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中國經學史的重寫(xie) 問題——以宋代為(wei) 例”沙龍紀實

整理者：戴曉光

來源：“燕園禮學”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四月初一日癸未

           耶穌2017年4月26日

2017年4月10下午三點，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第十一次“禮學沙龍”在靜園二號院一樓會(hui) 議室如期舉(ju) 行。在本次沙龍活動中，北京大學中文係吳國武教授發表了題為(wei) “談談中國經學史的重寫(xie) 問題——以宋代為(wei) 例”的學術報告，並與(yu) 眾(zhong) 多參會(hui) 學者、師生展開了深入的座談。沙龍由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主任吳飛教授主持，葉純芳、劉豐(feng) 、陳壁生、華喆、馮(feng) 金紅、趙金剛、李霖、陸胤、鍾韻等多位老師參加了座談。“燕園禮學”公眾(zhong) 號特推出此次沙龍活動的內(nei) 容紀實，以饗讀者。

主持人吳飛老師

在主持人吳飛教授的介紹之後，講座正式開始。

在講座之初，吳國武老師首先指出，經學既是一門古老的傳(chuan) 統學問，又是一門重新興(xing) 起的新學問，經學既包括對傳(chuan) 統的繼承，同時又在麵臨(lin) 新的問題。正是因為(wei) 這個(ge) 特點，“什麽(me) 是經學，什麽(me) 是經學史”已經成為(wei) 當今經學研究亟待討論的議題。吳國武老師解釋了此次講座的題目和基本意旨：圍繞經學的基本理解和經學史的重寫(xie) 問題，通過座談、探討的方式，與(yu) 從(cong) 事經學研究的眾(zhong) 多學者尋求更多的共識。吳國武老師的報告主要分為(wei) 三個(ge) 部分。首先，由凝聚共識的目的出發，吳國武老師首先闡述、澄清了對“經學”和“經學史”概念本身的理解。講座的第二個(ge) 部分回顧了20世紀以來中國經學史寫(xie) 作的曆史和現狀。事實上，由經過澄清和嚴(yan) 格界定的“經學”概念出發，我們(men) 可以更明確地理解20世紀以來各種經學史著述的得失。此後，立足於(yu) 對經學史發展曆程的回顧、把握和判斷，在講座的第三部分，吳國武老師以宋代經學為(wei) 例，具體(ti) 探討了自己對“重寫(xie) 經學史”的五點思考。

吳國武老師

探尋經學史研究的共識：何為(wei) 經學？何為(wei) 經學史？

吳國武老師首先結合研究經學的經曆，回顧了自己在理解“重寫(xie) 經學史”問題時不斷拓展、推進思路的思考過程。在這個(ge) 過程中，學界對改革開放30多年來傳(chuan) 統經學研究的總結，吳國武老師本人對宋代經學的係統研究，近年來更多經學史著作的出現，以及海峽兩(liang) 岸學者關(guan) 於(yu) 經學史問題的交流等等，都成為(wei) 促使吳老師思考、探討重寫(xie) 經學史問題的緣起。

在“重寫(xie) 經學史”的問題上探尋共識，離不開對經學和經學史概念的先行澄清。吳國武老師提出，在嚴(yan) 格意義(yi) 上明確“經學”的義(yi) 涵，再由此指導對“經學史”的理解，將有助於(yu) 避免經學史寫(xie) 作中的很多誤區。那麽(me) ，應當如何更恰當地理解“經學”的含義(yi) 呢？

吳國武老師提出，所謂“經學”，應該是對經書(shu) 文本、經解文本及其意義(yi) 的研究。這一界定包括了三個(ge) 層麵。首先是“經書(shu) 文本”的層麵，在經學發展過程中，“經書(shu) 文本”具體(ti) 體(ti) 現為(wei) “五經”、“六經”、“九經”乃至“十三經”等結構係統。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本經經文之外，早期的傳(chuan) 、記文本也已成為(wei) “經書(shu) 文本”的組成部分。在經書(shu) 文本的形成過程中，經生儒士不但建立起係統性的理解和講法，對不同性質的經書(shu) 內(nei) 容也進行了具體(ti) 研究，這些都構成了經學的基礎。第二，圍繞著經書(shu) 文本不斷衍生出的注疏、解義(yi) 、論說等新文本，構成了“經解文本”。吳國武老師指出，經解文本始終處於(yu) 不斷更新、發展的過程中。例如，與(yu) 漢唐注疏的經解體(ti) 係不同，宋儒更新了對經書(shu) 文本的注釋，元明儒又基於(yu) 宋儒的經解體(ti) 係形成了新的疏義(yi) ，後來清儒再次確立了與(yu) 此前不同的經解體(ti) 係。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宋代、清代的經解體(ti) 係都構成了不斷更新的經解文本。第三，除了經書(shu) 、經解文本係統之外，對這些經學文本意義(yi) 的研究，則是經學更為(wei) 深入的層麵。例如，經書(shu) 經解文本的考據、義(yi) 理、辭章、經濟等多個(ge) 麵向，都能充分展現經學文本的意義(yi) 問題。

從(cong) 經學內(nei) 容的三部分核心含義(yi) 來看，經書(shu) 、經解文本及其意義(yi) 本身應當構成經學研究的基本架構。吳國武老師指出，經學研究的其他方麵（包括曆史、思想、應用）等，都必須透過經學文本係統這個(ge) 基本架構才能獲得理解。因此，以經書(shu) 、經解文本及其意義(yi) 的研究為(wei) 中心，由經學研究所衍生的相關(guan) 曆史、政治、文化、社會(hui) 研究也可以獲得相應的定位。

