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豐(feng)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校區社會(hui) 學係教授、主任；複旦大學社會(hui) 發展與(yu) 公共政策學院講座教授，）


    眼下，中國的民眾(zhong) 、企業(ye) 、各級政府最關(guan) 注的是如何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各種負增長：投資負增長、出口負增長、就業(ye) 負增長以至經濟整體(ti) 的負增長。剛剛開始的這次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震蕩是毫無疑問的，各國政府至今為(wei) 止的反應與(yu) 對策也是史無前例的。這次危機可能延續一兩(liang) 年，也可能更長。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這場危機與(yu) 經濟負增長遲早會(hui) 過去。危機過後回頭看，這場震蕩隻不過是全球性資本主義(yi) 經濟的一次周期性波動而已。雖然這次波動的來勢之迅猛、波動的深度、廣度與(yu) 一般的波動有所不同，但它畢竟是暫時的。這種經濟危機對人類社會(hui) 來說已不是初見。

　　然而，21世紀真正可能對中國與(yu) 全世界影響更大的負增長卻不是我們(men) 目前關(guan) 注的那些負增長，而是一次中國乃至人類曆史上均未經曆過的負增長，一次人們(men) 用肉眼難以觀察到的負增長，一次中國社會(hui) 和政府遲遲不能認識不願麵對的負增長。這就是人口負增長與(yu) 人口老化。與(yu) 我們(men) 目前所擔心的經濟負增長不同的是，人口的負增長一旦形成，便不可在短期內(nei) 逆轉。

　　全世界在20世紀後半葉經曆了一次巨大的挑戰，即史無前例的人口增長。在漫長的人類曆史中，世界的人口增長一直十分緩慢。三個(ge) 世紀前，即1700年時，全球人口僅(jin) 為(wei) 7億(yi) 。其後，經曆了150年的時間，人口才增加了約一倍，達到1850年的12.5億(yi) 。工業(ye) 革命以後，人類生活水平的提高，科學技術的發展，尤其是醫療技術的進步與(yu) 推廣，導致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曆史上與(yu) 這種高死亡水平相應的高生育率卻沒有以同一步伐下降，從(cong) 而導致人口急劇增長。全世界人口最近的一次翻番，從(cong) 1950年的25億(yi) 到1985年的50億(yi) ，僅(jin) 用了35年時間。不難想像，如果全世界人口照此速度無限增長下去，地球很快會(hui) 變得連生存空間都沒有了。　

　　在麵臨(lin) 被稱為(wei) 是“人口爆炸”的挑戰時，人類社會(hui) 有史以來第一次顯示出其集體(ti) 的決(jue) 心、智慧與(yu) 能力。各國政府、國際組織、私人基金會(hui) 以及各種民間組織對控製人口增長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這種種努力通過全世界家庭和個(ge) 人的醒悟與(yu) 配合，竟然出乎預料地成功了。目前，盡管世界總人口還在繼續增長，但增長的速度已經大幅度地減緩。更重要同時也更出乎預料的是，人類可能會(hui) 成為(wei) 自身控製人口增長過分成功的犧牲品。以一對夫婦生育2.1個(ge) 孩子作為(wei) 人口自身繁衍的更替水平標準，全世界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這種標準之下的國家。在全世界竭盡全力控製人口增長的時候，幾乎沒有人預想過生育率會(hui) 在達到更替水平之後繼續下降，更沒有預想過人們(men) 會(hui) 不願再要孩子。不難想像，如果生育率低於(yu) 更替水平不斷持續下去，有一天人類會(hui) 從(cong) 地球上徹底消失。比控製人口、降低生育率更為(wei) 困擾學者和政策製定者的是，他們(men) 不知道人們(men) 為(wei) 什麽(me) 不願生孩子，不知道生育率繼續下降的穀底在何處，更不知道依靠什麽(me) 政策與(yu) 手段才能誘導、鼓勵甚至是強迫人們(men) 生孩子。可以說，這種控製人口的成功與(yu) 人口趨勢的逆轉到來得如此之快，讓各國政府措手不及。

