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南方都市報2007年3月15日《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一文報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葉廷芳等29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交提案，要求盡快停止獨生子女條例的執行。

 

誠如葉廷芳等所言，計劃生育政策雖然有效控製了人口數量，提高了國民的人均福利，但獨生子女政策的負麵影響也很大並且日益凸現。

 

“葉廷芳提案”特別強調獨生子女沒有兄弟姐妹，並導致下一代沒有“叔叔嬸嬸、舅舅舅母、姨父姨母及堂兄妹、表兄妹”，認為“這是人倫的缺陷，必然導致人性的變異”，可謂一針見血。某些反對計劃生育的人常說，“計劃生育政策讓低素質的農民生兩個，讓高素質的城裏人生一個，降低人口素質”。這種看法是非常膚淺的。總體上看，農村孩子因為不是獨生子女，普遍在心理健康、身體耐受能力、獨立生活能力、社會交往能力、愛心、責任感、毅力、紀律性和公平觀念等方麵強於城市孩子，他們無非讀書較少而已。（這主要是因為國家的教育投入太低，要是依照聯合國的建議將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從2005年的2.16%增加到6%，或者隻增加到世界平均水平5%，高中階段的免費教育一點都不成問題，農村孩子的教育素質也沒有問題）這一點早就被大量的幼兒園和中小學教師發現了，隻是沒有引起社會的普遍重視。到了近年，不時有企業在招聘會上拒絕接受獨生子女，這個問題才引起社會的重視。獨生子女政策一方麵造成生活條件和受教育條件較差的農村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人口多生，另一方麵造成條件較好的城市人口和漢族人口心理健康程度較低，從兩個方麵影響著國家人口素質的提高，這還沒算強製計劃生育對中國人道德觀念的負麵影響。

 

然而另一方麵，獨生子女卻又不得不比非獨生子女承載更重的負擔，小時候是父母望子成龍的重負，中年以後是照顧老人的重擔。“葉廷芳提案”既提到了獨生子女個人的養老負擔，也提到了整個社會的人口老化問題。“葉廷芳提案”中提到，我國“現在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達1.44億，占總人口的11％，超過了國際公認的標準”。其實這已經是2005年的統計數據了。近年來許多地方出現““民工荒”，似乎也表明我國的老齡化時代已經到來。據人口學家預測，目前中國的結構性“民工荒”到2010年左右開始轉化為總量性的“民工荒”，近三十年來為中國經濟建設做出巨大貢獻的“人口紅利”屆時就要枯竭。2035年以後過度的人口老化，則可能讓中國脆弱的社會保障體係崩潰。

 

有人不承認人口老化危險，總說以後生產力提高了不怕養老難，完全無視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體係中的勞動力優勢轉化為嚴重勞動力劣勢的後果，也殊不知養老院永遠無法滿足親情的需要，而照料老人、孩子的效率幾千年以來幾乎就沒有什麽提高。隻要想到今後一對中年夫婦可能要照顧八位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父母一代如果身體健康應該能自己照顧自己），經常要上醫院看病人，還得在工作之餘照顧自己的孩子，而他們竟然是從小缺乏生活磨練的獨生子女，就讓人不寒而栗。

 

有多位著名人口學家說，中國現在和將來一段時間進入老年的人是計劃生育以前出生的，與計劃生育無關，相反計劃生育尤其是一胎化政策降低了未來的老年人口數，緩解了人口老化。原來人口老化不是老齡人口與總人口的比例而是老年人的人數！這究竟是人口學家還是流氓專家？影響經濟發展和威脅社會保障體係的是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尤其是老齡人口和勞動人口的比例，而不是老年人的人數。不然的話，把中國分裂成一萬個國家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人口老化問題了！

 

《一個不少，兩個正好》的華商報摘編《盡快停止執行獨生子女條例》被搜狐、網易、新浪、騰訊等各大網站轉載，引起了熱烈的討論，支持“葉廷芳提案”的跟貼在各大網站都占壓倒優勢。截止到3月16日21時，狐網評論頻道共有227703人參加投票，投票結果非常懸殊：讚成“葉廷芳提案”的達218740人，超過96%；反對的僅8963人，不到4%，其中還包括“如果放開生，幾千萬的計生幹部咋安置”這樣近乎反諷的反對者（參見https://comment2.news.sohu.com/d41159258.html）。而在搜狐新聞頻道舉辦的關於2007年兩會“最受關注的提案議案”排名投票中，3月15日上榜的“29名委員聯名要求盡快停止執行獨生子女條例”的提案支持票數居於第一位，至3月23日晚8時，該提案的支持票數達308303，遠高於3月8日上榜、排名第二的“人大代表建議碩士博士學位服采用漢服” 239168票（參見https://news.sohu.com/s2007/8303/s248504885）。

