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shu) 當論道”還是“唯其真而已”？

——清儒關(guan) 於(yu) 偽(wei) 《古文尚書(shu) 》廢立的爭(zheng) 論及困境

作者：張循（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

來源：《清史研究》2015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六月十四日乙未

           耶穌2017年7月7日

清儒關(guan) 於(yu) 《古文尚書(shu) 》的爭(zheng) 論大體(ti) 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相互聯係的主題，一為(wei) “真偽(wei) ”，一為(wei) “廢立”。現代的研究者站在“文獻學”或“史學”的立場，需要關(guan) 心者隻涉及“真偽(wei) ”問題。但對清代的儒者而言，“真偽(wei) ”本身並不能完全決(jue) 定《古文尚書(shu) 》在儒學係統中的價(jia) 值，因為(wei) 在這個(ge) 考據層麵之上，還牽涉一層義(yi) 理的問題。

清儒大體(ti) 公認《古文》雖偽(wei) 卻義(yi) 理純美，因此應當如何在考據與(yu) 義(yi) 理兩(liang) 邊取舍——或以“偽(wei) ”而廢，或以“正”而立，成為(wei) 他們(men) 長期爭(zheng) 論的一個(ge) 難題。“義(yi) 理”基本已經淡出現代學術的關(guan) 懷，惟其如此，如果能夠將現代“史學”或“文獻學”的回溯邏輯暫擱一旁，轉而深入清儒因“義(yi) 理”而來的關(guan) 於(yu) 《古文》“廢立”的困境，那麽(me) 通過這場偽(wei) 《書(shu) 》廢立的爭(zheng) 論所折射出的清代漢學（考據學）的思想史意義(yi) ，也許就不再是其作為(wei) 現代學術的源頭活水，反而是它與(yu) 現代學術之間的巨大斷裂了。

—、引言

《尚書(shu) 》是儒家諸多經典中文獻版本和師承授受最複雜曲折的一部典籍。在圍繞《尚書(shu) 》的諸問題中，東(dong) 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shu) 》及所附孔安國《傳(chuan) 》的真偽(wei) 是最大的一樁公案。自唐代開始即有人懷疑《古文》不太可靠，宋元明三朝，質疑《古文》者更是代不乏人，且頗有愈演愈烈之勢。就推動《古文》可疑的觀念在讀書(shu) 階層的傳(chuan) 播而言，此數百年間影響最大的人無過南宋的朱熹。朱熹質疑《古文》的文字散見於(yu) 其《文集》及《語類》中，大體(ti) 而言，他主要是從(cong) “詞章”的角度，以《古文》字句相較於(yu) 《今文》諸篇過於(yu) 平順而質疑《古文》的真偽(wei) ，例如《語類》有雲(yun) ：

孔壁所出《尚書(shu) 》，如《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傳(chuan) 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至於(yu) 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

《書(shu) 》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若說道都是古人元文，如何出於(yu) 孔氏者多分明易曉，出於(yu) 伏生者都難理會(hui) ?

由於(yu) 朱熹的特殊地位，其懷疑《古文》的態度和視角對此後元明兩(liang) 朝的《古文》辨偽(wei) 者影響甚巨。因而“大概地說來，由宋到明，疑古文的，不外古文怎樣易讀，今文怎樣難讀兩(liang) 句話，範圍隻限於(yu) 文體(ti) 本身”。這一情況至明清之際漸漸有了變化。

詞章難易與(yu) 否是個(ge) 見仁見智的問題，懷疑《古文》的人指出《古文》詞句太過清通平順,不類先秦文字；維護《古文》的人也可以認為(wei) 《今文尚書(shu) 》亦未必篇篇都詰屈聱牙，甚而與(yu) 古文諸篇實在相似。黃宗羲《朱康流先生墓誌銘》謂：

(先生）辨《古文尚書(shu) 》之非偽(wei) ，謂伏生之書(shu) ，如《堯典》、《皋謨》、《洪範》、《無逸》，何嚐不文從(cong) 字順，至於(yu) 《甘誓》、《湯誓》、《牧誓》、《文侯之命》，詞旨清夷，風格溫雅，雜之二十五篇中，無以辨其為(wei) 今文為(wei) 古文也。

麵對朱氏這種辯論，僅(jin) 以“詞章”為(wei) 視角的《古文》辨偽(wei) 者是難以置詞的。清初的辨偽(wei) 學者對此已經有普遍的自覺。故黃宗羲說：“若以文辭格製之不同別之，而為(wei) 古文者，其采緝補綴，無一字無所本，質之今文，亦無大異，亦不足以折其角也。”程廷柞《答儲(chu) 敦夫問尚書(shu) 古文書(shu) 》則謂：

諸先生之言不為(wei) 無見，而猶以為(wei) 未得其要領，何也？夫伏《書(shu) 》之中，未嚐無文從(cong) 字順者；又人情於(yu) 難讀者多加以意，而易讀者忽焉；亡於(yu) 伏而存於(yu) 孔，安知非職是故？至若壁中文字略無訛損脫誤，又安知非鬼神善守之以補殘經之缺乎？是皆可為(wei) 《古文》說也。而不能為(wei) 《古文》說者，獨在於(yu) 來曆不明。

程氏這段文字扼要地勾勒了《古文》辨偽(wei) 視角的變化。從(cong) 清初開始，以閻若璩為(wei) 首的《古文》辨偽(wei) 者正是以揭示《古文》“來曆不明”，並一一搜羅指點《古文》諸篇文字來源為(wei) 手段，力圖證明《古文》為(wei) 偽(wei) 作。他們(men) 超越宋代以降的“詞章”視角，把《古文》辨偽(wei) 工作引入了史料“考據”的層麵。

《古文》的辨偽(wei) 者在“詞章”之外開啟了“考據”的新視角，維護《古文》的人不能不有所因應。李塨《論古文尚書(shu) 》中的一段文字說明了他們(men) 因應的方式：

惲皋文謂予曰：“讀毛河右《古文尚書(shu) 定論》，以為(wei) 出於(yu) 孔壁，上於(yu) 官府，傳(chuan) 於(yu) 人間，至晉秘府不失，梅賾奏上孔安國《傳(chuan) 》，遂列國學，考之史誌，鑿鑿無可奪者。但古文辭明顯如出一手，誠有如宋、明所疑，何也？”予曰：“嚐亦疑之。但萬(wan) 季野有言，讀書(shu) 當論道，不必以辭。以道則古文無一可駁者，先儒皆故為(wei) 偏說也。”皋聞曰：“善。”

據此可見他們(men) 的因應方式大要有兩(liang) 種，毛奇齡“考之史誌”，力圖證明自西漢至東(dong) 晉，《古文尚書(shu) 》的傳(chuan) 承斑斑可考，這是要以“考據”攻駁“考據”；李塨援用萬(wan) 斯同“讀書(shu) 當論道”而“不必以辭”之意，以為(wei) “以道則古文無一可駁者”，這是欲以“義(yi) 理”壓服“考據”。如此一來，儒家經典研究中義(yi) 理、考據和詞章三個(ge) 麵向，便在清初以降圍繞《古文尚書(shu) 》的爭(zheng) 論中全麵展開了。

