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清初大儒呂留良是如何講孔孟之道的?》
作者:張天傑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七月廿八日戊申
耶穌2017年9月18日
【澎湃新聞編者按】
呂留良為(wei) 清初著名理學家、出版家和詩人。終其一生主張反清複明,死後受雍正時期“曾靜策反案”牽連,遭剖棺戮屍,其子孫門人亦受牽連,堪稱清代文字獄之首。
2015年,中華書(shu) 局出版了《呂留良全集》。今年1月,中華書(shu) 局將呂留良《四書(shu) 講義(yi) 》單行本編入“理學叢(cong) 書(shu) ”。日前,《四書(shu) 講義(yi) 》的簡體(ti) 橫排點校本納入“中華國學文庫”。
《四書(shu) 講義(yi) 》
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談及呂留良的《四書(shu) 講義(yi) 》時道:“餘(yu) 讀其書(shu) ,其發明朱子義(yi) 理,誠有極俊偉(wei) 為(wei) 他家所未及者,而尤在其政論。自朱子卒至是四百餘(yu) 年,服膺朱子而闡述其學者眾(zhong) 矣,然絕未有巨眼深心用思及此者。晚村良不愧清初講朱學一大師,於(yu) 晦庵門牆無玷其光榮。”
杭州師範大學副教授張天傑在《四書(shu) 講義(yi) 》序言中也提到,“呂留良一生從(cong) 事朱學,然與(yu) 當時其他講理學者不同,不以語錄、講章行世,而以時文評選著稱,《四書(shu) 講義(yi) 》便是其時文評選之中發明朱子《四書(shu) 章句集注》相關(guan) 義(yi) 理的精華。”
下文為(wei)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經授權所摘張天傑為(wei) 《四書(shu) 講義(yi) 》所作序言全文。
呂留良(一六二九—一六八三),字莊生,又名光輪,字用晦,號晚村,別號恥齋老人、南陽布衣,暮年為(wei) 僧,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浙江崇德縣(康熙元年改名石門縣,今屬桐鄉(xiang) 市崇福鎮)人。呂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詩人,同時又是著名的理學家、時文評選家、刊行程、朱遺書(shu) 著稱的出版家,後三者則是有機聯係在一起的,其相關(guan) 成果之一便是《呂晚村先生四書(shu) 講義(yi) 》(以下簡稱《四書(shu) 講義(yi) 》)。此外,呂留良還著有《何求老人殘稿》、《呂晚村先生文集》等,今有俞國林兄匯編為(wei) 《呂留良全集》十冊(ce) 。
一
呂留良的本生祖呂熯,明嘉靖時的江西淮府儀(yi) 賓,尚南城郡主,後為(wei) 侍養(yang) 父母而與(yu) 郡主一同回籍。本生父呂元學,萬(wan) 曆二十八年(一六○○)舉(ju) 人,後謁選為(wei) 繁昌知縣,興(xing) 利除弊,有循吏之稱。呂元學育有五子:大良、茂良、願良、瞿良和留良。其中呂茂良,官刑部郎;呂願良,官維揚司李。呂元學卒後四月,側(ce) 室楊孺人生下呂留良。呂留良誕生之後,其母無力照料,便將他交給三兄願良夫婦撫育。呂留良三歲時,三嫂又病故,又過繼給堂伯父呂元啟。不久之後嗣父、嗣母,以及本生母相繼過世,故而呂留良的少年時代幾乎都是在不間斷的服喪(sang) 之中度過的,不可不謂孤苦淒涼。當時的呂家,還是一個(ge) 深受明朝恩澤的官宦世家、文化世家,故而少年失怙的呂留良,還是得以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並表現得聰慧超群。
呂留良畫像(錄自《慚書(shu) 》卷首,清華大學圖書(shu) 館藏)
