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讀經典《春秋繁露》

作者：曾亦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正月廿七日辛巳

           耶穌2017年2月23日

董仲舒（約前179-前104），為(wei) 有漢一代儒宗，亦是漢初最重要的《公羊》學大師。自漢武帝建立五經博士，其中，《春秋》唯立《公羊》，此後三百年間，皆董氏弟子及其後學世代立於(yu) 學官。其所著《春秋繁露》，乃董氏發明《公羊傳(chuan) 》之“說經”體(ti) 著作，自民國以降，經學廢墜，曆來研究《春秋繁露》之現代學者，雖不乏其人，然多據西方之哲學範式以治其學。正因如此，今人研究古代學術，多不得其門而入，而《春秋繁露》乃其中最受人誤解、最不得其法的著作之一。故論其根本之誤，實在於(yu) 今人不通《公羊》，不知從(cong) 《公羊》學的角度去研究《春秋繁露》，反以哲學裁割董氏思想所致。

一

董仲舒少治《春秋》，景帝時已為(wei) 博士。武帝即位，仲舒以賢良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先後為(wei) 江都相、膠西相。司馬遷《太史公自序》頗稱述董子之學，其《史記·儒林列傳(chuan) 》又雲(yun) ：“漢興(xing) ，至於(yu) 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wei) 明於(yu) 《春秋》，其傳(chuan) 公羊氏也。”《五行誌》則雲(yun) ：“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wei) 儒者宗。”董氏之學既傳(chuan) 在學官，故極得漢人推重。其後，劉向謂“董仲舒有王佐之材，是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其推挹董氏竟如此。其子劉歆宗古文，雖以劉向之說為(wei) 過，猶謂“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ye) ，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wei) 群儒首”。（《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至東(dong) 漢，班固謂仲舒“讜言訪對，為(wei) 世純儒”（《漢書(shu) ·敘傳(chuan) 》），又謂“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wei) 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ce)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ju) 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諸如此論，足見董仲舒對兩(liang) 漢政治與(yu) 學術之影響，實屬深遠。

董仲舒像

關(guan) 於(yu) 其著述，《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雲(yun) ：“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ju) 》《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複數十篇，十餘(yu) 萬(wan) 言，皆傳(chuan) 於(yu) 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於(yu) 篇。”又，《漢書(shu) ·藝文誌》著錄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即本傳(chuan) 所言“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漢誌》又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殆本傳(chuan) 所言“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於(yu) 篇”，後人輯佚關(guan) 於(yu) “《春秋》決(jue) 獄”者數條，即此書(shu) 之闕遺。至於(yu) 本傳(chuan) 所言“說《春秋》事得失”者，即今所見《春秋繁露》。許慎《五經異義(yi) 》又載有《公羊董仲舒說》。此外，本傳(chuan) 中尚錄其舉(ju) 賢良對策，即《天人三策》。至《五行誌》《食貨誌》《匈奴傳(chuan) 》等諸誌傳(chuan) 中，猶散見其議論。然至《隋誌》始著錄有《春秋繁露》十七卷、《春秋決(jue) 事》十卷，而集部類則著錄有《漢膠西相董仲舒集》一卷。可見，無論今所見《春秋繁露》及已散佚之《春秋決(jue) 獄》，皆《公羊》學著述，故不通《公羊》，焉能入董氏之門耶！

然董氏之書(shu) ，皆非注經體(ti) 裁，大多以推衍《公羊》義(yi) 理為(wei) 主。其後立於(yu) 學官者，如嚴(yan) 、顏二家，雖出於(yu) 董氏之門，然用章句之體(ti) ，為(wei) 兩(liang) 漢學者治經之主流，殆不同於(yu) 董氏諸書(shu) 。漢末何休攻嚴(yan) 、顏二家，乃專(zhuan) 修與(yu) 董子同時之胡毋生，而無一語及董子。魏晉立十九博士，《公羊》用顏安樂(le) 、何休注。故漢以後，治董子學者寡少，其書(shu) 亦漸散佚，而其從(cong) 祀孔廟亦晚，遲至元末至順元年（1330），其不如何休遠矣。雖然，宋程子猶稱許“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朱子則謂“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又謂“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yu) 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純儒，極是”，殆以仲舒明道正誼之說，與(yu) 宋人誠意正心之學不無契合。然朱子頗以史書(shu) 視《春秋》，故其論《公羊》，尚不脫宋人習(xi) 氣，多詆以穿鑿附會(hui) ，失聖人本旨，可見，宋人非真能通董氏之學者。唯至清中葉以後，《公羊》學複興(xing) ，劉逢祿倡之於(yu) 前，而淩、龔、魏、康等，莫不兼治董子之學，且以為(wei) 駕於(yu) 何休《解詁》之上，至此，董氏遂為(wei) 世人推重至極矣。