葉純芳老師

基於(yu) 對“經學”概念的澄清，吳國武老師進一步討論了如何把握“經學史”概念的問題。正如“經學”的義(yi) 涵可以劃分為(wei) 文本、意義(yi) 乃至相關(guan) 研究等不同層次一樣，與(yu) 此相應，“經學史”也由經書(shu) 經解文本的流傳(chuan) 、圍繞經書(shu) 經解文本形成的思想體(ti) 係、經學思想與(yu) 其他領域發生的交叉關(guan) 聯等等不同層麵共同構成，這些層麵使得經學史的內(nei) 容變得非常豐(feng) 富。例如，從(cong) 經書(shu) 文本演進的角度來看，曆代對經書(shu) 文本的選擇具有各自的側(ce) 重點，這種側(ce) 重包括對不同經書(shu) 的偏重、對經書(shu) 中不同內(nei) 容的偏重等等，這些問題都應該納入到經學文本的討論。從(cong) 經解文本及其意義(yi) 的角度來看，曆代經學研究中經解文本形成和發展，曆代經學家將各自的經學意圖貫徹到具體(ti) 經解中所形成的意義(yi) 係統，也都是經學史研究應當關(guan) 注的關(guan) 鍵內(nei) 容。

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如何在現代學術分科中為(wei) “經學史”研究確定位置的問題，恰恰體(ti) 現了“經學”和“經學史”概念的複雜性。吳國武老師指出，無論是將“經學史”納入中國史學科下的一種專(zhuan) 門史或中國哲學專(zhuan) 業(ye) 下的哲學史，還是歸入中國古典文獻學（或曆史文獻學）專(zhuan) 業(ye) 下的一類特殊的文獻學史，無論從(cong) 哲學史、思想史、學術史還是文獻學史的角度來展開研究，從(cong) 事經學史研究的學者都應該共同確立一定的“經學”共識。吳國武老師提出，以這種經學共識為(wei) 基礎，在不同學科下從(cong) 事經學史研究的學者都應該與(yu) 各自所屬的不同學科門類之間形成某種“疏離”。原因在於(yu) ，經學的研究者雖然分屬不同的學科，但經學研究本身卻更應立足於(yu) 共同的前提——依照經學本身的應有之義(yi) 來展開研究。

陳壁生老師

經學史寫(xie) 作的曆史與(yu) 現狀

通過澄清經學概念，將經學的核心確立為(wei) “經書(shu) 、經解文本及其意義(yi) ”的研究，經學史的概念也相應地呈現為(wei) 從(cong) 經學文本係統研究這一核心擴展開來的綜合結構，在這個(ge) 結構中，經書(shu) 經解文本、經學思想體(ti) 係，乃至經學與(yu) 政治、文教、社會(hui) 等其他領域的交叉滲透所產(chan) 生的影響，都納入了經學史的視野。那麽(me) ，從(cong) 這種視野來看，應當如何理解、看待以往的經學史著作及其得失呢？在講座的第二部分，吳國武老師簡要回顧了20世紀以來經學史著作的總體(ti) 情況。

（1）經學史的早期著作

吳國武老師指出，以往學界對經學史寫(xie) 作的曆史和現狀問題並無太多討論。在早期關(guan) 於(yu) 經學史寫(xie) 作的討論中，周予同先生在1928年發表的《經學曆史》序言提出了較有代表性的看法。

在這篇序言中，周予同先生將前人有經學史性質的代表作品歸為(wei) 三類。第一類作品以經師為(wei) 中心，例如江藩《漢學師承記》、洪亮吉《傳(chuan) 經考》、王國維《漢魏博士考》，以及各史的《儒林傳(chuan) 》、《儒學傳(chuan) 》等。第二類作品以書(shu) 籍為(wei) 中心，例如朱彝尊《經義(yi) 考》、《通誌•藝文略》以及《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等。第三類作品以典章製度為(wei) 中心，例如顧炎武《石經考》、王國維《五代兩(liang) 宋監本考》、《通典•選舉(ju) 門》、《文獻通考•選舉(ju) 考》等。

吳國武老師指出，周予同先生在這篇序言中已經認為(wei) 當時尚不存在成熟的經學史，而上述三類作品也仍然隻是經學史作品的雛形。總體(ti) 來說，前人對於(yu) 如何寫(xie) 作經學史的問題並未提供成熟的學術資源。

早期的經學史著作數量有限，吳國武老師介紹了三部有代表性的作品——皮錫瑞的《經學曆史》，本田成之的《中國經學史》以及馬宗霍的《中國經學史》。

皮錫瑞的《經學曆史》是中國第一部經學史著作，刊刻於(yu) 1907年。從(cong) 內(nei) 容上看，這部經學史按照曆史時段，自春秋到清代劃分為(wei) 十個(ge) 部分，闡述了由“經學開辟時代”，經過經學的“昌明”、“極盛”時代，直到“積衰”“複盛”時代的總體(ti) 過程。這雖然是一個(ge) 比較完整的時間架構，但是學界普遍認為(wei) ，該書(shu) 的內(nei) 容比較簡略，有些認識不夠準確，其中也帶有清代經學的時代烙印，尤其是清人關(guan) 於(yu) 今古文之爭(zheng) 的痕跡。那麽(me) ，倘若削離這些時代痕跡來看，我們(men) 對《經學曆史》所討論的很多問題將會(hui) 有不同的理解。吳國武老師同時也指出，《經學曆史》應當結合《經學通論》來讀，才能更好地理解全書(shu) 的整體(ti) 意圖。