呂留良十六歲時,明亡清興(xing) ,不得不麵臨(lin) 艱難的出處抉擇。起先,呂留良散金結客、毀家紓難,曾與(yu) 其友孫爽、侄呂宣忠等人參與(yu) 過太湖義(yi) 軍(jun) 的抗清鬥爭(zheng) ,失敗之後呂宣忠被殺,呂留良於(yu) 悲痛之中逃逸他鄉(xiang) 。後來,因為(wei) 害怕仇家陷害,羽翼未豐(feng) 的呂留良於(yu) 順治十年被迫易名應試為(wei) 諸生。其子呂葆中在《行略》中說:“癸巳始出就試,為(wei) 邑諸生,每試輒冠軍(jun) ,聲譽籍甚。”由此可知呂留良雖不汲汲於(yu) 功名,卻在舉(ju) 業(ye) 上有著非凡的才能,而後從(cong) 事時文評選而成名也就不足為(wei) 怪了。直到康熙五年方才決(jue) 意摒棄科考,被革去秀才,這在當時也是驚人之舉(ju) ,呂葆中《行略》說:“一郡大駭,親(qin) 知莫不奔問旁皇。”此時寫(xie) 有著名的《耦耕詩》表達其隱居不出、終老鄉(xiang) 野的誌向,其一曰:“誰教失腳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雅集圖中衣帽改,黨(dang) 人碑裏姓名非。苟全始信談何易,餓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然而清廷卻並未輕易放過呂留良,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有博學鴻儒之征,浙江當局首薦呂留良,他誓死拒薦;康熙十九年又有山林隱逸之征,呂留良聞知消息當即吐血滿地,無奈隻得在病榻之上削去頭發,披上袈裟,後隱居於(yu) 吳興(xing) 妙山的風雨庵。
呂晚村紀念亭(桐鄉(xiang) 市崇福鎮中山公園內(nei) 呂園)
即便如此,生前在節義(yi) 之間的掙紮結束了,死後卻依舊難以免除是非。雍正十年,受到曾靜案的牽連,呂留良被剖棺戮屍,甚至連累子孫以及門人,或被戮屍,或被斬首,或被流徙為(wei) 奴,罹難之慘烈,可謂清代文字獄之首。
以上之所以稍稍詳述呂留良生平,是因為(wei) 其遺民心態之曲折,與(yu) 其學術思想之發展息息相關(guan) 。
二
呂留良一生從(cong) 事朱學,然與(yu) 當時其他講理學者不同,不以語錄、講章行世,而以時文評選著稱,《四書(shu) 講義(yi) 》便是其時文評選之中發明朱子《四書(shu) 章句集注》相關(guan) 義(yi) 理的精華。
《四書(shu) 講義(yi) 》繁體(ti) 豎排版
時文,也即八股文、《四書(shu) 》文,又稱經義(yi) 、製義(yi) 、時藝等。明清兩(liang) 代科舉(ju) 考試的第一場,就是以八股文的形式考試學子,且以《四書(shu) 》中的句子命題,故而對於(yu) 《四書(shu) 》以及朱學是否有著正確的理解,也是科舉(ju) 成敗的關(guan) 鍵。當然,這樣的評判標準,是建立在學風、士風端正的基礎之上的,事實上,生逢明清之際的亂(luan) 世,學風、士風皆難免乖戾,這在結社、選文上表現尤其突出。呂留良在《東(dong) 皋遺選序》中說:“自萬(wan) 曆中,卿大夫以門戶聲氣為(wei) 事,天下化之。士爭(zheng) 為(wei) 社,而以複社為(wei) 東(dong) 林之宗子,鹹以其社屬焉。自江、淮訖於(yu) 浙,一大淵藪也。……凡社必選刻文字,以為(wei) 囮媒。自周鍾、張溥、吳應箕、楊廷樞、錢禧、周立勳、陳子龍、徐孚遠之屬,皆以選文行天下。選與(yu) 社,例相為(wei) 表裏。”當時的複社、應社、幾社,以及呂留良之兄呂願良集合浙省十餘(yu) 郡文士所舉(ju) 的澄社,呂留良之友孫爽、侄呂宣忠所舉(ju) 的征書(shu) 社,也都有選文之舉(ju) 。而舉(ju) 征書(shu) 社之時,年僅(jin) 十三歲的呂留良就有參與(yu) 。
呂留良兩(liang) 度從(cong) 事時文評選,並成為(wei) 與(yu) 艾南英、陳子龍等齊名的時文名家。其前期的時文評選時間較短,順治十二年至十八年,應陸文霦之邀而開始時文評選,主要由於(yu) 出處節義(yi) 而內(nei) 心苦悶彷徨,故借以填補其心;康熙五年被革去秀才之後,再度從(cong) 事時文評選,直到康熙十二年,一方麵是因為(wei) 放棄諸生後治生之需要,如在《與(yu) 董方白書(shu) 》中就說:“選文行世,非仆本懷,緣年來多費,按此粗給,遂不能遽已。”另一方麵是因為(wei) 寄托議論、講明義(yi) 理之需要,《與(yu) 施愚山書(shu) 》說:“某跧伏荒塍,日趨弇固,偶於(yu) 時藝,寄發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癢中自出之聲,而賞音者以為(wei) 有當於(yu) 歌謳。”呂留良便在家中開設了天蓋樓書(shu) 局,自己刊刻發行所評選的時文選本,擺脫了書(shu) 商約定評選時限、篇幅等約束,不隻是收入的增加,而是真正實現改革時文,並借此弘揚朱子理學了。
