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書(shu) 法的儒學精神

作者：呂文明（山東(dong) 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三月十二日乙醜(chou)

           耶穌2017年4月8日

作為(wei) 中國書(shu) 法史的高峰，魏晉書(shu) 法所彰顯出的風度和氣象是後世始終都無法超越的，它溫文爾雅、貴和持中、風流蘊藉、瀟灑飄逸，為(wei) 曆代書(shu) 家所矚目。這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儒學精神。儒學精神的存在使魏晉書(shu) 法能始終保持中和唯美的發展狀態，並與(yu) 中國文化的精神內(nei) 核和中國人的審美心理相契合，最終成為(wei) 中國書(shu) 法的典範。

一

《論語·述而》雲(yun) ：“誌於(yu) 道，據於(yu) 德，依於(yu) 仁，遊於(yu) 藝。”在先秦的儒家思想中，藝術與(yu) 道、德、仁相輔相成。但這之後發生了變化，藝的地位日趨下降，到西漢《禮記·樂(le) 記》就變成“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了，書(shu) 法也由此而被視為(wei) “小道”“末技”。所以，當漢末書(shu) 法發展出現第一次自覺時，士子們(men) 拋卻儒家典籍而瘋狂研習(xi) 草書(shu) 的行為(wei) ，立即遭到謹守禮法的儒士們(men) 的嚴(yan) 厲批判，東(dong) 漢辭賦家趙壹的《非草書(shu) 》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產(chan) 生的。趙壹認為(wei) ：“草書(shu) 之人，蓋伎藝之細者耳。鄉(xiang) 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正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善既不達於(yu) 政，而拙無損於(yu) 治。”趙壹的指斥顯然是從(cong) 儒家“弘道興(xing) 世”的角度出發，認為(wei) 癡迷於(yu) 草書(shu) 會(hui) 使人“背經而趨俗”，因此必須予以遏製。他的批判雖然是對當時書(shu) 法發展潮流的否定，但卻在不經意間將書(shu) 法導入正軌，即書(shu) 法的發展必須建立在儒家道德禮法的基礎之上。漢末名氣最大的書(shu) 法家是蔡邕，他以古樸和典雅的篆書(shu) 、隸書(shu) 見長，其主持刻立的熹平石經，刊刻《魯詩》《尚書(shu) 》《周易》《春秋》《公羊傳(chuan) 》《儀(yi) 禮》和《論語》等七部儒家經典。石經刻成後，“其觀視及摹寫(xie) 者，車乘日千餘(yu) 兩(liang) ，填塞街陌”。可見，蔡邕是因為(wei) 精通篆隸和刊刻儒家經典而受到世人推崇的，他的書(shu) 法是建立在儒學精神的光環之下的。與(yu) 他同時代的草書(shu) 名家張芝家學淵源，其父張奐為(wei) 著名儒生，曾師從(cong) 經學大師朱寵研習(xi) 《歐陽尚書(shu) 》，並將《牟氏章句》從(cong) 四十五萬(wan) 言減為(wei) 九萬(wan) 言。張奐因為(wei) 黨(dang) 錮之禍被免官，回歸弘農(nong) 後閉門不出，教授弟子千人，講誦儒家經典，著《尚書(shu) 記難》三十餘(yu) 萬(wan) 字。張芝一生未仕，長期跟隨父親(qin) 左右，自然受到父親(qin) 經學思想的影響，《後漢書(shu) ·張奐傳(chuan) 》注引王愔《文誌》雲(yun) ：“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學，文為(wei) 儒宗，武為(wei) 將表。”可見，張芝也是當時的名儒，其思想必定影響書(shu) 法。從(cong) 保存在《淳化閣帖》中的張芝草書(shu) 《冠軍(jun) 帖》《終年帖》等作品來看，其用筆自然靈動，瀟灑飄逸，“如行雲(yun) 流水，拔茅連茹”，甚是精彩。但是，從(cong) 中也可看出其草書(shu) 線條張弛有度、收放自如，筆勢的活潑與(yu) 線條的柔美和結體(ti) 的厚重並存，充分彰顯出儒學精神對其書(shu) 法的影響。張芝由此而成為(wei) 漢末曹魏時期唯一的草書(shu) 大家，與(yu) 其同時代或略晚的幾位書(shu) 法家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和胡昭等都不擅長草書(shu) 。可見，此時的儒家思想雖已出現式微和裂變，但儒學精神對書(shu) 法仍有較大影響，這一時期有較大發展的書(shu) 法字體(ti) 是楷書(shu) 和行書(shu) ，這兩(liang) 種字體(ti) 符合儒家中和的精神氣象，因此受到士子的青睞。

趙壹的《非草書(shu) 》對處於(yu) 起步狀態的草書(shu) 做了很好的規整，並把書(shu) 法納入儒家的思想體(ti) 係之內(nei) ，使書(shu) 法的發展有了厚重的思想基礎，為(wei) 魏晉書(shu) 法高峰時代的到來創造了必要的思想和文化條件。

