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易學的主要問題及其解釋旨趣的轉變

作者：丁四新

來源：《周易研究》(濟南)2014年3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臘月初三日辛亥

           耶穌2018年1月19日

【作者簡介】丁四新，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國學院教授，主要從(cong) 事《周易》經學、先秦兩(liang) 漢哲學和簡帛思想研究，湖北武漢430072

【內(nei) 容提要】從(cong) 先秦至西漢武帝時期，《周易》經曆了從(cong) “卜筮之書(shu) ”到“經書(shu) ”，從(cong) “稽疑”到窮究“天人之道”的轉變。西漢初期屬於(yu) 祖師《易》階段，諸位祖師多著有《易傳(chuan) 》，它們(men) 為(wei) 西漢中後期經學《易》的成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漢初易學以自然哲學的陰陽天道觀為(wei) 主導，而包含了對於(yu) 人事的說理。可以確定，帛書(shu) 《易傳(chuan) 》的製作晚於(yu) 今本，且前者對於(yu) 後者的抄錄現象十分嚴(yan) 重，而漢初諸《易傳(chuan) 》可能也是如此。武宣時期，《周易》不但在朝廷及精英的層麵上實現了“經書(shu) ”性質及其地位的大轉變，而且其師法和家法的傳(chuan) 統亦得以迅速確立和展開。自丁寬至於(yu) 施、孟、梁丘三家，《易》章句之學興(xing) 起，彼時的章句簡明扼要，不過“訓故(旨趣)舉(ju) 大誼(義(yi) )”而已；而隨著京氏《易》立於(yu) 學官，《易》陰陽災異說也泛濫於(yu) 元成之世。哀平時期，《易緯》諸書(shu) 興(xing) 起，它們(men) 是讖緯思潮流行的結果。此外，《易林》和《太玄》二書(shu) 也值得重視，它們(men) 既是仿經之作，也是造經之作，同時反映出漢人對待經典的態度。

【關(guan) 鍵詞】西漢/易學/陰陽/立經/師法Western Han/Yi learning/yin-yang/main issues/hermeneutic purport

一、《周易》經學地位的變遷及“《易》為(wei) 之原”的提出

漢初，《易》卜之外，《周易》作為(wei) 學問研討的對象還隻是在少數學者(包括他們(men) 的弟子)之間流傳(chuan) ；田子莊何及其弟子王同子仲、周王孫、丁寬和齊服生等漢初易學大師，屬於(yu) 祖師易階段。(參見《史記》卷121《儒林列傳(chuan) 》、《漢書(shu) 》卷88《儒林傳(chuan) 》)武帝時期，儒學大興(xing) 。《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曰：“及竇太後崩，武安君田蚡為(wei) 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建元五年(前136年)，楊何立為(wei) 《易》博士。①楊何與(yu) 繼立為(wei) 博士的田王孫二人確立了西漢易學的師法。其後，田王孫一係壯大，宣帝時其門下施、孟、梁丘三家先後立為(wei) 博士；元帝時又增立京氏《易》。由施、孟、梁丘三家開啟了傳(chuan) 《易》之家法時代。②元成時期，《周易》在《五經》中的地位得到顯著提升；③至劉向、歆父子編纂《七略》，即以《周易》居於(yu) 《五經》之首。據班固自述，《漢書(shu) ·藝文誌》即由劉歆的《七略》刪述而來，且其大體(ti) 未變。《藝文誌》曰：“今刪其要，以備篇籍。”而劉歆的《七略》即源自劉向的《七錄》。據《漢書(shu) ·藝文誌》，劉向於(yu) 成帝時奉詔校書(shu) ，具體(ti) 負責“校經傳(chuan) 諸子詩賦”；哀帝時父死子繼，劉歆奉詔“卒其父業(ye) ”，“歆於(yu) 是總群書(shu) 而奏其《七略》”。這就是《七略》的來源。

關(guan) 於(yu) 《周易》在元成之世的地位抬升，《漢書(shu) 》所述大致涉及三個(ge) 方麵。其一，無論是在《儒林傳(chuan) 》還是在《藝文誌》中，班固均將《易》置於(yu) 《五經》之首。其二，《藝文誌》提出了《樂(le) 》、《詩》、《禮》、《書(shu) 》和《春秋》五者“相須而備，而《易》為(wei) 之原”的觀點。《藝文誌》曰：“六藝之文：《樂(le) 》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yi) 之用也；《禮》以明體(ti) ，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shu) 》以廣聽，知(智)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wei) 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yu) 天地為(wei) 終始也。至於(yu) 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其它五藝各表“道”之一端，而唯有《周易》總為(wei) “道原”。其三，在敘說經籍時，班氏《藝文誌》常稱引《周易》為(wei) 據。如敘說《書(shu) 》類經籍，即稱引《係辭上》“河出圖，洛出書(shu) ，聖人則之”為(wei) 據；又如敘說《禮》類經籍，即稱引《序卦》“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yi) 有所錯”為(wei) 據；再如敘說《樂(le) 》類經籍，即稱引《豫·大象》“先王以作樂(le) 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為(wei) 據。④如果承認《漢書(shu) ·藝文誌》是由劉歆的《七略》“刪要”而來，那麽(me) 我們(men) 可以得出“《易》為(wei) 之原”的觀念早在西漢元成之世就已經提出的結論。總之，在西漢後期，《周易》已居於(yu) 《五經》之首。而班固在《揚雄傳(chuan) 讚》中說揚雄自己“以經莫大於(yu) 《易》，故作《太玄》”，⑤此可以為(wei) 補證。

二、西漢易學的主要問題

西漢易學主要涉及三個(ge) 問題，一個(ge) 是在與(yu) 刑名黃老之學相爭(zheng) 鬥的漢初儒學運動中《周易》的“立經”問題；再一個(ge) 是《周易》的傳(chuan) 承從(cong) “師法”到“家法”的轉變問題；最後一個(ge) 是《周易》文本性質的變化及《周易》經學思想特質的演變問題。

(一)《周易》的“立經”

第一個(ge) 問題，即《周易》的“立經”，與(yu) 儒學在漢初的命運密切相關(guan) 。據《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高祖時，儒學局限於(yu) 魯地，且主要表現在日常禮儀(yi) 的講習(xi) 方麵。雖然叔孫通“作漢禮儀(yi) ”，但是由於(yu) “公卿皆武力功臣”(《漢書(shu) 》卷88《儒林傳(chuan) 》)，因此儒學受到朝廷重視的程度仍然是十分有限的。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孝惠、呂後時期。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景帝及竇太後喜好黃老之學，雖然儒士的地位在文景時期有所改變，但仍然未受到重視。《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即雲(yun) ：“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後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不過，隨著漢帝國實力的不斷增強，至武帝時期，強調中央集權、君臣名分及君道有為(wei) 的儒家思想上升到國家意識形態的層麵。當然，這裏麵也摻雜了儒士為(wei) 了儒學在新王朝中的地位而奮力抗爭(zheng) 的問題。武帝適應了這一曆史形勢的要求，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一方麵立《五經》博士，另一方麵重用儒士，例如公孫弘即以治《春秋》為(wei) 丞相和封侯，楊何、即墨成、孟但、周霸、衡胡和主父偃則“皆以《易》至大官”。(《漢書(shu) 》卷88《儒林傳(chuan) 》)據《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武昭時期，楊何、田王孫相繼立為(wei) 《易》博士。宣帝時，又立施讎、孟喜和梁丘賀三家。此三人均為(wei) 田王孫的高弟。元帝時，再立京氏《易》。總之，《周易》在漢代重新立於(yu) 官學，這是其被確立為(wei) 經學的十分重要的標誌。從(cong) 此，《周易》經學在漢代日益發展、壯大，乃至最終在元成之世居於(yu) 《五經》之首而成為(wei) “大道之原”，其意義(yi) 非同一般。

