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傳統是人類社會四大文化傳統之一，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集體智慧的積澱，是中華民族無數往聖先賢曆史文化創造的成果和社會政治智慧的結晶。它是全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和精神財富。與別的文明形態相比，儒家傳統更具有強烈的入世精神和濟世情懷。以仁為本的理念、禮樂教化的社會功能、德主刑輔的治世策略、任德不任力的王道政治、內聖外王的人格理想等等，這一切都是我們今天建設現代民族國家和重塑國際政治體係不可或缺的資源，是我們進行曆史文化創造和社會政治建構的智慧之源。

 

儒家沒有狹隘利已的民族主義思想，而擁有以天下為已任的濟世情懷。“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種“天下為公”的胸懷及以“平天下”為已任的氣魄充分體現出儒家傳統的博大性與包容心。這種胸懷和氣魄具有超越民族超越國家的特征，這是一種“天下主義”的價值觀，而不是民族主義的價值觀。時下一些文人學者把儒家的天下主義情懷目為“華夏中心主義”，甚至譏為“文化夜郎主義”，這是對儒家傳統的誤解。同時，這恰恰是站在“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帶著“五•四”情結來觀照儒家傳統得出的結論，是脫離了具體的曆史環境而導致的語境錯置。我們不否認，在傳統儒家視域內的“天下”是極為有限的，由“中國”而幅射到周邊四夷。這種觀念的確具有地理學意義上的蒙昧性，這是前現代認知範式的局限，對此不能軻求古人。不獨中國如此，哥倫布以前的西方亦然如此。我們的祖先認為中國乃世界之中心，這不奇怪，諸夏在禮義文教方麵優於四夷是客觀事實。在前現代的地理學認知範式下，以華夏為中心明辨夷夏，確立“夷夏之辨”的義法，不與夷狄主中國，不可以夷變夏，這本身具有曆史進步的合理性。中國的“華夏中心主義”沒有用武力征服和掠奪周邊異族，曆史上對周邊少數民族的戰爭大凡都是自衛性的和反騷擾性的，始終以“懷柔”為主。事實上，千百年來的曆史證明，中國與周邊少數民族相處甚益，以“上國”自居也屬天經地儀。無論從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道義上中國都垂範於周邊民族，對周邊少數民族施以良好的影響，幫助他們“發展”和“進步”。“上國”不是自封的，而是別人擁戴的。今天的美利堅，昔日的大英帝國，有誰會主動地奉之為“上國”？又有誰會自願地千裏迢迢前往“朝謹”？這就是王道與霸道的區別。在今天，以天下為已任的儒家濟世情懷和以實現天下歸仁的大同盛世為目標的儒家王道政治是對治利益至上的極端民族主義和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價值基礎的霸道政治最為有效的資源。這是人類文化遺產寶庫中惟一的資源。重新闡發儒家傳統，複興儒家文化不隻是對中華民族，甚至對整個人類社會都有著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曆史意義。

 

至今為止，具有強烈入世精神和濟世情懷的飽含政治智慧的儒家傳統始終沒有能夠參與到中華民族的現代化建設中來，更沒有進入到國際政治生活領域。反而被西化論者目為現代化的障礙，必欲束之高閣，將其“博物館化”而後快。這是中華民族的遺憾，也是全人類的遺憾！然而，儒家傳統博大與厚重，其政治智慧的光茫是任何力量都無法遮掩的。儒家傳統必然以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參與到中華民族的現代化建設之中，參與到當今國際政治生活之中。以蔣慶先生為代表的中國大陸儒家承接慧命，繼往開來，本著繼往聖絕學，開萬世太平的氣魄和擔當精神，應應現代化，重開儒門，扒疏國故，闡釋經典，對話西學，讓我們看到了儒家傳統複興的曙光。尤其是蔣先生對政治儒學的發掘和創見更是讓儒家傳統的政治智慧光茫四射，使人們深切體會到儒家傳統對於中華民族的現代化建設具有重大的意義。

 

儒家民族主義是在這一曆史文化背景和時代背景中提出來的，是在中華民族的現代化建設對儒家傳統的價值需求和智慧需求的迫切性中提出來的，是在人類社會秩序的價值性危機和規則性危機之中提出來的。儒家沒有民族主義思想的資源，儒家傳統的價值和社會政治訴求也同民族主義不完全一致。但儒家傳統與民族主義的結合，無論對儒家傳統而言還是對民族主義而言都是一種合理的選擇。人類的現代化已成事實，國際政治格局及其規則也是客觀的曆史存在。惟有“入世”才能“轉世”，不入世，無以行道，“道”之不行，“世”何以轉？“道”不行，“世”不轉，則儒家的價值理想和政治訴求就不可能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得以落實，家國天下的關懷就會掛空。因此，積極入世，在現代民族國家的框架內參與曆史文化的創造是儒家的合理選擇。而民族主義是近現代政治思想史上眾多的“主義”中與儒家傳統具有同構性和親緣性的唯一的“主義”，所以，儒家傳統在現代政治環境中入世而與民族主義結合就成為現代中國的曆史必然。

 

儒家民族主義就是儒家傳統與民族主義的結合，它是以儒家傳統為價值基礎，以複興民族文化、創建“禮樂憲政”的現代王道政製為訴求的社會政治意識形態。一方麵，以儒家價值及其政治智慧整合民族資源，確保民族主義的實質性內容和建設性功能，另一方麵，以民族主義的模式將儒家價值和理想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進行落實。沒有儒家傳統的滋養，中國的民族主義就是非實質性的不成熟的不完善的民族主義，是與民族族性認同相疏離的，非理性的和工具性的民族主義。而沒有民族主義的現代政治運作模式，則儒家的價值和理想難以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尋找到更為恰當的落實方式。因此，儒家民族主義的誕生，既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內在需求，也是儒家進入現實社會政治生活的合理選擇。儒家傳統為民族主義提供價值基礎、學理支持、政治智慧，提供實質性內容及曆史文化的合法性，而民族主義則為儒家提供在現實政治環境中的可操作性模式。

 