關(guan) 於(yu) 呂留良為(wei) 什麽(me) 致力於(yu) 時文評選,還需要說明三點。其一,呂留良對於(yu) 晚明士人的結社、選文之風並不滿意,認為(wei) 是“以門戶聲氣為(wei) 事”,在《東(dong) 皋遺選序》中就說:“於(yu) 是郡邑必有數社,每社又必有異同,細如絲(si) 發之不可理。磨牙吮血,至使兄弟姻戚不複相顧。”士風之壞,除了結社還有評選時文,呂留良在《答趙湛卿書(shu) 》中說:“蓋選手二字,某所深恥而痛恨者,不幸其行跡如之。嚐謂近世人品文章,皆為(wei) 選手所壞。”他本人親(qin) 自從(cong) 事選業(ye) 十多年,故深知其中的弊病,確實當時“選手”多有“齷齪肺腸”,以至於(yu) 壞了“人品文章”,呂留良之所以以選手為(wei) 恥而又堅持評選,就是為(wei) 了矯正不良之風。
《呂晚村先生文集》(民國十八年陽湖錢振鍠排印本,天津圖書(shu) 館藏)
其二,呂留良對八股取士並不認同,但也不認為(wei) 問題出在八股上。他在《戊戌房書(shu) 序》中說:“自科目以八股取士,而人不知所讀何書(shu) 。探其數卷枕秘之籍,不過一科貴人之業(ye) 。”科舉(ju) 考試以八股文的考試為(wei) 重,導致許多考生的枕邊秘笈隻有時文評選的冊(ce) 子了。不過究其病根,卻並不在八股取士上頭。呂留良接著說:“然以為(wei) 科目之弊專(zhuan) 由八股,則又不然。……夫科目之弊,由其安於(yu) 庸腐,而僥(jiao) 幸苟且之心生。文氣日漓,人才日替,陳陳相因,無所救止。”應該說他看得還是很準的,科舉(ju) 的弊病根源在於(yu) 人心,也就是“僥(jiao) 幸苟且之心”,再養(yang) 成“庸腐之習(xi) ”,“故愚以為(wei) 欲興(xing) 科目,必重革庸腐之習(xi) 而後可”。呂留良之所以投入於(yu) 時文十多年,就是希望用好的時文,來驅逐惡的時文。事實上,時文也有好文字,比如呂留良曾將自己所作時文匯集為(wei) 《慚書(shu) 》,為(wei) 此書(shu) 作序的黃周星說:“若如用晦所作,雄奇瑰麗(li) ,詭勢瑰聲,拔地倚天,雲(yun) 垂海立。讀者以為(wei) 詩賦可,以為(wei) 製策可,以為(wei) 經史子集諸大家皆無不可。何物帖括,有此奇觀,真咄咄怪事哉!使世間習(xi) 此技者皆如用晦,則八股何必不日星麗(li) 而嶽瀆尊也?”因此,呂留良以時文名家的身份來做時文評選,也就能順理成章了。
其三,呂留良更為(wei) 在意的是,通過講章、時文反對俗學、異學。什麽(me) 是俗學、異學?呂留良《四書(shu) 講義(yi) 》卷一說:“除卻俗學、異學,即是大學之道。俗學者,今之講章、時文也;異學者,今之陽儒陰釋以講學者是也。”也就是說當時廣泛流傳(chuan) 的時文、講章都是俗學,主要由村師所授;晚明以來的講學先生多半受到陽明心學的影響,將佛、道等異學雜入儒學之中,他們(men) 所講都是異學。對此問題,呂留良還在《答葉靜遠書(shu) 》中有說明:“病在小時上學,即為(wei) 村師所誤。授以鄙悖之講章,則以為(wei) 章句傳(chuan) 注之說不過如此;道以猥陋之時文,則以為(wei) 發揮理解與(yu) 文字法度之妙不過如此。凡所為(wei) 先儒之精義(yi) 與(yu) 古人之實學,初未有知,亦未嚐下火煆水磨之功。”俗學與(yu) 異學導致士人“以為(wei) 章句傳(chuan) 注之說不過如此”,“以為(wei) 發揮理解與(yu) 文字法度之妙不過如此”,因此不對“先儒之精義(yi) 與(yu) 古人之實學”“下火煆水磨之功”,還自以為(wei) 已有所得,結果就是離正道越來越遠了。所以,呂留良要用時文評選來重新講明章句傳(chuan) 注,講明先儒之精義(yi) 與(yu) 古人之實學,以及八股文的文字法度,把被俗學、異學搞得烏(wu) 煙瘴氣的講章、時文風氣端正過來。
呂留良僧裝像(張宗祥摹黃九煙本,據桐鄉(xiang) 市檔案館藏照片)
此外,還需要再補充一點,端正士人之心也隻有時文最為(wei) 有效。吳爾堯《天蓋樓大題偶評序》中曾引呂留良的話:“讀書(shu) 未必能窮理,然而望窮理必於(yu) 讀書(shu) 也。秀才未必能讀書(shu) ,然而望讀書(shu) 必於(yu) 秀才也。識字未必能秀才,然而望秀才必於(yu) 識字也。……舍此識字秀才讀書(shu) 者而安望耶?”在呂留良看來,直接針對士人,也即識字秀才,改變士風、學風的唯一辦法就是通過人人都離不了的時文,以最為(wei) 優(you) 秀的評選來作引導,從(cong) 而端正人心,維挽世道。呂留良以時文反時文,因而著成一係列著名的時文選本,以及後人匯編的《四書(shu) 講義(yi) 》等書(shu) ,整整影響了有清一代。誠如對呂留良評述最為(wei) 全麵而實在的錢穆先生在《呂晚村學述》中所說:“在彼之意,實欲拔趙幟,立漢幟,借講章之途徑,正儒學之趨向。”