吳國武老師指出，《經學曆史》之後的經學史著作大致分為(wei) 兩(liang) 種類型，分別以本田成之和馬宗霍的經學史為(wei) 代表。本田成之發表於(yu) 1933年的《中國經學史》——原名《支那經學史論》，雖然不是完全成形的經學史，不過作為(wei) 個(ge) 人著作，該書(shu) 的係統性仍然較強。此書(shu) 對秦漢、後漢、三國、六朝一段，亦即唐代之前的經學曆史脈絡闡述得非常詳細，反映了日本漢學的傳(chuan) 統特色。重要的是，按照本田成之對經學的定義(yi) ，“簡單地說，研究記在四書(shu) 五經裏的聖賢之道的，就是經學”。吳老師指出，本田成之的經學定義(yi) 代表了從(cong) 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理解經學的傳(chuan) 統，對後世的經學史寫(xie) 作有著較為(wei) 深遠的影響。

馬宗霍先生發表於(yu) 1936年的《中國經學史》代表了早期經學史的第二種類型。從(cong) 這本書(shu) 的原名——《曆代經學述略》可以看出，這本書(shu) 也並未具有完全成形的經學史觀念。此書(shu) 的特色在於(yu) 注重經學傳(chuan) 承，綜述經學史料，但對經書(shu) 中具體(ti) 內(nei) 容的討論則相對較少。這種寫(xie) 法對於(yu) 後世的經學史寫(xie) 作也有很大的影響。

（2）20世紀以前的其他經學史著作

除了上述三種早期經學史著作外，20世紀還有一些經學史著作，其中包括範文瀾《中國經學史的演變》（1944年），周予同《中國經學史講義(yi) 》（1962年），何耿鏞《經學簡史》（1993年）等。這一類經學史著作大多持批判經學的立場，在論述的方向、重心和態度上，大多從(cong) 經學史以外的角度來看待經學，往往將經學理解為(wei) “中國社會(hui) 封建思想的鬥爭(zheng) 史”。吳老師指出，嚴(yan) 格說來，有些著作隻能算作經學批判史。

在這個(ge) 時段，台灣學者也寫(xie) 作了一係列經學史作品，比如李威熊《中國經學發展史論》（1988年）。在這些作品中，雖然有不少學者越來越注重經書(shu) 、經解本身的內(nei) 容，但是從(cong) 整體(ti) 來看，這些作品較多地集中於(yu) 從(cong) 傳(chuan) 承史的角度寫(xie) 作經學史，對經書(shu) 、經解文本及其意義(yi) 的研究仍然有不足之處。

（3）21世紀以來的經學史著作

吳國武老師首先指出，當前內(nei) 地的經學研究已經完成或正在經曆的兩(liang) 種轉型：一是，經學史研究已經完成了從(cong) “經學批判史”到“經學史”的轉型；二是，群經研究正在經曆從(cong) 分學科研究到整合型研究的轉型。吳國武老師認為(wei) ，這兩(liang) 種轉型都標誌著學界在經學研究上形成基本共識的開端。當然，也出現了新的情況，諸如傳(chuan) 統治學與(yu) 現代方法之爭(zheng) ，學術思想與(yu) 信仰實踐之爭(zheng) 。

華喆老師

從(cong) 著作情況來看，國內(nei) 近十餘(yu) 年來出現了四種經學史作品。分別是吳雁南等著《中國經學史》（2001年），許道勳、徐洪興(xing) 著《中國經學史》（2006年），薑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四卷本，2003-2009年），以及葉純芳著《中國經學史大綱》（2016年）。

吳國武老師分別簡略介紹了上述幾部經學史作品的特色。具體(ti) 來說，吳雁南等先生的《中國經學史》是一部哲學思想史和社會(hui) 文化史相結合的作品，偏重思想史的研究進路，缺乏對經書(shu) 、經解文本的詳細探討。許道勳、徐洪興(xing) 先生的《中國經學史》的特色在於(yu) ，按照學派的不同將曆史上的經學劃分為(wei) 漢學、宋學、清學和晚清四個(ge) 係統，集中關(guan) 注了對經學流派的總體(ti) 概說，屬於(yu) 一部具有經學通論性質的作品，有關(guan) 經書(shu) 、經解文本的論述也偏少。薑廣輝先生主編的《中國經學思想史》對學界影響較大，該書(shu) 是一部以經書(shu) 觀念解釋為(wei) 中心的思想史作品，從(cong) 經學史分期到具體(ti) 的經學議題等方麵都包含著較有特色的討論，隻是對經書(shu) 經解文本著墨不多。最後，吳國武老師特別提到了葉純芳老師所著的《中國經學史大綱》。與(yu) 以往經學史著作相比，此書(shu) 最大的特點在於(yu) ，不同於(yu) 采取思想文化史的思路，這部經學史專(zhuan) 注於(yu) 經書(shu) 文本，一方麵對經書(shu) 的刊行、流傳(chuan) 有較為(wei) 集中的論述，同時因為(wei) 回到了經書(shu) 文本自身，所以避免了某種當下學術觀念和方法的左右。吳國武老師同時指出，《中國經學史大綱》一書(shu) 雖然將經書(shu) 文本自身作為(wei) 重點，但是在曆代經解及其經學意義(yi) 等方麵還可做出更多的討論。

在介紹了四部通史類的經學史專(zhuan) 著之後，吳國武老師擇要介紹了21世紀以來的其他幾類經學史作品。

首先，在十幾部關(guan) 於(yu) 單經學的通史專(zhuan) 著方麵，程元敏先生的《尚書(shu) 學史》和趙伯雄先生的《春秋學史》較有代表性。程先生的《尚書(shu) 學史》（迄止唐、五代），特色在於(yu) 材料豐(feng) 富，廣泛涵蓋了五代以前《尚書(shu) 》學史上的重要學者，隻是對於(yu) 經解文本的意義(yi) 研究偏少。趙先生的《春秋學史》，特色在於(yu) 以《春秋》及三傳(chuan) 基本問題為(wei) 中心提出了深入、獨到的見解，但對於(yu) 曆代經解的文本研究偏少。

