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政治與(yu) 中國的近代轉型──對中國近代史上邊疆、族群曆史書(shu) 寫(xie) 的再思考

作者：吳啟訥（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史學博士）

來源：《原道》第32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十一月初十日戊子

            耶穌2017年12月27日

內(nei) 容提要：中國自16世紀中期開始在自身的曆史演進中浮現出近代性，使得王朝由“文明”型態的國家開始轉型為(wei) “領土國家”。列強改變了中國在東(dong) 亞(ya) 政治中地位，則成為(wei) 中國“主權國家”“民族國家”化的動力：國家對外的定義(yi) 和內(nei) 部臣民的定義(yi) 都必須清晰化，原本的多元帝國需要轉變為(wei) 內(nei) 外分明的民族─國家；但中國傳(chuan) 統的核心內(nei) 容，尤其是多元性，也必須得到保存，隻是它的外在形式不得不有所變化。即使近代中國的革命政治勢力奮力模仿包括“種族革命”“一民族一國家”等模式在內(nei) 的西式近代化，最終仍然無法徹底擺脫中國自身曆史演進的邏輯，無法徹底拆解中國自身曆史演進過程所建立的族群政治架構。如果從(cong) 世界史的角度來寫(xie) 中國史，將非漢人群體(ti) 和“邊疆”置於(yu) 中心，觀察在“現代化”“革命”與(yu) “戰爭(zheng) ”等話語下的“邊疆”和“族群”現象，邊疆史和族群史在近代史研究中的意義(yi) 和比重將會(hui) 明顯增加。

關(guan) 鍵詞：邊疆政治；群族政治；近代性；民族國家；現代化；

邊疆政治史、族群政治史在中國史研究中長期處在邊緣地帶。但在近代中國曆史上，邊疆政治、族群政治卻空前地影響了中國的命運，形塑了中國的內(nei) 在性質與(yu) 外在呈現。早在17世紀，邊疆政治、族群政治即是清朝國家建構的重要基石；20世紀初，滿、漢菁英又揭櫫“五族共和”的主張，試圖挽救瀕危的清朝，最終甚至以放棄政權的代價(jia) ，換取中華民國接受“五族共和”的立國原則；“五族共和”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體(ti) 製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格局”的嚆矢。

從(cong) 19世紀起，列強也是從(cong) 中國的邊疆政治和族群政治入手，試圖摧毀此前以中國王朝為(wei) 核心的傳(chuan) 統東(dong) 亞(ya) 政治秩序，進而肢解王朝中國。為(wei) 此，日本、俄國和西方的中國古代史與(yu) 近代史研究，有意選擇與(yu) 中國史學不同的視角。近年來，累積近一個(ge) 世紀的這類研究開始影響華人圈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隨之而來並不斷發酵的，也包含西方中心史觀或者經過精心包裝的西方中心史觀。

從(cong) 邊疆政治、族群政治的角度觀察中國近代史，關(guan) 照近代中國的轉型議題，除了刺激曆史研究在“民族國家建構”議題上的再思考之外，也激發我們(men) 對於(yu) 現代化、革命、戰爭(zheng) 與(yu) 文化等議題的重新思考。本文有意針對涉及中國近代轉型的九個(ge) 方麵的議題，提出一點初步的思考，拋磚引玉，希望從(cong) 不同角度引起對中國近代史書(shu) 寫(xie) 的新關(guan) 注。這九個(ge) 議題分別是：1.邊疆政治、族群政治與(yu) 近代性；2.列強所推行的民族國家秩序與(yu) 中國的邊疆政治、族群政治；3.“主權國家”與(yu) 邊疆政治、族群政治；4.王朝遺產(chan) 與(yu) 邊疆政治、族群政治；5.邊疆和少數族群連結中國與(yu) 世界；6.邊疆轉變為(wei) 邊界：人的因素；7.“現代化”與(yu) 邊疆政治、族群政治；8.“革命”與(yu) 邊疆政治、族群政治；9.戰爭(zheng) 與(yu) 邊疆政治、族群政治。

一、邊疆政治、族群政治與(yu) 近代性

清朝結合明朝與(yu) 內(nei) 亞(ya) 兩(liang) 種政治模式的有效成分，在擴大並鞏固東(dong) 亞(ya) 傳(chuan) 統國際秩序的同時，部分改變了傳(chuan) 統朝廷與(yu) 臣民的關(guan) 係模式，加快了傳(chuan) 統中國的近代轉型。這樣做的代價(jia) ，是正式將族群政治推到中國政治的中心舞台。換句話說，從(cong) 一個(ge) 角度看，族群政治成為(wei) 中國政治的核心內(nei) 容。

假如我們(men) 同意，中國自16世紀中期開始在自身的曆史演進中浮現出某種“近代性”，那麽(me) ，這種性質的外觀標誌之一，就是王朝第一次嚐試不僅(jin) 從(cong) 戰略上，也從(cong) 國家政治製度架構、政治製度體(ti) 係的角度翻轉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王朝長期麵臨(lin) 內(nei) 亞(ya) 遊牧勢力威脅的局麵，從(cong) 戰略和製度層麵改善王朝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缺陷。這一努力，使得王朝由“文明”型態的國家開始轉型為(wei) “領土國家”。