(二)《周易》經學從(cong) “師法”到“家法”的轉變

第二個(ge) 問題，即《周易》經學從(cong) “師法”到“家法”的轉變，這是西漢易學發展的一個(ge) 重要階段。立《周易》博士，這是“師法”得以形成的前提。武宣之間，《周易》經學非常重視“師法”傳(chuan) 統。《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雲(yun) ：“(宣帝時)博士缺，眾(zhong) 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足見在此期，“師法”具有很高的權威性。當然，重視“師法”從(cong) 一個(ge) 方麵來看具有保守的特性，但是從(cong) 另一個(ge) 方麵來看它是完全必要的：不僅(jin) 對於(yu) 《易經》在當時地位的鞏固具有重要意義(yi) ，而且對於(yu) 《十翼》的經學化也很可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從(cong) “師法”到“家法”的轉變，這是經師們(men) 個(ge) 性化地解釋同一經典的開始，而在朝廷的層麵則是通過一經立有多位博士，每一博士又附帶若幹弟子來實行的。這裏，既有《周易》經學自身發展的內(nei) 在需要，也有“勸以官祿”及“蓋祿利之路”使然的因由。(《漢書(shu) 》卷88《儒林傳(chuan) 讚》)“家法”的形成，實際上與(yu) 宣帝立施、孟、梁丘三家為(wei) 博士是同時展開的。皮錫瑞曾指出：“師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是師法；施家有張、彭之學，孟有翟、孟、白之學，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是家法。”⑥從(cong) 楊何、田王孫到施、孟、梁丘三家，這是易學的師法階段，但是後三者，即施、孟、梁丘三家同時也是易學家法的開啟者。甘露年間(前53年-前50年)，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漢書(shu) 》卷8《宣帝紀》)，“《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yu) 石渠閣”(《漢書(shu) 》卷73《韋賢傳(chuan) 》)，這是一次雜論諸經師法之異同的會(hui) 議，《周易》一經亦不例外。其目的，不過是為(wei) 了供“上親(qin) 稱製臨(lin) 決(jue) 焉”(《漢書(shu) 》卷8《宣帝紀》)，當時還沒有強行要求經文及經義(yi) 的高度統一。《漢書(shu) ·藝文誌》記有“《五經雜議》十八篇”，就是這次官辦儒林大會(hui) 的文件集結。

總之，西漢易學以立為(wei) 博士的施、孟、梁丘和京氏確立了四大“師法”。而“師法”的開展不但為(wei) 其內(nei) 部的彼此創說提供了“自我突破”的主觀條件，而且為(wei) 民間易學流派的開展創造了必要的生存空間。與(yu) 此同時，“家法”的流衍還為(wei) 西漢易學的解釋觀念及思想主題的演變提供了在學術和政治上的必要前提。

(三)《周易》從(cong) “筮書(shu) ”到“經書(shu) ”形態的大轉變

第三個(ge) 問題，與(yu) 第一、二個(ge) 問題緊密關(guan) 聯。自周初以來，《周易》即大抵為(wei) 官學；⑦不過，至於(yu) 西漢，它經曆了從(cong) “筮書(shu) ”到“經書(shu) ”形態的大轉變。這個(ge) 大轉變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階段。

第一個(ge) 階段是從(cong) 孔子、商瞿到漢初的田何，易學經過長期的筮占實踐不僅(jin) 積累了大量的案例，而且在解占的過程中形成了它的解釋係統：從(cong) 戰國早期到晚期，今本《易傳(chuan) 》的大部分篇籍得以撰作出來。而從(cong) 今本《易傳(chuan) 》來看六十四卦文本，《周易》在實質的意義(yi) 上已經被當作“經”來看待了。⑧

第二個(ge) 階段發生在漢初時期(高帝至景帝)，並為(wei) 武帝將《易》立於(yu) 學官而成為(wei) 朝廷正式承認和尊崇的經學門類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尚書(shu) ·洪範》第七疇曰“稽疑”，即以“卜筮”為(wei) 主要方法，這表明《易》(包括《周易》)在當時及以後一段相當長的時期裏完全屬於(yu) “筮書(shu) ”性質。此後，這種性質對於(yu) 官方而言長期並無多少改變。成書(shu) 於(yu) 戰國時期的《周禮》⑨雲(yun) 太卜“掌三《易》之法”(《周禮·春官·太卜》)、“簭人掌三《易》”(《周禮·春官·簭人》)。秦始皇下令焚書(shu) 、禁書(shu) ，而《周易》之所以不禁不燔，乃因其被列入“卜筮”之書(shu) 的緣故。《史記·秦始皇本紀》曰：“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shu) 。”《漢書(shu) ·藝文誌》曰：“及秦燔書(shu) ，而《易》為(wei) 筮卜之事，傳(chuan) 者不絕。”至於(yu) 漢初，情況猶且如此。《漢書(shu) ·楚元王傳(chuan) 》即曰：“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yi) ，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shu) 。”可見將《周易》作為(wei) 官學所職掌的筮書(shu) 來看待，在漢初是普遍的。今天，人們(men) 所發現的天星觀楚簡、包山楚簡、新蔡楚簡所包含的眾(zhong) 多易卦材料及阜陽漢簡《周易》，都屬於(yu) 筮占性質。阜陽漢簡《周易》在每一卦爻辭之後，連抄“卜曰”之辭，可以確定這個(ge) 本子是作為(wei) 筮書(shu) 在當時使用的。

《周易》演變為(wei) “經書(shu) ”，非一朝一夕之故。早在春秋後期，貴族們(men) 在將三《易》或《周易》作為(wei) 筮書(shu) 使用的時候，即將“德義(yi) ”作為(wei) 解占的一個(ge) 指導思想。孔子晚年研習(xi) 《周易》，繼承了這一解釋方向。在馬王堆帛書(shu) 《要》篇中，孔子曰：“《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yi) 耳也。”所謂“德義(yi) ”，“德”即德行，“義(yi) ”即一種重要的倫(lun) 理原則。這就將《周易》的解占活動從(cong) 單純依賴於(yu) 祝卜的神靈性預言，轉向了對問占者之道德主體(ti) 性的關(guan) 切。孔子開啟的這一方向，被其後學貫徹到《易十翼》之中。而《易十翼》在爻位理論、乾坤論和陰陽理論上又作出了巨大貢獻，成為(wei) 此後易學義(yi) 理化或哲學化解釋的基礎。不過，從(cong) 先秦至漢初的傳(chuan) 承情況來看，《周易》一經在精英學者及王朝意識形態中的地位還比較尷尬。先秦重要諸子典籍引《易》很少；在儒門內(nei) 部，《孟子》即未曾引《易》。《荀子》引《易》僅(jin) 有四次，盡管由此可以看出荀子(或荀子後學)對於(yu) 《周易》(包括《易傳(chuan) 》)是頗為(wei) 熟悉的。荀子學派對於(yu) 《周易》的態度，在《周易》的傳(chuan) 承過程中是一次較大的變化。《荀子·大略》曰：“善為(wei) 《易》者不占。”這一方麵說明荀子學派對《周易》的解釋態度與(yu) 帛書(shu) 《要》篇所述孔子的態度一致，並反映出“經書(shu) 《易》”欲與(yu) “占筮《易》”相分離的緊張感；另一方麵也表明“占筮《易》”在當時似乎還是占住了主導地位。《史》、《漢》所述商瞿至田何的傳(chuan) 承線索，屬於(yu) 所謂“經書(shu) 《易》”的傳(chuan) 統。正是這些早期易學大師們(men) 艱苦卓絕的開創性解釋和不懈的知識傳(chuan) 授，為(wei) “《周易》經學”在西漢的崛起與(yu) 興(xing) 盛創造了必要的前提條件。最終，武帝在建元五年(前136年)立田何的再傳(chuan) 弟子楊何為(wei) 《易》博士，這是《周易》在朝廷的層麵得到肯定和褒揚的重要標誌。從(cong) 此，《周易》一書(shu) 正式從(cong) “筮書(shu) ”轉變、上升為(wei) “經書(shu) ”。在《漢書(shu) ·藝文誌》中，“經書(shu) 《易》”與(yu) “筮書(shu) 《易》”是分別列在《六藝略·易類》和《數術略·蓍龜類》中，而不相雜廁的，這是一個(ge) 很有力的證明。

