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開風氣不為(wei) 師——我的學術自傳(chuan)

作者：吳光

來源：繪本天堂|山下出泉·蒙”微信公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正月廿六日庚辰

             耶穌2017年2月22日

吳光

一、我怎樣踏上了中國哲學研究之路？

我的儒學啟蒙是從(cong) 家庭開始的。我父親(qin) 隻讀過一年半書(shu) ，但卻能夠背誦《三字經》，並傳(chuan) 給了我，是《三字經》打開了我通往國學的大門。就讀初中時，機緣巧合，獲贈了本村秀才吳順理（係章太炎先生創辦的“蘇州國學講習(xi) 會(hui) ”親(qin) 炙弟子）傳(chuan) 下的二冊(ce) 遺書(shu) ——王充的《論衡》。我如獲至寶，反複研讀。對其中《問孔》《刺孟》《自然》《訂鬼》《雷虛》《自紀》諸篇印象尤深，這既增進了我的中國思想史基礎知識，也提高了我的古文水平。讀大學時，我的第一誌願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但卻被錄取到了曆史檔案係。

修讀了古漢語，學的是王力主編的《古代漢語》教材，其中有不少諸子百家範文。我之進入中國哲學的研究領域，最早也是源於(yu) 對王充的敬重。王充的思想可以說是亦儒、亦道、亦法。他在《問孔篇》中承認孔子是聖賢，但並非生而知之者，也是有缺點的。他對法家韓非有讚同亦有批評。他不做政治或學術權威的附庸，而是用客觀的研究目光和獨立的思想觀點評判政治得失與(yu) 思潮起伏。他的“實事疾妄”學術精神與(yu) 科學研究方法深深地打動了我，激發了我對中國哲學真精神的探求。所以，我平生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就是以研究王充“實事疾妄”宗旨為(wei) 起點的（見《王充效驗論淺析》，載四川《社會(hui) 科學研究》1980年第3期）。

在文革後的1978年，我成為(wei) 中國人民大學曆史係的第一批碩士研究生。

本來我想報考侯外廬先生的中國思想史專(zhuan) 業(ye) 研究生的，但我當時在工廠工作，找不到侯老的代表作《中國思想通史》，所以改考母校人大，但人大這年不招中國哲學史研究生，我隻好報考人大清史所·曆史係。

進校後，我自主選擇了中國古代思想史專(zhuan) 業(ye) 方向，指導教師是尚鉞、鄭昌淦教授。

進校因為(wei) 這層關(guan) 係，所以我在攻讀研究生時，經導師同意，除了完成本係課程之外，還到中國社科院曆史所和人大哲學係聽課，主要是聽邱漢生先生的宋明理學課與(yu) 石峻先生的中國佛學課。而曆史係本身，則廣邀名師來係開設係列講座，

如請劉起釪先生講尚書(shu) 、裘錫圭先生講文字學、賈敬顏先生講史料學、馬雍先生講中外交通史，還請了何茲(zi) 全、王仲犖、趙驪生等名家來開曆史專(zhuan) 題講座。

我也趁這個(ge) 難得的學習(xi) 機會(hui) ：

廣泛研讀了《諸子集成》《十三經注疏》、前四史、《宋史》《明史》《清史稿》《古史辨》《中國哲學史資料簡編》以及漢魏唐宋明清近代諸儒的代表作。

讀研第二年，我選定“道家黃老之學”作為(wei) 碩士論文題目。當時鄭老師有些疑慮，覺得黃老學資料太少太雜，前人語焉不詳。我說：“正因前人語焉不詳，我欲語焉詳之。”遂將我手抄的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shu) 文字給鄭老師看，於(yu) 是得到了導師的全力支持。到1981年9月畢業(ye) 前夕，我完成了11萬(wan) 字的碩士論文初稿，經導師審改後定題為(wei) 《論道家黃老之學》提交答辯。曆史係根據鄭老師建議，為(wei) 我組建了由北大張岱年、中國社科院邱漢生、李學勤（書(shu) 麵評審），人大哲學係石峻、曆史係鄭昌淦、曾憲楷六大教授組成的答辯委員會(hui) 第一個(ge) 答辯。在答辯會(hui) 上，

張岱年先生的評價(jia) 是“迄今為(wei) 止道家黃老學研究中水平最高的一篇論文”。

答辯委員會(hui) 主席石峻先生的書(shu) 麵評語是“較之前人有所突破”。

李學勤先生的書(shu) 麵評語是“獨辟蹊徑，言之成理”。

邱漢生先生的書(shu) 麵評語是“蓬勃的理論勇氣與(yu) 綿密的考證相結合”、“有乾嘉考據學遺風”。

這對我是極大的鼓勵與(yu) 鞭策。研究生畢業(ye) 後，我在碩士論文基礎上撰著出版了近20萬(wan) 字的《黃老之學通論》（198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版）。在學術界引起很大關(guan) 注，《中國社會(hui) 科學》《哲學研究》《光明日報》《文匯報》《社會(hui) 科學評論》等多家報刊發表了肯定性書(shu) 評，

國內(nei) 外道家研究的權威學者如張岱年、邱漢生、張恒壽、陳鼓應、成中英、韋政通、許抗生、陳耀庭、龔鵬程、戴卡琳等都高度讚揚了本書(shu) 的學術創見。

這可以說是我進入中國哲學研究領域的一個(ge) 良好的開端。

二、我的儒學研究

雖然我在學術界首先是以道家黃老學研究成名的，但我在道家研究中對於(yu) 老子、莊子的消極無為(wei) 主義(yi) 多有批評，而比較讚賞綜合陰陽、儒、墨、名、法、道的黃老道家的積極無為(wei) 主義(yi) ，這也為(wei) 我以後轉向儒家與(yu) 新儒家的研究埋下了伏筆，因為(wei) 從(cong) 本心而言，我是讚賞儒家的道德人文主義(yi) 學說的。

我在年輕的時候特別喜歡王充、黃宗羲，深深地被王充的“實事疾妄”與(yu) 黃宗羲的“民主君客”思想感染。但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個(ge) 批孔反儒的時代，人們(men) 對儒學的內(nei) 涵價(jia) 值並不深知，我對儒學的認識也是模糊不清的。我對中國儒學史的研究，真正產(chan) 生質的飛躍是在1988年。當時我應聘成為(wei) 新加坡東(dong) 亞(ya) 哲學研究所專(zhuan) 任研究員，從(cong) 1988年4月到1990年1月凡21個(ge) 月，研究課題就是“儒家哲學研究”。