對於(yu) 時文,呂留良也有矛盾的心態,在《與(yu) 吳玉章第二書(shu) 》中說:“取聖賢之書(shu) ,虛心玩味,先通其文義(yi) 而漸求其理之所歸,不必作時文。有所見,即作古文論說亦得,或作講義(yi) 、或作書(shu) 牘亦得。”他認為(wei) 讀書(shu) 有得,與(yu) 其寫(xie) 八股時文,不如寫(xie) 古文或講義(yi) 、書(shu) 牘,也就是說作時文不見得真有必要了。
三
呂留良時文評選的著作主要有《天蓋樓偶評》、《天蓋樓製藝合刻》、《十二科小題觀略》、《十二科程墨觀略》、《唐荊川先生傳(chuan) 稿》、《歸振川先生全稿》、《陳大樽先生全稿》、《錢起士先生全稿》、《黃陶庵先生全稿》、《黃葵陽先生全稿》、《江西五家稿》、《質亡集》等。後來則有呂留良的弟子,將這些時文選本之中的呂氏評語摘出,並以朱子《四書(shu) 章句集注》的順序加以重新組合,重要的版本有以下三種:周在延編《天蓋樓四書(shu) 語錄》四十六卷,清康熙二十三年金陵玉堂刻本;陳鏦編《呂晚村先生四書(shu) 講義(yi) 》四十三卷,清康熙二十五年天蓋樓刻本;車鼎豐(feng) 編《呂子評語正編》四十二卷附嚴(yan) 鴻逵記《親(qin) 炙錄》八十九條《呂子評語餘(yu) 編》八卷附《親(qin) 炙錄》六條,清康熙五十五年顧麟趾刻本。上述三書(shu) ,體(ti) 例大略相當,編次最全則為(wei) 《呂子評語》,其正編發明書(shu) 義(yi) ,內(nei) 容與(yu) 《語錄》、《講義(yi) 》大致相當,其《餘(yu) 編》論文章作法,為(wei) 此書(shu) 獨有,然此書(shu) 最晚出,而十二年後曾、呂文案發,車鼎豐(feng) 兄弟以刊刻逆書(shu) 與(yu) 嚴(yan) 鴻逵等往來獲罪擬斬,故此書(shu) 流傳(chuan) 最少。因此,在康熙後期以及雍正初年,流傳(chuan) 最廣則是《四書(shu) 講義(yi) 》,故而後世學者研究呂留良對《四書(shu) 》的詮釋,對於(yu) 孔、孟以及程、朱等義(yi) 理的闡發,特別是其朱學思想的主旨,還是通過《四書(shu) 講義(yi) 》一書(shu) 。下麵就以此書(shu) 為(wei) 主,並輔之《文集》,來探討一下呂留良的《四書(shu) 》詮釋以及朱學思想。
《二程全書(shu) 》(清康熙年間禦兒(er) 呂氏寶誥堂刻本,仰顧山房藏)
關(guan) 於(yu) 呂留良是否篤信朱學,學界多有不同說法,其中影響頗大的則是全祖望在《小山堂祁氏遺書(shu) 記》之中的說法:“初南雷黃公講學於(yu) 石門,其時用晦父子俱北麵執經。已而以三千金求購澹生堂書(shu) ,南雷亦以束脩之入參與(yu) 。交乃既畢,用晦之使者,中途竊南雷所取衛湜《禮記集說》、王偁《東(dong) 都事略》以去,則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絕其通門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托於(yu) 建安之徒,力攻新建。”全祖望的說法影響極大,比如章太炎《書(shu) 呂用晦事》就說呂氏之學“本非朱學”,“乙太衝(chong) 主王學,欲借朱學與(yu) 競”。且不說呂留良是否有與(yu) 黃宗羲競爭(zheng) 之意,但看其學術發展脈絡,即可知其於(yu) 朱學必然自幼精通。如其在《複王山史書(shu) 》中說:“某荒村腐子也,平生無所師承,惟幼讀經書(shu) ,即篤信朱子細注,因朱子之注,而信程、張諸儒,因朱子、程、張而信孔、孟。”呂留良自幼熟讀朱子《四書(shu) 章句集注》,並認為(wei) 由朱子可至二程、張載,再至孔子、孟子,也就是說篤信朱學為(wei) 儒門正宗。再者,呂留良少年時代就鑽研時文,而時文成敗在於(yu) 是否對《四書(shu) 》之精義(yi) 、實學有所精通,故由此亦可知其必然篤信朱學。康熙初年,也就是黃宗羲到呂家處館之時,呂留良在與(yu) 張履祥的信中說“平生言距陽明,卻正坐陽明之病”,也就是說與(yu) 當時的大多士人一樣,他也受過王學影響,但並不能說放棄了朱學的立場,也正因為(wei) 有點朱、王調和之心態才會(hui) 與(yu) 黃宗羲交往,然在康熙五年之後則漸漸放棄調和,轉而推尊朱學,故而與(yu) 早就轉向朱學的張履祥多方聯係。康熙八年,張履祥到呂家處館之後,呂留良的朱學自然也就更為(wei) 精進了。
《四書(shu) 語錄》(清康熙二十三年金陵玉堂刻本,清華大學圖書(shu) 館藏)
