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張栻的知行觀及其成因——以《論語解》為(wei) 例
作者:楊瀟沂、吳仰湘(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
來源:原載於(yu) 《斯文:張栻、儒學與(yu) 家國建構》,周景耀主編,光明日報出版社2016年5月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六月初四日乙酉
耶穌2017年6月27日
張栻是南宋湖湘學派的代表人物,他一生勤於(yu) 著述,留下了大量的學術著作。《論語解》成書(shu) 於(yu) 乾道九年張栻 41歲之時,此後數年他輾轉各地任官,淳熙七年二月病卒於(yu) 知江陵府任上,終年 48 歲。朱熹在《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中稱他“平生所著書(shu) ,唯《論語說》最後出”[i],又在《南軒集原序》中說“敬夫所為(wei) 諸經訓義(yi) ,唯《論語說》晩嚐更定”[ii]。可見《論語解》晚出並經過修訂,反映了張栻後期較為(wei) 成熟的理學思想。但目前學界對《論語解》重視不夠,僅(jin) 見兩(liang) 篇期刊論文和一篇學位論文。唐明貴《張栻<論語解>的理學特色》從(cong) 本體(ti) 論、仁學思想、人性論、工夫論、知行觀、義(yi) 利觀的建構等幾個(ge) 方麵,闡明《論語解》的理學特色,認為(wei) 張栻“提出了變化氣稟之性以複其初的思想、‘居敬主一’的工夫論;闡發了相須並進的知行觀、義(yi) 利觀”[iii]。肖永明《張栻<論語解>的學風旨趣與(yu) 思想意蘊》指出此書(shu) 的特色是:宗奉二程、創造性的闡釋以及鮮明的理學色彩[iv]。杞怡靜的碩士學位論文《張栻<癸巳論語解>心性義(yi) 涵之研究 》[v],通過研究二程到張栻的思想演變來探討張栻的心、性、仁思想內(nei) 涵及功夫論,使《論語解》的理學思想研究深入了一步。其實《論語解》首要闡發的理學思想是知行觀,因此學界研究張栻知行觀時都引及《論語解》,但具體(ti) 到《論語解》中知行觀的內(nei) 涵及闡釋方法等細節問題,還未有學者作專(zhuan) 門討論。本文即以此為(wei) 題,重新解讀張栻的知行觀及其產(chan) 生原因。
一、“知行互發、躬行篤實”的知行觀
“張栻對《論語》的思想資料闡發的過程,實際上就是賦予這些思想資料以理學意蘊,將《論語》納入理學軌道的過程。”[vi]而這其中首要闡明的理學思想,便是其知行觀。張栻在對各經進行闡釋時,是有所選擇與(yu) 側(ce) 重的,譬如其《易說》主要談本體(ti) 論,《孟子說》首要名義(yi) 利[vii],《詩說》雖已失傳(chuan) ,但根據其他書(shu) 中所見的詩論來看,主要是言性情[viii],而對於(yu) 《論語》,則主要是發明其知行觀。這是由於(yu) 《論語》中本就有許多關(guan) 於(yu) 言行、本質等問題的探討,它們(men) 實際上都在宋人所說的知行範疇之內(nei) ,且孔子亦十分強調行的重要性,這與(yu) 張栻的思想是遙相呼應,子曰:“君子訥於(yu) 言而敏於(yu) 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張栻則說“略文華,趨本實,敦篤躬行”,兩(liang) 者十分接近。
學界基本以“知行互發、相須並進”概括張栻的知行觀,其中邢靖懿說法更為(wei) 完善,他認為(wei) 張栻提出了“知行互發、重在力行,由知到行,再達於(yu) 真知的獨具特色的回環式的知行學說”,這一結論是十分準確的。下麵我們(men) 從(cong) 《論語解》中的具體(ti) 論述入手,來看張栻是如何闡明己見,尤其是如何強化“躬行篤實”的。
在知行先後的問題上,張栻並未明確交代,故學者們(men) 產(chan) 生了不同的看法。如秦偉(wei) 明以為(wei) ,張栻雖“未明確的表達自己是行先知後”,但“暗含行先於(yu) 知的觀點”;邢靖懿則認為(wei) “知先行後”是張栻知行觀的基礎。我們(men) 認為(wei) ,張栻是承認“知先行後”的,但他所要闡發的重點並不在先後問題,而是兩(liang) 者相互作用、缺一不可的關(guan) 係,以及躬行篤實的重要性。故《論語解序》中說: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力考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於(yu) 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嚐在先而行未嚐不隨之也。[ix]