其實對於(yu) 儒學的傳(chuan) 承與(yu) 價(jia) 值研究，港台與(yu) 國外一直沒有間斷過。我在東(dong) 亞(ya) 哲學研究所大量研讀了國內(nei) 外的儒學著作特別是港台新儒家的論著，從(cong) 中發掘儒學的精髓。於(yu) 是，我在聘期結束前提交了一份最終研究成果，定名《儒家哲學片論——東(dong) 方道德人文主義(yi) 之研究》，首先於(yu) 1989年10月由新加坡東(dong) 亞(ya) 哲學研究所出版、其後於(yu) 1990年6月由台灣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此書(shu) 在台灣重印多次，其學術觀點也得到了學術界相當程度的認可。但在當時很少有人理解，我這本小書(shu) 實際上是針對當時某些港、台、美國新儒家將儒家倫(lun) 理與(yu) 道德不作區分而大談“儒家倫(lun) 理”的偏頗而發。在我看來，儒家哲學係統中道德與(yu) 倫(lun) 理是兩(liang) 個(ge) 本質不同的概念。道德是內(nei) 在的心理自覺，倫(lun) 理是外在的人倫(lun) 秩序。例如“三綱”是倫(lun) 理，“五常”是道德。我們(men) 不應將二者混為(wei) 一談。

在《儒家哲學片論》出版以後，由於(yu) 著名思想家韋政通先生的推薦，台灣三民書(shu) 局（東(dong) 大圖書(shu) 公司）劉振強董事長親(qin) 自約稿，為(wei) 我出版了一本研究儒家、道家思想的論文集《儒道論述》（1994年台北版），也引起了台灣學者的重視。韋政通先生在《儒道論述·序》中寫(xie) 道：“吳光教授（的著作）給我印象較深的，是黃老之學與(yu) 黃宗羲思想研究。他在這兩(liang) 個(ge) 領域裏，不但從(cong) 事理論思想的闡述，也重視文獻的考證。……我讀《儒道論述》，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貫穿各篇無所不在的批判意識。1988年作者應聘到新加坡東(dong) 亞(ya) 哲學研究所擔任客座研究員時研究儒家思想，在陸續發表的文章中，不論是對原始儒家、宋明理學，或是當代新儒家，都是既有肯定，也有批判。由於(yu) 這種批判意識，使他衷心激賞王充‘實事疾妄’的治學精神。我想也是由於(yu) 他能將這種治學精神，化為(wei) 生命中道德與(yu) 知識的力量，才使他在教條橫行，政治主宰學術的環境裏仍能在獨立思考中對學術作出一定的貢獻。”時任南華大學教授陳德和在台灣《中央日報》和《鵝湖月刊》發表了《簡評儒道論述》的書(shu) 評，說“吳光先生以其黃宗羲與(yu) 黃老學的研究崛起於(yu) 東(dong) 亞(ya) 士林……”雲(yun) 雲(yun) 。可見我的這部論文集是受到學者好評的。

之後30多年，我陸續發表了二百餘(yu) 篇論文，撰編多種論著，其中多數是研究儒家思想的。我對儒學未來的形態保持了獨立的思考。以往關(guan) 於(yu) 現當代新儒家的研究，大致認定儒學有兩(liang) 個(ge) 發展方向，一派是港台牟宗三為(wei) 代表的“新心學”方向，另一派是馮(feng) 友蘭(lan) 提出的“新理學”方向。我認為(wei) 還有第三個(ge) 方向，即“新仁學”的方向。我關(guan) 於(yu) 儒學研究的總結性成果是《吳光說儒：從(cong) 道德仁學到民主仁學》和新近出版的《國學新講——吳光演講錄集粹》中的“儒學編”。

概括而言。我關(guan) 於(yu) 儒學研究的創新觀點主要有六：一是將儒學的性質界定為(wei) “道德、倫(lun) 理、政治三位一體(ti) 的道德人文主義(yi) 學說”；二是將儒學的基本特征概括為(wei) 道德主體(ti) 性、人文性、整體(ti) 性、實用性、開放兼容性五大特征；三是總結回顧了2500餘(yu) 年的儒學演變史，提出了“三盛三衰一複興(xing) ”的論述，並提出了當代中國儒學複興(xing) 的十大標誌；四是針對當今時代所急需，提出了重塑以“仁”為(wei) 根本之道、以“義(yi) 、禮、信、和、敬”為(wei) 常用大德的儒學核心價(jia) 值觀的新論述；五是提出了“一元主導，多元輔補，會(hui) 通古今，兼融中西”的“多元和諧文化觀”，六是探討了當代儒學發展新方向，主張建立麵向大眾(zhong) 、麵向生活、麵向現代的新體(ti) 新用新儒學，並具體(ti) 論述了我的“民主仁學”新架構。

三、對複興(xing) 國學的呼籲奔走

“國學”概念古已有之，指的是國家最高學府。清末以後的“國學”,則指相對於(yu) 西學的中國之學。故民國時期有國學、國語、國文之稱。但自1949年以後，“國學”被當作封建主義(yi) 的糟粕批判、遺棄了。直到本世紀初，才有人重提國學，主張恢複國學的學科體(ti) 係與(yu) 國學教育。但反對之聲不絕於(yu) 耳，有人反對在高校設立“國學”學科，有人依然視“國學”為(wei) 封建主義(yi) 意識形態加以批判否定，多數人則以“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或“中國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概念代替“國學”概念。

我於(yu) 1990年代初曾與(yu) 台灣知名學者龔鵬程教授一起籌劃在浙江創辦“浙江中華國學研究院”，但在當時條件下，由於(yu) 政策所限，既不能接受來自台灣的資金支持，也不能爭(zheng) 取到大陸官方對“國學”教育的認可。所以計劃胎死腹中。於(yu) 是不得已在浙江社科院名下創建了“浙江中華文化研究所”，這個(ge) 所是由浙江省社會(hui) 科學院黨(dang) 委發文、任命我擔任所長、資金自籌的“民辦”社科研究所，但該所在官辦體(ti) 製內(nei) 搞民辦研究所實屬不倫(lun) ，僅(jin) 僅(jin) 辦了三年（1996-1998）就被浙江省委宣傳(chuan) 部命令浙江省社科院黨(dang) 委予以撤銷了。留下的唯一成果是由台灣佛光山教育基金會(hui) 提供資助、龔鵬程任顧問、吳光任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中華文化研究集刊》（該刊自1998至2012年共出刊九輯）。

