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樂(le) 論的美學範疇及其演繹

作者：韓偉(wei) （哈爾濱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閏六月初二日壬子

         耶穌2017年7月24日

中國古代樂(le) 論文史哲合論、詩樂(le) 舞不分的總體(ti) 特征,決(jue) 定了其中必然蘊含著對後世哲學、美學、文學發展產(chan) 生重要影響的核心概念。

樂(le) 論是中國古代美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同於(yu) 現代意義(yi) 上的“音樂(le) 理論”,是以古代音樂(le) 為(wei) 論述起點,對包括文學在內(nei) 的藝術領域的全麵言說。它不僅(jin) 是中國古代美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對古代美學思潮的構建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但是,綜觀現有的中國美學研究,對音樂(le) 及樂(le) 論的重視遠遠不夠,主要表現在以下兩(liang) 點:一是對美學史言說不充分。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各種中國美學史著作中所涉及的樂(le) 論文獻,大多僅(jin) 限於(yu) 《禮記·樂(le) 記》《荀子·樂(le) 論》等有限的幾種,雖然也承認它們(men) 的重要性,但往往並未充分展開。二是對樂(le) 論文獻的個(ge) 案研究不夠。通史層麵的重視不足,會(hui) 對個(ge) 案的深入挖掘造成影響,同時,個(ge) 案研究不充分,也難以形成全麵的曆史線索。導致上述現象的根本原因,實際上是對樂(le) 論在美學史中地位的忽視,這種忽視是中國美學史研究的重大失誤。樂(le) 論不僅(jin) 是美學史的重要參與(yu) 者,也是重要的建構者,其對美學史的影響也是全方位的。本文認為(wei) ,樂(le) 論對美學範疇的貢獻可分成以下幾種模式。

以“靜”“性”為(wei) 代表的哲學演繹

哲學演繹模式,是指一些概念肇始於(yu) 樂(le) 論,後在哲學領域被演繹、發展。這種模式的典型代表是“靜”和“性”,兩(liang) 者作為(wei) 宋明理學的核心概念,被後世廣為(wei) 接受。實際上,它們(men) 最初源自先秦樂(le) 論,在《樂(le) 記》中有“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樂(le) 由中出故靜”的句子,將“靜”看成是人與(yu) 生俱來的天性。相形之下,如果人不能很好地處理外物對人心的幹擾,造成了對人性之“靜”的影響,就會(hui) 有各種不好的情況出現。於(yu) 是,《樂(le) 記》將這種人心被外物所牽絆的情況,定義(yi) 為(wei) “滅天理而窮人欲”。很顯然,這裏無論對“靜”的認識,還是對“靜”與(yu) “性”之間關(guan) 係的論證,都可以在後來的宋明理學中見到影子。在宋明理學家看來,“性”的根本在於(yu) “守靜”,不被外在現實欲望所幹擾就是最核心的天理,張載在《經學理窟·詩書(shu) 》中就強調,人心最理想的形態是赤子之心,而赤子之心隻有在“靜”的狀態下才能獲得。與(yu) 之相類似,程顥在《顏子所好何學論》中也表達了對“靜”的推崇,在他看來,人隻有在“靜”的時候,才能保證本性的純正。

實際上,《樂(le) 記》對理學的意義(yi) 絲(si) 毫不亞(ya) 於(yu) 《大學》《中庸》。“四書(shu) ”之說本自朱熹,雖未提及《樂(le) 記》,但這並不代表它就真的無足輕重。早在北宋時期,二程就曾直言“《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le) 記》為(wei) 最近道學者”(《禮記集說》),據此可知《樂(le) 記》對理學產(chan) 生影響應該是不爭(zheng) 之事實。與(yu) 這種情況相一致,先秦樂(le) 論中提到的“靜”“性”以及關(guan) 於(yu) 兩(liang) 者關(guan) 係的論述,便成了理學討論的重要問題,並成為(wei) 其思想體(ti) 係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相應地,兩(liang) 者的意義(yi) 和關(guan) 係也在理學家的哲學演繹過程中獲得了進一步的充實和固定。

以“德”為(wei) 屬性的倫(lun) 理通約

倫(lun) 理通約模式,是指倫(lun) 理概念在音樂(le) 或樂(le) 論的促進下,最終成為(wei) 美學範疇。事實上,中國文化中的很多美學範疇都具有鮮明的道德性內(nei) 涵,其最初的肇始點是道德領域,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不斷滲入到藝術領域,最終被固定下來,內(nei) 涵獲得拓展。這方麵的代表是“德”範疇,在甲骨卜辭及《尚書(shu) 》中的《皋陶謨》《益稷》《盤庚》等篇中都可見到對“德”的論述。周代以前,“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是對“德”內(nei) 涵的高度概括。這種認識在《周禮·大司樂(le) 》中被衍及樂(le) 教領域,“德”開始以“樂(le) 德”的方式,借助音樂(le) 教育,被廣泛施用於(yu) 社會(hui) ,並成為(wei) 人格培養(yang) 的潛在手段。這也就是孔子“成於(yu) 樂(le) ”思想的早期雛形。到了春秋戰國時代,以孔、孟為(wei) 代表的儒家學者遵循“興(xing) 於(yu) 詩,立於(yu) 禮,成於(yu) 樂(le) ”的君子養(yang) 成模式,相比於(yu) 詩和禮,樂(le) 是人性獲得完善的最終手段,“德”成了音樂(le) 的內(nei) 在屬性。至此,“德”範疇已經借助音樂(le) 領域的推進,成為(wei) 美學概念。