三、西漢易學在思想解釋上的轉變

卜筮之外，《周易》的說解在西漢宣元時期發生了一次重大的思想改變。這是西漢易學的主要問題之一。戰國中期以來，《周易》在解釋上一方麵受到陰陽觀念的深刻影響，這在《易十翼》(特別是《係辭》)和汲塚(zhong) 竹書(shu) 《易》中都明顯地表現出來了，⑩另一方麵它的可解釋性也受到人們(men) 的高度關(guan) 注。關(guan) 於(yu) 前者，《係辭上》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yu) 陽”，《莊子·天下》曰“《易》以道陰陽”，《禮記·祭義(yi) 》曰“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wei) 《易》”，帛書(shu) 《衷》篇曰“《易》之義(yi) 誶(萃)陰與(yu) 陽”，《史記·太史公自序》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yu) 變”，又曰“《易》以道化”，《史記·滑稽列傳(chuan) 》曰“(孔子曰)《易》以神化”。“化”即“變化”，“神”即《係辭上》雲(yun) “陰陽不測之謂神”，“神化”謂陰陽不測之變化。根據這些文獻，完全可以斷定，從(cong) 戰國中晚期至漢武帝時期，人們(men) 形成了以陰陽化的天道觀來闡釋《周易》的主導意識。在此主導意識下，西漢初期的易學又具有注重人事及義(yi) 理的特點。(11)關(guan) 於(yu) 後者，首先，它來源於(yu) 占筮的稽疑本性，而稽疑需要解占，解占則需要作多元的折衷。其次，它來源於(yu) 《周易》文本自身極其幽隱、簡約因而需要大加解釋的特性。《禮記·經解》曰：“絜(潔)靜精微，《易》教也。”司馬遷說：“《易》本隱之以顯。”(《史記》卷117《司馬相如列傳(chuan) 》)《漢書(shu) ·藝文誌》曰：“《易》道深矣。”皆可見此意。而《周易》在文本上的可解釋性，則為(wei) 陰陽之道的介入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漢初祖師幾乎各作《易傳(chuan) 》。《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曰：“漢興(xing) ，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dong) 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chuan) 》數篇。”這在同書(shu) 卷30《藝文誌》中即有明確的印證：“《易傳(chuan) 周氏》二篇。(字王孫也。)《服氏》二篇。《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蔡公》二篇。(衛人，事周王孫。)《韓氏》二篇。(名嬰。)《王氏》二篇。(名同。)《丁氏》八篇。(名寬，字子襄，梁人也。)”而這些所謂《易傳(chuan) 》，依筆者陋見，很可能都是仿習(xi) 《易十翼》而作出來的。(12)據此可知，漢初易學其實是以陰陽等觀念為(wei) 基礎構建起來的義(yi) 理之學。《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丁寬)作《易說》三萬(wan) 言，訓故舉(ju) 大誼(義(yi) )而已，今《小章句》是也。”顏師古《注》：“故，謂經之旨趣也。”(13)這是一個(ge) 很有力的旁證。丁寬《易說》，即《藝文誌》所謂《丁氏易傳(chuan) 》；(14)它十分簡要，不過訓釋經文旨趣、舉(ju) 明其大義(yi) 而已，與(yu) 陰陽災異之說無關(guan) 。丁氏《易說》又謂之《小章句》，估計是漢《易》章句之學的起源。《藝文誌·六藝略·易類》：“《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此三家《章句》皆本自田王孫，雖略有差異，然而均屬“訓故舉(ju) 大誼”之作。

災異之說起源甚早，至春秋時已遍及諸侯列國。漢世陰陽災異之說以《春秋》學為(wei) 本，董仲舒在景帝、武帝時期即借助於(yu) 《公羊春秋》以大力宣揚此說。至元成時期，陰陽災異之說泛濫於(yu) 《五經》。災異之說被正式納入《周易》經學的時間相對較晚，而京氏《易》立於(yu) 學官，即為(wei) 《易》陰陽災異說正式得到官方肯定的標誌。不過，在宣帝時或稍前，《易》陰陽災異說已有所萌芽和發展。據《藝文誌·六藝略》所列“易類”書(shu) 籍之先後來判斷，“《古五子》十八篇”大概成書(shu) 於(yu) 武帝時期。班固自注雲(yun) ：“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初學記·文部》引劉向《別錄》曰：“《古五子》書(shu) ，除複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於(yu) 壬子，凡五子，故號曰《五子》。”(15)可知《古五子》正為(wei) 《易》家候陰陽之書(shu) 。《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曰：“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shu) ，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厀，獨傳(chuan) 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yu) 施讎手中，時喜歸東(dong) 海，安得此事？’”孟喜所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shu) ，當是民間好《易》者為(wei) 之，與(yu) 《古五子》同類。又，同傳(chuan) 雲(yun) ：“蜀人趙賓好小數書(shu) ，後為(wei) 《易》，飾《易》文，以為(wei) ‘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wan) 物方荄茲(zi) 也。’”趙賓說《易》，亦具備陰陽災異說的特征。但是，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易》陰陽災異說很難立即得到朝廷的承認和人君的采納。不過，自元帝立京氏《易》於(yu) 學官，以《易》說陰陽災異即成為(wei) 新的潮流。《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說京房以“明災異得幸”，同書(shu) 卷75《京房傳(chuan) 》亦有相同的記載。《藝文誌·六藝略》“易類”列有《孟氏京房》、《災異孟氏京房》、《京氏段〈殷〉嘉》三書(shu) ，即反映了京氏學在元成時期的興(xing) 盛狀況。《儒林傳(chuan) 》還記載了高相《易》“專(zhuan) 說陰陽災異”，並“自言出於(yu) 丁將軍(jun) ”。其實，京、高二家之外，當時言《易》陰陽災異者還有不少人。《藝文誌·六藝略》“易類”還列有陰陽災異說的著作二部，即《雜災異》三十五篇和《神輸》五篇。其中《雜災異》既謂之“雜”，則非一家之書(shu) 可知也。

值得注意的是，西漢後期《易》家候陰陽災異說，與(yu) 西漢初期的《易》陰陽天道觀和人事說，它們(men) 據以解釋的哲學觀念之本體(ti) 都是一致的，即所謂“陰陽”概念自身，京房即“以明《易》陰陽得幸於(yu) 上”(《漢書(shu) 》卷80《宣元六王傳(chuan) 》)，隻不過三者間的解釋旨趣大相徑庭而已。陰陽災異說借助於(yu) 神意化的天道觀來闡明災異的政治內(nei) 涵，以期達到譴告人君的目的；而漢初的《易》陰陽說，則屬於(yu) 自然哲學，乃客觀地理解萬(wan) 物的生成及其統一性的問題，同時讓人掌握其在倫(lun) 理世界中所賴以存在的諸般道理。這裏，存在神性之天道與(yu) 自然性之天道的根本對立，而後者的思想成果當然是可以為(wei) 前者所吸收和利用的。

四、漢初易學再議與(yu) 西漢易學的仿經之作

在西漢易學史上，還有漢初《易傳(chuan) 》及《易林》、《太玄》兩(liang) 部著作值得特別一議。而之所以需要再論漢初《易傳(chuan) 》及今本《易傳(chuan) 》，乃因為(wei) 今人擁有帛書(shu) 《周易》等相關(guan) 出土材料。帛書(shu) 《周易》包括經傳(chuan) 兩(liang) 個(ge) 部分，其中傳(chuan) 文六篇，尤其值得注意。而焦贛的《易林》及楊雄的《太玄》乃仿經之作，它們(men) 在映襯《周易》本經之重要性的同時，也體(ti) 現出西漢易學發展的另外一個(ge) 側(ce) 麵。

(一)從(cong) 帛書(shu) 《易傳(chuan) 》再看漢初《易傳(chuan) 》及今本《易傳(chuan) 》

《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說漢初諸祖師“皆著《易傳(chuan) 》數篇”，而這個(ge) 說法在同書(shu) 《藝文誌》中得到了具體(ti) 的印證。(16)現在看來，如此多的《易傳(chuan) 》，也是司馬談為(wei) 什麽(me) 說要“正《易傳(chuan) 》”的原因。(17)正因為(wei) 漢初祖師著述的《易傳(chuan) 》很多，並且各自為(wei) 師，所以司馬談才說要“正《易傳(chuan) 》”。而帛書(shu) 《易傳(chuan) 》的發現不但證實了漢初“皆著《易傳(chuan) 》”的說法，而且為(wei) 我們(men) 把握此期《易傳(chuan) 》的特征及其思想內(nei) 涵提供了直接的文本依據。當然，這裏首先存在一個(ge) 帛書(shu) 《易傳(chuan) 》是否真為(wei) 《易傳(chuan) 》的問題。

帛書(shu) 《易傳(chuan) 》，即馬王堆帛書(shu) 《二三子》、《係辭》、《衷》、《要》、《繆和》和《昭力》六篇。這六篇帛書(shu) 顯然應當判斷為(wei) 《易傳(chuan) 》類著作。這裏有兩(liang) 條基本的理由，第一，帛書(shu) 《二三子》等六篇與(yu) 帛書(shu) 《六十四卦》之間存在密切的文本關(guan) 係。這六篇帛書(shu) 出自同墓，其中《二三子》篇與(yu) 《六十四卦》還連抄在同一幅絲(si) 帛上；從(cong) 書(shu) 寫(xie) 來看，它們(men) 均抄作於(yu) 漢初。並且，帛書(shu) 《易傳(chuan) 》六篇稱引經文，在文字上也大抵同於(yu) 帛書(shu) 《六十四卦》。第二，從(cong) 文本的敘述方式及思想內(nei) 容來看，帛書(shu) 《二三子》等六篇也非常近似於(yu) 今本《易傳(chuan) 》；並且，今本《係辭》及《說卦》前三章的文本被抄錄在帛書(shu) 《係辭》、《衷》和《要》三篇之中。簡言之，帛書(shu) 《二三子》等六篇即是為(wei) 了解釋六十四卦而作的，因而它們(men) 無疑屬於(yu) 所謂《易傳(chuan) 》類帛書(shu) 。

