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王門後學鄒元標研究述略

作者：劉青衢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教育文化論壇》2017年第3期。

時間：西元2017年9月14日

摘要：鄒元標乃江右王門後學重要代表人物，但目前尚未形成學界研究熱點，綜觀已有研究成果，大多數視角仍然主要集中在哲學思想方麵，而對其政治事業(ye) 、講學活動、藝術修養(yang) 等諸領域則相對措力較少。本文全麵梳理近十年來鄒元標研究的最新動態，理清研究的焦點分布，可以呈顯當前學術關(guan) 注麵貌，為(wei) 進一步擴大和深化鄒元標研究提供參考。

關(guan) 鍵詞：江右王門 鄒元標  心學思想  政治活動  講學活動

作者簡介：劉青衢（1983— ）男，貴州甕安人，貴州大學中國古代史專(zhuan) 業(ye) 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思想史。

基金項目：貴州省教育廳人文社科基地課題“黔中王門孫應鼇文獻資料整理與(yu) 研究”（2015JD001），孔學堂2016年課題“陽明後學與(yu) 《四書(shu) 》注釋研究”（KXTYB201602）的階段性成果。

鄒元標（1551——1624），字爾瞻，號南皋，江西吉水人，萬(wan) 曆五年進士，官至左都禦史。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代，其影響所及，史不乏載。《明史·趙南星列傳(chuan) 》載：“南星裏居，名益高，與(yu) 鄒元標、顧憲成，海內(nei) 擬之‘三君’”[1]。著名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稱：“今海內(nei) 名公卿，有舉(ju) 其地而知者，有舉(ju) 其氏而知者，唯吉水鄒公，識與(yu) 不識皆稱之曰南皋先生，非但不名也且不氏。宮掖之深也，廝養(yang) 之微也，羌戎之遐且桀也，莫不敬憚先生，如所嚴(yan) 事之神明。公車之牘，塵累山積，無不引先生為(wei) 重。慶、曆以來，所稱名公卿，未有此者。問其所以重？不過曰：天下第一激烈男子而已。”[2]湯顯祖與(yu) 鄒元標交往甚密，歎曰：“如相馬者，吾今猶未能定其色，知其人之天而已。”[3]延至清代，趙吉士亦推重之，甚言“有明理學之傳(chuan) ，莫盛於(yu) 江右；能維持名教、以道事君而身任天下之重者，在江右莫若鄒忠介元標。”[4]趙南星和顧憲成都是名重一時的東(dong) 林黨(dang) 領袖，能與(yu) 二人並肩稱譽，可見元標在當時已是享有盛名之宿儒。至於(yu) 袁宏道、湯顯祖、趙吉士等人的推重，更足以驗證鄒元標在士大夫群體(ti) 中威望之高與(yu) 影響之廣。

筆者考察經眼的鄒元標史料，論其生平經曆，最引人注目者，一是他一生“究心理學”，講學不輟，闡發陽明之道，建立了完整而獨特的思想體(ti) 係；二是他在政治上“三起三落”，始終保持“忠介”品格，汲汲以求優(you) 良之政治秩序，力圖化解晚明國家危機；三是詩文出眾(zhong) ，書(shu) 法一流，藝術修養(yang) 極高而名垂後世。鄒元標生活的時代，大明王朝在巨大的危機籠罩下一步步走向崩潰，他一生都受到國家危機的影響。基於(yu) 儒者內(nei) 聖外王之一貫追求，鄒元標必然會(hui) 關(guan) 切時政，那麽(me) ，他所作出的危機拯救行為(wei) 有哪些？在整個(ge) 晚明士大夫危機拯救行動中影響幾何？從(cong) 陽明心學開創者王陽明到“明代王學殿軍(jun) ”劉嶯山這一思想譜係中，鄒元標思想有何特點又處於(yu) 何等位置？鄒元標詩歌和書(shu) 法水平極高，從(cong) 文學藝術的角度來看又應如何評價(jia) ？這些問題都需要研究解答。本文將近十年來鄒元標研究文章梳理，加以評述，試圖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

一、心學思想研究

鄒元標既為(wei) 王門後學中堅，其心學思想自然為(wei) 人所樂(le) 道。張昭煒《良知學的收攝：鄒元標思想研究》（2011年）是目前所見研究鄒元標的唯一一篇博士論文，該文結合師友係統，重點討論了鄒元標思想的“收攝”特點——即對各家各派的吸收。作者分門別類地分析了元標“對江右王門的吸收以胡直為(wei) 主，對泰州學派的吸收以羅汝芳為(wei) 主，對浙中王門的吸收以王畿為(wei) 主。同時通過與(yu) 湛若水後學許孚遠、馮(feng) 從(cong) 吾以及朱子後勁顧憲成、高攀龍等人的論學，也將這些人的思想吸收。”[5]文章也注意到，鄒元標在吸收各派核心思想的同時有所“去除流弊”。另外，作者還創造性地提出“程顥、謝良佐、張九成、胡直、鄒元標組成的以性著心、以覺言仁為(wei) 特色的宋明理學第四係。”要之，此篇文章切入角度為(wei) 哲學思想，主要特色在於(yu) 廣博的涵容性。作者在另一篇文章《<論語>首句“學”詮釋中的仁學分化》（2009年）指出鄒元標將《論語》“學而時習(xi) 之”的“學”字解釋為(wei) “覺”和“悟”[6]，以此剖析了他與(yu) 前賢在仁學思想上的區別。