此後，我於(yu) 2003年積極支持紀寶成校長創辦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並先後應聘擔任人大國學院的專(zhuan) 家委員會(hui) 委員、特聘教授暨博士生導師，於(yu) 2005年為(wei) 時任浙江省委書(shu) 記的習(xi) 近平同誌講國學，於(yu) 2008年致函溫家寶總理建議創辦國家級的“中華國學研究院”（後來演變為(wei) “中國國學中心”）等等，也算是為(wei) 推動新世紀的國學複興(xing) 出了一份微力。我又於(yu) 2009年至2013年間應浙江省文史研究館之聘，主持編校了現代新儒家“三聖”之一、國學大師馬一浮先生的文集——《馬一浮全集》，於(yu) 2013年接受浙江大學邀聘，擔任了“浙江大學國際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的執行主任，先後在浙江大學主辦了近二十講《馬一浮國學講座》，邀請了杜維明、戴璉璋、劉夢溪、陳來、郭齊勇、楊國榮、毛佩琦、舒大剛、董金裕、林安梧、古正美、鄭宗義(yi) 等著名學者來浙大作國學專(zhuan) 題講座。

除了以實際行動參與(yu) 推動國學複興(xing) 之外，我還在光明日報、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北京日報等報刊發表了多篇有關(guan) 國學的論辯性文章，並在人大、北大、北師大、浙大、川大、山大等多所高校和社科院所發表國學演講，一方麵批駁了各種反國學的言論，一方麵從(cong) 正麵闡明國學的內(nei) 涵、基本精神、核心價(jia) 值、學科體(ti) 係及其當代價(jia) 值與(yu) 未來展望，從(cong) 而為(wei) 國學理論建設略盡微力。

我關(guan) 於(yu) “國學”理論研究的貢獻主要有六點：一是從(cong) 狹義(yi) 、中義(yi) 、廣義(yi) 的角度分辨了國學的內(nei) 涵，二是提出了我的“國學”概念，即“以儒學為(wei) 主導，儒佛道為(wei) 主體(ti) ，兼容諸子百家之學，涵蓋經、史、子、小、文、藝六大學科門類的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文化。”簡言之，國學就是以儒學為(wei) 主導、兼容諸子百家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三是概括了國學的六大精神，即：“以人為(wei) 本、以德為(wei) 體(ti) 、以和為(wei) 貴”的道德人文精神，忠貞不渝的愛國主義(yi) 精神，廉潔奉公、鞠躬盡瘁的為(wei) 民服務精神，講求實際、實事求是的務實精神，經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力行精神，開放包容、和而不同的多元和諧精神。六大精神中，最根本的是道德人文精神。四是探討了中華國學的核心價(jia) 值觀，提出了以“仁”為(wei) 根本之道、以“義(yi) 、禮、智、信、忠、廉、和、敬”為(wei) 常用大德的“一道八德核心價(jia) 值觀”論述。五是論述了國學傳(chuan) 統中廉政文化傳(chuan) 統的理論內(nei) 涵、曆史經驗與(yu) 當代廉政文化的實踐方向。六是強烈主張恢複大中小學的國學教育，並論述了以經學、史學、子學、小學、文學、藝術為(wei) 基本學科的的學科體(ti) 係。

四、關(guan) 於(yu) 王陽明，黃宗羲與(yu) 浙學的研究

我對浙學與(yu) 浙東(dong) 學派思想特色的研究，始於(yu) 在人大曆史係讀研時期（1978-1981）。由於(yu) 中學起就讀了王充的《論衡》，所以研究生時期發表的的第一批學術論文就是探討王充的哲學思想及其學術特點的。我將王充的哲學思想界定為(wei) 唯物主義(yi) 的元氣自然論和無神論，將其思想的根本特點概括為(wei) “實事疾妄”而非通常所謂的“疾虛妄”。研究生畢業(ye) 到浙江工作以後（1981年底至今），我對浙學與(yu) 浙東(dong) 學派的研究給予了極大的關(guan) 注，也花費了大量精力。

在20世紀的浙學研究中，大多數人沿襲梁啟超關(guan) 於(yu) “浙東(dong) 史學派”的觀點，而很少提及更早出現的“浙學”論述，並且以偏概全，將兩(liang) 浙經史之學統攝到“浙東(dong) 史學派”中。我在主編《黃宗羲全集》與(yu) 研究黃宗羲思想過程中，認識到梁啟超、何炳鬆、陳訓慈等關(guan) 於(yu) “浙東(dong) 學派”的論述有很大片麵性，於(yu) 是開始係統疏理“浙學”與(yu) “浙東(dong) 學派”的來龍去脈、思想內(nei) 涵、基本精神及其當代價(jia) 值。我在1986年10月提交“黃宗羲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而發表於(yu) 1987年第2期《孔子研究》的論文《黃宗羲與(yu) 清代學術》中明確指出：“關(guan) 於(yu) 清代浙東(dong) 學派，前人往往作狹義(yi) 的理解，稱之為(wei) ‘浙東(dong) 史學派’，並以章學誠為(wei) 其殿軍(jun) ，恐怕有失偏頗。愚意以為(wei) ，浙東(dong) 學派是一個(ge) 包括經學、史學、文學、自然科學在內(nei) 的學術流派，雖以史學成績顯著，但不應僅(jin) 僅(jin) 視作一個(ge) 史學流派。”在1993年10月應邀赴台灣中研院中國文哲所講學時，我作了《論“浙學”基本精神——兼談“浙學”與(yu) “浙東(dong) 學派”的研究現狀》演講，疏理了“浙學”的源流與(yu) 內(nei) 涵。指出“所謂‘浙學’，即發軔於(yu) 北宋、形成於(yu) 南宋而興(xing) 盛於(yu) 明清的浙東(dong) 經史之學”。近30多年來，我對“浙學”的研究不斷深化，陸續發表了20多篇關(guan) 於(yu) “浙學”理論與(yu) “浙學人物”（如王充、葉適、王陽明、劉宗周、黃宗羲、呂留良、全祖望、章學誠、章太炎等）思想研究的論文，並在省內(nei) 外做了20多場浙學演講，還主編了《浙學研究集萃》、《吳越文化世家》、《浙江文化通覽》等學術著作。其中重要論文有：《論浙江的人文精神傳(chuan) 統及其在現代化中的作用》、《簡論“浙學”的內(nei) 涵及其基本精神》、《再論“浙學”的內(nei) 涵——兼論當代浙江精神》、《為(wei) “清代浙東(dong) 經史學派”正名》、《關(guan) 於(yu) “浙學”研究若幹問題的再思考》等。

我對“浙學研究”的貢獻：一是牽頭從(cong) 事了2000餘(yu) 萬(wan) 字的文獻整理工作，為(wei) 浙學研究提供了可靠可信的史料。由我主持的重要古籍整理資料有六種：

1、《黃宗羲全集》12冊(ce) 標點本，550萬(wan) 字（沈善洪主編、吳光執行主編）；

2、《王陽明全集》上下冊(ce) 標點本，110萬(wan) 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