具體(ti) 解釋此章時,又反複申明之,曰:
兩(liang) 者不可不兩(liang) 進也。學而思,則德益崇;思而學,則業(ye) 益學。蓋其所學,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學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內(nei) 外進矣。[x]
隻有知與(yu) 行兩(liang) 者兼用,才能得聖人之道:
“致知力行,學者所當兼用其力者也”[xi],
“內(nei) 外並進,體(ti) 用不離,而其高深者可以馴致矣。”[xii]
在闡明兩(liang) 者相互作用關(guan) 係的基礎上,張栻又尤為(wei) 強調行的重要性。他認為(wei) 學者就是實踐者:
“學者,學乎其事也。自灑掃應對進退而往,無非學也。” [xiii]
“學者,所以習(xi) 而行之也。” [xiv]
在對個(ge) 別篇章進行疏解時,為(wei) 了突出實踐的重要性,他對前人的說法有所調整。如《子罕篇》:“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yu) ”,皇侃《疏》曰:“惰,疲懈也,餘(yu) 人不能盡解,故聞孔子語而有疲懈,唯顏回體(ti) 之,故閑語即解” [xv],認為(wei) “語之而不惰”,就是聽孔子講學而不覺疲懈。伊川曰:“顏子之不惰者,敬也”[xvi],以“敬”解“不惰”,呂祖謙曰:“惰則誌不在而之他,不惰者,專(zhuan) 心致誌而已”[xvii],認為(wei) “不惰”是專(zhuan) 心致誌,這幾種解釋都以不惰為(wei) 一種學習(xi) 的心態,而張栻將其解釋為(wei) “默識心通,躬行實踐”:
所謂語之而不惰者,謂不惰其言也。蓋顏子聞夫子之言,默識心通,躬行實踐。是夫子之言,昭明發見於(yu) 顏子日用中也。[xviii]
又《衛靈公篇》:“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皇侃《疏》曰:“病,猶患也。君子之人常患已無才能耳,不患已有才能而人不見知之也”[xix],範祖禹曰:“人之病在於(yu) 不修己而好求人知,故毎言此以誨人也。”[xx]而張栻則直接說:“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無實也[xxi]”,認為(wei) “無能”就是不能履行實事,重行如此,一改前人之說。
又《陽貨篇》:“子謂伯魚曰‘女為(wei) 《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wei) 《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麵而立也與(yu) !’”何晏《注》曰:“為(wei) ,學也……讀之多識草木鳥獸(shou) 及可事君親(qin) 故。[xxii]”程顥曰:“二《南》,人倫(lun) 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wei) 之,則無所自入”[xxiii],朱子《論語集注》也認為(wei) 二《南》“皆修身齊家之事”故應首學之。他們(men) 都以此章為(wei) 孔子強調學詩始於(yu) 二《南》,重在學道,而張栻則將此解釋為(wei) 孔子教人躬行二南之實:“為(wei) 《周南》《召南》者,謂躬行《周南》《召南》之實也。天下之事,未有不本於(yu) 齊家。必如《周南》《召南》所述室家之事,而後為(wei) 家齊。”張栻對二《南》的認識與(yu) 朱熹等宋代學者一致,不同的是尤為(wei) 強調躬行其中的修身齊家之事。
由此可見,張栻在注解《論語》時,常借貫通孔子之義(yi) 發明自己重行的思想。由於(yu) 重視實踐,故書(shu) 中常見其對篤實之行的評論,如“曾子以是三者自省焉,可謂為(wei) 己篤實之功也。”“若先以學文為(wei) 心,則非篤實為(wei) 己者矣。”“聖人之意,欲使學者不但既其文而務孚其實也”[xxiv]等等,皆在勸人篤實務行。
