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大陸傳統文化複興現象研究（康曉光）

一、研究背景及問題的提出

傳統文化日趨衰落是中國近現代曆史的基本特征。盡管文化保守主義勢力的反抗從未間斷，但無法改變這一“曆史趨勢”。1976年之後，隨著“批林批孔運動”的終結，官方有組織地反傳統文化活動停止了。但是，傳統文化的厄運並未結束。伴隨著新一輪對外開放，民間自發的反傳統思潮開始泛濫。這一思潮在20世紀80年代達到高峰。1989年之後，政府開始有意識地推動傳統文化複興。20世紀90年代初期出現了所謂的“國學熱”或“傳統文化熱”。但是，好景不長，這一缺乏民間基礎的思潮很快無疾而終。然而，在21世紀到來之際，由民間力量主導的、得到政府支持的、旨在複興傳統文化的“現象”悄然興起，並在短期內獲得了迅速發展。

在這一“現象”中，參與者為數眾多，組織形態豐富多樣，而且各自為政，沒有統一的指揮中心。但他們並非“一盤散沙”，而是享有共同的信念，並且以此為凝聚力和團結的基礎。更為重要的是，參與者向主流價值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戰，要求徹底重建社會的價值規範。可見，這一“現象”基本具備了“社會運動”的重要特征。又由於這場“社會運動”的宗旨非常鮮明，即複興以儒家為核心的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所以我們把它定義為“文化民族主義運動”。

這場“文化民族主義運動”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因為它涵蓋了3種影響中國未來發展趨勢的基本力量：“文化傳統”、“民族主義”和“社會運動”。中國的“文化傳統”是一種支配中國命運的最持久、最深厚的力量。“民族主義”自1840年興起以來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近現代曆史，其生命力超越了一般的意識形態。“社會運動”代表了社會演變的趨勢性力量。一種理論或思潮，隻有與社會運動結合，才能成為影響社會命運的真實的力量。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作為“社會運動”的“文化民族主義”才值得我們格外關注。

研究對象如此重要，人們對它的關注如此強烈，但至今學術界還沒有形成深入規範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對與之相關的一係列問題做一番紮實的研究。

本文關注三組問題。第一組問題是，這場運動興起的原因是什麽？它們有沒有廣泛性、深刻性、持久性？第二組問題是，什麽人參與這場運動？什麽問題促使他們采取行動？麵對這些問題他們作出了什麽反應？他們如何界定這些問題？如何確定這些問題的成因？他們提出了什麽樣的解決方案？他們采取了哪些行動？他們動用了哪些資源？運用了什麽方法動員這些資源？第三組問題是，這場運動將帶來什麽可能的後果？對中國的文化有何影響？對國內和國際政治有何影響？對中國和世界的命運有何影響？

這3組問題分別涉及這場運動的起因、過程、後果，對它們的回答構成了對這場運動的全麵描述和係統分析。

二、研究框架

本項研究運用的主要理論工具是社會運動理論、政治文化理論和民族主義理論。

本文運用社會運動的“經典研究框架”對運動的現狀進行描述。該框架包括結構性緊張、集體行動框架、動員結構、行動方式、政治機遇結構等核心概念。本文認為，該框架可以很好的分析這場運動的興起及過程：結構性緊張的存在是運動興起的動因；而政治機遇機構是運動興起和發展所麵臨的外部環境；集體行動框架為參與者提供新的價值觀，發現存在的問題，指出問題的成因，製定解決問題的方案，並提供催發行動的動機；人們認同並參與到運動中來，在行動中動員各類資源的投入。本文將從這些方麵，分析這場文化民族主義運動所麵臨的背景、集體行動框架、參與者特征和行動特征。

民族主義理論探討民族、民族文化和民族國家的關係。政治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是民族主義的主要表現形式。政治民族主義強調按照人民主權原則建設現代民族國家。文化民族主義強調保持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強調民族固有文化的優越性，認同文化傳統，並要求從文化上將民族統一起來。本文認為，正是對於本民族文化的內在認同，以及隨著民族國家強大而表現出的日趨強烈的民族意識，導致了這場運動的興起。

政治文化理論認為，一種文化的興起必然會對整個社會生活產生廣泛而又深刻的影響，不但會對道德、價值觀特別是政治文化產生影響，還將通過影響政治文化進一步影響政治體係，包括它的目標模式、演變方向、發展途徑。本文將基於這種思維邏輯，分析和預測這場文化民族主義運動的影響或後果，也就是運動成功以後中國的文化和政治特質，及其對國際社會的影響。

三、資料來源

本項研究為實證研究。經驗資料來自典型調查和積極分子問卷調查。典型調查涉及26個省級行政單位，40多個市縣級行政單位，50多個組織，200多個核心訪談對象。問卷的設計基於典型調查之上，問卷調查執行委托給專業調查公司。