此外，吳國武老師還簡要介紹了十來部經學斷代史專(zhuan) 著的總體(ti) 情況。其中，焦桂美先生的《南北朝經學史》較有代表性。而在二十多部單經學斷代史專(zhuan) 著方麵，王鐵先生的《宋代易學》也是一部水平較高、帶有經學史性質的作品。當然，兩(liang) 類專(zhuan) 著在經書(shu) 經解文本及其意義(yi) 的討論上仍有較大的空間。

關(guan) 於(yu) 重寫(xie) 經學史的思考——以宋代經學為(wei) 例

在回顧20世紀以來經學史寫(xie) 作的發展脈絡，尤其是最近十幾年來經學史著述的進展之後，吳國武老師在講座第三部分轉向了關(guan) 於(yu) 如何繼續推進經學史寫(xie) 作問題的思考。吳老師指出，隨著近些年來內(nei) 地經學研究的複興(xing) ，學者對於(yu) 重寫(xie) 經學史所麵臨(lin) 的瓶頸問題也有了更全麵的認識和關(guan) 切。事實上，對於(yu) 各自從(cong) 事專(zhuan) 經研究和經學斷代史研究的學者來說，這些瓶頸同時也是引起學界共同討論、凝聚共識的契機。具體(ti) 說來，重寫(xie) 經學史問題所麵臨(lin) 的瓶頸體(ti) 現在諸多方麵。例如，不同學者對於(yu) 經學和經學史的理解，仍然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認識；學界對經學文獻和經學史料的整理仍然比較欠缺，因此回歸經學本身的問題意識也仍然不足；此外，對於(yu) 經學史的發展線索，學界也有待提出新的意見。麵對這些困擾經學史寫(xie) 作的瓶頸，吳國武老師也從(cong) 個(ge) 人的研究體(ti) 會(hui) 和經驗出發，提出了關(guan) 於(yu) 經學史寫(xie) 作問題的五點思考。

（1）經學史架構的重新定位

吳國武老師指出，經學史寫(xie) 作的根本在於(yu) 建立合理、完整的經學史架構。在這個(ge) 架構中，經書(shu) 經解文本應當居於(yu) 中心，從(cong) 這個(ge) 中心出發，經學史上“經解典範”的形成和發展則應該成為(wei) 這個(ge) 架構的關(guan) 鍵線索。此外，經學史的架構中還應當融合重要的經學活動、經學家的重要事跡乃至經學著述成書(shu) 流傳(chuan) 過程等其他因素。

劉豐(feng) 老師

在具體(ti) 解釋上述經學史架構時，吳國武老師表示，將經書(shu) 文本及其注解作為(wei) 架構的中心，有助於(yu) 糾正經學史研究中的諸多誤區。比如，一些學者會(hui) 采用將經書(shu) 中的某些觀念與(yu) 社會(hui) 背景結合的方式進行經學研究；又如，在研究古代經學家時，有些研究可能不從(cong) 該學者的係統性專(zhuan) 著出發，而是將某些零散論說作為(wei) 這位學者的學說主體(ti) ，等等。事實上，在學界以往對宋代經學的研究中，很多學者便常常采取理學的學術規模，按照理學的學術流派來理解宋代經學。依此類推，有些經學史著作也陷入了以朱子的理學代替其經學的誤區。吳老師指出，與(yu) 上述這些誤區相比，經學研究最需要討論的仍然是經學家對經書(shu) 文本比較係統、完整的注解，畢竟，這些經書(shu) 注解才是經學家思考過程中的核心部分。同時，在把握了經書(shu) 經解文本的核心之後，也可以兼及子、史、集諸部的經學論說，形成對一位經學家思想的全麵理解。

在經過重新定位的經學史架構中，經解典範的形成發展往往是理解經學史的關(guan) 鍵線索。吳國武老師仍以自己研究宋代經學的經驗為(wei) 例：在研究朱熹《詩集傳(chuan) 》如何成為(wei) 經解典範的問題時，自己從(cong) 《詩集傳(chuan) 》的體(ti) 例特點和問題意識出發，發現了宋代經學史中“經解典範”的整體(ti) 發展過程。吳老師進一步發現，通過勾勒、還原兩(liang) 宋“經解典範”的發展線索，恰恰有助於(yu) 更具體(ti) 地把握、印證宋代經學史的整體(ti) 脈絡。

根據吳國武老師的歸納，在宋代經學史上，經解典範的發展可以分作嚐試、初定、重塑和再定四個(ge) 階段。北宋前期是宋代經解典範的“嚐試”階段。從(cong) 邢昺的《三經新疏》到胡瑗的《五經口義(yi) 》，這一階段的經學雖然有對漢唐注疏之學繼承，但以《五經口義(yi) 》為(wei) 代表的新“解義(yi) ”體(ti) 作品已不再拘泥於(yu) 舊有的注疏，開創了宋代學術的新風氣。此後，王安石所作的《三經新義(yi) 》形成了對“解義(yi) ”體(ti) 經解典範的完善，代表了經解典範的“初定”階段。兩(liang) 宋之際，眾(zhong) 多學者不僅(jin) 反對王安石《三經新義(yi) 》的觀點，也在經解體(ti) 式上提出反對意見。在這個(ge) 過程中，以程頤《易傳(chuan) 》、胡安國《春秋傳(chuan) 》為(wei) 代表的一批新“傳(chuan) 注”體(ti) 經解挑戰著《三經新義(yi) 》的官學地位。從(cong) 南宋初年開始，結合漢唐注疏和本朝新解的集解式作品“重塑”著宋代的經解典範。到了南宋中後期，經解典範進入“再定”階段。朱子的《詩集傳(chuan) 》、《周易本義(yi) 》、《四書(shu) 章句集注》、《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等“集傳(chuan) ”“集注”體(ti) 經解成為(wei) 新的經解典範，圍繞朱子經解的疏義(yi) 作品也不斷湧現。

