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傳(chuan) 統叫《儒藏》——用文獻構建儒學大廈的世代蜀學

作者：舒大剛（四川大學教授、《儒藏》主編）

           霞紹暉（四川大學古籍所助理館員）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十月初八日丙辰

           耶穌2017年11月25日

《光明日報》編者按

由四川大學古籍所編纂的線裝版《儒藏精華》共計36函260冊(ce) ，日前正式出版發行，向黨(dang) 的十九大獻上了一份厚禮。《儒藏精華》於(yu) 《儒藏》基礎上萃取精華而成，按照計劃，明年將完成共計600餘(yu) 冊(ce) 《儒藏》的全部編纂與(yu) 出版工作。川版《儒藏》是當代學人在整理國故上的新貢獻，也是對蜀學悠久治學傳(chuan) 統的繼承與(yu) 接力。本文將告訴我們(men) ，世代蜀學在整理儒學文獻方麵是如何“接著講”的。

蜀學是發生在巴蜀大地，曾經與(yu) 中原學術並行發展，最終影響並融入中華學術寶庫的區域性學術。蜀學在其產(chan) 生和演變、發展的曆程中，與(yu) 儒家經典和儒學文獻，曾發生過非常密切的關(guan) 係，一定程度上推動著儒家經典體(ti) 係的嬗變和定型，其成功經驗和學術成果至今仍然是我們(men) 編好《儒藏》的精神食糧。

早在上古時期，這裏便誕生了為(wei) 儒、道、墨三家共同推崇的“生於(yu) 石紐”（《孟子》佚文）、“興(xing) 於(yu) 西羌”（《史記·六國年表》）的大禹，《尚書(shu) 》載其因治水需要而悟“九疇”，於(yu) 是衍為(wei) 《洪範》（見《尚書(shu) 》）；又因伏羲氏《河圖》，於(yu) 是演為(wei) “三易”之首的《連山》（《山海經》佚文），兩(liang) 書(shu) 及其所含“陰陽”觀念和“五行”學說，奠定了後世中國（特別是儒家）經典文獻的基本形態和中國哲學的基本範疇。至於(yu) 孔子所讚大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的孝道觀念，以及《考工記》所載“夏後氏世室”的宗廟製度，更是後世儒家堅決(jue) 持守的道德倫(lun) 理和禮儀(yi) 基礎。約當殷商時期的“三星堆”遺址，所出土青銅祭壇，明顯表現出“三界”（天、地、人）合一的信仰體(ti) 係。戰國時成書(shu) 的《世本》又揭示蜀為(wei) “人皇之後”（《華陽國誌》則稱蜀“肇於(yu) 人皇”之際），天皇、地皇、人皇三才一統的觀念，又與(yu) 三星堆出土青銅器吻合起來。《華陽國誌》記載蜀王亡故，不同中原之諡號，而以“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黃帝”命其廟號，又與(yu) 《洪範》中所載五行相生相克的觀念結合起來。至於(yu) 禹所娶塗山氏之婢女吟唱“候人兮猗”的《南音》，後為(wei) 周公、召公所取法“以為(wei) 《周南》《召南》”（《呂氏春秋·音初》）；又為(wei) 屈原所依仿，造為(wei) 楚辭（謝無量《蜀學會(hui) 敘》）。所有這些，均可視為(wei) 早期巴蜀學人對儒學經典文獻形成的特別貢獻。