問卷調查對象包括積極分子和隨機樣本。“積極分子”的標準是“多次參與相關活動”或“在某類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積極分子名單基本上是在前期典型調查中搜集到的。為保證總樣本的“代表性”，調查中充分考慮了每一類行動的參與者的比例和絕對數量，參與者的身份特征以及地域分布。調查共提交積極分子名單954個，最終有效樣本量382個，樣本有效率40%。

隨機抽樣選取了10個城市，分別是北京、石家莊、保定、太原、太穀、成都、羅江、綿陽、射洪、資陽。在城市的選取上，主要考慮了地域分布和城市規模。首先，分別在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各選取一個大城市，分別為北京、太原和成都；然後，在這3個大城市周邊，分別選取中等城市（地級市）和小城市（縣級市）。在選取的10個城市中進行隨機抽樣。抽取的總樣本量是1299個，有效樣本量為1254個，樣本有效率97%。

四、運動興起的背景分析

這場運動最大的“根源”就是鄧小平開啟的“轉型”。“轉型”帶來的一係列問題構成了所謂的“結構性緊張”，它們使這場運動成為社會內在的需要。“轉型”也塑造了全新的政治結構，決定了運動麵對的“政治機遇結構”，它為運動開辟了空間，也限定了行動的界限。“轉型”也帶來了“大國崛起”，它使得文化複興成為可能和必然。此外，中國文化巨大的生命力，賦予這場文化複興運動深厚的基礎。隻有從上述“背景”入手，才能揭示危機和機遇的來龍去脈，才能理解這場運動為什麽會在此時此地應運而生。

1、轉型

本文所指的“轉型”專指鄧小平時代發生的結構性變化。“轉型”最深刻的後果體現在3個方麵，一是製度變革。經過30年的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主導機製。同時，政府不再全麵地控製社會的經濟活動，“私域”基本上獲得了自由。思想、言論、新聞、出版獲得了有限的自由。小範圍的集體行動得以出現。但是，政府仍然嚴密地控製公共領域，並繼續壟斷政治權力。市場化也摧毀了馬克思主義的神聖地位，原有的意識形態及其相應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失去了“霸權”，無法為執政黨提供有效的合法性論證。從總體上來看，極權主義體製已經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權威主義體製。二是階級構成變化。原來被消滅的資本家和地主階級重新崛起，憑借手中的財富成為新的精英集團。原來被打入底層的知識分子，現在成為新的社會精英。而原來的“領導階級”（工人）和它的“同盟軍”（農民）則淪落為新的社會底層。三是統治集團確立了新的階級聯盟策略。政府明智地拋棄了工人和農民，與資本家和知識分子結成了“精英聯盟”。上述三個方麵構成了這場運動最深刻的根源。

2、結構性緊張

權威主義政府、市場化改革、精英聯盟，給中國帶來了巨大成就，也帶來了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各領域全麵而深刻的問題。在經濟領域，不成熟的市場加上被金錢收買的政府攫取了絕大部分經濟增長的成果，而廣大工人和農民則承擔了改革的成本。嚴重的社會不平等伴隨經濟不平等而來。政治領域除了無處不在的腐敗之外，更嚴重的是官方意識形態所麵臨的合法性危機。在文化領域，“思想解放運動”和西方觀念的持續衝擊使得中國進入了“價值真空”時代，道德淪喪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人們精神空虛，感到普遍的焦慮和迷茫（參與者所感受到的“結構性緊張”詳見表4）。

上述問題從表麵看是人的行為問題，但從更深的層麵看是製度和文化問題。人的行為受到製度和文化的約束，而文化是一種比製度更為根本的力量。所以，在這種意義上，人們可以合理地把當前的各種問題，看作是一場文化危機。這也許是這場運動的參與者進行“問題診斷”時遵循的邏輯。

3、政治機遇結構

政治機遇結構理論認為，完全開放或完全封閉的政治環境都不利於運動的出現，而半開放、半封閉的政治環境最有利於運動的興起和發展。作為經濟變革的自然結果，中國的政治體製由集權主義變為權威主義，正好呈現半開放、半封閉狀態，因而比較有利於社會運動的興起。

此外，曆史唯物主義為中共的執政提供合法性基礎。它所承諾的最核心的東西就是公有製、計劃經濟、無產階級專政。改革開放使中共放棄了公有製和計劃經濟，曆史唯物主義為它提供的合法性論說必然會受到侵蝕甚至逐漸喪失。麵臨合法性危機，政府意識到必須對抗來自西方的意識形態壓力和文化入侵，必須進行意識形態創新。同時，政府也意識到，要解決各種嚴重的社會問題，需要文化的重建。中共高層采取的對策，一是挽救馬克思主義，二是尋找新的思想資源。而且他們不再僅僅關注西方資源，而是開始關注本土的傳統文化資源。於是，政府對儒家文化的態度開始轉變。中國共產黨從“五四”傳人轉變為儒家複興的積極推動者。這是這場運動最大的政治機遇。