儒家以仁為本的政治理念、以天下為已任的濟世情懷、任德不任力的王道政治思想決定了儒家的政治價值觀及其實現手段都帶有強烈的文化道德色彩和非暴力傾向。儒家的政治是聖人政治君子政治，是陽光下的政治。儒家把政治當作道德的實現過程而不僅僅是利益的實現過程。儒家傳統裏沒有現代西方的民族國家觀念，沒有以民族國家利益為至上訴求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古代中國也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梁漱溟先生稱之為“無兵之國”，兵隻是充當警察的職能。由於沒有國家利益的至上訴求，因而也就不存在國防意識和擴張意識，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意識，缺乏民族主義的所謂血性和愛國主義狂熱，猶如“一盤散沙”。從某種程度上講，傳統中國的“國家”是一個文化體和道德體，而不是一個利益體。這樣的國家麵對以利益訴求為目的的以現代軍事武裝起來的西方民族國家自然是不堪一擊。數千軍隊就可以在中華大地長驅直入，竭盡燒殺搶掠之能事，幾艘軍艦就可以讓當政者喪權辱國割地賠款。君子被強盜欺淩，道德被野蠻踐踏，天下主義的濟世情懷被民族利已主義的擴張打敗，王道的任德和寬容被霸道的暴力擊潰，這是中華民族的悲衰，也是全人類的悲哀，中華民族的恥辱也是全人類的恥辱！隨著民族壓迫的日趨強烈，中國的民族意識開始覺醒，民族“救亡”成為中國近現代曆史的主題。在西風東漸的過程中，知識分子們把民族危亡的責任推到了儒家傳統的身上，聖人成了殖民強盜的替罪羊，從而導致了近代以來全麵反傳統主義的猖獗和泛濫，中國從此走上了一條以敵為師的“民族主義”的道路。但中國的民族主義從它誕生伊始就存在著先天不足，充滿著無法克服和消解的內在矛盾，這種內在矛盾導致了近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扭曲的性格。但民族主義在中國近現代曆史上畢竟功不可沒，中國最終還是在原子彈的試暴聲中完成了“救亡”的曆史任務，以核大國的身份擠身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列，擺脫了“挨打”的局麵。然而，中華民族也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拋棄了民族文化傳統，導致了民族認同的危機，在“救亡”的曆史主題淡出後，中華民族的道德水準由於缺乏文化傳統的滋養而全線崩潰，中華民族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園，民族生命失去了安立之所。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無法提供倫理資源，民族傳統被拋棄，異教又因文化的隔賅而無法親和，中華民族陷入了強烈的精神危機與信仰危機之中，民族精神無法挺立，民族生命無所安立，中華民族成了精神上的遊魂，無所適從，再度論為一盤“散沙”——一盤精神上的“散沙”。中華民族從烏托邦的迷狂中剛剛清醒過來又陷入了偽世俗化的泥潭。“救亡”式的民族主義已經喪失了對民族資源的整合能力，中華民族的現代化進程嚴重受製於價值危機與政治合法性危機。民族主義回歸傳統，重新確立民族文化認同，從傳統中尋求價值資源與合法性基礎已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必然選擇。中華民族乃至整個人類最大的危機是“政治哲學的危機”，精神危機、價值危機、合法性危機、規則性危機、製度性危機，這一切都可以歸結為政治哲學的危機。而全人類的精神文化遺產寶庫中唯有儒家傳統能夠提供解決這一危機的資源。基督教與現代化同構而喪失批判功能，伊斯蘭教對現代化的態度是硬性的對抗，佛道出世不問政治，唯有儒家能提供對治、修正和糾偏現代化的資源。王道對治霸道，禮治補充法治，三重合法性替代一重合法性，政道治道的雙重權力製衡代替三權分離的單一治道製衡，科舉察舉薦舉補充單一的民主選舉，三院製代替兩院製，禮樂教化結合憲政治國等等，麵對災難深重的中華民和危機重重的人類社會，儒家以不忍人之心在曆經百難之後再度“入世”已成大勢所趨。儒家的再度“入世”與中國民族主義向傳統的回歸不期而遇，“儒家民族主義”便應運而生。繼近現代民族主義完成“救亡”的曆史任務之後，儒家民族主義將承擔起建設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曆史任務，承擔起重塑國際政治體係的曆史使命。

 

 

（一）、儒家民族主義是真正成熟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是中國近代以來在思想文化領域和社會政治領域最為活躍的思潮，是學術文化涉及最多又最缺乏深入研究的領域。作為一種“主義”，它在中國沒有自身的理論建構，缺乏完善的獨立的理論形態。中國的民族主義一直處於一種初始狀態，在百餘年的曆史變遷過程中始終沒有發育成熟。這種不成熟的民族主義一直被從根本上排除在社會政治建構和曆史文化創造的實踐之外。百餘年來，文化學術界也有不少研究民族主義的文章或學術著作問世。然而，這些研究要麽是零星的，要麽是片麵的局部的，要麽隔靴撓癢，要麽盲人摸象，始終缺乏對民族主義進行深入而係統的研究，更談不上創造性的闡發。導致這一結果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這一切對民族主義的研究和考察都呈現出一種“非民族主義”的立場和傾向。研究者大凡都是站在別的“主義”的立場上把中國的民族主義當作研究的對象來考察，他們都擁有各自的一整套從西方拿來的價值係統和言說係統。中國的民族主義在這種“非民族主義”立場的研究中被界定為一個外在的研究對象而缺乏對自身的建構。既沒有自己的價值基礎，也沒有自己的理論形態，更沒有自己獨立的社會理想和政治訴求。在中國百餘年民族救亡的曆史上甚至沒有誕生過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象模象樣的民族主義的政黨，也沒有脫穎過一個純正的民族主義的政治家或社會活動家。百餘年來，中國的民族主義隻是以一種非理性的情緒狀態或情感狀態彌散地寄生在其他“主義”之上，淪落為其它“主義”的附庸，變異為其他“主義”爭取合法性和進行社會政治動員的工具，從而使民族主義變成了一個可以任意張貼的標簽。“洋務維新”是民族主義，“嚴守祖宗成法”也是民族主義；“尊孔讀經”是民族主義，“打倒孔家店”也是民族主義；“扶清滅洋”稱民族主義，“驅除韃虜”也稱民族主義；反“西方中心”是民族主義，“全盤西化”也自封民族主義；有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有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極權政治的追隨者說自己是民族主義，民主鬥士們也稱自己是民族主義。在百年曆史折騰和喧鬧中，好象還沒有哪種“主義”不貼上民族主義的標簽，也沒有哪個“運動”和“革命”不打著民族主義的大旗，而且看上去仿佛都 沒什麽不合適的。從民族主義百年來的命運和境況看來，民族主義作為一種“主義”在中國並沒有真正的形成和完善，更沒有上升為一種獨立自足的社會意識形態。因而，我們可以說中國近現代的民族主義是一種不成熟的民族主義。這種不成熟的民族主義表現為一種原初狀態，僅僅體現為一種集體性的非理性衝動，既無實質性的內容，也沒有建設性的功能。所以，這種不成熟的初始的民族主義不具備曆史擔當能力，不具備從事曆史創造的能力。

 

民族主義是整合社會資源從事曆史文化創造的巨大力量源泉和最為有效的途徑。沒有成熟的民族主義的參與，一個民族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不可能實現；沒有成熟的民族主義的凝聚，一個民族無法結成一個整體；沒有成熟的民族主義的導引，一個民族國家的發展將會步入歧途。中國之所以至今仍然徘徊在現代民族國家的殿堂之外，就是因為沒有培育出成熟的民族主義使然。因此，培育和建構成熟的民族主義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首要條件，是中華民族複興的首要任務。這是中國思想界學術界麵臨的巨大的至關重要的課題。

 

那麽，什麽樣的民族主義才是成熟的民族主義？成熟的民族主義應該具備哪些特征？筆者認為，成熟的民族主義應該具備以下特征。

 

其一，必須從非理性狀態轉變為理性狀態

 

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在中華民族反西方殖民壓迫的曆史中形成的，它是民族危機的產物，是民族對抗的產物，這種民族主義是以“救亡”為基本訴求的，因而，呈現出強列的非理性色彩。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人們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來進行“理性”的思考，民族危機感和屈辱感經過文人學士的闡發和社會活動家政治家的宣傳鼓動，形成了強大的非理性的集體意識和情緒並產生了強大的曆史貫性。這種非理性的集體意識主導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情感一百多年，至今尚未消解，致使中國的民族主義始終無法衝破非理性的迷瘴，缺乏理性思考和實質性建構，因而也就不能脫離原初狀態正常生長和臻於成熟。無論是義和團式的排外，還是“全盤西化”的幻覺；也無論是歇斯抵裏的反叛傳統，還是“中國可以說‘不’”的矯揉造作，都是不成熟的民族主義的表現，都無助於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進程。要培育和建構成熟的民族主義就必須淡化民族主義的非理性色彩，讓民族主義從非理性狀態走向理性狀態。隻有這種基於理性建構的民族主義才能成為具有建設性的社會政治意識形態，才能把民族資源整合到健康正常的曆史軌道上來，才能獲得曆史創造的真正動力，從而有助於國家民族的現代化建設。