具體(ti) 到如何躬行實踐,張栻亦提出了一些方法和標準。他認為(wei) ,實踐應從(cong) 日常之事情開始、有始有終,並提倡德行、謹行。
躬行實踐須以日常之事為(wei) 始,不得好高騖遠。張栻認為(wei) ,孔子最先教學生的便是“為(wei) 弟為(wei) 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yu) 生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此雖為(wei) 日用常行之小事,但蘊含了天道的奧妙,而把握天道的途徑便在“行著習(xi) 察”,而“非思勉之所能及”[xxv]。又說:“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是之謂小學。由是而致其知,則存乎其人,是之謂大學。至於(yu) 充之而盡,亦初不離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xxvi],“夫子之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之有踐履之實,人人皆可勉焉。[xxvii]”
規勸學者:若“貪高慕遠”,則終“無實地可據”。實踐亦是終生不輟之行,“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xxviii],“致知力行,終吾身焉也”[xxix]。
張栻認為(wei) 躬行之本在於(yu) 德行。《述而篇》:“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yu) 我哉?”曆來解此章止於(yu) 對“何有於(yu) 我哉”的解釋,而張栻對此句字麵意思隻是一句帶過,曰:“汲郡呂氏曰:‘言我之道,舍是三者之外複何有?’此說於(yu) 文義(yi) 為(wei) 順。”此後便說:
蓋聖人常指而示之近,使學者能於(yu) 此求聖人,於(yu) 此學聖人,則亦可以有得矣。然而,是三言者,其本在於(yu) 黙而識之。世之言黙識者,類皆想象意度,驚怪恍惚,而曰“吾黙識矣”,不知聖門實學,貴於(yu) 履踐,隱微之際,無非真實,蓋所謂存乎德行者也。[xxx]
張栻唯恐讀者誤解“默而識之”之意,不知“聖門之學,貴於(yu) 實踐”,而實踐的細微之處、根本所在即為(wei) “德行”。
又《先進篇》載孔子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評學生。學者解釋此章多集中於(yu) “皆不及門”之義(yi) 及孔子因材施教之法,關(guan) 於(yu) 四科次第,論者較少,唯皇侃曰:“四科次第,立德行為(wei) 首,乃為(wei) 可解。而言語為(wei) 次者,言語君子樞機,為(wei) 德行之急,故次德行也;而政事是人事之別,比言語為(wei) 緩,故次言語也;文學指博學古文故比三事為(wei) 泰,故最後也。[xxxi]”認為(wei) 德行最重,後三者依次緩之。張栻亦將德行置於(yu) 首位,但還說明了其對後三者的統領作用,認為(wei) 德行有“默而成之,以造其全”的作用:
所謂言語、政事、文學,皆由一道入而有所自得者。至於(yu) 德行,則默而成之,以造其全,蓋不可以一事名也。[xxxii]
此外,張栻還提倡慎行。《述而篇》:“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孔子隻說“躬行”,而張栻又進一步解釋如何躬行,曰:“躬行之實,則在夫縝密篤至,存乎人之所不見者也。[xxxiii]”,認為(wei) 實踐需要做到嚴(yan) 謹縝密之至。又如《公冶長篇》:“子產(chan) 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yang) 民也惠,其使民也義(yi) 。”對其中“行己者恭也”一句,皇侃釋之曰“恭從(cong) 不逆忤人物”[xxxiv],陳祥道曰:“遜不失禮” [xxxv],範祖禹說:“恭則不侮”[xxxvi],皆為(wei) 慎行的一種表現形式,其結果則是“不悔”,故張栻一言以蔽之,曰:“行己恭,謹重而不悔也[xxxvii]”。《公冶長篇》還載孔子妻女之事,曰:“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前人對公冶長多以賢德評之,如皇侃以為(wei) :“冶長,賢人,於(yu) 時經枉濫在縲絏之中,雖然,實非其罪也”[xxxviii],陳祥道說其賢德較南容“有間矣[xxxix]”,張載提到了公冶長不為(wei) 非義(yi) ,而論慎行,仍不如南容[xl]。張栻則仍以“謹行”評之,曰:“公冶長雖在縲絏,而非其罪,則其人謹於(yu) 行可知。[xli]”由此觀之,張栻的確十分重視慎行。