雖然《二三子》等六篇屬於(yu) 所謂《易傳(chuan) 》類帛書(shu) ，或者可以徑直稱作所謂帛書(shu) 《易傳(chuan) 》，但是它們(men) 反映出哪些相關(guan) 的問題和內(nei) 容呢？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其一，從(cong) 帛書(shu) 《易傳(chuan) 》來看，大概在漢初或稍前(戰國末季)《易傳(chuan) 》已被人們(men) 納入到“《周易》係統”之中了。這即是說，《易傳(chuan) 》雖然一方麵與(yu) 六十四卦經文相區別，但另一方麵也在較大程度上被《周易》化了。帛書(shu) 六十四卦經文，根據同幅的《二三子》篇，在當時既可稱名為(wei) “《周易》”或“《易》”，又可叫做“《易·卦》”或“《卦》”。(18)稱名為(wei) “《易·卦》”或“《卦》”，這意味著在“《易》”或“《周易》”的概念下人們(men) 已區別出了所謂“六十四卦”的概念，而在先秦文獻中通常隻籠統地稱作“《周易》”或“《易》”，或者直接指稱單個(ge) 的卦名。在先秦至漢初，似乎還不存在“《易經》”這樣的專(zhuan) 門稱呼。(19)對於(yu) 六十四卦的經文，在其過渡階段因而就需要以“《易·卦》”或“《卦》”來稱呼之了。而這一稱謂，大概始於(yu) 戰國末期。帛書(shu) 《衷》篇在第44-45行三引今本《係辭》文，而皆稱之為(wei) “《易》曰”，這一方麵證明了今本《係辭》在先秦已經存在，(20)另一方麵也表明了它具有高度的權威性：通過稱之為(wei) “《易》曰”，從(cong) 而意味著今本傳(chuan) 文(至少今本《係辭》)雖然與(yu) 六十四卦在形式上仍有區隔，但是已被納入到“《周易》係統”之中了。

其二，從(cong) 帛書(shu) 《易傳(chuan) 》來看，漢初有不同的《周易》傳(chuan) 授係統。這可以從(cong) 六十四卦的編排次序得到確證。今本《序卦》作為(wei) 《易十翼》的一部分，其主要作用在於(yu) 義(yi) 理化地組織起一篇文章，以確保今本六十四卦首《乾》《坤》而終《既濟》《未濟》的次序不亂(luan) 。而帛本六十四卦次序的組織與(yu) 其不同：它以乾、艮、坎、震、坤、兌(dui) 、離、巽為(wei) 橫列，構成上卦；以乾、坤、艮、兌(dui) 、坎、離、震、巽為(wei) 縱列，構成下卦。居於(yu) 上位的八經卦為(wei) 父子四卦和母女四卦，而分隔對列；居於(yu) 下位的八經卦為(wei) 父母卦和子女卦，而交錯對列。如此生成了首《乾》《否》而終《家人》《益》的卦序。而帛本六十四卦的次序，在原理上正符合帛書(shu) 《衷》篇第15-16行一段文字：(21)“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火水〈水火〉相射，雷風相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故《易》達數也。”(22)這說明，帛本的卦序很可能是根據這段傳(chuan) 文所包含的生成原理來確定的。這段文字也見之於(yu) 今本《易傳(chuan) 》，被抄錄在《說卦》第三章中。《說卦》第三章的本來意思，舊注很可能都不正確；由於(yu) 帛書(shu) 《六十四卦》及《衷》篇的發現，今天很容易知道它帶有一定程度的《序卦》性質。(23)此外，帛書(shu) 《易傳(chuan) 》六篇的引經，在文字上通常同於(yu) 帛書(shu) 本。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們(men) 本來一致的文本特征。既然不同的卦序及其生成原理代表了不同的《周易》係統或傳(chuan) 本，那麽(me) 由帛本與(yu) 今本的差異即可以推知，漢初確實存在多個(ge) 《周易》傳(chuan) 承係統(包《傳(chuan) 》而言)。由此，這還關(guan) 聯著另外一個(ge) 問題，即漢初不同《周易》係統之間的先後問題。

其三，從(cong) 帛本《易傳(chuan) 》來看，其抄錄或製作大致介於(yu) 今本《易傳(chuan) 》和《丁氏易傳(chuan) 》之間；今本《易傳(chuan) 》當為(wei) 漢初諸《易傳(chuan) 》的母本，而不是相反——今本《易傳(chuan) 》由漢初諸本綜合而來。不過，今本《易傳(chuan) 》之權威性的形成及其地位的提升，都經曆了一個(ge) 漫長的過程，即使在成為(wei) 漢初諸《易傳(chuan) 》的母本後，它在文本上仍然存在需要局部或個(ge) 別完善的地方。證明今本《易傳(chuan) 》早於(yu) 帛本《易傳(chuan) 》的證據較多，其中帛書(shu) 《係辭》的全部及《衷》、《要》二篇大量抄錄了今本《係辭》，及帛書(shu) 《衷》篇第44-45行有三段抄錄了同於(yu) 今本《係辭下》的文本而均冠以“子曰”二字，最為(wei) 顯證。(24)而這一情況也直接地反映了《係辭》在漢初為(wei) 何被稱為(wei) 《易大傳(chuan) 》的原因。(25)大約在文景時期，丁寬的《易說》(或稱《丁氏易傳(chuan) 》、《小章句》)完成了從(cong) 傳(chuan) 、說到章句之學的初步轉變。當然，這個(ge) 轉變還不是很純粹，而是比較混雜的，兼具傳(chuan) 、說與(yu) 章句之學的雙重特征。由此反觀帛書(shu) 《易傳(chuan) 》，其解說繁瑣而鋪陳，屬於(yu) 比較典型的《易傳(chuan) 》類著作，(26)因而應當早於(yu) 丁寬《易說》之作。今本《易傳(chuan) 》在漢初已經具備了相當的權威性，成為(wei) 了漢初諸《易傳(chuan) 》的來源，但是還局限在儒門內(nei) 部，直到武帝立經之後，它們(men) 才正式具備了官學的地位，從(cong) 而參與(yu) 到國家意識形態的改造和重構之中。由於(yu) 今本《易傳(chuan) 》的基本哲學觀念(天地、陰陽和性命)與(yu) 漢代元氣宇宙論的哲學係統十分契合，在經曆了立經及短暫的發展之後，其地位迅速上升，在元成之世即居於(yu) 諸經之首，甚至對於(yu) 諸經也具備了相當的權威性。這從(cong) 《藝文誌》所謂“《易》為(wei) 之原”可以完全反映出來。

其四，帛書(shu) 《易傳(chuan) 》在較大程度上反映了漢初《易傳(chuan) 》(或易學)的基本特征。帛書(shu) 《易傳(chuan) 》繼承今本《易傳(chuan) 》而來，六篇的寫(xie) 作時間大體(ti) 介於(yu) 戰國末季到漢初(文帝前元之前)之間。它們(men) 均為(wei) 儒門傳(chuan) 《易》經師之作，不過具體(ti) 作者已無從(cong) 得知。(27)其中帛書(shu) 《二三子》、《係辭》、《衷》、《要》四篇在敘述形式、內(nei) 容及思想深度上都比較接近，可能出自同一係傳(chuan) 《易》大師或重要經師之手。而《繆和》和《昭力》二篇在行文體(ti) 式上另為(wei) 一類，以繆和等六位學生與(yu) 乃師孔子的問答為(wei) 主要形式，(28)這表明它們(men) 很可能出於(yu) 同手或同一係經師。不過，不論帛書(shu) 《易傳(chuan) 》前四篇和後二篇有多大區別，它們(men) 無疑都受到了今本《易傳(chuan) 》及戰國末至漢初思想的影響，乃至存在共同的解釋文本和思想印痕。從(cong) 帛書(shu) 《易傳(chuan) 》來看，漢初諸《易傳(chuan) 》也應當繼續了今本《易傳(chuan) 》的解釋，並大量摘抄了今本《易傳(chuan) 》內(nei) 容。在思想上，漢初諸《易傳(chuan) 》都很重視《乾》《坤》二卦、陰陽觀念和性命學說。這裏，隻略談一下帛書(shu) 對陰陽哲學的深化問題。帛書(shu) 對陰陽哲學的深化主要是通過“五行”概念及卦氣說來實現的。“五行”，即水、火、金、土、木。不過，帛書(shu) 《二三子》、《衷》、《要》三篇雖然以五行深化了“天道”、“陰陽”觀念，但還停留在一般宇宙論的說理層麵，沒有深入到卦爻結構的構造及對卦爻辭的解釋之中。今本和帛書(shu) 《易傳(chuan) 》都很重視陰陽觀念，(29)而後者的特別之處在於(yu) 以“五行”概念作了發展。司馬遷說“《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yu) 變”(《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正反映了漢初易學的這一特點。而帛書(shu) 《要》將《損》《益》二卦與(yu) 春、夏、秋、冬四時配合起來講，以此“觀天地之變”，這當然屬於(yu) 所謂卦氣說，不過尚處於(yu) 其初步階段。(30)