　　中國人口負增長大勢已定

　　在控製全世界人口增長的努力過程中，中國不僅(jin) 是最大的國家，也是最獨特的國家。中國政府控製人口的決(jue) 心與(yu) 力度是最大的，中國百姓的覺悟也是最高的。1970年代，在政府“晚、稀、少”的計劃生育政策下，全國婦女平均生育水平（總和生育率）由一生多於(yu) 5個(ge) 孩子下降到略高於(yu) 2個(ge) 。不僅(jin) 如此，從(cong) 1980年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實行了舉(ju) 世無雙的一對夫婦隻能生一個(ge) 孩子的“獨生子女政策”。盡管有各種各樣的例外，按現行的政策，全國63%的夫婦仍隻能生育一個(ge) 孩子（這包括幾乎全部城市人口以及實行“一孩半”政策——第一個(ge) 孩子是女兒(er) 可生第二個(ge) 孩子——的地區的一半人口）。換句話說，將近三分之二的中國夫婦仍受到獨生子女政策的約束。

　　近二十年來，各種調查與(yu) 人口普查的結果都表明，中國每對夫婦一生平均生育的子女數已明顯低於(yu) 人口學定義(yi) 的更替水平，即每對夫婦生育2.1個(ge) 子女。這個(ge) 更替水平的含義(yi) 是，在考慮死亡率的影響後，每對夫婦需要生2.1個(ge) 子女才能有能替代他們(men) 。過去十多年中，國內(nei) 外人口學術界各種研究反複得出的結論一致認為(wei) 中國的生育水平在每對夫婦平均生育1.5個(ge) 子女左右。國家統計局近年公布的結果為(wei) 1.6。很多人會(hui) 認為(wei) 中國人口統計數字不可靠，存在嚴(yan) 重的漏報，並以自己看到的或聽說的某人某地有生了三個(ge) 甚至更多孩子為(wei) 例來印證這種看法。這些看法似乎很有道理。但需要解釋和提醒的是，現在公布的生育水平是已經經過了統計分析與(yu) 調整過的。2000年中國人口普查得到的全國生育水平為(wei) 1.22。如果認為(wei) 中國的實際生育水平在每對夫婦1.8或更高的水平，那便意味著除去眾(zhong) 所公認的確實遵循了獨生子女政策的城市人口（約占全部夫婦數1/3）之外，剩下的所有夫婦全部生育了兩(liang) 個(ge) 孩子。沒有任何統計或調查數據能證明這一點。同時，受媒體(ti) 導向以及過去大力宣傳(chuan) 的影響，人們(men) 的視線僅(jin) 死盯住少數幾個(ge) 多生的，而對身邊隻生一個(ge) 甚至不生的絕大多數人卻視而不見。同時，有些人看到的生幾個(ge) 孩子的往往是十幾年前的事，而不是近年來的現象。 

　　盡管平均生育水平已遠遠低於(yu) 更替水平，中國人口還在繼續增長。這是人們(men) 遲遲意識不到未來人口負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任何一個(ge) 時點的人口增長或減少，都是受兩(liang) 個(ge) 因素決(jue) 定的： 人口的出生死亡水平與(yu) 人口年齡結構。我國現在的人口增長是由於(yu) 出生數大於(yu) 死亡數，而不是每對夫婦生育數太大。人口增長的主要原因在於(yu) 我國目前較年輕的人口年齡結構。通常的人口增長率是由出生率減去死亡率得到的(假設不考慮人口遷移的因素)。這裏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也被稱為(wei) 粗出生率與(yu) 粗死亡率。而這兩(liang) 個(ge) 率所包含的不僅(jin) 是生育和死亡的水平，同時還有人口年齡結構的影響。舉(ju) 例說，2005年墨西哥的粗死亡率水平是千分之五，而美國的水平是千分之八。這並不說明美國的健康水平低於(yu) 或死亡水平高於(yu) 墨西哥。相反，美國的粗死亡率高是由於(yu) 年齡結構的作用，即美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比墨西哥的更加老齡化。由於(yu) 美國人口中有更多的人處於(yu) 死亡率更高的老年年齡組，即使是美國老年人口分年齡死亡率水平均低於(yu) 墨西哥的水平，美國還是有更多的死亡人數。另如，2005年中國的人口粗死亡率為(wei) 千分之六，與(yu) 伊朗的一樣，但均低於(yu) 日本的千分之八。而同年排除人口年齡結構影響的人口期望壽命（它從(cong) 另一方麵反映死亡水平）的排序卻是日本、中國、伊朗。這種結果反映出粗死亡率受到了年齡結構的影響。中國人口的真正的死亡率水平高於(yu) 日本，而低於(yu) 伊朗。如果不考慮人口年齡結構的作用，中國人口從(cong) 1990年便開始了負增長。僅(jin) 以生育率為(wei) 判斷標準，2000年以來中國人口正在以每代人減少40%的速度遞減。