 

其二，必須從工具狀態過渡到實質性狀態，從寄生和附庸狀態過渡到獨立自足的狀態。

 

中國的民族主義由於始終處於原初狀態，呈現出強烈的非理性特征，沒有實質性的理性建構，獨立的價值基礎沒有得以確立，沒有自已獨立的政治訴求和社會理想以及相應的策略。同時，也沒有係統的學理支持，因而沒有形成自己獨立的理論形態，更無法進而成為社會意識形態。在中國百年來的曆史變遷過程中，民族主義僅僅作為一種集體情緒和情感被別的“主義”所利用，成為其獲取合法性的資源和進行社會政治動員的工具，淪為一切形形色色的“主義”的附庸，始終寄生在其他“主義”的肌體上。從洋務到維新，從“食古不化”到“全麵反傳統”，從“全盤西化”到“反西方中心”，從三民主義到社會主義，從改良到革命都無不假民族主義之名，行自己本“主義”之實。民族主義從來沒有自己獨立的理論形態和社會政治實踐，更沒有自己獨立的組織形態，始終沒有自主地、獨立地、能動地參與到中國的曆史創造之中。這是中國近現代民族主義的悲哀，也是中華民族的悲哀。中國的民族主義必須擺脫工具性的地位和附庸狀態，實現向實質性狀態的轉變，形成自己獨立自足的理論形態，確立自己獨立的價值基礎，明確自己獨立的社會政治訴求以及文化理想和經濟策略，拿出自己對國家民族的建設性構想。隻有這樣，中國的民族主義才能成為實質性的民族主義和成熟的民族主義。隻有實質性的民族主義才可能對國家民族的現代化進程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和正麵的建設性作用。

 

其三、必須從破壞性狀態走向建設性狀態

 

在中國近現代曆史上，就結果而論，民族主義常常是作為一種破壞性力量而不是建設性的力量對曆史產生影響和發生作用。由於中國民族主義的非理性傾向和工具性地位極容易被別的“主義”及其集團力量所利用，假民族主義之名行集團利益之私在中國近現代曆史上比比皆是。“泥古不化”者用它拒斥現代文明，“全盤西化”論者憑它否定民族自性；義和團用它“滅洋”，清王朝靠它排外；“五•四”學人用它圍剿傳統文化；革命黨人用它反對理性的漸進的改良；民族資本家籍此拒斥市場經濟；社會主義者靠他“砸爛舊世界”，並進行“大躍進”以圖“三年超英趕美”。民族主義就這樣一次次地被別的“主義”作了工具性的利用，常常充當作破壞性的角色，以其特有的“曆史合理性”給國家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隻有在國難當頭民族矛盾激劇凸顯的時候（如巴黎和會、抗日戰爭），這種破壞性的民族主義才體現出一種應急式的正麵功能。而一當現實政治危機消退，這種正麵功能也隨之淡出。由於其非實質性及非理性特征，導致了中國近現代民族主義缺乏穩定而恒久的理性建設功能。這種非建設性的民族主義不具備曆史擔當能力和曆史創造能力，不能把中國建設成為現代民族國家。中國的民族主義必須要從破壞性狀態走向建設性狀態，在逐步實現自身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完善性、自足性和係統性的基礎上拿出自己曆史文化和社會政治的建設性構想，積極自主地參與到曆史創造之中，參與到國家民族的現代化建設之中去。隻有這樣的民族主義才是成熟的民族主義。

 

第四，必須從與民族文化傳統相疏離的狀態回歸到與民族文化傳統相同一的狀態。

 

民族主義是建立在民族認同基礎上的社會政治意識形態，民族主義的實質性內容也必須是從本民族自身的傳統中生發出來。民族傳統與民族利益一樣都是民族主義最為重要的認同要素。民族傳統為民族主義提供曆史文化的合法性支持。因此，民族主義的價值基礎及其社會政治訴求和文化道德理想都必須與本民族的傳統保持高度的同一性。如果民族主義的實質性內容不能與本民族的傳統保持同一性，民族主義就會與民族傳統產生疏離，從而導致民族認同危機，出現無可化解的內在矛盾。這種有著內在矛盾和認同危機的民族主義缺乏民族傳統價值的導引和民族文化的滋養，是“無根的民族主義”（蔣慶先生語）。這種無根的民族主義得不到民族共同體成員的全部忠誠，不能挺立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不能產生強大恒久的凝聚力，不能很好地整合民族資源，因而就無法把中國建設成為現代民族國家。中國近現代民族主義是西方殖民壓迫的產物，是民族危機的產物，它的產生伴隨著對民族傳統的反叛，因而，中國近現代民族主義與民族傳統存在著嚴重的疏離。這種疏離狀態使中國近現代民族主義帶著劇烈的無可化解的內在矛盾，存在著強烈的民族認同危機。中國的民族主義要想把中國建設成為現代民族國家就必須回歸民族傳統，具體說來，就是要把以儒家傳統為主流的民族傳統作為大根大本，在民族文化傳統的本位立場上來確立其價值基礎並由此轉出自己的政治訴求和社會理想。隻有這樣，中國的民族主義才會走向成熟，才會對國家民族的現代化建設有所助益。

 

儒家民族主義是儒家傳統與民族主義相結合的社會政治意識形態，它以儒家傳統作為價值基礎，以實現“禮樂憲政”為表征的現代王道政治為訴求。無論從價值基礎還是從政治訴求抑或學理支持和政治智慧來觀照，儒家民族主義都有著獨立自足的實質性構成內容，具有強烈的理性色彩和建設性功能，有著數千年來無數往聖先賢結累起來的理論和實踐智慧。儒家傳統厚重而博大，它是中華民族自己的民族傳統，它能夠為民族主義提供一整套係統而完善的為全民族共同體成員所認同的價值體係以及由這一價值體係發用而成的政治意識形態、社會行為規範和政治製度架構。由儒家傳統所支持的民族主義與非理性的工具化的民族主義是不同的，中國近代以來的非理性的工具化的民族主義要麽沒有實質性的內容，要麽被別的“主義”借屍還魂式地填充進了非民族的甚至反民族性的內容。而儒家民族主義則是以民族認同為基礎，在民族文化傳統的本位立場上，應應現代化，吸納和對治西方現代文明，創造性地建構具有生機與活力的本民族的現代行為規範和製度架構，是完善而自足的社會政治意識形態。儒家民族主義不是簡單的“反西方主義”，也不是狹隘的民族利已主義，更不是逆現代化潮流而動的複古主義。強調民族認同，秉持民族文化價值的本位立場，吸納借鑒西方現代文明，創造性地建構超越西方的製度架構，這是儒家民族主義的基本性格和訴求。儒家民族主義是理性的、獨立自足的實質性的民族主義，是建設性的民族主義，是建立在民族認同基礎上的民族主義，因而它是成熟的民族主義。

 

（二）、儒家民族主義是嚴“義利之辨”的民族主義

 