此外，從(cong) 帛書(shu) 《易傳(chuan) 》來看，漢初《易傳(chuan) 》的部分篇目還可能受到了道家觀念的影響，比較明顯的即見之於(yu) 帛書(shu) 《二三子》篇，盡管它在總體(ti) 上屬於(yu) 儒家著作。這裏可以列出五個(ge) 證據。一者，“精白”一詞在《二三子》中出現多次，(31)而此前此種修心之術僅(jin) 在先秦道家文獻《管子·心術》《內(nei) 業(ye) 》、《莊子·人間世》《天地》和楚竹書(shu) 《凡物流形》、《彭祖》中出現過。(32)二者，《二三子》的“灋物”一詞，就目前所知，最早出現在《老子》中(參見楚簡本、帛書(shu) 本、漢簡本和河上公本)。三者，《二三子》“甘露時雨聚(驟)降，(飄)風苦雨不至”二句，似與(yu) 《老子》相關(guan) 。(33)四者，《二三子》的“(蚑)蟲(蟯)”一詞，(34)既見於(yu) 同墓出土的帛書(shu) 《道原》，也見於(yu) 稍後的《淮南子·原道》、《俶真》二篇。五者，《二三子》的“黃帝四輔，堯立三卿”二句，與(yu) 戰國晚期至漢初的黃老思潮有關(guan) ，帛書(shu) 《十大經》通過黃帝君臣展開了大量的對話和論述。簡言之，帛書(shu) 《二三子》受到了黃老思潮較為(wei) 嚴(yan) 重的影響。(35)相對於(yu) 帛書(shu) 而言，今本《易傳(chuan) 》保持了高度的穩定性，這個(ge) 判斷可以從(cong) 帛書(shu) 《係辭》、《衷》、《要》三篇引今本《易傳(chuan) 》的情況得出。在極個(ge) 別地方，今本《易傳(chuan) 》具有強化其儒學特質或完善文本的傾(qing) 向。例如，帛書(shu) 《係辭》曰：“天地之大思(恩)曰生，聖人之大費(寶)曰立(位)。何以守立(位)？曰人。何以聚人？曰材(財)。理材(財)正辭，愛民安行曰義(yi) 。”“曰人何以聚人”，前一“人”字，今本《係辭》作“仁”。從(cong) 原文來看，作“人”字是，(36)因為(wei) 隻有作“人”字方才符合上下文“連鎖”的句法結構。而今本改作“仁”，後人也因之以“仁”字作注解，這顯然強化了其儒學特性。(37)當然，一方麵這類例子非常罕見，另一方麵這也反映了今本《易傳(chuan) 》即使在定型以後還有一個(ge) 局部完善和零星儒化的過程。(38)但是，這並非意味著今本《係辭》較帛本晚出；從(cong) 目前的資料來看，今本《係辭》，乃至今本《易傳(chuan) 》(《雜卦》除外)在先秦已經定型。

(二)西漢的仿經之作：焦贛的《易林》與(yu) 楊雄的《太玄》略議

《周易》在西漢產(chan) 生了巨大的影響，這既是其本為(wei) 官學，且未遭焚禁，也是其長期得到儒門傳(chuan) 授(以商瞿至田何一係為(wei) 主導)的結果。而西漢持續不斷的經學運動(一種儒學複興(xing) 運動)，則不僅(jin) 將其重新推上了官學的地位，而且還使其很快居於(yu) 五經係統的核心，在當時國家意識形態的建設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隨著地位的上升，《周易》在西漢必然會(hui) 產(chan) 生巨大的影響力，這在文本的傳(chuan) 承和新造上亦不例外。在早期《老子》文本定型的過程中，《周易》經文的抄寫(xie) 方式對其可能產(chan) 生了示範性作用。楚簡本、帛書(shu) 本和漢簡本《周易》六十四卦經文均以一卦為(wei) 文本抄寫(xie) 單位，而且上下卦之間並不共簡(或不同行)。《老子》文本很可能在景帝立經之後開始模仿《周易》的抄寫(xie) 方式，(39)這個(ge) 例子即見之於(yu) 稍後的北大藏漢簡本。(40)這是一個(ge) 方麵，另一方麵從(cong) 西漢易學自身的發展來看，《周易》對於(yu) 焦贛《易林》和楊雄《太玄》的製作產(chan) 生了直接的影響。或者說，若沒有《周易》，那麽(me) 也就不可能有《易林》和《太玄》這兩(liang) 部著作的產(chan) 生。

焦贛的《易林》，《隋書(shu) ·經籍誌》、《舊唐書(shu) ·經籍誌》、《新唐書(shu) ·藝文誌》和《宋史·藝文誌》均有載錄。不過，今本《易林》是否為(wei) 焦氏所作，曾有爭(zheng) 議。(41)據四庫館臣和近人尚秉和的論證，(42)現在看來，它屬於(yu) 焦贛本人(或稍晚某位易學家)的著作，可能性較大。《易林》按照今本卦序將每一卦變為(wei) 六十四卦，於(yu) 是共得四千零九十六卦。在每一卦之下又附上一首四言詩，即林辭，以占問吉凶。這些林辭，有些取自《周易》經傳(chuan) ，但是絕大多數為(wei) 作者新附。尚秉和還進一步認為(wei) ，這些林辭都是根據卦象生衍出來的。(43)從(cong) 總體(ti) 上來看，《易林》的製作無疑是以《周易》為(wei) 根本來源和依據的；所不同者，焦氏更加重視占筮的方麵。

楊雄的《太玄》為(wei) 仿《易》之作，史有明載。班固《漢書(shu) ·揚雄傳(chuan) 讚》曰：“(揚雄)以為(wei) 經莫大於(yu) 《易》，故作《太玄》。”《太玄》由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讚構成。“首”相當於(yu) 《周易》的“卦”，並有首辭；“讚”相當於(yu) “爻”，並有讚辭。關(guan) 於(yu) 《太玄》的造作及結構，《漢書(shu) ·揚雄傳(chuan) 》有明確的說明，曰：“(揚雄)大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yu) 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據，極之七百二十九讚，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曆之紀，九九大運，與(yu) 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讚，分為(wei) 三卷，曰一二三，與(yu) 泰初曆相應，亦有顓頊之曆焉。”楊雄造作《太玄》，以渾天說為(wei) 依據，而與(yu) 太初曆相應(包含了顓頊曆的成份)。其中，根據太初曆來確定“八十一”數，最為(wei) 重要。此外，楊雄為(wei) 了彌補“泰曼漶而不可知”(《漢書(shu) ·揚雄傳(chuan) 》)的缺陷，他又寫(xie) 了《首》、《衝(chong) 》、《錯》、《測》、《摛》、《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以解釋《太玄》大意。關(guan) 於(yu) 《太玄》與(yu) 《周易》的相似性，司馬光的《說玄》已作了詳細的比較，(44)今不贅論。

綜上各節所論，從(cong) 先秦至西漢武帝時期，《周易》經曆了從(cong) “卜筮之書(shu) ”到“經書(shu) ”，從(cong) “稽疑”到窮究“天人之道”的轉變。西漢初期屬於(yu) 祖師《易》階段，諸位祖師多著有《易傳(chuan) 》，它們(men) 為(wei) 西漢中後期經學《易》的成立及發展奠定了基礎。漢初易學以自然哲學的陰陽天道觀為(wei) 主導，而包含了對於(yu) 人事之理的說解。從(cong) 帛書(shu) 《周易》來看，在今本傳(chuan) 承係統(商瞿至田何)之外確有其它傳(chuan) 承係統存在，但是今天我們(men) 還難以準確知道它是另外生起的，還是由今本係統推演、變化而來的。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帛書(shu) 《易傳(chuan) 》的製作晚於(yu) 今本，且前者對於(yu) 後者的抄錄現象十分嚴(yan) 重。由此推斷，漢初諸《易傳(chuan) 》的製作也很可能應當是如此。武帝建元五年，楊何立為(wei) 《易》博士，從(cong) 此在朝廷及精英的層麵上《周易》實現了“經書(shu) ”性質及其地位的大轉變。而在此前，《周易》隻是通過孔門後學的傳(chuan) 承而具備了一定程度的經書(shu) 性質。武宣時期是易學“師法”的形成時期，而田王孫最為(wei) 大師。宣帝時期，隨著施、孟、梁丘三家先後立為(wei) 博士，師法得以成立，隨後家法亦得以迅速展開。自丁寬至於(yu) 施、孟、梁丘三氏，《易》章句之學興(xing) 起，而彼時的章句簡明扼要，不過“訓故舉(ju) 大誼”而已。隨著京氏《易》立於(yu) 學官，《易》陰陽災異之說泛濫於(yu) 元成之世。毫無疑問，這是受到當時《春秋》學影響的結果：陰陽觀念被應用於(yu) 推說災異及發揮譴告人君的作用。哀平時期，《易緯》諸書(shu) 興(xing) 起，一方麵它們(men) 是受到讖緯思潮影響的結果，另一方麵它們(men) 也綜合了此前的易學成果，形成了所謂輔經而行的新範本。在經緯之外，西漢還有焦贛的《易林》和楊雄的《太玄》行世，它們(men) 既為(wei) 仿經之作，亦為(wei) 造經之作，其中楊雄的造經意識更為(wei) 明顯。今天看來，仍應將二書(shu) 歸之於(yu) 西漢易學的思考範圍之內(nei) ，它們(men) 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漢人對待經典的態度。

