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yu) 細微處見精神——讀錢穆

作者：章玉政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四月初一日癸未

           耶穌2017年4月26日

民國學人中，學問做得好的，課也講得好的，其實並不多。王國維、顧頡剛、沈從(cong) 文，名氣很大，著作頗豐(feng) ，卻不善言辭，有的已近乎木訥了。於(yu) 此之中，胡適和錢穆應屬出類拔萃的，學問就不說了，公開演講或課堂講授，引經據典，妙趣橫生，成為(wei) 北大最受學生歡迎的兩(liang) 位教授，一時並稱“北胡南錢”。

南錢者，即錢穆也。錢穆出身於(yu) 江蘇無錫東(dong) 部鴻聲鎮七房橋的一個(ge) 書(shu) 香家庭，卻因參與(yu) 學潮、時局動蕩等原因，僅(jin) 讀到中學程度就輟學回鄉(xiang) ，從(cong) 此再未進入正規學校讀書(shu) 。在蟄居鄉(xiang) 村教書(shu) 謀生期間，錢穆“未嚐敢一日廢學”，邊教書(shu) ，邊讀書(shu) ，從(cong) 子部入手，漸得途徑，相繼完成《論語文解》《國學概論》《先秦諸子係年》等書(shu) 稿，經顧頡剛舉(ju) 薦，以中學學曆進入燕京大學任教，後又轉入北京大學，出任曆史係副教授，開設中國通史課程，這是錢穆講授曆史課的開端。

“師者，所以傳(chuan) 道授業(ye) 解惑也。”站在課堂上，跟坐在書(shu) 齋裏，完全不是一回事，光有滿腹學問不行，還要善於(yu) “傳(chuan) 授”出來。錢穆在北大上了四年的通史課，“每一堂常近三百人，坐立皆滿”，“講起中國曆史來，見解新穎，史實的援引，尤左右逢源，曆曆如數家珍”，不知不覺兩(liang) 小時便過去了。前來聽課的不單是本校的學生、教師，甚至還有附近高校的慕名而來者，比如著名學者楊聯陞在清華讀書(shu) 期間，就到北大去旁聽過錢穆的中國通史課。這門課，遂成為(wei) 錢穆先生教學生涯的“保留曲目”，後來在西南聯大、香港新亞(ya) 書(shu) 院均有講授，極得學生歡迎。

此般情形，令人神往。最近，錢穆新亞(ya) 書(shu) 院時期的學生葉龍繼整理出版《中國經濟史》《錢穆講學粹語錄》《中國文學史》等講稿之後，又將他當年的聽課筆記整理成《中國通史》一書(shu) ，讓人宛若置身半個(ge) 多世紀前錢穆的課堂，一睹其“越說越有勁，思想兼帶著史實，如江河之下瀉”的風采。其實早在西南聯大期間，在陳夢家的勸說下，錢穆就憑借當年發給北大學生的通史參考資料，寫(xie) 成皇皇大著《國史大綱》，上下兩(liang) 冊(ce) ，五十萬(wan) 言，構築起旗幟鮮明的史學理論體(ti) 係。與(yu) 之相比，葉龍整理出的《中國通史》，更像是錢穆《國史大綱》的“課堂版、極簡版”，既保留了錢穆史學研究的核心觀點，又沒有了學術著作的晦澀高深，要言不煩，點到為(wei) 止。兩(liang) 書(shu) 比照著讀，別有一番趣味。

值得一提的是，葉龍整理的《中國通史》，因為(wei) 是課堂實錄的關(guan) 係，屢屢可見錢穆於(yu) 史實的講述之餘(yu) ，興(xing) 之所至地臧否人物，率性坦蕩地點評時事，顯露出其“史學頑童”的另一麵。比如有一次，錢穆講到“明代之政事”，講到史書(shu) 裏記載洪武皇帝八天之間收了奏折一千一百六十件，突然大發感慨：“君王如要獨裁，一定要龍精虎猛，不然一個(ge) 月收到的奏折將達到三千件以上，即平均每天要看並處理一百件公文。這個(ge) 君王要有銅頭鐵臂，不然一定吃不消。”言語調侃之間，又暗隱著對於(yu) 明代政治的揶揄。如此的學術趣味，在《國史大綱》是根本不可能看到的。而唯有此可愛處，方可見其作為(wei) 一代大儒的至真與(yu) 透徹。