明清之際推尊朱學的學者極多,而呂留良並非簡單的“尊朱辟王”,其本意並不在王學,而隻在於(yu) 朱學。呂留良《答吳晴岩書(shu) 》說:“凡天下辨理道、闡絕學,而有一不合朱子者,則不惜辭而辟之者,蓋不獨一王學也,王學其尤著者爾。”呂留良認為(wei) 隻有朱子之學才是孔孟正學,不合朱子者都是異學,都需要辟之,除了王學,還有佛學,還有陳亮之類的事功之學,如《四書(shu) 講義(yi) 》卷十六說:“學術義(yi) 利之分不可不辨,亦即朱子與(yu) 龍川力辟之旨也。”呂留良認為(wei) ,儒門正學唯由朱學而上,方可講求。最為(wei) 完整的一段論述在《複高匯旃書(shu) 》中:“金溪之謬,得朱子之辭辟,是非已定,特後人未之讀而思耳。若姚江良知之言,竊佛氏機鋒作用之緒餘(yu) ,乘吾道無人,任其惑亂(luan) ;夷考其生平,恣肆陰譎,不可究詰,比之子靜之八字著腳,又不可同年而語矣。而所謂朱子之徒,如仲平、幼清,辱身枉己,而猶哆然以道自任,天下不以為(wei) 非。此道不明,使德祐以迄洪武,其間諸儒失足不少。……故姚江之罪,烈於(yu) 金溪,而紫陽之學,自吳、許以下已失其傳(chuan) ,不足為(wei) 法。今日辟邪,當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當真得紫陽之是。《論語》‘富與(yu) 貴’章,先儒謂必先取舍明而後存養(yang) 密。今示學者,似當從(cong) 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紮定腳跟,而後講致知、主敬工夫,乃足破良知之黠術,窮陸派之狐禪。蓋緣德祐以後,天地一變,亙(gen) 古所未經,先儒不曾講究到此,時中之義(yi) ,別須嚴(yan) 辨,方好下手入德耳。”呂留良指出,宋代陸九淵(金溪)流於(yu) 佛禪而非儒門正學,經過朱子的嚴(yan) 詞辟陸,是非得以分辨,到了晚明時代的王陽明(姚江)則更流於(yu) 佛禪,且多權詐,故而危害比陸九淵更甚。所以要辟邪,當糾正王學之非;而要糾正王學之非,則又要先得朱學之是。呂留良還指出,自從(cong) 宋末德祐年間以來,諸如元代的許衡(平仲)、吳澄(幼清)等人,也是徒有尊朱之名,未得朱學之真,因為(wei) 他們(men) 在元代的異族統治之下“辱身枉己”;而朱學之真則是“必先取舍明而後存養(yang) 密”,也就是“當從(cong) 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紮定腳跟,而後講致知、主敬工夫”。在呂留良看來,這一道理朱子等先儒也未曾十分講究,因為(wei) 他們(men) 未曾經曆類似“德祐以後”那種天地亙(gen) 古未有的變化,而呂留良本人則經曆明清鼎革的變化,對於(yu) “出處”之中的節義(yi) 有著更為(wei) 深刻的認識。
《四書(shu) 講義(yi) 》(清康熙二十五年天蓋樓刻本,中華書(shu) 局圖書(shu) 館藏)
在《四書(shu) 講義(yi) 》之中,也多有闡發先講明出處、辭受而後方可講明致知、主敬的觀念,這方才是呂留良朱學的根本所在。他所認為(wei) 的朱學的真精神,就在立身行己之道,也即重節義(yi) 、反功利。錢穆先生的《呂晚村學述》也說:“講理學正當從(cong) 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紮定腳跟,而豈理氣心性之空言,所能辨誠偽(wei) 、判是非?此一主張,乃暢發於(yu) 其《四書(shu) 講義(yi) 》中。亦可謂當晚村之世,惟如晚村,乃始得為(wei) 善述朱學也。”《四書(shu) 講義(yi) 》卷三十五說:“近來多講朱子之學,於(yu) 立身行己,未必得朱子之真。其憂有甚焉者,開堂說法,未開口時,先已不是,又何論其講義(yi) 、語錄哉!故今日學人,當於(yu) 立身行己上,定個(ge) 根腳。”卷三十八則說:“聖賢於(yu) 出處去就、辭受取予上,不肯苟且通融一分,不是他不識權變,隻為(wei) 經天緯地事業(ye) ,都在這些子上做,毫厘差不得耳。”能夠做到大聖大賢的人,都是在出處、辭受上必有堅持,經天緯地事業(ye) 也都從(cong) 細微小事上做起,所以立身行己,毫厘差不得。《四書(shu) 講義(yi) 》卷七中也說:“人必取舍明而後可以言存養(yang) 。吾見講學宗師,談心論性,訶詆古人。至其趨羶營利,喪(sang) 身失腳,有不可對妻子者,吾不知其所講者何事也。”呂留良講《四書(shu) 》、講朱學,其出發點都是節義(yi) 之道,所以認為(wei) 將心性說得高妙沒有益處,更何況空談心性而自身節義(yi) 無一可取,或趨於(yu) 功利而“喪(sang) 身失腳”。呂留良並不是說“談心說性”,以及講求存養(yang) 工夫本身有誤,而是說學問也有一個(ge) 先後之分,也即節義(yi) 最為(wei) 重要,先講求立身行己的工夫,然後才是存養(yang) 工夫;也隻有先講明立身行己,方才能夠不趨附於(yu) 功利以至喪(sang) 身失腳。