自13世紀後期蒙古人入主中原開始，中國王朝的世界觀開始轉變，標誌之一是，蒙古統治者不再沿用中國曆朝以西周封國、地域名稱為(wei) 國號的傳(chuan) 統，而改采寓含時空無限而一統之意的“元”為(wei) 國號（這一改變成為(wei) 明、清二代的範例）。元朝在某種程度上主導了13-14世紀的初始全球化，而其從(cong) 廣袤的歐亞(ya) 大陸其餘(yu) 部分帶到中國的多元文化因素，被它的漢人繼承者明朝接受。明朝的政治文化不僅(jin) 沾染到內(nei) 亞(ya) 的因素，也將經有元一季模糊化的夷夏界線接收下來，明朝在西藏、西南和東(dong) 北方向的經營，已然朝經濟一體(ti) 化的方向移動。從(cong) 明朝中期開始，在中原王朝與(yu) 外界的互動中，西方的因素急遽增加。西方因素不僅(jin) 來自東(dong) 部沿海，也來自與(yu) 中亞(ya) 、南亞(ya) 接壤，或為(wei) 明朝邊疆，或為(wei) 明朝藩屬的王朝陸上邊緣地區。西方的擴張，在其外表上擁有海洋貿易、（以經濟貿易為(wei) 核心功能的）都市化、近代工業(ye) 和火器軍(jun) 事等技術特征，但其核心內(nei) 容卻是迥異於(yu) 亞(ya) 洲傳(chuan) 統的政治製度和政治秩序。這種政治秩序體(ti) 係的擴張，對於(yu) 東(dong) 亞(ya) 傳(chuan) 統國際秩序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脅。即使是在近代早期，緬甸史上對中國構成威脅的兩(liang) 個(ge) 重要王朝，在一定程度上即崛起於(yu) 印度洋西東(dong) 貿易之中，而活躍於(yu) 印度洋的葡萄牙人甚至直接參與(yu) 了萬(wan) 曆明緬戰爭(zheng) 和乾隆清緬戰爭(zheng) ；俄國從(cong) 陸地上向亞(ya) 洲擴張也對中國王朝與(yu) 蒙古各部和東(dong) 西伯利亞(ya) 的關(guan) 係造成重大威脅。清朝真正警覺到中國主導的“天下”秩序遭受挑戰，乃於(yu) 《尼布楚條約》中界定“中”“外”的界限，將原本一同歸類在“外藩”的蒙古與(yu) 俄羅斯明確分隔在線的兩(liang) 側(ce) 。

有關(guan) 清朝的邊疆政治和族群政治，有三個(ge) 需要深入觀察和討論的焦點。

第一，麵對清朝將“滿、蒙、回、藏”正式納入國家的政治體(ti) 係、權力體(ti) 係內(nei) ，五個(ge) 族群間的政治關(guan) 聯與(yu) 互動，構成了清朝戰略安全的有機防線，因而共同構成清朝整體(ti) 政治製度不可或缺的部份。可以說，早在17-18世紀期間“五族共和”格局即已實質形成。這樣，滿洲菁英在20世紀初試圖用“五族共和”的論述對抗漢民族主義(yi) 革命派“驅逐韃虜”的種族主義(yi) 論述，他們(men) 所揭櫫的不過是清朝的國策而已。如恒鈞、烏(wu) 澤聲等留日滿蒙旗人在東(dong) 京創辦《大同報》，不久又在北京創辦了性質相同的《北京大同日報》，提倡“滿漢人民平等、統合滿、漢、蒙、回、藏為(wei) 一大國民”。並且結合民族與(yu) 立憲政治議題認定，滿漢問題之所以出現，是由於(yu) 滿漢在政治、經濟、軍(jun) 事、法律上都不平等之故，而歸根結底又是君主專(zhuan) 製獨裁造成的惡果。因此，要想根本解決(jue) 民族問題，就必須改革政治，實行君主立憲政體(ti) ，開設國會(hui) 。[1]旗人菁英同樣強調滿、漢乃至蒙古人之間內(nei) 在的聯係與(yu) 一體(ti) 性。滿人禦史貴秀指，“時至今競言合群保種矣，中國之利害滿與(yu) 漢共焉者也。夫同舟共濟，吳越尚且一家，況滿漢共戴一君主，共為(wei) 此國民，衣服同製，文字同形，言語同聲，所異者不過滿人有旗分無省分，漢人有省分無旗分耳”。[2]留日旗人更具體(ti) 論證中國境內(nei) 各民族融合為(wei) 一體(ti) 的必然性與(yu) 現實可能，指出中國各民族，尤其是滿漢兩(liang) 族，具有共同的命運、利益與(yu) 責任。烏(wu) 澤聲認定，“國興(xing) 則同受其福，國亡則俱蒙其禍，利害相共，禍福相倚，斷無利於(yu) 此而害於(yu) 彼之理。……又豈獨滿漢為(wei) 然也。凡居於(yu) 我中國之土地，為(wei) 我中國之國民者，無論蒙、藏、回、苗，亦莫不然。我有同一之利害，即亦不可放棄救國之責任也”。[3]不僅(jin) 滿、漢，整個(ge) “中國之人民，皆同民族異種族之國民也”，“準之曆史之實例，則為(wei) 同一之民族；準之列強之大勢，則受同一之迫害，以此二端，則已足係定其國民的關(guan) 係矣”。穆都哩為(wei) 文稱，“蓋民族之成，國民之合，其絕大之原因，全由於(yu) 外部之壓迫及利害之均等，而他種之原因，則一緣於(yu) 居於(yu) 同一之土地，一緣於(yu) 相安於(yu) 一政治之下。至於(yu) 言語、風俗習(xi) 慣，雖為(wei) 成立民族及國民之要素，然有時不以此而亦能判定其為(wei) 某國之國民。若專(zhuan) 以風俗、言語等而定民族之異同，則英人與(yu) 美人之問題，必難解決(jue) 矣。雖然，中國之人民皆同民族而異種族之國民也，言語、風俗間有不同之點，有時而同化也。故同化者，亦造就新民族之一要素。以滿漢兩(liang) 方麵而言，則已混同而不可複分，推之及於(yu) 蒙回藏，則其大多數雖未收同化之效，而其近於(yu) 內(nei) 地之人民，則其言語風俗已一於(yu) 內(nei) 地之人民。雖欲使其不同已不可得矣。再加之以經營，施之以教育，則數年以後可用者將不遑計。不然，委之於(yu) 不顯，或奴隸視之，則三年之後，其地必非我有。”[4]還有人引證日人高田早苗之民族要素說，即“同一的言語；同一土地住所、生活職業(ye) 及共同政治之下；同一宗教；人種之混同”，直指滿漢事實上是一個(ge) 民族。因為(wei) 民族與(yu) 種族不同，民族是“曆史的產(chan) 物也，隨時而變化，因世而進化……故民族以文明同一而團結，而種族則以統一之血係為(wei) 根據，此民族與(yu) 種族又不可不分也”。因此，“滿漢至今日則成同民族異種族之國民矣”。[5]在這樣的認知下，留日旗人在其他場合更多次逕稱“我漢、滿、蒙、回、藏四萬(wan) 萬(wan) 同胞”。[6]