吳國武老師指出，從(cong) 宋代經解典範的上述發展脈絡來看，作為(wei) 經學史架構關(guan) 鍵線索的“經解典範”，的確有助於(yu) 我們(men) 更明晰地把握宋代經學發展的內(nei) 在線索。

吳國武老師

（2）經學史資料的重新勾稽

在吳國武老師看來，經學史資料的整理研究構成了經學史寫(xie) 作的基礎，其中，對經學佚著的重新勾稽是經學研究的基礎工作。那麽(me) ，如何具體(ti) 理解整理經學佚著對經學研究的推動作用呢？通過介紹自己近期的一些研究體(ti) 會(hui) ，吳國武老師為(wei) 整理經學散佚資料的重要意義(yi) 提出了具體(ti) 的例證。吳老師在對王應麟《困學紀聞》的研究過程中認識到，依照《困學紀聞》對《詩》《書(shu) 》中所涉及的很多問題的表述，王應麟所理解的宋代經學麵貌與(yu) 後世對宋代經學的把握不盡相同。我們(men) 根據王應麟及宋人的闡述可以推知，很多如今已經散佚的著作在宋代的影響非常深。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如果不能更多複原佚著，僅(jin) 以後世所存的傳(chuan) 世著作為(wei) 基礎展開經學研究，難免會(hui) 出現一些偏差。

吳國武老師隨後簡要介紹了自己所主持的“宋代經學佚著輯考匯釋”工作，列入這項計劃的宋代散佚經學著作約有250餘(yu) 種，其中包括近50種較為(wei) 重要的作品。例如，劉牧的《周易注》對於(yu) 理解宋初易學有很大的意義(yi) ，範祖禹等人的《五臣解孟子》也對南宋的孟子學發揮了深遠影響，等等。總體(ti) 來說，宋代散佚經學著作的勾稽對於(yu) 理解宋代經學史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意義(yi) 。

馮(feng) 金紅老師

（3）經學史視野的重新拓展

經學史寫(xie) 作的基礎和根本是回到經書(shu) 經解，但是吳國武老師也表示，回到經書(shu) 經解不等於(yu) 僅(jin) 僅(jin) 就書(shu) 論書(shu) 。以宋代經學為(wei) 例，經筵東(dong) 宮講經、學校科舉(ju) 習(xi) 經等一係列的製度活動與(yu) 經書(shu) 經解本身有非常內(nei) 在的關(guan) 係，而不應理解為(wei) 經書(shu) 寫(xie) 刻、經解成書(shu) 的外在背景。某種程度上說，這些製度活動也可以視為(wei) 經書(shu) 經解文本及其意義(yi) 的動態延伸，或者是係統性的經說形成過程中的一個(ge) 環節。因此，經學史寫(xie) 作同樣不能成為(wei) 僅(jin) 僅(jin) 討論經學著作的曆史，對經學史研究來說，拓展視野非常重要。事實上，從(cong) 宋代經學的例子中可知，如果不關(guan) 注經筵講官製度，我們(men) 無法理解宋代經書(shu) 經解問題的內(nei) 在成因和影響，這也反映了宋代經學與(yu) 漢唐經學之間的一個(ge) 重要差別。

隨後，吳國武老師通過實例闡述了經筵講官製度與(yu) 宋代經學之間的內(nei) 在關(guan) 係。吳老師表明，通過列舉(ju) 北宋各朝經筵講官的人選，可以大體(ti) 勾勒出北宋經學的主流線索。在梳理北宋曆朝經筵講官的過程中，吳老師也發現，在宋哲宗元祐年間擔任講官的程頤、範祖禹、呂希哲等人對於(yu) 南宋經學的發展轉變起到了關(guan) 鍵作用。這個(ge) 具體(ti) 案例也表明了拓展視野對經學史研究的重要意義(yi) 。

（4）經學學術係譜的重新建構

吳國武老師指出，把握學術係譜是經學史寫(xie) 作的關(guan) 鍵。在近年來對宋代經學傳(chuan) 承的研究中，吳老師認識到，重新整理經學傳(chuan) 承的學術係譜是一項複雜而重要的工作。對學術係譜的整理需要考慮多方麵的因素，既應綜合經學家之間的社會(hui) 網絡關(guan) 係，也要注意到學術、學理上的傳(chuan) 承，其中，經說經義(yi) 的傳(chuan) 承脈絡尤其重要。例如，吳老師在考察陸九淵弟子袁燮、楊簡等人的學術係譜歸屬時發現，袁燮、楊簡在理學中雖然屬於(yu) 心學一脈，但從(cong) 經學的角度看，袁燮的經解著作與(yu) 浙東(dong) 呂祖謙一係的關(guan) 係則更為(wei) 密切。這個(ge) 例子也表明了把握經學學術係譜的複雜性。

吳國武老師提出，就宋代經學而言，學界通常理解的學術係譜其實未能避免很多其他因素的影響。例如，宋代理學的係譜不同程度地影響到學者對宋代經學係譜的把握。在理解宋代經學係譜時，一種較典型的做法是以《伊洛淵源錄》和《宋史•道學傳(chuan) 》為(wei) 依據，不少把經學視為(wei) 理學的學者往往采取了這個(ge) 視角。與(yu) 之相對的另一種做法是，以《宋元學案》以及《補遺》為(wei) 中心來理解宋代經學係譜。吳老師指出，一方麵，《宋元學案》所勾勒的很多係譜值得采納。例如，《宋元學案》一定程度上糾正了《伊洛淵源錄》《宋史•道學傳(chuan) 》偏重程朱、排斥陸九淵等各派的偏頗之處。但是另一方麵，沿用《宋元學案》來理解經學係譜的做法也值得商榷，原因是，《宋元學案》的係譜建構本質上仍然是理學係譜的擴展和經學家社會(hui) 關(guan) 係網絡的延伸，對經說傳(chuan) 承脈絡重視不夠。

