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現、重思與(yu) 重建：新時代的邊疆研究範式期待

作者：常安（西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原道》第32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臘月十六日甲子

          耶穌2018年2月1日

對於(yu) 從(cong) 事中國邊疆研究的學者而言，拉鐵摩爾，無疑是一個(ge) 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名字，其大著《中國的亞(ya) 洲內(nei) 陸邊疆》，也是討論中國邊疆曆史的必讀著作之一。但客觀講，與(yu) 曾在論文撰寫(xie) 階段接受過拉鐵摩爾指點、在美國的學術事業(ye) 蒸蒸日上、並通過良好的政學關(guan) 係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ei) 幾成美國中國研究代名詞的費正清相比，拉鐵摩爾的背影，似乎如其研究的20世紀30-40年代的中國邊疆一樣，黯淡許多。因此，袁劍博士將其個(ge) 人首部學術專(zhuan) 著的主題選擇為(wei) 拉鐵摩爾的中國邊疆問題研究的係統學術史解讀，既是一種致敬，更是一種正名，也飽含了作者對於(yu) 新時期我國邊疆研究範式重建的思考與(yu) 期待。

袁劍博士的《邊疆的背影：拉鐵摩爾與(yu) 中國學術》（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一書(shu) ，作為(wei) 國內(nei) 研究拉鐵摩爾學術思想的首部專(zhuan) 著，係統梳理了拉鐵摩爾邊疆理論在20世紀30-40年代從(cong) 出現到重視的在華接受史，以及20世紀50年代拉鐵摩爾邊疆理論在國內(nei) 學界的從(cong) 消失到重新“發現”的學術曆程，並結合拉鐵摩爾的個(ge) 人在華期間的著述與(yu) 紀行，細述了拉鐵摩爾在北平、延安、重慶等地的政學交遊，以及東(dong) 北、蒙古、新疆等地的幾次邊疆考察經曆，為(wei) 讀者呈現出了一副立體(ti) 的拉鐵摩爾在華遊曆、問學畫卷，也是國內(nei) 對於(yu) 拉鐵摩爾邊疆理論研究的一次突破。

從(cong) 一定意義(yi) 上講，邊疆問題研究，並非一種純粹的理論推演和玄學冥思，而常常與(yu) 現實政治中的國家建設與(yu) 國家認同相關(guan) ，甚至有時會(hui) 成為(wei) 學者們(men) 以筆為(wei) 劍的一種學術戰，拉鐵摩爾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也正是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邊疆正處於(yu) 列強環飼、風雨飄零的情境之下，盡管拉鐵摩爾本人並未刻意介入中國的學術界，而是更多的作為(wei) 一個(ge) 邊疆遊曆的田野實踐者，但其《滿洲：衝(chong) 突的搖籃》《日本占據長城的曆史意義(yi) 》《“局部戰爭(zheng) ”與(yu) 世界戰爭(zheng) 》和《論中國抗戰的國際形勢》等著述，自會(hui) 給當時處於(yu) 受日本侵略危機籠罩的中國學人思考邊疆問題乃至國家命運以啟迪，尤其是1941年底其著《中國的亞(ya) 洲內(nei) 陸邊疆》在國內(nei) 的迅速引介，為(wei) 當時中國學界關(guan) 於(yu) 邊疆問題、國家建設、地緣政治的思考，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職是之故，袁劍博士在其新著第一章中以拉鐵摩爾為(wei) 個(ge) 案，為(wei) 讀者呈現除了當時邊疆亂(luan) 世危局中的邊疆研究的國際互動網絡，重回現場，重新審視。書(shu) 中的第二章，則主要記述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拉鐵摩爾在中國學界的境遇變遷，在折射幾十年政治文化生態變化的同時，也旨在探索相關(guan) 研究轉向與(yu) 視角深化的可能。在全書(shu) 最後，還附有作者精心整理的拉鐵摩爾著述目錄與(yu) 國內(nei) 學界拉鐵摩爾譯介作品目錄，可使大家對於(yu) 拉鐵摩爾的學術生涯尤其是在華研究狀況、以及目前學界對於(yu) 拉鐵摩爾的研究現狀有一個(ge) 全麵係統的了解，金針度人，難能可貴。