二、張栻知行觀的成因
張栻本人在《論語解序》中對其“重行”思想的來源作了說明。他說,重躬行乃孔子本自有之,“然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chuan) ”,後由河南君子二程發明,“使之於(yu) 致知力行,有所循守”,但二程以後,“學者又失其旨,積極求所謂知,而於(yu) 躬行則忽焉。”[xlii]張栻自論其重行思想遙追孔子之旨、近承程氏之學,其目的在掃近學之弊,他的這種追述是否客觀?本文認為(wei) ,張栻的重行思想自有來自程子的師承,但主要是受到個(ge) 人經曆、曆史條件及其師胡宏經世思想的影響,其對知行觀的改進也是知行思想發展的必經環節。
張栻生活在南宋高宗和孝宗執政時期,此時南宋王朝曆經了初期的動蕩而逐漸趨於(yu) 穩定。南宋初年,宋高宗偏安一隅,朝廷為(wei) 了打擊輿論抗金的壓力,大力鼓吹和支持程學,北宋重行的荊公新學瞬間衰落,這使“抽象的道德性命之論取代了此前通經致用的學風”[xliii]。張栻的父親(qin) 張浚正是堅定的抗金派,故遭到秦檜的排擠而貶謫湘粵。孝宗即位以後,勵精圖治,平反嶽飛冤案,起用主戰派人士,銳意收複中原,在內(nei) 政方麵,加強集權,積極整頓吏治,裁汰冗官,懲治貪汙,南宋進入了“乾淳之治”。張栻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的,他幼年跟隨父親(qin) 貶謫湘粵,耳濡目染了朝政黑暗與(yu) 空言性命的弊端,待其年長為(wei) 官,又幸遇明君,故欲有一番作為(wei) ,為(wei) 王朝建設鞠躬盡瘁,這促成了他“重行”思想的產(chan) 生。與(yu) 張栻同時的朱熹也十分重視行的作用,同樣在強調“知先行後”的基礎上提出“知行相須”“行重於(yu) 知”,他說“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xliv],這一方麵反映出兩(liang) 人深厚友誼的思想基礎,另一方麵也反映出重行思想是時代所孕所需。
張栻師承五峰先生胡宏,是二程再傳(chuan) 弟子。他受程學滋養(yang) ,對二程十分尊崇。據統計,《論語解》中直接引述二程之說共32處,約占全書(shu) 所引述的前人注解訓釋的40%,直接引述的其他訓解,也基本上來自張載及二程的門人弟子[xlv]。在知行問題上,張栻也接受二程及其師胡宏“知先行後”的觀點,作為(wei) 其“重行”思想的基礎,同時又發揮、強化了他們(men) 對於(yu) “行”的認識。
程子曰:“須以知為(wei) 本”,“君子以識為(wei) 本,行次之”,“須是知了方行得” [xlvi],認為(wei) 知是本,行為(wei) 次。胡宏也持此觀點,認為(wei) 欲得聖人之道,“必先致知”,當“超然有所見”時,“乃力行以終之”。他們(men) 都持“知先於(yu) 行”的觀點,但同時也未輕視行的作用。二程在一定程度上承認“真知”“實見”,一再論證知而必行,在以“知為(wei) 本”的基礎上把知行統一起來,故黃宗羲說:“伊川先生已有知行合一之言也”。胡宏受二程之學,對行的認識又稍進了一步,這應是受到其父胡安國經世之說的家學傳(chuan) 承。他提倡心知天地,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wan) 物,以成性也”,認為(wei) 這天地之道“流行發見於(yu) 日用之間”,欲得之“必先致知”,但同時也指出,當“超然有所見”時,需“力行以終之”,“道學須用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然後力行,則不差耳[xlvii]”,知最終要以實踐的方式來完成,所謂“學聖人之道,得其體(ti) 必得其用”也。他強調躬行,認為(wei) 實踐需由己身切行,“他人不得而與(yu) 也。”[xlviii]在論述“學”與(yu) “行”的關(guan) 係時,他說道:
“學即行也,非禮勿視聴言動。學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習(xi) 也,習(xi) 之不已,理與(yu) 神㑹,能無悅乎?學,行之上也,知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xlix]
這與(yu) 張栻所說“學者,學乎其事也” “學者,所以習(xi) 而行之也”已無分別,可說直接開啟了張栻的重行之說。張栻提倡“知行互發、躬行篤實”,較之二程與(yu) 胡宏更加完善,且觀點鮮明,絕無模棱兩(liang) 可之處。黃宗羲說:“南軒之學,得之五峰。論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純粹[l]”,這一說法至少在知行問題上是十分中肯的。
從(cong) 學術史發展的眼光來看,張栻的重行思想也是知行觀發展進程中的重要環節。儒家一開始就是一個(ge) 尚“行”重實踐的學派。子曰:“君子訥於(yu) 言而敏於(yu) 行”,荀子也說:“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li],原始儒家基本都認為(wei) 行重於(yu) 知、難於(yu) 知,但由於(yu) 時代所限和其本身不注重思辨,他們(men) 還無法從(cong) 理論上探討兩(liang) 者的關(guan) 係。漢末佛教傳(chuan) 入,魏晉玄學興(xing) 起,唐代佛教大行其道,使傳(chuan) 統儒家重行的思想受到了衝(chong) 擊。當時學者或清談玄學,或服藥煉丹,或隱居躬耕,企圖通過靜坐、修行、頓悟等方法獲得真知,儒學的尚“行”思想式微。宋學就是在這種思想危機下發生的,學者總結道:“兩(liang) 宋儒學的問題,一個(ge) 是要解決(jue) 佛教對價(jia) 值標準的破壞,另一個(ge) 是要尋找國家富強的良方。[lii]”北宋時期先後形成的荊公學派、溫公學派、蘇蜀學派、關(guan) 洛學派都為(wei) 解決(jue) 這兩(liang) 個(ge) 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方法,其中,重實踐行改革的荊公學派首先占領了上風,而重倫(lun) 理思辨的程學到南宋初年才風行。我們(men) 認為(wei) ,程學的興(xing) 起,既解決(jue) 了問題,也造成了新的問題,他們(men) 融合儒釋道而成新儒家,給人們(men) 提供了一種與(yu) 時代俱進的世界觀,然而,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men) 注重思辨、內(nei) 省、格物的思想削弱了傳(chuan) 統的重行思想,且容易將人導向主觀化。二程之後、張栻以前或同時的程門弟子,如楊時、王蘋、張九成等,也大部分繼承了程學內(nei) 傾(qing) 化、主觀化的特點,“在落實格物致知時,都滑向了佛門。”[liii]總之,二程對於(yu) 知行觀發展的貢獻在於(yu) 以思辨的方式將知行關(guan) 係理論化、係統化,雖然他們(men) 也談到行,但這種“行”並不是變革社會(hui) 的具體(ti) 實踐,而是一些內(nei) 心反省工夫。[liv]
因此,張栻有感於(yu) 孔子的力行之道及近學忽於(yu) 躬行之弊,提出“躬行篤實”的知行觀,這是對原始儒家知行觀的回歸和補充,對當時理學趨向空言的修正,同時又發揚了湖湘學派經世致用的傳(chuan) 統,開啟了王夫之“知行相資”的思想,是知行學說發展史上的重要一環。
結語
張栻在對二程、胡宏思想的繼承與(yu) 修正中,形成了自己“知行互發、躬行篤實”的知行觀,並借《論語解》發明之,他的知行思想既受到個(ge) 人經曆、社會(hui) 環境的影響,也是學術發展的重要環節。他的一生亦受到其知行觀的影響,呂祖謙稱讚說:“張荊州教人以聖賢語言見之行事,因行事複求聖賢語言。”[lv]張栻為(wei) 學有體(ti) 有用,既注重教學,也勤於(yu) 著述;居官正直廉潔,卓有政績,在當時的教育界和政界影響都非常大,可惜英年早逝,著述未完,體(ti) 係尚闕,若假以年華,其影響或許更加深遠。