4、大國崛起

亨廷頓認為中國的文化發展遵循了“改良主義模式”，即：初期，伴隨著工具文化的現代化，終極文化也迅速西方化，但是到了一定階段，西方化進程出現逆轉，本土的民族文化開始回歸，同時出現拒斥西方價值的傾向。也就是說，伴隨著經濟、政治、軍事上的成功，一個民族的文化自信逐漸回歸，文化民族主義隨之興起，在終極文化的西方化方麵經曆了一個倒U型曲線。

利用“專家打分法”對10個樣本城市的“工具文化現代化程度”進行排序。同時假定它們能夠指示中國“工具文化現代化程度”從低到高的發展過程。通過考察1254個隨機樣本中認同（認同的標準見第五部分“參與者界定”）儒家的人數所占的比例，我們對亨廷頓理論進行了“不太嚴格的”檢驗，結果見圖1。

圖1：各城市高度認同者比例的“U”字形曲線

分析結果支持了亨廷頓的理論，隨著城市的“工具文化現代化程度”的提高，認同本土文化（儒家文化）的人的比例經曆了“先下降，後上升”的過程。因此，可以用亨廷頓的理論來分析中國的文化運行現象。這一結論也告訴我們，第一，作為中華傳統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並沒有過時，相反，它正迎來一個複興的時代；第二，目前的這場儒家文化複興運動，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不是誤會，而是理性的選擇，不是稍縱即逝的泡沫，而是一個長期曆史趨勢的開端。

5、中華文化的生命力

根據10個樣本城市1254個樣本的統計資料，我們評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生存狀態，以及這場運動的曆史和現實基礎。

分析顯示，中國人仍然熱愛自己的文化，充滿了文化自信和自負。60%的被訪者為“曆史文化”感到自豪。90.8%認為“雖然我們中華民族不是最強大的，但我們的傳統文化是最好的”。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盡管經曆了一個多世紀的妖魔化，中國人仍然喜歡儒家，信任儒家。有24.7%的被訪者認為孔子是最偉大的思想家，而且儒家思想的核心政治主張仍然被大多數人認同。絕大多數人是“父愛主義政府觀”的支持者。90.1%的人認同“政府有責任推廣好的道德和價值”，84.8%的人認同“國家有責任為人民創造幸福”，62.7%的人認同“政府應該決定某一思想是否應該在社會中討論”。大多數人信任道德高尚的領導人。69.1%的人認同“如果領導人的道德是誠實正直的，我們可以讓他決定政治事務”，53.5%的人認同“政府領導人就像一家之長，我們應該遵從他的決定”。絕大多數人主張“家庭本位”和“國家本位”。72.2%的人認同“為了家庭利益，個人應該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二位”，71.9%的人認同“為了國家利益，個人應該準備犧牲自身的利益”。大多數人尊重長者的權威，54.1%的人認同“如果出現了爭吵，長者應該出麵解決”。

不但如此，中國人還希望憑借本土傳統文化資源重建道德和價值觀。表1顯示，47.5%的被訪者認為，在重建中國道德時，中國文化是必須依靠的精神資源，位列第一，社會主義文化傳統位居第二，資本主義文化傳統排在最後，獲得了4.5%的被訪者的青睞，不足中國文化傳統的1/10。

表1：道德重建必須依靠的精神資源

	認同者數量	認同者比例％	排序
中國文化傳統	596	47.5	1
社會主義文化傳統	428	34.1	2
資本主義文化傳統	57	4.5	3
其他	1	0.1
說不清	172	13.7
合計	1,254	100.0

注：向被訪者提出的問題是：“如果未來中國要進行道德重建，您認為下列哪個是道德重建必須依靠的精神資源？”此為單選題。

可見，中國已經告別反傳統特別是反儒家的時代。傳統文化依然活著，並沒有死去，而且比其他文化更得人心。這就是這場運動得以興起和迅猛發展的最深厚的基礎。

五、社會運動的參與者特征

1、參與者的界定

本文認為，運動參與者的必要且充分條件是“參與”和“認同”。“參與”，即至少參加了一項公認的屬於該運動的行動。根據典型調查資料，我們構造出該運動的行動類型集合，見表2。