正如袁劍博士在書(shu) 中所言，拉鐵摩爾作為(wei) 著名的“徒步曆史學家”，對其研究無疑離不開對他邊疆調查活動的考察，拉鐵摩爾在中國邊疆地區所進行的調查研究活動，實際上直接形塑了他對中國邊疆問題的思考方式和解釋路徑，並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他後來對中國內(nei) 部中原一邊疆互動結構的看法。正因為(wei) 如此，袁劍博士該書(shu) 三至五章，分別以“田野中的全球史與(yu) 地方性：拉鐵摩爾1929-1930年的中國之旅”“曆史與(yu) 現實的互動：蒙古之旅及其蒙古視野”“新棋局中的穿行;拉鐵摩爾的新疆之行”為(wei) 題，將其對於(yu) 拉鐵摩爾的邊疆理論的研究和拉鐵摩爾的幾次邊疆學術考察經曆結合起來進行了分析，細致挖掘了拉鐵摩爾關(guan) 於(yu) 中國邊疆問題研究的學術心路曆程與(yu) 學術史意義(yi) 。而這種寫(xie) 作安排，剛好與(yu) 拉鐵摩爾在《中國的亞(ya) 洲內(nei) 陸邊疆》中“蒙古草原與(yu) 草原遊牧社會(hui) 的特征”“滿洲的農(nong) 田、森林和草原”，以及“中亞(ya) 的綠洲與(yu) 沙漠”的篇章處理相映成趣，我們(men) 可以將這種寫(xie) 作安排視為(wei) 一種巧合，也可以視為(wei) 作者在進行著一種美職籃扣籃比賽式的向經典致敬。經典之所以成為(wei) 經典，既在於(yu) 它對於(yu) 某一學術研究領域的範式型塑作用，也在於(yu) 它給一代代後學研究者以不絕如縷的新的啟迪，閱讀經典、傾(qing) 聽偉(wei) 大心靈的思考，既是學者完成自己學術積累的一種真正“捷徑”，也是一種克服浮躁學風、陶冶學術心性的必備訓練。因此，袁劍博士該書(shu) 中對於(yu) 拉鐵摩爾有關(guan) 學術經曆的梳理以及學術思想的研習(xi) ，某種意義(yi) 上也是作者自身在邊疆理論研究方麵的一次升華之旅，作者對於(yu) 拉鐵摩爾中國邊疆問題學術視角的提煉與(yu) 總結，也似可顯示出作者自身在邊疆問題研究方麵的學術旨趣與(yu) 理論追求，而作者對於(yu) 邊疆問題的學術見解，也可從(cong) 其對於(yu) 拉鐵摩爾的學術思想評析、以及關(guan) 於(yu) 如何認識邊疆與(yu) 中原的互動等問題的思考中可見一斑，如書(shu) 中第六章關(guan) 於(yu) 新疆研究的睿見：在新疆具體(ti) 分析新疆內(nei) 部各生態區域之間邊界的時候，我們(men) 有必要避免對區域內(nei) 部邊疆與(yu) 邊界的固化印象，要注意邊界的流動性與(yu) 模糊性，而這種邊界的流動性與(yu) 模糊性又處在這個(ge) 曆史上充滿著多種流動性因素（人員、貨物、文化、觀念交流）的整體(ti) 大環境中。因此，我們(men) 在研究中原內(nei) 地時經常強調的“固化”與(yu) “維持”，到了研究新疆的時候，可能更多地需要注意互動格局之下的“流動”與(yu) “變遷”問題（袁書(shu) 第145頁）。類似例子，不甚枚舉(ju) 。

經典閱讀中，有時候除了圍繞文本本身的細讀，還不可避免的涉及到相近作家或者相近作品的比較閱讀，而某一學者或者某一作品的獨特學術貢獻與(yu) 學術史價(jia) 值，也往往由此凸顯，如論及盧梭的社會(hui) 契約論之貢獻，往往又會(hui) 涉及到霍姆斯洛克等先賢之相關(guan) 理論。在袁劍博士的這本討論拉鐵摩爾邊疆理論及其對中國邊疆問題可能貢獻的著作中，作者也采取了這樣一種比較的技法。這種比較，體(ti) 現在兩(liang) 個(ge) 方麵。