 

雖然網絡投票的參與者代表性不一定強，但考慮到讚成者的壓倒優勢，考慮到不上網的農民和農民工以實際行動生二胎的比例遠比上網的人群高，有理由相信停止獨生子女政策已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不必立即相信這種網絡民意，但至少應當展開一場全社會的大討論，進行一次科學的民意調查，以辨別網絡民意的真偽，考慮人口政策的調整。如果仍然固執中國人口太多的己見，拒不承認強製計劃生育和一胎化已經引起和即將引起的嚴重問題，拒絕討論和調查，修改人口統計數據；那就隻能說明計劃生育當局是為了部門利益而不顧事實，惘顧民意。

 

 

 

 

在“葉廷芳提案”之前，大部分采信計劃生育當局修改過的人口數據的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似乎也已認識到在放開二胎的必要性，差別僅僅是早幾年或晚幾年，以及兩胎之間要不要規定間隔。

 

在民間，2007年初，以阿蚌、防風、何亞福、梁中堂、滕彪、王鑫海、楊支柱、易富賢為發起人，在互連網上發布了《放開二胎倡議書》並征集簽名，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

 

《放開二胎倡議書》認為：我國法律承認生育權是基本人權，1969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社會進步和發展宣言》也確認“父母享有自由負責地決定其子女的數目和出生間隔的專有權。”我國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人口增長過猛的情形下實行計劃生育雖然控製了人口增長，但極大地限製了父母的生育自由並導致了公民生育權利的不平等。一胎化的過度推行導致了嚴重的人口老化和性比例失調，也妨礙著城鄉人口素質的提高（城市兒童的心理素質和農村兒童的受教育程度）。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顯示的總和生育率隻有1.22，遠低於2.1的世代更替水平，不能實現人口的可持續發展。獨生子女家庭是一種風險家庭，獨生子女的成長風險、成才風險和將來的養老風險使家庭不堪重負。過多的獨生子女也不利於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安全。強迫上環和強迫結紮還侵犯了被強製婦女的人身權利。

 

《放開二胎倡議書》認為：生育率不像水龍頭一樣想關就關、想開就開。世界各國的發展經曆表明，一旦生育率實現從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實質性轉變，要促使生育率回升卻是極為困難的。一個國家可以做到強迫人們不生孩子，卻不可能做得到強迫人們生養孩子。通過強製配種來增加生育率也許並不比強製結紮、墮胎的阻力更大，但花十幾年的時間強製撫養斷無可能。人口的再生產周期長達20多年，人口政策是需要有前瞻性的，不能等問題完全暴露出來才去解決。

 

《放開二胎倡議書》認為：放開二胎不會使現在的失業問題變得更為嚴重，因為嬰兒不是剛出生就能成為勞動力的，至少要過十幾年、二十年才能工作。現在出生的嬰兒多一些，至少可以刺激與此有關的乳品、醫療、紡織、服裝、鞋帽、玩具、家政、幼兒教育、遊樂等等行業的發展。現在放開二胎既能緩解前21世紀前20年的就業壓力，又能減輕後30年的養老負擔。

 

在《放開二胎倡議書》所曆數的大量強製一胎的不良後果中，隻有男女比例失調已經引起政府的高度注意。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指出，““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7，2003年抽樣調查為119.....到2020年，20歲至45歲男性將比女性多3000萬人左右。”（據2007年1月12日北京晨報）而根據《2006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1996年至2005年出生嬰兒的性別比達127。”民間有學者據此測算出2020年中國20歲至45歲的男性比女性多出4000萬人。政府已經采取措施禁止孕檢醫師吐露嬰兒性別，卻仍然回避著導致人口性別比例失調的真正原因。不少省和自治區在農村實行第一胎是男孩則禁止生二胎、第一胎是女孩卻允許生第二胎的政策，恐怕才是性別比例失調的最重要的原因。這種性別歧視政策對重男輕女傳統觀念的強化，長期以來的強製計劃生育對胎兒生命的漠視，還有此次不生男再無機會生男的恐懼，極大地刺激了利用現代醫學技術進行的性別選擇。在山西翼城、甘肅酒泉、河北承德等試點二胎政策的地區都發現出生人口性別比基本正常。比如2000年第五次普查出生性別比，全國0歲為117.8（翼城為106.1），1-4歲平均為120.9（翼城為102.7），5-9歲為115.5（翼城為101.5）。因此中國出生性別比增高主要是計劃生育政策。全麵放開二胎可以使性比例失調的問題基本緩解，但隻有自然生育才能根本解決中國人口比例失調的問題。