表2：行動類型集合

編號	行動類型	比例%	排序
1	銷售與傳統文化有關的產品，如傳統服裝、傳統文化書籍、音像製品，或提供與傳統文化有關的服務，包括傳統音樂、傳統禮儀等	40.5	11
2	用傳統文化的理念進行日常管理	57.7	5
3	製定/頒布/執行有關的法律/法規/政策來弘揚傳統文化	9.7	15
4	報道、宣傳傳統文化知識、人物及有關的各種活動、事件等	67.7	3
5	出版與傳統文化有關的書籍、雜誌等	34.8	12
6	從事與傳統文化有關學術研究，發表文章，參加會議，做演講等	69.2	2
7	傳統服裝（如漢服、唐裝、深衣等）的穿著、製作、購買、展示、宣傳等活動	44.8	8
8	傳統音樂的學習、教授、推廣等活動	51.6	6
9	傳統禮儀（如冠禮、笄禮、射禮等）示範、展示、推廣等活動	46.6	7
10	祭祀孔子的活動	64.5	4
11	傳統文化經典誦讀活動，包括教授經典、開設國學課、參加交流會、組織學習等	84.2	1
12	以書院、精舍等地作為弘揚傳統文化的基地	41.2	9
13	以正式注冊的組織（如協會、研究會）作為弘揚傳統文化的基地	34.4	13
14	對傳統文化，包括服裝、禮儀、文字等的呼籲性簽名活動	27.2	14
15	對傳統文化的網絡討論	40.9	10

參與者的另一標準是“認同”運動的基本訴求。我們構造了一個李克特量表（見表3），用7個陳述來測度人們對儒家文化的認同程度。這7個陳述屬於同一維度，既沒有無關陳述，也沒有完全相關陳述。陳述1、2、3構成了這場運動的“共識”。如果調查對象在這3個陳述上的得分都在4以上，則判斷他認同運動的基本訴求。

表3：測量認同的李克特量表

編號	陳述	非常符合	比較符合	一般	不太符合	非常不符合
1	儒家的許多主張仍然適用於今日中國	5	4	3	2	1
2	中國人就應該了解《論語》等儒家經典	5	4	3	2	1
3	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應該奉行儒家的道德規範	5	4	3	2	1
4	中國政治家應按照孔孟的教導執政	5	4	3	2	1
5	今日中國最需要的不是多黨製和選舉，而是仁政	5	4	3	2	1
6	儒家有助於中國成為世界大國	5	4	3	2	1
7	中國要成為世界大國應該高舉儒家旗幟	5	4	3	2	1

2、參與者群體特征描述

通過對參與者與非參與者進行比較分析，以確定參與者的群體特征。“參與者”是指積極分子總樣本中的參與者樣本組，“非參與者”指隨機抽樣總樣本中的非參與者樣本組。

參與者具有以下特征：

男性明顯多於女性，參與者中男性比例達68.5%。

中共黨員的比例很高，達40.9%，是非參與者的4.6倍。這意味著，中共黨員並不拒絕儒家信仰。考慮到中共的意識形態與儒家的理念並非沒有矛盾，可以推測，在現實生活中，中共黨員對本黨的理論缺乏真正的信仰。同時，還可以推測，中共並不限製其黨員參與這一運動。

參與者的受教育程度較高。參與者最高學曆為大專以下（不含大專）的比例為10.4%，而大專及以上的比例高達89.6%。非參與者75.7%為大專以下學曆。

參與者的職業地位較高。參與者中，黨政機關幹部的比例為13.3%，雇主和經理的比例為14.0%，白領的比例為52.0%，藍領的比例為2.3%。而非參與者中，對應的比例分別為0.9%、3.8%、22.2%、30.2%。前者的非藍領人員比例明顯高於後者，而藍領人員比例明顯低於後者。離退休人員、在校學生、家庭主婦、無業和其他職業的比例之和，參與者為17.2%，非參與者為42.4%。

參與者的個人收入水平較高。以3000元月均收入為分界線，分界線以下，非參與者的比例較高，為65.9%；分界線以上，參與者的比例較高，為68.8%。

參與者更多關注媒體，他們對國內外時事政治、文化、教育、宗教類新聞更感興趣，上網時間更多，上bbs的時間更多，看雜誌的時間更多。

參與者有更多國內外流動的機會。其中出過國或去過港澳台的比例（35.1%）明顯高於非參與者（2.4%）。前者是後者的14.6倍！最近一年去過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比例（83.5%）明顯高於非參與者（25.3%）。前者是後者的3.3倍。“去過的國家和地區的個數”，參與者的均值是非參與者的32.3倍！“去過的國內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個數”，參與者的均值是非參與者的6.8倍。

關於媒體和外界接觸的統計分析有力地支持了亨廷頓的理論假設——國際交往會刺激人們尋找文化認同。

參與者對個人和家庭生活更加滿意，對政府官員的評價更加積極，但是認為社會問題更加嚴重。這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麽參與者會更傾向於積極行動解決問題，更傾向於與政府合作而不是對抗。

參與者對他人更加信任。除“家庭成員”之外，參與者最信任的是“誌同道合的人”和“多年交往有共同興趣愛好的朋友”。這也許是他們更容易參與那些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集體行動的原因之一。