第二，中國曆史開始呈現近代性，並不是對西歐近代社會(hui) 的被迫或者主動的模仿；中國自身的近代化源自中國自身的曆史經驗，源自中國曆史獨特的動力與(yu) 獨特的演變邏輯。16世紀中期以來中原─內(nei) 亞(ya) 的商業(ye) 連結，包括山西、湖北、安徽、天津等地的商人與(yu) 蒙古、雲(yun) 南、新疆、西藏區域的互動，成為(wei) 中國核心區域與(yu) 邊緣區域結成整體(ti) 國內(nei) 市場的經濟動力；而中國經濟藉著規模空前的市場連結，超越了農(nong) 業(ye) 和遊牧分割的狀態。質言之，中國經濟、社會(hui) 的近代轉型也有類似“海洋化”的現象，但“邊疆”才是中國的海洋。而這種“海洋化”並不簡單等同於(yu) 新清史所描述的“類似英、俄的殖民擴張”，比較接近事實的描述應該是：清朝將中國曆史上邊疆與(yu) 中原的長期互動合並，使得長城成為(wei) 中國的腹地，北京成為(wei) 國家真正的中心。

第三，“新清史”強調清朝的內(nei) 亞(ya) 文化與(yu) 政治淵源，並將這一淵源與(yu) 清朝對漢人的統治視為(wei) 一種對立的“二元”結構。這種觀點低估了這樣一個(ge) 事實：滿洲統治集團入關(guan) 之前，即已確定奪取“中國”之“正統”的目標，要達成這樣的目標，除了利用漢人農(nong) 耕地區可靠的人力與(yu) 物質資源，建立堅固的統治基礎之外，別無其他選擇。基於(yu) 這一建立在政權根本利益基礎之上的立場，清朝族群政治的核心內(nei) 容，乃確立在蒙古議題之上，具體(ti) 而言，是“中原-滿漢”與(yu) “遊牧-蒙古”之間的競爭(zheng) 、合作關(guan) 係。為(wei) 了主導這一關(guan) 係的方向，滿洲朝廷乃利用滿蒙之間的連姻籠絡蒙古人；利用滿─蒙共同信仰的藏傳(chuan) 佛教，引進西藏因素削弱和控製蒙古人；聯合喀爾喀蒙古打擊準噶爾蒙古，在這一係列關(guan) 係中，滿漢雙方的利益取得了高度一致。[7]為(wei) 了維護整體(ti) 族群政治結構的穩定，清朝隻能不斷強化滿漢之間這種利害相同、榮辱與(yu) 共的利益共同體(ti) 關(guan) 係。滿洲統治者在中國西部山區推行“改土歸流”，即是在長期有利於(yu) 清朝統治的前提下，直接嘉惠了漢人移民。

“新清史”強調清朝“二元”結構的觀點，顯然低估了清朝以前中國曆代王朝的內(nei) 亞(ya) 關(guan) 聯，以及中國曆代郡縣製與(yu) 封建製長期並行的史實。自西漢以來，朝廷因統治力輻射範圍的限製，隻能在漢人集中的農(nong) 業(ye) 區域實行郡縣直接統治，在邊遠、非漢人集中的區域封建當地上層，實行間接統治。這兩(liang) 種製度固然不一致，但卻構成了中國王朝政治完整的政治架構。[8]

