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向何處去：梁漱溟對諸建國綱領之辨析

作者：張城（中共中央黨(dang) 校文史部教師，哲學博士）

來源：《原道》第24輯，陳明 朱漢民主編，東(dong) 方出版社2014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正月十二日丙寅

          耶穌2017年2月8日

摘要：梁漱溟對20世紀初期三大代表性的民族自救運動或曰建國綱領有過深入的辨析。他認為(wei) 中國舊製度已成窮途末路，須另行重建社會(hui) 構造。他敬慕西洋政治製度之魅力，但認為(wei) 中國近代民主政治本質上是不成功的，其中物質條件不夠是短期製約，而內(nei) 在精神不和是根本障礙。對於(yu) 俄國共產(chan) 黨(dang) 發明的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他認為(wei) 在中國國情下，階級基礎、革命對象、指導理論等方麵均存在困境，故也不抱以太大希望。梁漱溟以上見解，實源於(yu) 他對中國向何處去這一問題的強烈自覺和深邃思考，至今仍有啟示意義(yi) 。

關(guan) 鍵詞：梁漱溟；建國綱領；民族自救運動；中國國情；中國文化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共和國誕生業(ye) 已近二十年，按理已成年走向成熟了。辛亥首義(yi) 以至於(yu) 兩(liang) 度北伐，的確鼓舞了士氣，振奮了人心，國民對此寄予了太多情感與(yu) 希望。但現實卻並非國泰民安，而是軍(jun) 閥混戰，民生疲敝。此時梁漱溟內(nei) 心已十分釋然，回望過去一切民族自救運動，曆曆在目。“民族自救運動就我親(qin) 眼見的，前後亦換了不知多少方式，賣了不知多少力氣，犧牲不知多少性命，而屢試無效，愈弄愈糟，看看方法已窮，大家都焦悶不知所出。”[i]“我們(men) 回想最近二三十年來的經過，是不是政治改造運動失敗史？較遠之辛亥革命運動，以及十五年國民黨(dang) 北伐後厲行之黨(dang) 治，乃至於(yu) 其間各次的政治改革，那一次不是失敗？有那一次未曾失敗得到家？”[ii]

根據時代特點，他把民族自救運動分為(wei) 前後二期：前期感受西洋近世潮流特別是日本之刺激，求富強，講維新，辦新政，以至於(yu) 革命共和，雖舉(ju) 措甚多，但終以“近代國家”為(wei) 其目標。後期感受西洋最近潮流特別是俄國之刺激，引進布爾什維克，組建共產(chan) 黨(dang) ，改組國民黨(dang) ，揮師北伐，其間縱有不同，但終以反帝反資為(wei) 其目標。但他認為(wei) 這維新與(yu) 革命純屬自己搗亂(luan) 、自我否認的“一部滑稽史”。不惜以“今日之我與(yu) 昨日之我挑戰者”，模仿日本後而菲薄日本，效法蘇俄後而怨敵蘇俄。震撼於(yu) 外力，誘惑於(yu) 外物，顛倒迷離，毫無定見。一反吾民族精神王道仁義(yi) 之風，而崇尚西洋霸道功利之途。講功利而利不見，尚武力卻國未強。整個(ge) 社會(hui) 日趨崩潰，向下沉淪，故“自救運動正是禍國運動”。在客觀上救國運動雖變成了禍國運動，但他仍秉持包容心態，認為(wei) 這是曆史發展之必然，不能對先知先覺者求全責備：“從(cong) 變化維新，至兩(liang) 次革命，每一度的尋求辦法都沒有對；可是這個(ge) 錯是必不可免，必不可少。因為(wei) 社會(hui) 沒有先見之明，隻有碰了釘子再說。先見之明，在個(ge) 人或有，大社會(hui) 是…盲目的，所以錯誤必不可免；隻有一步步的錯，從(cong) 錯裏再找出來對。”[iii]“錯自是一向都錯了，但天然不能不有此錯。…自今日不可不悟昨非，而卻不容責當日之錯—當日無論是誰，亦要錯的了。”[iv]

正如李澤厚所言：“中國近代思想的一個(ge) 重要特征，是因為(wei) 社會(hui) 變動的迅速，它必需在極短的時間內(nei) 走完西方資產(chan) 階級思想幾百年來發展的全程。從(cong) 溫和的自由主義(yi) 到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yi) ，從(cong) 啟蒙思想到社會(hui) 主義(yi) ，都是一個(ge) 十分急促的行程。它是那樣的神速變遷和錯綜複雜，以致一方麵根本不能有足夠的時間和條件來醞釀成熟一些較完整深刻的哲學政治的思想體(ti) 係。”[v]在梁看來，民族自救運動一向之最大錯誤，即在於(yu) 想把中國成功為(wei) 一“近代國家”，但近代國家的政治經濟其出於(yu) 人生態度，“百餘(yu) 年間，一氣嗬成”。而我國數千年賡續活命之民族精神，卻與(yu) 之大異其趣而高出其上，故不能舍此以相襲。一民族之生命寄於(yu) 其民族之根本精神，生命本循著固有精神而向上求進步，如拋棄自家精神以求進步，便斷送了自家之前途。故其大聲呼籲，趕緊回頭認取自家精神，尋找回家之路。在經曆近四十年之民族自救運動後，他認為(wei) 現已到最後覺悟之時，何為(wei) 最後之覺悟？即是知曉了中國舊製度之路已回不去，而西洋近代政製之路以至於(yu) 俄國共產(chan) 黨(dang) 式的階級鬥爭(zheng) 之路皆無法成功嫁接於(yu) 中國。中國問題要得解決(jue) ，“非從(cong) 根芽處新生新長不行”，必須有自己之政製創造。

一、中國舊製度之路

辛亥首義(yi) ，王朝頃刻間土崩瓦解，從(cong) 帝國到共和國流血甚少，政權過渡平穩，秩序得以維持，堪稱中國之“光榮革命”。“武昌舉(ju) 義(yi) ，各省紛紛響應，一個(ge) 月而大勢已定，四個(ge) 月而完全解決(jue) 。”[vi]速度如此之快，就連革命者自己都未做好充分準備，直至革命成功，革命隊伍仍為(wei) 一鬆散聯盟，陣營裏混跡著各色人等，於(yu) 紛亂(luan) 擾攘中組建了民國。鬧劇卻不斷上演，袁世凱帝製自為(wei) ，張勳二次複辟，雖都倉(cang) 皇收場，但在位之軍(jun) 閥十之八九亦都有“皇帝夢”，不管是自己還是另有其人。兩(liang) 度複辟雖為(wei) 鬧劇，可見“皇帝夢”仍有民意基礎，發人深省。共和國本隨民意之深切期盼而來，但卻“反至一年遠似一年，一年不如一年，開始時還似有希望，而日後則越來越絕望。”共和政製在歐美已實現國強民富，這對老衰之帝國不失為(wei) 一劑強心針，但未必真能起死回生：“清廷退位，袁世凱當權，破壞臨(lin) 時約法，解散國會(hui) ，民間曾無抗阻之力，甚且容其出現帝製運動。頓悟廣大人民根本沒有民主要求，所謂憲政徒托空言。”[vii]