參與者有更強的社會行動感。他們會更加積極地利用現代社會建製來解決自己麵臨的問題。這也說明，他們更加熟悉這些組織及其運行機製，同時更加相信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解決自己的問題。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結論，這不是社會中相對愚昧、貧窮、閉塞、猜忌、自私、沒有發言權、沒有政治權力、沒有行動能力的人掀起、推動、主導的運動，而是有文化、富裕、開放、信任、關心公共事務、有發言權、有政治權力、有行動能力的主流人群掀起、推動、主導的運動。一句話，這是一場中層主導的運動，而不是底層主導的運動，是既得利益者完善現實的改良運動，而不是受損害者的反抗、起義、革命。

六、運動的框架

本部分分析運動的集體行動框架，包括參與者感受到的問題，複興傳統文化可以解決的問題，他們采取的行動，以及參加活動的動機。本部分的分析對象為積極分子總樣本中的參與者，共計279個樣本。

1、參與者認識到的問題分析

在典型調查和文獻分析的基礎上，我們設計了“問題集合”，如表4所示，覆蓋了文化、社會、政治、國際等領域。調查顯示，參與者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所有問題被確認的頻率都在60%以上。

表4：問題集合

問題編號	問題集合	認識到的問題		傳統文化可以解決的問題
		比例%	排序	比例%	排序
1	中國社會道德淪喪	82.1	6	73.1	3
2	政府官員腐敗、不太關心人民疾苦	82.4	5	53.8	10
3	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現象嚴重	92.8	1	45.2	12
4	唯金錢至上，拜金主義嚴重	88.9	2	70.6	5
5	社會沒有溫情、道德、正義	69.2	11	60.2	8
6	社會不公正，弱勢群體處境艱難	75.6	9	48.0	11
7	相信共產主義的人少了	66.3	13	28.0	14
8	社會矛盾、社會衝突加劇	63.4	14	43.4	13
9	人們精神世界空虛，不知人生的意義	86.4	4	74.6	2
10	人們沒有理想	72.4	10	60.0	9
11	中國文化日趨衰落	69.2	11	60.9	7
12	西方文化入侵嚴重	78.9	8	65.9	6
13	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國缺乏文化魅力	80.3	7	73.1	3
14	德育教育缺失，現行教育體製亟待改革	87.1	3	76.7	1

其中，社會問題得到了最高頻率的確認，92.8%的參與者認為“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現象嚴重”。85%以上的參與者認為存在嚴重的文化問題特別是道德和價值觀問題。“拜金主義嚴重”、“德育缺失問題”和“精神世界空虛”得到確認的頻率分別為88.9%、87.1%和86.4%。政治問題和缺乏文化方麵的國際競爭力問題也得到了80%以上的參與者的確認。82.4%的參與者認為“政府官員腐敗”，80.3%的參與者認為“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國缺乏文化魅力”。

2、參與者認為通過複興傳統文化可以解決的問題分析

參與者認為複興傳統文化有助於解決問題集合中的所有問題（見表4）。其中，解決文化問題的能力得到了最高頻率的認可。60%以上的參與者認為複興傳統文化可以解決道德淪喪、精神空虛、文化衰落問題。76.7%的參與者認為複興傳統文化可以解決“德育缺失問題”，74.6%的參與者認為可以解決“精神空虛問題”，73.1%的參與者認為可以解決“道德淪喪問題”，70.6%的參與者認為可解決“金錢至上問題”，60%的參與者認為可以解決“理想缺失問題”。同時，73.1%的參與者認為複興傳統文化可以提高國家的文化競爭力，65.9%的參與者認為可以抵禦西方文化入侵，60.9%的參與者認為可以解決“文化衰落問題”。

總的來說，參與者認為複興傳統文化有助於解決當代中國麵臨的文化、社會、政治、國際問題。

3、參與者參加的活動分析

表2“行動類型集合”中的11、6、4是被參與者采用頻率最高的3種活動類型，被選中的頻率分別是84.2%，69.2%，67.7%，它們都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教育活動。祭孔位居第四，被實踐的頻率為64.5%。這說明，絕大多數參與者對孔子懷有宗教性的崇拜。運用傳統文化進行日常管理的頻率也比較高，為57.7%。推廣傳統音樂、服飾、禮儀、書院之類的活動類型被采用的頻率居中，分別為51.6%，46.6%，44.8%，41.2%。網絡討論被采用的頻率並不高，為40.9%，排位第十。被采用頻率最低的3種活動類型依次為3、14、13，分別占9.7%，27.2%，34.4%，它們都屬於“政治性”活動，風險較大，而且難於實施，參與者知難而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可見，在選擇活動類型時，參與者充分考慮了各種活動類型解決問題的效率和實施的難度。當然，他們自身的能力和所麵對的外部的機遇與風險，也會影響他們的現實選擇。毫無疑問，他們是理性的行動者。

