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清華簡《程寤》篇看“文王受命”問題

作者：晁福林（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6年第5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四月十六日戊戌

          耶穌2017年5月11日

內(nei) 容提要：“文王受命”是周王朝立國的終極依據和王朝命脈之所在，也是周王朝占主導地位的影響有周一代的社會(hui) 觀念。關(guan) 於(yu) “文王受命”說的起源，比較流行的司馬遷所述的“虞芮質成”說實不如《程寤》的“大姒之夢”說更近乎曆史的本真。這個(ge) 觀念有一個(ge) 發展變化過程，在大姒之夢以前，文王受命是指接受商王之命，其後，則是取商王朝之命而代之，隻是到了周公時期其內(nei) 涵才擴而大之，成為(wei) 文王接受天賜予的統治天下的大命。清華簡《程寤》篇對於(yu) 說明“文王受命”問題十分重要，此篇以述史為(wei) 主的寫(xie) 法和一些用辭之例，都表明它當成書(shu) 於(yu) 西周晚期或春秋時期的史官之手。這對於(yu) 研究《逸周書(shu) 》的成書(shu) 時代也有重要參考價(jia) 值。

關(guan) 鍵詞：清華簡/《程寤》/文王受命

清華簡《程寤》篇的麵世，使人們(men) 對於(yu) “文王受命”這一問題有了更多的認識。周人曆來豔稱“文王受命”，意即文王承受天所賜予的統治天下的大命。其實，“文王受命”說的出現和發展是有一個(ge) 過程的，並非自來如此。今試作討論，提出拙見供參考。

一、“文王受命”源於(yu) “虞芮質成”抑或是“大姒之夢”

關(guan) 於(yu) “文王受命”的起源，自來有兩(liang) 說，一是《史記》所載的平虞芮之訟；一是《逸周書(shu) 》所載的解大姒之夢。因虞芮質平而文王受命之說為(wei) 曆代學者所信，雖然有不信者①，但肯定這種說法者卻多至不可勝數②。平虞芮之訟事，見於(yu) 《史記·周本紀》：

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jue) 平。於(yu) 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jue) ，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zheng) ，周人所恥，何往為(wei) ，隻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③

這是司馬遷關(guan) 於(yu) “文王受命”最為(wei) 完整的說法，在《史記》中提到此事的還有，《劉敬叔孫通傳(chuan) 》所雲(yun) “及文王為(wei) 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按照司馬遷的說法，西伯先是以高尚的德操和周邦的禮讓之風，平息了虞芮之訟，並由此而感動了許多“諸侯”邦國，然後才得諸邦國擁戴，稱其為(wei) “受命之君”。司馬遷述此事，可能是依據《詩經》的記載。虞芮質成之事，首見於(yu) 《詩經·綿》篇，此篇謂“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虞芮之爭(zheng) 被平息，是因為(wei) 文王感動了兩(liang) 國君主的本性)”《毛傳(chuan) 》注詩一般極簡略，而於(yu) 此句卻大費筆墨，謂：

虞、芮之君，相與(yu) 爭(zheng) 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yu) 朝周。入其竟(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wei) 大夫，大夫讓為(wei) 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zheng) 田為(wei) 間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yu) 國。④

毛傳(chuan) 所雲(yun) 與(yu) 《周本紀》完全一致，且更為(wei) 詳細。《周本紀》與(yu) 毛傳(chuan) 的相異之處在於(yu) 補充了文王受擁戴而被譽為(wei) “受命之君”之說。因平虞芮之訟而受擁戴進而受命稱王，可以說是戰國秦漢以降廣泛流行於(yu) 世的說法，當代學者也每每相信此說⑤。分析《綿》詩和毛傳(chuan) 的說法，並沒有因虞芮質平而文王受命之說。此說當為(wei) 司馬遷所增衍。

“文王受命”起自大姒之夢的說法，沒有前麵那種說法流行。這其間的一個(ge) 重要原因是，《逸周書(shu) 》在儒家文獻裏不占主流地位，因此也沒有引起司馬遷的充分重視而將大姒之夢載入《史記》。由於(yu) 這個(ge) 原因，所以“文王受命”說因何而起也就沒有成為(wei) 一個(ge) 需要討論的問題，所以曆代學者言文王受命之源就多以司馬遷之說為(wei) 準了。

現在分析起來，可以發現司馬遷之說是有問題的。

其一，從(cong) 毛傳(chuan) 的相關(guan) 敘述看，當時的傳(chuan) 說裏並沒有“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之說，此說當為(wei) 司馬遷所附加。司馬遷篤信周文王受天大命，故而附加此內(nei) 容，他寫(xie) 武王伐紂事，和《逸周書(shu) ·克殷》相比，就附加了“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等字⑥。司馬遷所附加的這方麵的內(nei) 容，來源不明，可以置疑。

其二，從(cong) 西伯恭聽紂王之命到以周代商，接受商王朝之命，再到宣示統治天下的大命，周文王一直是小心翼翼從(cong) 事，不可能在大姒之夢以前就匆忙宣示自己得統治天下之大命⑦。司馬遷一是在《周本紀》裏謂文王為(wei) “受命之君”，一是在《齊世家》中雲(yun) “西伯受命”。“受命”之意是謂治天下之命，抑或是謂接收商王朝之命，並不清楚。雖然其意模糊，但從(cong) 司馬遷對於(yu) 謂文王受命的總體(ti) 認識看，他實際上是暗示著虞芮質平後文王即得到治天下的大命。這是不符合周人受命觀念發展情況的。

其三，司馬遷述文王因虞芮質平而受命之事，還見於(yu) 《齊世家》：“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依此意，《齊世家》所雲(yun) “詩人”當指《綿》詩之作者，但《綿》詩中並無說文王受命之句。文王受命說在《詩經》裏見於(yu) 《詩·大雅·文王》序，雲(yun) “文王受命作周”。司馬遷在這裏采取了移花接木的辦法，將兩(liang) 者結合了起來，形成了詩人因虞芮質成而文王受命之說。移花接木之術固然增加了敘事效果，也提升了文王的光輝形象，但卻加大了與(yu) 曆史實際的距離。

其四，司馬遷撰《史記》多有采《逸周書(shu) 》者，如寫(xie) 武王伐紂全據《逸周書(shu) ·克殷》，寫(xie) 武王自殷返周途中事采《逸周書(shu) ·度邑》的記載等，是為(wei) 顯例。但於(yu) 文王受命卻不取《逸周書(shu) ·程寤》。其中原因應當在於(yu) 司馬遷循孔子不言怪力亂(luan) 神之旨。春秋戰國時期所流傳(chuan) 的關(guan) 於(yu) 周文王的鳳鳴岐山之說⑧、赤鳥銜書(shu) 之說⑨，皆為(wei) 司馬遷所不采。所以不取大姒之夢，而采頗有文采和故事性的虞芮質成來敘述，應當是司馬遷撰史“其文直其事核”(班固語)風格的表現。然而，上古時代古人篤信夢境，這是社會(hui) 實際，而非怪力亂(luan) 神之事，不應當一概否定。“受命”說固然無稽，但當時的人篤信大姒之夢而文王受命，則是曆史的真實。司馬遷述此事固然展現了其不信虛妄之說的理性眼光，但卻與(yu) 曆史之真失之交臂。