秦漢時期，物華天寶的巴蜀地區不僅(jin) 是祖國統一的堅強基地，也是中華學術孕育和發展的搖籃。漢景帝末年，廬江舒城人文翁為(wei) 蜀守，有感於(yu) 秦後天下絕學，乃修起學宮於(yu) 成都市中，派張寬等18人前往長安從(cong) 博士講習(xi) 孔子“七經”（在中央所傳(chuan) 《詩》《書(shu) 》《易》《禮》《春秋》之外另加《論語》《孝經》），張寬等學成歸來，即居學宮教授；文翁複選下縣弟子入石室肄業(ye) ，成功改變巴蜀的“蠻夷風”，實現移風易俗，儒學正式紮根巴蜀。巴蜀士子，或負笈萬(wan) 裏，求學京師，或居鄉(xiang) 開館，傳(chuan) 道授徒，形成頗具特色的“蜀學”流派，史書(shu) 或稱“蜀地學於(yu) 京師者比齊魯焉”（《漢書(shu) ·循吏傳(chuan) 》），或直接說“蜀學比於(yu) 齊魯”（《三國誌·蜀書(shu) 》《華陽國誌》）。巴蜀士子以經學為(wei) 學習(xi) 和追跡對象，在儒家故裏之外又形成一個(ge) 儒化地區，故當時巴蜀有“西南鄒魯”“岷峨洙泗”之稱。文翁石室是漢朝首個(ge) 由地方政府建設的高等學府，在曆史上成績卓著，影響深遠，史稱“後有王褒、嚴(yan) 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為(wei) 之師”（《漢書(shu) ·地理誌》）。漢武帝推廣其經驗，“令天下皆置學校官”（同上），於(yu) 是漢代遍開郡國之學，中國進入全麵“儒化”時代。當時漢博士所守經典為(wei) 《詩》《書(shu) 》《禮》《易》《春秋》“五經”，蜀中所傳(chuan) 則是“七經”，在“五經”外增加《論語》《孝經》，形成“蜀學”重視倫(lun) 理教化的經典特色。“七經”概念在東(dong) 漢得到普遍認同，儒經體(ti) 係於(yu) 此實現從(cong) “五經”（重史）向“七經”（重傳(chuan) 記）的轉型。

東(dong) 漢末年，天下紛亂(luan) ，中央太學，徒具故事。然而時鎮巴蜀的河間人高卻在成都大興(xing) 文教，既恢複被戰亂(luan) 所毀的文翁石室，又在石室之東(dong) 新建祭祀周公、孔子等曆代聖賢的“周公禮殿”，教育與(yu) 祭祀並重，形成中國學校“廟學合一”“知信合一”的體(ti) 製，這比北魏在都城洛陽實行的同一製度提前300年！

唐自武後，濫用威權，學官多授親(qin) 信，太學形同虛設，但是遠在西南的巴蜀地區，卻社會(hui) 穩定，人文輻輳。八世紀，成都誕生了以“西川印子”命名的雕版印刷物，肇開人類印刷術之先河，宋人有曰：“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朱翌《猗覺寮雜記》）五代時期，巴蜀圖書(shu) 出版成績卓著，後蜀宰相毋昭裔於(yu) 廣政元年（938）倡刻《石室十三經》，曆180餘(yu) 年至北宋宣和五年（1123），最後一經《孟子》入刻。蜀石經有經有注，規模宏大，“碑越千數”（晁公武說），堪稱中國“石經”之最。蜀石經可貴之處，是在唐代盛行的“九經”（《易》《書(shu) 》《詩》“三禮”“三傳(chuan) ”）體(ti) 係（即使《開成石經》刻了十二部，也隻稱《石壁九經》）外，增加《論語》《孝經》《爾雅》和《孟子》，以《石室十三經》（或《蜀刻十三經》）命名（趙希弁《郡齋讀書(shu) 附誌》，曾宏父《石刻鋪敘》），正式形成“十三經”體(ti) 係。這套刻在石頭上的經書(shu) ，促成了儒家《十三經》的最後形成。毋氏還將原來用於(yu) “陰陽雜書(shu) ”和佛家讀本的雕版技術，移刻儒家經典以及《文選》、類書(shu) 等正規文獻，為(wei) 五代、北宋儒經“監本”等權威刻本樹立了榜樣。