4、參與者認為可以解決的問題與所采取的行動之間的關係

分析顯示，針對任一問題，被參與者選中頻率最高的行動類型都是相同的，被選中頻率位於前4位的行動類型依次為表2中的11、6、4、10，其中11、4、6屬於教育行動。也許參與者認為，所有的問題都有一個共同的根源，即人心壞了，而解決之道就是通過教育重塑人的心靈。被選中頻率最低的行動類型也是相同的，依次為3、14、5、13。他們均屬“政治性行動”。由於政治體製的開放度不高，而且該類行動的風險較大，參與者以較低頻率選擇它們是非常合理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並不是掌握政治權力的人，所以沒有能力“製定、頒布、執行有關的法律、法規、政策”。此外，這些行動類型的另一特征就是“門檻高”，像出版雜誌和書籍、成立正式組織都需要一定的專業背景、資金、關係網等等，一般的參與者很難擁有這些資源，所以難於實施這類行動。

上述分析表明，參與者對運動的目標有清醒地認識，有大致相同的歸因邏輯，對所要解決的問題和可供選擇的行動有合理的分析，而且能夠根據自身的能力和政治環境的特征，理性地選擇行動方式，在目的和手段之間尋求最優化。可以說，他們是典型的“理性的行動者”，而且他們的集體行動框架也是非常“理性的”。

5、參與者動機分析

分析顯示，參與者參加活動有8類動機。通過計算某一動機的均值表示參與者群體認可其為參與動機的程度，結果發現：參與運動的最強烈的動機是為了解決道德和道德教育問題，其均值最大，為4.47，大於4。挽救民族文化，抵禦西方文化的入侵，用儒家替代現在的官方意識形態等，是第二位的動機，均值為3.74，大於3，接近4。第三位的動機是用傳統文化解決現實的社會、政治、國際問題，均值為3.65，大於3，靠近4。第四位的動機體現了佛教勢力參與這場運動的訴求。排位第五的動機是尋求誌同道合者，均值為3.52，介於3、4之間，這說明建立社區也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動機。排列在最後的是“投機性動機”，或是為了政治目的，或是為了商業目的，或是為了沽名釣譽，或是為了追求時尚，或是簡單的隨大流，總之不是為了弘揚傳統文化。而且這類動機是自利的，而不是利他的。它們把運動當作實現其他目的的手段，對運動進行工具性利用。此類動機的均值低於3。

以上對參與者群體的框架的統計分析顯示，運動的框架呈現出高度的多元化，還沒有形成明確的主導性框架。但這並不意味著運動缺乏共識。事實上，文化混亂危及所有人的利益，文化危機有可能成為全民族共同的危機，作為一種應對文化危機的策略，複興傳統文化也才有可能成為全民族的共同的訴求。也正因為如此，以道德和價值觀重建為直接訴求的文化民族主義運動，才有可能成為各個群體共同參與的、具有廣泛社會基礎的社會運動。

七、運動的行動特征

本節統計分析的對象是積極分子總樣本中的參與者集合，共計279個樣本。

1、行動主體特征

調查顯示，有77.4%的參與者以個人身份參加活動。16.2%的參與者，他們是政府的公務員、事業單位負責人、企業負責人、媒體從業人員，不但參加了活動，還利用職務之便，將自己可以支配的行政資源投入活動。6.5%的參與者是學生。而非精英人士，不超過38.7%。

就參與者參加活動時的地位和參與程度而言，50%的人自認為是活動的核心成員，即活動的組織者、發起人、召集人，或是協會等組織的創辦人等等。這意味著，或是他們“自我感覺良好”，或是活動的平均規模比較小，或是活動的參與性比較高。30%的參與者是“積極的跟隨者”。10%的參與者是“三心二意的人”。而11.5%的參與者以“支持者”的身份參加活動。

2、行動方式特征

調查顯示，教育、學術、宣傳是最普遍的經常性行動類型。參與頻率最高的行動類型是“讀經”，頻數高達84.2%。緊隨其後的是學術、宣傳、祭孔，頻數均超過了60%。推廣傳統音樂、禮儀、服裝的行動類型也被廣泛采用，頻數均超過40%。建書院、參與網絡討論的頻數也超過了40%。三分之一的參與者借助正式注冊的組織參與運動。27.2%的參與者參加過簽名呼籲行動。立法和執法類行動頻數最低。把傳統文化理念運用於日常管理以較高的頻數被參與者采用。可見，教育、學術、宣傳、祭孔是最普遍的行動類型。