《程寤》所載因大姒之夢而文王受命的說法，比之於(yu) 虞芮質成說更為(wei) 可靠。理由可分以下幾項，其一，是篇出現的時代要早於(yu) 《詩經》毛傳(chuan) 和《史記》。雖然記載出現時代的早晚不能成為(wei) 決(jue) 定性的證據，但就曆史時段而言，較早的記載因其近乎史事而易真，而較晚的記載則往往遠乎史事而易假，則是一般的規律。其二，《程寤》述文王為(wei) 大姒之夢而隆重占卜，然後才拜受吉命。這種“受命”的過程及方式，與(yu) 《尚書(shu) 》諸篇所載相近或相同，而與(yu) 《史記》所載因虞芮質平而文王受命之事不合拍。《尚書(shu) ·大誥》一雲(yun)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命)(文王給我大寶龜，讓我知曉天命)”；一雲(yun) “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zi) 命(文王采用占卜的方法，知道自己能夠接受天命)”⑩。都表明周公認為(wei) 文王是通過占卜來得知天命的。此與(yu) 《程寤》篇合，而虞芮質成說裏卻無占卜的跡象。《大誥》作於(yu) 周初，可見是時周公等人認為(wei) 文王受命係由占卜所得天命。這對於(yu) 說明《程寤》篇記載之可信，甚為(wei) 有力。《尚書(shu) ·多士》載周公語謂“敕殷命終於(yu) 帝(教殷命終結於(yu) 帝)”，又謂“有命曰：‘割殷，告敕於(yu) 帝(天命令說割剝殷命，並且將情況稟報於(yu) 帝)”(11)，這與(yu) 《程寤》所雲(yun) “受商命於(yu) 皇上帝”的語意是一致的。然而，這一點在虞芮質平而受命說裏也是找不到痕跡的。其三，依當時情理，受命(無論是受商命，或是受天之大命)，皆為(wei) 十分重大的事情，此事本當由在西方居於(yu) 領導地位的西伯來宣示，而不應當由名不見史傳(chuan) 的蕞爾小國來宣示。再說，將八卦重為(wei) 六十四卦，自司馬遷以來皆謂文王被囚羑裏時所為(wei) 。文王演易的目的無外乎尋繹天道與(yu) 人道。文王演易，實出於(yu) 他對天道觀的深入思考。可以說，西伯文王最有資格來宣示天命，而西伯治理下的諸小國則無宣示此事的資格。其四，占夢以知吉凶，是自殷商以來的傳(chuan) 統，甲骨卜辭裏就有一些為(wei) 商王占夢的記載。可見占夢是商代以來的一個(ge) 傳(chuan) 統，而以仁德高尚而得天命則是起源較晚的觀念。從(cong) 周初諸誥來看，這一觀念當在周公攝政之後。其五，從(cong) 《逸周書(shu) ·大開武》篇載周公對武王語來看，周公實際上是認可文王受命源自大姒之夢的。周公謂“茲(zi) 順天。天降寤於(yu) 程，程降因於(yu) 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12)意謂要順從(cong) 天意。這個(ge) 天意就是在程地降給大姒以夢，這是因為(wei) 商王朝已衰敗，商王朝的庭院裏生了葛荊，這是對周有利的事情。這與(yu) 清華簡《程寤》所載，十分吻合。從(cong) 以上幾個(ge) 方麵看，“文王受命”源於(yu) 大姒之夢的說法，比源於(yu) 虞芮質平，應當更能讓人信服。

“天命”之說本屬子虛，但商周時人卻篤信有加，成為(wei) 當時社會(hui) 思想的重要理念。因此，研究其起源和發展對於(yu) 認識那個(ge) 時代的社會(hui) 情況，是一件頗有意義(yi) 的事情。對比《史記》和《逸周書(shu) 》的相關(guan) 資料，應當得出結論是《逸周書(shu) ·程寤》篇以及清華簡的相關(guan) 記載更為(wei) 可靠。

二、清華簡《程寤》所載大姒之夢的特點

按照清華簡《程寤》篇的說法，文王受命緣由大姒之夢而開始。為(wei) 什麽(me) 大姒之夢會(hui) 被特別重視呢?

首先是因為(wei) 大姒的身份重要。大姒是文王賢妃，《詩經·大明》篇說“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qin) 迎於(yu) 渭(大姒是大邦殷之女，如天仙般美麗(li) 。文王得吉祥卜兆，親(qin) 自到渭河邊上迎娶)”(13)，相傳(chuan) 大姒為(wei) 文王生十子，很受文王重視。大姒被稱為(wei) “大邦之子”，應當說明她是殷商地區的姒姓女子。遠嫁於(yu) 周，表示著商王朝對於(yu) 周的重視。因為(wei) 大姒有此出身背景，所以她的以周代商之夢就格外引起重視。

其次是因為(wei) 大姒之夢涉及了商周之際最為(wei) 核心的重要問題。周革殷命是周族人的目標，這個(ge) 目標是由大姒之夢傳(chuan) 達出來的。因此周公即謂：“天休於(yu) 寧(文)王，興(xing) 我小邦周，寧(文)王惟卜用，克綏受茲(zi) 命。”(天降福佑於(yu) 文王，讓我小邦周興(xing) 盛，文王因為(wei) 信用了占卜之兆，所以才能夠接受天的命)(14)，明言文王是通過卜事而能受天命的。

《逸周書(shu) ·程寤》篇早佚，漢宋間文獻多有引錄其片斷者，雖然亦提到大姒之夢，但均非完璧，清華簡《程寤》篇揭示的材料，比較完整，為(wei) 文獻引錄者所不及。《程寤》所述大姒之夢，展現了《尚書(shu) ·大誥》篇所說的“文王惟卜用”的情況，對於(yu) 認識“文王受命”問題十分重要。為(wei) 了便於(yu) 討論，茲(zi) 將清華簡《程寤》篇的相關(guan) 簡文引錄如下：

隹(惟)王元祀，貞(正)月，既生(魄)，大姒夢見商廷(庭)隹(惟)棶(棘)，迺小子發取周廷杍(梓)梪(樹)於(yu) 氒(厥)(間)，(化為(wei) )鬆柏棫柞。(以上第1簡)(寤)，敬(驚)，告王。王弗敢占，(詔)太子發，卑(俾)霝(靈)名凶，(祓)。祝祈(祓)王，巫率(祓)大姒，宗丁(祓)大(太)子發。敝(幣)告(以上第2簡)宗方(祊)杜禝(稷)，祈於(yu) 六末山川，攻於(yu) 商神。望，承(烝)，占於(yu) 明堂。王及大(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命(以上第3簡)於(yu) 皇上帝。(以上第4簡)(15)

