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祥龍：孝道不是規則化的，時機很重要

作者：張祥龍、曾繁田  

來源：選自《儒風大家》第31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臘月十五日己亥

          耶穌2017年1月12日

曾繁田：孔子的一些範疇，比如天、道、仁，都能夠充滿悲劇感、命運感乃至曆史感，為(wei) 什麽(me) 到了理就稀薄了？剛才張先生談到佛教的影響，理的這種狀況和對於(yu) “靜”的追求有關(guan) 嗎？

張祥龍：是，印度的思想方式與(yu) 中國的思想方式畢竟有些不一樣。印度的宗教和哲學有它極高深、極精微的方麵，但是也有它自身的特點，比如你剛才說的“靜”。他們(men) 追求一個(ge) 某種意義(yi) 上是脫開了現實世界和實際生活的高妙境界，或者叫作“梵”，或者叫作“佛性”，等等。

並且他們(men) 認為(wei) ，要追求終極的真理就要離開家，這在印度是一個(ge) 整體(ti) 的傳(chuan) 統，不光是佛教，印度教也是這樣。當然印度教也有入世的一麵，青年時期要享受人生，壯年要成就事業(ye) ，但是到了老年，他們(men) 也主張要離開家庭，到森林中去反思、苦修，認為(wei) 這樣才能得到人生最終的意義(yi) 。佛教那就更是如此了。

就這種離開家庭的傾(qing) 向來說，至少從(cong) 先秦儒家的角度來看，是有重大缺陷的。但是秦漢以後佛家在中國的影響實在太大了，思想上的魅力自不用說，佛教確實能夠講出一套令中國人耳目一新的道理，並且富於(yu) 終極性；從(cong) 現實生活來看，經過南北朝、五代的亂(luan) 世，百姓非常痛苦，不堪重負，而佛家的觀念恰能夠幫助人們(men) 擺脫憂苦。同時，那時候的人們(men) 對儒家的理解已經比較貧乏了，覺得儒家隻在現實層麵，不夠精妙，不夠根本，尤其是個(ge) 人的終極追求得不到實現。

而佛家對宋明理學的影響，我感到有形無形就在這方麵，他們(men) 追求靜，追求一個(ge) 不變的本體(ti) 和天理的世界，這方麵可能稍有一點走偏，雖然他們(men) 也強調理離了氣是不行的，但是畢竟理在氣先。對於(yu) 理和氣的關(guan) 係，朱子辨析良久，哪邊也不願意丟(diu) ，但最終還是理更根本，理更重要。這是有重大思想後果的，在很多地方都體(ti) 現出來了。

儒家到了理學這裏，獲得了一個(ge) 新的形態，表麵上變得高深了，能夠跟佛家打個(ge) 平手。 就像現在西學進來，如果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文化能夠發展出一套可以應對西學的東(dong) 西，大家就覺得很了不起，我們(men) 也有高深的妙理。可是，理學確實為(wei) 此付出了代價(jia) 。我感到在周敦頤那裏路子還比較正，但已經有這個(ge) 苗頭，從(cong) 程頤往後就更明顯了。其實大程還是很願意把情、理打通，但是沒有辦法，整個(ge) 時代的思潮不可逆轉，儒家要建立新的範式，能夠與(yu) 佛家的範式相抗衡，他們(men) 覺得隻能如此。這樣付出的代價(jia) 確實挺大，像剛才我們(men) 談到的，孔子身上最吸引人（至少是最吸引我）的那些方麵，確實有所削弱。  

曾繁田：張先生常講感覺直觀、範疇直觀、本質直觀。此三種觀照方式，在《論語》的記述當中是否有所涉及？   

張祥龍：這樣一些直觀，現象學尤其是胡塞爾現象學講得比較多。牟宗三先生有一本書(shu) 談“智的直觀”（牟先生謂之“智的直覺”），他是從(cong) 康德的角度講。智的直觀這個(ge) 思路，在康德那裏是被禁止的，他認為(wei) 人不可能有這種直觀。但是牟先生說，中國古代的哲理中就有這種智的直觀。可是現象學，恰恰談出了本質直觀。感覺直觀或感知直觀誰都承認，是吧，傳(chuan) 統的西方哲學一直講：感覺或感知是一種直觀，而理智不是直觀，它是對感覺材料的加工。但是現象學用直觀打通了感知和理智（甚至理性），所以能夠講本質直觀或範疇直觀。這對於(yu) 西方哲學傳(chuan) 統的二元化、兩(liang) 分化的思維方法，是一個(ge) 重要突破。

我感到《論語》裏麵也有本質直觀，當然不像胡塞爾講的那麽(me) 僵死。胡塞爾講的本質直觀雖然有重大突破，但還是比較僵硬。孔子的思想方法肯定不是概念抽象，也不是辯證法，也不是邏輯推演，等等，都不是。我的恩師賀麟先生（賀麟，1902—1992，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黑格爾研究專(zhuan) 家、教育家、翻譯家，他學貫中西，創建“新心學”，是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談宋儒的思想方法。他說宋儒的思想方法是一種“直覺法”，講得非常精當。他把直覺法放到了理智的後麵，那就是後理智的，而不是前理智的。前理智的直覺光是有所感悟，但是說不出來，也不想去說，沒有自覺的思想在裏頭。像是一個(ge) 踐行的人，有活潑的、原本的認知，但是他沒有充分的反思，他沒有意識到什麽(me) ，也沒有表達出什麽(me) 。

