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左派“漸成中國學術界“公害“

作者：周少來（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政治理論室主任、博導）

來源：《人民論壇》2018年2月下期（總第586 期）

【摘要】“激進左派”言論，存在嚴(yan) 重的學理缺陷和“極化思維”，其理論推演中存在多重“邏輯缺陷”，其極端民族主義(yi) 、民粹主義(yi) 和刺激底層民眾(zhong) 的現實指向，肆意擠壓自由、民主、法治等核心價(jia) 值觀，對學術規範和製度規則蠻橫衝(chong) 撞，逐漸成為(wei) 中國學術界的“公害”。

【關(guan) 鍵詞】“激進左派”  “極化思維”  邏輯陷阱    

“激進左派”，亦稱“極左派”，是當代中國“左翼陣營”的“後起之秀”，以其政治立場的極端堅定、極化觀點的暴烈鮮明而卓然於(yu) 世。他們(men) 以某些“左翼網站”和地下邊緣刊物為(wei) 主要發聲平台，以“反資反美”、激進革命、底層動員、刺激民粹為(wei) 其核心觀點標識，近年來的崛起大有“蓋過”其新、老“左派”前輩的勢頭。但“激進左派”的話語體(ti) 係及其政治主張中，存在著自身難以克服的“邏輯陷阱”，其急欲促發的學術輿論或社會(hui) 運動，更具有難以估量的“公害”甚或社會(hui) 危害。對此，值得政學兩(liang) 界給予理性關(guan) 注和剖析警惕。

“左翼陣營”的“急先鋒”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當代中國的學界同樣呈現各式“群分”。 “老左派”“新左派”“中間左派”“激進左派”，同屬“左翼陣營”中的“學術友軍(jun) ”，其代際沉浮和學理演進，與(yu) 其自身學理論證的學術資源緊密相關(guan) ，也與(yu) 當代中國的社會(hui) 變遷和階層分化緊密相關(guan) 。

傳(chuan) 統“老左派”的基本學術立場，是固守前蘇聯模式的僵化體(ti) 製，堅持計劃經濟，堅持公有製，強烈反對市場經濟，反對非公經濟的發展。因其學術話語難以“與(yu) 時俱進”，不可逆轉地趨向衰落。所謂“新左派”，則是在“老左派”走向衰落之際轉向學術舞台，以西方新馬克思主義(yi) 、後殖民主義(yi) 和後現代理論為(wei) 學理資源，以反對全球資本主義(yi) 化、反對國際資本的全球擴張為(wei) 標識，強烈反對“新自由主義(yi) 和華盛頓共識”、反對市場競爭(zheng) 機製滲透侵蝕社會(hui) ，其影響輻射範圍僅(jin) 在“溫和新左派”的知識小圈子。2008年以後，“新左派”漸趨理性化學術，也沒有激化與(yu) “自由派”後續的相爭(zheng) 相辯，逐漸回歸學院派文人的“象牙之塔”。

正是在“老左派”銷聲歸隱、“新左派”回歸學術，“左翼陣營”看似“失落”的空檔期，由社會(hui) 結構變革和階級階層分化所激發的“激進左派”，絕地逢生、衝(chong) 殺而起。以2000年“烏(wu) 有之鄉(xiang) ”網站（現已關(guan) 閉）的開辦為(wei) 核心陣地，“激進左派”有了自己的輿論發聲平台，形成了一個(ge) 以所謂的“民間學人”為(wei) 主體(ti) 的理論圈子。“激進左派”以“無產(chan) 階級專(zhuan) 政下不斷革命”思想為(wei) 學理資源，以“階級鬥爭(zheng) 與(yu) 階級分析”為(wei) 基本方法論，以反對資本主義(yi) 和當代修正主義(yi) 為(wei) 核心政治主張，以代言和代表底層工農(nong) 大眾(zhong) 為(wei) 動員旗幟。其學術取向與(yu) 社會(hui) 現實指向，是希望通過組織底層民眾(zhong) ，造成強大的“底層動員壓力”，向政學兩(liang) 界同時博弈施壓，並盡可能地影響高層決(jue) 策。

“激進左派”何以“激進”？為(wei) 什麽(me) 要“如此激進”？這正是其與(yu) “老左派”“新左派”不同的地方。“老左派”以權力資源為(wei) 依托，其現實指向針對高層決(jue) 策，其反對資本主義(yi) 、反對市場經濟的主張多為(wei) “隱而不發”。“老左派”影響多在“老幹部”的中高層小圈子，其政治信仰的堅定純潔和自身的正直清廉不乏感人之處。“新左派”以“西方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知識資源依托，其現實指向針對“新自由主義(yi) 狂潮”，其反對全球化大勢、反對資本主義(yi) 化的主張，也更多地針對知識界的新老“自由主義(yi) ”。“新左派”之中不乏“學功”深厚者，其西方學術的知識背景和學理資源，使其更多在“思辨的意義(yi) ”上“縱論中國”，其影響力也多限於(yu) “知識青年”的學術圈子。