清華簡《程寤》篇在李學勤、劉國忠兩(liang) 位先生進行編連、排序、釋文及考釋工作之後，諸家又多加補充研究，其文意已經大致清楚。上引簡文的意思是說：周文王元年正月的既生魄這天，太姒夢見商王的庭院裏長滿了不成材的荊棘(16)，又夢見太子發將周廷院中的梓樹移栽於(yu) 商王庭院，這些樹變化為(wei) 鬆柏棫柞之類的佳木。太姒驚醒後告訴了周文王。周文王不敢獨自占卜此事的吉凶，便將此事告訴了太子發，並且讓神巫說出凶神之名(“名凶”)(17)。於(yu) 是神巫名“祈”者為(wei) 周文王祓災，神巫名“率”者為(wei) 太姒祓災，擔任“宗”職的名“丁”者為(wei) 太子發祓災，然後又獻幣並將此夢告訴宗祊社稷神靈，然後祈福於(yu) 天地四方和山川神靈，還用“攻”的方式譴責了殷商之神。在望祭和烝祭之後，周文王和太子發才一起敬拜這個(ge) 吉利的夢，表示從(cong) 皇上帝那裏接受了商的命。

在周族奮發圖強的曆史上，大姒之夢首次披露周可得上帝之命，取商而代之。這是周族戰略轉變的一個(ge) 標識。這是大姒之夢的第一個(ge) 特點。

為(wei) 什麽(me) 說大姒之夢有以周代商之意呢?是因為(wei) 大姒夢見周的梓，到了商王庭院就化為(wei) 鬆、柏、棫、柞四種樹從(cong) 而占據了商王庭院。簡文所述之事並不怎麽(me) 稀罕，大姒隻是做了一個(ge) 以周代商的夢，感到震驚，便告訴了周文王。依簡文所載，周文王的表現是“弗敢占”，可以推想，他和大姒一樣，也是感到驚恐。需要細究的問題是大姒和文王為(wei) 什麽(me) 驚恐呢?周人對於(yu) “夢”十分重視，《周祀·春官》有“占夢”之職官，其職守是“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這六夢為(wei) 正夢、噩夢、思夢、寤夢、喜夢、懼夢。大體(ti) 可以分為(wei) 吉凶兩(liang) 類。關(guan) 於(yu) “寤夢”，鄭玄注謂“覺時道之而夢”，意即睡醒了還能夠將夢言說出來的夢。清儒孫詒讓說：“蓋覺見而道其事，神思偶涉，亦能成夢，與(yu) 上‘思夢’為(wei) 無所見而馮(feng) 虛想象之夢異也。”(18)孫詒讓辨析寤夢與(yu) 思夢之別，洵為(wei) 卓見。簡文的“寤”字十分重要。較早關(guan) 於(yu) “寤”字的解釋見於(yu) 《詩·周南·關(guan) 雎》毛傳(chuan) “寤，覺也”，它和覺悟的悟，為(wei) 同源字(19)。《說文》謂“寐覺而有言曰寤”(20)。總之，醒後可以將夢言說與(yu) 有覺悟，皆指印象深刻。可以說寤夢正是晝思夜想而成之夢，夢醒後尚能娓娓道來。從(cong) 簡文可以看出以周代商實為(wei) 大姒和文王晝思夜想之事，但對此又十分害怕，所以夢到之後便會(hui) “驚”，便會(hui) 馬上令人占卜並舉(ju) 行攘除災禍的祭祀(“祓”)，再舉(ju) 行祭典將此事稟報給各路神靈(“宗祊”“社稷”“山川六末”)，並且為(wei) 了鎮服敵人，還要“攻”祭於(yu) “商神”(21)，意即用一些方式震懾殷商之神。

通過占卜祭祀而逢凶化吉，是周文王處理大姒之夢的第二個(ge) 特點。

在深演《周易》的周文王看來，接受商王朝之命非是福，而是禍，所以才鄭重地讓神巫和宗為(wei) 他和太姒及太子發都分別舉(ju) 行祓除災禍的儀(yi) 式。如果太姒之夢僅(jin) 僅(jin) 是福祉，那麽(me) 周文王大可直接宣示，然後“並拜吉夢”。這樣的認真祓除災禍的儀(yi) 式，正是擔心接受商命是巨大的災禍。災禍之源在於(yu) 所受的“命”乃是商命，而“商命”則屬於(yu) 不吉之命。其不吉的原因蓋有二，一是商命已被天帝唾棄，二是受商命則猶揭櫫反叛之幟，在強大的商王朝勢力麵前，文王擔心會(hui) 以卵擊石。因此周文王要在接受商命之時“祈於(yu) 六末山川，攻於(yu) 商神”。隻有在拔攘、攻除、祭祀等一係列的活動之後，周文王才率太子發一起拜受通過攘祓儀(yi) 式之後轉化而成的“吉夢”。

要之，通過這一係列的祝禱、祓攘、獻幣舉(ju) 措，就將凶夢變成了吉夢。可以說，大姒之夢，依情理言之，會(hui) 令文王和大姒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若果真夢想成真，則圓了周族幾代人的強國之夢；憂的是若殷商震怒並且全力伐周，那就是對周的極大威脅。文丁殺季曆，是周文王親(qin) 曆的殺父之痛，而被紂王囚禁於(yu) 羑裏，則為(wei) 文王所親(qin) 自受到的磨難。這些對於(yu) 文王來說，必然是記憶猶新而不會(hui) 遺忘的事。因此，就是“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時候，文王也還敬服於(yu) 殷商的權威，足證周文王對於(yu) 殷商的忌憚(22)。清華簡《程寤》篇述文王語謂“商慼才(在)周，周慼才(在)商(商的憂患在周，周的憂患在商)”(23)，可見周文王對於(yu) 商、周互為(wei) 心腹大患這一點的認識是很清醒的，並沒有因為(wei) 自己是商所封的西伯而得意忘形。《逸周書(shu) ·程典》與(yu) 《程寤》是性質相同的兩(liang) 篇文字，都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述古之作，此篇雲(yun) ：“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yu) 商。商王用宗(崇)饞，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弗忍。”(24)此處強調周文王就是在受到不公正待遇、連各路諸侯都看不下去的時候，還不忍心舉(ju) 反叛之幟。周文王此舉(ju) 實開臥薪嚐膽圖謀進取的先河。《程寤》揭示的大姒之夢，實際上宣示著反叛於(yu) 商，這對於(yu) 一直恭謹事商的周文王來說，其震動之大，可以想見。由此可知《程寤》簡所載那些祝禱、祓攘、獻幣諸事，就是十分合理的舉(ju) 措，正是文王對於(yu) 大姒之夢的完全正常的態度。就是通過袚攘諸事，將凶夢化吉之後，周文王依然持小心謹慎之態度，《逸周書(shu) 》的《文儆》《文傳(chuan) 》就集中表達了文王的慎懼心情，《文儆》篇載“文王告夢，懼後祀之無保(懼怕後嗣不能守住周人的基業(ye) )”，《文傳(chuan) 》篇說：“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戒懼啊，不考慮好就不要實行，不然的話，災禍就會(hui) 隨時來臨(lin) )”(25)

一直恪守“受商命”這一主題，不擴大打擊麵，這應當是大姒之夢的第三個(ge) 特點。從(cong) 清華簡《程寤》篇所載內(nei) 容看，“受商命於(yu) 皇上帝”，是全文的中心亮點。但沒有進一步宣稱周文王得到治理天下的大命。這與(yu) 西周前期康王時的《大盂鼎》銘文所謂“文王受天有大令(命)”和《尚書(shu) ·康誥》所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等關(guan) 於(yu) “文王受命”的典型表達，還是有所區別的。