注釋:
[i] (宋)朱熹,《晦庵集》卷89。
[ii] (宋)張栻撰 鄧洪波校點,《張栻集》,嶽麓書(shu) 社,2009年,第437頁。
[iii]唐明貴,《張栻<論語解>的理學特色》,哲學動態,2010年第8期。
[iv]肖永明,《張栻<論語解>的學風旨趣與(yu) 思想意蘊》,《湖南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1年9月。
[v]杞怡靜,《張栻<癸巳論語解>心性義(yi) 涵之研究 》,台灣政治大學曆史係2008年碩士學位論文。
[vi]肖永明,《張栻<論語解>的學風旨趣與(yu) 思想意蘊》,《湖南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1年9月。
[vii]張栻《講義(yi) 發提》(又作《孟子講義(yi) 序》)曰:“學者潛心孔孟,必求其門而入,愚以為(wei) 莫先於(yu) 明義(yi) 利之辨”,見《張栻集》第174頁。
[viii]參葉文舉(ju) 《張栻的<詩經>研究及其詩學思想》,《船山學刊》,2014年第3期。
[ix] (宋)張栻撰,鄧洪波校點,《張栻集》,嶽麓書(shu) 社,2009年,第3頁。下文張栻《論語解》原文均引自此書(shu) ,僅(jin) 標頁碼。
[x] 第15頁。
[xi] 第56頁。
[xii] 第78頁。
[xiii] 第15頁。
[xiv] 第135頁。
[xv](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yi) 疏《論語集解義(yi) 疏》卷5。
[xvi] 《二程遺書(shu) 》卷11。
[xvii](宋)朱熹《論孟精義(yi) 》卷5。
[xviii]第74頁。
[xix]《論語集解義(yi) 疏》卷8。
[xx]朱熹《論孟精義(yi) 》卷8。
[xxi]第133頁。
[xxii]《論語集解義(yi) 疏》卷9。
[xxiii]《論孟精義(yi) 》卷9。
[xxiv]《張栻集》,第60頁。
[xxv]第1頁。
[xxvi]第161頁。
[xxvii]第74頁。
[xxviii]第1頁。
[xxix]第36頁。
[xxx] 第51頁。
[xxxi]《論語集解義(yi) 疏》卷6。
[xxxii]第88頁。
[xxxiii]第60頁。
[xxxiv]《論語集解義(yi) 疏》卷3。
[xxxv](宋)陳祥道《論語全解》卷3。
[xxxvi]《論孟精義(yi) 》卷3。
[xxxvii]第38頁。
[xxxviii]《論語集解義(yi) 疏》卷3。
[xxxix]《論語全解》卷3。
[xl]《論孟精義(yi) 》卷3。
[xli]第34頁。
[xlii]第3頁。
[xliii]漆俠(xia) ,《宋學的發展和演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11頁。
[xliv](宋)黎德靖《朱子語類》4,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3,281頁。
[xlv]肖永明,《張栻<論語解>的學風旨趣與(yu) 思想意蘊》,《湖南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1年9月。
[xlvi]《二程遺言》卷15、25、18。
[xlvii]胡宏,《知言》卷2。
[xlviii]《知言》卷4。
[xlix]《知言》卷6。
[l]《宋元學案》卷50《南軒學案》。
[li]《荀子·儒效》。
[lii]何俊,《南宋儒學構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頁。
[liii]何俊,《南宋儒學構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頁。
[liv]漆俠(xia) ,《宋學的發展和演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2頁。
[lv]《麗(li) 澤論說集錄》卷10。
責任編輯: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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