呂留良為(wei) 黃宗羲所斲硯(載沈瑾《沈氏硯林》)
再看呂留良所論夷夏之防,其實也就是從(cong) 節義(yi) 之道出發的,指出必須講明節義(yi) ,反對功利。《四書(shu) 講義(yi) 》卷十七“子貢曰管仲”章說:“聖人此章,義(yi) 旨甚大。君臣之義(yi) ,域中第一事,人倫(lun) 之至大。若此節一失,雖有勳業(ye) 作為(wei) ,無足以贖其罪者。若謂能救時成功,即可不論君臣之節,則是計功謀利,可不必正誼明道。開此方便法門,亂(luan) 臣賊子接跡於(yu) 後世,誰不以救時成功為(wei) 言者,將萬(wan) 世君臣之禍,自聖人此章始矣。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義(yi) ,尤有大於(yu) 君臣之倫(lun) 為(wei) 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論節義(yi) 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前人對此章關(guan) 注極多,唯有錢穆先生強調呂留良講《春秋》大義(yi) “為(wei) 域中第一事者”,其立足點是在節義(yi) ,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蓋夷夏之防,定於(yu) 節義(yi) ,而搖於(yu) 功名。人惟功名之是見,則夷夏之防終隳。人惟節義(yi) 之是守,而夷夏之防可立。”錢穆先生的詮釋當是符合呂氏原意的。在呂留良看來,夷夏之防固然當守,此本不必多言,然而需要講明的則是如何守其防,唯有先明節義(yi) 而已;至於(yu) 夷夏之防與(yu) 君臣之義(yi) 的選擇,也就在於(yu) 節義(yi) 的大小,而不在於(yu) 功名的大小。呂留良還說:“若將尊王另分在僭竊上說,此功不足贖忘君讎之義(yi) 也。聖人論管仲,隻許其功,並未嚐有一言及於(yu) 糾、白之是非也。”此處也是呂氏不同於(yu) 朱子之處,朱子還在辨析公子糾與(yu) 小白誰大誰小以及“君讎之義(yi) ”,而呂留良則指出,不必論及公子糾、小白的是非,更不必論及功名,隻要講明管仲所作所為(wei) 的節義(yi) 之大小。至於(yu) 朱子等先儒為(wei) 什麽(me) 在此問題上會(hui) 有糾結,呂留良關(guan) 於(yu) 此章的評語原本還說:“要之,此一段道理,先儒不曾經曆講究,固難曉然耳!”此段保留在《呂子評語》卷十七,而《四書(shu) 講義(yi) 》則沒有收錄,然而卻可從(cong) 此看出呂留良對於(yu) 《春秋》大義(yi) 的思考,也是與(yu) 其經曆明清鼎革之變,在節義(yi) 上有新的體(ti) 證相關(guan) 的。呂留良還說:“此章孔門論出處事功節義(yi) 之道,甚精甚大,……後世苟且失節之徒,反欲援此以求免,可謂不識死活矣。”也就是說,此章真正需要辨析的就是節義(yi) 與(yu) 功名之別,節義(yi) 大小必須辨析,而功名無論大小都要服從(cong) 於(yu) 節義(yi) ,如不重節義(yi) 而重功名,就會(hui) 被失節之徒給誤用了。
再看《四書(shu) 講義(yi) 》所論君臣、封建與(yu) 井田,也是在辨析節義(yi) 與(yu) 功利。卷六說:“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卷三十七中說:“君臣以義(yi) 合,合則為(wei) 君臣,不合則可去,與(yu) 朋友之倫(lun) 同道,非父子兄弟比也。不合亦不必到嫌隙疾惡,但誌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去即是君臣之禮,非君臣之變也。隻為(wei) 後世封建廢為(wei) 郡縣,天下統於(yu) 一君,遂但有進退而無去就。嬴秦無道,創為(wei) 尊君卑臣之禮,上下相隔懸絕,並進退亦製於(yu) 君而無所逃,而千古君臣之義(yi) 為(wei) 之一變,但以權法相製,而君子行義(yi) 之道幾亡矣。”