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北辰】改革共識與中國道路——再論儒家社會主義

前言

本人在《社會主義的第三次飛躍》一文中提出了“真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儒家社會主義”這一命題，並闡述了儒家傳統與社會主義的親緣性及其相融合的意義。近來更是日益深切地體會到這是中國社會改革的真正共識所在，也是中國建立一個美好國家和良性社會的希望所在。故此，本人認為有必要對這一命題進行深入的考察和探討。此其一也。

其二，近年來，隨著文化保守主義的勃興，左右兩翼都不同程度的開始了對民族傳統的回歸。於是乎，左翼也有“儒家社會主義”之論，右翼則有“儒家資本主義”“儒家自由主義”之說。這於淡泊百年的儒家而言是件好事，因為左右兩翼都從“反儒”逐步走向了對儒家傳統的認同。這充分說明中國思想界已經開始了對全麵反傳統的“五•四”精神的質疑和疏離。應該說這是百年來以左右兩翼為代表的中國思想界所邁出的最令人欣慰的一步。然而，左右兩翼對儒家的認同與回歸是有局限的有問題的。為講明正學，廓清思想計，本人認為有必要把對“儒家社會主義”這一命題的考察和研討引向深入。

其三，本人心歸儒門已曆二十年，集二十年之學思實踐，深切體會到，儒家要實現在現代社會的真正複興，必須走出兩個“圈子”。一個是“學術文化圈子”，另一個是所謂的“精英圈子”。走出“學術文化圈子”，切實關注社會政治，真正做到以家國天下為己任。“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這是儒者的情懷。儒為世間法，不入世，何以轉世？惟有走出“學術文化圈子”方能實現儒者“修齊治平”的抱負和理想。而走出“精英圈子”，才能走向民眾，走向百姓。要思百姓之所思，想百姓之所想。關注國計民生，做到以民為本。如果儒家隻是小圈子裏幾個人的事，那與百姓何幹？與家國何幹？與天下何幹？

有鑒於此，本人認為同樣有必要把對“儒家社會主義”這一命題的考察和研討引向深入。這個“深入”就是深入到社會政治，深入到國計民生，深入到家國天下，深入到每一個中國人。

一、超越“左右”的改革共識

1979年，有一個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發展才是硬道理！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中國人在“貓論”的“硬道理”上達成了“改革共識”。經過近30年的努力，中國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令全世界矚目的成就，中國已成為當今世界工業生產第一大國，綜合國力第二大國，被目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從而讓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因“中國威脅”而寢食不安。然而，中國的高速發展也帶來了一係列的嚴重問題：環境惡化世界第一，中國工資占GDP的比重全世界倒數第一，教育投資比重全世界倒數第二，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社會公正失落，社會腐敗泛濫，國民道德幾近崩潰邊緣。這一係列的社會問題都是與我們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對儒家傳統的破壞與對社會主義根本價值的背離相關聯的。由於儒家傳統與社會主義傳統的雙重失落，導致了中國社會的價值性危機，從而引發了倫理道德危機和社會規範危機，致使“權力資本主義”惡性膨脹。“權力資本主義”的膨脹反過來又進一步剌激了社會腐敗的全麵蔓延。

持續的經濟高增長與日益提高的綜合國力並沒有給廣大民眾帶來應有的實惠和利益。經濟的發展也沒有讓絕大多數人感到國家和社會變得更加美好。於是人們又開始了繼“改革開放”以來又一次對“中國道路”的追問。在這一追問中，“改革共識”正式宣告破裂。“改革共識”的破裂又導致了新一輪的“左右”之爭。

“左右”之爭，這是中國思想政治長期以來形成的一個傳統，也是一個怪圈，中國思想政治始終沒有擺脫這一怪圈。這使得中國在前進的道路上總是忽左忽右，偏偏倒倒，如同醉漢一般步履蹣跚。

左右兩派一方麵輪流“坐莊”主政，一方麵輪流執行社會批判職能。當某一派“坐莊”取得現實強勢地位，並主導發展方向時，處於弱勢地位的另一派則執行社會批判的職能。吊詭的是，這兩派都隻有在處於弱勢地位執行社會批判職能時才閃現出思想的光茫。