注釋：

①《漢書(shu) 》卷19上《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

②《漢書(shu) 》卷88《儒林傳(chuan) 》說西漢傳(chuan) 《易》，“由是施家有張、彭之學”，“由是有翟、孟、白之學”，“由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由是《易》有京氏之學”。此外還有“未嚐立於(yu) 學官”的高氏學和費氏學。施、孟、梁丘、京房和高、費六人既為(wei) 師法的終結者，也為(wei) 家法的開啟者。

③《周易》受到朝廷的重視，與(yu) 《五經》及儒學受到官方的重視是同步的。在元成時期，《周易》的地位逐漸超越其他諸經。關(guan) 於(yu) 《五經》受到朝廷重視的程度，可參見《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

④此外，敘說小學類經籍，即稱引《係辭下》為(wei) 據。《漢書(shu) ·藝文誌》曰：“《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shu) 契，百官以治，萬(wan) 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yu) 王庭’，言其宣揚於(yu) 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

⑤《漢書(shu) 》卷87下《揚雄傳(chuan) 讚》曰：“(揚雄)以為(wei) 經莫大於(yu) 《易》，故作《太玄》；傳(chuan) 莫大於(yu) 《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yu) 《倉(cang) 頡》，作《訓纂》；箴莫善於(yu) 《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yu) 《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li) 於(yu) 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yu) 放依而馳騁雲(yun) 。”

⑥[清]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曆史》，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8年，第136頁。

⑦《周易》本為(wei) 周王朝專(zhuan) 用的筮書(shu) ，為(wei) 王官所職。《左傳(chuan) ·莊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莊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672年，時間在春秋早中期之交。大約在此時，《周易》開始向諸侯國傳(chuan) 播。據《左傳(chuan) 》、《國語》所載筮例推斷，在春秋後期魯國成為(wei) 《周易》應用的中心。《左傳(chuan) ·昭公二年》說，晉侯使韓宣子來聘於(yu) 魯，“觀書(shu) 於(yu) 大(太)史氏，見《易象》與(yu) 《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韓宣子所見《易象》，很可能是一部匯聚八卦卦象的專(zhuan) 書(shu) ，它為(wei) 魯國史官作占解提供了重要的依據。而在《左傳(chuan) 》所載筮例中，用《周易》為(wei) 筮者居於(yu) 多數，其中又以魯國的用例最多。當然，今本《春秋》及左氏《傳(chuan) 》主要出自魯《春秋》，筆者的推論與(yu) 此有較大的關(guan) 聯性，這是在此需要指出的。

⑧在目前認定的戰國晚期文獻中，唯有《莊子》正式稱呼《詩》、《書(shu) 》等典籍為(wei) “經”。《莊子·天運》“六經”凡二見，而《天道》篇還有“十二經”的說法。《莊子·天運》所謂《六經》，應當指《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六者，同書(shu) 《天下》篇即有如此的說法(盡管它沒有冠以“六經”或“經”的稱呼)。同樣，郭店楚簡《六德》第24-25號簡及《語叢(cong) 一》第36-43號簡有《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而《禮記·經解》有《詩》、《書(shu) 》、《樂(le) 》、《易》、《禮》、《春秋》的說法，不過均未以“經”或“六經”的專(zhuan) 名稱呼之。據此，《莊子·天運》含有“六經”二字的那段文本，其演變情況或製作時代，我們(men) 今天需要謹慎對待。

⑨《周禮》成書(shu) 於(yu) 戰國時期，已為(wei) 多數學者所信從(cong) 。參見王錦民《周禮的來曆及傳(chuan) 授》，載《古學經子——十一朝學術史新證》，北京：華夏出版社，1996年，第115-118頁。

⑩《晉書(shu) ·束皙傳(chuan) 》：“《易繇陰陽卦》二篇，與(yu) 《周易》略同，繇辭則異。”杜預《春秋經傳(chuan) 集解後序》：“《周易》上下篇與(yu) 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係辭》。”杜預《後序》，參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4冊(ce) ，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9年，第4751頁。

(11)清人皮錫瑞認為(wei) 漢初說《易》皆主義(yi) 理、切人事，而不言陰陽術數，這大體(ti) 上是正確的。但是，他沒有看到，以陰陽說《易》乃戰國中期以下的主導意識。而通過這一主導意識的偏轉，在西漢宣元時期形成了以陰陽災異說《易》的新思潮。皮說，參見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shu) 局，1954年，第16-18頁。

(12)這裏需要排除《雜卦傳(chuan) 》。除《雜卦傳(chuan) 》以外，筆者認為(wei) 《易十翼》的其餘(yu) 諸篇均出於(yu) 先秦。《彖》、《象》二傳(chuan) 的成書(shu) 最早；《係辭傳(chuan) 》大抵為(wei) 戰國中期偏晚之作，《文言傳(chuan) 》稍晚於(yu) 《係辭傳(chuan) 》；《說卦傳(chuan) 》除前三章可能作於(yu) 戰國晚期外，大部分章段的來源甚早。《序卦傳(chuan) 》可能為(wei) 戰國晚期之作。我們(men) 說今本《易傳(chuan) 》成為(wei) 漢初諸《易傳(chuan) 》模仿和編抄的來源，這是有證據的。參見本文第四部分。

(13)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shu) 》卷88，北京：中華書(shu) 局，1962年，第3598頁。

(14)筆者之所以認為(wei) 《丁氏易傳(chuan) 》為(wei) 丁氏《易說》，原因在於(yu) 班氏《藝文誌》並無所謂丁氏《易說》，而其列數諸家《易傳(chuan) 》，均以某氏稱名之。據此推斷，班固在編寫(xie) 《藝文誌》(或始自劉向的《七錄》、劉歆的《七略》)時很可能將《易說》改稱為(wei) 《丁氏易傳(chuan) 》了。

(15)[唐]徐堅等著《初學記》，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4年，第499頁。

(16)另外，《漢書(shu) 》卷77《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chuan) 》及卷27《五行誌》還分別引有《韓氏易傳(chuan) 》和《京氏易傳(chuan) 》的文字。《京氏易傳(chuan) 》的製作時間較晚。《漢書(shu) ·藝文誌》著錄的諸家《易傳(chuan) 》基本上在漢初，其中菑川楊何的《楊氏易傳(chuan) 》殿後，但其製作比較可能在其立為(wei) 博士之前。據《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遷的父親(qin) 司馬談“太史公仕於(yu) 建元元封之間”，其“受《易》於(yu) 楊何”的時間應該更早(司馬談逝世於(yu) 元封三年)，當在楊何立為(wei) 博士之前。當司馬談“受《易》於(yu) 楊何”時，《楊氏易傳(chuan) 》很可能已經流行於(yu) 世。

(17)《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yu) 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chuan) 》，繼《春秋》，本《詩》、《書(shu) 》、《禮》、《樂(le) 》之際？’”這段話又見《漢書(shu) 》卷62《司馬遷傳(chuan) 》。“先人”，指司馬談。

(18)對於(yu) 《周易》六十四卦文本，帛書(shu) 《二三子》有“《易》”、“《卦》”兩(liang) 稱，帛書(shu) 《要》有“《周易》”、“《易》”兩(liang) 稱，《繆和》有“《周易》”、“《易》”、“《易·卦》”三稱，《係辭》、《衷》、《昭力》則僅(jin) 有“《易》”一稱。其中，《二三子》與(yu) 經文同幅，餘(yu) 五篇帛書(shu) 同幅，另外《繆和》、《昭力》二篇的敘述形式相似，且合計字數。這裏，“《易》”、“《卦》”即分別為(wei) “《周易》”和“《易·卦》”的省稱。在帛書(shu) 傳(chuan) 文中，除在《衷》篇末三引今本《係辭》文且冠以“《易》曰”外，餘(yu) 皆引《周易》六十四卦的文本。張政烺當初將帛書(shu) 經文稱名為(wei) “《六十四卦》”，現在看來雖然不盡準確(應當稱名為(wei) 《易·卦》)，但是根據同幅《二三子》的引述名稱，也有合理之處。在《文物》1984年第3期上發表的《馬王堆帛書(shu) 〈六十四卦〉釋文》，原署名為(wei) “馬王堆漢墓帛書(shu) 整理小組”，其實是由張政烺、於(yu) 豪亮二人做的。參見張政烺《張政烺論易叢(cong) 稿》，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1年，第97頁。