因為(wei) 君臣之義(yi) ,來自天理,故而可以合則留,不合則去,這在周代的封建製之下比較容易實現,在郡縣製、大一統之下則很難實現,所以說“有進退無去就”,更何況“尊君卑臣”以至於(yu) 君臣上下懸絕,更無法實現士大夫的節義(yi) 了。所以說呂留良之所以重新辨析君臣關(guan) 係,並倡導封建、井田,也就是因為(wei) 倡導“君子行義(yi) 之道”。當然,呂留良也深知封建製並不是沒有害處。卷三十九說:“五兵作而殺戮多,封建製而爭(zheng) 戰烈,聖人豈不知之?然必不可已者,其利害有大小也。後世不知聖人深意,以一姓之私,廢生民之公,究其子孫受禍尤酷,流未有之毒於(yu) 無窮,則何益矣!”此條可見呂留良總是超越常人的認識,指出一般認識背後的利害大小,也即節義(yi) 大小之別,能夠明辨出處節義(yi) 是第一位的,這方才是“聖人深意”。所以,卷三十四說:“封建井田之廢,勢也,非理也;亂(luan) 也,非治也。後世君相因循苟且,以養(yang) 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複返三代,孔、孟、程、朱之所以憂而必爭(zheng) 者,正為(wei) 此耳。雖終古必不能行,儒者不可不存此理,以望聖王之複作,今托身儒流,而自且以為(wei) 迂,更複何望哉!”呂留良認為(wei) 後世廢封建、井田,然後因循苟且,都是一種私利之心,然而就算終古必不能再行封建、井田等上古的製度,儒者也不可不堅持立場,否則的話,就是所謂曲學阿世,成了孔、孟、程、朱的罪人,儒者還當有一點迂拙,而死守其節義(yi) ,方為(wei) 世人留存一份希望。
呂留良書(shu) 法對聯(上海劉靖基舊藏,載《明清楹聯》上海書(shu) 畫出版社1981年版)
綜上所述,經由呂留良重新詮釋的朱學,彰顯了儒學的節義(yi) 之道,為(wei) 人為(wei) 學當重節義(yi) 而非功名利祿,以此考量曆代學者,如後世之朱學者,亦先問其出處、辭受之際的節義(yi) 如何。這種朱學,乃是易代之際學術的一種典型,甚至可以這麽(me) 認為(wei) ,呂留良的朱學方才是真正結合其時代的朱學,也是真正承繼了朱子,乃至孔、孟的儒家真精神。這種思想的特出,與(yu) 呂留良獨特的遺民心態密切相關(guan) ,曆經家族與(yu) 個(ge) 體(ti) 於(yu) 明清兩(liang) 代之際的多層麵的交涉,以及反複掙紮,方才會(hui) 尤其重視出處、辭受所體(ti) 現的節義(yi) 之道。而且,隨著年歲的增長,就其人生之抉擇而言,越來越堅定其明之遺民的角色,至於(yu) 毫無假借;就其學術之抉擇而言,越來越趨向於(yu) 朱學,亦至於(yu) 毫無假借。所以說,對其學術思想當有同情之了解,則必須對其遺民心態之曲折亦當有同情之了解。
四
呂留良的時文評選以及之後的《四書(shu) 講義(yi) 》,在康熙、雍正乃至曾、呂文案之後,一直有著巨大的影響,其影響之主流則是對於(yu) 朱學的弘揚,對於(yu) 節義(yi) 之道的弘揚;而支流,或者說往偏執一麵的理解則是夷夏之防。
受其直接影響者非陸隴其(字稼書(shu) )莫屬,陸氏所著《鬆陽講義(yi) 》稱引其當世學者唯有呂留良最多,錢穆先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也說:“稼書(shu) 議論,頗有蹈襲晚村。”且就“蹈襲”還有小注:“稼書(shu) 《鬆陽講義(yi) 》十二卷,其間稱引晚村者不下三四十處,跡尤顯也。”此後,還有多種版本的《四書(shu) 》類著作,也都引用了呂留良論《四書(shu) 》,如王琰編撰的《四書(shu) 繹注》,錢穆先生提及時稱其為(wei) 《呂陸四書(shu) 繹注》,該書(shu) 於(yu) 《四書(shu) 》各章先摘錄呂留良、陸隴其二人之評語,再附以己說。還有李沛霖、李禎編撰的《四書(shu) 朱子異同條辨》與(yu) 張庸德增補的《四書(shu) 尊注會(hui) 意解》等,因為(wei) 大量引用呂留良之評語而遭到清廷的禁毀。至於(yu) 其影響之廣大,則可舉(ju) 隱居深山的王夫之,在其《搔首問》一書(shu) 中也提到呂留良:“近有崇德人呂留良字用晦,極詆陸、王之學,以衛朱子之教,是已。”王夫之不完全認同呂留良,然而也極為(wei) 關(guan) 注其尊朱辟王之影響。戴名世《九科大題文序》說:“吾讀呂氏之書(shu) ,而歎其維挽風氣,力砥狂瀾,其功有不可沒也。……而二十餘(yu) 年以來,家誦程、朱之書(shu) ,人知偽(wei) 體(ti) 之辨,實自呂氏倡之。”