而“激進左派”崛起於(yu) “民間”，既無“老左派”的權力資源，也無“新左派”的知識資源，隻能以“立場激進、主張激進、指向激進”相標榜，激發和集聚底層民眾(zhong) 的積怨積憤，以裹挾底層民眾(zhong) 的“烏(wu) 合之力”，以期相爭(zheng) 相抗於(yu) 政學兩(liang) 界。這便是“激進左派”何以激進的根本所在：似乎越激進，越能聚合民眾(zhong) 力量，越能相抗於(yu) 權力資源或知識資源；似乎越激進，越能覆蓋並替代“老左、新左”，越能成為(wei) 執掌“左翼”大旗的唯一旗手。隨著“老左派”的日趨“老化”和“退場”，也隨著“新左派”的日趨“回歸學院和沉寂”，“激進左派”便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間和發聲可能，並日益成為(wei) 時常泛起的“公害”。

極端民族主義(yi) 的“理論動員”

民族主義(yi) 是一種古老根深的自然情感，是一種本能地對自身民族的忠誠和熱愛，也是民族國家發展的根本動力。但民族主義(yi) 如果走向極端非理性，趨向盲目排外封閉，甚至走向對外擴張、推行民族沙文主義(yi) ，則民族主義(yi) 的“正能量”可能畸變為(wei) “民族災難”。曆史上各次世界大戰中湧現的極端民族主義(yi) 的“畸變公害”，殷鑒不遠，不乏其例。

2017年中國周邊局勢時有趨緊，“朝鮮半島危機”幾近滑向戰爭(zheng) 邊緣，台灣島內(nei) “台獨”勢力猖狂潛行，美國特朗普更是宣布中國為(wei) “競爭(zheng) 對手”。加之國內(nei) 經濟增速的趨緩平穩和結構性調整，“農(nong) 民工返鄉(xiang) 潮”及其“下崗失業(ye) ”人員的隱性增大，似乎都給“激進左派”提供了“事實憑據”和“理論借口”。“激進左派”似乎有了更大的“話語空間”，其強烈的排外反美、反對資本主義(yi) 化，甚至質疑“全麵改革開放”，就有了一定的“社會(hui) 基礎”和“演說空間”。

“激進左派”一貫以代表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自居，自行占據“道德製高點”，以“冷戰思維”研判國際局勢和世界走向，枉顧日益緊密的國家合作和國際交流。他們(men) 往往簡單粗暴地把整個(ge) 國際力量化分為(wei) “敵我陣營”，以“極化思維”和“暴烈語言”，進行“階級鬥爭(zheng) 式”的大批判，以期影響和施壓我國的外交政策和對台方略。在一些主流媒體(ti) 和網絡論壇中，“激進左派”甚至倡言“中美必有一戰”“分分鍾橫掃台灣”等極端戰爭(zheng) 言論。此種看似“極端愛國的狂熱民族主義(yi) ”言論，實則是無視國際交往的“競爭(zheng) 與(yu) 合作規則”，枉顧世界各國經貿文化交流的複雜互利，隻是以簡單“黑白二分”的“極化思維”，刺激和動員極端非理性的民族主義(yi) 情緒。在以往的“抵製日貨”的狂熱運動中，在瘋狂打砸和傷(shang) 及人命的非理性行為(wei) 中，也可看到“激進左派”的理論邏輯所可能導致的行為(wei) 後果。

“激進左派”的極端民族主義(yi) 言論的肆意泛濫，在網絡空間中更是無限放大傳(chuan) 播，有了“激進左派”與(yu) “激進網民”的“上下加熱”，“激進左派”具有了極其強大的“激進宣示”和“戰略宣示”功效。如果任其“無底線”泛濫，極有可能引起國內(nei) 外各界的“戰略誤判”和“政策誤讀”。

民粹主義(yi) 的“理論底色”

中國近年來民粹主義(yi) 的日漸泛起，有其深刻的國際國內(nei) 根源。社會(hui) 結構的變遷，階級階層的分化，貧富差距的相對擴大，底層民眾(zhong) 就業(ye) 和生活壓力的增加，都為(wei) 民粹主義(yi) 思潮泛起提供了一定的社會(hui) 土壤和“民意基礎”。但中國出現的民粹化現象及其問題，是一定社會(hui) 結構轉型時期的“發展中問題”，需要不斷地通過深化改革、完善社會(hui) 保障、健全民意表達渠道等“技術性手段”來解決(jue) 。

正是在這一急劇轉型和結構性調整的過渡期，不斷產(chan) 生並時有積壓的“民生問題”和“民主問題”，為(wei) “激進左派”的民粹化主張，提供了一定的“言說依據”和“話語空間”。這是必須引起足夠重視的社會(hui) 土壤和“民意基礎”問題，並且這“一係列問題”還不可能在短期內(nei) 得到“一次性解決(jue) ”。2017年，西方各國“極右翼民粹主義(yi) ”政黨(dang) 勢力的崛起，以及由此激發的民粹主義(yi) 情緒和激進言論的泛濫，更加刺激了中國“激進左派”的道德激情和“言論擴張”。國內(nei) “激進左派”的理論邏輯是往往把政策性和體(ti) 製性的技術改革問題，轉化為(wei) “底層民眾(zhong) 受階級壓迫剝削”的“階級鬥爭(zheng) 問題”，煽動和刺激“底層民眾(zhong) ”的積怨和積憤，並一貫把自己“打扮”成“工農(nong) 大眾(zhong) ”的利益代言人。甚至不惜倡言“階級階層革命”，運用“文化大革命的不斷革命理論”，為(wei) 其民粹化言論和政治主張提供理論依據。