考據和義(yi) 理兩(liang) 個(ge) 層麵相繼開啟，清儒關(guan) 於(yu) 《古文》的爭(zheng) 論隨之大體(ti) 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相互聯係的主題，一為(wei) “真偽(wei) ”，一為(wei) “廢立”。現代的研究者大多將眼光聚焦於(yu) “真偽(wei) ”上，這是因為(wei) 站在“文獻學”或現代“史學”的立場，需要關(guan) 心者隻涉及“真偽(wei) ”問題。換言之，對現代研究者而言，“真”或“偽(wei) ”本身已經具備終極意義(yi) 。但對清儒而言卻不然。“真偽(wei) ”當然屬於(yu) 他們(men) 爭(zheng) 論的內(nei) 容，但其位置並非像在現代學者那裏一樣處於(yu) 絕對的中心。“真偽(wei) ”本身並不能完全決(jue) 定《古文尚書(shu) 》在儒學係統中的價(jia) 值，因為(wei) 在這個(ge) 考據層麵之上，還牽涉一層義(yi) 理的問題。

《古文》義(yi) 理純美，這是辨駁和維護《古文》者都基本認同的。如齊召南《進呈〈尚書(shu) 注疏考證〉後序》謂：“（古文）雖朱子亦嚐疑之而不能不奉為(wei) 經者，其言道粹然不詭於(yu) 正，其言治厘然足以後代準繩。……千古聖賢學問之淵源，功德之基本，具在《古文》，不可沒也。”這樣，《古文》的價(jia) 值究竟應當如何在考據與(yu) 義(yi) 理兩(liang) 邊取舍，即或因其“偽(wei) ”而廢，或以其“正”而立，成了清儒長期爭(zheng) 論的一個(ge) 難題。偽(wei) 《古文》可因“義(yi) 理”而不必廢，反過來，真《今文》倒可因“義(yi) 理”而不必存。雍、乾間的範爾梅著《尚書(shu) 劄記》一卷，據倫(lun) 明所作提要謂：

(是書(shu) ）欲刪《盤庚》三篇，謂其文晦澀，其事不足為(wei) 後世法。此論殊謬。代易時移，古書(shu) 不足為(wei) 後世法者多矣。論者以文從(cong) 字順議古文，至欲廢之，爾梅乃欲以晦澀廢今文，抑何相反乎。

範氏之欲廢今文，重點在“其事不足為(wei) 後世法”而非文字“晦澀”，否則其所欲廢者就不止《盤庚》三篇了。這種由“義(yi) 理”出發而“去真存偽(wei) ”的做法，對現代學者而言無疑是匪夷所思。不僅(jin) 如此，清代辨《古文》為(wei) 偽(wei) 的儒者，往往又要設法為(wei) 《古文》的繼續通行尋找依據和方式;替《古文》辯護的人，卻未必相信它是貨真價(jia) 實的儒家古典。

在討論清代《古文》辨偽(wei) 的既有研究中，這類與(yu) 現代學者大相徑庭的行事或想法很少受到認真關(guan) 注。現代研究者大體(ti) 將此爭(zheng) 論視為(wei) 一種如同現代“史學”或“文獻學”的辨偽(wei) 問題，由此把爭(zheng) 論者分為(wei) 兩(liang) 派，以辨偽(wei) 《書(shu) 》與(yu) 護偽(wei) 《書(shu) 》的不斷交鋒為(wei) 線索，並以辨偽(wei) 派的勝利為(wei) 大勢所趨，凸顯其步步為(wei) 營、穩紮穩打，最終流變而匯入民國古史辨偽(wei) 學乃至新史學的連續過程。就清儒關(guan) 於(yu) 《古文》“真偽(wei) ”的“考據”方法而言，這樣的看法自有其根據。但如果能夠更進一層，深入清儒因“義(yi) 理”而來的關(guan) 於(yu) 《古文》“廢立”的困境，我們(men) 的體(ti) 會(hui) 就會(hui) 相當不同---這場曠日持久的爭(zheng) 論並非“辨偽(wei) ”與(yu) “護偽(wei) ”兩(liang) 派對壘那樣簡單整齊，甚至“辨偽(wei) ”派的勝利也未必將是題中應有之意。如此一來，當我們(men) 將現代“史學”或“文獻學”的回溯邏輯暫擱一旁之後，通過這場偽(wei) 《書(shu) 》爭(zheng) 論所折射出的清代漢學（考據學）的思想史意義(yi) ，也許就不再是其作為(wei) 現代學術的源頭活水，反而是它與(yu) 現代學術之間的巨大斷裂了。此下即略依時代順序，對清儒在《古文》廢立問題上的爭(zheng) 論與(yu) 困境作一稍微詳細的敘述。

二、乾嘉以前

《古文尚書(shu) 》的辨偽(wei) 工作在乾嘉考證風氣大興(xing) 之前已經全麵展開了。康熙朝閻若璩的《尚書(shu) 古文疏證》是最早一部全麵清理《古文尚書(shu) 》之偽(wei) 的著作。在判定偽(wei) 《古文》的存在價(jia) 值時，閻氏的態度極為(wei) 堅決(jue) ，以為(wei) “何經何史何傳(chuan) ，亦唯其真者而已”，不留任何餘(yu) 地。他自述的下麵這段話特別值得我們(men) 留意：

或又曰：“晚出之《書(shu) 》，其文辭格製誠與(yu) 伏生不類，兼多脫漏，亦複可疑，然其理則粹然一出於(yu) 正，無複有駁雜之譏，子何不過而存之乎？”餘(yu) 曰：“似是而非者，孔子之所惡也；彌近理而大亂(luan) 真者，朱子之所惡也。餘(yu) 之惡乎偽(wei) 《古文》也，亦猶孔子、朱子之誌也。今有人焉，循循然無疵也，且斌斌然敦《詩》《書(shu) 》也，說禮樂(le) 也，而冒吾之姓以為(wei) 宗黨(dang) ，其不足以辱吾之族明矣。然而有識者之惡之，尤勝於(yu) 吾族之有敗類，何也？吾族之有敗類，猶吾之一脈也，乃若斯人，固循循然，固斌斌然，而終非吾之族類也，吾恐吾祖宗之不血食也。偽(wei) 《古文》何以異此！”

閻氏這段話展示了在偽(wei) 《古文》廢立問題上的一種純粹考據的立場。其持論專(zhuan) 在真偽(wei) 上計較,而絲(si) 毫不顧及義(yi) 理之善與(yu) 不善。在他看來，《古文尚書(shu) 》盡管“其理粹然一出於(yu) 正”，但因其為(wei) 後人纂輯而非先秦真本，故仍然不能享有經書(shu) 的資格，甚至連“過而存之”的商量餘(yu) 地也沒有。

較閻氏稍後的《古文》辨偽(wei) 者們(men) 大致都接受了閻氏判《古文》為(wei) 偽(wei) 的意見，但在如何處理這部偽(wei) 書(shu) 的問題上，他們(men) 的態度就往往沒有閻氏這樣斬截了。因為(wei) 考據之上的義(yi) 理是儒者們(men) 始終擺脫不了的糾纏。程廷柞有《與(yu) 江賓穀書(shu) 》一通雲(yun) ：

聞足下以《古文尚書(shu) 》之故走南岡(gang) ，謁梅將軍(jun) 廟，涕下交頤，不能仰視。曾見有朱衣象笏、博帶峨冠、假寐而陳辭、夜分而共語者耶？竊願聞之。仆偉(wei) 足下之事，重足下之誠，而竊有議者，足下未嚐博考而詳辨也。