混亂(luan) 時局導致人心思歸，舊王朝雖有皇帝，但人心畢竟踏實，秩序安定，也未有軍(jun) 閥這新生怪物荼毒生靈，泯滅人性。陳獨秀即指出，“雖然即在感受西來影響已八十年的今天，皇帝的再出現，從(cong) 種種情勢上看，猶是頗有可能的。”“占百分之八十多的蚩蚩農(nong) 工，大都厭棄民國而回望真龍天子。”[viii]孫中山也對革命以來之政局非常失望：“夫去一滿洲之專(zhuan) 製，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zhuan) 製，其為(wei) 毒之烈，較前尤甚。於(yu) 是而愈不聊生矣！”[ix]人心思歸，帝製再興(xing) 之傾(qing) 向甚明。

的確，共和與(yu) 君主一開始便曖昧不明，其因在於(yu) 清廷之命非被革除，而是以和平之方式遜位，其仍能享尊榮於(yu) 紫禁城內(nei) ，忠清之人亦可自由朝拜。一戰爆發，空前慘烈，知識精英們(men) 目睹西人燒殺搶掠，得之共和這舶來品並非完物。且因政黨(dang) 風起，爭(zheng) 吵不斷，民怨沸騰，使一些本支持共和者轉投於(yu) 君主政治。如籌安會(hui) 六君子，有三人本為(wei) 革命黨(dang) ，而嚴(yan) 複則更是專(zhuan) 製之激烈批判者，但都改變了其原有立場。這正如胡適所言：“在二十多年前，民主立憲是最令人歆羨的政治製度。十幾年來，人心大變了：議會(hui) 政治成了資本主義(yi) 的副產(chan) ，專(zhuan) 政與(yu) 獨裁忽然大時髦了。有些學者，雖然不全是羨慕蘇俄與(yu) 意大利的專(zhuan) 製政治的成績，至少也是感覺到中國過去二十年的空名共和的滑稽，和中國將來試行民主憲政的無望，所以也不免對於(yu) 那不曾試過的開明專(zhuan) 製抱著無窮的期望。”[x]

1917年陳獨秀對複辟運動作了如下評語：“袁世凱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實在見得多數民意相信帝製，不相信共和，反對帝製的人，大半是反對袁世凱做皇帝，不是真心從(cong) 根本上反對帝製。”[xi]由此可知君主製並非沒有民意基礎，而是袁世凱本人與(yu) 張勳扶持之溥儀(yi) 作為(wei) 君主候選人難孚眾(zhong) 望。民意雖有複歸之基礎，但試圖複辟之事實畢竟失敗了。在他看來，想通過舊式統一之路解決(jue) 中國問題已屬不可能，“一則不可能恢複皇帝製度；二則不可能照舊日過消極相安的日子。”對於(yu) 皇帝之不能恢複，他解釋到，“皇帝的再出現……畢竟不行了。一切舊日迷信傳(chuan) 統傳(chuan) 說觀念習(xi) 慣等，在稍有知識的人已失墜毀喪(sang) 無遺；同時其否認的心理卻已很強地顯露在意識上。—這就築起了一大牆壁，是我們(men) 無法返回舊轍。”[xii]亦如梁啟超以投之茅廁之土木神像為(wei) 喻，反對袁世凱複辟。“蓋君主之為(wei) 物，原賴曆史習(xi) 俗上一種似魔非魔的觀念以保其尊嚴(yan) 。…譬諸笵雕土木偶，名之曰神，舁諸閎殿，供諸華龕，群相禮拜，靈應如響，忽有狂生，拽倒而踐踏之，投諸溷牏，經旬無朕，雖複舁取以重入殿龕，而其靈則已渺矣。”[xiii]

由此，社會(hui) 上形成了一股強勢力，其對皇帝斷然否認，斷絕了帝製再興(xing) 之可能。梁顯然是從(cong) 觀念意識解釋舊製度之不可複。但有學者卻對這種主流史觀中因“共和觀念深入人心”而導致複辟失敗有不同看法，“在我看來，無論是‘複辟君主專(zhuan) 製’的定性，還是‘共和觀念深入人心’的解釋，都有值得商榷之處。就前者而言，兩(liang) 次複辟宣示的目標都是‘君主立憲’而非‘君主專(zhuan) 製’，不管這一目標是否出於(yu) 真心，史家都有必要對此進行深入討論；就後者而言，有大量的證據表明，當時‘共和觀念’遠談不上深入人心，而君主立憲運動的失敗，其根本原因恐怕也不在於(yu) 觀念層麵的變化。”[xiv]這即表明，不但共和並未深入人心，即對知識分子而言也未必真信服，從(cong) 革命陣營之變化即可管窺。但有一點須承認，革命後要想重建君主製極其困難：一是對君主立憲製度本身，二是選擇具體(ti) 合適之君主。在民初背景下，要達成這兩(liang) 種共識困難重重，皇帝夢便隻能漸行漸遠。

總之，許多文化政治精英與(yu) 社會(hui) 普羅大眾(zhong) 並未如教科書(shu) 所述輕易接受共和。但如把視線稍稍放長，便會(hui) 發現社會(hui) 之巨變所產(chan) 生之極大影響。革命後軍(jun) 閥割據，使得尋覓新皇帝本身已不可能，帝製之路隻能走入曆史。有學者即認為(wei) ：“堅定的共和主義(yi) 者重新整合了自身力量，在思想和政治上發動了進一步的革命。新文化運動的目標是在思想和文化上砍掉君主的腦袋，新建的共產(chan) 黨(dang) 與(yu) 改組的國民黨(dang) 都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深刻影響，都是君主製度堅定的反對者，既反對君主專(zhuan) 製，也反對君主立憲。”[xv]因此，經曆最後覺悟的梁非常自信地認為(wei) ，“舊的道路再不能走回去，因為(wei) 我們(men) 在意識上明白的積極的否認了他。”其斷言中國社會(hui) 的組織結構在近代以來一定崩解，須另行重建社會(hui) 構造。“我先前以為(wei) 政治製度是如此，現在卻明白整個(ge) 的社會(hui) ，社會(hui) 的一切，皆是如此，總須從(cong) 頭上起另行改造。”[xvi]

二、歐洲近代民主政治之路

從(cong) 出生之日起，梁一生便與(yu) 苦難的近代中國相伴隨，時刻感受著危亡之時局，積極參與(yu) 著民族自救之運動，獨立思考著中國問題產(chan) 生之因，更切誌於(yu) 中國問題之解決(jue) 。對於(yu) 建設新中國方案之選擇，特別對西洋近代民治建國方案的認識與(yu) 辨析，從(cong) 開始之瘋狂傾(qing) 慕，到徹底覺悟後之釋然，他在這條路上可謂篳路藍縷，曆盡艱辛。解決(jue) 中國問題之關(guan) 鍵在於(yu) 革新政製，政製決(jue) 定著國家權力如何運行。“廢除數千年相沿的政治製度，而確立一種新政治製度，以此為(wei) 救國之根本方策。”[xvii]自清末維新以來，此新政製於(yu) 國人心理不外乎西洋之民治。此思潮鼎盛期在清末至民初，知識分子於(yu) 此形成了較為(wei) 普遍之政治信念。“前乎此，則此信念尚未得普遍；後乎此，則疑議漸興(xing) ，異種運動發生”。梁本人早期亦甚熱心，服膺於(yu) 此。其起初之立場傾(qing) 向於(yu) 立憲：“在政治改造上，我又以英國式政治為(wei) 理想，否認君主國體(ti) 民主國體(ti) 在政治改造上有什麽(me) 等差不同。轉而指摘民主國，無論為(wei) 法國式（內(nei) 閣製），抑美國式（總統製），皆不如英國政治之善。—此即後來辛亥革命中，康有為(wei) 所倡虛君共和論。……這些理論和主張，不待言是從(cong) 立憲派得來底；然一點一滴皆經過我的往複思考，並非一種學舌。”[xviii]後因清廷憲政改革毫無誠意，且受革命派友人潛移默化影響而轉向革命。於(yu) 辛亥一役後，毅然加入同盟會(hui) ，參與(yu) 革命行動。“我十四五訖十八九歲，在中學堂讀書(shu) 時，專(zhuan) 愛留心時事，天天討論我們(men) 應該‘革命或立憲’的問題。始而我是傾(qing) 向立憲論的，後來亦跟著朋友跑革命了。當辛亥年我們(men) 組織所謂京津同盟會(hui) ，亦鬧了些手槍炸彈的把戲。”[xix]