無論是右派在“烏托邦狂熱”中的現實主義關懷和理性主義精神，還是左派在物欲橫流的偽市場經濟中的“為民請命”，都體現出了其執行社會批判的正功能。然而，弱勢一方一但“坐莊”主導社會發展方向就無一例外地走向偏執。因此，時而“反左”時而“反右”，這不惟是權力之爭，更主要的是思想之爭，方向之爭，道路之爭。一部黨史，一部現代史就是一部“左右之爭”史。

左派“坐莊”時的累累劣跡及其給國家民族造成的巨大災難和傷痛自不待言，右派“坐莊”後又怎麽樣呢？抽掉GDP這個指標以後所剩下的仍然是斑斑劣跡！無論是張宏良對現實的透徹還是郎鹹平“人吃人”的呐喊,都足以讓每一個中國人為之震撼。汪暉黃平所主政的《讀書》雜誌隻不過關注了“三農問題”，替百姓代言了幾句，隻不過批判了美國的霸權和國人的崇美風氣，隻不過反思了國企改革和私有化道路，就變得“沒有人文氣息”了，變得連所謂的專家學者都“讀不懂”了，就引來了大規模的圍剿。在信息爆炸資訊泛濫的時代，象這樣的雜誌連一本都容不了，這隻能表明我們的社會已經沒有了良知！這就是右派“坐莊”主導發展方向的結果。

今天，左派的悲憤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悲憤。在這種悲憤中，左派為民請命，正氣凜然。然而，遺憾的是，他們仍然擺脫不了“左右”的局限和怪圈。每當落實到解決問題的方案時，落實到對“中國道路”的選擇時，無一例外地要求回歸“毛時代”，無一例外地訴諸非理性。正所謂“破”有餘而“立”不足，反思透徹而創造無門。他們隻知道一個社會的糟糕和糟糕的原因，卻無法悟透怎樣才能根除這種糟糕,因而也無法為我們指出一條通往美好社會的“中國道路”。

曆史以來，中國的左右兩派其實從未達成過任何“共識”，他們之間隻達成過妥協。也談不上“共識的破裂”，隻有“妥協的破裂”。共識是針對價值和真理而言，是針對價值標準和真理標準而言，而妥協隻針對權力和利益而言，是權力和利益分配的權宜之計。妥協破裂的結果，必然是“鬥爭”和“專政”。

中國的左右之爭始終伴隨著非理性的傾向和思想的偏執。始終伴隨著價值標準的紊亂和方法論的局限。左右兩派各執一偏，當他們糾偏對方而執行社會批判的時候，往往閃耀著思想的光茫，可一但“坐莊”主政，卻無一例外的偏執。在他們的眼中，發展的方向隻有“左右”沒有“前後”。而恰恰真正的方向在“前後”，而不在“左右”。往聖先賢的智慧資源是為“後”，發展進步的理想是為“前”。

“政者，正也”，“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惟有“正”方能“立”，惟能“立”方能“穩”。立不起站不穩，又怎麽會有真正的方向，又怎麽能選擇正確的道路？就因為左右兩派都不正，所以每當其中任何一派由弱勢變成強勢而執掌權柄時，無一例外都“大臣倍”“小臣竊”。都不能把人民帶向一個美好的社會。左右兩派在對抗妥協的怪圈中不能自拔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價值標準的紊亂和方法論的局限。

就方法論而言，左右兩派“決裂”時則訴諸非理性甚至訴諸鬥爭和專政。欲妥協時則訴諸“庸俗調和”論。如：土改過程中的階級調和、價格雙軌製對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調和、“社”與“資”的調和、甘陽對“三統”的調和及其對每一“統”的胡亂解釋。在價值上更是沒有一個恒常的真理標準和是非標準，始終處於一個價值的紊亂狀態。為了現實目的，一切標準都可以擬定也可以放棄。敵人和朋友隨時都可能變化，時而“團結”時而“打倒”；時而“烏托邦狂熱”，時而“極端世俗化”；要麽以集體主義剝奪個人權利，要麽以“自由的權力”踐踏公共利益；甚而至於幹脆懸置價值和標準，“不討論，不爭論”，放棄真理和標準，“摸著石頭過河”，摸向何處也不管。左右兩派都沒有常理和常道，沒有一個永恒的核心價值和標準，當然也就談不上真正的“共識”。