二、列強所推行的民族國家秩序與(yu) 中國的邊疆政治、族群政治

西方對近代中國的挑戰，恰是以中國的邊疆政治和族群政治為(wei) 切入點。因而，要觀察近代史上西方對中國本身曆史進程的影響，將中國的邊疆政治史和族群政治史作為(wei) 起點，有其必要。早在17世紀中期，俄國即利用蒙古與(yu) 清朝間尚未完全確定的關(guan) 係性質，試圖控製與(yu) 中國有著長期曆史和文化關(guan) 聯的中亞(ya) 和東(dong) 西伯利亞(ya) ；19世紀的英國則利用了藏人、突厥穆斯林與(yu) 清朝的關(guan) 係，試圖控製西藏與(yu) 新疆南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日本更利用其與(yu) 琉球、朝鮮、滿、蒙的地緣、曆史和文化關(guan) 聯，意欲全麵取代中國在傳(chuan) 統東(dong) 亞(ya) 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

“民族國家”（Nation-State）體(ti) 係在19世紀後期越出西歐，進入東(dong) 歐和亞(ya) 洲。這個(ge) 過程當然是西歐列強主導的。就中國的例子而言，西方和日本都是試圖透過賦予中國藩屬和邊疆非漢人群體(ti) 以民族國家的性質，來瓦解中國主導的，以朝貢為(wei) 外在形式的多元禮儀(yi) 製度和其背後內(nei) 在的東(dong) 亞(ya) 傳(chuan) 統政治秩序。

中國在東(dong) 亞(ya) 政治中地位的改變，成為(wei) 中國“主權國家”“民族國家”化的動力。與(yu) 此同時，中國並不甘於(yu) 無條件接受西方的“nation”觀念與(yu) “nation”體(ti) 製，[9]而是立足於(yu) 中國邊疆政治與(yu) 族群政治的現實，承認中國內(nei) 部各族群間的曆史與(yu) 文化差異，同時建立“五族”和（“五族”之上的）“國族”概念，在邊疆政治中延續族群有條件自治的傳(chuan) 統。這一抉擇，成為(wei) 1950年代中國大陸從(cong) 事“民族識別”，推行“民族區域自治”製度的濫觴。[10]

三、“主權國家”與(yu) 族群政治

盡管已經設立了前提條件，麵對從(cong) 規模、技術到性質，種種前所未有的外來威脅，清朝為(wei) 維護王朝的政治勢力和利益範圍，被迫，或主動改采列強的國際政治規則，試圖將自身轉型為(wei) 近代史意義(yi) 上的“主權國家”“民族國家”，於(yu) 20世紀初推行“新政”，試圖將內(nei) 部並行的兩(liang) 種政治製度統一為(wei) 一種政治製度，導致奠基於(yu) 清朝“五族共和”概念之上的“中華民族”“中國國民”與(yu) “中國各族人民”概念的形成。19世紀中期開始，列強對清朝勢力範圍和國土的蠶食黥吞，使得清朝必須援引西方列強本身的規則，說服西方相信自己的主權國家性質；同時也有意說服並動員其臣民：一方麵，國家對外的定義(yi) 和內(nei) 部臣民的定義(yi) 都必須清晰化，原本的多元帝國需要轉變為(wei) 內(nei) 外分明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另一方麵，中國傳(chuan) 統的核心內(nei) 容，尤其是多元性，也必須得到保存，隻是它的外在形式不得不有所變化。

四、王朝遺產(chan) 的繼承與(yu) 邊疆政治、族群政治

19世紀中期，中國知識分子出現了“亡國滅種”的危機感，其中一部分人將中國的危機歸咎於(yu) 中國內(nei) 部“異族”的統治。這種認知，在20世紀初發展成為(wei) 漢民族主義(yi) ；抱持漢民族主義(yi) 思想者，多數轉化為(wei) “革命派”，主張發動“種族革命”。[11]為(wei) 此，孫中山明確主張“驅除韃虜，恢複中華”。[12]維新派則警告，“革命派”的“排滿”種族革命主張可能導致國家分裂。[13]維新派揭櫫包容性的“中華民族”主張，強調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的特質，[14]成為(wei) “五族共和”理論化的基礎。[15]辛亥變局後，為(wei) 繼承清朝留下來的領土遺產(chan) ，原本在革命派試圖推翻清朝的過程中被設計為(wei) 漢民族的民族國家的中華民國，最終接受了維新派的“五族共和”理論與(yu) 清朝“五族共和”的政治設計和政治體(ti) 製。這一結果顯示，即使近代中國的“革命”政治勢力奮力模仿包括“種族革命”“一民族一國家”等模式在內(nei) 的西式近代化，最終仍然無法徹底擺脫中國自身曆史演進的邏輯，無法徹底拆解中國自身曆史演進過程所建立的族群政治架構。

五、邊疆、少數族群連結中國與(yu) 世界

如果從(cong) 世界史的角度來寫(xie) 中國史，我們(men) 很難避免對於(yu) 近代中國在世界當中的位置做出另有一番評估。

事實上，對於(yu) 16世紀以後的“中國”（China）和漢人（Han-Chinese）而言，邊疆（Frontier）和非漢人群體(ti) （Ethnic Minorities）是“中國”與(yu) 世界建立連結的橋梁。如果破除在地理上對“中原”位於(yu) “中心”的想象，將“邊疆”都置於(yu) 地緣視野的中心，以往的曆史書(shu) 寫(xie) ，尤其是近代史的書(shu) 寫(xie) 將會(hui) 發生根本改變。