三、“受商命”：鼎革時期的核心觀念

分析清華簡《程寤》的這個(ge) 記載，可以看出當時的受命觀念還隻是“受商命”。

從(cong) 清華簡《程寤》篇中，我們(men) 能夠看到的文王時期周人的天命觀念的特點，首先是繼承殷商傳(chuan) 統，依然遵奉“帝”，並稱之為(wei) “皇上帝”；其次是強調其所承受的天命隻是“商命”，而非統治天下的大命；再次是繼承了殷商以“上”稱“天”的用語，是篇所謂的“明明才(在)向(上)”，雖然比《尚書(shu) ·盤庚》篇的意蘊更廣泛些(26)，但其基本意義(yi) 則是一致的。周原甲骨卜辭的材料亦是有力的證明。這些文王時代的卜辭表明，當時周地立有殷先王的宗廟，並且文王親(qin) 自祭祀殷先王，文王還在祭典上接受商王朝的冊(ce) 封(27)，這些材料都確證文王、武王時期曾經忍辱負重、接受商王朝的命令，以求周邦的發展壯大。

文王時期的這種受命觀念，一直延續，武王時期猶然如此。

《逸周書(shu) ·商誓》篇載周武王語謂：

今在商紂，昏憂(擾)天下，弗顯上帝，昏暴百姓，奉(違)天之命。上帝弗顯，

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紂。……敬諸!昔在我西土，我其齊言，胥告商之百姓無罪，其維一夫。(28)

《逸周書(shu) ·克殷》篇亦雲(yun) ：

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聞於(yu) 昊天上帝。

《克殷》所載這段話，是周武王伐紂勝利後舉(ju) 行的典禮上由尹逸所宣讀的策文，亦即向神靈進獻的祝辭，主旨是向神靈匯報滅商的緣由，所記載的言辭隻言商紂王的罪惡德行，不涉及天命之事(29)。從(cong) 上引這兩(liang) 段話可以明顯地看出，周武王當時努力把鬥爭(zheng) 的矛頭集中於(yu) 商紂王一人，這很符合穩定政局的需要。他所理解的天命，隻是以上天將商王朝的運命(“商命”)轉賜於(yu) 周。用周武王的話來說，就是“革紂之命”(30)。周武王把自己的這個(ge) 思想上推到其父文王，並非虛飾，而是完全符合曆史實際的說法。

這種“受商命”的觀念至周公攝政時猶提及。在克殷成功，大統已集的時候，周公曾發布文告，告誡殷遺民說：“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弋取殷命”與(yu) 《程寤》的“受商命”，兩(liang) 者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說，周文王時期所秉持的這種“受商命”而非承受天所賜予的統治天下之大命的觀念，在鼎革時期是周人一直奉行的核心觀念。

四、“文王受命”觀念的曆史發展

從(cong) 周人“受命”觀念的發展看，第一階段是接受商王之命而為(wei) 西伯，《史記·周本紀》雲(yun) 紂王賞賜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專(zhuan) 征伐”，這就是文王受商命的具體(ti) 內(nei) 容。今本《竹書(shu) 紀年》紂王三十三年條：“王錫命西伯得專(zhuan) 征伐。”沈約注：“約案，文王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zhuan) 征伐，受命自此年始。”(31)趙光賢先生指出，這是以鄭玄說為(wei) 據的說法。《今本紀年》所說“受命”即受商命，“大約是以鄭玄說為(wei) 依據的”(32)。

鄭玄的說法，見於(yu) 《尚書(shu) ·無逸》言文王“受命惟中身”的“孔疏”之語：

經言“受命”者，鄭玄雲(yun) “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巳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肅雲(yun) ：“文王受命，嗣位為(wei) 君。不言受王命也。”(33)

漢魏時期儒者對於(yu) 《無逸》篇“受命”說已有不同的理解，鄭玄以為(wei) 是受商王紂之命，王肅認為(wei) 是文王繼父位即可，未必是受商王紂之命。唐儒孔穎達則同意王肅說，認為(wei) “受命”即接受文王之父的任命。然而，古本《竹書(shu) 紀年》載“文丁殺季曆”(34)，是季曆早在文丁時就被殺掉，所以不可能在紂王時由季曆授命文王為(wei) 西伯，王肅和孔疏的說法實誤，鄭玄說還是正確的。關(guan) 於(yu) 文王“受商命”的問題，正如宋儒王十朋所雲(yun) ：“文王非受命於(yu) 天，受命於(yu) 商也。文王自羑裏之囚還而紂以弓矢斧鉞賜之，使得專(zhuan) 征伐。自是而後文王始居方伯、連師之職。五侯九伯得以征之，於(yu) 是有遏宻、伐莒、戡奄之事。自受專(zhuan) 征之命至九年而卒。然則文王受命者，是受商命以專(zhuan) 征伐，非受天命以自王也。”(35)應當指出的是，“文王受命”的內(nei) 涵是受商王之命隻是大姒之夢以前的周人觀念，這以後其內(nei) 涵發生了重要改變。

“文王受命”說發展的第二階段雖然也稱為(wei) “受商命”，但並非接受商王之命令，而是從(cong) 上天那裏接收商王朝之命(國祚)，而這正是《程寤》所揭示的主題。專(zhuan) 家曾經結合清華簡《程寤》篇，指出“可確證‘文王受命’之‘命’是天之命，是代商受邦受民之命”(36)，這是正確的認識。

除清華簡《程寤》之外，“受商命”說的另一個(ge) 典型的例證就是《天亡簋》。銘文記載了周武王伐紂滅商之後，返歸西土時在嵩山之巔祭祀的情況(37)，銘文稱讚周武王功勳，說：“丕顯王乍省，丕肆王乍庚，丕克得衣(殷)王祀。”意即偉(wei) 大的王以文王為(wei) 榜樣，勤奮的王繼續著文王的事業(ye) ，所以能夠得到殷王祀天之權力(38)。武王祭天於(yu) 嵩山之巔，表明他已有祭天之權力，是得天命的表示。但所得天命，乃是“殷王祀”。東(dong) 周以降的學者常將祭天禮作為(wei) 天子的特權，典型者即《禮記·王製》所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這種觀念有悠久的淵源，可以追溯到遠古部落首領兼可與(yu) 天地交通的大巫之職守，從(cong) 而掌握祭天之權。所以說《天亡簋》得言武王“得殷王祀”，實際意思是指將殷王朝取而代之。這跟所謂的“受商命”的意思是一致的。

此外在《尚書(shu) ·周書(shu) 》諸篇中，“受商命”之說亦被每每提及。《尚書(shu) ·牧誓》篇載武王伐紂的誓師之辭，曆數紂王惡政，武王自謂“惟恭行天之罰”(恭謹地執行天的懲罰)，實際是講自己得天命而行事。再如《尚書(shu) ·君奭》篇載周公語謂：“天降喪(sang) 於(yu) 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天不庸釋於(yu) 文王受命。”(天給殷降喪(sang) 亡之命，殷已經墜落了其命，我們(men) 周已經接受了殷王朝之命。……天是不會(hui) 舍棄文王所承受的殷王朝之命的)。周公這裏所講明的意思正是文王從(cong) 天那裏接受了殷王朝之命，此篇又講了文王所以能夠接受殷王朝之命的原因是文王高尚的德操“迪見冒聞於(yu) 上帝，惟時受有殷命”(文王之德被上聞於(yu) 上帝，所以才能夠受有殷命)。