宋代“四川”刻書(shu) 業(ye) 十分發達，“蜀版”是當時學人和藏家努力羅致和收藏的珍品，楊慎有“宋世書(shu) 傳(chuan) ，蜀本最善”（《丹鉛續錄》卷六）之說；開寶年間由政府主刻的多達13萬(wan) 片的“開寶大藏經”，即由高品張從(cong) 信督刊於(yu) 成都，成為(wei) 後世藏經鼻祖。南宋理宗時，蜀人魏了翁將唐孔穎達、賈公彥等《九經注疏》刪節為(wei) 《九經要義(yi) 》，以便學人。

明代，曾為(wei) 四川右參政、按察使的曹學佺，既纂輯巴蜀掌故資料成《蜀中廣記》108卷，又感於(yu) “二氏有藏，吾儒何獨無”，“欲修《儒藏》與(yu) 鼎立，采擷四庫書(shu) ，因類分輯，十有餘(yu) 年，功未及竣”（《明史》本傳(chuan) ）。清乾隆中，在周永年重倡“儒藏說”的同時，四川羅江人李調元獨自輯刻《函海》，收書(shu) 150餘(yu) 種，許多稀見的儒學著作得以保存。晚清經學殿軍(jun) 廖平嚴(yan) 分經史，善說古今，發凡起例，撰《群經凡例》，欲以今古文學為(wei) 標準，撰著《十八經注疏》，以糾正東(dong) 漢以下注疏今古無別、學派不清（如《十三經注疏》）的狀況。近代，曾任四川存古學堂督監（院正）的蜀中才子謝無量，曾倡議編刻《蜀藏》；辛亥遺老胡淦諸人，又計劃編纂“四川叢(cong) 書(shu) ”，隻可惜皆因時勢不濟而未成。

曆史進入20世紀90年代，在近代“蜀學”發祥地的四川大學，再度提出了儒學文獻整理和體(ti) 係重建的問題，那就是《儒藏》編纂。承擔《儒藏》編纂的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自1983年成立以來，上繼文翁石室“七經”教育之遺澤，下承蜀刻“十三經”、廖平“十八經”之餘(yu) 緒，在前輩學人組織完成《漢語大字典》《全宋文》等大型辭書(shu) 和總集之後，又於(yu) 1997年發起了“儒學文獻調查整理和《中華儒藏》編纂”工程。針對當時中國文化品牌常常被域外國家搶注的現象，為(wei) 保護儒學知識產(chan) 權，川大學人特向國家商標總局申請“儒藏”商標注冊(ce) ，向四川省新聞出版局申請《儒藏》著作權登記。

編纂《儒藏》，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如何編好。雖然曆代學人都有儒學文獻整理的實踐，如唐修《九經正義(yi) 》、宋刊《十三經注疏》、明纂《四書(shu) 五經大全》、清成《通誌堂經解》和《皇清經解》（正續編），但卻沒有總匯儒學各類文獻而成《儒藏》的先例。明朝萬(wan) 曆中後期，孫羽侯、曹學佺曾先後提出《儒藏》編纂設想，卻無具體(ti) 編纂方案；清周永年、劉因等再倡“儒藏說”，也沒有留下相應成果，其經驗和體(ti) 例都無從(cong) 參考。

為(wei) 取得《儒藏》編纂的學術支撐，川大學人申請了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山東(dong) 大學易學與(yu) 中國哲學研究中心的重大項目“儒家文獻學研究”，對儒學文獻源流和演變軌跡、文獻類型、重要典籍進行係統探索，撰成240餘(yu) 萬(wan) 字的《儒藏文獻通論》，為(wei) 《儒藏》編纂做足前期學術儲(chu) 備。同時，針對中國儒學大師輩出、流派眾(zhong) 多的曆史，為(wei) 摸清儒家學人的師傳(chuan) 授受、學術陣營和學派特征等情況，我們(men) 還聯合港台學人組織實施了“曆代學案”整理和補編工作。該項目對前人所編五種學案（唐晏《兩(liang) 漢三國學案》、黃宗羲《宋元學案》、王梓材等《宋元學案補遺》、黃宗羲《明儒學案》、徐世昌《清儒學案》）重新進行校勘，對前人未編的時段進行補編（《周秦學案》《魏晉學案》《南朝學案》《北朝學案》《隋唐五代學案》），共形成《中國儒學通案》十種，形成脈絡貫通、傳(chuan) 記齊全的全景式“儒學流派通史”。