16世紀以降，中國與(yu) 包括歐洲在內(nei) 世界其他地區的來往大幅增加，這其中超過半數來自陸上邊疆和邊疆非漢人群體(ti) 與(yu) 中國以外國家、人民直接或間接接觸的經驗。龔自珍早已洞見乾隆皇帝攻擊準噶爾的一個(ge) 隱而未宣的動機，即乾隆早已感受到海洋與(yu) 陸地關(guan) 係反轉的大勢，設法讓中國連結大陸另一側(ce) 的海洋。[16]沒有“邊疆”與(yu) 非漢人族群，近代中國將無法與(yu) 另一個(ge) 海洋相連。

即以十四年抗戰這一形塑中華民族最重大的曆史事件觀之，中國在世界範圍內(nei) 確立民族獨立，中華民族最終形成，缺少邊疆與(yu) 非漢少數族群的參與(yu) ，將是難以想象的。20世紀30-40年代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乃是以中國的少數民族為(wei) 突破口，經由少數民族聚居的中國邊疆深入中國的堂奧，抗戰因而成為(wei) 一場（包括少數民族在內(nei) ，真正意義(yi) 上的）全民被迫奮起抵抗外敵侵略的戰爭(zheng) 。中國的邊疆少數民族聚居區域比漢人聚居區更早麵對日本的滲透和侵略，邊疆少數民族民眾(zhong) 甚至比漢人更直接、更深入地參與(yu) 對抗日本侵略的行動。值得注意的是，從(cong) 中國國家整合的角度看，遠離戰火的新疆各族民眾(zhong) 在強大政治力量的動員下，長期沈浸在抗日政治和抗日文化活動中，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該地因未接觸20世紀前期影響中華民族形塑的幾個(ge) 重大曆史事件和思想潮流，而未能與(yu) 內(nei) 地同步進入中國人意識逐步強化過程的缺憾。1942年2月至1945年5月滇緬抗戰期間，雲(yun) 南從(cong) 抗戰的大後方變為(wei) 抗戰的最前方，考驗並加速了雲(yun) 南各非漢少數族群國族認同的建立。在各族軍(jun) 民的共同奮戰下，雲(yun) 南成為(wei) 中國最早將侵略者逐出國土之地。

如果從(cong) 這個(ge) 角度重寫(xie) 中國史，邊疆史和族群史的地位將從(cong) 陪襯變為(wei) 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尤其是在近代史意義(yi) 上的比重更會(hui) 明顯增加。

六、邊疆轉變為(wei) 邊界：人的因素

如果，再從(cong) 世界史的角度來寫(xie) 中國史，對於(yu) 非漢人群體(ti) 而言，則漢人所謂的“邊疆”就成為(wei) 自身生活的中心，“中國”與(yu) “外國”都是外在的力量，傳(chuan) 統的“邊疆”轉變為(wei) 近代史上主權國家的“邊界”的意義(yi) ，隻有在這個(ge) 角度下才能夠得到檢視。例如，“兩(liang) 屬”現象，從(cong) 位於(yu) 中國邊疆的非漢人群體(ti) 而言，乃是自身對外交往過程中，賴以生存的的政治策略。在近代晚期亞(ya) 洲傳(chuan) 統天下秩序即將遭到全麵替代之際，邊疆非漢人群體(ti) 的不同抉擇，成為(wei) 形塑現代國家邊界的關(guan) 鍵要素，而邊界史研究通常集中於(yu) 國家間折衝(chong) 樽俎的過程，鮮少從(cong) 這一角度切入，等於(yu) 排除了“人”的因素。現代亞(ya) 洲普遍存在的“跨境民族”現象，與(yu) 明清史上“藩屬”的“兩(liang) 屬”現象有密切關(guan) 聯，值得從(cong) 曆史的角度深度回溯。邊界劃定後的“跨境民族”現象，則在一方麵凸顯了源自西方的製度與(yu) 亞(ya) 洲傳(chuan) 統的衝(chong) 突，另一方麵也為(wei) 亞(ya) 洲新興(xing) 民族國家間的關(guan) 係保留了很多值得關(guan) 注的可能。

七、“現代化”與(yu) 族群政治

由於(yu) 較漢人和“中國”更早接觸列強，邊疆非漢族群更早接觸西方版本的“現代化”，西人版本的“現代化”，彰顯出傳(chuan) 統中國的“落後”，增加了非漢人的離心傾(qing) 向。19世紀後半期以來，中國邊疆的分離主義(yi) 運動之中，“現代化”因素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另一方麵，“現代化”的影響僅(jin) 及於(yu) 上層，深植邊疆非漢族群傳(chuan) 統文化中的亞(ya) 洲價(jia) 值傳(chuan) 統，仍有其巨大慣性；基層民眾(zhong) 較為(wei) 傳(chuan) 統的生活狀態，迫使其仍有必要維持與(yu) 漢人農(nong) 業(ye) 社會(hui) 的連結，這兩(liang) 個(ge) 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牽製邊疆離心傾(qing) 向的決(jue) 定性角色。

近年來，針對昆明、拉薩、喀什、迪化、伊寧、滿洲裏等地的城市史研究，顯示出這些城市在20世紀初期（或可稱之為(wei) ）“半殖民地現代化”的景象；對於(yu) 滇軍(jun) 、藏軍(jun) 等地方武裝的軍(jun) 事史研究，顯示出這些區域對於(yu) “現代化”的優(you) 先選擇，對於(yu) 土默特蒙古和東(dong) 北蒙古人中的“現代”教育的研究，也顯示出內(nei) 蒙古菁英觀念的巨變，這些都遠超出以往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刻板印象。在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56個(ge) “少數民族”中，朝鮮族的教育程度超越漢族名列第一，不能不追溯到日本扶持“滿洲國”過程中賦予朝鮮裔的角色。[17]