二

魏晉時期是世家大族在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時期，而儒學精神則借助世族這一社會(hui) 載體(ti) 發揮作用。自兩(liang) 漢開始形成的經學傳(chuan) 統對於(yu) 如琅琊王氏、東(dong) 海王氏、龍亢桓氏等家族的發展產(chan) 生重要影響。魏晉時期的一些新興(xing) 家族也大多是漢代儒生之後，如潁川鍾氏、河東(dong) 衛氏、潁川庾氏等。鍾皓、衛暠、庾乘等雖然不願出仕，但無一例外都是當時著名的儒生，並因為(wei) 精通儒學而對士林產(chan) 生較大影響。魏晉時期，這些家族的發展和繁榮都是在以儒學精神為(wei) 核心的文化體(ti) 係中展開，即使後來天下大亂(luan) 家族遷移，這些有著優(you) 良儒學傳(chuan) 統的家族也始終沒有拋棄禮法。西晉永嘉年間，北方士族在戰亂(luan) 中攜帶儒家典籍遷往江南，使儒學精神不至於(yu) 被遺棄和毀滅，此如劉知幾所言：“自晉鹹、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為(wei) 禮樂(le) 之鄉(xiang) ，金陵實圖書(shu) 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儒學精神的存在也保證了這些家族在發展中即使受到玄學、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響仍不改初衷，依然圍繞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而不斷發展。如曹魏正始年間開始出現玄學之風，清談和風度一時成為(wei) 士人的話題，但對於(yu) 國家政治和士族門第來說，儒學的作用從(cong) 來都沒有被忽略，“蓋時人所采於(yu) 道家言者，旨在求處世。而循守儒術，則重在全家保門第”。

魏晉時期，世族門第成為(wei) 儒學和書(shu) 法傳(chuan) 承發展的共同載體(ti) ，書(shu) 法的發展處處彰顯儒學精神。書(shu) 法在各家族中沒有成為(wei) 純粹的藝術，而是具有一定的文化屬性，並按照家族儒學精神的引導向前發展。漢魏之際最有名氣的書(shu) 法文化家族是潁川鍾氏，這個(ge) 家族是非常典型的儒學世家。鍾繇祖父鍾皓是漢末大儒，被清議領袖李膺稱為(wei) “至德可師”。鍾繇繼承祖上“世善刑律”的思想，曾出任大理寺卿、廷尉等職，圍繞恢複肉刑多次上書(shu) 朝廷，其刑律思想開始出現儒學化傾(qing) 向。在書(shu) 法上，鍾繇對當時新出現的楷書(shu) 進行了規整，他將隸書(shu) 的草化、扁平、波磔等問題進行了合理化處理，使書(shu) 法向著方正典雅的方向發展，這非常符合儒家中和的美學思想，即書(shu) 法藝術也應做到“發乎情，止乎禮義(yi) ”“從(cong) 心所欲不逾矩”。所以，鍾繇擅長的字體(ti) 是楷書(shu) 、隸書(shu) 和行書(shu) ，對於(yu) 新興(xing) 的草書(shu) 他是不接受的。中國書(shu) 法史上最負盛名的書(shu) 法家是王羲之，他創造了中國書(shu) 法的高峰和典範。琅琊王氏家族賴以立身的根本是自西漢王吉以來的儒學精神，到西晉時，王祥以臨(lin) 終遺命的形式確立了家訓：“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qin) ，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lin) 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這一家訓對儒家文化的精髓作了深刻挖掘，成為(wei) 琅琊王氏的家風。王羲之謹守這一家風，其言行舉(ju) 止不斷彰顯出儒學精神，如他與(yu) 謝安共登冶城時竭力批判“虛談廢物、浮文妨要”；其為(wei) 官主張“政以道勝寬和為(wei) 本”，提出一係列省刑罰、薄賦稅、減輕勞役的主張；任會(hui) 稽內(nei) 史時，曾實行禁止釀酒節約糧食的措施；對於(yu) 朝廷的北伐大計他也能提出合理化建議，表現出強烈的參與(yu) 意識和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正是因為(wei) 有這種建功立業(ye) 、濟世安民的儒家思想，王羲之的書(shu) 法才能既表現出強烈的進取精神，同時又能自覺對情感的抒發和表達有所抑製，努力向著“思處通審，誌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的中和氣象發展。所以，王羲之書(shu) 法的主體(ti) 是行書(shu) 和楷書(shu) ，偶爾出現一些行草書(shu) ，其表現和張揚也都有一定的韌性，不是放手流便、一任縱橫。在王羲之身上，書(shu) 法與(yu) 儒家文化完美地融為(wei) 一體(ti) ，即使受到道家思想影響，也都被他化在骨子裏的儒家思想慢慢消解和吸收，其放浪形骸、縱情揮灑的性情受到一定程度的克製。所以，王羲之的書(shu) 法才能表現出從(cong) 容不迫的聖人風範，被李世民評價(jia) 為(wei) “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東(dong) 晉時代的草書(shu) 比漢末草書(shu) 在表現力上雖然有了一定程度的進步，出現了王羲之、王獻之、庾翼、郗愔等草書(shu) 家，但是，這不是東(dong) 晉書(shu) 法的主流，也不是魏晉書(shu) 法的高峰，其原因仍是儒學精神的存在和影響。或者可以這樣說，草書(shu) 除了出現之初因為(wei) 不受儒學精神的限製而曾經恣肆和張揚過，在後世書(shu) 法史上，草書(shu) 從(cong) 來都沒有突破儒學精神的束縛而進入無拘無束逍遙自在的境地，它始終堅守在一定的禮法範疇內(nei) 。這符合草書(shu) 符號化的書(shu) 寫(xie) 特質，與(yu) 中國人的文化心理非常吻合，因此才能傳(chuan) 承和發展兩(liang) 千年而長盛不衰。

儒學精神與(yu) 書(shu) 法藝術的融合成為(wei) 魏晉世族文化的典型特征，儒學精神在這種融合中是主流，書(shu) 法受其影響和引導。正是因為(wei) 儒學精神的存在，魏晉書(shu) 法才具有了一係列優(you) 秀的文化品格，並為(wei) 後世書(shu) 家尊崇和膜拜。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魏晉書(shu) 法對於(yu) 儒學精神的吸收和借鑒正可成為(wei) 中國書(shu) 法在後世發展的典範。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