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關(guan) 於(yu) 清朝國號：駁斥M.C. Elliott》

作者：李勤璞 （浙江農(nong) 林大學文化學院研究員，法學博士）

來源：《原道》第33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臘月廿七日乙亥

           耶穌2018年2月12日

清是秦以降我國最重要朝代中的一個(ge) ，現代中國直接的淵源；清朝巨大地理空間、謹嚴(yan) 製度、長久國運、教化的深切與(yu) 綜合性，有力地塑造現代中國人的國家理想，而未完成內(nei) 地化的外藩地區，則以民族問題造成現代中國的危機。清的前身是“大金國”（滿文作aisin gurun，“金國”，1616-1636），清太祖努爾哈赤建立，年號天命（abkai fulingga）；太宗皇太極即汗（han）位後，擴張迅速，天聰（sure han）九年派兵征服察哈爾部，得秦始皇帝首創的中國皇帝曆代傳(chuan) 國玉璽（güi boobai doron，qas buu tamaγ-a），鹹認為(wei) 是天命攸歸的徵象，商議推戴皇太極做一統天下的天子（皇帝，hūwangdi）。天聰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舉(ju) 行莊嚴(yan) 的祭天儀(yi) 禮，其後築壇即皇帝位，建國號曰大清，改元為(wei) 崇德元年，這是“大清”新朝的起始。即皇帝位前後數月之間，皇太極把金國的製度、典禮全麵地改造一遍，成為(wei) 一個(ge) 小中國（因為(wei) 中國——明朝尚在，有待克服）。

大元、大明、大清三朝，隻有大元建國號詔書(shu) 上說明了國號是取自《易經》。大明、大清則沒有說明取國號的根據，成為(wei) 後世的疑問。日本市村瓚次郎最早考究清朝國號（1909），至今百年間常有研究者，各種解釋都在漢文、漢文化以內(nei) 。這是正確的，因為(wei) 一統天下的“中國”，國號年號必用漢字文義(yi) 。

探求國號的意義(yi) ，可以了解其國體(ti) 。美國Mark C. Elliott（中文名“歐立德”）就清朝國號提出一個(ge) 非漢文的解釋，重複宣揚，但即使是在其清史專(zhuan) 著中也未加論證。本文先論其說法本身不成立，再正麵介紹有理據可以接受的成說，以及明清內(nei) 亞(ya) 地區有關(guan) 的文化情形。

一、Mark C. Elliott對清朝國號的看法

Elliott三次提到清朝國號的語文及其字麵意義(yi) ，前後稍有異同。2001年所著英文專(zhuan) 著The Manchu Way一條注（第402-403頁）說：“大清”（Da Qing）在漢語意思是“極為(wei) 純淨”（great pure），但滿語名稱daicing（來自蒙古語daicin）意味著“戰士”（warrior）。Daicing gurun——字麵意思“戰士之國”——也許同時是一個(ge) 隻有講滿語和蒙古語的人能夠明白的雙關(guan) 語。

2013年6月2日《東(dong) 方早報·上海書(shu) 評》載盛韻《歐立德談滿文與(yu) 滿族認同》記Elliott如下看法：“看[滿文]原文和看譯文的感覺肯定不一樣，這種感覺很難用準確的語言來表達”，為(wei) 此他舉(ju) 一個(ge) 例子，“大清國的‘清’字，後人覺得明朝的‘明’日、月，屬火，而‘清’屬水，水滅火。而且‘清’聽上去也很好聽。如果看滿文資料的話，會(hui) 發現‘大清國’的滿文是‘Daicing gurun’，‘gurun’就是國，‘Daicing’是戰士的意思，大清國就是戰士國，這個(ge) 詞來自蒙語。漢人覺得‘大清’好聽、吉祥，但是滿洲人和蒙古人一聽‘大清’，就會(hui) 覺得熱血沸騰要打仗。如果不看滿文資料，這些平時不會(hui) 注意的細節就會(hui) 積累得越來越多，慢慢地就無法看到清朝的另一個(ge) 麵貌。”