3、組織形態特征

我們將這場運動所利用的組織形態分成三種：正式組織、非正式組織、緊密聯合體和鬆散聯合體。正式組織指正式注冊的法人，有章程和組織結構，有固定人員，有經常性的活動。非正式組織指未正式注冊，但有章程和一定組織結構，有固定人員，有經常性活動。緊密聯合體指未正式注冊，無章程和組織結構，所包括的人員相對穩定，有經常性的活動。而鬆散聯合體指未正式注冊，無章程和組織結構，人員比較開放、流動性高，有經常性的活動。

調查顯示，這場運動中正式組織接觸的頻率最高，為69.9%。它們主要是已經存在的組織。這說明，參與者積極地、有效地“利用”或“占用”現有的社會基礎設施。或者說，既有組織，在資源動員方麵，對運動作出了重要貢獻。當然，也有運動中誕生的“運動專用組織”，如柳河東、炎平發起成立的儒家組織。

鬆散聯合體位居第二，占47.7%。它們很可能是在這場運動中誕生的，而且是這場運動“專用的”。典型調查階段，此類組織是“運動組織”的主體。選擇這類組織形式是參與者理性決策的結果。這是適應政治機遇結構的恰當策略。

緊密聯合體（36.2%）、非正式組織（45.2%）之類的過渡形態接觸頻率最低，說明“專用組織”發育、升級不太順利，或者說組織成長還處於初級階段。當然，對於社會運動來說，“過渡形態的”組織也是“正常的”組織。組織的多元化、非正式是社會運動的特征。

4、資源動員

人員動員

在動員渠道方麵，社會網絡在人員動員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動員同事、朋友參加活動的比例為67.7%，動員家人、親戚的比例為48%。這一點與社會運動理論的一般結論高度一致。40.9%的參與者曾動員素不相識的人參加活動。

在動員方式方麵，31.9%的參與者利用互聯網進行人員動員，這也許與其他動員方式難以利用有關。64.9%的參與者利用既有組織體係進行人員動員。隻有26.5%的人員動員利用了專門組織。

在動員對象方麵，參與者重視精英。46.2%的參與者動員過社會精英，21.9%的參與者動員過政治精英。在成功地動員了其他人參加活動的參與者中，90%以上的人宣稱動員對象是無償參與活動的，隻有不足10%的人宣稱動員對象是“付薪酬的”。可見，這場運動的“誌願性”是很強的。

資金動員

68.8%的參與者“自掏腰包”開展活動。

53.4%的參與者沒有得到外界資助。他們或是自己出錢，或是參與活動的方式使其不用花錢。9%的參與者得到過財政撥款。19%的參與者得到過本單位的資助。27.2%的參與者得到過社會捐贈。可見，政府和社會都為運動提供了資金支持，而且來自社會的無償資金支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13.3%的參與者通過活動收費、產品和服務銷售獲得資金。這暗示運動在財務上具備了一定的自我維持能力。

媒體動員

參與者高度重視媒體，積極利用媒體，也得到了媒體的重視。68.1%的參與者接受過相關采訪或在公共場合露過麵，43.7%的參與者主動接觸過媒體。很多運動積極分子的“曝光率”很高，如傅路江、李浬、龐飛。但是，民間參與者並不是動員媒體的唯一力量，也不是最主要的力量。在媒體動員方麵，政府發揮了至關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這與黨管新聞製度和政府對運動的態度息息相關。

5、政治機遇結構

在參與者獲得的各種形式的外部支持中，社會網絡的支持是最大的。60%的參與者得到了家人、親戚、朋友和同事的支持。46.2%的參與者得到了媒體的支持。民間團體、知名人士也給予了參與者較大的支持。得到政府、企業、宗教組織、海外組織支持的參與者的比例排在後麵。

在各種形式的“阻力”中，被參與者選中的比例，經濟壓力最高（54.1%）。周圍的人的不理解、誤解、排斥、打擊位居第二（29%）。參與者往往很重視周圍的人的態度，初級社會網絡的影響力很大。而受到媒體批評和攻擊位居第三（16.3%）。來自（廣義的）政府部門的阻礙還是存在的，但比例均低於10%。考慮到中國政府對待大規模集體行動的態度，這一運動獲得這樣的待遇已經是非常難得了。相對而言，這場運動的政治環境還是比較有利的。

6、行動特征及原因分析

研究發現，這場文化民族主義複興運動不同於國外的社會運動，與台灣、香港的社會運動也有巨大差異，甚至不同於20世紀80年代大陸的學生運動。這場運動體現出明顯的行動的非對抗性、非破壞性、非衝突性、沒有使用物質損害邏輯、整體上缺乏組織性、微觀層麵的組織形態也很原始。