 

一個“葉廷芳提案”沒有提到而《放開二胎倡議書》隻是一筆帶過的嚴重問題是“計生暴力”對生命的蔑視和對法治的踐踏。“咬咬牙，狠狠心，一刀斬斷是非根”、“要想富，少生孩子多養豬”、”要不窮，少生孩子養狗熊”、“寧添十座墳，不生一個人”、“喝藥不奪瓶，上吊就解繩”、“一人超生，全村結紮”、“該紮不紮，見了就抓”、“能引地引出來，能流地流出來，就是不能生下來”、“普及一胎，控製二胎，消滅三胎”、“寧可家破，不可國亡”、“寧可血流成河，不準超生一個”、“血流成河淚成海，也要把計劃生育搞下來”、“一胎生，二胎紮，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環，二胎紮，三胎四胎殺殺殺”、“該紮不紮，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通不通，三分鍾；再不通，龍卷風”、“少生孩子多種樹，少生孩子多養豬”、“結貧窮的紮，上致富的環”、“經濟搞上去，人口降下來”、“流出來，打下來，壓出來，引出來，就是不準生下來”。回老家農村時聽到的和從網絡上看到的計生悲慘故事，與這些從各地農村牆壁上、石山上抄來的標語相印證，證明了“計生暴力”至少在內地大部分農村地區不同程度地存在。“計生暴力”所產生的法治困擾，我的《計劃生育和法治》和王鑫海的《強製計劃生育政策衍生的法治困境》中有比較詳細的論述，總之是憲法、刑法、行政法、民法、訴訟法無一不受其累。

 

有人說“計生暴力”的存在是由於基層幹部素質太低，與強製計劃生育沒有必然聯係。這完全是“站著說話不腰痛”。在“抓計生，保鎢砂；抓財稅，保飯吃（念qia）”的計劃生育“一票否決製”下，非法侵害變得理直氣壯，非法斂財變得冠冕堂皇，多少人的良知被扼殺，多少罪惡被摧生，基層幹部在無法說服“計生對象”的時候哪裏還有選擇的自由？

 

強製計劃生育導致政府權力侵入家庭這個個人權利的最後堡壘，並且深入到家庭中最隱秘的性和生育領域，即使排除暴力執法，“見證懷孕，持證生育”也嚴重侵蝕個人的人格尊嚴和隱私。把生育權利變成“不得生育”或“不得再生育”的義務，則混淆人們的權利和義務觀念，而一個連權利和義務都分不清的民眾所組成的國家怎麽可能談得上法治？在目前絕大部分國民已經接受兩胎、少數人自願隻生一胎或幹脆不生的背景下，放開二胎意味著強製計劃生育變成偶發事件，極大地改善中國的人權和法治狀況。當然最好是廢止強製計劃生育，徹底結束“計生暴力”。

 

《放開二胎倡議書》的基本思想來源於易富賢、何亞福等民間人口學者的研究成果。筆者對人口問題少有研究，僅僅因為1998年寫了篇《計劃生育與法治》，有幸受邀充數為《放開二胎倡議書》的發起人。

 