　　人口發展有其內(nei) 在的規律。人口規律的最基本的一條就是現時的人口出生死亡水平不僅(jin) 影響當時的人口增長或減少，而且決(jue) 定未來的人口增長與(yu) 年齡結構。這就是人口變化的長期性。過去的出生死亡水平決(jue) 定了現時的人口年齡結構，其與(yu) 現時的出生死亡水平相結合的產(chan) 物，就是我國目前持續的人口增長。而等待著我們(men) 的將是現在的低生育率所將造成的不斷老化的年齡結構與(yu) 未來低生育率相結合的產(chan) 物：不可在短時間內(nei) 逆轉的人口負增長。

　　由於(yu) 中國人口生育率已長時間低於(yu) 更替水平，中國人口負增長大勢已定。人口負增長一旦開始，也將與(yu) 生育率下降後人口總數仍持續上升一樣，勢不可當。這便是人口變化內(nei) 在的慣性。我們(men) 的研究表明，即便假設在30年後將總和生育率馬上提高到更替水平，並維持在這個(ge) 水平上，中國人口在21世紀的後幾十年內(nei) 都無法逆轉人口持續下降的趨勢。如果出生水平一直維持在現行政策規定的生育率水平，中國人口總數將在大約40年後，即2050年降至11.83億(yi) ，2075年至9.05億(yi) ，2100年至6.77億(yi) ，略高於(yu) 中國現在人口總數的一半。如果在政策規定的生育率水平，也即平均每對夫婦生1.47個(ge) 子女的水平上再延續30年，然後提高到更替水平，中國總人口將在21世紀內(nei) 不可逆轉地下降到2030年的13.4億(yi) ，2050年的12.4億(yi) ，2070年的11.1億(yi) ，2100年的10億(yi) 左右。如果生育水平在恢複到更替水平之前是目前學術界公認的1.6，中國人口的規模在21世紀中將降至2050年的13.1億(yi) ，2070年的12.1億(yi) ，2100年的11.7億(yi) 。這便是人口負增長慣性的作用。

　　人口負增長有何可懼？

　　與(yu) 20世紀後半葉的快速人口增長一樣，在沒有戰爭(zheng) 、災荒、瘟疫影響下的大麵積持久性的人口減少也是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正因如此，一方麵我們(men) 對此毫無經驗，另一方麵我們(men) 對人口負增長帶來的挑戰也還無法充分認識。

　　有人可能認為(wei) ，由於(yu) 人口負增長的慣性使中國人口總量在達到峰值後在20世紀內(nei) 減少1億(yi) 至3億(yi) 並不一定是壞事，甚至可能是好事。然而，這種結果已經超乎我們(men) 的判斷能力，因為(wei) 沒有哪個(ge) 現存人口有這種經曆，而經曆過這種變化的人口應該已經消亡了。我們(men) 可以判斷的是，人口慣性所導致的人口變化不僅(jin) 是在總量上，還要在人口年齡結構上。在人口總量減少的構成中，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將不斷老化，而這個(ge) 老化過程對未來中國的社會(hui) 與(yu) 經濟影響都將是史無前例、十分深遠的。