（一）西洋政治製度之魅力

在他看來，西洋民治之保障在於(yu) 憲法，又稱憲法政製，其魅力在於(yu) 它的合理與(yu) 巧妙。其合理之處：首先是自由權，即個(ge) 人之事，政府或社會(hui) 無權幹涉。在西洋社會(hui) ，對個(ge) 人自由之尊重與(yu) 保護，有其曆史傳(chuan) 統，如盧梭所謂“人人生而自由”等，深入人心，著於(yu) 憲法。國家權力雖大，但個(ge) 人如未妨礙公眾(zhong) 秩序或侵犯他人，則無權幹涉。所謂犯法，即指公民破壞了公共秩序，但亦隻能按法律處之，不得無故拘傳(chuan) 捕人。中國與(yu) 之則相異，“像我們(men) 中國從(cong) 前乃至現在，不但拘捕人不算事，生殺予奪，亦無不如意。人民生命財產(chan) 的安全，絕無半點保障，真是野蠻世界，可憐已極！”[xx]其次為(wei) 公民權，即公共之事由公眾(zhong) 參與(yu) 作主，人人都可預聞政治。在他看來，歐美政治目前實際雖由資產(chan) 階級操縱把持，未能實現人人參政。但普選原則之采用，代表比例之製訂，直接民權之實行，都是公民權之體(ti) 現。相反，舊中國，政府隨意抽捐加稅，橫征暴斂，皆敢怒不敢言，“野蠻至極”！他認為(wei) 自由權與(yu) 公民權是一回事，實現了“人的個(ge) 性伸展”。個(ge) 性不立，絕不會(hui) 有如西洋之民主政製與(yu) 健全之社會(hui) 組織。“個(ge) 人在社會(hui) 中地位的尊重，畢竟為(wei) 永恒的真理。歐洲政治製度的民治精神……不能不承認他。”[xxi]

其妙處在於(yu) ：首先是為(wei) 惡不足，不待人而後治。體(ti) 現於(yu) 立法、行政、司法之三權分立，議會(hui) 負責立法，政府負責行政，法院負責司法，各司其事。在中國則一知縣便可兼具多種功能，並無權力之製衡，不說遇到貪官汙吏製造冤假錯案，縱為(wei) 清廉之官，一人兼具多種職能，亦難免有錯。其次是為(wei) 善有餘(yu) ，人才可各盡其用。其製度設計之普遍選舉(ju) ，使人自由競爭(zheng) ，隻需參與(yu) 競選者德足服眾(zhong) ，才足動人，推陳出新，自會(hui) 當選，甚至可為(wei) 總統首相，這即能使人競於(yu) 為(wei) 善。“何必像舊製度，不知何年，不知那裏，生出聖君賢相，政治才得好。”[xxii]同時，其妙處亦能給各種不同勢力如種族、宗教、階級等自由競爭(zheng) 之機會(hui) ，讓其各自發揮力量，社會(hui) 如此方得安寧。如照從(cong) 前之舊製，為(wei) 善實屬不易，大權集於(yu) 一人而無限製，一國興(xing) 衰寄於(yu) 其一身，縱使為(wei) 聖君賢相，而一人之耳目心思如何夠用？縱使無心為(wei) 惡，如受奸佞之人蒙蔽而遺禍為(wei) 害，卻總為(wei) 常事。

（二）不成功之由：不合民主政治之本質

麵對日趨沉淪之中國，有如此合理與(yu) 巧妙之政製，使得試圖為(wei) 解決(jue) 中國問題之人神魂顛倒，迷信追從(cong) 。如清季之開國會(hui) ，民元之政黨(dang) 內(nei) 閣，及後之護法運動，聯省自治等無非都夢想其能於(yu) 中國落地生根。梁早期對之亦滿懷期待，卻在經曆世事後漸有所悟，“極期望他成功，而總不見他成功，並且愈趨愈遠，則總要推求他所以不成功之故，最後乃完全從(cong) 這迷夢中醒覺出來。”[xxiii]據其論斷，其未能成功之因有三層：第一層為(wei) 中國之民治不合民主政治本質。西洋民治，權力操於(yu) 多數人，可稱為(wei) 多數政治。而中國之民治運動，幾乎為(wei) 政治精英所作之模仿運動，普羅之國民未有此需求。輕者於(yu) 此無所要求，昧者甚而懷疑與(yu) 拒斥。“參政權，自由權，雖然在你看來是好東(dong) 西，但人們(men) 自己未起需要，你送到他麵前，他亦是不接受的；強遞給他隻有打爛了完事！”[xxiv]故想以極少知識分子替無知多數大眾(zhong) 建設以民治為(wei) 核心的多數政治極其困難。同時，縱有極少知識分子熱心民治運動，這也隻為(wei) 刻意“摹仿運動”，而非真正要求。當中西交通後天朝屢次敗陣下來，忽從(cong) 舊夢中醒來，睜眼視環宇，發現都為(wei) 人之優(you) 己之不及，引起一種摹仿心理，乃發出“師夷長技以製夷”之號召。可見這乃從(cong) 外麵引動而非自動。故無此真要求，即不會(hui) 真結果，有的隻為(wei) 紛擾攘亂(luan) ，政治便不能上軌道。