魏誌遠所撰《鄒元標思想初探》（2010年）係統敘述了鄒元標的心性論、工夫論，同時兼及其治世思想。作者指出：“在心性論上鄒元標主要繼承了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ti) ’的思想，強調心即理，心體(ti) 是‘有無之境’的統一，即心體(ti) 的本質內(nei) 容是至善，其作用形式具有無滯性。因此在工夫論上鄒元標強調做‘日減’的工夫，要求摒除外界情欲的幹擾，反身而誠，切身體(ti) 悟良知心體(ti) 。在修養(yang) 過程中主張以德性之知指導聞見之知。針對王學末流務虛蹈空的弊端，他還提出了自悟和實修相統一的修養(yang) 工夫，希望以此來挽救空談心性的士風。”[7]該文同時兼顧了鄒元標心性與(yu) 治世兩(liang) 方麵的思想，較全麵地再現了其致思向度的完整性。

陽明心學與(yu) 佛學的關(guan) 係曆來為(wei) 學者所關(guan) 注，至有反對王學者直接斥之為(wei) “禪學”，此處且不作曆史仲裁，但陽明後學對宗門的這一特點確實多有繼承發揚。朱生俊等人撰寫(xie) 的《鄒元標的理學思想》（2009年）在闡述了元標繼承陽明的“良知之說”之外，就分析了其思想的儒、佛、道成分。鄒元標對陽明“良知之說”的發展，是“回歸到本然之真，無邪之真”[8]，做到沒有任何私欲雜念。文章也肯認鄒元標作為(wei) 一代理學名士，非常維護儒家的倫(lun) 理綱常，他反對張居正“奪情”，就是以為(wei) 張居正違背了傳(chuan) 統的道德倫(lun) 理規範，此例一開，將會(hui) 對社會(hui) 風氣造成惡劣導向。

《王學流衍：江右王門思想研究》[9]（2006年）乃是蔡仁厚先生的一部重要力作，作者為(wei) 新儒家第三期代表人物之一，於(yu) 宋明理學的研究久享盛名，先生以元標為(wei) 江右王門後勁，分析其承自胡直的學術特點，張揚其實學精神，要非空疏闊談，不務根本，此書(shu) 雖非專(zhuan) 論鄒元標思想之作，而能精言其髓，亦足信也。陸永勝《鄒元標實心本體(ti) 論的建構及其價(jia) 值省察》（2015年）從(cong) “識仁”“透性”“釋空”[10]三方麵闡明鄒元標建立的“實心本體(ti) 論”架構，並在晚明政治學術語境下對其作出了價(jia) 值評判。

除專(zhuan) 文論述元標外，將其納入專(zhuan) 著中某一章，在總體(ti) 研究一時代或一地域的共同問題時，兼顧考察之，這是鄒元標研究的另一特點，蔡仁厚所撰即此一例，類似者還有劉輝平的《江右王門學派思想初探》[11]和徐儒宗的《江右王學通論》[12]（2009年）。劉輝平依據黃宗羲《明儒學案》對鄒元標理學思想的研究作了簡單介紹，認為(wei) 其思想主要強調“識仁”，即追求無思無欲又事事合宜，在現實生活中要做到“做本分人，說本分話，行本分事。”作者意在綜述江右思想全體(ti) 麵相，非僅(jin) 限於(yu) 一人，元標思想隻得稍作簡括，未能盡其詳。徐儒宗也綜述了江右王門的主要思想流變，簡要介紹了元標的學術思想、教育思想和經世思想，其所闡發大都不出黃宗羲定論。

