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的內(nei) 涵與(yu) 現實意義(yi)

作者：吳光（浙江省社會(hui) 科學院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三月十四日丁卯

           耶穌2017年4月10日

關(guan) 於(yu)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討論的文章已經很多了。但很少能作出“知行合一重在行”之論的，本文就此談談一得之見，求教於(yu) 方家。

曆代儒家“知行”觀的簡略回顧

在“知”與(yu) “行”的關(guan) 係問題上，儒家有較為(wei) 深入的探討。有知先行後、知易行難、知先行重、知行並進、知行合一等多種說法。

《古文尚書(shu) ·說命中》記載了傅說對商王武丁說過“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的話，反映了先秦已有“知易行難”之說。孔子認為(wei) 人有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學之三種，主張“君子欲訥於(yu) 言而敏於(yu) 行”，實際上是主張以行為(wei) 本的。子思著《中庸》引孔子論“知行”之言：“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這是明確將知行問題作為(wei) 修身治國的根本。《荀子·勸學篇》提出了“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的命題，可以說是“知行合一”說之濫觴，但先秦儒家還沒有係統的知行觀。

漢代王充認為(wei) 所有人都是“學而知之”的，即便是聖人也不能“神而先知”或“生而知之”；知識的真偽(wei) 必須通過事實的檢驗才能證實，即所謂“事有證驗，以效實然”，但他對知行關(guan) 係未作深入探討。南宋朱熹提出了“知行相須”“知先行重”的觀點，認為(wei) “知行常相須”，“論先後，知為(wei) 先；論輕重，行為(wei) 重”。陸九淵也有“致知在先，力行在後”的觀點。王陽明則針對朱陸的“知先行後”說提出了“知行合一”說，認為(wei) 知行關(guan) 係是“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行不可分作兩(liang) 事”。黃宗羲繼承發展了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強調“聖人教人隻是一個(ge) 行”，“致字即是行字，必以力行為(wei) 工夫”，從(cong) 而把王陽明的“致良知”改造為(wei) “行良知”，建立了比較係統的“力行”哲學。王夫之則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行相資以為(wei) 用”等論斷。

以上種種知行關(guan) 係說，本質上都是在討論道德、倫(lun) 理與(yu) 政治的關(guan) 係，它更重視的是德性之知與(yu) 倫(lun) 理、政治之行，而非純粹意義(yi) 上的知識之知與(yu) 科學實踐之行，因而是一種倫(lun) 理政治學說，它與(yu) 西方知識論意義(yi) 上的知行觀是根本不同的。

王陽明“知行合一”論的內(nei) 涵與(yu) 重點

所謂陽明學，實質上是以“良知”為(wei) 德性本體(ti) ，以“致良知”為(wei) 修養(yang) 方法，以“知行合一”為(wei) 實踐工夫，以經世致用為(wei) 為(wei) 學目的的良知心學。王陽明論“知行合一”之說曰：

某嚐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hui) 得時隻說一個(ge) 知已自有行在，隻說一個(ge) 行已自有知在。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隻一個(ge) 工夫，知行不可分作兩(liang) 事。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真知即所以為(wei) 行，不行不足謂之知。

我今說個(ge) 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概括地說，王陽明“知行合一”論的內(nei) 涵有三個(ge) 要點：第一，知行隻是一個(ge) 工夫，不能割裂。而所謂“工夫”，就是認知與(yu) 實踐的過程。第二，知行關(guan) 係是相互依存的：知是行的出發點，是指導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歸宿，是實現知的，而真切篤實的行已自有明覺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第三，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是要徹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達於(yu) 至善，這實質上是個(ge) 道德修養(yang) 與(yu) 實踐的過程。顯然，王陽明所謂的“知”即“吾心良知之天理”，其所謂“行”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yu) 事事物物”的道德實踐。可以說，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在本質上是集道德、倫(lun) 理、政治於(yu) 一體(ti) 的道德人文哲學。

但王陽明“知行合一”論的理論重點是什麽(me) ？有必要作深入探討。我認為(wei) ，王陽明“知行合一”說的重點是在“行”字上。理由有三：

首先，“知行合一”說的提出，是在王陽明貶謫龍場期間，繼龍場悟道悟得“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之後，針對貴州提學副使席書(shu) 請問“朱陸異同”時而提出的觀念。王陽明從(cong) 本體(ti) 意義(yi) 論知行關(guan) 係，認為(wei) 求之吾性，本體(ti) 自明，朱陸的“知先行後”說，是分知行為(wei) 二事，割裂了知行關(guan) 係。而王陽明強調的是知行一體(ti) ，不能割裂為(wei) 二，或分別先後。

其次，當門人徐愛以“孝弟”為(wei) 例質疑“知行合一”之說，認為(wei) “如今人盡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yu) 行分明是兩(liang) 件”時，王陽明答複說：“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隻是未知……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這說明王陽明認定真正的“知”，是必定要落實在“行”並且已在“行”的。

再次，王陽明在平定南贛匪患時期，在致弟子的書(shu) 函中提出了“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的命題，強調“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為(wei) 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wei) 績”。所謂“心中賊”，指的是朝中官員普遍存在的道德墮落與(yu) 作風腐敗，這個(ge) 命題針對的正是當時朝中官員說一套做一套、知行脫節的不良風氣，發出希望當政者掃蕩“心腹之寇”以收“治國平天下”之實功的呼籲。

從(cong) 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王陽明“知行合一”論的重點是放在“行”上的。對此，作為(wei) 陽明後學的黃宗羲心領神會(hui) 。黃氏在其《明儒學案·姚江學案序》中指出，陽明先生“以聖人教人隻是一個(ge) 行。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於(yu) 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隻在知上討個(ge) 分曉之非。”這是深得陽明良知心學精髓的精辟之論，也是對王陽明“知行合一重在行”思想的最好注腳。

“知行合一”論的現實意義(yi)

王陽明“知行合一”論的現實意義(yi) ，我們(men) 可從(cong) 以下三點去理解：

第一，王陽明“知行合一”、力行實踐的精神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一種科學務實的思維方法和精神動力。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雖然從(cong) 本質上說是一種道德修養(yang) 論與(yu) 道德實踐論，但從(cong) 儒家“修己以安百姓”和“內(nei) 聖外王”的思維邏輯與(yu) 思想傳(chuan) 統而言，其道德修養(yang) 必定要落實到政治實踐和社會(hui) 治理上，所以又是一種政治學說。王陽明所講的“知行”關(guan) 係，從(cong) 現代擴展的意義(yi) 而言就是理論與(yu) 實踐的關(guan) 係，所謂“知行合一”，就是理論與(yu) 實踐相統一。

第二，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對於(yu) 當前反腐倡廉，誠信施政具有警示作用。現在一些官員知行分裂，說一套，做一套，敗壞了黨(dang) 風政風，也失信於(yu) 民。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有必要提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以提升幹部隊伍的道德人文素質。這對啟迪官員的道德良知，遏製貪腐之風，推行廉潔政治，執政為(wei) 民，取信於(yu) 民，都是有積極作用的。

第三，提倡“知行合一”，有助於(yu) 在新的形勢下推進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傳(chuan) 承發展，促進“人文化成”。所謂“文化”，按古人的定義(yi) 是“人文化成”，即以人文精神教育人民，養(yang) 成良好社會(hui) 風尚。王陽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學說，重點放在“行”上，奉行的是文德教化理念，強調的是理論與(yu) 實踐的統一，對於(yu) 發揮“人文化成”作用，推進全民道德教育能起到積極作用。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