衡量一切“實用”與(yu) “非實用”之“文”，從(cong) 而在概念上劃定“文學”與(yu) “非文學”的理論界線；也不以“有韻”與(yu) “無韻”作為(wei) “文”與(yu) “筆”的區分，才有可能徹底解決(jue) 僅(jin) 僅(jin) 是著眼於(yu) 外在形式特征的文學“四分法”所帶來的取舍無據。

總之，此書(shu) 選題精當，符合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客觀實際；視角新穎，見解獨到，尤其是“以文證道”的研究方法，更具創造性，其具體(ti) 論證也十分翔實有力。可以說，就當下的學術背景及其理論前提而言，此書(shu) 實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學術力作。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