西方民族主義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以民族國家的利益為最高訴求，因而它誕生伊始就帶著對異族他國的擴張性掠奪的內在衝動。其所奉行的是民族國家的利已主義，其價值基礎是社會達爾主義。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西方民族主義的曆史就是一部對異族他國的擴張掠奪史，尤其是對非西方世界。這種擴張和掠奪在前期表現為軍事入侵、武裝掠奪、殖民戰爭；後期則表現為技術壟斷、資本擴張、商業入侵、文化殖民。前期是顯性的暴力的擴張，後期是隱性的非暴力的擴張。無論是軍事擴張暴力掠奪抑或是資本擴張和文化殖民，其本質都是一樣的，那就是民族國家利益的訴求。為了本民族國家的利益，在前期，他們竭盡燒殺搶掠之能事，無惡不作，其展露出來的就是赤裸裸的殖民強盜的本質。在後期，他們壟斷技術，輸出資本，搶占市場，利用非西方世界謀求發展的心理，運用市場杠杆，掠奪性地開采非西方世界的資源；他們不惜破壞非西方世界的環境和生態，將高汙染高能耗產業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非西方世界；甚至將有毒廢料、核工業垃圾傾倒在非西方世界的青山綠水之中。而這一切，都是在他們製訂的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中“合理”地進行的。對於非西方世界而言，“發展”僅僅意味著永步西方的後塵。至於極少數非西方世界的“發達國家和地區”隻是一種例外，它們要麽擁有特殊的資源和條件，要麽有特殊的曆史背景和原因，要麽是西方在冷戰格局當中刻意培育出來的“戰略夥伴”。對絕大部分非西方國家而言，“落後”已然成為一種宿命。為了保障本民族國家的永久利益，西方世界還成立民族國家聯盟，實行強強聯手，優勢組合，共同扼製非西方世界的發展。人類社會就在這種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規則中步入了盛洪先生所謂的“戰國時代”。西方主導的這種社會達爾主義的價值觀和民族利已主義的遊戲規則給人類帶來了極大的災難，人類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民族仇恨、國家衝突、種族屠殺、貧富分化、戰爭破壞、核子威脅、資源枯竭、環境破壞、生態危機、精神危機等等，這一切都是西方民族主義的利已主義原則導致的惡果。在人類近現代曆史上，西方民族主義的具體曆史表現形態就是殖民主義、沙文主義、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資本擴張主義、文化殖民主義。隻有在具體曆史表現形態中我們才能真正看清楚西方民族主義的最為本真的一麵，那就是永恒的利益，至高無上的利益！“隻有永遠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朋友”，在西方民族主義的視域內，民族是利益體，國家是利益體，異族他國是掠奪的對象，夥伴和朋友也隻是利用的對象。製度與規則服務於利益，服從於利益。利益才是這個社會的原動力，是這個世界的第一推動力。人們為利益而生，為利益而死；為利益而戰，為利益而和。民族與國家，社會與政治均為利益所主宰。為了利益，什麽事都可以做，做什麽事都是為了利益。

 

不難看出，如果讓西方民族主義的利益至上原則和民族利已主義原則長期主導人類社會政治生活，人類將無法自撥於相互掠奪相互仇視的泥潭，無法走出“戰國時代”而真正的和平共處與和諧共處，最終必然在相互仇視與屠殺中走向毀滅。人類要想擺脫災難與毀滅，惟一的出路就是放棄民族主義的利益至上原則，放棄民族利已主義原則，放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遊戲規則，用儒家“義利之辨”的義法取而代之。要在“義利之辨”的義法基礎上重新確立民族主義的價值觀和利益觀及其規則。儒家“義利之辨”的義法是聖人對利益的洞悉和把握的智慧，是我們觀照利益和實現利益時必須遵循的大原則。其要旨如下：第一、肯認利益的有限合理性，不肯認利益的無限合理性。第二、承認利益的相對合法性，不承認利益的絕對合法性。第三、利益是否合理合法以是否合於“義”的標準來判斷。第四、即使是合理合法的利益，其實現手段也是要受限製的。

 

 “合於義則取，不合於義則不取”，“有所取，有所不取”。為了利益不能不擇手段，必須取之有道。要確立利益競爭的道義原則和行為準則，在“義利之辨”的義法之下製訂國際法律法規，形成國際貫例，成立強有力的有效的相關仲裁機構嚴格執行和貫徹實施。如：保護環境、合理地有節製地開采利用資源、徹底銷毀核武器、杜絕使用暴力手段、縮小貧富差距、加強對落後民族國家的援助力度、尊重民族文化傳統與習俗、尊重人權等等，這些都是人類社會生活中一切民族國家和社會集團力量在實現利益的時候必須遵循的大原則。純碎放棄對利益的追求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現實的，而不對利益及其實現過程和手段進行製約和規範那也是可怕的。惟有嚴明“義利之辨”，並在此基礎上確保人類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實現，才能使人類共同繁榮共同進步，才能在人類世界形成和平和諧的國際秩序。這就是儒家民族主義的利益觀。因而我們說儒家民族主義是嚴“義利之辨”的民族主義。隻有放棄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放棄狹隘的民族利已主義的原則，奉行“義利之辨”的義法，對民族國家的利益訴求進行規範和約束，在嚴明“義利之辨“的義法基礎上，確立人類社會共同的“義”的標準並逐步形成和完善相應的民族國家的行為規範和國際貫例。同時，成立強有力的有效的義法仲裁機構，在國際事務中把“義利之辨”的義法落到實處。惟有如此，人類社會才會真正地走出“戰國時代”，放棄彼此間的仇恨和傷害，放棄對自然及異族他國的掠奪，實現真正的和諧共處——與自然的及異族的和諧共處。此即是儒家王道政治的理想境界，參通天地人，一以貫之，與天地和諧共處，與人和諧共處，此所謂太和之境，大同之世矣。惟有徹底拋棄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拋棄民族利已主義的原則，拋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價值觀與遊戲規則，人類社會才能根除霸道，永別戰爭，才能建立良好的健康的國際秩序，實現永恒的和平與和諧。

 

（三）、儒家民族主義是非暴力的民族主義

 

隨著中國的發展及綜合國力的增強，西方世界已開始惴惴不安。“中國威脅論”已經出籠，“遏止中國”的言論盛囂塵上。認為中國這頭睡獅已經醒來，可能為西方世界帶來“黃禍”。亨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還虛擬了一個“儒教中國”，並一廂情願地認為這個“儒教中國”和伊斯蘭世界聯合起來將對西方世界產生極大的威脅。

 

