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自新傳(chuan) 統

作者：徐興(xing) 無（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六月十七日戊戌

            耶穌2017年7月10日

一般認為(wei) ，中國文化有尊古、師古、好古的傳(chuan) 統，中國最早的曆史文獻《尚書(shu) 》開頭便說：“曰若稽古。”漢代經學家鄭玄注解道：“稽古為(wei) 同天。”《逸周書(shu) ·周祝解》說：“天為(wei) 古，地為(wei) 久。”所以，在中國文化中，古，不僅(jin) 有時間的內(nei) 涵，代表過去；還有空間的內(nei) 涵，代表自然。過去和自然似乎構成了事物的根源和依據。東(dong) 漢許慎《說文解字》解釋“古”字說：“古者，故也。”清代學者段玉裁解釋為(wei) ：“故者，凡事之所以然，而所以然者皆備於(yu) 古。”因此，《尚書(shu) ·說命》所雲(yun) “惟建事學於(yu) 古訓，乃有獲”，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董仲舒強調“《春秋》之道，奉天法古”等主張，皆是師古思想的體(ti) 現。反之則會(hui) 受到曆史的懲罰。比如李斯建議秦始皇焚書(shu) ，規定“有敢偶語《詩》《書(shu) 》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最終導致秦王朝的分崩離析；楚霸王項羽以為(wei) 靠武力可以征服天下，被太史公譏為(wei) “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

當然，中國文化中，也有反對泥古不化、批判因循守舊的思想。《莊子》就曾譏刺“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外物篇》）認為(wei) 以古代為(wei) 標準評判後世，是產(chan) 生偏頗認識的根源。王安石推行新法新政，頒布《三經新義(yi) 》（《詩經新義(yi) 》《書(shu) 經新義(yi) 》《周官新義(yi) 》），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特別是中國近現代曆史進程中，崇尚進化、追求進步、反對泥古、批判尊孔讀經等思想傾(qing) 向已成大勢，“古”被看成是中國進步的負擔，對“古”的向往成了保守的行為(wei) ，“九斤老太”所雲(yun) “一代不如一代”的觀念，一度成為(wei) 中國文化備受詬病的弊端。

不過，如果我們(men) 將概念或思想簡單地對立起來，是非曲直就無法判斷，隻有深入了解中國文化，才能既不泥古，也不非古。

“信而好古”的孔子，對於(yu) 古代的文化，有著非常睿智的態度。他對於(yu) “古”有著審慎的選擇與(yu) 評判。他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又說：“周監於(yu) 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在孔子生活的東(dong) 周（春秋）時期，杞、宋兩(liang) 國雖說是夏、殷之後，但孔子認為(wei) 他們(men) 的文獻和人物不足以代表夏、商的優(you) 秀文化，因此不值得繼承發揚，而周代的禮樂(le) 文化是對夏、殷兩(liang) 代文化的借鑒和發展，所以應該繼承。因此，孔子所信所好的“古”並不是時間意義(yi) 上的，而是價(jia) 值意義(yi) 上的。

孔子對如何師古也有主張。《論語》記載子張問孔子：“十世可知也？”孔子說：“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所謂“損”，是減損、批判、拋棄；所謂“益”，是增益、創新、發展。殷之於(yu) 夏、周之於(yu) 殷的文化繼承方式，都是既批判，又發展，所以這三個(ge) 王朝都創造了偉(wei) 大的文化，後世的社會(hui) 隻要遵守這樣的方法，有這樣的自覺，就可以知曉發展的方向。由此可知，孔子的師古，是探索社會(hui) 曆史發展的途徑，是對“道”的思考。因此，真正的師古不是為(wei) 師古而師古，而是有著明確的目的，這個(ge) 目的是什麽(me) ？還是孔子一語道破：“溫故而知新，可以為(wei) 師矣。”“溫故”是不斷地闡釋過去，深入傳(chuan) 統，汲取智慧與(yu) 力量，“知新”是師古的目的，是為(wei) 了把握今天和未來。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文化中本來就具有關(guan) 於(yu) “新”的豐(feng) 富理念。早在《易經》裏，就提出“革故鼎新”的思想。《雜卦》說：“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卦象征著“天地革而四時成”的自然之道；鼎卦象征著取物烹飪，不斷納新。如果古物、故舊沒有保存和繼承的價(jia) 值，完全可以革除拋棄而從(cong) 他處獲取新的發展資源。《易經》的深刻哲理在於(yu) ，它揭示了“故”並不是“新”的邏輯根源，僅(jin) 僅(jin) 是取用的資源，“革”才是規律，才是“新”的根據。如程頤《易傳(chuan) 》所說：“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或者說，時間意義(yi) 上的過去（“古”）和空間意義(yi) 上的自然（“天”）並不構成事物的根源和依據，它們(men) 的變化和發展才是事物的根源和依據。在這個(ge) 意義(yi) 上，過去（“古”）並不是曆史，不斷的變革才是曆史。唯有這樣的曆史，才是與(yu) 當代生活相關(guan) 的曆史，才是“道”的體(ti) 現，而這樣的“道”，又是人類從(cong) 自然的變化演進中體(ti) 會(hui) 到的。

如果說《易經》揭示的“新”指的是新的事物，而《禮記·大學》中提出的“新”，則是君子的修身之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qin) 民，在止於(yu) 至善。”程頤改此句經文中的“親(qin) ”為(wei) “新”，朱熹對此發揮說：“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汙也。”《大學》中特別援引了許多古代文獻中有關(guan) “新”的論述，如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朱熹解釋說：“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康誥》曰：“作新民。”朱熹解釋說：“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自新之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朱熹解釋說：“言周國雖舊，至於(yu) 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yu) 民，而始受天命也。”“自新新民，皆欲止於(yu) 至善也。”他將所有的“新”都解釋為(wei) “自新”之義(yi) 。大學之道是養(yang) 成聖人的途徑，旨在發掘人類自身具有的美德，更新自我，進而更新他人，共同達到至善的道德境界。這個(ge) 更新的過程，是從(cong) 個(ge) 人直到家國天下的道德、政治和文化實踐。

朱熹對於(yu) “新”的闡釋最具有創造價(jia) 值，他不僅(jin) 將“新”理解為(wei) 修身行為(wei) ，賦予其道德實踐的意義(yi) ，而且強調“自新”的意義(yi) ，指出實踐的主體(ti) 是個(ge) 人，實踐的動力和能力也存在於(yu) 個(ge) 人。我們(men) 每個(ge) 人的身體(ti) 都是宇宙自然的延續，也是人類曆史文化的延續，這就是存在於(yu) 我們(men) 每個(ge) 人身上的“古”和“天”，我們(men) 不能擺脫，但是天地和曆史都在不斷地變革，而人類通過自新能夠承擔起自然和曆史演進發展的使命。《易傳(chuan) 》說：“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是自然的自新過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是自我和社會(hui) 的自新過程。

總之，無論是“革新”還是“自新”，這些由中國古代思想家不斷闡釋出來的“新”意，是中國文化重要的精神傳(chuan) 統之一。自近代以來，中國文化就處於(yu) 不斷地艱難變革之中，中國古代的物質文化和製度文化大都擺脫不了成為(wei) 古物或故舊的命運，但其中孕育出來的文化精神一直是支撐中國人探索變革的重要基礎。當今我們(men) 提倡文化自信，當然不是簡單地建立在過去之上，而是要植根於(yu) 曆史變革之中，唯有不斷地增強我們(men) 的文化革新和文化自新的能力，文化自信才具備深厚的內(nei) 在動力和創造力。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