（三）暫時不能成功：物質條件之不夠

西洋民治之發展非一蹴而就，亦經曆了漫長過程，客觀上需物質條件作為(wei) 支撐。科恩認為(wei) ，民治之實踐需諸多必要條件，如三物質條件：一是民主之地理條件；二是民主之設施條件；三是民主之經濟條件。[xxv]梁認為(wei) ，民治於(yu) 中國不成功之第二因，即物質條件不合。他亦分三層：首先國人生活質量不高，知識能力底。民主政治要求生活有閑暇，具備一定知識能力。雖因中西交通，新增了許多工商業(ye) ，但國人生活仍很低簡，隨時有陷入絕境之可能。故無法形成一社會(hui) 勢力，來過問於(yu) 政治，反倒因飯碗相爭(zheng) 而擾亂(luan) 政治。且生活全憑經驗，導致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根本上連文字符號都不用，更何從(cong) 說上知識能力？民治製度之不行，實屬極明白之事。”[xxvi]其次國土太大，交通係統不發達。中國疆土麵積與(yu) 歐洲相差無幾，但交通缺乏，人民實在不能不麻木，“他看不到國在那裏。政治上無論怎樣大事件，他亦聽不到；或者聽到，亦是不知過去好久了。目不及見，耳不及聞……以國之大，人之多，交通之不便，其力量亦難有什麽(me) 影響達於(yu) 國家政治。”[xxvii]最後是工商業(ye) 不發達。西洋民治之成功實賴於(yu) 工商業(ye) 發達而培養(yang) 了中產(chan) 階級。其有一定生活基礎，必要過問於(yu) 政治，且知識能力具備，亦足以過問於(yu) 政治。但在他看來，中國民治不成功，其因即在於(yu) 工商業(ye) 不發達，未培養(yang) 出中產(chan) 階級。有閑暇知識能力足以過問政治之少數人，非中產(chan) 階級，而是軍(jun) 閥政客等新興(xing) 權貴：“他們(men) 都是要爭(zheng) 奪政權直接以發財，不是要參預政權藉法律護持其財產(chan) ，藉政策發展其營業(ye) 。與(yu) 歐洲工商業(ye) 主對照，恰好相反。彼則利政權之公開，此則利政權之獨占；彼則利秩序之安定，此則利局麵之常翻。”[xxviii]真正想參與(yu) 政治之知識分子毫無生活基礎，且為(wei) 保持生活反追逐於(yu) 軍(jun) 閥官僚政客後，推波助瀾，擾亂(luan) 時局。如在西洋，一切議員政客以政黨(dang) 為(wei) 其大本營，有資本家提供活動經費，資本家出錢雖要符合其目的，但私中有公（利益整個(ge) 行業(ye) 之發展），手段亦須要公開（法律與(yu) 政策），其果是公眾(zhong) 都受好處（產(chan) 業(ye) 之發達）。但在中國卻是議員政客生活毫無著落，如曹錕之賄選，即是議員視金錢為(wei) 目標的南播北遷，病根在於(yu) “荷包”。最終，梁認為(wei) 產(chan) 業(ye) 不發達為(wei) 其根源，等將來產(chan) 業(ye) 發達後，物質條件之欠缺便可消除。中國民治運動於(yu) 此隻是暫時之不成功，並非根本之因。

（四）永遠不能成功：根本精神之不合

在他看來，民治不成功的第三因，即精神條件不合。西洋民主政製必以其眾(zhong) 人之習(xi) 慣為(wei) 基礎而運行，但此非吾民族所有，且吾傳(chuan) 統文化孕育之民族精神實高於(yu) 其上。“我疑心中國人之與(yu) 近代政治製度怕是兩(liang) 個(ge) 永遠不會(hui) 相聯屬的東(dong) 西。”[xxix]因精神條件之不合，不僅(jin) 民治暫時不能成功，亦是永遠不能成功之根源。

具體(ti) 而言，有四方麵之表現：首先為(wei) 人生態度之異。生活習(xi) 慣之核心實為(wei) 態度神情，法律製度隻為(wei) 習(xi) 慣之外在形式，其能否生效之關(guan) 鍵在於(yu) 是否有相應態度習(xi) 慣，其雖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但重要性卻遠在法律條文上。而中國則徒襲其表，態度卻依舊，更無相應之習(xi) 慣。於(yu) 此“態度有不合，我們(men) 是必須改變了以求其適合的。這實在是清末民初率然要建起西洋製度於(yu) 中國，碰釘子後，一向夢想民治如我者一點真的覺悟。”[xxx]但覺悟仍未曾到家，未識乎國人之人生態度實有遠在西洋之上而不可改者。於(yu) 此他畫地為(wei) 牢，“改移而上，可也；改移而下，不可也。”精神條件隻可隨勢而上，不可陵夷就下。他把國人之人生態度定義(yi) 為(wei) “安分守己”即“不爭(zheng) ”，其分為(wei) 兩(liang) 麵：積極麵在於(yu) ，由此而上蘊藏著更高明之人生理想與(yu) 更深厚之人類精神；消極麵在於(yu) ，由此而下便流於(yu) 消極怕事，忍辱吃苦，苟且偷生之心理習(xi) 慣。故雖有極高之精神，但亦有馴懦之弊習(xi) 。他坦承國人精神確有所偏，麵對西洋之人生態度確實有愧，但西洋爭(zheng) 之精神“野氣的很，粗惡的很”。因此，雖與(yu) 西洋相形見絀，有陳規陋習(xi) 下流習(xi) 氣，但真正與(yu) 西洋民治絕緣的仍為(wei) 吾民族精神。如盲目遷就西洋尚“爭(zheng) ”之精神，則民族精神便懈馳，甚至有“喪(sang) 身失命”之危險。“吾思之，吾重思之，中國人所適用之政治製度他日出現於(yu) 世者，或於(yu) 某一意義(yi) 亦可命曰民治；然視歐洲近代製度固形神俱改必非同物，此可斷言者。”[xxxi]

其次是謙德精神與(yu) 選舉(ju) 競爭(zheng) 不合。選舉(ju) 為(wei) 民治之重要內(nei) 容，每當總統換屆，國會(hui) 選舉(ju) 之時，都舉(ju) 國沸騰。此在西洋動且有序，但在中國卻隻有亂(luan) ，而說不上動（所謂動者必有其真精神，真力氣）。吾民族精神從(cong) 來所崇尚者乃謙德君子，謙者乃恒歉然若有所不足，進而尊敬他者佩服他者。“謙則精神渾收聚於(yu) 內(nei) 而向上，斯則中國人之道也”。行西洋選舉(ju) 於(yu) 中國則斷不能成功，果要行選舉(ju) ，則“其必由眾(zhong) 人所尊敬，有所佩服之心，而相率敬請於(yu) 其人之門而願受教焉。殆非‘我選你為(wei) 代表’之謂也；或‘我幫你忙，投你一票’之謂也。而在其人則必退謝不敢當；辭之不可，或且逃之。—這不是做作，向上自強時時回省自己的中國人固真真如是。”[xxxii]故其斷言如中國仍仿照西洋選舉(ju) ，則政治永無清明之望，民族前途亦開不出。

再次是人性善惡預設相異。西洋製度設計之前提以人性惡為(wei) 據，彼此牽製，互相監督。這與(yu) 國人之精神完全相悖。如孔子所謂：“不逆詐，不億(yi) 不信”。彼此合作做事，事情未辦便先起懷疑不信於(yu) 人，而預備如何對付對方，事情豈能做好。國人相信人性善，主“誠”與(yu) “敬”，彼此相與(yu) 之間，第一義(yi) 便是要有“信”與(yu) “禮”。要崇敬信任對方，有極高期望於(yu) 對方，彼此看待對方都極高，這才是國人精神之體(ti) 現。如此，中國政治方可上軌道，精神才能據以提高，反之則精神馳散苟偷，萎靡不振。且西洋民治本於(yu) 個(ge) 人主義(yi) ，權利觀念，體(ti) 現為(wei) 一種權利抗衡哲學。中國則為(wei) 倫(lun) 理本位，體(ti) 現為(wei) 一種義(yi) 務關(guan) 係。在中國隻有禮，禮之精神實高於(yu) 法之製度，深厚溫文之國人不能複返於(yu) 無禮之法。但“中國民族自救運動前期之所為(wei) ，乃欲舉(ju) 數千年土生土長之‘禮’而棄之，憑空采摘異方花果—西洋之‘法’以植於(yu) 中國者；其事何可能耶？”[xxxiii]固自變法維新以來，法不得立而禮卻日毀。故其斷言“將來中國的民治並不是不能有；但決(jue) 不如近世西洋人從(cong) 自己本位向外用力寄民治於(yu) 彼此對抗互為(wei) 防遏之上。”[xxxiv]