西方世界的這種心態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情理之中的。但無論是“中國威脅”論也好還是“文明衝突”論也罷，這都是一種主觀的一廂情願的臆測，是對中國現實政治和中國儒家傳統的雙重誤解和無知，是按西方民族主義的利益至上原則和擴張掠奪本能的邏輯推演出來的結論，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首先，現實中國是“社會主義中國”而不是“儒教中國”。社會主義是西方泊來品，因而現實中國實質上是一個西化的中國而絕不是“儒教中國”。社會主義中國是共產黨集體統治下的中國，其立國之本是泊自西方的馬列主義，而非儒家傳統，其政治意識形態裏麵還擁有反儒家傳統的基因。這樣的國家如何能稱得上是“儒教中國”呢？此風馬牛不相及也！現實中國名稱上是“共和國”，乍一看，是個“現代民族國家”，但仔細一分析，才知道它既不是一個“現代”國家，也不是一個“民族”國家，它隻不過是存在於現代民族國家體係中的一個“前現代”範式的“政黨國家”。它沒有實現政治現代化，沒有建立以人權保障為目標的現代民主製度架構，沒有經過政治現代化的洗禮，仍是一個前現代範式的統治型的國家，僅僅是統治者由傳統君主製國家的一家一姓變成了政黨集體。傳統君主製國家是“家天下”，現實中國則是“黨天下”，傳統君主製中國的國家是“個體所有製”，現實中國的國家則是“集體所有製”。無論是“個體所有製”的國家還是“集體所有製”的國家，從本質上看，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這樣的國家都是統治型的國家，國家歸統治者所有，國即是統治者的“家”，統治者是國的所有者和“主人”，自然也是國家利益的代表和擁有者。被統治者隻是小民，是統治的對象。因而，在現實中國，執政黨與民眾的關係實質上同君主與“小民”的關係是一樣的，沒什麽根本的區別。由於國家被統治者據為已有，“公民”是沒有參與國家事務的權利和資格的。在這樣的統治型國家中，“公民”作為政治主體的有效性不能確立，即西方所謂“公民權”得不到保障，政治與國家事務是統治者的事情，所謂“肉食者謀之”，與民眾無關。這樣的國家存在著嚴重的國家認同危機，國家得不到全體公民的全部忠誠，這種黨國一體黨政一體的統治型國家，愛國主義必然遭遇尷尬，因為愛國就等同於“愛黨”、“愛社會主義”。這樣的統治型的國家實質上是一個前現代範式的國家，雖名之曰“共和國”，但仍不能稱之為現代國家。同時，由於其背棄民族傳統，以西方馬列主義為立國之本，這樣國家又與民族傳統相疏離，帶有強烈的民族認同危機，得不到民族共同體成員的忠誠。因而，這樣的國家既缺乏現代國家主義意義上的整合力又缺乏民族主義意義上的凝聚力。在其自身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淡出後，現實中國處於深層的合法性危機之中，已經喪失了整合國家民族資源的力量。這樣的國家是虛脫的，不能經風曆雨，在危機和困難時，民眾不會付之以忠誠，不會與之共進退同患難。這種國家，它的首要訴求既不是民族利益，也不是國家利益，而是統治者集團自身的利益。而要維護統治者自身的利益，統治地位的鞏固是首先條件，因而“穩定”是壓倒一切的最高目標和價值。“江山都沒有了，我們還要改革做什麽？”此話可謂一語道破天機。象這樣的國家，其治國之道大體是：“外鬆內緊”，對外軟弱對內強硬，與美國等正好相反。西方民族國家大凡都是對外強硬，為了民族國家的利不惜使用一切手段，或暴力的或非暴力的；對內則實行民主，保障人權，“自由博愛”。而這種前現代範式的統治型國家，則正好相反，對內異常的強硬，為了維護統治地位可以不惜使用一切手段，或暴力的或非暴力的，而對外則大抵奉行妥協退讓的不作為政策，因為他們深知洋人要的僅僅是利益而不是他們的統治地位，所以“寧贈友邦，不予家奴”。隻要能換取統治地位的穩固，民族利益國家利益都是可以出賣的。款是可以賠的，地是可以割的，公主是可以嫁的，大使館是可以炸的，華僑也是可以傷害和汙辱的。象這樣的國家，西方世界何懼之有？這是“中國威脅”論者對中國政治和現實的誤解和無知。此其一也。

 

其二、“儒教中國”就目前而論實為虛擬。儒家傳統至今被絕大部分中國人目為中國現代化的障礙和民族危機的罪人而被排斥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之外。即使中國民族文化的複興實現了，真正的“儒教中國”誕生了，西方世界更是大可不必感到“威脅”。儒家傳統以仁為本，以天下為已任，奉行的是任德不任力的王道政治。倡導的是禮樂教化，不以狹隘的民族國家利益為至上而以文化道德的實現為目標，以和諧共處的大同盛世為理想，其文化基因裏先天缺失暴力因素，更不具備擴張性格。當然，話又說回來，儒家王道政治的理想也並非是靠一廂情願的軟弱的說教就能實現的，王道本身也是強有力的，王道的實現是以實力作為後盾的。王道不“任力”，隻是說不以“力”服人而以“德”服人，“任德”也不是無“力”，而是有“力”不亂用。沒有“力”的保證，王道在實現過程中就無以對治霸道。霸道絕不會心甘情願地服於王道，必須是在王道本身的道義垂範之下，在王道強大的實力保證之下，霸道才可能服於王道。這就好比君子與強盜，君子碰到強盜，如果無力則被強盜痛打一頓洗劫一空，說教是沒有用的，反而被強盜譏為迂腐。在此，君子選擇有三，一是繼續軟弱仍做君子，結果是仍被痛打洗劫。其二是君子變成強盜，這不光可以自保還可欺淩別人，此為君子所不齒。其三，變成比強盜更勇猛的君子，不僅不挨打被劫，而且還可以製服強盜繼而教化強盜，使民風歸厚，天下歸仁。正所謂仁者必有勇，勇者必懷仁，此王道之謂也。

 

儒家民族主義是奉行王道的民族主義，是非暴力的民族主義，但卻也是有實力的民族主義。如果西方民族國家仍然不肯放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價值觀和遊戲規則，仍然堅持民族國家利益至高無上的原則，不守“義利之辨”的義法，不規範約束和節製自己的民族利已主義行為，堅持以掠奪擴張為能事，那麽我們可以堅定地說，儒家民族主義及“儒教中國”對他們的確是有“威脅”的。因為儒家民族主義和“儒教中國”絕不會對不道義的行為和不守“義利之辨”的行為視而不見充耳而聞，王道也絕不會任霸道流行於世而不對治之幹預之。儒家既以天下為已任，以濟世為已懷，就必然要維護民族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維護人類社會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要在自己的國家內進而在全人類實現“天下歸仁”的萬世太平的理想。儒家民族主義的終極理想就是要在全人類消除民族主義，實現天下主義，消除民族利已主義和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及其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規則，建立永久和諧的良好的人類社會的新秩序。

 

 

（一）、現代民族國家的實質

 

現代民族國家是西方現代化的產物，是西方政治現代化的結果。它是在對教權的反叛和對王權的反叛過程中形成的。在中世紀以前的歐洲，古希臘人和羅馬人很早就建立了國家，但都不是近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古希臘所建立的大都是城邦國家，如雅典、斯巴達；而羅馬人所建立的共和國也隻是一個鬆散的共同體係。在中世紀，基督教會統治著歐洲，羅馬教皇成為整個基督教世界的實際上的君主。整個基督教世界隻知信仰上帝，忠誠於教會，而沒有國家的觀念。因而，中世紀的歐洲實際上是一個基督教的“宗教共同體”。一直到中世紀晚期，隨著文藝複興運動的產生，統一的基督教世界逐步瓦解，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市民社會的形成過程中，擺脫封建束縛，實現自由貿易，加強王權，建立集權的民族國家成為曆史發展的內在要求，從而在歐洲普遍形成了以一個民族為基礎的或以一個較大的民族為主體組成的君主政體的民族國家。由此可見，西方近代民族國家是在對中世紀基督教教權的反叛過程中形成的。它的形成標誌著王權對教權的勝利，標誌著君主製政體的確立。這樣的國家是以一個民族為基礎或以一個較大的民族為主體建立的，而且，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文化背景，即基督教文明的傳統，因此，這樣的國家有著強烈的文化認同和民族意識。這樣的國家是實實在在的，實質性的“民族國家”。國家與其民族及民族文化傳統之間不存在疏離，國家認同即民族認同，國家利益即民族利益，國家與民族同構，與民族文化傳統保持同一性。西方民族主義思想和愛國主義精神也因此得以形成。這是西方民族國家形成的第一階段，通稱為“王權階段”，這一階段以民族國家的形成和君主製的確立為標誌。但這一階段的國家隻能叫做“民族國家”而不能稱為“現代國家”。

 

西方現代國家的形成是在啟蒙運動以後。西方民族主義吸納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思想，高揚“理性”、“人權”的大旗，認為國家必須是理性建構的產物，必須以保障人權為價值目的，民族國家必須是民主國家。強調以理性取代神聖性，以民意的合法性取代君權的神聖合法性，以人權巔覆王權。民族主義在國家內部策略上與民主主義合流，共同建立了西方“現代”民族國家，或稱理性國家，落實了以人權為價值的現代民主製度架構。這種理性國家及其民主製度為個人權力的實現提供了保障。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它才被稱為“現代”國家。“現代”國家以民主製度的確立和個人權利的實現為標誌。