江賓穀名昱，精於(yu) 《尚書(shu) 》，嚐與(yu) 程廷柞就《尚書(shu) 》古文問題往複論辯。程廷柞的好友吳敬梓也對江昱的《尚書(shu) 》之學發表過意見，他在乾隆十年為(wei) 江氏《尚書(shu) 私學》所作的序中說道：“一二高明之士，喜持辯論今文古文之真偽(wei) ，聚訟無休，究何當於(yu) 《書(shu) 》之義(yi) 理?”據此可知江氏治《尚書(shu) 》重在其中之義(yi) 理，不欲專(zhuan) 在今古文之真偽(wei) 上計較。由是反觀程氏《與(yu) 江賓穀書(shu) 》之言，我們(men) 就可以體(ti) 會(hui) 到《古文尚書(shu) 》真偽(wei) 之辨在傳(chuan) 統儒者內(nei) 心引起的震撼之巨大。對現代研究者來說，《古文》真偽(wei) 隻是一個(ge) 考據上的事實問題，無關(guan) 其他；但對尚處於(yu) 傳(chuan) 統儒學語境中的清儒而言，真偽(wei) 之辨勢必引發義(yi) 理上的危機，他們(men) 的學問乃至信仰都將因此而受到嚴(yan) 重的挑戰。江氏因一部偽(wei) 書(shu) 而“謁梅將軍(jun) 廟，涕下交頤”的舉(ju) 動即當由此來理解。體(ti) 會(hui) 到江氏內(nei) 心的痛苦之後，我們(men) 對清儒在偽(wei) 《書(shu) 》真偽(wei) 廢立問題上的徘徊與(yu) 困惑才能獲得同情的了解。

程廷柞作有《晚書(shu) 訂疑》，是繼閻若璩之後續辨《古文》之偽(wei) 的名著之一，故他對江氏的行動不以為(wei) 然，以為(wei) “未嚐博考而詳辨”。然而事實上，程氏自己在《古文尚書(shu) 》辨偽(wei) 工作中的心路曆程，最能淋漓盡致地展現出儒者徘徊於(yu) 考據與(yu) 義(yi) 理之間的矛盾與(yu) 無所適從(cong) 。在《答儲(chu) 敦夫問尚書(shu) 古文書(shu) 》中，程廷柞不厭其詳地向儲(chu) 氏報告了他作《尚書(shu) 後案》以辨《古文》之偽(wei) 的緣起：

《古文》於(yu) 吾何怨？先儒之用，大師如彼，今猶必窮追深入而後快於(yu) 心哉？其說有在。曩見西河毛氏之《冤辭》而有感焉。念《古文》誠有崩城隕霜之痛，而謗汙非所應得，則從(cong) 而為(wei) 之申雪，非烈士仁人之所當力任乎！於(yu) 是旁求書(shu) 傳(chuan) ，上自先秦，下迄江左，凡單詞片語有關(guan) 於(yu) 孔、伏之源流，如足下之所謂確有據信者，竭探索之勞而務必得，非一日矣。凡此，乃欲求立錐之地以與(yu) 《古文》，非包藏禍心而欲與(yu) 之構難也。豈知探索愈久，而痕瑕愈見，求其可據信者愈力，而愈以無征，雖至單詞片語可以勉強枝梧，而亦莫之為(wei) 用。乃歎宋、元諸君子之識力誠有過於(yu) 前人者，而惜乎尤未得其要領也。……則諸先生皆言之未詳，而《訂疑》之作，豈弟之得已哉!

原來，辨《古文》之偽(wei) 的程廷柞其初意竟是欲為(wei) 《古文》作辯護！但在辯護的過程中，證據的嚴(yan) 重缺乏和反證的層出不窮，逼使他不得不逐漸改變了初衷，從(cong) 《古文》的辯護士變作了《古文》的掘墓人。所謂“而《訂疑》之作豈弟之得已哉”，正指此而言。同《書(shu) 》又雲(yun) ：“弟因求孔《書(shu) 》之來曆而不得，既以為(wei) 恨，欲隨毛氏之後塵，但見古文二字即指為(wei) 二十五篇，又恐因鹵莽貽士林之譏，故不得已，私述《訂疑》一卷。雖於(yu) 足下所雲(yun) 確有據信者未能窺見一二，而曾竭探索之勞，則草廬所謂不昧其是非之心者，或庶幾焉。”這段話可視為(wei) 上麵引文的縮寫(xie) 。可見程氏之所以改變初衷，確因為(wei) 不願在證據搜求上“昧其是非之心”。然若以為(wei) 他做到了不“昧其是非之心”即可以心安理得，是又不然。且看他在此《書(shu) 》之末筆鋒一轉，說道：

夫慎思明辨，此古先聖賢進德修業(ye) 之要務也。今吾輩乃以此追尋於(yu) 章句之末，無補於(yu) 身心性命之萬(wan) 一，而蔽精憊神，有乖養(yang) 生之道，無所得而有所喪(sang) ，知道者豈由於(yu) 此！弟方自怨自艾，思息心蠲慮而三緘其口，足下其許我否耶？

這樣看來他對《古文尚書(shu) 》辨偽(wei) 之意義(yi) 何在又甚感迷茫。因為(wei) 他感到辨偽(wei) 這種“追尋於(yu) 章句之末”的考據工夫與(yu) “身心性命”的義(yi) 理事業(ye) 全不相幹，甚至“無所得而有所喪(sang) ”，那麽(me) 還有什麽(me) 從(cong) 事的必要呢！再看他在《晚書(shu) 訂疑自序》之末說：

客有複於(yu) 予曰：“民間之《泰誓》，漢得之以充學（自注：語本趙歧《孟子注》），自董仲舒、司馬遷以下，知其非古，而未嚐議之也。議之自馬季長（融）始。二十五篇托言安國，則誠誣矣，而以之充學，不猶愈於(yu) 民間之《泰誓》乎？今不為(wei) 董與(yu) 馬，而必欲揚扶風之波，若才老（吳械）、晦庵（朱熹）者，吾未見其不得已也。”予聞其言亦近理，因並識之。

《晚書(shu) 訂疑》是專(zhuan) 門辨偽(wei) 《古文》的書(shu) ，但程氏竟在《自序》之末附上這樣一段話，是故他以為(wei) 辨明《古文》為(wei) 偽(wei) 是不得已於(yu) “是非之心”，而反對者的意見也同樣“近理”。那麽(me) 在此“心”與(yu) 此“理”之間究竟應當作何選擇呢？“因並識之”四字表明他的答案是無從(cong) 選擇。然則其對儲(chu) 敦夫表示要“息心蠲慮而三緘其口”，也真就是衷心之言了。

這位“客”對程廷柞的質問在當時頗有代表性，與(yu) 程氏大致同時的沈彤即有一段為(wei) 偽(wei) 《古文》辯護的話，與(yu) “客”之言神理畢似。在《書(shu) 古文尚書(shu) 冤詞後二》中，沈彤說：

毛氏此書(shu) 自謂懼《古文尚書(shu) 》將見廢而為(wei) 之，然吾知其必不廢也。……李文貞（光地）曰：“《禹謨》、《伊訓》、《說命》，傳(chuan) 道之書(shu) 也。《太甲》、《旅獒》、《周官》諸篇，亦非董仲舒、劉向輩所能言。”其書(shu) 自東(dong) 晉列國學、置博士（自注：見《晉書(shu) •荀崧傳(chuan) 》），曆今千餘(yu) 年，無貴賤賢愚不之學習(xi) ，安得有議其廢者。即或議之，而其勢固不行也。傳(chuan) 曰：“與(yu) 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果欲議廢，則亦乖於(yu) 理矣。《禹謨》三篇雖非親(qin) 授受之文，而聖人之道存焉；《太甲》諸篇有大醇而無小疵，以為(wei) 非董、劉所能言，固也。夫董、劉之言有誌於(yu) 修身行政，尚孳孳取為(wei) 師法，況高出董、劉者乎！故吾知其必不廢也。以其言決(jue) 之也，並書(shu) 此於(yu) 後，以解毛地下之懼，且以明辨真偽(wei) 者之專(zhuan) 以尊經，非有意於(yu) 梅《書(shu) 》之廢也。