二

《春秋繁露》久不行於(yu) 世。漢末何休治《公羊》，唯據胡毋生，而不及董氏。《繁露》非解經之書(shu) ，唯因唐、宋人征引其書(shu) ，故宋人得從(cong) 中輯錄而成此書(shu) 。據考，其時有四種刊本，然多有訛脫。南宋樓鑰校其書(shu) ，始為(wei) 定本，凡十七卷，八十二篇，闕文三篇，實為(wei) 七十九篇。明代翻刻樓鑰本，又謬漏百出。乾隆間，四庫館臣據《永樂(le) 大典》所收樓本對勘，補訂刪改，稍還舊觀。是書(shu) 後世褒貶不一，如宋歐陽修嚐讀此書(shu) ，以為(wei) “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yu) 改正朔，而雲(yun) ‘王者大一元’者，牽於(yu) 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樓鬱序則以漢儒治經，“多病顓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而謂是書(shu) “視諸儒尤博極閎深也”。四庫館臣論是書(shu) 曰：“《春秋繁露》雖頗本《春秋》以立論，而無經義(yi) 者多，實《尚書(shu) 大傳(chuan) 》、《詩外傳(chuan) 》之類。”蓋病此書(shu) 非注經之體(ti) 也。淩曙為(wei) 《公羊》顓家，其《繁露注》序謂是書(shu) “識禮義(yi) 之宗，達經權之用，行仁為(wei) 本，正名為(wei) 先，測陰陽五行之變，明製禮作樂(le) 之原”，又謂“淺嚐之夫，橫生訾議”。皮錫瑞則曰：“漢人之解說《春秋》者，無有古於(yu) 是書(shu) ，而廣大精微，比伏生《大傳(chuan) 》、《韓詩外傳(chuan) 》尤為(wei) 切要。”可見清人之尊董也。

雖然，後世頗有以《春秋繁露》為(wei) 偽(wei) 書(shu) 者，其依據有五：其一，是書(shu) 最早見於(yu) 《隋書(shu) ·經籍誌》，題為(wei) 《春秋繁露》，與(yu) 《漢書(shu) 》所言“《聞舉(ju) 》《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不合。其實，《繁露》本一篇之名，後人取篇名以總全書(shu) ，實古人名書(shu) 之常例。蘇輿疑今《繁露》首篇《楚莊王》，其本名即《繁露》，後人以避總書(shu) ，遂改為(wei) 今篇名。其二，《繁露》“辭意淺薄”，宋程大昌即持此說，然樓鑰譽其文詞“非其後世所能到”。其三，散見於(yu) 他書(shu) 之部分逸文，不見於(yu) 《繁露》。其四，《繁露》有大違義(yi) 理處。其五，《繁露》中部分內(nei) 容與(yu) 賢良對策不符。前三說出於(yu) 程大昌，第四說乃黃震所持，末一說則為(wei) 今人戴君仁的觀點。四庫館臣則曰：“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托也。”殆為(wei) 折衷之論。

就《繁露》之內(nei) 容而言，四庫館臣曰：“其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王鏊曰：“《繁露》說《春秋》，宛然《公羊》之義(yi) 、《公羊》之文，雖或過差，而篤信其師之說，可謂深於(yu) 《春秋》者也。”然《繁露》非盡為(wei) 論《春秋》之書(shu) ，故胡應麟曰：“今讀其書(shu) ，為(wei) 《春秋》發者，僅(jin) 十之四五。”蘇輿亦雲(yun) ：“《繁露》非完書(shu) 也，而其說《春秋》者，又不過十之五六。”此種說法，殆將《繁露》內(nei) 容分為(wei) 《春秋》類與(yu) 非《春秋》類兩(liang) 截。