 

在“民族”國家中，每個人作為文化主體和族性主體的有效性得以確立，其族性認同和文化認同得以保證，每個人都是文化共同體和族性共同體的成員。在這樣的共同體內，文化傳統與族性特征相同一，人們對民族的認同與對文化的認同沒有內在的矛盾性與疏離感，這樣的“民族國家”擁有強大的凝聚力與整合力，能夠得每個成員的忠誠。而在“現代”國家裏由於民主製度的確立，每個公民作為政治主體的有效性得以保障，每個公民都能夠積極主動地參與到社會政治生活當中，其權利得到製度性的實現和保障，每個公民都是法定的國家的主人，對每個公民來說，國家都是“自己的”。國家與個人，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高度一體化，國家主權直接關涉到個人權利。因而，“現代”國家能夠把全體公民有效整合起來，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把全體公民凝聚在一起，能夠獲得全體公民的全部忠誠。對人權的保障，對國家的理性建構及民主製度的確立是西方政治現代化的標誌，也是一切“現代”國家的標誌。沒有實現政治民主化的國家，沒有人權保障的國家不能稱為“現代”國家。

 

“現代民族國家”是“民族”國家與“現代”國家的結合，是國家的民族性與現代性的綜合實現的結果，它既是“民族”的，也是“現代”的，對本民族文化傳統的認同，族性特征的保持以及民主製度確立，人權的保障是它的標誌。這一標誌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是“現代民族國家”的標準。

 

（二）、今天的中國不是“現代民族國家”

 

現代國際政治體係的建立是以主權國家為基本單元的。主權、疆界、人口是主權國家的三大構成要素。而種族、血緣、文化、曆史、信仰、習俗等民族國家的構成要素對主權國家而言卻不是必要性的構成要素。對於西方現代國家而言，其國家既是“主權國家”也是“民族國家。”其稱“民族國家”時，表示其國家是以一個民族或以一個較大的民族為主體建構起來的，這裏包函著對民族性的認同，也就是說，種族、血緣、文化、曆史、信仰、習俗等已經成為其國家的實質性的構成要素，因而其國家才稱為“民族國家”。其稱“主權國家”時，僅表示在國際政治體係中對其國家的權益界定。因此，對西方現代國家而言，“民族國家”即是“主權國家”，國家主義即是民族主義，其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相一致，不會產生疏離。國家認同即是對國家主權的認同，民族認同則是對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其中包括對本民族的曆史文化、宗教信仰、價值觀念、審美特征、生活習俗等要素的認同。西方現代國家的形成是西方文明發展演進的內在結果，是“原生型”的，國家與民族及民族文化傳統具有同構性。而中國的“主權國家”是在反殖民壓迫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它是民族“救亡”的產物，不是中華文明自身發展演進的曆史邏輯結果。由於特殊的曆史背景，中國的“主權國家”的建立伴生著反民族文化傳統的思想和情緒。這樣的國家具有反民族性的特征，其誕生伊始就帶著強烈的民族認同危機，本民族的曆史文化、宗教信仰、價值觀念、審美特征、生活習俗等等都是其反叛的對象，都不能成為其國家構成的要素。國家與民族及民族文化傳統相疏離。我們隻能稱其為“主權國家”，而不能稱其為“民族國家”。

 

中國現代民族國家意識起源於近代思想家梁啟超。戊戍變法失敗後，梁啟超亡命海外，旅居美國、日本等國家。這期間，他博覽西學，考察西方國情，看到了西方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所表現出來的巨大力量，於是他開始思考民族國家的問題。他發自內心地感歎：“中國最急者，民族建國問題而已”。認為“今日欲救中國別無他術焉，亦先建設一民族主義國家而已。”（《飲冰室合集》之十）。梁啟超的民族國家思想隻是一種民族國家的初始意識，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國的民族國家思想才有了一定的係統性和完整性。孫中山公開提出了“民族”與“民權”的思想，“民族”與“民權”恰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兩個本質特征。同時，孫中山還將“民族”、“民權”的現代民族國家思想納入到了由“軍政”到“訓政”到“憲政”的政治實踐中來加以落實。孫中山先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係統闡釋民族國家思想並躬身實踐的第一人。可遺憾的是，中華民國誕生伊始就內憂外患，戰亂不斷，孫先生及其後繼者都未能把中國建設成為現代民族國家。最後，在孤懸海外的台島，經國民黨第三代第四代的努力才落實了憲政理想。但畢竟“偏安”一隅，而民進黨人執政後即奉行“台獨”政策，置民族大義於不顧，此中華民族之憾事矣！

 

而大陸中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馬列主義立國，實行集權政治，繼承“五•四”反傳統主義思想，利用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力，對民族傳統文化實施了毀滅性的打擊和生態性的破壞，民族文化傳統在“反封建”的政治運動中，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遭受了前無古人後恐怕也無來者的滅頂之災。政治權力的反民族傳統主義匯同政治意識形態的共產國際主義，徹底摧毀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和民族認同，加之無神論的唯物主義意識形態學說對國民的洗腦式教育，把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和精神家園蕩滌得無影無蹤。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和公共生活疏離民族文化傳統提供的神聖性，失去民族文化傳統及其神聖性的關照和滋養，再加上政治意識形態提供的偽倫理偽道德的貫輸，中國人被塑造成了沒有文化性，沒有民族性，沒有神聖性的可悲的人格。中國人作為民族文化主體的有效性沒有得以確立，民族身份缺乏實質性的族性特征的支持，中華民族陷入了強烈的文化認同危機和族性認同危機之中。國家與民族相疏離，與民族文化傳統相疏離，中國人變成了文化和精神上的無根的遊魂，中華民族的民族生命無所安立。由此可見，以馬列主義為立國之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以夷變夏”的國家，沒有曆史文化的合法性，疏離於中華民族的族性特征和民族文化傳統，因而，它不是一個“民族”國家。這種“非民族”的國家，由於存在著強烈的曆史文化的合法性危機，因而得不到民族共同體成員的忠誠，不能有效整合民族資源。

 

同時，由於共產黨實行的是集權政治，現代民主製度在中國的現實政治生活中沒有得以落實，對人權的實現和保障沒有成為政治的價值基礎，公民作為政治主體的有效性沒有得到製度性確立，不能夠有效地自主地能動地參與社會政治生活。這樣的國家不是“理性建構”的國家，沒有經過政治現代化的洗禮，因而不是一個“現代”國家，而隻是一個“統治型”的前現代範式的國家。執政黨集團與民眾的關係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這種國家的基本訴求是統治者的集團利益，而不是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更不是民眾的利益。而要保障統治者的利益首先就要確保統治地位的穩固，“穩定壓倒一切”，此話可謂一針見血。至於別的，都是不傷大雅的事情。落後也好，進步也好都無所謂，無論你是誰，隻要你不訴求我的政權，不危及我的統治地位，你幹什麽我都可以容忍。割兩個城市，劃幾片租界，賠點銀子，甚至你炸一炸我的使館，傷害一下我的僑民都無關痛癢，而且我還顯得很“大度”，但你要“幹預內政”，哪怕是幾句話，我都要“嚴正抗議”甚或拚命。中國的政治家和準政治家們都深黯此道，無論是激進的抑或保守的，改良的抑或革命的，專製的抑或民主的，都是為“江山”而來。隻要能奪取“江山”，“主義”可以拋，人格也可以丟，朋友也可賣，敵人也可以“團結”。