吳國武著《兩(liang) 宋經學學術編年》

此後，吳國武老師以東(dong) 萊呂氏家族的經學傳(chuan) 承為(wei) 例，簡要梳理了從(cong) 呂公著、呂希哲到呂本中、呂祖謙的傳(chuan) 承係譜，同時也指出了呂氏經學係譜與(yu) “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關(guan) 係。這個(ge) 例子也再次表明了經學係譜對於(yu) 理解宋代經學史的重要意義(yi) 。

（5）經學原生議題的重新發掘

吳國武老師指出，把握經學原生議題的問題與(yu) “回到經書(shu) 、經解文本自身”的問題密切相關(guan) 。如果說經說經義(yi) 終究是由經書(shu) 、經解本身反映出來的，那麽(me) 曆代經學史上的很多關(guan) 鍵議題也同樣來源於(yu) 經書(shu) 經解的文本。以皮錫瑞《經學通論》為(wei) 例，該書(shu) 雖然也夾雜了晚清經學中的很多因素，但是所討論的各經中的關(guan) 鍵問題，往往都是經學史上的經學原生議題，這些廣泛的議題在經學史上也構成了當時經說經義(yi) 的係統認識。對於(yu) 重寫(xie) 經學史的工作來說，把握這些原生議題是非常關(guan) 鍵的。同時，我們(men) 能否在原生議題的基礎上繼續一些新的開掘呢？吳國武老師認為(wei) 答案是肯定的。因為(wei) 經學中的一些原生議題並沒有完全開掘，也沒有得到充分的研究。經過更為(wei) 細致透徹的研究之後，我們(men) 也可以對這些原生議題有新的理解。可見，經學原生議題並不是封閉的，而是具有一定開放性。

李霖老師

此後，吳國武老師也借助經學研究的具體(ti) 實例，描述了經學研究中關(guan) 於(yu) 原生議題的一些誤解。第一種誤解在於(yu) ，不回到經學的原生議題，而是代之以後人的問題意識。例如，吳老師在對王應麟《困學紀聞》的研究中發現，清代以來的學者對宋代尚書(shu) 學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閻若璩的影響。後世學者往往把“偽(wei) 《古文尚書(shu) 》”問題當作宋代尚書(shu) 學的主要議題，這與(yu) 閻若璩等人的工作有關(guan) ，包括閻氏本人在為(wei) 《困學紀聞》做注時進行的有意引導。事實上，這個(ge) 議題對於(yu) 清人固然十分重要，但並非宋人關(guan) 注的重點。此後，吳老師簡要提到了有關(guan) 經學原生議題的另外兩(liang) 種誤解。誤解之二在於(yu) ，不回到經學的原生議題，而是竄入當時其他學問的相關(guan) 議題，比如宋明理學的本體(ti) 工夫之論。誤解之三在於(yu) ，以現代學科的視角來取代經學的原生議題，比如哲學史、考古學進路。吳老師指出，後一種做法尤其容易偏離經學和經學史本身，也是當代經學研究中尤其應該避免的傾(qing) 向。

在關(guan) 於(yu) 經學原生議題的討論中，吳國武老師舉(ju) 了兩(liang) 個(ge) 偏離宋人治經旨趣來理解宋代經學的例子。第一個(ge) 例子是以“疑經惑傳(chuan) ”思潮為(wei) 主導來理解宋代經學。吳老師指出，“疑經惑傳(chuan) ”思潮主要是清儒和近代學者著力建構出來的，在這種建構的影響下，後來的研究者不斷把“疑經惑傳(chuan) ”思潮的解釋向更早或更晚的朝代推進。事實上，雖然“疑經惑傳(chuan) ”問題在宋代的確存在，但並不是宋代經學中非常重要的問題。倘若按照“疑經惑傳(chuan) ”的眼光來看待宋代詩經學，把當時學者分別劃入“尊《序》（《毛詩序》）派”和“反序派”兩(liang) 大陣營，就會(hui) 產(chan) 生很多誤解和問題，甚至妨礙我們(men) 對宋代詩經學主流的認識，妨礙我們(men) 對宋代詩經學問題的細致研究。第二個(ge) 例子也與(yu) 後世學者在宋代詩經學史中建構出來的流派問題有關(guan) 。一些學者將陸佃、蔡卞等王安石一派學者的詩經學解釋理解為(wei) 清人所理解的“名物訓詁”派，這種理解也不符合王安石新學的學問旨趣。原因在於(yu) ，王安石及其後學從(cong) 事“名物訓詁”，其實是為(wei) 了從(cong) 字義(yi) 和物性的角度理解《詩經》義(yi) 理，這種做法不同於(yu) 清人所理解的考據性質的“名物訓詁”。這些例子都表明了回到經學原生議題的重要意義(yi) 。

在講座的最後，吳國武老師簡要總結了此次講座的基本主旨——講座的首要目的是希望凝聚更多共識，也歡迎學者對自己的理解提出批評。吳老師再次強調，傳(chuan) 統經學的研究先要回到經書(shu) 經解文本及其意義(yi) 上來，這是著眼於(yu) 經學本身來從(cong) 事經學研究的基本前提。就經學史寫(xie) 作而言，經學原生議題的發掘和經學史資料的鉤稽是基石，經學史視野的拓展和經學學術係譜的重建是關(guan) 鍵，經學史架構的正確定位則是主幹。

最後，吳國武老師再次回應了講座之初的主題——經學是古老的傳(chuan) 統學問，也是一門重新興(xing) 起的新學問。經學史與(yu) 經學文獻、經學思想等內(nei) 容則是這門重新興(xing) 起的新學問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期待更多的學人參與(yu) 到這門曆久彌新的學問中來。