2014年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Elliott《乾隆帝》（第78頁，英文本第55頁）寫(xie) 道：“皇太極選擇‘清’這個(ge) 名稱，替代了父親(qin) 在1616年有意仿效以前的金朝而選擇的‘金’。我們(men) 同樣也不清楚‘大清’的含義(yi) ，隻知道它在漢語中是‘清澈’‘潔淨’之意。不過，應當指出的是，這一國名在滿語中是Daicing，它在滿語和蒙古語中均為(wei) ‘戰士’之意。那麽(me) ，對於(yu) 那些能夠理解這一含義(yi) 的人而言，皇太極正在就其未來的意圖向人們(men) 發出清晰的信號。果然，八年後，清兵（Qing warriors）在山海關(guan) 蜂擁越過長城。”

勤璞按，1636年皇太極在沈陽稱皇帝時所改國號為(wei) “大清”，daicing gurun、dayičing ulus分別是新國號滿文、蒙古文寫(xie) 法，字麵意思大清國、大清朝。英文warrior：戰士，勇士；戰鬥的，尚武的。warrior nation意思為(wei) 戰士的國家、武士的國家。

歸納上述Elliott的看法：1.清朝國號daicing是滿語和蒙古語，意思均是“戰士”；daicing gurun意思是“戰士（擁有）的國家”。2.頭一次提及daicing的時候說它來自蒙古語daicin（dayičin）。3.滿洲人有意起了漢文與(yu) 滿文正好同音的雙關(guan) 語國名（大清，daicing），意思完全相悖：漢文“大清”是祥和的國名，在滿語裏則是呼籲征服，而征服目標就是漢人和明朝（Elliott用的英語詞是China）。因而清朝內(nei) 部有兩(liang) 類人（漢人及其征服者）、有兩(liang) 個(ge) 截然敵對的麵貌。

按照Elliott的看法，戰士的國家顯然意味著清朝是滿洲人以暴力鎮守的一個(ge) 國家，絕非包括漢人在內(nei) 的“全民皆兵”的國家；戰士之國是征服中國者的自勉之詞，滿洲人蒙古人一聽這個(ge) 詞，就聽到了號召，熱血沸騰，想要征服中國；從(cong) 國號能夠看到清朝滿洲人之作為(wei) 中國征服者的真麵目，所謂“清朝的另一個(ge) 麵貌”。而漢人因為(wei) 不懂滿洲語文，竟然一廂情願地認為(wei) “清”這個(ge) 國名是吉祥的而生喜悅，對於(yu) “人為(wei) 刀俎，我為(wei) 魚肉”的地位全然不知道。

以“兵”為(wei) 天下國家的名字，這說法如果是真實的，真就顯現著“異民族”征服中國的可怕用心。但是，別的不說，當踐天子位之前，皇太極在天壇（abkai tan）向皇天後土莊嚴(yan) 行禮，並由禮官祝告天地，不怕上天（abka）知道他違背祝文所說“布恩澤，安生民”的用心嗎？不怕漢人知道他欺瞞的用心嗎？當時盛京城（mukden，今沈陽）滿漢同掌各部，漢官至少有羅繡錦、率太（率泰、李延齡，李永芳之子）、宜成格、王廷選會(hui) 滿文，各部漢啟心郎（mujilen bahabukū）一般都會(hui) 滿語文，入關(guan) 後又選拔庶吉士專(zhuan) 習(xi) 清語（《養(yang) 吉齋叢(cong) 錄》卷2）；在《禦製清文鑒》（1708）之前，第一部滿語辭典《大清全書(shu) daicing gurun i yooni bithe》（附有語法書(shu) 《清書(shu) 指南manju bithei jyi nan》，1688）是江南太倉(cang) 漢人（irgen）沈啟亮在北京旗營編纂的，其後皇帝屢次修撰滿語與(yu) 多語合璧辭典，追求四海同文的目標，這些事實顯示，清朝皇帝並不拒絕，而是鼓勵天下人學習(xi) 滿文，不怕他們(men) 知道其中的秘密。