　　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快速增長，除了製度變化的因素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益於(yu) 人口轉變過程中所產(chan) 生的人口紅利，即由於(yu) 年輕勞力人口占總人口比例擴大而帶來的經濟收益。這部分年輕勞力與(yu) 大量的外來資本結合，造就了曆史性的無法重複的經濟增長。各種不同的估算認為(wei) 人口紅利對中國20世紀末二十年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wei) 15%至25%。日本、韓國及台灣早期的經濟騰飛也受益於(yu) 這種人口紅利的貢獻。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人口紅利由於(yu) 生育率下降已耗盡並將為(wei) 經濟增長拉後腿。日本近二十年的經濟停滯，在相當大程度上便是受到人口老化的影響。而中國正在步這些國家的後塵。

　　中國社會(hui) 馬上要麵臨(lin) 的人口老化是勞動力的老化。在未來的十年左右的時間內(nei) ，中國勞動力年齡人口 (在此定義(yi) 為(wei) 20—60歲)的總數仍將頗為(wei) 可觀，但新加入勞動力隊伍的人數將大幅度地萎縮。這是近年來低生育率的直接後果。未來十年中，新加入勞動力隊伍的20至24歲人口組的規模將會(hui) 急劇縮小，由2010年的約1.25億(yi) 下降到2020年的0.68億(yi) 。這部分勞動力人口占全部勞動力人口的比例將由現在的約１５%減小至僅(jin) 占８%左右。不僅(jin) 如此，如果目前的低生育率不能被及時扭轉，這種勞動力老化的趨勢會(hui) 不斷加劇。對僅(jin) 僅(jin) 是擔心就業(ye) 的決(jue) 策人來說，這似乎是求之不得的佳音。然而，這個(ge) 年齡組的新生勞動力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最富創造力的。這部分年輕人口也是消費力最強的。這個(ge) 年齡組人口的急劇減少不僅(jin) 對勞動力供應，同時也對消費需求和結構產(chan) 生巨大影響。因為(wei) 這意味著新結婚夫婦對數的急劇減少，對新建住房需求的減少，對所有與(yu) 青年人有關(guan) 的消費需求的減少。青年勞動力人口的急劇減少也會(hui) 使他們(men) 人均負擔的養(yang) 老費用不斷上升。這是中國人口老化的另一個(ge) 方麵。

　　測量人口老化的一個(ge) 指標是人口年齡的中位數。年齡中位數的意義(yi) 是一半人口在此年齡之上，另一半在此年齡之下。隨中國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老齡化過程在21世紀初，也即中國人口總數還在增長之時，就已十分明顯。然而在2000年時，中國人口整體(ti) 還很年輕，人口年齡中位數僅(jin) 為(wei) 30歲。而到2050年，人口年齡中位數將上升到45歲左右，即一半以上的中國人將在45歲以上。如果未來生育率維持在現行政策生育率的水平上不變，中國人口的年齡中位數在21世紀後期將高於(yu) 50歲的水平。由於(yu) 人口負增長慣性的作用，當生育率恢複到更替水平之後，人口的年齡中位數在相當長的時期內(nei) 仍停留在較高的水平上。至21世紀末，仍在40歲的水平上。這意味著育齡婦女比例很小，人數很少，更替水平生育率對應的出生量也大不了。

　　用另一個(ge) 更常用的衡量人口老化的指標，即人口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所得到的結果也是一樣的。21世紀的前半葉，受以前生育率急速下降及目前低生育率的影響，中國人口老化的過程將十分迅猛。在30年的時間內(nei) ，65歲老人占總人口的百分比將由7%劇升至20%以上，即每5個(ge) 人中有1個(ge) 是65歲以上的。由於(yu) 人口負增長慣性的作用，即使生育水平能恢複到複位水平，人口老化的趨勢仍將繼續延伸，上升到2060年時的25%左右，即每4個(ge) 人中即有一個(ge) 65歲以上的老人。如維持政策生育率不變，21世紀後期老齡人口比例將超過30%，至21世紀末每3個(ge) 人中有1個(ge) 65歲以上的老人。同時，生育率上升對21世紀下半葉人口老化已不會(hui) 有多大作用。