鄒元標著述豐(feng) 富，關(guan) 於(yu) 為(wei) 學宗旨的論述在不同語境下各有言說，後學總結時也莫衷一是。黃宗羲認為(wei) ：“先生之學，以識心體(ti) 為(wei) 入手，以行恕於(yu) 人倫(lun) 事物之間、與(yu) 愚夫愚婦同體(ti) 為(wei) 功夫，以不起意、空空為(wei) 極致。”[13]而元標親(qin) 傳(chuan) 弟子李邦華則評價(jia) 為(wei) ：“其學以透性為(wei) 宗，而以生生不息為(wei) 用，以一掃葛藤、直窮無始為(wei) 歸，而以規圓矩方、慥慥皜皜為(wei) 鵠，顯微動靜融為(wei) 一致，內(nei) 外體(ti) 用會(hui) 為(wei) 一原。”[14]黃宗羲顯然以為(wei) 元標所持本體(ti) 當為(wei) “心體(ti) ”，李邦華則以為(wei) 是“透性”，“心體(ti) ”與(yu) “性”在某種程度上固然可以相通，但畢竟立言不同，“心體(ti) ”從(cong) 主觀上說，“性”從(cong) 客觀上說，焉能混淆？黃宗羲認為(wei) 元標“以不起意、空空為(wei) 極致”，此就境界而言，李邦華則雲(yun) “顯微動靜融為(wei) 一致，內(nei) 外體(ti) 用會(hui) 為(wei) 一原。”又可見二人之差異。前人的見解已不同如此，今人猶未能彌縫。張昭煒將元標的學術宗旨定為(wei) 一個(ge) “覺”字，“覺即學，覺為(wei) 道體(ti) ，學為(wei) 功夫，覺即學即一體(ti) ，覺一體(ti) 為(wei) 境界。”[15]而陸永勝則以為(wei) “鄒元標通過對仁、性、空的論述，建構起其心學經世思想的實心本體(ti) 論，堅持了“實有”的儒學立場，為(wei) 其實學功夫論和仁治觀奠定了理論基礎，這是其實踐性的基點。”[16]他們(men) 二人一以“覺”為(wei) 元標宗旨，一以“實心”為(wei) 元標宗旨，立論也頗不同。一個(ge) 人的為(wei) 學宗旨關(guan) 乎其學術體(ti) 係的定位，為(wei) 學宗旨判斷不一，說明研究者對元標的認識各重一麵，尚未達致整全的共識，這有待進一步研究確認，例如陽明以“良知”為(wei) 宗旨，這當是古今共識，如果對陽明的學問宗旨尚且言人人殊，則進一步的研究似亦難以準確深入。

二、政治活動研究

鄒元標官終左都禦史，政治活動為(wei) 其一生主要著力點之一。研究此一領域的文章有朱生俊《鄒元標研究》（2009年）、羅宗強《道德理想與(yu) 政局之錯位：鄒元標》（2006年）、王波《儒家民本思想與(yu) 封建專(zhuan) 製政治之契合與(yu) 衝(chong) 突》（2004年）、徐美潔《王夫之及俞樾“鄒元標論”之異同淺析》（2011年）、吳振漢《明儒鄒元標的為(wei) 學與(yu) 用世》（2009年）、張昭煒《陽明後學鄒元標氣節綜評》（2015年）等。朱生俊全麵列舉(ju) 了“鄒元標的生平及其主要著作”、“鄒元標的為(wei) 官之路”、“鄒元標的理學思想”、“鄒元標與(yu) 書(shu) 院”、“鄒元標的詩歌與(yu) 書(shu) 法”[17]，將元標一生全部履曆一一概述，可謂全麵，但亦因如此而恐無重點可言。對於(yu) 元標政治活動一節，朱文按時間先後順序敘述了“初入仕途，身無媚骨、不畏顯貴”、“再入仕途，建言獻策、盡忠盡職”、“三入仕途，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文章在寫(xie) 作中征引元標一手材料較多，基本梳理清楚了元標入仕曆程，但對更深層的原因尚缺乏挖掘，令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羅宗強分析了元標思想的儒釋道成分，指出其主要特色依然在於(yu) 儒家義(yi) 理，重點則在強調元標道德持守甚嚴(yan) ，隨著時間推移，其社會(hui) 聲望越來越高。懷著末世拯救的心態，元標以道德理想情懷應對世事，終因無駕馭時事的政治能力而隻能飲恨以歸。羅氏言：“元標剛進入仕途，對於(yu) 政局之全貌並不了解，僅(jin) 從(cong) 道德理想出發，憑著年青人之一腔熱情，激昂慷慨反對‘奪情’，亦激昂慷慨反對張居正之改革措施，書(shu) 生意氣，情操高尚而見解未免迂腐，道德理想與(yu) 政局之現實錯位，他在其他幾件事上亦有類似之表現……”[18]此為(wei) 該文對元標一生政治活動所下注腳，通讀而過，留給人的印象，元標適為(wei) 一誌大才疏的失意文人耳，恐有未允之處。

與(yu) 羅文相反，吳振漢卻對元標政治行略持肯定意見，他高度評價(jia) 元標不同流合汙的行為(wei) ，認為(wei) 在晚明日益敗壞的世風中，元標潔身自好，不平則鳴，不畏皇權，堪稱士林典範[19]。此兩(liang) 文一褒一貶，可見後人持論之異，殊堪玩味。王波力貶儒家傳(chuan) 統的民本思想，其所擎的旗幟不過是近代以來早已流行的西方法治觀念，其文以元標為(wei) 反例，認為(wei) 元標上疏反對張居正“奪情”隻不過是因胸中有一股為(wei) 民請命的熱血鼓蕩，但這隻是一時一事的血氣之勇，並非長期法製精神使然，故而是不可靠的[20]。該文既將儒家民本思想視作封建專(zhuan) 製下統治人民的“裝飾品”，則元標的政治活動性質自然不問可知。