沈彤是被江藩收入《漢學師承記》的考據學家，但他這裏對偽(wei) 《古文》的一番感言顯然不是矯情之論。義(yi) 理是儒者治經的目的所在，《古文尚書(shu) 》在義(yi) 理上的正當性使他們(men) 難以隻用考據上的真偽(wei) 即判定其廢與(yu) 立。沈彤告訴我們(men) 辨偽(wei) 《書(shu) 》的結果其實並“非有意於(yu) 梅《書(shu) 》之廢”，這與(yu) 程廷柞的意見不謀而合。程氏在《古文尚書(shu) 冤詞辨下》中說：“今之二十五篇雖最晚出，授受不明，然經傳(chuan) 之所引援，網羅畢具，使十六篇而在，或亦未能遠過，興(xing) 廢繼絕之謂何，而可輕議哉！”儒者們(men) 千方百計地證明了《古文尚書(shu) 》並非聖人經典之後，卻又不得不千方百計地保住其經典的地位。這個(ge) 有些吊詭的現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考據與(yu) 義(yi) 理之間的緊張所引起。而《古文》廢立的難題也將繼續留給後來的儒者。

三、乾嘉時期

乾嘉兩(liang) 朝是考據之風大盛的時代，其時對《古文尚書(shu) 》的討論即可反映出這一時代特征。在此之前，沈彤那樣的重義(yi) 理之言尚能使程廷柞這類辨偽(wei) 者“自怨自艾”，但在這時，義(yi) 理的呼聲就難以喊得理直氣壯了。

乾隆後期，出現了一股籲求官方廢黜《古文尚書(shu) 》的風潮，希望朝廷“重寫(xie) 二十八篇於(yu) 學官，頒賜天下”，既而“考官命題，學童諷書(shu) ，偽(wei) 書(shu) 毋得與(yu) ”。對此，時“直上書(shu) 房為(wei) 師傅”的莊存與(yu) 頗為(wei) 憂慮，力主不可。龔自珍為(wei) 我們(men) 轉述了他的理由：

古籍墜湮十之八，頗藉偽(wei) 書(shu) 存者十之二。……昔者《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誡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啟沃之誼喪(sang) 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誡亡矣；《冏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真言。言尤屙癢關(guan) 後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ye) 者。

這段文字非常有名，從(cong) 中可見莊氏即完全在義(yi) 理的角度為(wei) 偽(wei) 《古文》辯護。而尤需注意的是這種議論在當時學界的反應。莊氏曾本此意作了一部《尚書(shu) 既見》，據龔自珍說，“是書(shu) 頗為(wei) 承學者詬病”；同時龔氏還勾勒出莊存與(yu) 在當時的總體(ti) 形象是“自韜汙受不學之名，為(wei) 有所權緩亟輕重，以求其實之陰濟於(yu) 天下”。據此可見，在其時的“承學者”眼裏，重義(yi) 理之正而不顧文本之偽(wei) 的莊存與(yu) 完全就是“不學”之徒。在這以前，義(yi) 理之見者的詰問能使考辨偽(wei) 《古文》的程廷柞欲三緘其口，而現在的情況恰好打了個(ge) 顛倒，堅持義(yi) 理的莊氏乃不得不“自韜汙”、“自晦其學”了。

那時的“承學者”們(men) 或者像此前的閻若璩一樣，站在純粹的考據立場完全否定《古文尚書(shu) 》。比如孫星衍，他即在回複其座師朱珪的信中說：

若吾師以偽(wei) 《尚書(shu) 》無損益於(yu) 人心風俗，竊又非之。孔子曰：君子亦有惡，惡莠紫鄭聲。莠何損於(yu) 苗，紫何損於(yu) 色，鄭聲何損於(yu) 雅樂(le) ，是非不可亂(luan) 也。堯舜禹湯文武之言，可任其以偽(wei) 亂(luan) 真乎？張霸之書(shu) 、王莽之誥，其言必衷諸道，不可以教後世？何必《太甲》、《旅獒》篇哉。偽(wei) 孔《古文》，剽襲經傳(chuan) 引書(shu) 之語，故有雅正之言，然是非倒置……無論其製度典章之謬，且聖人之學具在九經，何言不足垂教，而藉偽(wei) 晉人之言以為(wei) 木鐸。則盜亦有道，釋典亦有勸善之言，豈儒者所宜擇善服膺哉。若知其偽(wei) 而不疑，反附於(yu) 闕疑之義(yi) ，是見義(yi) 不為(wei) ，非慎言其餘(yu) 也。

按戴震《與(yu) 某書(shu) 》嚐謂：“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為(wei) 古賢聖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不知者，且以躬行實踐之儒歸焉不疑，夫躬行實踐、勸善懲惡，釋氏之教亦爾也。”戴震之所以對那些“以躬行實踐之儒”歸諸宋儒者極為(wei) 不滿，是因為(wei) 他認為(wei) 這類“躬行實踐、勸善懲惡”的話頭即便“釋氏之教”亦可出之，並非“儒者”之學的真正價(jia) 值所在。其看法與(yu) 孫氏此處“釋典亦有勸善之言”雲(yun) 雲(yun) 可以相互發明。在濃厚的考據風氣之下，這樣的言論足可塞人之口。

而更重要的是，那些表示《古文尚書(shu) 》雖偽(wei) 但不可廢的人，他們(men) 提出此論的依據也往往限於(yu) 考據的範疇，至於(yu) 《古文》義(yi) 理之純美則被置於(yu) 其次。盧文弨有《偽(wei) 古文尚書(shu) 不可廢》一條劄記雲(yun) ：

《尚書(shu) 》偽(wei) 古文，東(dong) 晉時出，宋元以來疑者眾(zhong) 矣。近世諸儒攻之猶不遺餘(yu) 力。然雖知其偽(wei) 而不可去也。善乎白田王氏（懋竑）之言曰：“東(dong) 晉所上之《書(shu) 》，疑為(wei) 王肅、束皙、皇甫謐輩所傲作。其時未經永嘉之亂(luan) ，古書(shu) 多在，采摭綴拾，無一字無所本。特其文氣綏弱，又辭意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值，有以識其非真。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有斷斷不可以廢者。至於(yu) 姚方興(xing) 之二十八字，昔人已明言其偽(wei) ，直當黜之無疑。”案此為(wei) 持平之論，後人可不必更置喙矣。