3、《劉宗周全集》六冊(ce) ，250萬(wan) 字（有台灣版與(yu) 浙江版二種，前者為(wei) 戴璉璋、吳光主編本；後者為(wei) 吳光主編本）；

4、《馬一浮全集》十冊(ce) 標點本，350萬(wan) 字，吳光主編；

5、《清代浙東(dong) 經史學派資料選輯》4編12冊(ce) 標點本，650萬(wan) 字，吳光主編，祝鴻傑、董平、楊小明等校點，待出版；

二是從(cong) 理論上論述了“浙學”的曆史淵源與(yu) 思想內(nei) 涵，認為(wei) “浙東(dong) 史學派”應正名為(wei) “明經通史、經史並重”的“浙東(dong) 經史學派”，進而提出包含兩(liang) 浙（浙東(dong) 、浙西）經史之學的“大浙學”概念，並在實踐中積極推動“大浙學”的研究。

三是從(cong) 正麵論述了浙學的基本精神與(yu) 核心價(jia) 值。我在論文與(yu) 演講中將“浙學”傳(chuan) 統的基本精神概括為(wei) “求實、批判、兼容、創新”八個(ge) 字，認為(wei) 王充的“實事疾妄”、葉適的“崇義(yi) 養(yang) 利”、黃宗羲的“經世應務”、蔡元培的“兼容並包”是浙學精神的典型體(ti) 現。而將當代浙江人的創業(ye) 精神概括為(wei) “以人為(wei) 本”的人文精神、“自強自立”的創業(ye) 精神、“開放創新”的進取精神、“務實守信”的誠信精神。“浙學”基本精神屬於(yu) 哲學精神，當代“浙江精神”則屬於(yu) 政治文明，二者有聯係也有區別。

四是對王陽明、黃宗羲思想研究獨具特色。王陽明、黃宗羲的思想學說具有全國性影響，非浙學所能框限。但它們(men) 也都屬於(yu) “大浙學”的一部分。王陽明出身在浙江餘(yu) 姚、成長在浙江紹興(xing) 、悟道在貴州龍場，立教在江西南昌，證道在浙江紹興(xing) ，其學派遍布大江南北，其影響及於(yu) 東(dong) 亞(ya) 日本、韓國。他在浙江培養(yang) 了錢德洪、王畿等一大批弟子後學，號稱“浙中王門”。明末大儒劉宗周及其蕺山學派也屬於(yu) 浙中王門的後學，劉宗周的弟子黃宗羲則在傳(chuan) 承陽明良知心學與(yu) 蕺山慎獨心學的基礎上發展轉型為(wei) 力行實學，並創立了以“經世應務”為(wei) 特色的清代浙東(dong) 經史學派。我從(cong) 上世紀80、90年代主編《黃宗羲全集》《王陽明全集》和《劉宗周全集》，到本世紀初主編《馬一浮全集》與(yu) 《清代浙東(dong) 經史學派資料選輯》，為(wei) 學術界提供了比較可靠的學術史料，對於(yu) 深入開展王陽明、劉宗周、黃宗羲、馬一浮與(yu) 浙學、陽明學的研究起了重要推動作用。我在王陽明、黃宗羲思想研究方麵的獨特成就是：第一，在王陽明生平事功研究中總結了王陽明的五大事功：一是平定了贛、閩、粵、湘四省交界地區的土匪作亂(luan) ，安定了當地民生；二是在經濟落後的動亂(luan) 地區奏請朝廷新設了福建平和、廣東(dong) 和平、江西崇義(yi) 三縣，促進了當地經濟、社會(hui) 、文教的發展；三是平定了寧王朱宸濠的叛亂(luan) ，暫時安定了明王朝內(nei) 部的統治秩序；四是平定了廣西思恩、田州、八寨、斷藤峽地區少數民族土司的叛亂(luan) ，營造了邊疆地區的和平局麵；五是通過講學論道，創立了浙中、江右、泰州、南中、楚中、粵閩、北方、黔中王門八大學派，形成了風靡全國的陽明心學。第二，在陽明學的係統研究中，突破了以往所謂“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三段論式純哲學研究模式，而概括為(wei) “良知即天理”的本體(ti) 論，“致良知”的方法論、“知行合一”的實踐論、“明德親(qin) 民”的民本論四大結構。第三，對陽明心學的根本精神及其當代價(jia) 值有新概括，認為(wei) 陽明學的根本精神是“良知即天理”的道德理想主義(yi) 精神、“親(qin) 親(qin) 而仁民”的人文精神、“折衷朱陸、會(hui) 通佛老”的多元包容精神、“知行合一，經世致用”的力行實踐精神。陽明心學對於(yu) 當代幹部“致良知”以“破心中賊”，“知行合一”以反腐倡廉，“明德親(qin) 民”以推行民主仁政是具有積極指導意義(yi) 的。第四，在黃宗羲思想研究方麵有新突破。我認為(wei) ，黃宗羲的思想性質是具有民主啟蒙性質的新民本政治思想，其思想“已經超越孟子以來‘由君王作主’的‘尊君重民’式民本思想舊範式，而轉型為(wei) ‘由民作主’的‘民主君客’式的新民本理論，因而他不是‘傳(chuan) 統民本思想的極限’，而是中國近代民主思想的開端”。我還具體(ti) 分析了黃宗羲理論結構的五大模式：

（1）政治模式，包括“封建”論、“君為(wei) 民害”論和“民主君客”論；

（2）法製模式，提出了“藏天下於(yu) 天下”、“有治法而後有治人”的思想命題；

（3）經濟模式，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經濟倫(lun) 理命題，主張稅製和金融改革；

（4）教育模式，主張學校既是培養(yang) 知識分子的基地，也是評議朝政、實施輿論監督的場所；

（5）哲學模式，建立了基於(yu) “工夫”實踐的“力行”哲學，提出了“心無本體(ti) ，工夫所至即其本體(ti) ”、“必以力行為(wei) 工夫”、“致即是行”的重要哲學命題，從(cong) 而實現了從(cong) 陽明心學到“力行”實學的理論轉型。這些認識立足於(yu) 文獻研究而提升到思想史邏輯發展的高度，是有個(ge) 人獨特的理論創見的。

五、我的學術事功

從(cong) 1978年到人大讀研究生從(cong) 而正式走上學術之路以來已近四十年了，我在學術上雖然沒有建立什麽(me) 豐(feng) 功偉(wei) 績，但也盡心盡力做了一些事情，為(wei) 後人留下了一點學術遺產(chan) 。現將我的“學術事功”羅列如下：

（一）學術論著

已發表各類論文300餘(yu) 篇；

已出版學術著作18種，選列12種：

1．《黃老之學通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

2．《儒家哲學片論——東(dong) 方道德人文主義(yi) 之研究》（新加坡東(dong) 亞(ya) 哲學研究所1989年12月版；台灣允晨文化出版社1990年6月版）