“文王受命”說的第三個(ge) 階段，就是將文王的“受商命”擴而大之，宣示接受上天所賜予的治理天下的大命。這個(ge) 轉變是從(cong) 周公攝政時期開始的。這個(ge) 階段的受命思想，並不否定“受商命”之義(yi) ，而且還會(hui) 提及此義(yi) ，但重點已經轉向將“受命”的範圍擴而大之，不再局限於(yu) 從(cong) 天帝那裏接受商王朝之命這個(ge) 範圍，周公曾強調其所受命為(wei) “無疆大曆服”(疆界無限的千秋萬(wan) 世的宏大基業(ye) )(39)，又說“惟王受命，無疆惟休”(文王所受的命，是無邊的福祉)(40)。因為(wei) 天所授予的王朝大業(ye) 在時空上皆無疆界，所以又稱為(wei) “丕丕基”(巨大無比的基業(ye) )(41)，並且說周文王和武王，“並受此丕丕基”(一起從(cong) 天那裏接受這大大的基業(ye) )(42)。周公講的“丕丕基”，在《康誥》篇裏有這樣一個(ge) 說明，“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天就大命文王，殪戎殷，受其命，受其邦國和其民眾(zhong) )，不僅(jin) 王朝之運命被天轉授予文王，而且商王朝所統治的邦國和民眾(zhong) 也轉給文王來統治。顯然周公的這個(ge) 說法裏的“命”的範圍，比之於(yu) 籠統地“受商命”要具體(ti) 而且擴大了。

周公一方麵強調天所授予周文王的基業(ye) 巨大，又強調此乃天之“大命”，而非一般的“命”。《尚書(shu) ·君奭》篇載周公語，謂“其集大命於(yu) 厥躬”(天將大命集聚於(yu) 文王的身上)，還勉勵召公奭“乘茲(zi) 大命”(守護天所降下的這大命)(43)。周公所以將“受商命”變為(wei) “受大命”，是因為(wei) 平定三監之亂(luan) 以後，周王朝的影響日隆，王朝昌盛，諸邦國鹹服，所以要將“文王受命”的內(nei) 涵擴而大之，成為(wei) 受天之大命。他在和召公談話的時候，把這個(ge) 意思講得很清楚。他說：“我鹹成文王之功於(yu) 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44)意思是說，我努力不懈怠地全麵完成了文王所開創的功業(ye) ，一直勤勉。所以直到海邊日出的地方，沒有邦國和民眾(zhong) 不服從(cong) 的。在天下平定、王統大集之後，周公曾對天下諸國發布誥辭，強調諸國之命乃周人所賜，是周人“大降爾命”，“惟我周王，靈承於(yu) 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45)，意即是我們(men) 周王善保了你們(men) ，能夠用德政佑助管理你們(men) ，效法神靈的天。天教導我接受天賜的福佑，簡擇了商王朝之命，來統治你們(men) 天下諸國。周公對於(yu) 天下諸侯的誥辭表明，他所言的“文王受命”已經是統治天下萬(wan) 國的大命。

總之，“文王受命”的內(nei) 涵有一個(ge) 發展變化的過程，在文王時期主要是“受商命”，即接受商王之命，有“專(zhuan) 征討”之權；在大姒之夢以後，雖然亦稱“受商命”，但已經變為(wei) 取商命而代之的意思。這種觀念一直到武王時期依然如此。到了周公平定三監之亂(luan) 、周王朝大定之後，雖然也提“受商命”，但重點已經是在強調接受天所賜予的統治天下之大命。以上就是“文王受命”觀念發展的三個(ge) 階段。

這最後一個(ge) 階段的觀念，乃是周公之後延續了有周一代的王朝正統觀念。成王時期的《何尊》銘文說：“文王受茲(zi) 大令(命)”，康王時器《大盂鼎》銘文雲(yun) ：丕顯文王受天有大令(命)。共王時器《史牆盤》銘文更把“文王受命”說發揮得淋漓盡致，說道：“曰古文王，初戾龢(和)於(yu) 政，上帝降懿德大屏，匍有上下，(合)受萬(wan) 邦。”意思是說古代的文王，他開始執政時就政事和諧，上帝降下美好之德讓王朝大定，所以文王能夠遍治上下，接受天下萬(wan) 國的臣服。宣王時期的《毛公鼎》將武王加入受大命的文王之後，言“丕顯文武，皇天引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厲王更進一步，宣稱“前文人其瀕才(在)帝廷陟降，申紹皇上帝大魯令(命)”，接受上天偉(wei) 大豐(feng) 厚之命(“大魯令”)的已經不止文王武王，而且是所有的周先王(“前文人”)了。西周晚期的《師克盨蓋》銘文依然稱“丕顯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46)。直到春秋中期，王朝卿士王孫滿還底氣十足地向“問鼎”於(yu) 王城之下的楚莊王嚴(yan) 辭道：“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47)正是在這個(ge) “天命”麵前，不可一世的楚莊王不得不率兵撤回。周人所宣示的“文王受命”觀念，在第三個(ge) 階段裏已經與(yu) 文王在世時所宣示者有了不少的距離。“文王受命”觀念的變化乃是周王朝政治發展需要的結果。占王朝正統地位的社會(hui) 觀念的背後必然有政治因素的影響，這應當是古代中國一個(ge) 較為(wei) 普遍的現象。

五、附論：從(cong) 清華簡《程寤》看《逸周書(shu) 》成書(shu) 時代問題

我們(men) 可以把清華簡《程寤》篇作為(wei) 一個(ge) 小小的窗口，來窺視一下《逸周書(shu) 》的成書(shu) 時代問題。

《逸周書(shu) ·程寤》篇載：“大姒夢見商之庭產(chan) 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yu) 闕間，化為(wei) 鬆柏棫柞，寤驚，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發占之於(yu) 明堂。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命於(yu) 皇天上帝。”(48)和清華簡的記載相比，《逸周書(shu) 》所記減少了大姒和文王因驚恐而祓攘的事實，略去了文王“攻”祭商神的環節，而直接言“並拜吉夢”，此乃兩(liang) 者大異之處。這種情況說明了什麽(me) 呢?揆諸當時形勢，周文王殷勤事殷，對於(yu) 商王朝畢恭畢敬，不敢表露其取殷而代之的內(nei) 心，大姒之夢引起文王驚恐，不敢斷定禍福吉凶，這是符合當時形勢的，而《逸周書(shu) 》所載隻一“並拜吉夢”而過之，實不若清華簡所載接近曆史真實。可以推測，清華簡的《程寤》篇是早出的古本，而在《逸周書(shu) 》中者，則是經過改編之後的作品。