張昭煒主要談論了元標受家庭環境、吉安地區士風和陽明學的影響而養(yang) 得一身剛介的氣節，在朝廷進退出處之間更是身體(ti) 力行地實踐了凜然正氣。[21]徐美潔也關(guan) 注了元標的氣節，先是論述其立朝氣節，以為(wei) 乃客觀士風標尚，接著推出了王夫之與(yu) 俞樾的評論。針對王夫之的評論，徐氏稱：“夫之之責鄒元標者，實視其為(wei) 君子而責之也，責其知居正為(wei) 不仁，為(wei) 小人，而不能審其勢，徒虧(kui) 體(ti) 辱誌。而其再立於(yu) 朝，更助有明君臣道喪(sang) 之頹勢也。”[22]檢討俞樾的評論，徐氏以為(wei) ：“曲園乃從(cong) 經世致用立場出發，隻注意鄒疏之‘必不用’也，責其之不明智也，而歸之於(yu) 其人之‘好名’，而於(yu) 當時千絲(si) 百縷之關(guan) 係論之甚少，於(yu) 船山所論‘君臣道喪(sang) ’之見微知著之言也，有所未及也，乃李慈銘之所批‘膚淺’者。於(yu) 此論，似亦稍可當之也。”王、俞二氏皆指斥元標疏駁張居正，但各自側(ce) 重不同，徐美潔則偏向王夫之。此文亮點不僅(jin) 在於(yu) 辨析王、俞之不同，更在於(yu) 以後世名人對元標的評論材料為(wei) 證，增添了元標在晚明史上有大影響之一有力旁證。

這一方麵的研究大多關(guan) 注鄒元標與(yu) 張居正的鬥爭(zheng) ，又特別注重其中的情操氣節，似乎元標的政治行為(wei) 動因基本就是依據其道德理想，如此一來，雖然一方麵可以彰顯元標的士大夫風骨，但另一方麵，僅(jin) 以道德風尚為(wei) 元標政治導向，又不足以全解元標。鄒元標並非隻是一個(ge) 唯以道德為(wei) 目的之儒生，而有其豐(feng) 富深刻的政治思想。關(guan) 於(yu) 士風問題，他說：“夫國運之隆替，係士風之邪正，士風之邪正，係國家之振作。”關(guan) 於(yu) 作風剛猛問題，他說“夫天下事，與(yu) 其過而剛斷，無寧過而詳慎。”關(guan) 於(yu) 正邪黨(dang) 爭(zheng) 問題，他說：“天下治亂(luan) ，係於(yu) 人心，人心邪正，係於(yu) 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無繇，無偏無黨(dang) ，王道蕩蕩，無黨(dang) 無偏，王道平平。”[23]至於(yu) 其他治國理政的思想和政策製度，元標都有成熟老練的考慮，且在政治哲學上有深刻的思索，並非隻憑血氣之勇或道德理想，而無政治智慧和才幹，此一深層冷靜客觀的考察顯然仍需開掘。另外，鄒元標既被推為(wei) “東(dong) 林三君”，又名列“東(dong) 林點將錄”，他與(yu) 高攀龍一起講學，又與(yu) 顧憲成等人頗有往來，無論如何被目為(wei) 東(dong) 林黨(dang) 是不可忽視的曆史事實，盡管他本人並不承認，甚至在文章中明確批判黨(dang) 爭(zheng) ，但從(cong) 政治視角切入元標的世界，則他與(yu) 東(dong) 林諸君子的關(guan) 係和交往不能不詳加考察，此亦尚待拓展。

三、講學活動研究

鄒元標因為(wei) 直諫得罪，前後兩(liang) 次被黜於(yu) 南京，不數年又以病還家，從(cong) 此閑居林下，近三十年不朝。故學者論元標行止，不可不論講學，論講學又不能不考都勻、吉水、北京三地。元標一生講學經曆燦然可見，初則貶謫都勻，建講學草堂，一麵研究義(yi) 理，一麵教化黔南子弟；在吉水則建仁文書(shu) 院，講學故裏，又多與(yu) 士大夫往來，於(yu) 是，聲名高漲，海內(nei) 鹹聞；晚年再至北京，與(yu) 馮(feng) 從(cong) 吾建首善書(shu) 院，並引東(dong) 林人士講學其中，因影響過高，遭閹黨(dang) 嫉恨，遂引君權鉗製，最終被迫解散。觀元標講學履曆，頗合古道。蓋古之君子，以道事君，以學化民，不能治國，則反身仁裏，無入而不自得焉，此即荀子所謂“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元標所行，不外於(yu) 是。

元標還鄉(xiang) ，縣裏縉紳大夫慕其在朝英名，相與(yu) 推重，吉水知縣複建仁文書(shu) 院，延請元標為(wei) 主講，元標亦樂(le) 得一傳(chuan) 道之地，遂日講不輟。仁文書(shu) 院落成，元標特作《仁文書(shu) 院記》曰：“元標進未得行斯學於(yu) 朝，退願得明斯道於(yu) 野。俾鄉(xiang) 子弟孝友忠信，雍雍翼翼，庶上不負聖天子明盛之世，下不負良有司振作之美，而餘(yu) 眷眷欲開斯道之意，庶幾其不孤也。”[24]這一段記述極為(wei) 重要，因其明確點出元標進欲行學於(yu) 朝、退欲明道於(yu) 野的誌向，而此學此道為(wei) 何？自然是儒家內(nei) 聖外王之道，可見元標明顯具有重建秩序的擔當意識。李勁鬆在《鄒元標與(yu) 仁文書(shu) 院》一文中詳細敘述了仁文書(shu) 院始末，考其原委，較為(wei) 清楚。[25]