錢穆曾稱自己真正研究中國曆史是從(cong) “九一八”事變開始的，因而他的史學觀帶有強烈的文化民族主義(yi) 色彩。他認為(wei) ，曆史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開和演進，研究曆史，不僅(jin) 僅(jin) 在於(yu) 弄清曆史的史實，更在於(yu) 史實背後蘊含著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正基於(yu) 此，他對當時史學界懷疑一切的曆史虛無主義(yi) 、打到一切傳(chuan) 統的拿來主義(yi) ，給予了有力的抨擊。比如講到史前史與(yu) 神話的關(guan) 係，他就認為(wei) ：“神話並非都是靠不住的，嘴講的話不一定有證據，但可能是真實的，而仍無證據可說的，卻不一定無證據。胡適先生認為(wei) 一定要證據是不對的。傳(chuan) 說也有可靠的。諸葛亮借東(dong) 風是神話，但赤壁之戰是真的。”這其實是對古史辨派的直接駁斥。他還借東(dong) 漢末年儒家思想被削弱、倫(lun) 理關(guan) 係被打破、黨(dang) 錮盛行好人下獄的史實，批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若幹主張：“五四運動便是要提倡懷疑，重估新價(jia) 值。這是可怕的。懷疑是黑暗的開始。”寥寥幾句話，似乎有點危言聳聽，但曆史地看，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一切傳(chuan) 統的激進立場，確實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最起碼，今天的人已經意識到的，傳(chuan) 統的東(dong) 西，並不都是壞的。

當然，不可否認，錢穆曆史觀形成於(yu) 特定的時代背景和文化心理之中。有些學術觀點，或有可商之處，比如稱“中國在二千年前已有國立大學了”，非要跟西人比個(ge) 短長，就顯然有點牽強，至今仍有爭(zheng) 議。但有一點，“為(wei) 中國文化招魂”，是錢穆一生的學術職誌所在，正如他的學生所說，“他為(wei) 中國‘招魂’是憑藉著他對中國文化的無比信念和他在中國史研究方麵的真實貢獻，決(jue) 非空喊幾聲‘魂兮歸來’的方士之流所能相提並論的”。正因為(wei) 此，他會(hui) 常常在中國通史的課堂上，縱橫捭闔，洋洋灑灑，或是借古喻今，或是意在言外，或是旁征博引，而核心始終不離他在《國史大綱》序言裏所寫(xie) 下的初衷：“人類苟負有一種文化演進之使命，則必摶成一民族焉，創建一國家焉，夫而後其背後之文化，始得有所憑依而發揚光大。若其所負文化演進之使命既中輟，則國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離散。故非國家、民族不永命之可慮，而其民族、國家所由產(chan) 生之’文化’已衰息斷絕，而其國家之生命猶得長存者。”這一點，在《中國通史》的每一個(ge) 章節裏，均有體(ti) 現。

學問深處是至真，於(yu) 細微處見精神。讀錢穆，讀《中國通史》，當然並不隻是看他在課堂上說說俏皮話，發幾句牢騷，而更多是要觀照到他於(yu) 隻言片語、嬉笑怒罵之間，傳(chuan) 遞民族文化精神的薪火，“根據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來打開當前一條出路，來尋求我們(men) 此後的新生”。這是任何一個(ge) 時代的中國人都不能丟(diu) 棄的曆史責任，也是錢穆一代的學人所能饋贈給我們(men) 的最為(wei) 精深的文化瑰寶。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