《逸周書(shu) 》的成書(shu) 年代問題，專(zhuan) 家雖多有所論，可是在清華簡《程寤》篇麵世之後，更有了新的審視角度和材料可以研討。《逸周書(shu) 》七十一篇，就其主體(ti) 內(nei) 容來說，大致分為(wei) 三類，一是通篇純屬敘述史事(或以述事為(wei) 主)之作，此以《世俘》篇為(wei) 典型；二是通過述史而闡理之作(以闡理為(wei) 主)；三是，不述史而隻論析某種道理之作。這三類作品的時代大體(ti) 上可以肯定的是，第一類的諸篇成書(shu) 時代最早，應當是西周時代的作品；第二類應當是春秋時代的作品；第三類則較晚，可能成書(shu) 於(yu) 春秋後期或戰國前期。《逸周書(shu) ·程寤》篇本在七十一篇之數，漢宋時代的文獻或類書(shu) 多有稱引。大約在南宋時期亡佚。今得清華簡，我們(men) 可以窺見它在戰國時期的全貌。關(guan) 於(yu) 《程寤》篇的時代，可以從(cong) 以下幾方麵來推測。首先，從(cong) 內(nei) 容上看，《程寤》篇是以述史為(wei) 主的文字，但其旨趣是通過文王之口講述必須重用人才方可完成滅商大業(ye) 的道理。其次，關(guan) 於(yu) 人才的說法也值得注意。《程寤》所重視的人才尚非春秋後期至戰國時期非常流行的“賢才”，而是如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等自商奔周的有識之士(49)，以及呂尚這樣的周地人才。再次，從(cong) 篇中辭語看，是篇中末段有“保監非時?何務非和”等反問辭語，這種用例亦見諸西周後期及春秋時期的文獻用辭，如《尚書(shu) ·呂刑》“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詩經·小雅·節南山》“何用不監”、《何草不黃》“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何草不玄?何人不矜”、《鄘風·雄雉》“何用不臧”、《國語·周語》上篇“何事不濟”(50)、中篇“何事不徹，何任不堪?”、下篇“非國何取”、《魯語》上篇“何恃而不恐”、《晉語二》“非亂(luan) 何入”、《晉語九》“何為(wei) 不增”“何為(wei) 不告”等，相反，在戰國時期的文獻中卻極少這種用例。總之，從(cong) 這些方麵分析，可以推測，《程寤》篇應當成書(shu) 於(yu) 西周晚期或春秋初期的史官之手。這篇文字所述史事的可信度是較高的，可以肯定，《程寤》篇所載大姒之夢的說法淵源有自，並非後世向壁虛擬的無稽之說。

《逸周書(shu) 》的史料價(jia) 值，近年多經學者研究而為(wei) 世所重，如《程寤》篇載文王妻大姒之夢，漢代及漢以後文獻每多稱引，可見其篇甚古，今清華簡發現有相同的文字，說明清華簡所見當即久佚的《程寤》之篇，必當是先秦古籍。《克殷》《世俘》是記載武王伐紂的第一手資料，肯定為(wei) 西周時代的作品(51)。《商誓》《度邑》《作雒》三篇寫(xie) 武王開國、周公平定三監之亂(luan) 及營造洛邑之事，清儒謂“文筆簡古而周密，非周初良史不能為(wei) ”(52)，是有道理的。《皇門》篇載周公誥辭，應當是周公攝政時代的作品(53)。《祭公》一篇，記周穆王和卿士祭公的談話，文辭深奧，清儒或謂其為(wei) “西周真古書(shu) ，淵懿質摯必出於(yu) 當時良史之筆”(54)。李學勤先生將《祭公》與(yu) 西周彝銘及戰國簡帛文獻相對勘，多次指出是篇“實係西周文獻”(55)，清華簡第一冊(ce) 有《祭公之顧命》一篇，是為(wei) 今本《逸周書(shu) ·顧命》的祖本，足證李學勤此前判斷之精確。再如《嚐麥》篇述西周法律製度，應當是周穆王時代，或者說是西周早期的作品(56)。《芮良夫》篇記載周厲王時期芮伯諫王及誡百官的言辭，此篇內(nei) 容與(yu) 《詩·大雅》、《竹書(shu) 紀年》等所記芮良夫的史事相合，並且文辭較古樸，明儒胡應麟說此篇“辭氣絕類成宣間，非戰國時人筆也”(57)，必當是先秦時代作品。清華簡有《芮良夫》一篇，述此篇撰作之意謂：“周邦驟有禍，寇戎方晉，氒(厥)辟禦事，各營亓(其)身，恒爭(zheng) 於(yu) 富，莫治庶難，莫恤邦之不寧，芮良夫乃作再終。”(58)與(yu) 《逸周書(shu) ·芮良夫》相一致，可證今傳(chuan) 本之時代雖未如清儒或謂的必出於(yu) 芮良夫之手，但也不會(hui) 晚至戰國中期以後。

總之，從(cong) 以上各篇的情況看，《逸周書(shu) 》中確有不少西周時代寫(xie) 成的篇章，另有不少篇章雖非成書(shu) 於(yu) 西周時期，但亦當是春秋戰國時人的述古之作，也保存了不少西周時期的史料。關(guan) 於(yu) 《逸周書(shu) 》的性質，清儒朱右曾說它“上翼六經，下籠諸子，宏深質古……《克殷》篇所敘，非親(qin) 見者不能。《商誓》《度邑》《皇門》《芮良夫》諸篇，大似《今文尚書(shu) 》，非偽(wei) 古文所能彷彿”(59)。李學勤先生指出：“現在看來，《世俘》、《商誓》、《皇門》、《嚐麥》、《祭公》、《芮良夫》等篇，均可信為(wei) 西周作品。”(60)這些都是很道理的說法。要之，我們(men) 以上所提及的《逸周書(shu) 》九篇(從(cong) 《度邑》到《芮良夫》)的記載，其所述西周史事及思想，雖然不能一概全信，但也不能全然否定其寶貴價(jia) 值(61)，特別是一些公認的、可靠的、著作時代屬於(yu) 西周時期的篇章，更是不可多得的材料。從(cong) 以上分析來看，清華簡的《程寤》篇應當和《世俘》《度邑》有同等重要的價(jia) 值，是比較真實反映曆史實際的寶貴資料。

注釋：

①宋儒胡寅曾謂“虞芮質成而文王受命雲(yun) 者，亦齊東(dong) 野人之語耳”(《知堂讀史管見》，卷十一“帝遇弑”條。《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448冊(ce)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86頁)。清儒朱鶴齡認為(wei) 虞芮質成而文王受命之說乃是“惑於(yu) 漢儒讖緯之說，其誣甚矣”(見《尚書(shu) 埤傳(chuan) 》，卷九“先王建邦”條，四庫全書(shu) 本)。

②曆代儒者除釋詩、書(shu) 經意者之外，還多從(cong) 人心所向即天命的角度來肯定虞芮質成即文王受命，如清儒黃中鬆之說即為(wei) 典型。他說：“所謂‘天命’者，天豈諄諄然命之哉，以行與(yu) 事示之而已。虞芮質成，諸侯聞而歸者四十餘(yu) 國。人心之所向即天命之所歸也。”(《詩疑辨證》，卷五，四庫全書(shu) 本)

③《史記》，卷四，《周本紀》，北京：中華書(shu) 局，1959年版，第117頁。

④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yi) 》，卷十六之二，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0年版，第502頁。

⑤我在小書(shu) 《天命與(yu) 彝倫(lun) 》(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裏就曾采用虞芮質平而文王受命之說，見此書(shu) 第97頁。我的這個(ge) 說法是不妥之論，當予以修正。