宋元明三代書(shu) 院講學運動持續不斷，為(wei) 中國曆史上學術活動的一大顯征，在官學之外，激活了民間的向學風氣。元標講學生涯以貶謫貴州都勻衛為(wei) 起點，而終點則在京師所創之首善書(shu) 院。陳時龍《明代中晚期講學運動(1522—1626)》一文主要論明代講學運動，第六章專(zhuan) 述首善書(shu) 院，詳考其興(xing) 廢始末，尤其考察了鄒元標與(yu) 馮(feng) 從(cong) 吾創建首善書(shu) 院的經過，比較了元標與(yu) 馮(feng) 從(cong) 吾、高攀龍講學思想的不同。關(guan) 於(yu) 首善書(shu) 院最後失敗的原因，作者認為(wei) ：“通過首善書(shu) 院一事反映出政治與(yu) 講學的緊張在晚明的政治鬥爭(zheng) 中日益被強化，正是這種政治觀念的強化，而不是具體(ti) 的政治行為(wei) 或黨(dang) 爭(zheng) ，導致了首善書(shu) 院的沉寂。首善書(shu) 院的禁毀，從(cong) 某種程度上折射出了晚明政治與(yu) 講學之間的衝(chong) 突，折射出晚明流行的政治偏見——講學即是結黨(dang) 。”[26]首善書(shu) 院最終遭到改毀，跟黨(dang) 爭(zheng) 有莫大關(guan) 係，元標最後鬱鬱而去，於(yu) 中可察其婉曲。

在貴州地域曆史和中國學術史上有一極富意義(yi) 之事件，一個(ge) 學術流派的開創者和繼承者先後遭遇類似政治打擊而貶謫到同一個(ge) 地方，同樣獲得生命與(yu) 學問的深刻感悟與(yu) 創見，並對地方思想文化產(chan) 生塑形和完善的深遠影響，這就是王陽明和鄒元標前後相隔七十年的謫黔之旅。關(guan) 於(yu) 元標在黔行跡以及與(yu) 黔中王門的淵源，在現有學術研究中尚不能見其細節，此恐受限於(yu) 傳(chuan) 世資料的欠缺，但大致曆史梗概和意義(yi) 則可盡得於(yu) 黔中陽明學者已有的透視。

張新民先生指出：“如果說王陽明是黔中王門的主帥，則不妨將鄒元標視為(wei) 後起的殿軍(jun) ，雖然前者更是明代整個(ge) 心學學統的宗主，後者同時亦為(wei) 江右王門的中堅。黔省地方文物風氣之彬彬然興(xing) 起，多受斯二人思想行為(wei) 示範之沾溉。”[27]元標的學術地位及其對貴州地域文化的影響在氏著中可謂精魂抉發矣。黔中王學研究專(zhuan) 家劉宗碧以《貴州的王門後學》一文綜述了黔中王門後學群像，對以都勻為(wei) 中心的黔南王學，大略考察了鄒元標貶謫期間的施教情況，尤其勾勒出吳鋌、陳尚象、餘(yu) 顯鳳等元標親(qin) 傳(chuan) 弟子群像[28]，由此可見元標在黔之遺澤。張明在《王陽明與(yu) 黔中王學》中論述了黔中王門的興(xing) 起和發展，言及黔南王學，盡舉(ju) 元標弟子[29]，情況大致與(yu) 上述劉宗碧的考察相同。黃萬(wan) 機、田原等人合著之《鄒元標與(yu) 黔南王學》是《黔山靈秀鍾人傑——曆代英才與(yu) 貴州文化》書(shu) 中的一篇，先舉(ju) 黔南王學群像，言貴州學術和人物氣象蔚然，後則述及元標風骨和影響，與(yu) 上兩(liang) 文相近[30]。這幾篇文章都大致簡略敘述了元標謫戍都勻衛、在張公讀書(shu) 堂舊址結講學草堂、得黔南英才而育之、遂有賢弟子輩出、黔中王門以是別添一力的縱向曆程，元標在黔活動狀況粗略可觀，而舉(ju) 其時代大義(yi) 則多取於(yu) 張新民先生文章。

鄒元標講學經曆以其在江西吉水仁文書(shu) 院時間最長，且此亦非個(ge) 案，而是整個(ge) 晚明講學運動風潮中之特別代表而已，因此，研究元標講學在時間上往往需要聯係整個(ge) 明代，在空間上則需要顧及全國或至少江右地區，從(cong) 這一角度切入的論文尤見於(yu) 吳宣德《江右王學與(yu) 明中後期江西教育發展》（1996年）、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一一曆史、思想與(yu) 實踐》（2003年）和翁健鍾《鄒元標與(yu) 明代中晚期的講學活動》（2008年），都大致論述了明代江右地區書(shu) 院講學的風格特點，元標作為(wei) 一例也有所闡發，以諸文之關(guan) 照頗為(wei) 相似，茲(zi) 不贅言。