此外,還有王應奎《柳南續筆》說:“本朝時文選家,惟天蓋樓本子風行海內(nei) ,遠而且久。”王弘撰《山誌》也說:“近時崇正學、尊先儒,有功於(yu) 世道人心者,呂晚村也。”可見在當時呂留良的書(shu) 風行海內(nei) ,且真正起到了推尊朱學,維挽士風的作用。到了晚清,文網稍寬,呂留良《四書(shu) 講義(yi) 》等書(shu) 再度風行,如曾國藩在同治四年七月的家書(shu) 中就說時文要讀呂晚村,再如張謇《呂晚村墨跡跋》說:“讀晚村批評之製藝,義(yi) 本朱子,繩尺極嚴(yan) ,不少假貸,緣此於(yu) 製舉(ju) 業(ye) 稍睹正軌。”由此可見,無論八股時文寫(xie) 作,或是推尊朱子,呂留良的影響都是覆蓋有清一代的。
呂留良耦耕詩(上海博物館藏)
再說受呂留良影響之支流,其特出者便是曾靜,曾氏《知新錄》說:“如何以人類中君臣之義(yi) ,移向人與(yu) 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事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許以仁?蓋以華夷之分,大於(yu) 君臣之倫(lun) 。華之與(yu) 夷,乃人與(yu) 物之分界,為(wei) 域中第一義(yi) 。所以聖人許管仲之功。”至於(yu) 雍正帝駁斥呂留良,倒是下了一番功夫,且從(cong) 節義(yi) 入手,也可謂擊中要害。雍正七年四月上諭說:“是呂留良於(yu) 明毫無痛癢之關(guan) ,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節也!……身為(wei) 本朝諸生十餘(yu) 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慮,忽號為(wei) 明之遺民。千古悖逆反覆之人,有如是之怪誕無恥,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書(shu) ,立逆說,喪(sang) 心病狂,肆無忌憚。其實不過賣文鬻書(shu) ,營求聲利。”雍正帝並不詳論呂留良之闡發朱學,而論其於(yu) 明清兩(liang) 朝之關(guan) 係,論呂氏最為(wei) 關(guan) 切的節義(yi) 、功利,確實也道出了呂氏心中隱痛。後來命朱軾等人編撰《駁呂留良四書(shu) 講義(yi) 》,然此書(shu) 未被收錄《四庫全書(shu) 》,《續修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認為(wei) 此書(shu) 大都膚末之論,意在逢迎而已。
五
如今再讀呂留良《四書(shu) 講義(yi) 》,自然還當重視其對於(yu) 朱學的闡發,誠如《續修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所說:“書(shu) 中悉就朱注發揮,然體(ti) 會(hui) 有得,多有比朱注更精更切者,時亦自出己意,不能盡合朱子。……自成呂氏之書(shu) ,非一般遵朱不敢失尺寸者可以同語也。”呂留良對於(yu) 朱子《四書(shu) 章句集注》的詮釋實在難能可貴,雖其中論析不盡合於(yu) 朱子,然亦是極有價(jia) 值的。
《大學讀本》(清陳鏦鈔本,佚名過錄朱子、呂留良、仇兆鼇批語,載《西泠印社拍賣有限公司二〇一三秋季拍賣會(hui) 圖錄》)
呂留良《四書(shu) 講義(yi) 》晚清以來雖有影印翻刻,然缺少一部點校整理本,則其中朱學精華終究無法為(wei) 研究學習(xi) 者廣泛閱讀。精研呂留良二十年的俞國林兄,慨然力任此事,去年出版的《呂留良全集》,其中收錄的《四書(shu) 講義(yi) 》就是第一個(ge) 點校本;今年則又將《四書(shu) 講義(yi) 》再度修訂,出版單行本。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單行本與(yu) 《全集》本在體(ti) 例上作了改變,將呂氏講義(yi) 與(yu) 朱子《四書(shu) 章句集注》逐條對應,以便對比考量呂留良朱學詮釋的成就。精心的點校,方便的體(ti) 例,故而新版《四書(shu) 講義(yi) 》當是三百多年來最佳的一個(ge) 版本。呂留良弘揚朱學、《四書(shu) 》學功不可沒,國林兄亦功不可沒矣!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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