王懋竑言偽(wei) 《書(shu) 》不可廢主要因為(wei) 兩(liang) 方麵原因，一是其“采摭綴拾，無一字無所本”，這是從(cong) 考據層麵著眼；一是“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這是義(yi) 理的層麵。盧文弨以此論為(wei) “持平”，但他自己的意思恐怕不免是更注重於(yu) 考據的層麵。盧氏在別處未再對偽(wei) 《古文》發表看法，但我們(men) 可以從(cong) 他的《新刻古文孝經孔氏傳(chuan) 序》看到他針對古代偽(wei) 書(shu) 的一般意見。他在此《序》中言及《孝經》文本的流傳(chuan) 情況說：“然安國之本亡於(yu) 梁，而複顯於(yu) 隋。當時有疑為(wei) 劉光伯所作者，即鄭注人亦疑其不出於(yu) 康成。雖然，古書(shu) 留於(yu) 今日者有幾？即以為(wei) 光伯所補綴，是亦何可廢也?”⑤可見盧氏畢竟是一位文獻校勘家，其不欲廢偽(wei) 書(shu) 的心理多是自保存文獻的角度而來的。他對待《古文孝經》是如此，則對待《古文尚書(shu) 》的心態當亦距此不遠也。

不過正因為(wei) 盧氏以文獻校勘為(wei) 專(zhuan) 業(ye) ，或不免令人懷疑他的態度不能代表一般儒者的觀點，因此再讓我們(men) 來看當時其他儒者的看法。焦循在《群經補疏自序•尚書(shu) 孔氏傳(chuan) 》中說：

東(dong) 晉晚出《尚書(shu) 孔傳(chuan) 》，至今日，稍能讀書(shu) 者皆知其偽(wei) ，雖然……王西莊（鳴盛）光錄作《（尚書(shu) ）後案》，力屏其偽(wei) ，而於(yu) 馬、鄭、王注外，仍列《孔傳(chuan) 》；江艮庭處士作《（尚書(shu) ）集注音疏》，搜錄漢人舊說，而於(yu) 《傳(chuan) 》說亦多取之；孫淵如（星衍）觀察屏《孔傳(chuan) 》而掇輯馬、鄭，然經文二十八篇，不能不取諸《孔傳(chuan) 》之經文。且《傳(chuan) 》之作也……其訓詁章句之間，誠有未善，然三盤五誥諸奧辭，《傳(chuan) 》皆——疏通，雖或有辯難而歸正之，終不能不用為(wei) 藍本。

焦循本來是一個(ge) 義(yi) 理上的興(xing) 趣頗為(wei) 濃厚之人，但他這裏為(wei) 偽(wei) 《書(shu) 孔傳(chuan) 》辯護竟全然不從(cong) 義(yi) 理的角度著眼，而統統落實在“訓詁章句之間”。自詁經精舍肄業(ye) 的汪家禧也曾說：

近世雅重漢學……《尚書(shu) 》力辟古文，妄謂今時伏、鄭本文久已放失。近世複古者，所本仍用《偽(wei) 孔》，即鄭注無有者，仍不得不用孔義(yi) 以通之，用其說而辟其書(shu) ，何足令人心服。

汪氏所不滿者，正是焦循用作為(wei) 偽(wei) 《書(shu) 》辯護之處。“近世複古者”雖“力辟古文”，卻又“仍不得不用”古文，則偽(wei) 《書(shu) 》之獲不廢，正是於(yu) “訓詁章句之間”有不得已也。

焦、汪二人皆屬於(yu) “近世雅重漢學”之輩，他們(men) 論偽(wei) 《書(shu) 》從(cong) “訓詁章句之間”著眼或不足為(wei) 奇。我們(men) 不妨再來看素被視為(wei) 宋學者的姚鼐的態度。姚氏在《與(yu) 管異之》書(shu) 中談及方苞推崇偽(wei) 《書(shu) 》時說：

《古文尚書(shu) 》之偽(wei) ，此已是天下定論，望溪雖學者，而其人敦厚而識滯，又似未見閻百詩（若璩）之《古文疏證》，故執其誤而不知返。大抵在前儒不敢輕棄《古文》，乃慎重遺經，其理非謬。若生此時，經閻百詩及鼐等考論大明之後，仍尊《古文》者，乃愚而謬矣。

姚鼐在這裏顯然是站在考據的立場說話，他以為(wei) “此時……仍尊《古文》者，乃愚而謬矣”，其意態竟比焦、汪二人還堅決(jue) 。不僅(jin) 如此，對偽(wei) 《書(shu) 》中那些“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姚氏還要予以迎頭痛斥。在《賈生明申商論》中，他為(wei) 賈誼用申商之術作辯護，於(yu) 全文之末附帶提及《古文尚書(shu) 》說：

吾嚐謂，觀人之真偽(wei) 與(yu) 書(shu) 之真偽(wei) ，其道一而已。世所謂《古文尚書(shu) 》者，何其言之漫然泛博也。彼以為(wei) 使人誦其書(shu) 莫可指責者，必以為(wei) 聖賢之言如是其當於(yu) 理也。而不知言之不切者，皆不當於(yu) 理者也。

那麽(me) 要知道他是怎樣看待“書(shu) 之真偽(wei) ”的，就需要來看他是怎樣“觀人之真偽(wei) ”的：

賢者視其君之資而矯正之，不肖者則順其欲，順其欲則言雖正而實與(yu) 邪妄者等爾。賈生當文帝而明申商，汲長孺為(wei) 武帝言黃老，彼皆救世主之弊，和而不同；豈如公孫宏、匡衡之流，雖號為(wei) 儒者，誦說之辭洋洋盈耳，而實以文其奸說者耶！

姚鼐以為(wei) ，賈生和汲長孺雖然講的是申商和黃老，但正好切中“世主之弊”，對文帝和武帝恰可補其不足而糾其偏；而公孫宏和匡衡講的固然都是儒者之辭，卻是逢迎了武帝和元帝之意，毫無“救世主之弊”的作用，因而“言雖正而實與(yu) 邪妄者等爾”。以此例《古文尚書(shu) 》，其中雖多有似“當於(yu) 理”之言，但卻“言之不切”、“漫然泛博”，即如無法切中“世主之弊”的公孫宏和匡衡一樣，“當於(yu) 理”的“洋洋盈耳”之辭，不過是以“文其奸說”罷了。其實平心而論，姚鼐這番“觀人之真偽(wei) 與(yu) 書(shu) 之真偽(wei) ”的比附實在有嫌勉強，誠難服推重《古文》義(yi) 理者之心。然而他必欲在一篇本與(yu) 《尚書(shu) 》問題毫不相關(guan) 的文字之末如此勉強地附上一筆，正好顯示出他對《古文》之義(yi) 理真是沒有絲(si) 毫的寬容與(yu) 同情。這個(ge) 例子也再次提示我們(men) ，作為(wei) 宋學者的姚鼐其實也是考據學潮流裏的一員，他對考據的重視程度一點也不讓於(yu) 那些被他痛斥的漢學者，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雖然乾嘉諸儒對《古文尚書(shu) 》的義(yi) 理常不予置論甚至肆言攻擊，但從(cong) 總體(ti) 上看，作為(wei) 傳(chuan) 統儒者的他們(men) 仍然不可能擺脫義(yi) 理的糾纏。怎樣處理一部義(yi) 理純美的偽(wei) 書(shu) ，依舊是他們(men) 必須應對的難題。讓我們(men) 來看下麵兩(liang) 個(ge) 人的意見。程晉芳不同意廢黜偽(wei) 《書(shu) 》，他以為(wei) ：

(《古文尚書(shu) 》）非特不能廢，亦不可廢也。蓋其書(shu) 雖出於(yu) 襞績之攻，針線之跡顯然，而一一皆有自來……況其匯輯三代以前嘉言遺訓，聯珠貫璧而出之，而遂視同土苴，可乎！特其不足信而能遺弊者亦有數端，前人固已詳辨之，學者要當分別觀之，且不宜與(yu) 伏《書(shu) 》相混耳。……後之覽者或有訾其兼愛，又或□其曲意調停，則弗敢避責矣。