正如元標自己所言：“進未得行斯學於(yu) 朝，退願得明斯道於(yu) 野。俾鄉(xiang) 子弟孝友忠信，雍雍翼翼，庶上不負聖天子明盛之世，下不負良有司振作之美，而餘(yu) 眷眷欲開斯道之意，庶幾其不孤也。”[31]講學與(yu) 政治，一“下行”，一“上行”，都是儒家士大夫行道之路徑，當“得君行道”的政治奮鬥不得意時，元標就與(yu) 傳(chuan) 統士大夫一樣，選擇“覺民行道”的教育路線，教育是為(wei) 了傳(chuan) 道，為(wei) 了培養(yang) 人才，寄托了元標未實現的政治理想。因此，研究元標講學活動，必須與(yu) 行道聯係起來觀察，方足以發掘其講學背後的淑世關(guan) 懷，而不僅(jin) 僅(jin) 是簡單的教育活動，竊以為(wei) 順此角度的研究亦尚待進一步深入。

四、交往活動研究

梳理鄒元標政治活動，不期然而然地涉及到他的交往材料，對於(yu) 這一方麵的研究也偶獲篇什。楊安邦著有《湯顯祖交遊與(yu) 戲曲創作》一書(shu) ，第三章第三節為(wei) 《正直敢言的東(dong) 林黨(dang) 領袖鄒元標》，此文並不直接研究鄒元標政治活動，而以敘述湯顯祖與(yu) 元標的交往活動為(wei) 主，但側(ce) 麵可見元標之政治遭遇[32]。文章舉(ju) 湯顯祖為(wei) 元標《太平山房集選》作序為(wei) 例，其曰：“蓋予童子時從(cong) 明德夫子遊，或穆然而谘嗟，或熏然而與(yu) 言，或歌詩，或鼓琴。子天機洽如也。後乃畔去，為(wei) 激發推蕩歌舞誦數自娛。積數十年，中庸絕而天機死。蓋晚而得見公文，乃始憬然歎曰，是何仁者之心而智者之言。如相馬者，吾今猶未能定其色，知其人之天而已。公固謂予曰：非子莫為(wei) 序吾文者。因為(wei) 欣言之如此。因特有事乎此而就正焉，非如世所雲(yun) 托公千秋之名而已也。”[33]透露出湯顯祖對鄒元標的欽佩，亦反證元標交遊的廣闊和望重於(yu) 世的修為(wei) 。唯此文因襲舊說以元標為(wei) 東(dong) 林黨(dang) 領袖而未加詳細辨析，或可再議也。樊樹誌《“西學”與(yu) 王學、東(dong) 林、複社——李贄、鄒元標、馮(feng) 應京、馮(feng) 琦、方以智》[34]（《晚明史》2003年）與(yu) 黃文樹《陽明後學與(yu) 利瑪竇的交往及其涵義(yi) 》[35]（2009年）述及元標與(yu) 利瑪竇、楊廷筠、郭居靜等天主教人士的交往，陳永革《陽明學派與(yu) 晚明佛教》[36]（2009年）一書(shu) 呈現了元標與(yu) 無念深有、憨山德清、紫柏真可等佛門高僧的交往。敖以深《黔東(dong) 北地域陽明文化研究》[37]（2010年）一書(shu) 簡述了元標在都勻講學盛況，並談到了元標與(yu) 孫應鼇、李渭、馬廷錫等黔中王門大儒的學術往來。敖以深另一文《李渭心學思想探析》[38]（2010年）更述及元標對李渭心學思想的接受過程。元標與(yu) “東(dong) 林黨(dang) ”人的交往情況有楊映紅《唐伯元與(yu) 東(dong) 林諸子交遊考略》[39]（2011年）一文，將元標納入東(dong) 林黨(dang) 人群體(ti) ，敘述了唐伯元與(yu) 鄒元標、顧憲成和趙南星等人的交往。此外，鄒元標和其他士大夫也有廣闊的交際往複，文集中有為(wei) 數甚多的往來尺牘為(wei) 證，但專(zhuan) 門的研究論文尚不多見，此不複舉(ju) 。

研究元標交往世界本身尚不足以透顯其意義(yi) 所在，須將之納入彼時重大的政治文化潮流中加以探討，元標與(yu) 東(dong) 林黨(dang) 人的交往、與(yu) 傳(chuan) 教士的交往、與(yu) 不同學術流派人物的交往都顯示出他既有廣泛的社會(hui) 活動麵，更透露出他對當時重大政治文化事件的高度敏感和關(guan) 切。研究元標的交往世界，應立體(ti) 地反映他的情與(yu) 誌、苦與(yu) 樂(le) ，朗現一片活潑潑的生活景象。已有研究各有側(ce) 重，可見其交往之一麵，但尚無以元標交往世界為(wei) 主題的專(zhuan) 門研究。