3．《黃宗羲著作匯考》（台灣學生書(shu) 局1990年5月版）

4．《儒道論述》（台灣東(dong) 大圖書(shu) 公司1994年６月版）

5．《天下為(wei) 主——黃宗羲傳(chuan)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6．《黃宗羲與(yu) 清代浙東(dong) 學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7.《吳光說儒：從(cong) 道德仁學到民主仁學》（貴州孔學堂書(shu) 局2014年7月版）

8.《國學新講——吳光演講錄集粹》（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版）

9．《中國廉政史話》（合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10.《浙江文化通覽》（主編），中華書(shu) 局2014年版

11.《幹部儒學讀本》（合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11月版

12.《王陽明的人生智慧》（合著），方正出版社2016年12月版

（二）主持古籍整理10種，2000多萬(wan) 字，選列5種

1．《黃宗羲全集》繁體(ti) 字校點本，全十二冊(ce) ，550萬(wan) 字；沈善洪主編、吳光執行主編，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1994年版；2005年增訂本。獲1995年中國圖書(shu) 獎及1997年浙江省第七屆哲學社會(hui) 科學優(you) 秀成果壹等獎；

2．《王陽明全集》繁體(ti) 字校點本，上下二冊(ce) ，110萬(wan) 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獲1994年浙江省第六屆哲學社會(hui) 科學優(you) 秀成果二等獎；2011年出繁體(ti) 標點本修訂版，全三冊(ce) ；2012年出簡體(ti) 字校點本修訂版，全三冊(ce) ；

3．《劉宗周全集》台版正體(ti) 字校點本，全五冊(ce) ，240萬(wan) 字，戴璉璋、吳光主編；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1997年初版；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劉宗周全集》繁體(ti) 字校點本，全六冊(ce) ，250萬(wan) 字，吳光主編；

4.《馬一浮全集》繁體(ti) 字校點本，全六卷十冊(ce) ，350萬(wan) 字，吳光主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1月版；

5.《清代浙東(dong) 經史學派資料選輯》繁體(ti) 字校點本，全12冊(ce) ，650萬(wan) 字，吳光主編，浙江大學出版社待出版；

（三）．主編叢(cong) 書(shu) （4套，686萬(wan) 字）

1．《浙江文化史話叢(cong) 書(shu) 》（全7冊(ce) ，吳光主編，80萬(wan) 字）寧波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2．《廉政鏡鑒叢(cong) 書(shu) 》（全6冊(ce) ；楊曉光主編，吳光策劃兼副主編，180萬(wan) 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3．《陽明學研究叢(cong) 書(shu) 》（全11冊(ce) ，吳光主編；306萬(wan) 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4.《儒學普及小叢(cong) 書(shu) 》（全10冊(ce) ，盧文舸主編、吳光、王宇執行主編，120萬(wan) 字），杭州出版社2011年5月版

（四）推動學術發展

我於(yu) 1981年人大研究生畢業(ye) 分到浙江省委黨(dang) 校任教，便矢誌推動浙江學術的發展。第一件事是建言時任浙江省社科院學術委員會(hui) 主任的沈善洪先生籌建中國哲學史學會(hui) 浙江分會(hui) （又稱浙江省中哲史研究會(hui) ）。沈接受了我的建議，於(yu) 1983年春建立該會(hui) ，籌備會(hui) 就在黨(dang) 校會(hui) 議室開。大家推舉(ju) 沈善洪任會(hui) 長，我任常務副會(hui) 長，錢明任秘書(shu) 長。第二件事是推動黃宗羲研究。當時我們(men) 研究會(hui) 接受了浙江古籍出版社委托整理校點《黃宗羲全集》的任務。在雙方負責人聯席會(hui) 議上，出版社推薦沈任主編，我任執行主編。由我負責全集的分卷編目、收集佚文佚著、考辨遺著真偽(wei) ，負責聯絡工作等事項。最後編定的《黃宗羲全集》是全十二冊(ce) ，550萬(wan) 字，參與(yu) 點校者有省委黨(dang) 校吳光、李明友，浙江社科院錢明，杭州大學洪波、夏瑰琦、魏得良、平慧善，寧波方祖猷等16人。沈先生是總指導，雖未參與(yu) 點校、編目與(yu) 審稿工作，但寫(xie) 了篇長文代序（題名《黃宗羲的思想與(yu) 學風》），並提供了指導性意見。我為(wei) 每冊(ce) 編定目錄，寫(xie) 了《點校說明》，對所有黃氏遺著撰寫(xie) 了《黃宗羲遺著考》作為(wei) 附錄，並親(qin) 自點校了105萬(wan) 字，統稿200餘(yu) 萬(wan) 字，當之無愧屬於(yu) 團隊的主力。《黃宗羲全集》的編校、整理及其思想的研究是上世紀中哲史學界的一件有影響的事情。誠如學界泰鬥張岱年、馮(feng) 契先生《致王鳳賢院長函》所說，黃宗羲、王陽明全集的整理出版，“是一項偉(wei) 大的、係統的學術工程，是浙江學者作出的重要學術貢獻”。

在《黃宗羲全集》編校整理完成後，我即帶領社科院哲學所的團隊錢明、董平等同誌開始整理編校《王陽明全集》。我們(men) 用的方法同整理《黃宗羲全集》一樣笨拙，都是在格子稿紙上一字一句地手抄成稿的。手抄本雖經校對，但仍難免有錯。但我們(men) 整理古籍的態度是盡心盡力的。出乎意料的是，

《黃宗羲全集》與(yu) 《王陽明全集》先後由於(yu) 黨(dang) 和國家領導人溫家寶總理與(yu)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對其思想的推崇而成為(wei) 暢銷書(shu) 。

除了主持整理四部全集之外，我還積極參與(yu) 了一些重要學術會(hui) 議和學會(hui) 團體(ti) 的組織策劃工作。主要有如下幾項：

一是以浙江省社科院哲學所所長與(yu) 浙江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先後策劃了幾個(ge) 國際學術會(hui) 議：

1、1986年的寧波“紀念黃宗羲逝世290周年暨國際黃宗羲學術研討會(hui) ”；

2、1995年在餘(yu) 姚舉(ju) 行的紀念黃宗羲逝世三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

3、2006年在餘(yu) 姚舉(ju) 行的“黃宗羲民本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

4、2004年在杭州舉(ju) 行的“當代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這幾個(ge) 會(hui) 議都是以浙江省社科院為(wei) 主辦單位，我是這四個(ge) 會(hui) 議的秘書(shu) 長，會(hui) 後，由我主編、出版社出版了會(hui) 議論文集《黃宗羲論》、《黃梨洲三百年祭》、《從(cong) 民本到民主》、《當代儒學的發展方向》。