⑥後人在整理《逸周書(shu) 》時又將這些字加進《克殷》篇中，見黃懷信等撰：《逸周書(shu) 匯校集注》，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頁。

⑦明儒陳第曾經指出此點，謂：“殷商赫然在上，文王以服事殷，乃擅自改元以識受命之始，可乎?此雖庸人，知其不然也”。(《尚書(shu) 疏衍》，卷四“惟十有三年春大會(hui) 孟津”條，四庫全書(shu) 本)。

⑧春秋時期，周大夫內(nei) 史過語謂：“周之興(xing) 也，鸑鷟鳴於(yu) 岐山。”(《國語·周語》，上。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2年版，第29頁)後世循韋注以為(wei) “鸑鷟”，即瑞鳥鳳凰。

⑨《墨子·非攻》下篇：“赤雀銜圭(書(shu) )，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孫詒讓：《墨子間詁》，卷五，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1年版，第151頁)。

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尚書(shu) 正義(yi) 》，卷十三，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0年版，第198-199頁。

(11)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尚書(shu) 正義(yi) 》，卷十三，第219-220頁。

(12)黃懷信等：《逸周書(shu) 匯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頁。

(13)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yi) 》，卷十六(二)，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0年版，第507頁。

(14)《尚書(shu) ·大誥》。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尚書(shu) 正義(yi) 》，卷十三，第199頁。

(15)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1冊(ce) “圖版”第6頁，“釋文”第136-137頁。北京：中西書(shu) 局，2010年版。按，簡文的“商廷(庭)隹(惟)棶(棘)”，漢唐間文獻述此事多作“產(chan) ”或“生”棘，專(zhuan) 家多認為(wei) 係“隹”之誤字，或當是。但作“隹(惟)”，語意亦通，似不為(wei) 誤。

(16)《墨子·非攻》下篇述商紂王時國中亂(luan) 象有“棘生乎國道”(孫詒讓：《墨子間詁》，卷五，第151頁)，與(yu) 本篇所言“商庭惟棘”之說可以互證。另外，《逸周書(shu) ·大開武》篇周公語，說“天降寤於(yu) 程，程降因於(yu) 商，商今生葛”(黃懷信等：《逸周書(shu) 匯校集注》，卷三，第277頁)亦有類似的說法。

(17)《程寤》簡的“霝(靈)”，指巫者。後世竹簡資料中亦可得到印證。北大秦簡《祓除》載：“……霝巫以卜尺。霝巫所視，霝筴(策)所指……今霝巫齋戒絜(潔)衣，為(wei) 某祓徐(除)百鬼，莫不許。”(轉引自田天：《北大秦簡“祓除”初識》，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第8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3-48頁)。靈巫所持的“卜尺”、“策”，皆當為(wei) 祓除儀(yi) 式上驅除鬼邪的工具。周代的靈巫是否如此祓除尚不能驟定。

(18)孫詒讓：《周禮正義(yi) 》，卷四十八，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7年版，第1974頁。

(19)《王力古漢語字典》，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0年版，第227頁。

(20)《說文》“寐覺而有言”，“言”或本作“信”，段玉裁據《韻會(hui) 》所載別本，並舉(ju) 《左傳(chuan) 》載季寤子字子言，力證“言”字為(wei) 是(《說文解字注》，七篇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47頁)。

(21)“攻”是為(wei) 古代祭祀方式之一，《周祀·春官·大祝》載“六祈”，其中的禜、攻、說三者皆是對於(yu) 強起災禍之神靈的祭祀方式，鄭注謂：“禜，如日食以朱絲(si) 禜社。攻，如其鳴鼓然。”“攻說，則以辭責之。”有日食發生時，用朱絲(si) 將作為(wei) 社神的社主纏繞起來行祭，這叫“禜社”。至東(dong) 周時仍可見到這種祭祀方式。新蔡葛陵楚簡習(xi) 用“(嬰)之以兆玉”，“意為(wei) 將玉飾纏係於(yu) 祭牲之上，以求神靈滿意”(羅新慧：《說新蔡楚“嬰之以兆玉”及其相關(guan) 問題》，《文物》，2005年第3期)。這應當是《周禮》所說“禜”的祭祀方式的延續。將“兆玉”係於(yu) 犧牲之身，固然是在悅神，但也表示著此犧牲係我所獻，你若靈驗，我便予神，你若不靈驗，我就不獻給你。此正如《尚書(shu) ·金縢》所載周公祭神之語“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yu) 圭，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yu) 圭”。“禜”當與(yu) “攻”“說”相一致，含有對於(yu) 神靈的不敬不懼的因素。

(22)《呂氏春秋·首時》篇謂“王季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裏之醜(chou) ，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玉門之辱。”《太平禦覽》卷四百八十六引《屍子》有“羈武王於(yu) 玉門”之說，章太炎、陳奇猷等皆認為(wei) 此說可信(見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76頁)。是文王、武王兩(liang) 代人皆忍辱待時，以圖謀大業(ye) 。此說當距離曆史實際不遠。

(23)李學勤主編：《清代大學藏戰國竹簡》，(壹)，第136頁。

(24)黃懷信等：《逸周書(shu) 匯校集注》，第176-178頁。按，“文王弗忍”的忍字，清儒潘振《周書(shu) 解義(yi) 》釋為(wei) 文王“不忍叛”，得之。

(25)黃懷信等：《逸周書(shu) 匯校集注》，第245-265頁。

(26)殷墟卜辭中沒有以“上”代天之例，甲骨文的“上”，隻是表示上下之上。但和商代有關(guan) 的可靠文獻中卻多用“上”指天。如《尚書(shu) ·盤庚》篇謂“何生在上”，偽(wei) 孔傳(chuan) “生在人上”，“上”猶言世上。又雲(yun) “先後……自上其罰汝”，“上”當指天上。《尚書(shu) ·西伯戡黎》“乃罪多參在上”，《尚書(shu) ·微子》“我祖厎陳於(yu) 上”，“上”皆指天。《尚書(shu) ·高宗肜日》“天監下民”，可見天在上，民在下。西周時期，每以“上”表示天，如《尚書(shu) ·酒誥》“腥聞在上”、《呂刑》“穆穆在上”、《詩經·大雅》“文王在上”“赫赫在上”、《周頌》“高高在上”。這種情況似可如此理解，即《盤庚》等可靠的商代文獻成書(shu) 於(yu) 西周時期，是周人用周代觀念述商事而成。清華簡《程寤》簡文謂“明明才(在)向(上)，隹(惟)容內(nei) (納)棶(棘)”，意思是說光明之天在上，寬容包納著那些荊棘。指出了“天”的寬容大度。

(27)分析周原甲骨卜辭的這些內(nei) 容，詳見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論》(原載《四川大學學報叢(cong) 刊》，第10輯，《古文字研究論文集》，收入《甲骨文獻集成》，第33冊(ce)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94-397頁)。

(28)《逸周書(shu) ·商誓》篇這段話的“奉”字，劉師培說當為(wei) “韋”字，“韋、奉形近致訛”(轉引自黃懷信：《逸周書(shu) 匯校集注》，卷五，第483頁)。