最後是政教合離之異。在中古西洋本是教統於(yu) 政，但隨個(ge) 人主義(yi) 興(xing) 起欲望抬頭，對宗教之壓製與(yu) 禁欲便產(chan) 生了反抗。個(ge) 人得以解放，政治從(cong) 宗教中分離，法律亦脫軌於(yu) 道德。國家隻負責生活，於(yu) 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則不幹涉。在他看來，西洋政治為(wei) “物欲本位的政治”，擁護滿足欲望而無更高要求。國人雖亦肯定現世人生，但人生卻在欲望之上，所重視者乃是“理”即人生之意義(yi) ，曆史上的理欲之爭(zheng) ，義(yi) 利之辨等皆如此。政教合一是其理想，如“作之君，作之師”。西洋舍棄天國而求現世幸福，中國從(cong) 未拋棄人生向上之要求。“從(cong) 歐洲言之，政教分離是可以的，或且是必要的；從(cong) 中國言之，政教分離則不可通。——人生與(yu) 人生道理必不容分家。”[xxxv]但當時世界潮流乃為(wei) 政教分離之大時代，故他亦坦承政治與(yu) 宗教分離之必要，強調政教合一之教乃為(wei) 中國自古之教化，用國家權力幹涉大眾(zhong) 之思想是不明智之舉(ju) 。但對於(yu) “作君作師”說，他認為(wei) 這比西洋彼此不幹涉更為(wei) 積極，中國人之精神乃向上求進，“社會(hui) 盡其幫助個(ge) 人為(wei) 人生向上無盡之開展的任務”，必須積極地幫助個(ge) 人個(ge) 性之發展，這才盡了國家與(yu) 社會(hui) 之職責。故其斷言中國民治要成功，則須政教不離方能開出。

（五）對梁漱溟辨析之再檢討

首先，在梁看來，民治之本質為(wei) 多數政治，而民治不成功於(yu) 中國在於(yu) 其為(wei) 知識分子之模仿運動，多數人無此要求，甚至產(chan) 生懷疑與(yu) 拒斥。但曆史上革命運動都須先知先覺者開風氣之先，繼而由知識分子進行宣傳(chuan) 鼓吹，以至於(yu) 形成一種運動與(yu) 風氣。如維新變法，先是康有為(wei) 等鼓吹變法，始有百日新政。梁自己亦坦承，“革命天然是由少數人來作的……在中國擁有這樣無比的多數人口，而民智不開，其改造事業(ye) ，尤不能不以少數人任其功，這是很明白的。”[xxxvi]正如有學者所言，“我們(men) 似乎不能因為(wei) 起初隻有少數人覺醒與(yu) 大多數人還處於(yu) ‘無知’階段，而完全否定推動與(yu) 完成一種新運動的可能。”[xxxvii]

其次，他認為(wei) 中國民治不成功之根源在於(yu) 精神條件不合，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自周孔教化以降便孕育了較高之民族精神，隻能改移於(yu) 上，決(jue) 不可改移而下，將主“讓”之中國文化與(yu) 主“爭(zheng) ”之西洋文化截然對立。固然，不爭(zheng) 之觀念有其正麵社會(hui) 功能，但亦有極嚴(yan) 重負麵作用。如對專(zhuan) 製之長期容忍，漠視應有之基本權利等。其實台灣便是極好之例，隨著社會(hui) 發展人民知識能力漸開，社會(hui) 大眾(zhong) 便自會(hui) 去爭(zheng) 取權利。因此，爭(zheng) 與(yu) 不爭(zheng) 間非截然對立，完全可“並行不悖”。“如對人禮讓，固然是不爭(zheng) 的美德，但對人民應享有的權利，據理去維護，或力爭(zheng) ，事實上，如此才能建立一個(ge) 真正公平而有正義(yi) 的現代社會(hui) 。”[xxxviii]

在比較中西精神不合時，梁最大之問題還在於(yu) 將中國社會(hui) 視為(wei) 一封閉社會(hui) ，懸空設置一文化禁區。這集中地反應於(yu) 其批評羅素之語中。羅素認為(wei) ，“中國人有較吾人高尚之處，苟在此處，中國人以保存國家獨立之故，而降級至吾人同等之程度，則為(wei) 彼計，或為(wei) 吾人計，皆非得策。”[xxxix]但他認為(wei) 此乃成見，“在我心目中本來的卻一無所有，空空洞洞，但是從(cong) 眼前實際問題起向前去追求，凡可以解決(jue) 實際問題者，我皆承受，其損及中國精神者與(yu) 否我是不管的。”[xl]羅素雖懸空一文化禁區，但並非不能溝通，認為(wei) 中國如不采納西洋政製於(yu) 某種程度，則得不到西洋重視，反會(hui) 加重外國之虐待，“惟采納之程度當極有限度能使國家安全足已”。他雖認為(wei) “羅素懸一個(ge) 不損及中國文化的標準倒使人無法解決(jue) 實際問題”，但自己卻落入此禁區而不自覺。在他看來，要解決(jue) 中國問題就須回歸於(yu) 吾民族精神，不能盲目降格求之。其守定之原則即為(wei) ：凡高過固有精神的便能替吾民族開出新生機；若低於(yu) 此，則不可能有生機。但作為(wei) 後發現代化國家，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困難重重，如何化解文化傳(chuan) 統與(yu) 西洋文化之差異與(yu) 衝(chong) 突，是擺在知識分子麵前的首要問題。且現代化有一曆史發展過程，化解矛盾亦須較長時間，就如同佛教中國化與(yu) 基督教在近代中國一樣。現代化並非一蹴而就，僅(jin) 憑二十年來民族自救運動之曆史便斷然否定中西文化互補相融，顯然過於(yu) 倉(cang) 促。