易富賢以規範的社會科學研究跟官方人口學家對壘。易富賢雄辯地指出：中國現在根本沒有13億人口，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和支持他們的人口學家動輒修改人口數據，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實際上隻有1.2左右而不是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所說的1.8，全國每年隻增加人口約5百萬400萬左右而不是國家計生委所說的800-1000萬，而今後隨著老年人口的堆積每年死亡人口數將急劇增加，以目前的生育意願，要是不停止計劃生育的話，中國人口是不可能增加到13億（然後快速減少），而不是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宣傳的15億。近幾年的人口增長情況都與易富賢的預測接近而與國家計生委的預測相距甚遠。通過詳細比較世界各國的自然資源，發現中國的人口過多隻是一個流傳很廣的謊言。通過與印度等國比較，發現計劃生育並沒有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作出任何貢獻，相反計劃生育引起的家庭消費結構畸形是中國經濟問題（低工資現象、就業壓力等）的根源。易富賢並認為馬寅初人口論是錯誤的，要是依照馬寅初人口論，從1959年1979年少生3億（實際上4.57億），意味著1959年以後出生的人口的近2/3是不能出生的，現在中國可能已經因為老年化而崩潰，已經淪落為一個毫無生氣、喪失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國家。通過比較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香港等地生育率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降低的趨勢，易富賢認為中國的社會發展水平決定了停止計劃生育也難以防止今後人口銳減，建議停止計劃生育並通過改善民生、降低養育成本以提升生育意願。（易富賢：《用“封存”法破解中國人口迷霧——斬斷“修正”人口的黑手》，《從統計數字看調整人口政策的急迫性》，《從社會發展水平看調整人口政策的急迫性》，《停止計劃生育也難以防止今後中國人口劇減》）

 

何亞福則以其敏銳的思維和通俗、生動的隨筆在互連網上破解人們在人口問題上的思想誤區。他告訴我們：自然資源是隨著人類的發現而變化的，誰也不可能斷定地球或中國所能承載的人口極限；人口“急刹車”必然破壞人口的年齡結構，就像汽車“急刹車”常常導致追尾的車禍；“要想富，少生孩子多養豬”把人看成連豬都不如的寄生蟲，是對生命的蔑視；靠強製計劃生育減少人口來增加人均財富的邏輯是對人類道德的敗壞，同樣的邏輯完全可能走向“計劃死亡”或為了平衡性別比例而“關愛女胎，墮掉男胎”；認為全世界隻有中國人需要強製計劃生育是把中國人當作老鼠、蟑螂一類的“生育狂”，是對中國人的最大歧視；麵對困難不是首先想到發現資源、創造財富和改善財富分配，而是想到減少人口，就像一個船長為了避免沉船不是先把重物扔下海去而是先把人扔下海去，是一種沒有人性的“唯物主義”；對富人養寵物習以為常卻埋怨窮人多生孩子擠占資源，是把窮人的孩子看得比富人的狗都不如；由於每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孩子在衣服、玩具等方麵可以重複使用，一胎化本身就是對資源的巨大浪費，還不算供養一個龐大的計生當局的費用和“計生暴力”對財富的破壞；一年公款吃喝和官員浪費的錢足夠養活2億個以後可以給我們養老的孩子，拿公款吃喝和官員浪費沒辦法而禁止大量孩子來到世間是拿最弱者開刀的卑鄙行徑……

 

防風、舟木、阿蚌、王鑫海和另外一些化名網友近年來也在傳播民間人口學上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實施的計劃生育強製措施和一胎化政策雖然控製了人口過猛增長，增進了國民人均福利；但是帶來了人口老化、性比例失調、人口素質堪憂、大量婦女、和兒童權益受侵害、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受挫、國民道德觀念蛻變等一係列惡果，過低的生育率也難以實現人口的可持續發展。作為強製計劃生育和一胎化政策立論依據之一的“資源有限和人口增長無限論”在全球範圍內沒有經驗依據，另一個依據“減少人口以增加人均財富”則是反道德的。如果當初政府采用指導性計劃而非強製性計劃，這些問題大概都不會發生。現在還公民以生育權，並提倡生二胎，既增加目前的消費和就業，也緩解未來的養老負擔，一舉兩得，可謂“亡羊補牢，猶為未晚”。

 

強製計劃生育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是計劃經濟思維的產物。評論家秋風認為，“對一個超出一定數量的共同體的經濟、社會、生育活動進行計劃，超出了人的理性能力，是理性的致命自負。計劃經濟不可行，包括人口在內的其他領域的計劃同樣是不可行的。”（秋風：《經濟不可計劃,人口可以計劃嗎?》）何亞福先生進一步認為強製計劃生育比計劃經濟更不可取。我本人是讚同何先生觀點的。錢可以每家一點三元，孩子卻不可能公平地做到每家一點三個，強製計劃生育下的生育權（實際上變成了特許而非權利）必定是不平等的，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導致政府權力侵入家庭這個私生活的最後堡壘。強製計劃生育所確定的過度目標和強迫命令、一味蠻幹的手段，還有它對人權的踐踏和對經濟的破壞，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的經濟“大躍進”足堪一比，稱之為人口“大躍退”可謂名副其實——雖然目前人口還在低水平增長，但這是由於人口變化的長周期所致，人口“大躍退”及其經濟災難的到來已經在望了。中國知識分子喜歡談“文革”和“六四”，卻少有研究經濟“大躍進”和人口“大躍退”的，也許是因為這兩場更大的災難中他們自己較少受罪吧。