(19)汲塚(zhong) 竹書(shu) 有“易經”的題名，不過這些題名比較可疑，很可能是竹書(shu) 整理者後來添加的。《晉書(shu) ·束皙傳(chuan) 》曰：“其《易經》二篇，與(yu) 《周易》上下經同。……《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杜預《春秋經傳(chuan) 集解後序》則曰：“《周易》及《紀年》最為(wei) 分了。《周易》上下篇與(yu) 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係辭》，疑於(yu) 時仲尼造之於(yu) 魯，尚未播之於(yu) 遠國也。”對比《晉書(shu) 》與(yu) 杜預《後序》的記述，可知《晉書(shu) 》謂汲塚(zhong) 出土了“《易經》二篇”及“《卦下易經》一篇”，篇題似皆為(wei) 整理者(或《晉書(shu) 》的撰者)所加。至於(yu) 《束皙傳(chuan) 》所雲(yun) 《易繇陰陽卦》二篇，雖然“與(yu) 《周易》略同”，但是因為(wei) “繇辭則異”，所以它很可能不屬於(yu) 《周易》係統的抄本。

(20)廖名春首先闡明此點。參見廖名春《論帛書(shu) 〈係辭〉與(yu) 今本〈係辭〉的關(guan) 係》，載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42頁；廖名春《試論帛書(shu) 〈衷〉的篇名和字數》，載《帛書(shu) 〈周易〉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8-219頁。

(21)參見於(yu) 豪亮《帛書(shu) 〈周易〉》，載《文物》1984年第3期，第15-24頁；周立升《帛〈易〉六十四卦芻議》，載《文史哲》1986年第4期，第25頁；李學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書(shu) 社，2006年，第303頁。有人曾認為(wei) ，帛本的卦序在原理上屬於(yu) 邵雍所謂先天八卦說。其實，這是誤解，二者根本不同。邵雍六十四卦的生成是建立在“加一倍法”的基礎上的，其具體(ti) 推演過程(太極→兩(liang) 儀(yi) →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及其目的(不涉及對今本卦序的否定)，都與(yu) 帛本卦序所依據的原理不同。

(22)這一段文字，見於(yu) 今本《說卦》第三章。帛書(shu) 缺文，據今本補。“火水相射”，今本《說文》作“水火不相射”。今本“不”字，乃衍文。又，結合帛本卦序，帛書(shu) “火水”字倒，應作“水火”。另外，本文征引帛書(shu) 《易傳(chuan) 》文本，一般從(cong) 寬式。帛書(shu) 《易傳(chuan) 》釋文，可參看丁四新《楚竹書(shu) 與(yu) 漢帛書(shu) 〈周易〉校注》附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05-542頁。

(23)比較起來，帛書(shu) 《衷》篇第15-16行那段文本，或即《說卦》第三章，應當列入《說卦》類的文本中。因為(wei) 今本《說卦》不但衍說了八卦之象，而且在第一、二章從(cong) 哲學理論上解釋了卦爻及八卦的來源。由此，在第三章再敘說六十四卦的生成原理，這是比較自然的。而《說卦》第三章(或帛書(shu) 《衷》篇的相應文本)與(yu) 《序卦》不類，差別很大。因此筆者在正文中隻是說這段文字帶有《序卦》的性質，而不即是《序卦》本身的一部分。

(24)除此之外，還有許多證據。一者，帛書(shu) 《衷》篇第3-4行依次引《鍵》、《川》、《肫》、《蒙》、《嬬》、《容》、《師》、《比》、《小蓄》、《履》《益〈柰(泰)〉》、《婦(否)》十二卦，正同於(yu) 今本卦序。(參見廖名春《帛書(shu) 〈周易〉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7頁)二者，眾(zhong) 多的證據表明今本《係辭》是後來才被抄手分別抄錄在帛書(shu) 《係辭》、《衷》、《要》三篇中的。帛書(shu) 《係辭》、《衷》二篇抄錄今本《係辭》，其文本順序完全相合。今本《係辭》曰：“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ti) ，以體(ti) 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yu) 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這五十六字在今本《係辭》下傳(chuan) ，作一章；而帛書(shu) 《衷》篇則分作“子[曰]易之要可得而知矣……以天地之化”和“而達神眀之德也亓辯名也雜而不戉於(yu) 指易[亓]衰世之僮與(yu) ”兩(liang) 段，中間錯抄了一百五十一字的其它文本。這說明了《衷》篇的抄手已先自有了一個(ge) 如同今本《係辭》的本子，然後他才可以發生如此的錯誤，而不是相反。三者，由於(yu) 帛本六十四卦的次序是由《衷》篇(或《說卦》第三章)的一段文字來確定的，因此設想帛本卦次的確定晚於(yu) 今本(相應地帛本六十四卦經文的排列也晚於(yu) 今本)，這是很可能的。此外，《衷》篇雲(yun) “[《蒙》者，得之]隋(隨)也”，“隨”，順也，與(yu) 《蒙》六三、六五、上九《象傳(chuan) 》的解釋一致；《衷》篇雲(yun) “《酆(豐(feng) )》之‘虛盈’”，“虛盈”僅(jin) 見於(yu) 《豐(feng) ·彖傳(chuan) 》；《衷》篇《乾》《坤》二卦之“三說”和“詳說”，與(yu) 《文言傳(chuan) 》相仿；《謙·彖傳(chuan) 》“天道虧(kui) 盈而益謙”一段文字，亦見於(yu) 帛書(shu) 《二三子》和《繆和》二篇，且皆稱為(wei) “孔子曰”或“子曰”。綜合起來看，隻可能是帛書(shu) 《易傳(chuan) 》摘錄或借用了今本《易傳(chuan) 》的文句或段落，而不可能是相反。同時，也顯示出今本《易傳(chuan) 》的確為(wei) 帛書(shu) 《易傳(chuan) 》乃至漢初諸《易傳(chuan) 》的母本。上述證據，廖名春曾部分指出。參見廖名春《論帛書(shu) 〈係辭〉與(yu) 今本〈係辭〉的關(guan) 係》，載《道家文化研究》第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33-143頁；廖名春《帛書(shu) 〈周易〉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42-243、272-282頁。

(25)《史記，太史公自序》載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引《易大傳(chuan) 》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論六家要旨》全文亦載於(yu) 《漢書(shu) ·司馬遷傳(chuan)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二句見於(yu) 今、帛本《係辭》。《漢書(shu) ·郊祀誌下》引《易大傳(chuan) 》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此例則不見於(yu) 今本《易傳(chuan) 》及帛書(shu) 《易傳(chuan) 》。“誣神者殃及三世”一句，有可能屬於(yu) 《係辭》、《文言》和《說卦》的文字(但不太可能屬於(yu) 《彖》、《象》、《序卦》和《雜卦》的文本)，然而它是否真為(wei) 今本《易傳(chuan) 》中的一句，尚存疑問。此外，張岱年先生認為(wei) 《易大傳(chuan) 》即為(wei) 今本《易傳(chuan) 》。(張岱年：《〈易大傳(chuan) 〉的著作年代與(yu) 哲學思想》，載《張岱年全集》第五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2-219頁)這個(ge) 看法是不恰當的，漢人所謂《易大傳(chuan) 》應指《係辭傳(chuan) 》。

(26)帛書(shu) 《易傳(chuan) 》與(yu) 《易十翼》之《係辭》、《說卦》、《文言》、《序卦》和《雜卦》相類。除個(ge) 別例子外，帛書(shu) 引用《彖》、《象》的情況並不常見。

(27)帛書(shu) 《易傳(chuan) 》六篇，有可能為(wei) 田何師徒之作，也可能為(wei) 儒門其它經師之作。劉向《說苑·敬慎》及《韓詩外傳(chuan) 三》均引用了帛書(shu) 《繆和》第36-41行的文字；在解說《損》《益》二卦上，二篇及《淮南子·人間》俱有模仿帛書(shu) 《要》篇(第19-24行)的痕跡。