三、俄國共產(chan) 黨(dang) 發明之路

在共和國業(ye) 已建立十餘(yu) 年後，西洋憲政並未能落地生根。此時之中國，正如李大釗所言，十月革命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yi) 。革命遂轉向了另一發展之路即俄國之布爾什維克主義(yi) ，這即梁所謂後期民族自救運動。他自認為(wei) 對西洋文化看得很通透，但“實待共產(chan) 黨(dang) 方啟發了我們(men) ，對西洋人及其一切把戲的認識到最後一通透點；而後恍然，而後太息，西洋把戲之真不得而用之也！”[xli]此時國內(nei) 形勢陰晦沉悶，革命總未成功，政治亦不入軌，彷徨不知如何是路。因俄國革命成功，馬克思主義(yi) 輸入，頓時使知識分子與(yu) 青年人看到了前進之動力，奮鬥之方向。馬克思主義(yi) 與(yu) 共產(chan) 黨(dang) 在中國得到了廣為(wei) 傳(chuan) 播與(yu) 大力發展，“共產(chan) 黨(dang) 在眼前短期間內(nei) ，將成一時有力傾(qing) 向，殆為(wei) 必然。”[xlii]與(yu) 憲政民治的前期革命運動不同，布爾什維克是一個(ge) 企圖寄於(yu) 革命政治而完成經濟改造之政黨(dang) 。仿學於(yu) 它，遠則可排除國外壓迫，近則可消除國內(nei) 割據，最終建成一理想國家。故特別將經濟問題分外看重，亦想於(yu) 政治方麵摹取其手段與(yu) 方法。革命要能成功，取法於(yu) 共產(chan) 黨(dang) 甚為(wei) 必要。要進行建國等大計劃須有力量才行，必靠團體(ti) 組織，故組黨(dang) 十分必要。同時，解決(jue) 中國問題不能單靠政治，還須一有力革命黨(dang) 有計劃進行經濟建設。由此方能形成一“渾全的大力量”，對內(nei) 消除軍(jun) 閥割據，對外抵抗帝國主義(yi) 。在他看來，建立一有力革命黨(dang) 領導之政府須要滿足兩(liang) 條件：一是要有好方法團結成大力量；二是要有保證此力量能用得正當。布爾什維克能成功於(yu) 俄國，即在於(yu) 滿足了上述條件，憑借本國社會(hui) 中一種“準機械的力量”進行社會(hui) 改造。按照馬克思主義(yi) 理論，社會(hui) 主義(yi) 孕育於(yu) 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中。伴隨生產(chan) 日益社會(hui) 化，無產(chan) 階級數目逐漸增多，階級意識不斷增強，組織化程度日益增高，階級鬥爭(zheng) 形勢凸現。故此時由共產(chan) 黨(dang) 來領導無產(chan) 階級，因勢利導，相激相宕，形成一大力量來進行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馬克思乃至列寧本領的高處，就在能認取這客觀的形勢，窺見其中的樞紐機緘，善為(wei) 加工利導而運用之。除此而外，更無其它巧妙。”[xliii]但中國社會(hui) 卻並未形成鬥爭(zheng) 形勢嚴(yan) 峻的“準機械的力量”。因此，不能昧於(yu) 自身文化與(yu) 曆史，不顧中國社會(hui) 實情，盲目抄襲共產(chan) 黨(dang) 以組黨(dang) 之法來造成一大革命力量。藉此方法亦可能胡亂(luan) 勉強拚湊一大力量，但並不能保證其將進行積極之建設。關(guan) 照於(yu) 現實，卻被各大官僚利用，形成軍(jun) 閥割據，葬送了革命前途，“這便是所謂聚九州鐵鑄一大錯了”。

(一)階級基礎難

照馬克思主義(yi) 理論，革命須靠階級鬥爭(zheng) ，其組織載體(ti) 則為(wei) 具備一定階級基礎之政黨(dang) 。毫無疑問，共產(chan) 黨(dang) 是以產(chan) 業(ye) 工人為(wei) 社會(hui) 基礎。但中國則受傳(chuan) 統文化影響，產(chan) 業(ye) 不甚發達，且受帝國主義(yi) 壓迫更無發展機會(hui) ，無產(chan) 階級自然薄弱，不可憑借。故為(wei) 效法俄共，革命家便隻能於(yu) 主觀上克服其不足。在他們(men) 看來，俄國產(chan) 業(ye) 發展亦有限，因工人不足便借助了農(nong) 民力量，故主張農(nong) 工資聯盟。當時有人即把黨(dang) 組織之構成明確比例：農(nong) 居百分之五十，工居百分之三十，小資產(chan) 階級居百分之二十。此聯盟農(nong) 工為(wei) 基本力量，小資產(chan) 階級為(wei) 同盟。但梁認為(wei) ，由此組成之革命力量不甚可靠。中國自秦漢以降即是倫(lun) 理關(guan) 係為(wei) 主的職業(ye) 社會(hui) ，隻有階層之別，並無階級對立。職業(ye) 、階級、身份三者間不可相混。而作為(wei) 革命基礎之階級，必須有嚴(yan) 格的階級對立才能產(chan) 生力量。但革命家總模糊地把一切政治經濟上處於(yu) 不利地位者聯合起來組成一革命隊伍，作為(wei) 權宜之策。“農(nong) 工小資產(chan) 的一條戰線，原不過強為(wei) 劃分的，未見得是可靠的革命隊伍罷！……階級基礎廣漠寬泛到如此，猶得為(wei) 階級基礎嗎？”[xliv]他對此並不樂(le) 觀，認為(wei) 其不見得真革命。當前社會(hui) 所呈現之種種不平等，並非為(wei) 階級對立之勢，社會(hui) 上下依然流通，升沉不定。個(ge) 人自能於(yu) 現實中求出路，與(yu) 揭竿起義(yi) 暴動相較，代價(jia) 自然不同，故中國未有“非革命不可”之社會(hui) 形勢。[xlv]

首先是工人，因產(chan) 業(ye) 革命未興(xing) ，工商業(ye) 不發達，工人數量較少，由其作為(wei) 革命主力便不足。且其生活之現狀比農(nong) 民優(you) 越，隻顧維持現狀而安全過活，不願革命。如廣州機器工會(hui) 持右傾(qing) 立場，反對共產(chan) 黨(dang) 即為(wei) 一例。又工人多為(wei) 手工業(ye) 者，與(yu) 工業(ye) 社會(hui) 無產(chan) 工人性質有本質差異。手工業(ye) 占有部分生產(chan) 資料，實算得有產(chan) 者。且工人雖有組織，但地方主義(yi) 與(yu) 行會(hui) 色彩突出，不能團結為(wei) 一革命階級，“同行是冤家”。據任過廣東(dong) 農(nong) 工廳長陳公博言，“據我個(ge) 人在廣州的經驗，一百件工人糾紛當中，勞資鬥爭(zheng) 不過是百分之二十，職工與(yu) 職工鬥爭(zheng) 占百分之三十，同一職業(ye) 的職工鬥爭(zheng) 竟占百分之五十。”[xlvi]可見其缺乏革命傾(qing) 向，不能組成革命階級而進行鬥爭(zheng) 。其次是農(nong) 民,不論自耕農(nong) 占主要之北方，還是佃農(nong) 占主要之南方，都因土地可自由買(mai) 賣，遺產(chan) 又諸子均分，土地兼並之勢未成，故農(nong) 村社會(hui) 流轉相通，如諺語所謂“十年高下一般同，一地千年百易主”。於(yu) 農(nong) 民隻見個(ge) 人，未有階級。在梁看來，一是鄉(xiang) 村社會(hui) 甚為(wei) 錮弊，交通不便，經濟落後，如其所言“諸革命家自是二十世紀的人物，卻沒看看內(nei) 地農(nong) 民猶是在那一世紀過活！恐怕相差幾百年不止。”二是傳(chuan) 統習(xi) 慣與(yu) 觀念甚深。農(nong) 業(ye) 社會(hui) 本十分保守，農(nong) 民無知無識，技術簡拙，基本靠經驗過活。“他們(men) 的信仰和習(xi) 慣數千年沿用，無大改變，保守性格外深重。所以要向中國農(nong) 民談革命簡直是碰壁不通。”三是消極忍耐性極強。中國農(nong) 民忍饑挨餓，至死不怨天尤人。隻要有地可耕，有口飯吃，均不會(hui) 破壞現狀。除少數失業(ye) 無生路者外，但其亦未必見得“絕對革命”,在其眼中投身革命為(wei) 革命先鋒，或落入草寇而為(wei) 土匪軍(jun) 閥，並無差異。“中國許多勞苦群眾(zhong) 雖受了帝國主義(yi) 和封建勢力的壓迫，以致流離失所，然而他們(men) 並不感覺誰是他們(men) 的死對頭，何處是他們(men) 的出路，以此中國革命幾十年，仍不能深入群眾(zhong) 。”[xlvii]最後是資產(chan) 階級。其中小資產(chan) 階級，亦即所謂“小市民”，其有閑暇餘(yu) 力求學，有機會(hui) 接觸新思潮，似乎有革命之可能。但其時常又搖擺不定，的確，革命是他們(men) ，反革命亦是他們(men) ，不甚可靠。對其定性也莫衷一是，如陳獨秀在《中國國民革命與(yu) 社會(hui) 各階級》一文中即認為(wei) 其力量比農(nong) 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認其為(wei) 革命之主力。但一般認為(wei) 它乃革命對象，其大都為(wei) 買(mai) 辦階級或官僚軍(jun) 閥。既可為(wei) 革命主力，又是革命對象，自然不算為(wei) 可靠之階級基礎。因此，在中國組建有力革命政黨(dang) 之階級基礎甚為(wei) 困難。正如李劍農(nong) 所言，在中國的一切政黨(dang) 都沒有群眾(zhong) 基礎。“中國的民眾(zhong) 幾千年來站在積極的政治活動範圍以外，除了到最困苦的時候，對於(yu) 某一方麵表示消極的反對意味外，絕沒有積極主動的意思表示；又因經濟落後的原故，不曾產(chan) 生出明顯的階級差別利益來，因此亦不能形成明顯的階級差別利益的團體(ti) 。所以自有政團以來，都是沒有民眾(zhong) 做基礎的政團，政團不過是讀書(shu) 紳士階級的專(zhuan) 用品。”[xlviii]在此形勢下，國民黨(dang) 拋棄了階級化努力，以超階級來解釋黨(dang) ，主張聯合各階級覺悟分子，廣泛吸收被壓迫民眾(zhong) ，為(wei) 其謀求解放。但梁認為(wei) ，“像這樣撇開階級而不談，倒亦痛快；被壓迫三字亦極渾括含蓄之妙。可惜現在中國社會(hui) 內(nei) ，壓迫與(yu) 被壓迫者……好難分別。”[xlix]如軍(jun) 閥、官僚、劣紳等在位時有權有勢可壓迫人，轉眼倒台失勢旋即被壓迫。此刻中國，法律製度均無效唯槍有效。他認為(wei) 覺悟乃屬心理層麵而非現實，與(yu) 唯物史觀相悖。故想效法布爾什維克之“準機械的力量”，結果毫無階級基礎，反落入唯心之“靈空園妙”而不自覺。