與(yu) 此相關(guan) ，從(cong)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60-70年代亞(ya) 非各國脫離殖民統治後，亞(ya) 非各國內(nei) 部又出現紛繁的“後殖民”現象，包括對殖民者和殖民意識型態的眷戀，都使得近代史研究有義(yi) 務針對“現代化”帶來的以“現代化”為(wei) 外觀的西方思想殖民做出深究。

八、“革命”與(yu) 邊疆政治、族群政治

在近代中國的邊疆政治、族群政治中，“革命”是另一形式的黏合劑。無論是清朝末年被賦予“現代”和“進步”意義(yi) 的“五族共和”主張，還是中國國民黨(dang) 的“民族革命”“民族自治”宣示，抑或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民族自決(jue) ”“民族平等”“民族解放”宣示，背後隱藏的終極目標，還是“全民族共同解放”。[18]

清末以來，“革命”成為(wei) 流行話語，邊疆與(yu) 非漢人群體(ti) 也未能免俗。“五族共和”作為(wei) 清末滿人的口號，暗含為(wei) 清朝的族群關(guan) 係體(ti) 係套上“進步”外觀的意圖。共和肇建，“五族共和”正好變身成為(wei) 共和的核心內(nei) 容，議會(hui) 政治則成為(wei) 陪襯；民國肇建，國民黨(dang) 拋棄了“驅除韃虜”的主張，但卻改尊扶持─同化─國民革命的新論述，並且逐漸將中華民族本身視為(wei) “國族”，也是民族解放的唯一主體(ti) ；共產(chan) 黨(dang) 認為(wei) “民族問題從(cong) 根本上說是階級問題”，將漢人被壓迫階級與(yu) 所有少數族群被壓迫階級連結在一起，最終以“階級革命”“階級解放”達成了“共同解放”。盡管“革命”話語替代了“民族”話語，其背後傳(chuan) 統的價(jia) 值依然存在。

清朝早已意識到族群政治資源的價(jia) 值，但它利用這一資源的方式，以傳(chuan) 統為(wei) 主，長期有效。直到清末，為(wei) 平息“新政”在邊疆引發的反彈，才為(wei) “五族”的政治結構加上“共和”的新冠冕；[19]北洋政府對族群政治的經驗，基本上承襲自清朝，但也敏感地嗅到威爾遜“民族自決(jue) ”主張對於(yu) 中國的價(jia) 值，立即將之與(yu) 整體(ti) 中國的去殖民化連結起來。相較之下，出身南方的國民黨(dang) 對於(yu) 族群政治和邊疆事務十分陌生，基本上無從(cong) 動員，直到抗戰，才因將整個(ge) 國家政治機構移往西部，意外地獲得了某些邊疆經驗，也需要動員西部的族群政治資源。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則在長征途中獲得與(yu) 少數族群密切接觸的空前經驗，對於(yu) 它在延安時期揭櫫有吸引力、可實踐的族群論述有莫大的幫助，更為(wei) 其於(yu) 建立國家政權後推動“民族識別”和“民族區域自治製度”兩(liang) 項族群政策奠定了基礎。

當然，我們(men) 必須承認，“革命”的話語帶有左派性質，它至少承認多元的存在與(yu) 價(jia) 值；但左派執政後，在革命理想上跳票，似乎也是曆史的常態。

九、戰爭(zheng) 與(yu) 邊疆政治、族群政治

戰爭(zheng) ，尤其是現代戰爭(zheng) ，是塑造“國族”認同的重要工具。從(cong) 16世紀末開始，中國的內(nei) 外戰爭(zheng) 幾乎都留下了外國勢力介入的印記。這一係列的戰爭(zheng) ，不僅(jin) 影響到了近代中國政治的核心內(nei) 容，也改變了包括漢人和非漢人族群在內(nei) 的王朝臣民與(yu) “中國”的關(guan) 係。

在中國近代史上，抗戰與(yu) 中華民族的形塑有著重大關(guan) 連。在這場規模空前的戰爭(zheng) 中，邊疆與(yu) 非漢少數族群第一次經曆生死與(yu) 共、命運相連的情境，開始共同推動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的論述。當然，這個(ge) 過程是曲折、複雜的。

伴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亞(ya) 洲國家紛紛脫離殖民宗主國的宰製，開啟轉型為(wei) 近代民族國家的進程。70年過去了，其中多數國家仍然陷於(yu) 國內(nei) 嚴(yan) 重的種族、宗教衝(chong) 突之中，難謂轉型成功。與(yu) 多數亞(ya) 洲國家相較，中國從(cong) 未完整淪為(wei) 單一列強的殖民地，但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提早遭受到出身亞(ya) 洲的新興(xing) 帝國──日本的侵略，這一不幸，使得中國人比其他亞(ya) 洲殖民地人民更早投入反抗帝國主義(yi) 和殖民主義(yi) 的鬥爭(zheng) ，將危機化為(wei) 轉機，恢複了被日本占領的國土，更從(cong) 思想、文化、政治、軍(jun) 事和經濟各個(ge) 角度加強了由各民族組成的國族──中華民族的認同和團結，構築起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