　　中國所麵臨(lin) 的新的人口形勢與(yu) 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國1990年就已經開始的低於(yu) 複位水平的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與(yu) 我國政府成功貫徹計劃生育政策有關(guan) ，但近年來在全球化環境中我國經濟製度改革、人們(men) 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生育概念變化等因素對生育行為(wei) 的影響也決(jue) 不應被低估。在許多歐洲國家及東(dong) 亞(ya) 各國，低生育率已經開始給那些國家和地區帶來前所未有的困境與(yu) 挑戰。長時間的低生育率以及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將給養(yang) 老與(yu) 醫療健康體(ti) 係帶來挑戰，影響整體(ti) 勞動生產(chan) 率與(yu) 整個(ge) 經濟的競爭(zheng) 性。當撫養(yang) 負擔日趨加重時，人口老化也將影響到代際關(guan) 係，甚至社會(hui) 的整合與(yu) 民族的興(xing) 衰。同時，將生育率提高到複位水平並非易事。近年來，盡管越來越多的國家政府已經開始采取措施鼓勵生育來逆轉生育率下降的趨勢，而至今為(wei) 止這些鼓勵生育政策奏效的還寥寥無幾。在人類經曆了20世紀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長之後，21世紀給我們(men) 帶來的新的挑戰是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長期性人口減少以及人口老化。認識人口慣性與(yu) 人口發展的規律，有助於(yu) 我們(men) 未雨綢繆，減小由於(yu) 盲目觀望所帶來的不必要的代價(jia) 。

　　負責任的公共政策：騎虎難下還是騎虎不下？

　　中國人口在21世紀將麵臨(lin) 的負增長已經不是假設，而是定勢了。但由於(yu) 受人口年齡結構的影響，中國人口總數還在繼續增加。對於(yu) 不了解人口變化內(nei) 在規律的人來說，中國似乎應在人口增長停止時再重新考慮公共政策，尤其是人口政策的討論與(yu) 調整。然而，如果真把公共政策建立在人口總數是否還在增加的基礎上，則完全忽視了人口發展的內(nei) 在規律，即人口慣性。

　　不僅(jin) 如此，盡管中國人口的生育水平已加入了世界低生育率國家的行列，中國政府還在繼續執行三十年以前作為(wei) 控製人口增長緊急措施的獨生子女政策。這項政策是世界曆史上政府控製人口增長、幹預人類再生產(chan) 的最嚴(yan) 厲、最廣泛的社會(hui) 試驗。現行的生育政策仍要求63%的夫婦隻能生一個(ge) 孩子。過去的三十年中，很大程度上由於(yu) 獨生子女政策的限製，中國已產(chan) 生了1.4億(yi) 獨生子女，也即1.4億(yi) 獨生子女家庭，占全國總家庭戶數的約三分之一。這麽(me) 多的獨生子女家庭，很有可能成為(wei) 21世紀中國所麵臨(lin) 的最大的、長期的風險來源。