五、詩文與(yu) 書(shu) 法研究

鄒元標善於(yu) 作詩，《願學集》卷一錄其全部詩作，體(ti) 例分類計有三言古、四言古、五言古、五言絕句、六言古風、六言絕句、七言古風、七言律詩。從(cong) 內(nei) 容看，或寫(xie) 山川，或狀情誌，警句紛呈，洋洋可觀，最可注意者，這些詩並非隻為(wei) 了休閑遊樂(le) ，更在於(yu) 借以抒發弦外之音。

元標亦擅書(shu) 法，有小楷《趙用賢傳(chuan) 並書(shu) 後》並草書(shu) 《鄒元標尺牘》傳(chuan) 世，藝術水平很高，有人評價(jia) 他的楷書(shu) 為(wei) “清新勁健、神凝心寂”，草書(shu) 則達到“淩空取勢，縱橫馳騁，無滯無礙”，以詩寫(xie) 意，以書(shu) 寫(xie) 意，境界高明。

關(guan) 於(yu) 這兩(liang) 方麵的研究，學界甚少措意，故而論文不多。朱生俊因為(wei) 全麵研究元標生平，詩文與(yu) 書(shu) 法也略有顧及，此文前已有引述，茲(zi) 不重複。另有楊新民《關(guan) 於(yu) 鄒元標及其小楷<趙用賢傳(chuan) 並書(shu) 後>卷》[40]一文，先述元標大致生平，後專(zhuan) 門討論了元標書(shu) 法作品的藝術特點和高度。此外，文中也點出趙用賢為(wei) 當年抗諫張居正“奪情”的先驅，這幅書(shu) 法作品內(nei) 述元標對用賢的評價(jia) ，頗具文獻價(jia) 值。

六、結論與(yu) 前瞻

當前鄒元標學術研究文章數量不在少數，從(cong) 學院到民間，不管讚成還是反對，已有越來越多人注意到鄒元標。作為(wei) 陽明後學，鄒元標在學術思想上的重要地位皆得到一定程度的認同，無論是張新民先生稱之為(wei) “江右王門的中堅而黔中王門的殿軍(jun) ”，還是餘(yu) 英時先生稱之為(wei) “江右王門健者”[41]，抑或張昭煒稱之為(wei) “陽明三傳(chuan) 弟子中的集大成者之一”，鄒元標在王門後學乃至整個(ge) 晚明學術思想史上都產(chan) 生了重大影響，在現代學術研究領域漸漸成為(wei) 定論。但鑒於(yu) 目前尚無一本研究鄒元標的學術專(zhuan) 著出現，即使深度論文亦屈指可數，因此尚有很大的學術空間可待開掘。

具體(ti) 而言，現有鄒元標研究呈現出幾個(ge) 明顯特點。其一，思想方麵，大多從(cong) 哲學角度切入，就思想而論思想，即使將其思想分成不同的類別言說，也呈現的是思想本身的奧秘和韻味，至於(yu) 思想之所由來的曆史文化背景，尤其個(ge) 中精微細密的引起與(yu) 被引起關(guan) 係，則並不可知。其二，政治方麵，元標在朝堂上的抗爭(zheng) 和堅持，盡情彰顯了一個(ge) 身負道義(yi) 擔當的心學士大夫麵對王朝衰落時的責任和理想，並非隻是照著科舉(ju) 進士所熟諳的孔孟文章而因襲舊說，已有研究對元標政治活動背後的價(jia) 值關(guan) 懷深度明顯挖掘不足。其三，講學方麵，自宋代書(shu) 院講學大興(xing) 至明末斥罷天下書(shu) 院，入清以後，書(shu) 院多務刻印書(shu) 籍，而講學論道之真精神遂湮沒殆盡。從(cong) 這一傳(chuan) 統看來，元標講學亦延續了往聖前賢明道於(yu) 野的使命，現存研究對於(yu) 元標講學的表麵活動自然多有發露，但事件背後的意義(yi) 蘄向依然少有著力。其四，交往活動方麵，多將元標歸入東(dong) 林黨(dang) ，實則不論“東(dong) 林非黨(dang) 論”已早有學者發語，就是考察元標實際交往，亦可發現他對東(dong) 林諸君子既有讚賞與(yu) 護持的一麵，也有保留而待商榷的一麵，元標的名望雖可與(yu) 東(dong) 林黨(dang) 首齊觀，但其學術與(yu) 用世自有不類之處，既有研究於(yu) 此尚缺少精微的辨析，以致陳說甚夥(huo) 。其五，詩文與(yu) 書(shu) 法研究方麵，隻有少數文章提及，研究可謂薄弱。