右派經曆了從對烏托邦實踐進行理性反思和現實主義反思的“走資派”，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派”，到私有化的“產權革命派”，最後到“權力資本主義”和“買辦資本主義”並結成左派所謂掠奪大眾的“三大精英聯盟”。這就是右派從充當社會良知執行社會批判到“禍國殃民”的演變過程。而左派，則從烏托邦實踐的“坐莊”主政地位，到被“反思”的地位，到改革開放中的邊緣化地位，到被“不爭論”剝奪發言權，再到為民請命和回歸“毛時代”的呐喊，完成了從烏托邦實踐到“重唱東方紅”的怪圈循環。

麵對如此吊詭的思想之爭,道路之爭,我們是選“左”還是選“右”?其實,“左”“右”都通向災難。“中國道路”不在“左”也不在“右”，“精英集團”鼓吹“民主政治”,不過是發財以後還想升官的野心，他們所追求的“自由”也隻是地頭蛇似的自由，他們的《物權法》不過是保護“原罪資本”的手段，對於連生病都無錢醫治的老百姓而言沒有任何意義。鄧小平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隻是前半句，後半句“帶領大家共同致富”卻被他們別有用心地抹掉了。“共產”二字是他們眼中最大的兩顆碴子，必欲去之而後快。所以,中國式的“民主政治”不過是以“爭江山”為訴求的草寇主義的現代變種。其對民族傳統的敵視，不過是為了“去中國化”,以便更快投入洋主子的“國際大家庭”，這與“台獨”何異？這種聯盟不是什麽“精英聯盟”，隻是貪官汙吏、為富不仁者和學術買辦文化漢奸及其洋主子的“惡霸聯盟”。

而左派在一番痛徹的現實悲憤中給我們指出了重返“毛時代”的道路和“大眾民主專政”的道路。這又難免讓至今尚未彌合的創傷隱隱作痛，神州大地的餓蜉遍野和法國大革命的絞索又如何不讓人毛骨悚然？“左”“右”都通向災難，“中國道路”不在“左”“右”，那麽，究竟在哪裏呢？

要找到真正的“中國道路”就必須超越“左右”之爭，要達成真正的改革共識，也必須超越“左右”之爭,隻有超越了“左右”之爭,我們才能找到一個永恒的價值標準，才能確立一個正確的發展方向，才能找到一條通向美好社會的“中國道路”。

二、長治久安的“中國道路”

百多年來，中華民族始終在執著地做著一件至今尚未有結果的事情，那就是追問、思考和摸索“中國道路”。我們伴隨著希望，也伴隨著茫然和悔恨艱難地走了一百多年，卻始終沒有走上我們真正希望走上的“中國道路”。我們時而走“左道”時而走“右道”，卻從來沒有選擇過走“中道”走“正道”。“中者，天下之大本也”，“政者，正也”，唯有“中道”“正道”才是真正的理想之道，希望之道。中華民族既不能走惡霸強勢集團專政的“民主政治”之路，也不能走“大眾民主專政”光環下的平民暴政之路。“中國道路”隻能是一條“中和”“中正”之路，一條穩定理智之路，一條真正能“讓絕大多數人都能共享改革成果”的道路，一條通向“萬世太平”的道路。

這條路，絕不是左右兩派能夠達成的“共識”。因為真正的共識首先是價值的共識、標準的共識，然後才可能達成目標的共識和道路的共識。沒有價值及其標準，我們就無法確立我們的目標，更無法選擇我們的道路。今天的中國社會，長期處於價值虛無和價值紊亂的狀態，要達成“改革共識”，就必須溯源改革的價值訴求和價值標準。