二、從(cong) 語文學駁斥Elliott的幻想

清朝國號的滿、蒙文寫(xie) 法daicing和dayičing（兩(liang) 者讀音一樣）本非滿蒙語詞語，又不是戰士之意，僅(jin) 僅(jin) 是漢文國號的音寫(xie) 。

（一）關(guan) 於(yu) 滿語蒙古語的daicing

“戰士”（兵）不是珍禽異獸(shou) 那樣的生活中難以見聞的事物，尤其在皇太極爭(zheng) 天下的日子裏，盛京地方每天四處派兵征戰殺戮擄掠，因而是常見的，當時滿語蒙古語分別稱作cooha，čerig。但是要像Elliott所說，“戰士”這個(ge) 尋常事物，在滿蒙語是用一個(ge) 人們(men) 不曉得的字“daicing”來表示，則一點影子也沒有。

第一部滿漢辭典《大清全書(shu) 》、其後皇帝第一部滿滿詞典《禦製清文鑒》（1708）到禦製合璧《五體(ti) 清文鑒》裏麵均沒有這個(ge) daicing詞條。這件事實，或許可以解釋為(wei) ，daicing這個(ge) 字用作國號以後，雖然朝廷沒有命令，已經忌諱作別的詞來使用。但是《元朝秘史》《華夷譯語》與(yu) 現存女真文資料沒有作“戰士”解的daicing這個(ge) 字；在大清國號建立之前寫(xie) 就的、後來未經修改的滿文《舊滿洲檔》，也沒有。清朝皇帝退位之後的滿語、錫伯語、蒙古語詞匯，自然不再受到清朝政治的約束，但查閱這三語的辭典，甚至民國期間外蒙古編的《蒙古語詳解詞典》（mongγol ügen ü tayilburi toli，北京，1994）、當代我國蒙古語族語言詞典，要麽(me) 沒有daicing（dayičing）這個(ge) 詞條，如果有的話，隻有一個(ge) 解釋：中國曆史上朝代名“大清”。

（二）關(guan) 於(yu) 蒙古語dayičin（daicin）

Elliott在2001年書(shu) 中說daicing來自蒙古語dayičin，並沒有論證兩(liang) 個(ge) 字之間的關(guan) 係。後兩(liang) 次不再提這一說，而是直接宣稱“daicing=戰士”。根據蒙古文monggγol üges ün ijaγur un toli（斯欽朝克圖《蒙古語詞根詞典》，呼和浩特，1988）：dai（dayin）意為(wei) “戰爭(zheng) ，敵人”；dayičin，“戰鬥的，善戰的”，是dai（dayin）的派生詞。當代蒙古語裏，dayin（名詞）戰爭(zheng) ；dayičin（形容詞）戰鬥的，尚武的，善戰的。

但是詞法上，dayičin不能經由後接-g派生出名詞dayičing（dayičin+g＞dayičing）（清格爾泰《蒙古語語法》，呼和浩特，1992，第587-593頁）。

（三）關(guan) 於(yu) 運用方音

再考口語。蒙古語口語裏dayičin是否可以發音成dayičing而意思一樣？蒙古諸部中科爾沁（qorčin）最早歸附後金，並與(yu) 後金汗家聯姻，居於(yu) 盛京北方，根據現在科爾沁方言，沒有-čin變成-čing的現象（查幹哈達《蒙古語科爾沁土語研究》，北京，1996）。