不同於(yu) 西方國家的“極右翼民粹主義(yi) ”，當前中國的民粹主義(yi) ，更多地表現為(wei) “極左翼民粹主義(yi) ”，“激進左派”言論與(yu) 激進民粹主義(yi) 有著“觀點契合的私通暗道”，儼(yan) 然成為(wei) 中國民粹主義(yi) 和民粹化行為(wei) 的“理論底色”。這在大量“網絡民粹主義(yi) ”的非理性言論中，有極其明顯的表現和佐證。

底層民眾(zhong) 組織化的“理論代言”

民眾(zhong) 的組織化，是社會(hui) 自我組織、自我管理的組織基礎，是民主社會(hui) 成長和成熟的組織表現，也是民眾(zhong) 意見表達和利益聚合的組織中介。法治化、製度化正常規範的民眾(zhong) 組織是社會(hui) 矛盾和民眾(zhong) 糾紛的中間緩衝(chong) 器，有利於(yu) 國家與(yu) 社會(hui) 關(guan) 係的調節與(yu) 和諧，也是民主法治社會(hui) 的自治基礎。

但“激進左派”的民眾(zhong) 組織化取向，存在著理論動員和組織延伸的“邏輯陷阱”。不同於(yu) “老左派”之間的政策取向的“政策同盟”，也不同於(yu) “新左派”之間的學術取向的“學術同盟”，“激進左派”既無權力資源、也無學術資源可以“依憑”，隻有把其理論指向和現實指向“下沉下移”。借力於(yu) 底層民眾(zhong) ，動員於(yu) 底層民眾(zhong) 。這既與(yu) “激進左派”的底層民眾(zhong) 代言人的身份定位相一致，也與(yu) 其集聚民眾(zhong) 力量向各方施壓博弈的政治主張相一致，更是其激進民粹主義(yi) 和極端民族主義(yi) 現實指向的“邏輯延伸”。

近年來，“激進左派”代表人物，頻頻“深入學校、深入企業(ye) 、深入基層”，通過各種學術論壇、宣講報告和群眾(zhong) 集會(hui) 等方式，宣講其反官僚、反資本、反精英以及反美反日等極端言論。2017年，“激進左派”更是利用毛澤東(dong) 誕辰124周年之際，深入湖南、山東(dong) 、河南、陝西、河北等地，宣傳(chuan) 其一些極端激進的“極左言論”。“激進左派”期冀通過其極端民族主義(yi) 和民粹主義(yi) 言論，把底層民眾(zhong) 組織化，形成可以隨時動員起來的組織化力量，隨時可以發動“階級革命”。

“激進左派”的組織化現實指向，主要針對青年大學生、國有企業(ye) 失業(ye) 工人和城市農(nong) 民工，這是現代城市化生活中最無力和最缺乏組織的龐大群體(ti) 。這些人群為(wei) “激進左派”的組織化指向提供了極其豐(feng) 厚的社會(hui) 土壤和階層支持基礎，其中潛藏著 “激進左派”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的某些“曆史合理性”，也是我們(men) 絕不可輕視其影響及潛能的根本原因。可以預見，如果失業(ye) 就業(ye) 的生活壓力持續加大、貧富差距長期客觀存在，“激進左派”的民粹主義(yi) 言論的煽動會(hui) 更有“市場”，其底層民眾(zhong) 組織化“理論代言”的角色和功能會(hui) 更加凸顯。

當然，“激進左派”有其發聲發言的憲法權利和自由，其“同情”底層民眾(zhong) 並為(wei) 其“代言”的價(jia) 值取向，也值得社會(hui) 予以理解和尊重，其刺耳的言論和主張對政學兩(liang) 界也有其警示價(jia) 值。但是，“激進左派”言論，存在嚴(yan) 重的學理缺陷和“極化思維”，其理論推演中存在多重“邏輯缺陷”，其極端民族主義(yi) 、民粹主義(yi) 和刺激底層民眾(zhong) 的現實指向，其隨意詆毀學術對手主張為(wei) “漢奸言論”，其肆意擠壓自由、民主、法治等核心價(jia) 值觀，其對學術規範和製度規則的蠻橫衝(chong) 撞，日漸成為(wei) 中國學術界的“公害”。而這一切，對於(yu) 正在民主法治構建征途中的中國社會(hui) ，是值得警惕和防範的“變異”趨向。

【參考文獻】

①公羊編：《思潮：中國“新左派”及其影響》，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03年。

②馬立誠：《當代中國八種社會(hui) 思潮》，北京：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