我們應該不會忘記那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那場討論最終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一錘定音，正式宣告把中國的“改革”拍賣給了價值虛無主義。這一論斷，成為中國三十年改革的合法性之源和力量之源，但它同時也是中國三十年來的問題之源與禍患之源。這句話昭示給我們兩條重要的內容：第一、實踐隻是“檢驗”的標準，而不是“真理”的標準。第二、實踐更不是“真理”本身。中國三十年的改革拋棄了真理和真理的標準，隻剩下了“檢驗”。檢驗什麽？這個問題被我們長期懸置。

價值和真理，規範與標準，從此失落。神州大地變成了價值虛無主義的荒漠，變成了喪失一切標準和規範的角鬥場。30年的改革演變成了沒有意義、沒有理想、沒有目標、沒有規則、沒有良知、沒有人性的物欲大角逐和利益大角逐。“發展”雖然是硬道理，但它隻是途徑並不是目標，更不是價值。“摸石過河”論、“白貓黑貓”論、“硬道理”論就是這種沒有價值沒有標準沒有目標的“三無”理論。在這種“三無”理論的指導下，中國演變成了左派所謂“精英聯盟”掠奪大眾的“人吃人”的社會。

既然“左”“右”都通向災難，那麽“中國道路”究竟在哪裏呢？我們的“旗手”曾一語道破天機：“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隻要我們回頭看一看，我們民族留下足跡最多的地方，那就是我們的“中國道路”。“眾裏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諸子百家，三教九流，中華民族選擇了儒家，這條路一走就是兩千年，走出了中華民族燦爛輝煌的曆史。百多年來傳入中國的西方各種“主義”有上百種之多，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一走就將近一個世紀，走出了中華民族的獨立與尊嚴，走出了世界綜合國力的第二。兩千年的曆史無容分辯地證明，中華民族對儒家的選擇是正確的；近百年的曆史也鐵證如山，中華民族對社會主義的選擇也是正確的。

為什麽是儒家而不是別的“諸子”，為什麽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別的“主義”同時被中華民族選擇？這是偶然嗎？儒家與社會主義有著天然的親緣性和共融性，二者契合相通，諸多方麵驚人相似，這也是偶然嗎？不是的！二者之所以被同時選擇，是因為儒家與社會主義都提供了中華民族所訴求的價值、理念、規範、社會理想和製度資源。所以，真正的“中國道路”必然是也隻能是儒家社會主義的道路。在一個價值虛無的社會，要達成永恒的“改革共識”，找到真正的“中國道路”，唯一的辦法就是重新找回我們失落的價值和真理，找回被我們拋棄的標準和規範。多年來，我們喪失了對民族傳統和社會主義傳統的信心，沒有了麵對和取法這兩大傳統資源的勇氣，除了情緒化的反叛和非理性的“左右之爭”外，我們從未對這兩大傳統進行深入理智的了解、研究和發掘，更談不上創造。

純正的儒家與真正的社會主義才是我們要尋找的“中國道路”。“陽儒陰西”“貌孔心夷”的“儒家”不是真正的儒家，“左傾”“右傾”的社會主義也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那些把“儒家”與社會主義進行簡單相加的庸俗調和論者，即便是以“儒家社會主義”自居，也同樣不是真正的儒家社會主義。

真正的儒家社會主義不是把“儒家”與“社會主義”進行簡單的相加與庸俗調和，而是要堅持儒家與社會主義的根本價值和根本理念，把這兩大資源有機融和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因時應世的創造。