　　任何一項公共政策一旦形成，便有了其獨立的生命。作為(wei) 三十年來的基本國策，人口控製政策更是如此。對控製人口增長政策的討論無疑應是慎重的，建立在事實和科學依據上的。現在最重要的事實就是中國人口生育率水平已多年低於(yu) 人口再生產(chan) 的更替水平，中國人口在21世紀的負增長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即便是普遍允許每對夫婦生育兩(liang) 個(ge) 孩子，中國人口的整體(ti) 生育水平仍很難達到更替水平。這是因為(wei) 盡管有少數夫婦可能生育超過兩(liang) 個(ge) 甚至三個(ge) 子女，由於(yu) 經濟與(yu) 社會(hui) 原因，也有越來越多的年輕夫婦願意隻要一個(ge) 孩子，有的甚至一個(ge) 也不要。中國經濟體(ti) 製和社會(hui) 價(jia) 值巨變對近年來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可能比嚴(yan) 格的人口政策更重要。首先，在獨生子女政策實施後的幾十年中，農(nong) 村的集體(ti) 經濟瓦解，城市的鐵飯碗和住房福利消失，這就打破了過去降低生育成本、鼓勵多生的經濟保障。其次，新經濟機會(hui) 和收入增加的刺激，使年輕人不再將精力集中於(yu) 結婚和生育。1990年代，女性的初婚年齡從(cong) 22歲增加到24歲。這就是不受獨生子女政策影響的人口偏好改變的明顯例證。第三，由於(yu) 市場對高學曆勞動力的旺盛需求以及勞動力市場上日益激烈的競爭(zheng) ，父母必須更多地投資於(yu) 子女教育。這一生育成本的增加更抑製了夫婦的生育願望。在全國各地，很多符合政策可以生兩(liang) 個(ge) 孩子的夫婦都自願放棄了這一權利。

　　在當年被用來支持獨生子女政策的各種宏觀依據都不複存在，在獨生子女政策的各種代價(jia) 與(yu) 後果為(wei) 世人公認並日益加劇時，有什麽(me) 理由不盡快廢除獨生子女政策呢？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曆史造成的執行政策的慣性與(yu) 推行改革的惰性。為(wei) 了推行這項有悖於(yu) 大多數夫婦生育偏好（每對夫婦生養(yang) 兩(liang) 個(ge) 孩子）的獨生子女政策，中國社會(hui) 與(yu) 政府均付出了昂貴的政治代價(jia) 。在1980年代，地方計生委和農(nong) 民之間的暴力衝(chong) 突，包括沒收、毀壞私人財產(chan) 以及人身傷(shang) 害的事件經常被報道。強製性絕育和勸導孕婦流產(chan) 不僅(jin) 使民眾(zhong) 對政府產(chan) 生敵意和對抗，而且遭到了國際社會(hui) 的強烈譴責。這種人身傷(shang) 害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早期，到末期才基本消失。為(wei) 了製止對群眾(zhong) 的人身傷(shang) 害，中國政府將計劃生育政策的重心從(cong) 行政高壓轉向引導夫婦自願避孕，並給他們(men) 提供多種避孕措施。這一新的政策取向緩和了計生委官員與(yu) 群眾(zhong) 之間的矛盾。對於(yu) 過去參與(yu) 和支持高壓控製人口政策的人來說，他們(men) 似乎是處於(yu) 一種“騎虎難下”的處境。