(二)革命對象難

不但階級力量難於(yu) 尋覓，就連革命對象亦模糊不清。一般認為(wei) 帝國主義(yi) 與(yu) 軍(jun) 閥乃當然之對象，但他卻認為(wei) 這是輕浮之言。首先以帝國主義(yi) 為(wei) 革命對象。中國問題確因帝國主義(yi) 侵入而產(chan) 生，故革命領袖如孫中山等都把黨(dang) 之基礎置於(yu) 全民族上，於(yu) 民族問題闡明革命意義(yi) ，以帝國主義(yi) 為(wei) 革命目標。但這隻為(wei) 一冠冕堂皇之宣傳(chuan) 口號而已，事實卻並不能同帝國主義(yi) 相抗衡。如北伐時日本出兵山東(dong) ，革命軍(jun) 隻能退避三舍，繞道前行。進而在經濟上不合作亦不行，其侵略雖以武力為(wei) 後盾，但經濟掠奪卻為(wei) 其重點。若其驟然間撤回資本，便會(hui) 導致工廠停工，工人失業(ye) ，原料匱乏，社會(hui) 混亂(luan) 。且與(yu) 淪為(wei) 殖民地的印度等不同，它對中國壓迫無論如何嚴(yan) 重，但尚不能直接統治，須靠不平等條約與(yu) 地方軍(jun) 閥代行其事。故尚有主權，有外交途徑可用。中國革命尚未到民族革命之際，不能對其進攻，而隻能鬥爭(zheng) 於(yu) 內(nei) 。但“明明鬥爭(zheng) 於(yu) 民族社會(hui) 內(nei) ，而不欲居其名，明明不能對外族積極進攻，而欲標其名，縱不是有意騙人，亦是……騙了自己。”[l]

那“明明鬥爭(zheng) 於(yu) 民族社會(hui) 內(nei) ”之問題顯然指軍(jun) 閥。但他認為(wei) 軍(jun) 閥並非革命對象。革命即為(wei) 否認秩序背後之最高權力，根本推翻進而重建一新社會(hui) 秩序，未有單獨對人之革命，如政治革命並非要殺盡皇帝貴族，經濟革命亦非要殺盡大資本家。軍(jun) 閥是秩序問題，而非人之問題。其於(yu) 法律條文無據，亦無道德宗教之支持。國家之法律製度，社會(hui) 之良好秩序都因它而破壞失效，便可證明其並非立於(yu) 秩序之上。軍(jun) 閥“並不依靠任何秩序而存在，……他的存在實超於(yu) 任何法律製度之前。他可以否認他自己的合理，承認他自己是社會(hui) 一危害物，而於(yu) 他之存在依然無傷(shang) 。……故不得明著於(yu) 法律，故不得顯揚於(yu) 理論，故不得曰秩序。”[li]其實作為(wei) 革命對象之舊王朝早一去不返，而此不成秩序的軍(jun) 閥乃隻是革命之產(chan) 物。它暫時得以存在即因未有新秩序起來代替之。“他不勞再否認，——因他並沒有被承認。他不勞再推翻，——因他並沒有建立。”[lii]以武力來解決(jue) 軍(jun) 閥，不過是舊軍(jun) 閥還未倒，新軍(jun) 閥便已出，隻是以暴易暴而已。因此，軍(jun) 閥並非革命對象，事實無進步，新秩序則無從(cong) 產(chan) 生，軍(jun) 閥仍會(hui) 繼續存在。

(三)理論統一難

要想仿行俄共革命之路，不僅(jin) 階級基礎匱乏，革命對象模糊，更關(guan) 鍵還在於(yu) 指導革命之理論聚訟紛紜，難以統一。在國民黨(dang) 清黨(dang) 以前，革命理論可聽從(cong) 第三國際。但大革命高潮後爭(zheng) 辯便開始，如“中國社會(hui) 究竟是什麽(me) 社會(hui) ？”“是國民革命還是全民革命？”等都因政治變動而爭(zheng) 論不休。“十三年改組後之國民黨(dang) 所以見精神者，亦正賴有共產(chan) 黨(dang) 為(wei) 靈魂，亦正賴吃得一劑共產(chan) 黨(dang) 的興(xing) 奮藥。清除又清除，不知所餘(yu) 尚有何物？不幾為(wei) 一空殼乎！”[liii]國民黨(dang) 最高指導思想之三民主義(yi) 也難逃一劫，開始一場大爭(zheng) 論。如戴季陶等從(cong) 四書(shu) 《大學》《中庸》來解釋三民主義(yi) ，認為(wei) 孫中山繼承了孔子以來之道統；而甘乃光等則從(cong) 馬克思之《資本論》來解釋三民主義(yi) ，認為(wei) 孫中山是效法於(yu) 馬克思。在梁看來，不論三民主義(yi) 還是五權憲法都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的大雜燴。在根本理論上尚且如此駁雜，可想而知指導行動之理論更莫衷一是。革命行動須有理論指導，為(wei) 之分析問題，進而指明解決(jue) 問題之方向。但革命家已對中國社會(hui) 性質難以達成共識，故行動方向早已模糊不清。且流於(yu) 空疏，不切實際，如“超階級革命論”，“全民革命論”等。梁批評到，“完全學得一套分劃眼光，而持論強歸於(yu) 渾融，充滿一身唯物氣息，而終成其大唯心論。”[liv]