追述秦始皇以來的中國（自認天子治理的天下國家；明清兩(liang) 朝對外稱中國），往昔情境和觀念裏，更易國號、稱普天下的皇帝，相信必須有上天的眷注和祖先的福佑，此事十分嚴(yan) 重，不敢玩忽。皇太極稱皇帝、更改國號年號就經曆了勸進、猶豫、再勸進的過程，與(yu) 朝鮮國交涉，舉(ju) 行莊嚴(yan) 虔敬的祭天祭祖典禮，重新訂立各種製度，這些《舊滿洲檔》《清實錄》可以覆按，石橋崇雄曾使用原始滿文紀錄深入揭示主要方麵（〈清初皇帝権の形成過程〉1994，〈清初祭天儀(yi) 禮考〉1995，《大清帝國》2000）。國號要正大古雅，有深邃來源，合乎正字法的文語，不會(hui) 用不穩定的方言土語。方言土語，人言人異，而且天地神和祖宗都會(hui) 誤解。

（四）再論蒙古語詞匯dayičin

上麵談論了沒有dayičin派生dayičing這回事兒(er) 。

查考蒙古語的詞匯史，十七世紀初葉寫(xie) 成的蒙古文《俺答汗傳(chuan) 》《黃金史綱》，乃至1636年清朝建國改元以後的《蒙古源流》（1662）、康熙、乾隆禦製《滿蒙文鑒》（1717，1743），均沒有dayičin這個(ge) 詞。民國期間內(nei) 外蒙古學者自己編的辭典《蒙古語詳解詞典》與(yu) 《二十八卷本辭典》（qorin nayimadu tayilburi toli）也沒有這個(ge) 詞。dayičin是晚近的，可能是二十世紀中期的新詞。滿語有名詞dain（軍(jun) 旅，戰爭(zheng) ），滿語也有詞尾-ci和-cin，但它沒有詞匯daici和daicin。

（五）以往的詞源研究

檢討有關(guan) 的詞源學研究，Peter Schmidt在Chinesische Elemente im Mandschu（1932）中謂滿語daicing來自漢語國名“大清”；另一個(ge) 與(yu) 此無關(guan) 的詞dain則來自漢語“敵”（di，*dik）。William Rozycki在其 Mongol Elements in Manchu（1994）書(shu) 中沒有daicing這個(ge) 詞條。《蒙古語詞根詞典》以為(wei) dai是漢語“大”借詞，dayičing是čing ulus（清朝）的敬稱：yeke čing ulus（大清朝）；čing，借自漢語“誠”，專(zhuan) 心的，誠摯的。

以上簡要的分析顯示，Elliott滿蒙語文學知識薄弱卻信馬由韁，證明他十五年間宣說的信念“戰士之國”竟全然虛幻。

應該提及一個(ge) 直接的曆史事件。薩哈廉貝勒（1604-1636）通滿漢蒙文字，聰明，管禮部事，有裨國政，是為(wei) 勸皇太極即帝位而建言汗家諸位貝勒寫(xie) 誓書(shu) 的人，這件事使金國國家體(ti) 製作重要變更。皇太極即帝位前三個(ge) 月，天聰十年（1636）正月十七日，薩哈廉已經病重，皇太極遣文館希福等人上門看望，溫情慰諭。薩哈廉表示：當國家大勳垂就之時，自己罹病，行將就沒，以未能為(wei) 主盡力、捐軀報國而遺憾。金國汗得知這話，惻然心動，說：“國家豈有專(zhuan) 事甲兵（čerig dayisun）以為(wei) 政治（yosun）者？倘蒙天佑，疆土日增，克成大業(ye) （yeke törü），彼時若無此等明哲之人，何以整理國事乎？”（《太宗實錄》卷27，括弧裏蒙古文詞匯取自蒙文《實錄》對應處所）明君立國該當如此。對美利堅合眾(zhong) 國清史專(zhuan) 家Elliott，這豈不是預先的回答？