這種意見是程氏一貫的主張，比如他又在《晚書(shu) 訂疑後序》中說：“梅《書(shu) 》雖後起偽(wei) 作……其中嘉言正論頗有來曆，當與(yu) 伏《書(shu) 》分別觀之，未可悉棄也。……然儒生讀書(shu) 不辨真偽(wei) ，佔嗶囫圇，則又不可矣。”麵對這個(ge) 難題，程氏也拿不出具體(ti) 的解決(jue) 辦法，他的意見其實是要讀者自己各負其責。他自謂“弗敢避”“曲意調停”之責，表明他意識到自己在這裏是扮演了春秋調人的角色，確有自知之明。與(yu) 程氏一樣感到有口難言的是阮元。他說：

《古文尚書(shu) 》孔《傳(chuan) 》出於(yu) 東(dong) 晉，漸為(wei) 世所誦習(xi) ，其中明言法語，以為(wei) 出自古聖賢，則聞者尊之。……唐宋以後，引經言事，得挽回之力，受講筵之益者，更不可枚舉(ju) 。學者所當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得古人之益，而不為(wei) 古人所愚，則善矣。

阮元想為(wei) 《古文》之義(yi) 理說話，卻又不能不顧及那是一部偽(wei) 書(shu) 。他“調停”的意態比程晉芳更顯得遮遮掩掩，但“調停”的方案卻與(yu) 程氏非常相似：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也是要讓讀者各自處理，好自為(wei) 之，並沒有具體(ti) 可行的操作辦法。

程、阮二人的“調停”說顯示出時人麵對偽(wei) 《古文尚書(shu) 》的問題時難以措手，找不到可供施行的解決(jue) 辦法。而這也不僅(jin) 僅(jin) 是偽(wei) 《古文》的問題，放大來看，它同時也表明乾嘉儒者仍舊深陷在儒學考據與(yu) 義(yi) 理的糾纏中，以致有無所適從(cong) 之感。最後我想舉(ju) 王芑孫的例子來結束對乾嘉時期的觀察。翁方綱曾在《與(yu) 陳石士論考訂書(shu) 》中述及王芑孫的事情說：

昨見尊集有王君芑孫紅字識語，因言義(yi) 理而斥考訂，遂比之於(yu) 邪說。此不特不知考訂，抑且不知義(yi) 理也。……逞才筆者，視考訂為(wei) 畏途。如吾同年蔣心餘(yu) ，有詩筆者也，而其詩有雲(yun) ：“注疏流弊事考奇。”此轉以考訂為(wei) 流弊，且歸咎於(yu) 讀注疏，適以自白其未嚐讀注疏而已。今見王芑孫之言，至於(yu) 比考訂於(yu) 邪說，則其害理傷(shang) 道視心餘(yu) 為(wei) 尤甚矣。將使學者株守兔園講章，不敢涉目注疏而後止耳。

王芑孫如此疾視考據，則其論學為(wei) 言自當皆從(cong) 義(yi) 理的角度出發。乃翁氏又告訴我們(men) ：

芑孫者，吾同年王世琪孫也。昔來吾齋，知吾欲理《尚書(shu) 》諸條，問曰：“先生必專(zhuan) 治今文也。”予應之曰：“古文豈可廢乎。”蓋彼習(xi) 聞閻氏說，妄以此疑我耳。而今見其評文之謬又若此，其亦進退無據耳矣。

是王芑孫得知翁方綱欲治《尚書(shu) 》時，又疑心翁氏是否知道應“專(zhuan) 治今文”。可見在對待《尚書(shu) 》的問題上，王芑孫又習(xi) 聞於(yu) 一世考據家之言，對義(yi) 理純美的《古文尚書(shu) 》並不予以同情。王氏對待考據與(yu) 義(yi) 理的態度前後竟如此自相矛盾，翁方綱用“進退無據”四字來形容，真是恰如其分。

王芑孫是一個(ge) 擅長古文辭的文人，他的古文創作確有不俗的成績，頗得時人讚譽。就此言之，王氏絕不是一個(ge) 末學膚受之徒。不過他在經學方麵卻沒有多少心得。他有《與(yu) 姚姬傳(chuan) 書(shu) 》三通，其一雲(yun) ：

芑孫操筆人間，不能不隨世俯仰，以寄衣食。少壯精力皆罄於(yu) 京師應奉之作，中間雖未嚐一日廢書(shu) ，而荒經則甚矣。比歲杜門養(yang) 疾，始極意諸經，又苦精衰不記。此歲非科舉(ju) 之業(ye) 有取記性，然得後忘前，影響疑似交加，胸次未能溫故知新，沛然融洽其間。

其二雲(yun) ：

芑孫之從(cong) 事於(yu) 經也晚，少壯精力既疲瘁於(yu) 浮辭雜役，及是學，愈勤而去道彌遠，於(yu) 所謂自得之者，終無冀焉。

從(cong) 此處的自述來看，王氏在經學方麵的確沒有什麽(me) “自得之者”。因此以古文辭為(wei) 專(zhuan) 業(ye) 的王芑孫在偽(wei) 《古文》等問題上的認識，大致可以反映其時經學專(zhuan) 業(ye) 之外的廣大一般儒者的狀況。在有關(guan) 《古文尚書(shu) 》等具體(ti) 的經學問題上，他受“漢學”考據的影響甚深，表明乾嘉考據之風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深入人心；但在一般儒學的層麵，他又堅決(jue) 站在義(yi) 理的立場，視考據為(wei) 無用乃至目為(wei) 邪說，表明義(yi) 理在儒學的整個(ge) 係統中依舊占據著至關(guan) 重要的位置。考據與(yu) 義(yi) 理當如何處理，在王氏乃全無心得，隻能隨眾(zhong) 人之進退而進退。阮元本希望讀《古文尚書(shu) 》者各自“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這個(ge) 不是辦法的辦法落實到王芑孫等一般儒者的頭上時，竟變成了“進退無據”。在考據與(yu) 義(yi) 理之間“進退無據”的王芑孫，正是乾嘉時代一般儒者們(men) 的縮影。

四、道鹹以降

道鹹以降，儒者們(men) 繼續在《古文尚書(shu) 》的問題上展開討論。大體(ti) 言之，這時的爭(zheng) 論是此前的兩(liang) 種觀點的延續，或主義(yi) 理以為(wei) 不可廢，或主考據以為(wei) 當黜之，意見頗為(wei) 鮮明，同時也頗為(wei) 分歧。同乾嘉時期考據明顯占上風的情況相較，我們(men) 很難在此期的爭(zheng) 論中為(wei) 考據與(yu) 義(yi) 理分出一個(ge) “主”與(yu) “次”。

先來看主義(yi) 理者的觀點。方宗誠在《書(shu) 惜抱先生文集後》裏推重其鄉(xiang) 先輩姚鼐說：“近世學者，尚考證，倍朱子，其風肇自國初諸老先生，至乾嘉間尤熾。惟姚惜抱先生卓然獨立，不為(wei) 風氣所搖，且嚐著文非之。雖其學問該博不及諸公，而守道之正、持論之平，則其時海內(nei) 諸儒所不及也。”但當論及《古文尚書(shu) 》的問題時，方氏卻極不能同意姚鼐，謂：

然於(yu) 《古文尚書(shu) 》，(先生)必祖述百詩閻氏，力辨其偽(wei) ，則愚所不敢信。夫生千載之後，其偽(wei) 與(yu) 否雖不敢知，而其理之精、義(yi) 之確、詞氣之正大愷惻、光明俊偉(wei) ，可以修己治人，守之無疵而行之無弊，即後人作之，其益人如此，聖人複起不能廢也。而況乎後人絕不能為(wei) 也。先生嚐謂學問之事有三，義(yi) 理、考證、文章是也。吾則以為(wei) ，古人之學，義(yi) 理而已，考證、文章皆所以為(wei) 精義(yi) 明理之助。義(yi) 理者，本於(yu) 天成於(yu) 性具於(yu) 人心之所同然也，今觀«古文尚書(shu) »所載謨、訓、誓、命，不當於(yu) 義(yi) 理之安而協於(yu) 人心之正者，鮮矣。而必執左證以黜之，亦獨何哉!