趙金剛老師

吳飛教授對此次講座做了簡短的點評，吳飛老師指出，吳國武老師的講座內(nei) 容非常豐(feng) 富，不但在經學史研究問題上提出了很多豐(feng) 富的視角，而且在很多問題上的論述都為(wei) 我們(men) 今後的經學研究提出了新的生長點。

在講座之後的討論環節，與(yu) 會(hui) 學者與(yu) 吳國武老師展開了廣泛、深入的討論。

陳壁生老師指出，吳國武老師以“經書(shu) 經解文本及其意義(yi) ”定為(wei) “經學”這一概念，因而實現了這一概念的廣泛包容性。但是，也存在一個(ge) 問題，就是很多從(cong) 現代學術觀念出發來討論經書(shu) 的作品，是否會(hui) 因為(wei) 這種包容性而納入經學範疇？例如，在文學學科中把《關(guan) 雎》解讀為(wei) 愛情詩或迎親(qin) 詩，是否仍然可以納入“經學”的範圍？如果可以的話，將會(hui) 對經學史寫(xie) 作帶來很大的挑戰。

吳國武老師在回應中提出，自己用“經書(shu) 、經解文本及其意義(yi) ”的說法來概括經學，關(guan) 鍵目的並不是實現經學定義(yi) 的包容性。“經書(shu) 、經解”這種限定所強調的首先是回到“經”本身，同時值得強調的還有回到經學自身的係統源流。這兩(liang) 個(ge) 方麵都旨在側(ce) 重對經書(shu) 文本的係統性理解——經書(shu) 本身有其固有特征，而傳(chuan) 統經解也必定是一套具有內(nei) 在特點的經學意義(yi) 係統。那麽(me) ，如果背離了這套係統去討論經書(shu) ，就已不再是經學，而隻是現代學科視野下所謂的“語料”、“史料”或純“文本”。吳老師因此也讚同陳壁生老師的看法——完全使用現代學術方法所做的經學研究，往往容易脫離經學的原生議題。

趙金剛老師以宋代經學為(wei) 例，著眼於(yu) 經學史寫(xie) 作可能遇到的複雜情況，提出了兩(liang) 個(ge) 問題。首先，應當以經學學者還是以著作為(wei) 核心來寫(xie) 作經學史？第二，由於(yu) 宋代經學與(yu) 理學有相當程度的交叉，那麽(me) ，就宋代經學史的寫(xie) 作而言，應當如何看待經學與(yu) 理學之間的關(guan) 係？

吳國武老師認為(wei) ，對於(yu) 第一個(ge) 問題，以著作為(wei) 綱來寫(xie) 作經學史更為(wei) 可取。原因在於(yu) ，以經學著作為(wei) 綱，能夠更好地突顯經解典範的形成發展脈絡。少數學者（例如鄭玄、朱熹）有若幹著作成為(wei) 經學典範作品，那麽(me) ，對這些學者也應當有特殊的寫(xie) 法。但是，除了這些特例之外，經學史上的多數學者大都專(zhuan) 治一兩(liang) 部經，或以一兩(liang) 部經解著稱。這些學者基本會(hui) 在所治經典的學問係統內(nei) 部來考慮問題。例如，程頤唯一完整的經學著作是《伊川易傳(chuan) 》，其治經的係統思想主要體(ti) 現在他的易學研究中，因此將他放在宋代易學部分來討論就有其道理；至於(yu) 程頤在《春秋》學方麵的思考，則可以納入胡安國《春秋胡氏傳(chuan) 》所形成的經解典範框架中來討論。第二，對於(yu) 在經學史寫(xie) 作中如何把握經學與(yu) 理學視角的關(guan) 係及異同的問題，吳國武老師提出，宋代的經學與(yu) 理學之間不可避免會(hui) 有交叉，而區分二者差別的關(guan) 鍵在於(yu) ，經學部分必須是在注經的傳(chuan) 統中、以經解的形式表現出來。一位學者的學說如果並不是以經解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就不能理解為(wei) 麵向經學的主張。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應當以經解及其學說為(wei) 核心來把握宋代經學史。比如，我們(men) 不能把《近思錄》這類重要的理學作品當作經學著作，因為(wei) 《近思錄》所涉及的問題及其問題框架都不是經學內(nei) 部的問題。而編者之一的呂祖謙所編撰的多部經解，其經說應當歸入經學內(nei) 部的問題；所留下的多種講義(yi) 語錄，又涉及不少理學問題。可惜的是，兼具經學家和理學家雙重身份的呂祖謙，在傳(chuan) 統理學的框架中沒能得到充分重視。

陸胤老師

劉豐(feng) 老師指出，關(guan) 於(yu) 宋代的學術譜係，理學和中國哲學學科各自都提出了一些較為(wei) 成熟、明確的譜係劃分，例如理學中著名的“濂洛關(guan) 閩”的學派分類等等。但是從(cong) 自己研究宋代禮學的經驗來看，從(cong) 經學的角度劃分宋代的經學譜係仍然存在不少疑難之處，也希望了解、借鑒吳國武老師在這個(ge) 問題上的見解。

吳國武老師認為(wei) ，如何梳理宋代經學家的譜係問題也是自己麵臨(lin) 的難點之一。按照自己目前的理解，宋代的理學譜係與(yu) 經學譜係首先存在較大的差異。例如，周敦頤在理學係譜中雖然地位很高，但就經學來看，周敦頤則不能列入北宋經學的主幹脈絡。而程頤的經學則已進入宋代經學的主流，判斷依據在於(yu) ，程頤曾在元祐年間擔任經筵講官，與(yu) 元祐年間的經學大家有著密切的學術關(guan) 聯。根據吳老師已有的研究，從(cong) 整體(ti) 來看，司馬光、範祖禹一係和呂公著、呂希哲一係，乃是北宋後期王安石新學之外的經學主線。吳國武老師也指出，對於(yu) 宋代經學譜係如何劃分的討論仍然是開放的，不過，學界首先應該做的是還原不同時代經學的本原麵貌，我們(men) 在這個(ge) 基礎上會(hui) 發現，很多經學問題在原本的經學領域中重要程度，會(hui) 與(yu) 學界過去所想像的情況很不同。