此外，我還以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浙江大學國際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的身份協助省文史館和浙大主辦了“紀念馬一浮誕辰125周年暨馬一浮思想研討會(hui) ”（2008年，杭州，上虞）和“紀念馬一浮先生誕辰130周年暨馬一浮國學研討會(hui) ”（2013，浙江大學），並由我主編、出版社出版了題名《馬一浮思想新探》和《樹我邦國，海納百川》的會(hui) 議論文集。

二是積極參與(yu) 了由日本著名陽明學家岡(gang) 田武彥先生發起的“王陽明遺跡中日聯合考察團”，這可能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中日兩(liang) 國學者參與(yu) 的行程最長（二萬(wan) 多裏）、時間最長（前後曆經12年）、規模最大（共七次組團考察，參與(yu) 者200多人次）的王陽明遺跡實地考察行動。我作為(wei) 對方邀請的考察團成員之一，先後參與(yu) 了其中四次考察行動，曆經浙江、江蘇、上海、安徽、廣東(dong) 、江西等6省市30多縣）。其間在杭州參觀了淨慈寺和虎跑泉，到紹興(xing) 尋訪了王陽明故居和王陽明墓地，到餘(yu) 姚瞻仰了王陽明出生地瑞雲(yun) 樓，到廣東(dong) 和平縣、江西崇義(yi) 縣探尋了王陽明平亂(luan) 山區，到江西大餘(yu) 縣青龍舖河畔祭奠了王陽明，到鄱陽湖古戰場憑吊了王陽明勤王平叛的業(ye) 績，在九江廬山緬懷了王陽明一生的坎坷道路，至今記憶猶新。猶憶1985年底，我接到了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授岡(gang) 田武彥先生寫(xie) 給浙江省社科院哲學所的一封信，說他將率領日本王陽明遺跡訪問團來華訪問考察，希望予以協助。我便申報社科院領導批準接待，院辦製訂了接待計劃。並由我回信岡(gang) 田先生表示歡迎他們(men) 來華考察。次年四月，岡(gang) 田先生率團來訪，院裏派我和一位日語翻譯陪同到杭州、紹興(xing) 、餘(yu) 姚考察。當時，根本不知道王陽明墓在何處，後來在一位老農(nong) 陪同下找到傳(chuan) 聞中的墓址——一片荒山老林。岡(gang) 田先生向我提出：“能否建議中國政府修複王陽明先生墓？如果確定修複，我就在日本發動募捐。”於(yu) 是，我向當時的紹興(xing) 縣政府章榴先副縣長和文化局李月兔局長提議修複王陽明墓，紹興(xing) 縣委縣政府接受了我的提議，並付諸實施，建立了以我為(wei) 首席顧問、以章縣長為(wei) 主任的“王陽明墓修建委員會(hui) ”，並請南京工學院的專(zhuan) 家根據《縣誌》所載資料畫出設計圖，我又在浙江日報發了一條“紹興(xing) 縣即將修複王陽明墓”的新聞報道。然後將設計圖、新聞報道等資料寄給岡(gang) 田先生，先生立即在日本福岡(gang) 縣市登報募捐，最後募得了從(cong) 老市長到普通市民等103名友好人士的捐款340萬(wan) 日元（約合20多萬(wan) 元人民幣），並派人送到浙江社科院，社科院舉(ju) 行了捐贈儀(yi) 式，然後轉贈給紹興(xing) 縣人民政府作為(wei) 修墓專(zhuan) 款。到1989年春，氣勢壯觀的王陽明先生之墓宣告落成。岡(gang) 田先生得償(chang) 夙願。這也是我本人為(wei) 中日友好所做的一點貢獻。

三是發起創建了浙江省儒學學會(hui) 。在本世紀初，一個(ge) 以弘揚與(yu) 重塑儒學核心價(jia) 值及其人文精神為(wei) 主要方向的儒學複興(xing) 運動悄然在中國興(xing) 起。在從(cong) 事多年儒學研究基礎上，我很想籌建一個(ge) 省級儒學研究會(hui) ，以有效推動整個(ge) 浙江省的儒學研究。我先後於(yu) 2004年4月在杭州，同年10月在北京，發起了兩(liang) 次有省社科院、浙江大學、寧波大學、杭州師院、杭州市孔子研究會(hui) 、衢州市孔子學會(hui) 等單位學者參加的籌備會(hui) 議，會(hui) 議決(jue) 定共同發起成立“浙江省儒學學會(hui) ”，但因為(wei) 經費與(yu) 辦公條件尚不具備而擱置下來。2005年8月，我被正式聘任為(wei) “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是由呂祖善省長親(qin) 自頒發聘書(shu) 的。擔任館員後，我向省參事室（文史館）黨(dang) 組領導建言的第一件事就是籌建浙江省儒學學會(hui) 。參事室主任方泉堯非常支持我的想法，即約我一起去拜訪孔祥有先生，動員他出山擔任首任會(hui) 長，並為(wei) 成立學會(hui) 創造了基本條件。2006年1月，呂祖善省長與(yu) 省政府秘書(shu) 長等領導出席省參事室文史館的迎新春茶話會(hui) ，聽取參事、館員建言。我在會(hui) 上發言說：“我們(men) 現在要弘揚儒學與(yu) 傳(chuan) 統文化，但省儒學會(hui) 籌備了幾年都沒有能成立，不但沒有經費、沒有辦公室，連開成立大會(hui) 的場地都沒有；我們(men) 要弘揚國學，但連身邊的國學大師馬一浮（原文史館館長）都沒有弘揚起來。希望省領導給予支持。”呂省長當場表態：“吳光老師講得對。你們(men) 要開儒學會(hui) 成立大會(hui) ，我們(men) 省人民大會(hui) 堂免費借給你開。至於(yu) 需要有關(guan) 經費，請參事室文史館打報告上來，給予解決(jue) 。”因為(wei) 省長親(qin) 自表態支持，所以建立省儒學會(hui) 的工作加快了進度，於(yu) 是順利地進行了民政登記，於(yu) 2007年4月15日在省人民大會(hui) 堂舉(ju) 行了浙江省儒學學會(hui) 成立大會(hui) ，選舉(ju) 了以孔祥有為(wei) 會(hui) 長、吳光為(wei) 法定代表人、常務副會(hui) 長兼秘書(shu) 長、以郭學煥、洪永鏗、李明友、滕複等為(wei) 副會(hui) 長、錢明、王宇等為(wei) 副秘書(shu) 長的學會(hui) 領導班子。省委書(shu) 記趙洪祝、省長呂祖善發來賀信，儒學泰鬥湯一介先生親(qin) 臨(lin) 大會(hui) 作了學術報告。人民日報等新聞媒體(ti) 作了報道。大會(hui) 開得很成功。