方宗誠的心思完全放在義(yi) 理上麵，他對《古文尚書(shu) 》之真偽(wei) 這類考據的問題根本就不感興(xing) 趣。對於(yu) 閻若璩以來力辨《古文》為(wei) 偽(wei) 作，方氏說他“不敢信”、“不敢知”，但他又表示此書(shu) 可能是“後人作之”，既又轉而肯定說“後人絕不能為(wei) 也”。這種稍顯淩亂(luan) 的憤激之辭透露出，他絕不願意承認《古文尚書(shu) 》是偽(wei) 作。而在姚鼐看來，《古文》為(wei) 偽(wei) 作“已是天下定論”；姚鼐的弟子、方宗誠的從(cong) 兄方東(dong) 樹也明言：“偽(wei) 孔《古文》至閻、惠諸家書(shu) 出，舉(ju) 世皆知，已有定論。”姚鼐和方東(dong) 樹之所以出“定論”之言，是因為(wei) 諸儒所考證者證據粲然、不容否認。而方宗誠則直接回應說“必執左證以黜之，亦獨何哉”。從(cong) 桐城師徒三代言論的同與(yu) 不同中可見，在乾嘉以後的部分儒者那裏，“左證”的有效力已經明顯地降低了。

再比如安徽當塗的夏圻和夏炯兄弟，先習(xi) 經學考證，後轉而致力於(yu) 程朱義(yi) 理，治學經曆與(yu) 方東(dong) 樹頗似。夏圻在《古文尚書(shu) 不可廢說》中表示：“《古文》之偽(wei) ，在乎來曆之暗昧、筋脈之緩遲、文氣之散漫，而非謂古昔之格言正論不藉是以存之也。”此言極為(wei) 斬截明快，表明他以為(wei) “格言正論”等義(yi) 理上的價(jia) 值始終比“來曆”等考據問題重要，職此之故，《古文》絕不可廢。

他甚至倡言即使相傳(chuan) 的西漢的十六篇真《古文尚書(shu) 》也不足貴：

竊以為(wei) 逸十六篇即全在，其書(shu) 亦無足重輕也。凡古籍之重於(yu) 世者，為(wei) 其名言至理足以垂世立教耳，苟言之不足以垂世立教，則雖上古之書(shu) 亦不過供學人之記誦，誇奧古、競該博而已。

可見夏圻重視的完全在於(yu) 義(yi) 理的美不美，至於(yu) 考據上的真不真在他看來根本就無關(guan) 緊要。其弟夏炯的看法與(yu) 他非常相似。夏炯曾表示：

予讀閻氏《尚書(shu) 古文疏證》、《四書(shu) 釋地》、《潛邱劄記》等編，考據精深、辨駁詳贍，信乎能實事求是者也。然必攻詰《大禹謨》人心惟危一十六字，以為(wei) 無一字不從(cong) 剿習(xi) 而來，則肆妄未免太甚。……謂《古文尚書(shu) 》未可盡信則可，謂《古文尚書(shu) 》無一字可信則斷不可。《古文》之真偽(wei) 未能遽必，即使真係偽(wei) 撰，其文詞古樸、義(yi) 蘊宏深，古先聖王之遺訓微言亦深賴以不墜，曆代以來朝廷頒置學宮，儒者奉為(wei) 圭臬，閻氏試自問所學能窺見此中之萬(wan) 一乎！

夏炯是有過致力於(yu) 經學考證經曆的人，他在其《仲子集》目錄後有自記雲(yun) ：“炯固嚐肆力於(yu) 許、鄭者也，編中所列，大率奉宋儒為(wei) 圭臬，而向時考核所得，亦未忍全棄，且以見炯於(yu) 漢儒之學亦曾三折其肱，特不敢效諸君之偏僻耳。”此言是想表示他對漢學考證的攻擊並非出於(yu) 無知漫罵，同時也確是其治學曆程之實錄。故他一開始對閻若璩尚不免有“能實事求是”的稱道。但在這段文字裏，閻氏被抬得越高也就摔得越重，因為(wei) 他無論如何“考據精深”，與(yu) 《古文尚書(shu) 》“義(yi) 蘊宏深”的義(yi) 理相較，也終究及不上“萬(wan) 一”。因此他的“辨駁”越是“詳贍”，也就越是顯得空廢精神了。

不過空廢精神一類的話夏炯還沒明說出來，明確表達這一感慨的是清末的朱一新。朱氏在致康有為(wei) 的一通書(shu) 信裏說：

近世言《尚書(shu) 》者，坐梅賾以為(wei) 偽(wei) 造古文之罪，既知其不足以與(yu) 此，乃進而坐諸皇甫謐，既又知其不足與(yu) 此，乃進而坐諸王肅，肅遂足以與(yu) 此哉！治經所以明理也，“莫須有”三字固不足以定爰書(shu) 。即使爰書(shu) 確鑿，亦不過爭(zheng) 今、古文之真偽(wei) 已耳，曾何益於(yu) 義(yi) 理？近儒謂古文雖偽(wei) ，而作偽(wei) 者皆有來曆，其書(shu) 仍不可廢，然則枉費筆墨何為(wei) 乎！……儒者治經但當問義(yi) 理之孰優(you) ，何暇問今、古文之殊別。

朱氏之所以視“近世言《尚書(shu) 》者”為(wei) “枉費筆墨”，根本的理由即在他以為(wei) “儒者治經但當問義(yi) 理之孰優(you) ”而已，“何益於(yu) 義(yi) 理”的事情根本就不必去做。不僅(jin) 不必做，而且做了隻會(hui) 是有害無益。若其在《無邪堂答問》中有言雲(yun) ：

近人但嘵嘵辨《古文》之真偽(wei) ，而並其言之精粹者棄之如遺，豈非顛倒刺謬乎！……古書(shu) 中名言精理棄若弁髦，而反蒐羅讖緯，旁及雜說以示博，豈讖緯雜說果勝於(yu) 《古文尚書(shu) 》乎！多聞闕疑，聖有名訓，吹垢索瘢，鍛煉成獄，縱能得情，亦是酷吏。此事為(wei) 之不已，有關(guan) 心術，非儒者所宜為(wei) 也。

照朱氏這般說來，則自宋代以降的整個(ge) 辨偽(wei) 《古文尚書(shu) 》的行動都要被完全否定了。朱氏的觀點中或帶有些許激於(yu) 意氣的成分，但若在偽(wei) 《古文》的問題上將義(yi) 理的立場推至極端，則不免會(hui) 發出這樣的議論來。