最後，他堅持一貫之立場，認為(wei) “以黨(dang) 治軍(jun) ”，“以黨(dang) 建國”，“以黨(dang) 治國”等，終與(yu) 吾民族精神相悖。讓國人共信一外在主義(yi) ，團結成一大階級，這與(yu) 士人習(xi) 慣不合。因理性早啟，士人個(ge) 性發達，不附於(yu) 強權，都“從(cong) 吾所好”，“從(cong) 道不從(cong) 君”。且其素來缺乏組織能力，紀律訓練，難成團體(ti) 。雖組黨(dang) 為(wei) 革命知識分子之要求，但其秉受士人脾氣，便過不慣黨(dang) 組織生活，黨(dang) 亦終不免破裂。“一時模仿心，終究敵不過好多千年養(yang) 成的風習(xi) ”。且因社會(hui) 構造特殊，倫(lun) 理本位職業(ye) 分途，階級缺乏，如不顧及曆史，不察於(yu) 人情，憑其主觀臆想來造就以聯盟為(wei) 基礎之政黨(dang) ，“卒之本身先行不通，黨(dang) 內(nei) 先行不通，更說不到一般社會(hui) ”。故在國民黨(dang) 改組時，他便斷言，“國家是不能統一的，黨(dang) 是沒有前途的”。今後民族自救運動須轉入一新方向，要“從(cong) 乎民族曆史之演變，民族精神之趨向，所謂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等其勢固將有異乎西洋之民主與(yu) 共產(chan) ；所謂有賴社會(hui) 形勢之自然，尤非昧昧焉摹擬他人者所足與(yu) 知耳。”[lv]須回頭認取吾民族精神來作民族自救運動。

(四)對梁漱溟辨析之再檢討

梁依次分析了各階級之特性，認為(wei) 不能由此形成堅實之階級力量，亦不能用馬克思主義(yi) 來解釋中國社會(hui) 。“總之，若沒有以經濟為(wei) 主力而推動的歐洲近世史，亦不會(hui) 有馬克思紬繹得唯物史觀的理論出來；大體(ti) 上這理論亦唯於(yu) 歐洲社會(hui) 史可以前後都適用。倘必以此為(wei) 準據要普遍地適用於(yu) 一切民族社會(hui) ，恐其難通；尤其本此眼光以觀測印度文化或中國文化已開發後的社會(hui) 是不免笑話的。”[lvi]

但因中西交通，西洋經濟滲透，農(nong) 村社會(hui) 已趨於(yu) 解體(ti) ，土豪劣紳當道，民眾(zhong) 苦不堪命，此時之階級矛盾空前激烈。但他仍堅持認為(wei) ，社會(hui) 依然流轉相通，深沉不定。個(ge) 人自能於(yu) 現實中尋其出路，社會(hui) 未有“非革命不可”之勢。但與(yu) 此同時，在城市工運受挫後，毛澤東(dong) 調研鄉(xiang) 村發現矛盾激烈。城市工人階級基礎雖缺乏，但農(nong) 村階級矛盾可充分利用，故嚴(yan) 格劃分階級成分，以組成革命之堅實基礎。在其《怎樣分析農(nong) 村階級》一文中把農(nong) 村社會(hui) 明確分為(wei) 地主、富農(nong) 、中農(nong) 、貧農(nong) 、工人等五種階級。在《湖南農(nong) 民運動考察報告》亦指出農(nong) 民受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等四種權力壓迫，“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nong) 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lvii]

對此問題，梁後來亦承認鄉(xiang) 村社會(hui) 所受之苦即“紳權、族權、神權、男權的四大威權，則因我既不是貧雇農(nong) ，又沒有生長於(yu) 鄉(xiang) 村宗族間，又不是女人，一切橫暴壓迫未曾受過，在我的意識中就不能清楚深刻。身受其苦的人，大概若有一物橫梗在胸，念念不忘；而在我心中卻若有若無。”[lviii]顯然，毛根據農(nong) 村社會(hui) 的特殊國情，已創造性地將馬列主義(yi) 中國化。強調中國非一次革命論，而隻能不斷進行階級鬥爭(zheng) 。但梁仍畫地為(wei) 牢，堅持認為(wei) 中國乃尚和平之民族，最寬容而有理性，鬥爭(zheng) 方式悖乎民族精神。有學者即認為(wei) ，“梁漱溟輕率地摒棄了馬克思主義(yi) 而傾(qing) 向於(yu) 由合作進入社會(hui) 主義(yi) ，這種思想的形而上學基礎則是儒家的偏愛和諧、反對鬥爭(zheng) 。”[lix]梁與(yu) 毛分歧之關(guan) 鍵即在於(yu) 階級鬥爭(zheng) ，梁認為(wei) 中國社會(hui) 太特殊，造不出階級鬥爭(zheng) 之事實，不能用馬列主義(yi) 來解釋。毛則把馬列主義(yi) 創造性地中國化，指導農(nong) 村革命，並成功地建立了新政權。梁素來高呼“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其本身值得肯定。建設新中國，須重視曆史與(yu) 傳(chuan) 統。正如錢穆所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曆史，應該略有所知。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曆史之溫情與(yu) 敬意。”[lx]的確，對曆史與(yu) 傳(chuan) 統不但要深刻認識，還須有溫情與(yu) 敬意。但他卻太固守傳(chuan) 統，忽略了文化可改變且正改變之事實。正如幹春鬆教授所言，梁“之所以強調中西製度之間的不兼容性，主要是因為(wei) 價(jia) 值觀的差異。但是，文化是一個(ge) 極其不穩定的因素，特別是在社會(hui) 大變革時代，生產(chan) 方式和社會(hui) 組織方式的急劇變化，對固有文化模式的衝(chong) 擊是否足以改變習(xi) 俗和固有的生活方式，是個(ge) 值得注意的問題。就中國的情況而言，這種變化是現實的。”[lxi]中國的現實變化在於(yu) ，不但可吸收西洋民治，亦可接受馬克思主義(yi) 並使之中國化。正如有學者所批評那樣，“我首先認為(wei) 梁君以‘第一階級基礎難’，論共產(chan) 主義(yi) 不能行中國，可能是犯了：一是不能真正掌握中國社會(hui) 真實的問題及其症結。二是似乎完全不知道中國社會(hui) 已在逐步走向現代化的事實，所以顯然不了解必須運用新的手段（無論民主與(yu) 共產(chan) ）來改造中國。故他終究成為(wei) 一名為(wei) 新時代所遺棄的‘文化孤兒(er) ’。”[lxii]的確，從(cong) 如今事實而言，社會(hui) 主義(yi) 實現於(yu) 大陸，民主政治亦在台灣完成，兩(liang) 條不通之路終讓國人走通。當然，論者之目的無意由此否定梁對兩(liang) 條不通之路的辨析，其中不乏精彩與(yu) 獨到見解。但梁之問題確是太固守老中國那套溫情脈脈之禮法傳(chuan) 統，忽視了當時社會(hui) 鬥爭(zheng) 的殘酷現實。正如其後來所言，“我對於(yu) 中國舊日社會(hui) 的封建性的認識遠為(wei) 不夠，直到解放後到了魯南，到了川東(dong) 乃大有所省覺。這是由於(yu) 我的出身和生活環境從(cong) 沒有嚐過那些封建統治壓迫之苦，而倒有一些知識思想會(hui) 分析問題，亦就不免曲解了問題。”[lxiii]亦即他建國後所總結那樣，“我的錯誤，實錯在過分強調中國問題的特殊。”[lx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