省儒學會(hui) 成立以後十年來，先後由孔祥有、盧文舸、張浚生三位原副省級領導擔任會(hui) 長，他們(men) 都為(wei) 學會(hui) 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我一直是學會(hui) 法定代表人，在第一屆擔任常務副會(hui) 長兼秘書(shu) 長，第二屆擔任執行會(hui) 長，主持了日常工作。十年來，我們(men) 做了4件在學術界和社會(hui) 上較有影響的事：1、創辦了學術季刊《儒學天地》，經省新聞出版局審核頒發了內(nei) 刊刊號，於(yu) 2007年創刊，至今已出37期。本刊由會(hui) 長任編委會(hui) 主任，吳光任主編，王宇等四位副秘書(shu) 長任副主編。發表了許多名家大儒如湯一介、杜維明、成中英、劉述先、戴璉璋、劉夢溪、牟鍾鑒、陳來、龔鵬程、董金裕、梁承武、郭齊勇、楊國榮、陳衛平、舒大剛等人的學術論文；2、與(yu) 浙江省圖書(shu) 館合作舉(ju) 辦以“儒學·國學·浙學”為(wei) 主題的學術講座共40多場，其精華部分已匯集為(wei) 浙江省儒學學會(hui) 演講集《文瀾弘道》（吳光主編）；3、組織學會(hui) 骨幹編著麵向廣大幹部和社會(hui) 大眾(zhong) 普及儒學的叢(cong) 書(shu) 和專(zhuan) 著：一是《儒學普及小叢(cong) 書(shu) 》全10冊(ce) ，盧文舸主編、吳光、王宇執行主編，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二是《幹部儒學讀本》1冊(ce) ，吳光、王宇、王曉華合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4、積極發展團體(ti) 會(hui) 員，壯大學會(hui) 骨幹隊伍，通過每年一次的學會(hui) 年會(hui) 與(yu) 不定期專(zhuan) 題會(hui) 議培養(yang) 弘道骨幹，擴大了學會(hui) 影響。

四是倡議發起建立了“全國儒學社團聯席會(hui) 議”的學術活動機製。2013年4月，經我提議、學會(hui) 會(hui) 長辦公會(hui) 議討論通過，由浙江省儒學學會(hui) 商請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共同發起，於(yu) 2013年5月19日在杭州市隆重舉(ju) 行了“全國首屆省級以上儒學團體(ti) 負責人聯席會(hui) 議”，出席會(hui) 議的儒學社團來自全國22省、市、區和港澳特區37個(ge) 社團的70多名負責人，會(hui) 上交流了工作經驗，報告了學術論文，並一致通過了《關(guan) 於(yu) 建立全國省級以上儒學團體(ti) 聯席會(hui) 議機製的倡議書(shu) 》，確定每年舉(ju) 行一次“全國儒學社團聯席會(hui) 議”，由各省市社團輪流辦會(hui) ，為(wei) 便於(yu) 聯係，經會(hui) 長會(hui) 議研究確定建立聯絡秘書(shu) 處，由浙江省儒學學會(hui) 執行會(hui) 長吳光擔任秘書(shu) 長，由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副理事長牛廷濤擔任常務副秘書(shu) 長，秘書(shu) 處辦公室設在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總部。會(hui) 後，由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理事長王大千與(yu) 吳光共同任主編，編輯出版了會(hui) 議論文集《弘道興(xing) 文論儒學》（上海中西書(shu) 局2014年7月版）。從(cong) 此成為(wei) 定製，定名為(wei) “全國儒學社團聯席會(hui) 議”，2014年第二屆年會(hui) 由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承辦，出席大會(hui) 的有42個(ge) 社團的92位代表，會(hui) 上通過了《曲阜共識：儒學社團的時代擔當》文件，會(hui) 後，出版了由吳光、牛廷濤主編的會(hui) 議論文集《繼往開來，發展儒學》（《中華儒學論叢(cong) ·第二輯》，中西書(shu) 局2015年版）。第三屆年會(hui) 由貴州孔學堂承辦，於(yu) 2015年8月19-20日在孔學堂舉(ju) 行，出席大會(hui) 的有47個(ge) 社團的102名代表，會(hui) 後由吳光、牛廷濤主編、侯楠執行主編了會(hui) 議論文集《中華儒學論叢(cong) 》第三輯（中西書(shu) 局2017年版）。第四屆年會(hui) 由陝西省孔子學會(hui) 承辦，於(yu) 2016年7月18—20日在西安舉(ju) 行，出席大會(hui) 的有50多個(ge) 社團的120多名代表。論文集將於(yu) 2017年正式出版。

綜觀自2013年舉(ju) 辦首屆年會(hui) 以來“全國儒學社團聯席會(hui) 議”的發展趨勢，可以看到，參會(hui) 的社團和人數越來越多，提交的論文篇數越來越多，質量愈來愈好，參與(yu) 者的熱情也愈來愈高。這說明我們(men) 確是辦了一件順應潮流，深得人心的大好事。

五是倡議發起了“黔浙（浙黔）文化合作論壇”。2006年秋，浙江省文史研究館代表團到貴州采風學習(xi) ，與(yu) 貴州館同仁進行了熱情友好的文化交流。2013年5月，我應貴州文史館顧館長和貴陽孔學堂之邀來貴州講學，親(qin) 身感受到到貴州省政界、學界和企業(ye) 界對於(yu) 王陽明、陽明學與(yu) 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高度重視與(yu) 熱誠態度。因此在兩(liang) 館專(zhuan) 家同仁的座談中，我提出了兩(liang) 館合作創辦兩(liang) 省文化論壇的倡議，得到了顧館長和貴州同仁的熱情響應和積極支持，以及浙江館領導與(yu) 浙江省儒學學會(hui) 會(hui) 長和學會(hui) 同仁的積極支持。2014年5月，兩(liang) 館館長在貴陽正式商談合作方案，確定了“兩(liang) 館一堂主辦、兩(liang) 會(hui) 協辦”的合作模式，具體(ti) 商討了合作的方向、目標以及首屆論壇的具體(ti) 方案。於(yu) 是合作論壇初步成型。首屆“黔浙文化合作論壇”於(yu) 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貴陽舉(ju) 行。由浙江文史館郭學煥副館長率領的浙江代表團一行8人出席大會(hui) ，貴州方麵由顧久館長帶隊，有正式代表20餘(yu) 人。6月4日在孔學堂舉(ju) 行開幕大會(hui) ，貴州省副省長陳力出席，顧久館長、郭學煥副館長致辭，我以貴州省文史館名譽館員、浙江省文史館館員和浙江省儒學學會(hui) 執行會(hui) 長的三重身份在開幕大會(hui) 上作了《關(guan) 於(yu) 創建“黔浙（浙黔）文化合作論壇的情況匯報》的發言。論壇舉(ju) 行期間兩(liang) 省專(zhuan) 家學者30多人在孔學堂、貴州省文史館、貴州大學、貴州師大、貴州財大與(yu) 修文縣陽明洞作了主題演講，頗受歡迎。貴州省長陳敏爾、省委副書(shu) 記李軍(jun) 接見了參與(yu) 合作論壇的學者，並與(yu) 大家一起座談討論王陽明與(yu) 傳(chuan) 統文化課題。