《春秋繁露》晚出，且多訛謬，且與(yu) 當時宋學之義(yi) 理係統不合，故後世治《繁露》者寡少。至清代，始有盧文弨校本，然以校訂為(wei) 主。嘉慶、道光間，《公羊》學勃興(xing) ，而董氏之學亦盛。其時淩曙治《公羊》，兼有《繁露注》，蘇輿稱其書(shu) “大體(ti) 平實，絕無牽傅。惟於(yu) 董義(yi) ，少所發揮，疏漏繁碎，時所不免”。至此，可謂始有學者得窺董學之門徑。同時又有魏源，亦以《公羊》名家，嚐撰《董子春秋發微》七卷，欲以“發揮《公羊》之微言大誼，而補胡毋生《條例》、何劭公《解詁》所未備”，惜乎其書(shu) 不見，惟存一序而已。至康有為(wei) 治《公羊》，則專(zhuan) 修董氏之說，有《春秋董氏學》，然蘇輿詆其“割裂支離，疑誤後學”。宣統年間，蘇輿兼取盧校與(yu) 淩注，並明天啟時朱養(yang) 和所刊孫鑛評本，成《春秋繁露義(yi) 證》，其書(shu) 不獨校訂為(wei) 最佳，且以發明董氏義(yi) 理為(wei) 主，尤針砭康有為(wei) 推衍經說之謬。

三

今人治《春秋繁露》者，多取哲學視角，故僅(jin) 注意其中有哲學特點之篇章，如《仁義(yi) 法》《深察名號》《實性》《陽尊陰卑》《基義(yi) 》《人副天數》及《五行》等，不過十餘(yu) 篇而已。至於(yu) 《春秋》類篇目，則占十之五六，其中，尤以《楚莊王》《玉杯》《竹林》《玉英》《王道》《十指》《俞序》《三代改製質文》《爵國》等，皆在《繁露》前半部，實為(wei) 了解董氏思想之最重要篇目。然近百年來，曆來研究其學者，少有論及此者，大都遊走於(yu) 高牆之外而不得其門者也。

上世紀90年代，我讀中國哲學研究生時，就已粗涉《繁露》，但因受當時流行見解的影響，自然撇開有關(guan) 《春秋》類諸篇，直接選取哲學的部分來讀，即以有關(guan) 仁義(yi) 、人性、陰陽、感應、五行的內(nei) 容為(wei) 主。十餘(yu) 年前，我開始研究《公羊傳(chuan) 》，此間亦重讀《繁露》，乃由首篇《楚莊王》開始，順流而下，而無不豁然貫通矣。譬如，《楚莊王》取《春秋》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與(yu) 昭四年“楚子、蔡侯等伐吳，執齊慶封”兩(liang) 事相比，而明《春秋》用辭之尚“比況”，此即《春秋》書(shu) 法之根本，故其文雖約，而其旨常博矣。又舉(ju) 昭十一年“晉伐鮮虞”事，以明《春秋》之“婉辭”。又舉(ju) 如昭二年“公如晉，至河乃複”事，以明《春秋》之“微辭”。婉辭者，所以譏惡也；微辭者，所以諱尊避禍隆恩也。此篇進而發明《春秋》之旨，既以《春秋》當“奉天法古”，又謂《春秋》有“王者改製”之義(yi) ，前者守常，而後者通變，故“王者有改製之名，無易道之實”。可見，《楚莊王》一篇，總括《春秋》之書(shu) 法與(yu) 大旨，故居全篇之首。又，何休論《春秋》有“三科九旨”，此《公羊》釋經之不同於(yu) 《穀梁》《左氏》者，後儒詆《公羊》者，乃徒目以“非常異義(yi) 可怪之論”，然其說已先發於(yu) 《繁露》，如“通三統”見於(yu) 《三代改製質文篇》，“張三世”見於(yu) 《楚莊王篇》，“異外內(nei) ”見於(yu) 《王道篇》。魏源於(yu) 《繁露》，尤重《三代改製質文》一篇，以為(wei) “上下古今，貫五德、五行於(yu) 三統，可謂窮天人之絕學，視胡毋生《條例》有大巫小巫之歎”，至於(yu) 後來之康有為(wei) ，因據以發明孔子改製為(wei) 旨，實得魏源之心傳(chuan) 矣。

今日所存研究《春秋繁露》之著述，當首推蘇輿《春秋繁露義(yi) 證》，讀之既熟，則可參以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及其餘(yu) 闡發《春秋》諸書(shu) 。然讀《繁露》，須有《公羊傳(chuan) 》以為(wei) 根柢。故不先通《公羊》，乃遽爾先下手讀《繁露》，則雖勞神費日，窮年累月，亦絕無可能入董氏之門。

推薦讀者可讀蘇輿的《春秋繁露義(yi) 證》（中華書(shu) 局，1992）及康有為(wei) 的《春秋董氏學》（中華書(shu) 局，1990）。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