理智的反思，能夠對之前的實踐活動加以反思，但是它在事情過去以後才進行，我叫它“冷反思”。而賀先生講的後理智的直觀，它能夠當場做出直觀，同時裏麵是有反思的，我叫它“熱反思”，它是當場的思考。賀先生這個(ge) 講法當時對我很有啟發，他講陸象山的直觀、朱子的直觀，各是什麽(me) 意思。我感覺在孔子那裏，直觀就更微妙了，我願意把它稱為(wei) “情時直觀”。情，是一種至情；時，是一種藝術化的時機，儒家以六藝幫助我們(men) 領會(hui) 這個(ge) 時機。起於(yu) “至情”，發乎“時中”，就是這樣一種情時直觀。

 在人生之中，這種情時直觀幾乎無處不在，隻是我們(men) 通常沒有意識到它的哲理含義(yi) 。 一位母親(qin) 在荒野中生了一個(ge) 嬰兒(er) ，她對這個(ge) 孩子的那種慈愛，裏麵有沒有直觀呢，有沒有“時”呢？這位母親(qin) 不用人手把手地教，她就能夠知道怎樣去照顧自己的孩子。什麽(me) 時候該喂奶，她不用特別去學，她對孩子的愛裏麵，就已經含有這個(ge) “時”了，她照顧自己的孩子，與(yu) 孩子同喜同悲。這種情時直觀，可以比之於(yu) 西方哲學中舍勒講的“情感直觀”“倫(lun) 理直觀”，但是還更微妙得多。因為(wei) 舍勒所講的情感中的道德直觀還缺少“時”這一層，不是完全缺少，但是畢竟還沒有充分意識到。在《論語》裏麵，這種情時直觀體(ti) 現得很多，我在課堂上和文章裏做過許多具體(ti) 的分析。比如《學而篇》一開篇孔子就講到“學而時習(xi) 之”，裏邊的“時”就不止於(yu) “時常”，而有“時中”“時機化”的意思，也就是在你的所學將忘又還未全忘之時，將要離有入無之際，這時你“習(xi) 之”，則必“悅乎”。再比如《裏仁篇》孔子講“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這裏邊的孝意，就體(ti) 現在一喜一懼對交互補之“同時”裏。

孝是人的天然的情感，但孝並不是現成的，並不是說，我想對父母好我就一定能對父母好。孝裏麵一定有“時”，真正的孝子，既發自內(nei) 心地愛父母，也有“時”的智慧。比如我們(men) 舉(ju) 個(ge) 例子，曾子的父親(qin) 打他，他不跑，他把自己對父親(qin) 的愛、敬、順，給規則化了。孔子知道以後，大怒：如果不跑，要是讓父親(qin) 把自己打死了，父親(qin) 就犯下了殺子之過。最後曾子也醒悟過來，如果父親(qin) 拿大杖打，就一定要跑，如果父親(qin) 拿個(ge) 小棍兒(er) 打，就不應該跑。所以，孝不是規則化的，要根據不同的情境有所變化。儒家學《易》，恰恰是把我們(men) 原本的愛，用最合乎時機的方式實現出來。

這樣的例子《論語》裏麵太多了。比如“正名”，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從(cong) 來不像蘇格拉底那樣要下一個(ge) 定義(yi) 。在孔子那裏，君是什麽(me) ，君就是你要像個(ge) 君，父是什麽(me) ，父就是你要像個(ge) 父。再比如“子罕言利與(yu) 命與(yu) 仁”，孔子不談這些嗎，他談仁談得少嗎，非也，他總是在具體(ti) 的情境裏麵來談。這甚至和後來孟子、荀子的討論方式就很不一樣了。當然孟子有許多地方也保持了這種風格，孟子也講“權”，不知“權”，就沒達到儒家的高境界。荀子相對來說就比較理智化，但是他也有許多出色的地方。所以我感到，如果讀《論語》的方法得當，就能看出其中精微的哲理韻味，而不像後人認為(wei) 的那樣，《論語》隻是記載了孔子及其弟子在教育上和道德上的言論，避開最有哲理的“性”與(yu) “天道”等問題不講。尤其到黑格爾那裏，他就認為(wei) 孔子所講的那些隻不過是缺少概念的世俗智慧，哪裏都有，因為(wei) 他自己用的是概念化的辯證方法。可是我們(men) 看《論語》《中庸》《易傳(chuan) 》等經典裏記載的孔子的話，那真是充滿了哲理韻味。這樣的思想最能夠抵製哲理上的觀念形而上學化，或把宗教的人格神實體(ti) 化，而它同時又不失去哲學追求原初意義(yi) 的那種眼力和宗教達到神聖性的那種究極能力。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