(29)《史記·周本紀》述武王伐紂事，在這段祝辭之後有“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十七字，研究《逸周書(shu) 》的不少學者多據此而將它補入《克殷》篇。但是，觀周武王當時的天命觀念，其所得的天意，或者說天命，止是受商命而已。“膺更大命”之理念，直到周公時代才始出現。司馬遷以後世觀念來寫(xie) 此事，加入這十七個(ge) 字，可能是不妥當的。早有學者注意到此點，黃懷信等撰：《逸周書(shu) 匯校集釋》和黃懷信著《逸周書(shu) 校補匯釋》兩(liang) 書(shu) ，皆保持傳(chuan) 世本原貌，沒有增入此十七字。

(30)《逸周書(shu) ·商誓》。按，武王的這句話，原文作“革紂之囗，予亦無敢違天命”，所闕之字諸家皆擬補“命”字。從(cong) 上下文的意思看，此語中所雲(yun) “天命”的內(nei) 容即“革紂之命”。

(31)《竹書(shu) 紀年》，卷上，明範欽審定本，清刻本，第34頁。

(32)趙光賢《關(guan) 於(yu) 周初年代的幾個(ge) 問題》，《人文雜誌》，1998年第1期第15頁。又見於(yu) 收入“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文庫”的趙光賢先生卷《亡尤室文存》，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頁。

(33)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尚書(shu) 正義(yi) 》，卷十六，第222頁。

(34)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shu) 紀年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頁。

(35)《梅溪王先生文集·詩文前集》，卷十二，四部叢(cong) 刊初編本。按，明儒陳第非常讚同王十朋此說，曾以其說來解釋《尚書(shu) 》所載武王伐紂之事，見其所著《尚書(shu) 疏衍》(四庫全書(shu) 本)，卷四，“惟十有三年春大會(hui) 於(yu) 孟津”條。

(36)陳穎飛：《清華簡“程寤”與(yu) 文王受命》，《清華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

(37)關(guan) 於(yu) 《天亡簋》背景的分析，此取林澐先生《天亡簋“王祀於(yu) 天室”新解》(《史學集刊》，1993年第3期)之說。

(38)銘文語意的理解參考了孫稚雛先生《天亡簋銘文匯釋》(《古文字研究》，第3輯，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0年版，第166-180頁)所引諸家說及孫先生之說。銘文中我讀為(wei) “得”的那個(ge) 字，是甲金文字中的另類的“中”字，可讀若得，說詳拙稿《甲骨文中字說》(《殷都學刊》，1987年第3期)一文。

(39)《尚書(shu) ·大誥》。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尚書(shu) 正義(yi) 》，卷十三，第198頁。

(40)《尚書(shu) ·召誥》。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尚書(shu) 正義(yi) 》，卷十三，第212頁。

(41)《尚書(shu) ·大誥》。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尚書(shu) 正義(yi) 》，卷十三，第199頁。

(42)《尚書(shu) ·立政》。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尚書(shu) 正義(yi) 》，卷十七，第232頁。

(43)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尚書(shu) 正義(yi) 》，卷十，第224-225頁。

(44)《尚書(shu) ·君奭》。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尚書(shu) 正義(yi) 》，卷十六，第225頁。

(45)《尚書(shu) ·多方》。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尚書(shu) 正義(yi) 》，卷十七，第229頁。按，周公強調天命周“尹爾多方”，即治理統治天下諸邦。武王伐紂之後宣示天下百姓時說：“上帝命我小國曰：革商國。”(《逸周書(shu) ·商誓》，黃懷信等：《逸周書(shu) 集校匯注》，第490頁)兩(liang) 者相比，周公所言的受命的氣魄要大得多了。

(46)本節引用彝銘，依次見《殷周金文集成》11.6014、5.2837、16.10175、5.2841、8.4317、9.4467.

(47)《左傳(chuan) 》，宣公三年。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chuan) 正義(yi) 》，卷二十一，第1868頁。

(48)《逸周書(shu) ·程寤》僅(jin) 存篇目，內(nei) 容早佚，清儒從(cong) 《藝文類聚》、《太平禦覽》中輯佚而補。見黃懷信等：《逸周書(shu) 匯校集注》，卷二，第195頁。

(49)見《史記·周本紀》。關(guan) 於(yu) 這些人的出身，《墨子·尚賢》上謂“文王舉(ju) 閎夭泰顛於(yu) 罝罔之中”，《尚書(shu) 大傳(chuan) 》雲(yun) ：“文王以閎夭、太公望、南宮括、散宜生為(wei) 四友”

(50)《國語·周語》上篇引《夏書(shu) 》“從(cong) 非元後何戴”，意猶“何戴非後”，應當是“何某非某”句式的先聲。

(51)說詳顧頡剛《“逸周書(shu) ·世俘”篇校注、寫(xie) 定與(yu) 評論》(《文史》，第2輯，北京：中華書(shu) 局，1963年版，第1-41頁)、趙光賢《“逸周書(shu) ·克殷”篇釋惑》(《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化》，1994年第4期)、趙光賢《說“逸周書(shu) ·世俘”篇並擬武王伐紂日程表》(《曆史研究》，1986年第6期)等文。

(52)唐大沛：《逸周書(shu) 分編句釋》。轉引自黃懷信等：《逸周書(shu) 匯校集注》，第544頁。

(53)說詳李學勤：《清華簡與(yu) “尚書(shu) ”、“逸周書(shu) ”的研究》，《史學史研究》，2011年第2期。按，此文後收入李學勤先生著《初識清華簡》一書(shu) (北京：中西書(shu) 局，2013年版)，見此書(shu) 第99-109頁。

(54)唐大沛：《逸周書(shu) 分編句釋》。轉引自黃懷信等：《逸周書(shu) 匯校集注》，第986頁。

(55)李學勤：《清華簡“祭公”與(yu) 師詢簋銘》(《初識清華簡》，第135-139頁)、《祭公謀父及其德論》(《齊魯學刊》，1988年第3期有)、《師詢簋與(yu) “祭公”》(《古文字研究》，第22輯，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0年版，第70-72頁)。

(56)李學勤：《“嚐麥”篇研究》，《古文獻叢(cong) 論》，上海：上海遠東(dong) 出版社，1996年版，第87-95頁。張懷通：《“嚐麥”新研》，《社會(hui) 科學戰線》，2008年第3期。

(57)轉引自黃懷信等：《逸周書(shu) 匯校集注》，第1066頁。

(58)趙平安：《“芮良夫”初讀》，《文物》，2012年第8期、馬楠：《“芮良夫毖”與(yu) 文獻相類文句分析及補辭》，《深圳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

(59)朱右曾：《逸周書(shu) 集訓佼釋》序。

(60)李學勤：《“逸周書(shu) 匯校集注”序言》，見黃懷信：《逸周書(shu) 匯校集注》，第1頁。

(61)《逸周書(shu) 》中除了我們(men) 以上提到的《度邑》《世俘》《商誓》等九篇當成書(shu) 於(yu) 西周時期以外，李學勤先生指出：“《度訓》、《命訓》等多篇文例相似，可視為(wei) 一組，而《左傳(chuan) 》、《戰國策》所載春秋時愛情荀息、狼瞫、魏絳等所引《武稱》、《大匡》、《程典》等篇，皆屬於(yu) 這一組，由此足見在書(shu) 中占較大比例的這一組，時代也不很遲。”(《“逸周書(shu) 匯校集注”序言》)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