 

數千年以來，主導中國政治生活的一個最為深層和本質的規則就是這種我們稱之為“草寇主義”的思想。在這種“草寇主義”思想的支配下，政治被定位成“打江山”“坐江山”、“打天下”“坐天下”。正所謂“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政治生活有如“中原逐鹿”，誰逮著就歸誰所有，就歸誰享用。“打江山”隻為“坐江山”而來，別的都是等而下之的。自古以來，“謀反”乃百罪之首，“窺竊神器”是為大逆不道，是要滅九族的。因“江山”，父子為之反目，手足為之相殘，而況他人乎？為爭天下為坐江山人們不擇手段，無論是暴力的還是非暴力的，無不使用得淋漓盡致。政客們、官僚們、太監們、形形色色的人們為此上演了豐富多彩的鬧劇。正因為如此，儒家始終堅持亂世隱而治世顯，有道則顯，無道則隱。實為避“草寇主義”而遠之。

 

由於草冠主義的根深蒂固，近代以來，中國多次喪失了嬗變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曆史機會。由於不願放棄統治的絕對權利，西太後扼殺了戊戌變法；由於個人及政黨的權力訴求，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摧毀了清末新政，“二次革命”又瓦解了袁世凱的“君主立憲”；也是由於政黨集團的權力訴求，共產黨擊敗國民黨，廢棄了“三民主義”和憲政理想而以馬列主義立國；由於個人的權力訴求，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擊敗了“走資派”，大大推遲了改革開放的進程；由於政黨權利訴求，鄧小平“揮淚斬馬謖”，斷送了中共的政體改革扼殺了中國的民運力量。“草寇主義”情結，讓政黨、宗派及個人在權利訴求過程中置民族大義於不顧，為一已之私，不惜犧牲民族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導致了百餘年來在關鍵性的曆史選擇中，中國一次次地錯失良機，政治家和政客們作了一次比一次糟糕的曆史選擇，讓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曆盡坎坷和磨難，艱難地走了一百餘年，至今尚未步入現代民族國家的行列。以至於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然沿襲著“爭天下”“坐江山”的“草寇主義”的根性，仍重複著“統治”與“被統治”的前現代範式的政治遊戲。

 

在“草寇主義”猖獗的統治型國家中，國家政權被當作個人與集團的私利而成為競相獵取的對象。這樣的國家裏，政治權力的更替處於一種無緒的無規則的狀態，不能在和平的正常的狀況下進行，隻能靠陰謀詭計、宮庭政變或大規模的群眾暴力運動。治亂交替，循環往返，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這樣的國家裏，統治者成為國家的“主人”，國家成為統治者的私產，民眾是統治的對象，沒有參與政治生活與國家事務的資格和權力。今日之中國雖名之曰“共和國”，起了一個現代國家的名字，但仍是一個前現代範式的統治型的國家，中國的“公民”並沒有實質性的參政議政的權力和機會，公民權沒有製度性的保障。國家成為執政黨集團的私產，國家事務與公民無關。因而，這樣的國家，存在著強烈的國家認同危機。國家得不到民眾的忠誠，愛國主義處於尷尬的境況。正如顧炎武所言：“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這就難怪，洋人和朝庭打仗，老百姓看熱鬧；朝庭殺革命黨，老百姓也看熱鬧。因為這是“獵鹿者”的事，“肉食者”的事，與百姓何幹？魯迅們雖然為此痛心疾首，但這能怪民眾嗎？說什麽“民族劣恨性”，說什麽中國人是“散沙”，這都是隻知其表未知其裏，是對中國人及中華民族的刻意醜化。試想想，你平常蹂躪我搜刮我，你遇到危機時還要我為你付出忠誠替你賣命，這是什麽狗屁邏輯？按列寧的話講，這個時候“愛國”就是“愛你的枷鎖”。隻要統治者們放棄對國家的私產式占有，隻要中國人的公民權參政權能得到真正的保障，我們相信國家會得到國民的忠誠。中華民族也絕不會有什麽“劣根性”，中國人也絕不會是一盤“散沙”。

 

“草寇主義”的情結象一隻惡魔一樣張著血盆大口貪婪地吞食著中華民族的政治智慧和曆史契機。不徹底肅清“草寇主義”的思想，中國的政治就難見天日，永無希望；不斬斷“草寇主義”的劣根，中國就不能實現政治現代化，就永遠不能成為真正實質性的現代民族國家。

 

（三）、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不能把中國建設成為現代民族國家

 

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是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立國之本。它以維護個人自由，實現和保障個人權利為價值基礎，以建立健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實現憲政民主製為訴求，是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社會政治意識形態。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是全球化進程的主導力量。但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擁有數千年曆史文化積澱的泱泱大國而言，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卻不能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

 

首先，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所主導的西方政治的現代化是西方文明演進發展的內在要求，是西方曆史文化發展的內在的邏輯結果。這種現代化是“生成性”的，是“原生性”的，這種現代化與其民族文化傳統保持著同一性。社會政治的演進與民族文化傳統沒有產生疏離，社會政治的現代化並沒有導致民族文化傳統的認同危機，因而其社會政治秩序不會產生曆史文化的合法性危機。故此，西方政治現代化後形成的國家是“民族”國家。同時，由於這樣的國家以自由、民主、人權為立國之本，憲政民主製度得以落實和安排，因而它也是“現代”國家。西方現代民族國家同時具備了“現代性”特征和“民族性”特征，故此稱之曰“現代民族國家”。而對於非西方世界的中國而言，其文化背景、曆史沿革與族性特征同西方世界相比都存在著巨大差異。這種差異性是中華民族有別於西方民族，中國文化有別於西方文化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國之所以成為中國的根本性所在。正因為如此，民族文化傳統才被視為民族之“根”。如果不留住這個“根”，純粹以西方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作為中國的立國之本，無視文明的差異性及本民族的族性特征，那麽，就隻能將中國建設為一個“非民族”的國家，一個“非驢非馬”的以夷變夏的國家。如是，則中華民族必將失去獨特的民族自性和獨立的民族品格。在這種“非民族”的國家中會出現民族認同的危機及文化認同的危機，而這種民族認同危機及文化認同危機又將導致民族精神因缺乏實質性的內容和價值基礎而無法挺立。民族精神無法挺立則民族的凝聚力就無法產生，民族資源將得不到有效的整合，社會政治秩序就會陷入強烈的曆史文化的合法性危機之中，國家將得不到民族共同體成員的全部忠誠，民族生命無所安立，十多億中國人就會變成精神上的遊魂而無所歸依。

 

由於中國對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認同是在“救亡”的特殊曆史條件下作出的非理性的選擇，因而，這種中國版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伴生著強烈的文化虛無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思想，先天性地帶有反傳統反民族性的基因。這種中國版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在社會政治實踐中，很容易將自由民主的理念作簡單化的非曆史的詮釋和口號式的理解。中國的自由民主主義者們無視中國的具體國情和民族文化背景，不對西方自由民主主義作曆史的分析和適情的取舍，不作創造性的建構，而僅僅是停留在反傳統反現實的情緒化層麵和照搬“拿來”的簡單化層麵，並匯同平民主義及遮民主義甚或草寇主義思想，對國家民族的現代化進程產生了巨大的負麵影響。為此，一些眼光獨到運思深邃的思想者和學者認為對中國而言，“自由”、“民主”將會“禍國鞅民”，這是不無道理的。假自由主義之名行平民暴政之實，假民主之名行草寇主義之實，這對於國家民族而言，將是莫大的災難。中華民族再也經不起折騰，中國再也不能錯失發展的曆史契機。