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占據中國東(dong) 北，進窺內(nei) 蒙古以至關(guan) 內(nei) ，即以“民族自決(jue) ”相號召，建立“滿洲國”，同時在“滿洲國”範圍內(nei) 運用“五族協和”的口號，動員非漢人族群，抵銷漢人反滿抗日的能量；其後，進一步發起扶持、操控內(nei) 蒙古自治、獨立運動；介入新疆穆斯林反抗漢人行動；並藉宗教聯係籠絡西藏。“七七”事變前後，日本鼓吹漢語穆斯林建國，在侵華戰爭(zheng) 中分化回漢關(guan) 係；並與(yu) 其盟國暹邏合作，試圖以“泛泰主義(yi) ”滲透廣西、雲(yun) 南；1941年，日軍(jun) 實施南進政策，占領中南半島，於(yu) 次年5月進占中國雲(yun) 南西部邊地。但是，由於(yu) 日本始終立足於(yu) 征服者的地位，對於(yu) 中國長久而複雜的族群政治史也缺少深入的理解，其高調動員並未在大部分中國少數族群間造成深度的影響，不足以全麵瓦解中國古代王朝長期延續和近代中國國族建構過程之下的國家政治結構。

在日本的軍(jun) 事與(yu) 政治威脅麵前，國民黨(dang) 領導的中國政府、地方政治勢力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等政治力量並未坐以待斃，他們(men) 也以各自的方式，展開對少數族群的動員。這樣的動員，在一定程度上，較為(wei) 貼近少數族群自身（包括族群意識和國家意識同步建構在內(nei) ）的民族化過程的節奏，較為(wei) 貼近少數族群對於(yu) 自身利益與(yu) 中國、日本之間利益關(guan) 係的切身感受，因而與(yu) 少數族群自發的抗日行動有所銜接，結成對抗日本軍(jun) 事、政治攻勢的共同陣線。從(cong) 包含“國族”與(yu) “族群”兩(liang) 重含意的“民族”角度來看，抗戰可被視為(wei) 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全民”動員的戰爭(zheng) 。

相較於(yu) 漢人聚居的內(nei) 地省分，邊疆和非漢人群體(ti) 與(yu) 抗戰之間，有更多超越軍(jun) 事層麵的連結。廣袤的西南、西北地區，從(cong) 荒遠落後的邊鄙一躍成為(wei) 接近國家政治核心的戰略、經濟、文化要地，步入以“邊疆開發”為(wei) 名目的近代化進程。盡管在這樣的進程背後隱藏著突發人為(wei) 因素下的不穩定突變，還隱藏著“國難”與(yu) “國難財”的道德衝(chong) 突；西南、西北邊疆的非漢人群體(ti) 更麵臨(lin) 在漢人的國族認同與(yu) 邊界另一側(ce) 血緣、文化近親(qin) 的國族認同之間做出選擇的嚴(yan) 峻考驗，[20]這些“邊鄙”之地無疑步入了近代中國文化、經濟、政治演進的共同軌道，當地人民與(yu) 內(nei) 地、沿海人民間的互動和相互了解也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漢人與(yu) 少數族群各方都創造性地延續、更新了曆史上的互動，“我們(men) 中國人”的觀念由抽象轉為(wei) 具體(ti)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互動、融合的過程中，少數族群主動、創造性地參與(yu) 其中的機會(hui) 和比例顯著提升，中華民族的包容力和凝聚力也隨之進一步提升。

抗日戰爭(zheng) 期間，國民黨(dang) 和國民政府的政治、軍(jun) 事實力不足，組織效能和動員能力不足，或者需要透過與(yu) 清末民初以來形成的地方軍(jun) 政勢力的利益交換，來編織黨(dang) 國的權力網絡；或者需要借用傳(chuan) 統資源，一定程度上感化、羈縻那些無法直接控製的政治勢力；或者，無法將少數群體(ti) 利益的論述與(yu) 中華民族國族論述作出有說服力的連結，隻能期待戰爭(zheng) 狀態下少數族群的利益與(yu) 國家整體(ti) 利益的權宜結合。這樣，間接麵對邊疆非漢少數族群，國民黨(dang) 未能充分激發民眾(zhong) 的國族意識，未能有效地將少數族群的政治資源轉化為(wei) 對自身的長期支持。但無論如何，國民政府麵對中國由古代王朝國家向近代民族國家的轉型過程，麵對這個(ge) 過程所遭遇的空前考驗，以艱難重建的政治軍(jun) 事機構，在能力範圍內(nei) 盡最大的努力汲取邊疆和少數族群的政治能量，未在困局麵前向強敵妥協，其曆史地位已然不可磨滅。

相較之下，共產(chan) 黨(dang) 於(yu) 抗戰期間在其“敵後根據地”內(nei) 展開真正意義(yi) 上的製度創新與(yu) 組織布建，動員民眾(zhong) ，充實黨(dang) 的基層組織，將黨(dang) 的力量深入到社會(hui) 的血脈中，弱化乃至消除了傳(chuan) 統宗族組織和鄉(xiang) 紳階層對地方的控製，造成社會(hui) 能量與(yu) 政治力量間的有效互動。中共透過與(yu) 少數族群民族自決(jue) 、民族解放論述和族群現實而具體(ti) 的利益巧妙接軌，將上述模式靈活應用到少數族群動員工作之上，將少數族群的政治資源轉化為(wei) 對自身的支持。