曆史研究者經常就其問題做出判斷，判斷也會(hui) 出錯，但基於(yu) 專(zhuan) 業(ye) 學識的錯誤判斷常常並不離譜。在《乾隆帝》封皮作者介紹中，我們(men) 讀到，Elliott具有非凡的語文學和曆史學的能力：“除中國曆史外，並教授漢、滿、蒙文曆史文獻。歐立德教授是美國‘新清史’學派代表人物之一，基於(yu) 紮實的滿文史料研究”。但“大清”是滿蒙語、意為(wei) “戰士”，大清國乃“戰士國”，這樣的異想天開基於(yu) 怎樣的語文學和曆史學的修養(yang) ？這樣來教授學生？讀者會(hui) 要追問。

三、建國改元與(yu) 清人的國家構想

鬆村潤（MATSUMURA Jun，1924-）是一位翻譯研究《滿文老檔》《西域同文誌》《舊滿洲檔  天聰九年》《鑲紅旗檔》，用滿文史料悉心考證清初史的實證性的史家，他認為(wei) ，一個(ge) 國家發展過程中更改國號年號，這在其自身的背景上，具有重要的意味。清朝以崇德改元（1636）為(wei) 契機，從(cong) 女真族統一國家的金國，變成女真人即滿族人為(wei) 中心，與(yu) 蒙古人、漢人的聯合國家大清國。在這個(ge) 情境上提出對大清國號的見解。

鬆村潤貼切考究努爾哈赤所建金國天命建元以降的內(nei) 部統合、對外交涉的經過，接著追尋皇太極繼承汗位以後，國內(nei) 領導體(ti) 製的變更，以及對漢人政策的更改，認為(wei) 其意圖是導向君主一人獨裁的、中央集權官僚體(ti) 製的國家，也就是采納明朝體(ti) 製，成為(wei) 與(yu) 明朝對立的另一個(ge) 天下國家“中國”。

恰巧這時，天聰九年八月，出征察哈爾的多爾袞（dorgon，hošoi mergen daicing beile）等四位貝勒，獲得林丹汗所藏曆代傳(chuan) 國玉璽（漢篆“製誥之寶”），大喜，說“我們(men) 的汗有福了，天給了此印”（這是舊滿洲檔紀錄，乾隆朝欽定太宗實錄改成：“多爾袞等喜甚，曰：皇上洪福非常，天賜至寶，此一統萬(wan) 年之瑞也。”）。九月初六日，汗出營迎接出師返回的諸貝勒，率眾(zhong) 拜天。出師諸貝勒設案，把所獲玉璽置於(yu) 紅氈上，命兩(liang) 位固山額真捧案各一端，諸貝勒率眾(zhong) 遙跪，奉呈給汗；汗設案於(yu) 黃幄之前，案上陳香燭。汗受玉璽，親(qin) 捧之，率眾(zhong) 拜天，行三跪九叩頭禮畢，複位，激動地說：“這玉寶璽是往昔曆代帝王用的寶璽啊”，連說兩(liang) 遍。顯然意識到玉璽是自己受命於(yu) 天的標誌。外地駐紮的歸降漢官孔有德、耿仲明得到玉璽消息，十九日向皇太極指出，這是天命歸於(yu) 金國汗，授命像堯舜文王那樣再次一統天下的征象，勸其速成大業(ye) 。金國於(yu) 是照這個(ge) 方向推進，十二月推戴皇太極受皇帝尊號，第二年四月十一日祭告天地，接受滿蒙漢人眾(zhong) 推戴，即皇帝位（hūwangdi soorin），建國改元。

皇太極稱帝前後數月采納明朝文物製度以急劇中國化，可以看出，無論尊號國號年號，都是從(cong) 漢文去構想的。在評析了對於(yu) “大清”國號的各種說法之後，鬆村潤認為(wei) 這個(ge) 國號是漢文的，取自《管子》心術下篇與(yu) 內(nei) 業(ye) 篇之“鏡大清者，視乎大明”，“鑒於(yu) 大清，視於(yu) 大明”，大清即天，大明即日月，天蓋過日月。滿文寫(xie) 法daicing隻是漢字音譯。這是在跟明朝對比的思想下製定國號的。