 

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是西方現代政治的價值基礎，是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標誌，其對個人自由的保護和對人權的高揚是偉大而崇高的，其理念所發用出來的憲政民主製度閃耀著西方民族政治智慧的光芒，其權力製衡的理念則更是透顯出對權力的腐敗性和負麵作用的見解的精辟。這一切，都是中國的政治現代化建設所必須吸納和借鑒的。但是，我們對西方現代政治資源的吸納和借鑒必須建立在以本民族的文化傳統為大根大本的基礎上。如果自斷民族之“根”，那麽，對西方現代政治資源的吸納和借鑒就將成為一張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沒有了民族之“根”，自由民主的價值就無法嫁接中華民族的生命之樹，自由民主的理念將無法在中華大地生長壯大，開花結果。一片文化的廢墟和荒漠上是無法移植自由民主的大樹的。

中國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伴生著反民族傳統的思想和情緒，自斷民族之“根”，將把中國推向民族認同的危機之中，無以挺立中國的民族精神，無以整合民族資源，無以產生強大的民族凝聚力，無法得到民族成員的全部忠誠，同時他們也無法將自由民主的理念在中華大地落實為適情的製度安排。因而，中國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不能把中國建設成為現代民族國家。

 

（四）、儒家民族主義可以把中國建設成為超越西方經典範式的現代民族國家

 

儒家民族主義是儒家傳統價值及政治智慧與民族主義相結合的社會政治意識形態，其基本訴求是在複興民族文化傳統的基礎上，以儒家傳統價值為立國之本，吸納和借鑒西方現代政治資源，創建中國式的“禮樂憲政”的政治製度，實現現代王道政治的理想，把中國建設成為超越西方經典範式的現代民族國家。為什麽說儒家民族主義能夠把中國建設成為超越西方經典範式的現代民族國家呢？

 

其一、儒家民族主義作為社會政治意識形態，其價值基礎植根於儒家傳統，其政治訴求是實現“禮樂憲政”的王道理想。而儒家傳統是中華文明的主流，是中華民族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民族無數往聖先賢的曆史文化創造。儒家傳統自漢以來立於王官之學，成為一統的社會政治意識形態，至今已兩千年。其以仁為本的理念、德主刑輔的治世策略、禮樂教化的社會功能、以天下為已任的濟世情懷、任德不任力的王道政治理想、“義利之辨”“人禽之辨”“王霸之辨”“夷夏之辨”的義法等等，都無不閃耀著政治智慧的光芒。在儒家傳統基礎上建構出來的中國古典社會政治製度為兩千年來的曆代王朝所沿襲。我們可以說，儒家傳統的價值理念及其發用出來的社會政治製度型構出了燦爛的中華文明，型構出了中華民族獨特的民族自性、民族品格及民族精神。儒家傳統是上天賜予中華民族及整個人類的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儒家民族主義的價值基礎植根於儒家傳統，因而，作為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的儒家民族主義，其與中華民族的民族傳統保持著高度的同一性，儒家民族主義作為社會政治意識形態不會導致民族文化的認同危機和族性認同危機，能夠有效地整合民族資源，產生強大的凝聚力，能夠挺立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能夠得到民族共同體成員的全部忠誠。儒家民族主義所訴求的社會政治秩序和製度不存在曆史文化的合法性危機和神聖合法性的危機，當然也不存在民意的合法性危機。在儒家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主導下建構起來的國家是真正的實質性的“民族國家”。

 

同時，儒家民族主義的政治訴求是實現“禮樂憲政”的現代王道政治理想，其訴求涵攝了憲政民主的價值，吸納借鑒了西方憲政民主的製度成果。西方現代政治的價值理念在儒家民族主義的框架中得到了落實，其製度得到了中國式的安排，人權得以更好的實現和保障。在儒家民族主義主導下建構起來的民族國家裏，公民的政治主體性得以確立，其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的有效性得以製度性保障。每個公民都成為國家的真正意義上的主人而不虛擬的“主人”。在這樣的國家裏，公民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相一致，愛國主義思想和情感都能夠正常地健康地培養和產生，不存國家與公民的疏離狀況，不存在國家認同的危機，國家具有強大的整合力與凝聚力。這樣的國家是政治現代化的國家，因而是“現代國家”。

 

由此可見，以儒家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主導下建構起的國家既是“民族”的，也是“現代”的，既是民族國家，也是現代國家，因而是現代民族國家。

 

其二、儒家民族主義秉持的是儒家傳統的價值立場，對西方現代政治的價值理念及其製度隻是有限認同，承認其有限的合理性，不承認其絕對的合理性。因此，對西方現代政治資源隻是有針對有選擇地吸納和借鑒，而不是照搬照抄，全部拿來。其選擇標準以是否符合儒家傳統的價值觀，是否符合中國的國情民情，是否符合中華民族及全人類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而定。西方現代政治資源中符合這一標準的，我們就吸納之借鑒之，不符合這一標準的我們就對治之超越之。比如，西方現代政治資源中的人權保護思想、權力製衡觀念、憲政民主製度等都是我們吸納和借鑒的，而抽象人權觀、極端民主化、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神聖合法性缺失、權力製衡觀中隻有治道的製衡而沒有政道的製衡、由於政教分離而導致社會政治生活失去神聖性關照和滋養、對外奉行社會達爾文主義，實行霸道政策、過分強調國家利益至上等等，這些都是西方現代政治的弊端，是我們應該對治和超越的。儒家傳統中的仁本主義思想、德政思想、王道思想、一統多元的思想、義利之辨的思想等都是對治和超越西方現代政治的資源。儒家民族主義站在民文化傳統的本位立場，以儒家傳統為價值基礎為立國之本，在充分分析本國國情的基礎上對西方現代政治資源作適情的選擇，堅持有所損益的態度，堅持儒家“文質再複”的義法，拿出聖人綜合三代改製的氣魄，創造性地對中華民族的現代政治文化和製度架構進行整體性重新布局和造型，建構出以“禮樂憲政”為表征的現代王道政治製度。儒家民族主義的國家建構，無論從價值基礎立國之本上看，還是從製度層麵考察，都將超越西方現代政治，因此，我們說儒家民族主義可以把中國建設成為超越西方經典範式的現代民族國家。

 

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裏，中國沒有抓住曆史機遇象鄰邦日本一樣“脫亞入歐”，沒有能夠成功地完成以西方自由民主為核心價值取向的“建國運動”。這是中國的遺憾，但這同時也昭示著中華民族對未來社會政治進行重新布局和創造的新的機會。一種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的確立，標誌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對一定價值理念的認同和相應的製度架構的定型。這種認同和定型一當確立，則意味著一種曆史性的集體選擇的完成。這種集體選擇的完成，可能數十年，甚至數百年都難以改變，如果沒有新的巨大的曆史機緣的話。中華民族曆經百餘年的磨難和努力始終未能如願走上政治現代化的道路，這是一件憾事，也是一件幸事！因為這預示著中國有新的曆史選擇的可能性，有更多的曆史創造的可能性和條件。當西方國家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而弊端日益凸顯的時候，中國無論在價值理念的確立上，還是在未來政治意識形態的型構上抑或社會政治製度的創造和安排上，不僅可以借鑒西方現代政治資源還可避免重道其弊端的覆轍，贏得了曆史創造的機會和超越西方經典範式的空間。在曆經百餘年的中西文明的充分融合後，我們對自身民族文化傳統，對西方現代文明的利弊都看得更加透徹。我們堅信，儒家傳統和中華民族在未來的曆史文化創造中將獨領風騷。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