眾(zhong) 所周知,在先秦時代,音樂(le) 與(yu) 文學是同根同源的姊妹藝術,音樂(le) 領域對“德”的重視,也代表了文學領域的基本情況。於(yu) 是,到了魏晉時期,劉勰在《文心雕龍·原道》開篇便總結稱:“文之為(wei) 德也大矣”,而且認為(wei) 文章在產(chan) 生之初便與(yu) “德”糾纏在了一起。自此之後,中國古代文論經常會(hui) 體(ti) 現出“崇德”、“尊德”的特征,甚至成了古代文論討論文章優(you) 劣的潛在標準。中國藝術對“德”的重視,其優(you) 劣得失姑且不論,但樂(le) 論對這一範疇的定型、普及則是功不可沒的。相較於(yu) 上文提到的“哲學演繹模式”,“倫(lun) 理通約模式”重在突出音樂(le) 或樂(le) 論在道德強化方麵的作用,借助道德因素對各門藝術存在的普遍規約性,實現對某些概念的通約和強化。借助這種方式衍生出的美學範疇,除了“德”之外,還有“悲”、“樂(le) ”、“情”等。

以“和”為(wei) 表現的同場搬用

同場搬用模式,是音樂(le) 領域的概念被其他藝術門類所征用,使其不斷定型。這裏所稱的“場”實際上是指同一“藝術場”。中國早期藝術的渾融一體(ti) 特征,導致很多概念在發展過程中被其他藝術門類征用,最終走向成熟。較典型的例子是,《詩大序》中提到的“風、賦、比、興(xing) 、雅、頌”,這六個(ge) 概念不僅(jin) 是後世研究《詩經》創作方法和文體(ti) 分類的門徑,也逐漸定型為(wei) 中國文學理論的核心範疇。實際上,此“六義(yi) ”完全照搬自《周禮·大師》。大師在周代屬於(yu) 重要樂(le) 官,由大司樂(le) 統領,主管音律校訂、典禮音樂(le) 的指揮,並協助大司樂(le) 進行音樂(le) 方麵的教育,因此此處的“六義(yi) ”實際上是大師傳(chuan) 授的六種音樂(le) 技藝。

與(yu) 這種情況相類似的還有“和”這一範疇。此概念最早見於(yu) 《尚書(shu) ·舜典》。“典樂(le) ”是當時的樂(le) 官,其職責之一是向貴族子弟傳(chuan) 授音樂(le) 技能,“八音克諧”進而實現“神人以和”是當時音樂(le) 演奏的最高理想。

在中國美學史上,與(yu) “和”相關(guan) 、被征引最廣泛的一段材料是《左傳(chuan) ·昭公二十年》記載的齊景公與(yu) 晏嬰的一段對話。在這段對話中,晏嬰提到美好的音樂(le) 往往是不同樂(le) 器、不同聲律相互間雜,清濁、短長、疾徐、哀樂(le) 、剛柔、高下等不同聲調雜相配合並相得益彰形成的。這種音樂(le) 形態就是“和”,反之則屬於(yu) “同”的範疇了。由此可見,先秦之後被奉為(wei) 中國美學核心範疇的“和”,實際上肇始於(yu) 音樂(le) 領域,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逐漸被其他藝術門類搬用,將音樂(le) 領域的“和樂(le) ”之“和”衍生為(wei) “和諧”之“和”,並且將追求與(yu) 人心的和諧、與(yu) 天地的和諧、與(yu) 社會(hui) 的和諧看成是中國藝術“和諧”之美的具體(ti) 表現。借助同場搬用模式逐漸定型的美學範疇還包括“韻”、“淡”等範疇,它們(men) 從(cong) 音樂(le) 領域進入其他藝術門類的路徑與(yu) “六義(yi) ”、“和”頗為(wei) 相似。

總體(ti) 而言,美學範疇是中國古代美學史的最核心單元,也是其基本質素,而樂(le) 論恰是眾(zhong) 多美學範疇的發源地和成熟場域。中國古代樂(le) 論文史哲合論、詩樂(le) 舞不分的總體(ti) 特征,決(jue) 定了其中必然蘊含著對後世哲學、美學、文學發展產(chan) 生重要影響的核心概念。這些概念經過曆史的磨礪,以及不同藝術門類的深化、改造,最終獲得了充盈的內(nei) 涵,同時也獲得了更加強大的指涉能力,並足以在整個(ge) 美學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注：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國古代樂(le) 論與(yu) 文論的關(guan) 係譜係研究”(14CZW001)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