他還申說，最為(wei) 明確的是“崇德”年號，當時明朝年號是“崇禎”，兩(liang) 者的類似，不是偶合；即對於(yu) 大明的“崇尚禎祥”，大清朝則宣示“崇尚道德”，較明朝高出一籌，高自標置。“大清”國號也是這個(ge) 邏輯，“大清”即天（滿語abka），要壓過明朝的“日月”並取而代之。這是漢人的思考方法，也顯示當時皇太極對漢文化的傾(qing) 心（以上鬆村潤《崇德の改元と大清の國號について》，1969；《大清國號考》，1987。Elliott的前述專(zhuan) 著未提及這二文）。

筆者還可補充一件。清人輿論上對明朝天命的競爭(zheng) ，這以前就開始了。皇太極“崇德”以前的漢字年號是“天聰”，就是類比明朝當時的年號“天啟”起的，因為(wei) 滿文中，皇太極的名號是sure han，意思是“聰明汗”，滿文年號也是sure han（就是說在滿文裏，他以汗號作年號），這裏沒有“天”的意思，漢文年號“天聰”與(yu) 之不相應，顯然起自與(yu) 大明“天啟”的類比而意欲超過之。競爭(zheng) 是全麵的，具體(ti) 是這樣：

明朝年號國號：萬(wan) 曆（1573-），天啟（1621-），崇禎（1628-）。大明（1368-）。

金國年號國號：天命（1616-），天聰（1627-），崇德（1636-）。大清（1636-）。

當時命名盛京各城門名稱、各宮殿名稱，整組合觀，最能體(ti) 會(hui) 其達成中國天子體(ti) 製的意向，與(yu) 其尊號“寬溫仁聖皇帝”相配。大政殿、崇政殿、清寧宮、鳳凰樓是最重要的朝會(hui) 殿宇，先舉(ju) 二例，以窺全貌。

目前可見的八角形亭子樣式的建築叫大政殿，崇德元年四月十三日命名為(wei) “篤恭殿”，此前鬆村潤（《清初盛京の宮殿》1962）和筆者（《盛京篤恭殿滿蒙漢三語名稱》2007）未能找到如此命名的寓意。今按《禮記·中庸》有語：“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此語前後各引《詩經》頌揚文王之德的句子。《禮記·表記》：“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經注：篤，厚也；恭，敬也。《孔子家語·弟子行》：“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可見清朝皇帝期望具備堯舜之德，以王天下。《家語》有滿文抄本（kungdzi booi gisun i bithe）存於(yu) 北京故宮，不知何時翻譯。

鳳凰樓（翔鳳樓），關(guan) 於(yu) 其名字、位置等等，鬆村潤（1962）有周詳考證，但未涉及樓名的寓意。鳳凰樓三層，建於(yu) 高台之上，是朝會(hui) 之所，在宮殿區的中心位置。先名鳳凰樓，十三日命名翔鳳樓。據此，它的寓意是鳳鳴岐山，即《國語·周語》：“周之興(xing) 也，鸑鷟鳴於(yu) 岐山（中略）。是皆明神之誌者也。”鸑鷟（yuè zhuó），鳳之別名。古公亶父帶領本族遷於(yu) 岐山，興(xing) 盛起來，得以翦商，周的基業(ye) 始於(yu) 此。另一個(ge) 寓意出自《詩經·大雅·卷阿》：“鳳凰於(yu) 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yu) 天子。鳳凰於(yu) 飛，翽翽其羽，亦傅於(yu) 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於(yu) 庶人。鳳凰鳴矣，於(yu) 彼高岡(gang) 。梧桐生矣，於(yu) 彼朝陽。”以鳳凰來翔的瑞相，喻賢君所在，群士來集，奉職盡力。經注謂“貌恭體(ti) 仁則鳳凰翔”。