 

中國政府和中國人對市場經濟的理解是非常片麵的。人們常說中國的改革是跛足的改革，因為缺乏與經濟改革相配套的政治改革。其實即使是中國經濟改革本身也是跛足的：當我們對於物質資源的配置基本采用市場模式時，我們對於人力資源的生產卻反而采取了計劃模式。由於人口政策對經濟影響的滯後性，我們到今天還在享受過去人口自然增長帶來的好處。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正是因為過去人口自然增長所帶來的雄厚而廉價的人力資源優勢，一方麵保證了中國商品和勞動力出口的競爭力，一方麵幫助我們吸引了大量外來投資，造就了今日中國的經濟繁榮。可是我們居然在大量享受“人口紅利”的同時詛咒含辛茹苦養育了我們的上一代生孩子太多，影響了我們的人均資源占有量。這是典型的以怨報德，這是對父母的不孝、對兄弟姐妹的不義！如果我們老無所養，那是我們年輕時貪圖享受或屈服於計生當局淫威的報應，怪不得兒女。誰叫你不給他（她）一個兄弟或姐妹呢？他（她）就是想孝順你也心有餘而力不足呀！

 

肯定有人會說，如果實行指導性計劃生育，就不可能將總和生育率控製在2.1，更不可能控製在國家計劃的1.8，許多憋了半輩子的人會大生、特生，中國很快就會人口爆炸。這完全是沒有根據的意想。無論是他國經濟發展與人口變化的經驗，還是國民生育意願的抽樣調查都不支持這種意想。當然會有人超生，但也有人不生、生不出、隻生一個或錯過了生育年齡，兩相抵消，估計放開二胎後總和生育率最多也就1.8，徹底放棄生育管製總合生育率也超不過2.0。而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生育水平就會降低。經濟上僅僅早走一步的韓國和台灣都是例證，更不要說長期的計劃生育宣傳對中國大陸人觀念的影響了。從全球範圍來看，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和華人占主要人口的國家、地區，總和生育率普遍低於歐美發達國家，難以維持人口的世代更替。就國內生育意願的抽樣調查也顯示，獨生子女一代的生育意願普遍較低，許多人自願放棄政策許可的二胎指標。現在放開生育管製，63-65年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已經錯過生育年齡了，也就是73-75年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還可以生第二胎，正好解決20來年後73-75年生育高峰人口的養老問題，避免中國的社會保障體係屆時崩潰，因為那時63-65年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還大多健在。如果讓73-75年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錯過生二胎的機會，中國就再也不可能為將來老齡化最嚴重時期儲備勞動力了。而這批人生育二胎之後，恐怕國家想要1.8的總合生育率也不可能了。

 

有人說，看這麽多人支持放開二胎或放棄生育管製，就不能放開。即使不談這種觀點的反民主性質，它也是不堪一駁的：要求生育自由就等於自己想超生？要求選擇吃多吃少的自由就會把自己撐死？須知多養個孩子撫養成人是件很辛苦的事，何況許多反對強製計劃生育和一胎化的人早已錯過生育年齡！

 

即使放棄生育管製後中國人又普遍地像在毛澤東時代那樣猛生孩子，也沒有什麽大不了。從樂觀的角度看，人口的增加在目前是內需，在將來是勞動力資源。從悲觀的角度看，在市場體製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形勢下，也沒有一國“人口爆炸”的問題，隻有全球“人口爆炸”的問題。中國無須單獨承擔防止全球“人口爆炸”的義務，也不可能通過在國內實行強製計劃生育來阻止全球“人口爆炸”。我們總是反對美國充當世界警察，難道我們自己卻要充當世界計劃生育委員會，把強製計劃生育推廣到全球？

 

（本文主要內容曾發表於中國方域2007年第1期；寫作過程中曾得到易富賢、何亞福等朋友的幫助，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