其一，是拉鐵摩爾作為(wei) “西來邊疆人”之研究風格與(yu) 中國本土邊疆研究的比較，作者指出，雖然隨著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經曆由康雍乾到嘉道鹹這一由盛轉衰的重要轉折，邊患成為(wei) 影響整個(ge) 知識階層的重要議題，這一時期以西北史地學為(wei) 代表，以經世致用為(wei) 主旨的邊疆研究已開始成為(wei) 顯學並形成了近代第一次邊疆研究熱潮，但客觀講，在近代中國邊疆研究從(cong) 較為(wei) 單純的史地研究向邊疆綜合研究轉變的過程中，由於(yu) 近代中國在經濟結構及其連帶形成的知識體(ti) 係上的弱勢地位，當時的中國邊疆研究學術話語在世界學術版圖中處於(yu) 邊緣位置（袁書(shu) 第196頁），而1909年中國地學會(hui) 與(yu) 1934年禹貢學會(hui) 的成立，為(wei) 20世紀上半夜中國現代邊疆研究提供了組織上的可能與(yu) 引領，也有力地促進了當時的邊疆研究，這自與(yu) 中國當時日趨嚴(yan) 重的邊疆危機有關(guan) 。在袁劍博士看來，以拉鐵摩爾為(wei) 代表的研究中國問題的外觀學者，其研究風格與(yu) 膽識的中國邊疆學界實屬既有聯係，同時又獨具特色，“這種研究路徑首次係統性地將中國內(nei) 部的中原核心區與(yu) 邊疆的關(guan) 係放到一個(ge) 更為(wei) 宏大的背景下加以討論，認為(wei) 了解中國曆史的關(guan) 鍵之一在於(yu) 了解中原與(yu) 其周邊‘夷狄’地區之間力量的彼此消長，並將內(nei) 地王朝的內(nei) 在循環與(yu) 邊疆遊牧政權的曆史循環兩(liang) 個(ge) 脈絡聯係起來，其遊牧一中原互動論為(wei) 我們(men) 深入認識之前曾被忽視的中國邊疆地區的社會(hui) 與(yu) 曆史提供了契機與(yu) 可能，也進一步激發了我們(men) 對於(yu) 中國社會(hui) 發展中的外因與(yu) 內(nei) 因問題的思考”（袁書(shu) 第196、197頁）。於(yu) 該書(shu) 中，作者還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拉鐵摩爾這種獨特的研究風格之理論淵源，即以特納為(wei) 代表的美國邊疆學派，以及拉鐵摩爾之個(ge) 人獨特人生際遇與(yu) 遊曆經曆對其研究的影響與(yu) 刺激作用，從(cong) 而使讀者對於(yu) 拉鐵摩爾的中國邊疆理論研究之貢獻與(yu) 脈絡有一個(ge) 全麵的了解。

其二，是拉鐵摩爾和施堅雅兩(liang) 位中國問題研究大師分別代表的內(nei) 亞(ya) 範式與(yu) 西南範式的比較。如作者所言，由於(yu) “內(nei) 亞(ya) ”與(yu) “中國西南”在抵禦上基本沒有重合，結果導致這兩(liang) 個(ge) 研究領域之間在廣義(yi) 的中國研究層麵缺乏必要的溝通與(yu) 互動，學界目前的內(nei) 亞(ya) 研究與(yu) 施堅雅模式研究之間也缺乏彼此的互動與(yu) 對勘，但實際上，“在具體(ti) 的曆史過程中，這兩(liang) 大區域之間又存在著幹絲(si) 萬(wan) 縷的聯係，諸如茶葉貿易等，其路線貫穿這兩(liang) 大區域，並對周邊社會(hui) 與(yu) 文化產(chan) 生過深遠影響”。因此，作者力圖從(cong) 兩(liang) 種研究傳(chuan) 統的比較出發，探討這兩(liang) 種研究取徑之間內(nei) 在對話的可能性。在作者看來，“施堅雅在進行這些分析的過程中，對於(yu) 西南地區社會(hui) 內(nei) 部的族群結構、政治地緣等要素，缺乏理論上的闡述與(yu) 實證的分析，在他彌漫著經濟色彩的敘述筆調下，這些原本複雜多樣的內(nei) 容被消解掉了”（袁書(shu) 第171頁）。而拉鐵摩爾則敏銳的注意到了西南地區兼具中原特征與(yu) 邊疆特征、中原地區在向南和向北兩(liang) 個(ge) 方向發展上也差異明顯，對西南的地緣態勢與(yu) 政治形勢也有一定認識。這種比較，也從(cong) 另外一個(ge) 側(ce) 麵凸顯出區域研究的理論缺陷所在和未來的理論轉向可能空間----將邊疆與(yu) 區域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從(cong) 邊疆發現中國西南”，進而從(cong) 整體(ti) 上形成從(cong) “周邊與(yu) 邊疆看中國的獨特視野”。