大清國號是漢語，且是兩(liang) 個(ge) 字的結合。張雅晶對清朝國號詞源做了新的探討（2014），提醒我們(men) 憶及：康熙皇帝一貫敬天法祖，且去其祖父建極稱尊未久，他編寫(xie) 的滿語辭典漢字書(shu) 名叫《禦製清文鑒》，“清文”指滿語，但“清”字指清朝，顯示與(yu) “大明”朝代名稱一樣，“大清”二字可以拆開，單獨稱“清”，還可用“皇”“聖”替換“大”字，稱皇清、聖清，意思仍指清朝；滿文本《太祖高皇帝本紀》（taidzu dergi hūwangdi i ben gi bithe）有短語amba cing gurun，即大（amba）清（cing）朝（gurun）。這是當時的看法。

四、dayičing：亞(ya) 洲腹地更早的漢語名號

在大清建立之前，蒙古人曾引入漢文詞匯“dayičing”作為(wei) 莊重名號，蒙古、西藏、滿洲人使用，顯示塞外文明一個(ge) 重要的側(ce) 麵，長城南北的價(jia) 值混同，也就是順治以後清朝皇帝們(men) 追求的文教上的天下“同文”。但這個(ge) 詞不是“大清”之義(yi) 。

明嘉靖年間，遊牧於(yu) 今呼和浩特至鄂爾多斯之間的漠南蒙古各部落，貴族名字末尾突然出現dayičing這個(ge) 字，似乎是封號或官職，後來也用在名字的前部，明朝記作大成、歹成。翻檢漢文蒙古文史料《萬(wan) 曆武功錄》《北虜風俗》《俺答汗傳(chuan) 》《蒙古源流》，俺答汗（1508-1582）之兄的一個(ge) 兒(er) 子，名字叫歹成都剌兒(er) 台吉（buyangquli durar dayičing，1526-?），住牧於(yu) 河套一帶，大約是最早的例子。當時的情況是：明朝在長城線開始失去威勢，蒙古右翼從(cong) 草原深處挨近長城，而且深入到青海湖四圍地區和嘉峪關(guan) 內(nei) 外，頻繁用兵（dayilaju yabubai），同時全社會(hui) 轉向西藏佛教信仰，趨向和平生息。盡管現在不知dayičing這個(ge) 新名號或官稱的意思，但當時係新起，詞義(yi) 應該是明確的。

其後“隆慶和議”（1571），穆宗皇帝加封俺答汗為(wei) 順義(yi) 王，大小貴族同時獲得明朝官職和俸祿，廣開互市，蒙古右翼獲得太平生活，俺答汗也到了暮年。《俺答汗傳(chuan) 》寫(xie) 到，這時有位阿興(xing) 喇嘛到了俺答汗身邊，宣說今生來世的哲理，勸其信佛教，念誦六字真言，遵守八關(guan) 齋，均被接受。八關(guan) 齋第一條是不殺生。《萬(wan) 曆武功錄》報道說，俺答在部落“益誦佛經，專(zhuan) 以殺生靈為(wei) 戒”，在大青山建寺院（或即今美岱召）。阿興(xing) 喇嘛進而勸導迎請格魯派領袖鎖南堅錯至本地，結成師弟因緣，乃有萬(wan) 曆六年（1578）俺答在青海湖畔與(yu) 鎖南堅錯見麵受灌頂的事兒(er) ，從(cong) 此蒙古右翼全都改信西藏佛教格魯派，達賴喇嘛出現於(yu) 曆史。

在青海湖畔盛大皈依儀(yi) 式上，俺答汗給鎖南堅錯等高僧奉上尊號，也給促成師徒因緣的有功喇嘛賜以封號：“謂阿興(xing) 喇嘛首倡宗教勸修清淨善業(ye) ，賜以額齊格喇嘛之號；為(wei) 報其恭請呼圖克圖達賴喇嘛（之功），賜思達隴囊素以岱青達爾罕囊素（dayičing darqan nangsu）之號”（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chuan) 》第224節）。蒙古語ečige，父親(qin) ；岱青即dayičing清代譯法；darqan，自在。由上述新轉入佛教信仰的情境看，這樣的場合，給一位高僧加號“戰士”，容易被誤解成鼓舞其武勇殺生。那麽(me) 蒙古語稱號dayičing絕非“戰士”的意思。