甘陽先生是較早提出“儒家社會主義”這一概念的學人，但他對儒家社會主義的思考和詮釋卻很有問題。他隻是把“儒家”與他所理解的社會主義進行簡單的相加與調和，目的在於建構一種帶有文化保守主義色彩的“新左”理論，這是典型的庸俗調和論。其“新三統”之說缺乏基本的“是非之心”，許多解釋很有問題，如：“和諧社會的實質目標亦即‘共同富裕’則是毛時代社會主義傳統的核心追求”，毛時代的“破壞”是“創造性的破壞”。象這樣的表述不要說讓右派不服氣，也很難讓絕大多數中國人首肯。“階級鬥爭為綱”、“政治運動”、“十年浩劫”、“紅衛兵”、“大躍進”，這也是“和諧社會”嗎？“一窮二白”、“一大二公”、“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是“共同富裕”嗎？那種對人性基本尊嚴和生存權力的剝奪是“公平正義”的嗎？那種對民族文化的生態性破壞和對國計民生的肆意踐踏是“創造性”的嗎？一個有良知的人和有正常判斷力的人是說不出這種話來的，更何況一個知識分子。

造反派司令、打砸搶分子和學棍文痞們不正是那個時代的“精英聯盟”和“強勢集團”嗎？如果今天的“精英聯盟”和“強勢集團”是以“右派”的麵目出現的話，那麽，造反派司令、打砸搶分子和學棍文痞卻貼著“左派”的標簽。真誠地希望甘陽先生不要為“儒家社會主義”這六個字抹黑（或抹紅）。“儒家”不是重返“毛時代”的推進器，更不是“新左”理論的添加劑。“儒家社會主義”這六個字代表著中華民族的未來，是通向美好家園的“中國道路”，這是中華民族的希望之路，任何人都無權在這條路上設置錯誤的路標。

儒家社會主義是對儒家傳統與社會主義傳統的雙重回歸，並在此基礎上把兩大傳統相融合，創造性地開出適合中國國情的恒久彌新的製度架構。從核心價值體係的確立到意識形態的重塑，從生產模式的選擇到社會管理模型的定位，從政府機構的設置到社會監督機製的完善都是儒家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以滿足資本的權力意誌為中心的社會，儒家社會主義則是以滿足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實現人性的完善為目標的社會。儒家社會主義不以利益為唯一的激勵機製，他涵融“仁義禮智”“天下為公”“以民為本”“以德治國”等儒家經國治世理念，也涵融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按勞分配”“共產共富”等基本理念，同時，也在有所損益的基礎上吸納西方憲政民主的製度資源，如權力製衡的理念、合理的利益激勵機製、高效率的社會管理模式、對個人權利的保障措施、較為完備的社會福利保障係統和救濟係統等等。

西方現代文明經過數百年的發展，為人類社會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科學技術的進步，物質財富的積累，社會管理效力的提高，這些於人類社會的發展功不可沒。但同時，西方現代文明也給人類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環境惡化、物欲主義、貪富懸殊、資源枯竭、核（原）子威協、戰爭破壞、種族對立、人性異化等等，這一切都不利於一個良性的現代社會的建構。

儒家傳統博大精深，其天下主義的情懷、王道政治的理想、仁以為本的理念、義利之辯的智慧、以民為本的訴求都是對治和超越西方現代文明的有效資源。因而，儒家社會主義所提供的“中國道路”是我們擺脫資本權力意誌，走出現代性迷瘴，建立一個良性的現代社會而非惡質化的現代社會所應走之路。就這個意義上說，儒家社會主義所提供的“中國道路”能實現三大超越，其一是超越“左右”，其二是超越西方，其三是超越“現代”。儒家社會主義的“中國道路”是一條“中和”之路，“中正”之路，也是一條恒久彌新的超越之路，一條長治久安之路。

從“胡溫新政”對民族傳統與社會主義根本理念的雙重回歸，我們仿佛已經看到了儒家社會主義的曙光。無論是創建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的構想還是“八榮八恥”的規範，也無論是“以民為本”“共同富裕”的理念還是反貪反腐的決心，無論是耶魯大學的演講還是《國家“十一五”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的出台，也無論是對民工工資的追討還是“讓絕大多數人共享改革成果”的壯語豪言，這一切都充分展示出了“胡溫新政”回歸民族傳統和社會主義傳統的決心。我們堅信，沿著這條“中國道路”繼續深入地走下去，我們離一個良性的現代社會就將越來越近。這條通往良性現代社會的長治久安的“中國道路”正是儒家社會主義的道路。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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