雖然乾嘉以降偽(wei) 《古文》的義(yi) 理受到了推重，但我們(men) 不能以為(wei) 乾嘉時期的考據立場因此而被“替代”了。站在考據立場上否定《古文尚書(shu) 》的觀點仍然自有其影響力。簡朝亮《朱九江先生年譜》謂：“先生曰，《書(shu) 》偽(wei) 古文，亂(luan) 經也。”朱次琦治學根底於(yu) 程朱，其斥責《古文尚書(shu) 》之言若此，毫不遜於(yu) 乾嘉時代的漢學家。

再以倡導漢宋兼采的陳澧為(wei) 例。桂文燦《經學博采錄》有雲(yun) ：“儒者治經如析獄然，當究其是非，是非已定，當有以處治之。東(dong) 晉《古文尚書(shu) 》經注，至今日而偽(wei) 跡昭著，無庸再辨，惟處治之道未得其宜。乾隆中有奏請廢其偽(wei) 經者，以武進莊侍郎存與(yu) 議，謂篇中多精理名言，以之進講，最為(wei) 有益，中止。”既而謂：

番禺陳先生（澧）雲(yun) ：“天下古今精理名言尚多，若以其精妙遂可以與(yu) 二帝三王典謨並傳(chuan) 不朽，雖作偽(wei) 亦不可廢，是何言歟！”文燦請以處治之方。先生乃言曰：“今文二十八篇，本二帝三王之書(shu) ，孔《傳(chuan) 》亦晉人經注，是當存之以為(wei) 東(dong) 晉藝文之一。其古文自《大禹謨》以下十五篇，附列卷末，而以惠定宇《古文尚書(shu) 考》注之，以明其捃摭之跡，且使書(shu) 中精理名言各還本真。”先生此語，洵為(wei) 萬(wan) 世定論矣。

陳澧的立場很清楚，《古文尚書(shu) 》乃偽(wei) 作，必須廢黜，即便其中有所謂“精理名言”，也不能與(yu) 今文二十八篇“並傳(chuan) 不朽”。他具體(ti) 的理由是“天下古今精理名言尚多”，這與(yu) 前引孫星衍所謂“聖人之學具在九經，何言不足垂教”可謂同條共貫。又陳澧《東(dong) 塾讀書(shu) 記》討論《尚書(shu) 》時有雲(yun) ：“鄭義(yi) 與(yu) 偽(wei) 孔不同，有偽(wei) 孔勝於(yu) 鄭者。……蓋偽(wei) 孔讀鄭注，於(yu) 其義(yi) 未安者則易之，此其所以不可廢也。（自注：偽(wei) 《古文》經傳(chuan) 可廢，二十八篇偽(wei) 《傳(chuan) 》不可廢。）”這與(yu) 他給桂文燦的“處治之方”正相同。可見他在討論偽(wei) 《古文》時的確是秉承了乾嘉諸儒完全從(cong) 考據的角度著眼。

我們(men) 通常認為(wei) ，陳澧所處的道鹹時代的考據風氣已經比乾嘉時代大為(wei) 減弱了，而且他在經學上最重要的主張乃是合考據與(yu) 義(yi) 理為(wei) 一，然而麵對偽(wei) 《古文》的問題，陳澧竟比許多乾嘉儒者更執著於(yu) 考據上的真偽(wei) 而堅主廢黜其作為(wei) “經”的資格，僅(jin) 以“晉人經注”的名義(yi) 保留二十八篇今文的偽(wei) 孔《傳(chuan) 》。陳澧的另一個(ge) 弟子文廷式也曾說：“偽(wei) 《古文尚書(shu) 》多集古人格言善論,亦無惡於(yu) 世。……其言純粹有所本者則姑存之，但不尊之為(wei) 經可也。”“但不尊之為(wei) 經”，也正是陳澧將古文諸篇“附列卷末……使書(shu) 中精理名言各還本真”之意。因此從(cong) 這個(ge) 例子可以看到，雖然在總體(ti) 上道鹹以降的考據風氣已大不如乾嘉時代之盛，但乾嘉時期形成的考據傳(chuan) 統依舊有它潛滋暗長的空間，並沒有因為(wei) “宋學”的複興(xing) 而中斷。

麵對《古文尚書(shu) 》，陳澧師徒堅執考據的真偽(wei) ，而朱一新等人則更看重其義(yi) 理，還沒有發現有任何證據表明他們(men) 誰的觀點在當時的學界更占上風。大體(ti) 上說，一方麵，他們(men) 是各站在自己的立場說話而互不相幹；另一方麵，他們(men) 對對方的立場又無法全然不顧。陳澧師弟雖堅持偽(wei) 《書(shu) 》必須廢黜，但仍不能不把“精理名言”都“附列卷末”，讓“純粹有所本”的義(yi) 理“姑存之”；朱一新雖然把《古文》真偽(wei) 之辨的工作完全否定，斥為(wei) “枉費筆墨”、“非儒者所宜為(wei) ”，而如此不遺餘(yu) 力的批判卻正好顯示出考據的結果是他心頭無從(cong) 回避的難題。

五、結語

民國時的支偉(wei) 成在其《清代樸學大師列傳(chuan) •閻若璩》的按語裏說：

自偽(wei) 經讞定，而一切經文經義(yi) ，胥引起討論，後此今文經與(yu) 古文經，群經與(yu) 諸子，中國古典與(yu) 西洋哲學，皆對待研究，實由先生啟其端焉。

支氏將清初的考辨偽(wei) 《書(shu) 》與(yu) 清季的今文學思潮、諸子學及民國以後西洋哲學等研究看作一個(ge) 連續過程，未為(wei) 無識。他提示我們(men) 清代《古文尚書(shu) 》真偽(wei) 廢立的論爭(zheng) 同近代以降的中國學術有著內(nei) 在的聯係。不過嚴(yan) 格地說，就考辨偽(wei) 《古文》成為(wei) 潮流而論，閻若璩可以算是“啟其端”，但他那種不顧義(yi) 理的純粹考據立場卻在後儒之中罕見知音。從(cong) 上文的敘述來看，閻氏之後，清儒在偽(wei) 《古文》的問題上始終處在考據與(yu) 義(yi) 理的緊張之中，難以找到徹底解脫的途徑。這至少與(yu) 支氏所謂的研究“中國古典與(yu) 西洋哲學”的時代大不相同。因為(wei) 後者在總體(ti) 上已經是純學術的研究，不再受到任何義(yi) 理的糾纏了。換言之，支氏勾勒出的這一條學術理路恐怕並非一個(ge) 完全“連續”的過程，因為(wei) 它經曆了一個(ge) 擺脫考據與(yu) 義(yi) 理緊張的巨大變化。

“義(yi) 理”基本已經淡出現代學術的關(guan) 懷，惟其如此，在回首觀察清代儒者的“考據”工作時，隱藏其後的“義(yi) 理”背景尤其需要得到我們(men) 的體(ti) 會(hui) 與(yu) 同情。我們(men) 當然不能無視清儒求真的“考據”熱情，也必須承認現代中國史學的諸多部分皆自清儒的“考據學”移形轉步而來。但是，清代儒學這個(ge) 特殊的學術係統中，“考據”與(yu) “義(yi) 理”各自所處的位置究竟是如何相互配合互動的？其互動的結果是否已經導致儒學的整個(ge) 係統隨之調適而漸呈越出自身既有藩籬的趨勢？

在這些問題獲得澄清之前，即便清儒與(yu) 我們(men) 之間有諸多的“連續性”，也並不足以讓我們(men) 在回溯自身的學術淵源時，用現代“學術”的標尺去衡量與(yu) 裁剪他們(men) 完整的“儒學”世界。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