無論從(cong) 結果還是從(cong) 過程來看，日本針對中國少數族群所從(cong) 事的“工作”都歸於(yu) 失敗。究其原因，首要在於(yu) ，日本人並未在日本的利益與(yu) 漢人以外的中國少數族群人民的利益間做出有效連結；而盡管國民政府的動員力和影響，在某種程度上都小於(yu) 日本，甚至中共的動員力與(yu) 影響，但古代王朝中國的多元族群、多元文化遺產(chan) 、近代初步國族建構過程中龐大的慣性，都是阻礙日本與(yu) 中國少數族群之間建立共同立場的障礙，而列強等外來勢力的威脅，又催生出少數族群與(yu) 中國國家之間共同利益的紐帶。

在外國軍(jun) 事入侵麵前，少數族群在某種角度和一定程度上體(ti) 認到其利益與(yu) 中國國家或其他中國政治力量間利益的一致性，將為(wei) 桑梓、群體(ti) 的生存奮鬥與(yu) 奉獻國家連結起來，為(wei) 抗戰中的國家開辟了戰略縱深地帶和後方；為(wei) 被圍困的國家維持了通向盟邦和國際社會(hui) 的最後生命線；為(wei) 全民的奮戰提供了人力和物資保障；更重要的，瓦解了日本分裂、拆解中華民族的圖謀。同時，少數族群也藉由空前動員、參與(yu) 現代戰爭(zheng) 的經驗，提升了自身對現代社會(hui) 的適應力。

中日戰爭(zheng) 對於(yu) 近代中國的邊疆事務、國族整合，對於(yu) 中國的邊疆地區本身和少數族群，都造成了意外而巨大的影響。戰爭(zheng) 爆發前，日本威脅的步步加劇，已迫使國民政府調整其國族論述，同時向蒙、藏等族群的自治要求做出妥協，事實承認“五族”以外其他更弱勢少數族群的存在與(yu) 他們(men) 的政治權力。[21]戰爭(zheng) 爆發後，日本占領了中國東(dong) 部的政治、經濟核心地區，國民政府被迫遷移到偏遠多山，少數族群密集的西部。國民政府在西部重建了政治軍(jun) 事體(ti) 係，並意外獲得與(yu) 少數族群間密切接觸的空前經驗，[22]包括動員少數族群政治資源支援抗戰的需求和與(yu) 少數族群間互動模式的重新建構。中國的少數族群本身，也在嚴(yan) 格意義(yi) 上真正獲得與(yu) 漢人生死一體(ti) ，命運與(yu) 共的曆史經驗，在自覺或不自覺的族群意識之外，建立了中華民族意識的雛形，正麵推動了近代中國的國族建構、國家整合，以及境內(nei) 非漢人人群身分的“中國國民”化與(yu) “少數民族”化。內(nei) 蒙古人、維吾爾人、傣人等等由清朝的臣民轉為(wei) 中華民國的國民，又進一步轉變為(wei)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少數民族，是一類例子；中國東(dong) 北的朝鮮人由境外移民轉為(wei) “滿洲國國民”，再轉為(wei) 中華民國境內(nei) 的外國僑(qiao) 民，又進一步轉變為(wei)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少數民族，則是另外一類的例子。[23]

十、結語

討論邊疆政治、族群政治與(yu) 中國的近代轉型，不能不論及古代中國與(yu) 現代中國的主體(ti) 族群──漢人。毫無疑問，漢人與(yu) “中國”具有擴張的曆史，也有沙文主義(yi) 情結。我們(men) 不能認為(wei) 漢人在道德上是優(you) 越的。然而，農(nong) 耕定居的生活方式造成機動性和動員力的薄弱，使漢人和“中國”麵對遊牧威脅的時候，永遠隻能選擇守勢，“安定”是最高價(jia) 值，這一結構性限製，使得漢人發展出節製性的政治文化（“王道”）。這樣的價(jia) 值觀和政治文化，被出身邊疆，又身為(wei) 少數族群的滿洲統治集團奉為(wei) 圭臬，原因無他，滿人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差異在於(yu) ，滿洲統治集團從(cong) 元、明的曆史經驗中開拓出空前廣闊的視野，麵對西方迥異於(yu) 亞(ya) 洲傳(chuan) 統的政治製度和政治秩序，開創出新的包容性、整合性政治體(ti) 製，為(wei) 現代中國定型為(wei) 多元統一國家奠定了關(guan) 鍵基礎。

倒是漢人內(nei) 部的很多菁英，一直徘徊在傳(chuan) 統夷夏觀與(yu) 西方民族國家觀兩(liang) 極之間，或者在曆史論述中淡化乃至排除邊疆、少數族群在中國曆史與(yu) 世界曆史中的角色，將少數族群邊緣化、異己化；或者長期抱持漢人中心主義(yi) 的“同化”企圖，窄化了“中華民族”內(nei) 涵的擴展空間。這種傾(qing) 向與(yu) 20世紀以來在部分非漢族群中發展出來的民族主義(yi) 和分離意識有異曲同工之妙，皆與(yu) 中國近代轉型過程中在邊疆政治、族群政治方麵的製度創新和演進方向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