有了對儒學文獻的總體(ti) 了解和儒學發展史的脈絡把握，就大致具備了從(cong) 事《儒藏》編纂所需的文獻學知識和學術史背景。再參考《道藏》“三洞四輔十二類”、《大藏經》的“經律論”等方法，初步將《儒藏》按“經、論、史”三大類區分：《經藏》收錄儒學經典及其為(wei) 經典所作的各種注解、訓釋著作，包括元典、周易、尚書(shu) 、詩經、三禮、春秋、孝經、四書(shu) 、爾雅、群經、讖緯等11目；《論藏》收錄儒學理論性著作，包括儒家、性理、禮教、政治、雜論等5目；《史藏》收錄儒學史料著作，包括孔孟、學案、碑傳(chuan) 、史傳(chuan) 、年譜、別史、禮樂(le) 、雜史等8目。共計“三藏二十四目”。這樣專(zhuan) 題清晰，類屬明備，既照顧到儒學文獻的曆史實際，也方便當代學人的翻檢和閱讀。

鑒於(yu) 二十世紀以來人們(men) 對儒學曆史存在隔膜，也為(wei) 了給學界提供儒學史研究的係統資料，川大《儒藏》首先啟動了“史部”編纂。自2005年出版首批《孔孟史誌》（13冊(ce) ）、《曆代學案》（23冊(ce) ）、《儒林碑傳(chuan) 》（14冊(ce) ）以來，陸續於(yu) 2007年、2009年、2010年、2014年，分四次出版了《年譜》《史傳(chuan) 》《學校》《禮樂(le) 》《雜史》等類，至2015年年初，《儒藏》史部274冊(ce) 已全部出齊，實現了2500餘(yu) 年儒學史料的首次結集。其後又於(yu) 2016年、2017年，出版“經部”86冊(ce) ；全套650冊(ce) ，將於(yu) 2018年出齊。

在編纂體(ti) 例上，本著“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理念，我們(men) 試圖將入選《儒藏》的書(shu) 籍，按一定體(ti) 例編錄，使其更具係統性，遵從(cong) 西漢劉向、劉歆父子《別錄》《七略》，清《四庫全書(shu) 總目》的傳(chuan) 統，於(yu) 《儒藏》開篇設《總序》一篇，三藏各立《分序》，小類各設《小序》，每書(shu) 前又加《提要》。試圖通過這些敘錄的介紹和勾連，將各自成書(shu) 的儒學文獻聯係在一個(ge) 統一的框架和完整的體(ti) 係下，使《儒藏》成為(wei) “用文獻構建的儒學大廈”。

千年儒學，百年滄桑。麵對儒學不振、花果飄零、文獻殘破、學科無歸的狀況，重新回顧蜀學先賢從(cong) 事儒學文獻研究的學術實踐，對我們(men) 研究和重審儒學都具有重要借鑒意義(yi) 。以係統體(ti) 例編纂《儒藏》，不僅(jin) 有利於(yu) 儒學成果保存推廣，而且有利於(yu) 儒學學科重建、儒學價(jia) 值重估，特別是儒家學術的再創造和再發展。以儒學為(wei) 本位、以文獻為(wei) 載體(ti) ，以“三藏二十四目”為(wei) 紐帶，通過重新構建儒家文獻體(ti) 係，達到恢複儒學大廈的效果，從(cong) 而找回儒學文獻的經典地位和學術價(jia) 值，必將為(wei) 儒學的當代傳(chuan) 承和發展找到突破口。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