經典閱讀，或者學術史研究，是為(wei) 了重現學術研究現場，重新發現學者的學術貢獻、學術史意義(yi) ；然溫故知新、知往鑒今，經典閱讀，除了從(cong) 經典中汲取理論養(yang) 分、向經典致敬，也是一種重思與(yu) 重新出發。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men) 重新“發現”拉鐵摩爾，重新閱讀拉鐵摩爾，是一種紀念與(yu) 致敬，更是一種對當代中國邊疆研究的範式期待。如作者在書(shu) 中所言，“我們(men) 回顧拉鐵摩爾的中國邊疆研究經曆及其與(yu) 中國學術界的關(guan) 係，其著力點不僅(jin) 在於(yu) 重新梳理和認識拉鐵摩爾在中國邊疆研究尤其是西方對中國邊疆研究中所取得的開創性成就及其不足，更是我們(men) 通過對這位來自西方的邊疆人在華經曆的探尋，來更好地回顧當時中國的國際地位以及中國邊疆研究所處的環境，從(cong) 而更好地認識當代中國邊疆與(yu) 邊疆研究問題。重建中國自身的‘邊疆人’傳(chuan) 統，推進中國的邊疆認知並更好地認識作為(wei) 整體(ti) 的中國，才是我們(men) 更為(wei) 重要的目標”（袁書(shu) 第202頁）。因此，作者將其第一本學術專(zhuan) 著的主題選擇為(wei) 拉鐵摩爾的中國邊疆理論研究，是後輩學者向前輩學者的一種理論致敬，更反映出處於(yu) 當代中國的國家形勢與(yu) 邊疆變遷格局之下的一種理論追求。

時下的中國邊疆，與(yu) 一百年前拉鐵摩爾探訪過的那個(ge) 危機四伏、滿目凋敝的中國邊疆已經有天壤之別，但客觀講，無論是普通民眾(zhong) ，還是學界人士，對於(yu) 邊疆之於(yu) 中國的重要性、邊疆曆史現狀的認知，還遠為(wei) 不夠，這一點也被一些邊疆研究的有識之士所批評過。而如何改變這種認知，則需要廣大邊疆研究者的不懈努力。作者在該書(shu) 中曾指出，“盡管邊疆地區是中國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們(men) 對邊疆社會(hui) 的認識往往還維持在20世紀50年代邊疆調查所獲取的知識背景與(yu) 層級上，隨著時間的推移，同樣需要經由這種實地的調查與(yu) 整理，進而對當地社會(hui) 與(yu) 文化有更為(wei) 全麵而具體(ti) 的認識”（袁書(shu) 第207頁）；實際上，即使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邊疆調查所獲取的知識背景，我們(men) 在相關(guan) 研究中也未能很好的加以整理、利用。新中國成立後曾在邊疆民族地區進行了為(wei) 時長達幾十年的大規模社會(hui) 曆史調查，這既是出於(yu) 了解我國邊疆民族發展生態的一種深思熟慮後的舉(ju) 措，客觀上也為(wei) 我們(men) 進行民族治理相關(guan) 問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材料，但目前是對這些調查資料的研究利用仍不夠充分，如當年在西藏地區做的藏族社會(hui) 曆史調查，非常形象生動的勾勒出當時西藏的社會(hui) 曆史生態、也可以非常好的揭示出當時西藏地區在香格裏拉神話盛名之下大部分民眾(zhong) 缺乏最基本的政治、人身、經濟權益保障的現狀，但目前在藏學研究乃至涉藏外宣中對這些社會(hui) 曆史調查的利用明顯不夠，更缺乏從(cong) 法學、政治學等角度進行深入分析，殊為(wei) 可惜。

另一方麵，關(guan) 於(yu) 邊疆問題的法學、政治學研究在整個(ge) 法學、政治學的學科格局中仍處於(yu) 邊緣地位，相關(guan) 學者的思考更多的仍然是以中心、城市、乃至全球化為(wei) 中心，缺乏對於(yu) 邊疆的足夠關(guan) 注，也未意識到邊疆穩定和邊疆治理在我國整個(ge) 大國崛起、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在此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學者關(guan) 注邊疆問題，投身邊疆研究。借用袁劍博士的說法，當代中國的邊疆研究需要重建中國自身的“邊疆人”傳(chuan) 統。中國法學、政治學的學科發展與(yu) 自主性夯實，也離不開對於(yu) 中國邊疆問題的真正關(guan) 注與(yu) 貢獻，這是一種理論趨向，也是一種理論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