明代蒙古史家、內(nei) 蒙古大學教授薄音湖老師（Buyanküü）做過考證，已厘清那不是蒙古語，而是漢語裏來的，且是兩(liang) 個(ge) 字合成的，固然未能確定dayičing具體(ti) 涵義(yi) ，但dai借自漢語的“大”，čing可能借自漢語的“誠”。čing此前見於(yu) 《元朝秘史》與(yu) 洪武本《華夷譯語》（《明代蒙古的若幹稱號》，1998）。不同語境čing有誠實（čing ünen）、實在（如實數：čing tuγa）、堅固（čing batu）等意思。čing也用於(yu) 人名如čing tayiji，čing baγatur。五世至七世達賴喇嘛曾密集地給蒙藏貴人加封號、賜印章，封號上常有dayičing字樣，藏文寫(xie) 作davi ching，例如1721年給藏族康濟鼐加號davi ching bā thur（蒙古語dayičing baγatur），顯示這個(ge) 詞也並不是藏語。既非蒙古語又非藏語，再看dai-cing音節特點和明清的地域文化接觸的場景，那隻能是漢語詞匯。

這裏想指出的是，一般認為(wei) ，明代中國是柔弱的，在內(nei) 陸亞(ya) 洲邊疆地區缺少強力和建樹。實際並非如此，明朝文明的感化作用含蓄而深遠，受到珍視。通過封貢製度，通過尊奉西藏佛教，明朝政治社會(hui) 的製度與(yu) 風習(xi) 乃至生活趣味，持久地誘導著西藏蒙古社會(hui) 發生深入的改變，dayičing等名號官號是例子；此外在遠離明朝邊境的阿爾泰山南北地區，明末和碩特部領袖圖魯拜琥（törü bayiqu，1582-1655）因為(wei) 調解平息衛拉特與(yu) 喀爾喀之間的戰事，1606年被三世東(dong) 科爾呼圖克圖（stong vkhor chos rje，1588-1639）和喀爾喀君臣賜予davi gu śri爵號（cho lo），此即“固始汗”名字的由來，而藏文davi gu śri就是漢語“大國師”這個(ge) 字眼兒(er) 音寫(xie) ，符合明朝皇帝賜予喇嘛名號的常例。

“精進修行”印章的使用是另一個(ge) 例子。根據新疆師範大學巴圖巴雅爾先生的研究，明末1620至30年代（天啟崇禎年間），土爾扈特部落向西遊牧到伏爾加河流域（裏海西北，今俄國卡爾梅克共和國地區），1771年回歸故土。汗擁有一枚方形漢文篆體(ti) “精進修行”印章，作為(wei) 汗國官印鈐蓋在內(nei) 外大事的公文上。這類公文現存幾十件。這枚印章應是明朝皇帝賜給喇嘛高僧的。這位高僧應與(yu) 土爾扈特部領袖有血緣關(guan) 係或法緣關(guan) 係，即是某一代領袖的佛教師父。反正這枚喇嘛印章竟轉為(wei) 汗國最高領袖的璽印。【見插圖：印章兩(liang) 枚】

盛京時代開始，清朝延續蒙古傳(chuan) 統，將這個(ge) daicing名號加封給有功勞的蒙古人和滿洲自己人，漢字一般寫(xie) 作歹青、岱青、戴青。例如就在四月十一日稱皇帝、建大清國號之後，二十三日，對外藩蒙古貝子論功行封，就以此加封凍（düng）為(wei) 多羅打兒(er) 漢歹青（törü yin darqan dayičing）。更多蒙古人名字上有dayičing字眼兒(er) ，清朝在予以封敕、記功、襲職的時候一仍其舊。這跟大清國號不同，是另一個(ge) 同音漢語詞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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