　　然而，繼續執行已過時的政策需要中國百姓的進一步合作與(yu) 犧牲，同時需要政府為(wei) 此耗費大量的財政和組織資源。為(wei) 了補償(chang) 獨生子女政策的後果，截至2007年底，為(wei) 了對農(nong) 村獨生子女父母和“雙女戶”老年父母提供補助，政府已向575萬(wan) 人發放了36億(yi) 元扶助金。而從(cong) 2009年1月1日開始，獎勵扶助標準由每人每年不低於(yu) 60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不低於(yu) 720元。隨著獨生子女父母人數劇增，各級政府將麵臨(lin) 越來越大的支付壓力。這一支出預計將由2010年的30億(yi) 劇增至2020年的170億(yi) ，2030年的540億(yi) 。對於(yu) 生育率下降早的地區，支付這筆費用將是越來越大的負擔。例如，2010年，僅(jin) 江蘇省南通市就預計要支付1個(ge) 億(yi) 。國家是否有能力、並是否應該如此使用納稅人的錢來維持一個(ge) 已經過時的政策？國家是應該支持鼓勵家庭這一傳(chuan) 統的組織承擔養(yang) 老的主要責任，還是要代替家庭的作用？國家不應該也沒有能力來代替家庭。在獨生子女政策執行的過程中，中國還創建了一個(ge) 迅速膨脹的政府機構：各級政府中的計劃生育組織。1980年正值獨生子女政策公布之時，中國有大約60,000名全職工作人員致力於(yu) 落實城鄉(xiang) 的計劃生育。到1995年，人數已超過400,000，增長了將近7倍。盡管在1990年代末期中央要求大多數政府機構精減一半職員，計生委等部門卻隻砍掉了四分之一，仍有300,000名職員。而且這一數字僅(jin) 反映了國家機關(guan) 投資於(yu) 計劃生育的人力資源。中國計劃生育協會(hui) 的會(hui) 員有8300萬(wan) 人，設有超過百萬(wan) 個(ge) 分支機構。用於(yu) 計劃生育政策的政府行政費用預算在1990年代增長了3.6倍，從(cong) 1990年的13.4億(yi) 元到1998年的48.2億(yi) 元，其增速遠高於(yu) 經濟建設和國防。據財政部所報，中央政府層麵用於(yu) 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均投入已從(cong) 1995年的2.64元，增加到2006年的19.53元。按官方公布的育齡婦女人數25,893萬(wan) 計算，2006年的總投入為(wei) 50億(yi) 以上。這一數字還隻占各級政府用於(yu) 計劃生育總支出的一小部分，因為(wei) 在地方層麵還有大量經費來源於(yu) 個(ge) 體(ti) 農(nong) 民和鄉(xiang) 鎮企業(ye) 、城鎮單位的間接繳費與(yu) 地方政府的投入。不僅(jin) 如此，計劃生育政策不僅(jin) 是政策執行者和服務提供者的工作重心，還引起了黨(dang) 和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在生育率沒有達到指定要求的地方，當地官員必須下苦功夫、花大力氣，因為(wei) 這是衡量業(ye) 績、影響仕途的關(guan) 鍵指標。

　　盡快廢除獨生子女政策已成為(wei) 國內(nei) 眾(zhong) 多人口科學專(zhuan) 家的共識。2004年4月，國內(nei) 主要人口研究機構（中國人民大學、複旦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南開大學、北京大學、華東(dong) 師範大學等）的專(zhuan) 家與(yu) 前國家計生委高級官員在經過三年的研究後聯名起草簽署了一項調整生育政策的建議書(shu) 。時隔近五年，除了中國人口學會(hui) 在2004年組織了一次專(zhuan) 門的討論會(hui) 之外，政府部門對此建議幾乎毫無反響。學術刊物被通知不得刊登對生育政策討論的文章。學者對調查數據分析得出與(yu) 官方意願不符的結論，被要求交回數據、銷毀分析結果。這種將人口學界專(zhuan) 家幾乎是共識的結論與(yu) 建議置於(yu) 不顧，乃至打壓的做法，與(yu) 政府提倡的科學發展觀完全是背道而馳。這些做法使人擔心這不僅(jin) 是“騎虎難下”，而是“騎虎不下”。如果真是如此，有關(guan) 政府部門將就推遲廢除獨生子女政策對中國社會(hui) 與(yu) 百姓的影響，對21世紀中國將麵對的最大負增長承擔重大曆史責任。按每年500萬(wan) 新生獨生子女的保守數字估算，從(cong) 學者呼籲至今五年中國又增加了2500萬(wan) 獨生子女。

    剛剛過去的20世紀與(yu) 開始不久的21世紀是人類曆史上人口變化的最大的轉折點。20世紀後半葉的全球性人口增長是史無前例的，21世紀的人口負增長也是前所未有的。作為(wei) 地球上的第一人口大國，中國在20世紀成功地控製了人口增長。作為(wei) 對這一成功付出的代價(jia) ，21世紀中國所麵臨(lin) 的是人口負增長，而這個(ge) 負增長將是影響中國社會(hui) 各方麵的最重要的負增長。

    本文發表於(yu) 《領導者》（雙月刊）2009/6月號，總第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