自先秦原始儒學形成以來，“內(nei) 聖外王”即為(wei) 儒家思想之根本關(guan) 懷，內(nei) 聖為(wei) 外王之根據，外王為(wei) 內(nei) 聖之發用，實現外王的途徑一般而言有二：一為(wei) “得君行道”之上行路線，一為(wei) “覺民行道”之下行路線。由於(yu) 宋明兩(liang) 代政治生態判若雲(yun) 泥，遂使宋代以朱熹為(wei) 代表之理學士大夫偏向“得君行道”，明代以王陽明為(wei) 代表之心學士大夫則偏向“覺民行道”[42]，當然這是大略而言，並不是絕對地說“得君行道”者便不在“覺民行道”，或者“覺民行道”者便斷然拒絕一切可能的“得君行道”。但在爬梳鄒元標曆史材料過程中，筆者卻發現元標並不像他所崇奉的先賢陽明先生一樣戮力於(yu) 鄉(xiang) 村實踐，也不像顏山農(nong) 、何心隱等一般泰州學派人物積極從(cong) 事社會(hui) 改造運動，他雖然居家講學三十年，在社會(hui) 建設方麵卻乏善可陳。相反，鄒元標即使在罷職期間也與(yu) 政界人物多有往來，更不要說在朝時期始終表現出對皇帝的熱切期望和對國事的激烈批判，他一貫忠直耿介的品性，縱然在反複遭遇貶謫之後也絲(si) 毫不為(wei) 外部勢力所動。可見，作為(wei) 一個(ge) 心學士大夫，鄒元標不可能不懷有治平天下的秩序理想，而他實現理想的方式即使不排除“覺民行道”的下行路線，但用力更多的可能是“致君行道”的上行路線，這其實是對宋儒傳(chuan) 統的回歸。如果說在晚明日益嚴(yan) 重的國家危機背景下，“東(dong) 林黨(dang) ”所倡導的“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guan) 心”典型體(ti) 現了晚明士大夫將視線重新指向朝廷的價(jia) 值轉移——或者至少是加強，那麽(me) ，鄒元標生在晚明又與(yu) “東(dong) 林黨(dang) ”關(guan) 係密切，則可以說是“上行路線”的代表人物之一而足以與(yu) 東(dong) 林君子同輝。

陽明心學為(wei) 明代中後期思想主流，也是繼朱子之後儒學發展的又一高峰，然而晚明時期的陽明後學卻遭到了同時代及後來人的諸多批評。其中最常見的指控便是空談心性而不切實務。身受亡國之痛的遺民如顧炎武和王夫之等，更是將矛頭直指王學，甚至鄒元標上疏反對張居正“奪情”一事，也備受王船山斥責。但細考鄒元標的心學思想與(yu) 政治活動，則在在皆是邦國關(guan) 懷，至其晚歲，更是老成謀國，意欲與(yu) 一幹同僚和衷共濟，以渡時艱，絕非空談誤國之輩，更不可能將儒家的使命僅(jin) 僅(jin) 滿足於(yu) “平日袖手談心性”而止。元標具有強烈的秩序重建理想，其時，心學與(yu) 理學之爭(zheng) 雖然尚在延續，但在政治領域也出現了一定的合作，由此在職業(ye) 官僚、皇權（含閹黨(dang) ）之外，形成了一股理學和心學士大夫群體(ti) 將關(guan) 懷的重心由民間指向朝堂、試圖改造現實的思想與(yu) 政治洪流，在此背景下，元標的心學思想綻放出厚實的實踐光芒。

在晚明殘酷激烈的政爭(zheng) 中，魏忠賢一派閹黨(dang) 為(wei) 了羅織罪名，將清流一網打盡，故意捏造了著名的《東(dong) 林點將錄》，所謂的“東(dong) 林黨(dang) ”由此出現了，鄒元標便赫然在名錄之中。後世的《東(dong) 林列傳(chuan) 》、《東(dong) 林黨(dang) 籍考》也因襲陳說，並不加以考證區分。事實上，鄒元標隻是與(yu) “東(dong) 林”人士因義(yi) 氣相召而有所交往，同情甚至支持東(dong) 林。但在明末至清代不少人眼中，甚至在今天的學術研究中，黨(dang) 爭(zheng) 依然被視為(wei) 導致明亡的一大原因，作為(wei) 所謂“東(dong) 林黨(dang) ”領袖之一的鄒元標自然也難辭其咎，難辨清白。這隻有在層層鉤稽史料之餘(yu) ，才能給曆史以更真實的認識和評判。

以上所言，皆是欲回答序言諸問題而未完滿者，或是進一步深入和擴大鄒元標研究之可注意的新發力點。鄒元標是晚明政壇和學界具有十分重要影響的人物，以鄒元標心學思想和政治活動為(wei) 個(ge) 案展開研究，既能厘清前人誤讀誤判的曆史陳見，凸顯塵封於(yu) 久遠時空之中的價(jia) 值世界和曆史世界，更新人們(men) 對陽明後學的認識，豐(feng) 富陽明後學的研究成果，從(cong) 而在整個(ge) 陽明心學係統中給予元標以更準確恰當之定位，也能由點到麵地窺見晚明政治文化背景下士人心態與(yu) 命運的悲壯，把握權力世界與(yu) 士大夫群體(ti) 之間長期存在著的緊張，獲得關(guan) 於(yu) 晚明思想史發展的一種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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