(28)《繆和》、《昭力》二篇的經師，帛書(shu) 或稱“子”，或稱“先生”。筆者認為(wei) “子”(或“先生”)仍指“孔子”。參見丁四新：《帛書(shu) 〈繆和〉、〈昭力〉“子曰”辨》，《中國哲學史》2001年第3期，第100-107頁。另外，筆者也曾分析了《繆和》、《昭力》二篇的內(nei) 在差別。參見丁四新《論帛書(shu) 〈繆和〉、〈昭力〉的內(nei) 在分別及其成書(shu) 過程》，載《周易研究》2002年第3期，第44-57頁。

(29)《莊子·天下》雲(yun) “《易》以道陰陽”，這既是對戰國中晚期的易哲學，也是對今本《易傳(chuan) 》哲學的最好概括。帛書(shu) 《衷》雲(yun) ：“《易》之義(yi) 誶(萃)陰與(yu) 陽。”與(yu) 今本《易傳(chuan) 》的基本哲學觀念完全相同。

(30)此外，帛書(shu) 《二三子》曰：“《卦》曰：‘履霜，堅冰至。’孔子曰：‘此言天時譖(漸)，戒保常也。歲[始於(yu) 東(dong) 北，成於(yu) ]西南；溫始[於(yu) 東(dong) 北]，寒始於(yu) [西南]。□□□□□□□□□□□□□□□□□□□□□□□□□□□□□□□□德與(yu) 天道始，必順五行，其孫貴而宗不崩。’”《衷》曰：“《易》曰：‘履霜，堅冰至。’子曰：‘遜從(cong) 之謂也。歲之義(yi) ，始於(yu) 東(dong) 北，成於(yu) 西南。君子見始弗逆，順而保。’”這兩(liang) 段文字在內(nei) 容上相近，可能與(yu) 《說卦傳(chuan) 》“帝出乎震”一章有關(guan) 。但是由於(yu) 隻是陳述了一歲之陰陽寒溫在八方的具體(ti) 變化，還沒有與(yu) 八卦直接配置起來，而且在目的上也隻是為(wei) 了解釋《坤》初六爻辭的大義(yi) ，因此還不能遽然斷定所引帛書(shu) 文字屬於(yu) 卦氣說。當然，我們(men) 也不能據此就斷然否定此種可能性。

(31)帛書(shu) 《二三子》曰：“(孔子曰)戒事敬命，精白柔和而不諱賢，爵之曰夫〈天〉子。……尊威、精白、堅強，行之不可撓也，‘不習(xi) ’近之矣。”又曰：“(孔子曰)‘艮其背’者，言[任]事也。‘不獲其身’者，精白[敬宮]也。敬宮任事，身[猶獲]者鮮矣！其占曰：能精能白，必為(wei) 上客。能白能精，必為(wei) 古世。以精白長眾(zhong) 者，難得也。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精白”，即精純、潔白之義(yi) ，屬於(yu) 道家修心之術的內(nei) 容。

(32)參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56頁；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07頁。

(33)王弼本《老子》第二十三章：“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第三十二章：“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後一章，亦見於(yu) 郭店楚簡本甲組。

(34)“化蟲”，“蟲”讀作“蚑蟯”。參見丁四新《馬王堆帛書(shu) 〈二三子〉疑難字句釋讀》，載《周易研究》2013年第4期，第9頁。

(35)陳鼓應認為(wei) 《二三子》、《易之義(yi) 》(即《衷》)和《要》三篇隻是“有些許黃老思想的成份”，而“《繆和》、《昭力》這兩(liang) 篇古佚易說，就出現了相當濃厚的黃老思想成份”，並為(wei) 此作了繁瑣的論證。(陳鼓應《帛書(shu) 〈繆和〉、〈昭力〉中的老學與(yu) 黃老思想之關(guan) 係》，載《道家文化研究》第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16頁)另外他和王葆玹認為(wei) 《係辭》為(wei) 道家著作，而帛書(shu) 《易之義(yi) 》為(wei) 儒家作品。(陳鼓應《帛書(shu) 〈係辭〉和帛書(shu) 〈黃帝四經〉》，載《道家文化研究》第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69頁)王氏認為(wei) ：“《係辭》作者乃是戰國晚期老子學派的成員。”(王葆玹《從(cong) 馬王堆帛書(shu) 本看〈係辭〉與(yu) 老子學派的關(guan) 係》，載《道家文化研究》第1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75頁)後來又說：“從(cong) 戰國中期到西漢中葉，有一個(ge) 道家《易》學流派一直在活動著”，“帛書(shu) 《易經》和《係辭》都是這一派所尊奉的經傳(chuan) ”。(王葆玹《帛書(shu) 〈係辭〉與(yu) 戰國秦漢道家易學》，載《道家文化研究》第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74頁)此前，陳鼓應說：“《易傳(chuan) 》是一部以道家為(wei) 主，融合儒、墨、法各家而形成的作品。”(陳鼓應《〈易傳(chuan) 〉與(yu) 楚學齊學》，載《道家文化研究》第1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55頁)胡家聰讚同陳氏的觀點，其方法相近，論證有所擴展。(胡家聰《〈易傳(chuan) ·係辭〉思想與(yu) 道家黃老之學相通》，載《道家文化研究》第1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57-174頁)對於(yu) 陳、王等氏的看法和論證，筆者難以讚成。在筆者看來，雖然帛書(shu) 《二三子》沾染上的道家色彩最濃，但是從(cong) 主旨及主要觀念來看，它仍應當歸屬於(yu) 儒家著作；而帛書(shu) 《繆和》、《昭力》二篇的道家色彩其實並不濃厚。帛書(shu) 《繆和》曰：“聰明睿智守以愚，博聞強識守以賤，尊[爵]貴官守以卑。若此，故能君人。非舜，其孰能當之？”這段話又見於(yu) 《說苑·敬愼》、《韓詩外傳(chuan) 三》等，確實具有老學的色彩，但是這也正是《謙》卦的德義(yi) 所在，為(wei) 《易》《老》所共有。在同一文本脈絡中，帛書(shu) 《繆和》及《說苑·敬愼》、《韓詩外傳(chuan) 三》亦引《謙·彖傳(chuan) 》“天道虧(kui) 盈而益謙”四句，可證“謙德”確為(wei) 《易》《老》共具的美德。

(36)王葆玹有相同看法。參見王葆玹《帛書(shu) 〈係辭〉與(yu) 戰國秦漢道家易學》，載《道家文化研究》第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80頁。

(37)下文“理材(財)正辭，愛民安行曰義(yi) ”，今本作“理財正辭，禁民為(wei) 非曰義(yi) ”，這體(ti) 現了帛、今二本對於(yu) “仁”、“義(yi) ”二概念理解的不同。“愛民安行”是從(cong) 正麵說，且著重於(yu) “仁”的原則，“禁民為(wei) 非”是從(cong) 負麵說。而依照一般講法，“禁民為(wei) 非曰義(yi) ”乃通義(yi) 。

(38)相對於(yu) 今本而言，帛書(shu) 《衷》篇一段引《係辭》的文本多出了“本生(性)仁義(yi) ，所以義(yi) (儀(yi) )剛柔之製也”十二字。這十二字與(yu) 上下文不甚銜接，似為(wei) 抄手衍入。這樣看來，帛書(shu) 《衷》在引述《係辭》時也存在將其儒化的個(ge) 別現象。但是這一潤飾成果，並沒有為(wei) 後來的《係辭》抄本所繼承。

(39)對此，筆者前此略有論述。參見丁四新《早期〈老子〉〈周易〉“文本”的演變及其與(yu) “思想”之相互作用》，載《中國社會(hui) 科學》2013年第2期，第120-121頁。

(40)參見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shu) (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41)懷疑和否定者，包括黃伯思、顧炎武和梁啟超等人。黃、顧二氏的觀點，轉見永瑢等撰《四庫全書(shu) 總目》卷109，北京：中華書(shu) 局，1965年，第923-924頁；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十四，北京：東(dong) 方出版社，2004年，第277頁。

(42)參見永瑢等撰《四庫全書(shu) 總目》卷109，第923-924頁；尚秉和《焦氏易詁》卷2，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1年，第68-70頁。林忠軍(jun) 同意四庫館臣及尚秉和的看法。參見林忠軍(jun) 《象數易學發展史》第1卷，濟南：齊魯書(shu) 社，1994年，第67-71頁。

(43)《焦氏易詁》卷一曰：“餘(yu) 獨以為(wei) 焦氏林辭多至四千餘(yu) ，其必有物焉，以主其詞。不然，以一卦為(wei) 六十四詞，雖善者不能也。乃日夜覃精而求其故，求之既久，然後知其本於(yu) 易象。其深者雖不能盡通，淺者遂得其八九。”參見尚秉和《焦氏易詁》卷1，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1年，第2-3頁。

(44)參見司馬光《說玄》，載揚雄撰，司馬光集注，劉韶軍(jun) 點校《太玄集注》，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8年。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