葉純芳老師提出，自己非常認同吳國武老師關(guan) 於(yu) 經學和經學史的總體(ti) 看法，並分享了自己在經學史教學和寫(xie) 作過程中的體(ti) 會(hui) 。葉老師強調，經學研究一定要深入到各個(ge) 經書(shu) 的內(nei) 容本身，也需要基於(yu) 經學家的具體(ti) 解經著作來把握其思想，倘若僅(jin) 僅(jin) 通過閱讀其文集等外在方式，我們(men) 其實無法真正了解一位經學家的思想。葉老師提出，自己在課堂上回答“經學研究如果入手”的問題時始終強調，從(cong) 《五經正義(yi) 》開始乃是入手經學研究的真正途徑。倘若對《五經正義(yi) 》不熟悉，往往很難知道一部相關(guan) 經學著作究竟在討論什麽(me) 問題。此後，葉老師也討論了曆代的解經方法問題對把握經學史的關(guan) 鍵意義(yi) 。

鍾韻老師

李霖老師結合古典文獻學的學科背景，讚同吳國武老師關(guan) 於(yu) 凝聚經學史共識的很多深入思考。李霖老師提出的問題是，倘若以中國古代史的寫(xie) 作為(wei) 例，盡管古代史可以包羅萬(wan) 象，但以政治史為(wei) 主線，一直是通史著作的共識——與(yu) 此相應，在具體(ti) 的經學史寫(xie) 作中，應當以什麽(me) 作為(wei) 主線？又如何處理“一經”與(yu) “群經”之間的關(guan) 係問題？

吳國武老師提出，按照自己對宋代經學史的寫(xie) 作設想，自己將試圖以“經解典範”的形成和發展作為(wei) 描述宋代經學的一條主線。進一步說，不僅(jin) 應當考慮有哪些作品構成了一段時期內(nei) 的經解典範，還應注意考察經解典範形成過程中包含著哪些環節。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一部經學史不應該成為(wei) 不同“單經”的經學史的集合，也不是若幹經學家的集合。當然，也可以像皮錫瑞一樣，既有《經學曆史》也有《經學通論》，在單經學史上的某些問題不一定納入更宏觀的經學通史中討論，而是在經學通論性質的作品中來闡述。

陸胤老師指出，吳國武老師提出的“原生議題”的表述很有啟發性，按照這個(ge) 概念，原生議題可以與(yu) 每個(ge) 朝代和時段所關(guan) 注的具體(ti) 問題意識形成對照。不過，原生議題能否與(yu) 每個(ge) 時代的經學問題意識完全分開？經學原生議題是否可能恰恰是在曆代問題意識的基礎上不斷建構、積累起來的？陸胤老師的另一個(ge) 問題是，以宋代為(wei) 例，一位宋代學者是否會(hui) 有意識地區分自己的哪些作品屬於(yu) 理學，哪些屬於(yu) 經學？

吳國武老師仍以宋代為(wei) 例，解釋了自己提出“原生議題”這一視角的用意。從(cong) 後人對宋代經學的認識來看，元、明學者與(yu) 清代學者對宋代經學的理解會(hui) 有很大的不同，那麽(me) 問題就在於(yu) ，如果不從(cong) 後人的視角來看宋代經學，那麽(me) 宋代經解本身的議題是什麽(me) ？經學的“原生議題”所指的恰恰是一代經學中的主流方向。如果用宋代經學中“原生議題”的標準看待後世的理解，就可以發現，元、明學者對宋儒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基於(yu) 理學的傳(chuan) 承，並以理學解釋作為(wei) 標準，對此前流傳(chuan) 的經學內(nei) 容進行了“裁剪”。這就導致一些原本屬於(yu) 經學主流脈絡的內(nei) 容在後世受到忽略。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憑借辨識“原生議題”的問題意識，也有可能逐層地梳理出各個(ge) 時期經學的本原形態和主要議題。

關(guan) 於(yu) “經學與(yu) 理學”的問題，吳老師指出，我們(men) 對宋代很多經解的整理和研究仍然很不充分，這也是學界對“從(cong) 經學還是理學角度理解宋代學術”這個(ge) 問題很難達成共識的原因之一。以“元祐學術”的興(xing) 起和朱子的經學為(wei) 例，吳國武老師提出，在後人看來創建了“理學譜係”的宋儒未必把自己首先定位為(wei) 理學家。例如，“伊川之學”的興(xing) 起不僅(jin) 是理學發展的一部分，而且也與(yu) 許多經學家試圖以新的經解典範取代王安石《三經新義(yi) 》的內(nei) 在要求有關(guan) 。朱子的教學和著述活動也都表明，朱子本人作為(wei) “經學家”的身份要優(you) 先於(yu) “理學家”身份。朱子不僅(jin) 始終將《五經》作為(wei) 教學和著述的基礎，而且，從(cong) 經學史的角度來講，朱子從(cong) 未嚐試用《四書(shu) 》來取代《五經》的經典地位，隻是將前者視為(wei) 理解後者的階梯。吳國武老師指出，很多研究者傾(qing) 向於(yu) 認為(wei) 南宋開始以《四書(shu) 》替代《五經》，這種觀點其實並不準確。事實上，到了元明才出現了《四書(shu) 》優(you) 先於(yu) 《五經》的明確意識。

在吳國武老師與(yu) 各位學者的廣泛交流、討論之後，本次禮學沙龍圓滿結束。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