繼首屆論壇之後，貴州省文史館於(yu) 2015年12月23-25日在貴陽主辦了第二屆“黔浙文化合作論壇”，討論的主題是“陽明學的當代傳(chuan) 承與(yu) 創新”，邀請了全國各地的陽明學研究專(zhuan) 家與(yu) 會(hui) ，並成立了以吳光、張新民為(wei) 主任的“黔浙文化合作論壇陽明學研究中心”。我參與(yu) 了貴州文史館的會(hui) 議策劃，在開幕大會(hui) 上作了“浙江省陽明學研究的回顧與(yu) 未來展望”的主旨報告。2016年10月25-26日，浙江省文史研究館主辦了第三屆“浙黔文化合作論壇”，會(hui) 議主題是“當代農(nong) 村的文化變遷暨陽明學的理論與(yu) 實踐研討會(hui) ”，邀請國內(nei) 陳來教授等10多名陽明學專(zhuan) 家與(yu) 會(hui) ，我協助策劃了陽明學研討會(hui) 並在閉幕會(hui) 議上作了研討會(hui) 總結發言。

六、我的治學心得

記得中學時期，教室的牆上經常掛著革命導師或著名科學家的勵誌語錄。例如馬克思的“天才出於(yu) 勤奮！”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等等。對學生頗有激勵作用。印象尤其深刻的是馬克思關(guan) 於(yu) 攀登科學高峰的一句話“在科學的道路上沒有平坦大道，隻有不畏艱險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時隔半個(ge) 多世紀，這句話仍時常回響在耳邊，至今記憶猶新！我現在已逾古稀，進入晚年了。回顧一生，雖無大成，也算小有成就。我在內(nei) 心也偶以司馬遷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許。雖然成就不及太史公於(yu) 萬(wan) 一，然誌向則一也。

我的研究生和聽我演講的青年學子，常常要我講講行之有效的治學方法。我總是先談治學精神，再談治學方法。我認為(wei) 精神比方法更重要。我所讚賞的治學精神：

首先是勤奮學習(xi) 、鍥而不舍的精神。周穀城先生總結治學的經驗是“博大精深”四個(ge) 字，要做到這四個(ge) 字談何容易！如果沒有“勤”字貫穿其中，決(jue) 不可能做到。

其次是獨立思考、不隨流俗的創新精神。學問之道，貴在獨思。跟在別人後麵依樣畫葫蘆，隻是模仿而無創新，是不足取法的。

三是實事求是、反對虛妄迷信的批判精神，用王充的話說，就是“實事疾妄”。

四是知行合一、力行實踐的致用精神。這是王陽明、黃宗羲的學術精神。知而不行並非真知，行而不知便是盲行。所謂學、問、思、辨，都須歸結於(yu) 行，才是真知識。

至於(yu) 說方法，在我看來，並沒有一個(ge) 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千篇一律的方法，而是因人而異的。黃宗羲在《明儒學案·發凡》中說：

“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wei) 真。凡倚門傍戶依様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ye) 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yu) 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hui) ，所謂一本而萬(wan) 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

這段話，包含了三層涵義(yi) ：

第一，學問之道貴在應用，凡自己理解、並能得心應手地應用的方法就是好方法，就是真學問，凡模仿抄襲、墨守成規的就是假學、俗學；

第二，學問不貴同而貴異，盡管是一偏之見，相反之論，也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學術研究的根本方法是求異，應“於(yu) 其不同處著眼理會(hui) ”，即著重研究它與(yu) 眾(zhong) 不同之處，而非“以水濟水”式的同類相加。我將黃宗羲這種研究方法稱之為(wei) “存同求異”法。所謂“存同”者，是知其所來也，是繼承；所謂“求異”者，是尋其所明也，是創新。一個(ge) 優(you) 秀學者，應具有“存同求異”的聰明睿見與(yu) 創新勇氣，才有可能“發前人所未見”，推動學術的進步。

還有些人喜歡借名家列讀書(shu) 書(shu) 目，用來指導青年去讀書(shu) ，出發點當然是好的。但也有人搞教條主義(yi) ，甚至有人在推廣兒(er) 童讀經時硬性規定兒(er) 童在短期內(nei) 背誦幾十萬(wan) 字的四書(shu) 五經，這就太離譜了。殊不知，如果將網上所集梁啟超、胡適、魯迅、顧頡剛等近現代大師指點的“最低限度必讀書(shu) 目”加在一起，保證任何人一輩子都讀不完。即便是一家所列，但時代不同了，“必讀書(shu) ”的選擇也就有所不同。例如梁啟超時代要求必讀的《通鑒紀事本末》)、《宋元明史紀事本末》和胡適之要求必讀的九種《紀事本末》及《崔東(dong) 壁遺書(shu) 》之類，今天的一般國學愛好者就可以不必讀了。又如顧頡剛開列的《西秦旅行記》《唐人說薈》與(yu) 季羨林開列的《納蘭(lan) 性德的詞》，今人知之甚少，也非必讀之書(shu) 。倒是國學大師錢穆先生開列的7部書(shu) ，即《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六祖壇經》、朱熹《近思錄》、王陽明《傳(chuan) 習(xi) 錄》，的確是“所有中國人必讀的書(shu) ”。可見必讀書(shu) 目不在多，而在精。因此，我主張因人而異，因時製宜。可列若幹指導書(shu) 目，而毋需硬性規定，強行推廣。

2009年，我在浙江社科院退休時說了三句感言，即：

“盡心盡力，有為(wei) 有守，成功不必在我！”

無論是為(wei) 學為(wei) 人，我都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wei) 人師。”吾之患則在風氣不開，故我借用清末改革思想家龔自珍的名詩“但開風氣不為(wei) 師”作為(wei) 我的小傳(chuan) 結尾，也作為(wei) 本傳(chuan) 的題目。

（作者成稿於(yu) 2016年12月底，改定於(yu) 2017年元月，原為(wei) 國際儒聯作的學術自傳(chuan) ）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