造成上述特色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政治機遇結構。政府對遊行、示威、結社等的有力限製，使某些行動方式和組織形式無法利用。其二，這場運動的性質。這場運動以複興儒家文化為核心訴求，而儒家文化的性格是“中庸”，所以參與者一般不會熱衷於參加那些“激烈的”行動。其三，運動的策略。調查中發現，在參與者中，99.3%的人認為政府應該直接參與這場運動。72.4%的參與者認為應該主要由政府推動這場運動。78.5%的參與者認為政府推動這場運動更有效。可見，絕大多數參與者期望政府協助、支持，甚至領導這場運動，他們沒有把政府當作自己的敵人，自然也不會處心積慮地與政府作對。

八、政府的框架和行動

這場運動不同於一般社會運動的最突出的特色在於政府角色的多樣性，政府既是參與行動的主體，也是運動的支持者、盟友或投機者。本部分集中討論政府回應的問題以及行動的策略。

1、框架

從中央政府文件和國家領導人講話來看，對於政府來說，弘揚傳統文化主要是為了回應一些緊迫而重大的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也就是其行動的目標。

其一，重建全麵崩潰的道德和價值觀。例如，2001年9月，中共中央在《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中指出，我國公民道德建設方麵仍然存在著不少問題，道德失範，是非、善惡、美醜界限混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有所滋長，見利忘義、損公肥私行為時有發生，不講信用、欺騙欺詐成為社會公害，以權謀私、腐化墮落現象嚴重存在。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及時有效解決，必然損害正常的經濟和社會秩序，損害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

其二，抵禦西方文化的侵蝕。例如， 2004年3月，中宣部和教育部在《中小學開展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實施綱要》中指出，麵對世界範圍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實行“西化”、“分化”和爭奪下一代的圖謀，麵對日益開放的環境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要求，在中小學開展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不斷增強廣大青少年對民族優秀文化的認同和自信，振奮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是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

其三，增強國家認同感和民族凝聚力。例如，2005年6月，中宣部、中央文明辦、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聯合頒布了《關於運用傳統節日弘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的意見》。該《意見》指出，充分運用民族傳統節日，大力弘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對於推動形成團結互助、融洽相處的人際關係和平等友愛、溫馨和諧的社會環境，對於進一步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認同感、推進祖國統一和民族振興，對於不斷發展壯大中華文化、維護國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其四，提高國際競爭力。例如，2006年11月，胡錦濤在第八次全國文代會和第七次全國作代會上指出，麵對當今世界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的大潮，麵對國家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對文化發展的要求，麵對社會文化生活多樣活躍的態勢，如何找準我國文化發展的方位，創造民族文化的新輝煌，增強我國文化的國際競爭力，提升國家軟實力，是擺在我們麵前的一個重大現實課題。

2、行動的策略

政府應對上述問題的總戰略是複興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具體的行動策略包括：

其一，調整對傳統文化的態度，放棄長期以來敵視傳統文化的立場，並逐步接受乃至推崇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及其代表人物孔子。

1976年之後，中國政府中止了批孔運動。1977年10月，中央政府撥款重修“三孔”。1978年5月，時任國家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拜訪“三孔”。1981年2月，中國政府安排法國社會黨領導人密特朗訪問孔廟。1982年9月13日，《光明日報》發表匡亞明的文章“對孔子進行再研究和再評價”。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信號，引起了強烈的反響。1982年11月，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視察曲阜，並下令重建曲阜孔廟大成殿孔子塑像。此後，鄧穎超、李瑞環、江澤民等眾多國家領導人先後視察曲阜和“三孔”。從2004年開始，政府開始祭祀孔子，而且規格一年比一年高。到2007年，主持祭孔的單位已經由縣級市升格為山東省政府和文化部、教育部等中央部委。

在最高層麵上，政府逐漸放棄西方話語體係，轉而用中國的傳統話語來描繪自己的未來藍圖。毛澤東時代，中國政府用“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界定自己的理想。這是西方左派的概念。到鄧小平時代改為“現代化”。這個概念比較中性，但是偏向西方右派的話語。到了江澤民時代就轉變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這已經是中國傳統話語了。胡錦濤時代則提出“和諧社會”。這是典型的儒家式社會理想的核心概念。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就以中國傳統文化解說“和諧社會”理念。在上述演變過程中，“回歸本土”的趨勢十分明顯。

其二，直接行動，即動用政府自己的資源，發起、組織、實施相關行動。

近年來，胡錦濤、溫家寶等國家領導人發表了一係列講話，中央政府製定了一係列文件，如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若幹意見》、《中小學開展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實施綱要》、《關於運用傳統節日弘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的意見》、《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這些講話和文件的頒布和實施，有力地引導和推動了運動的發展。

政府還利用自己控製的媒體，展開了持續的、大規模的、高規格的宣傳活動。例如，中央電視台科教頻道開設《百家講壇》欄目，相繼推出《於丹〈論語〉心得》等一係列傳統文化講座，在社會上掀起了“論語熱”等高潮。又如，2006年春節期間，中央電視台科教頻道連續播出了由中央文明辦和中央電視台聯合製作的7集電視片《我們的節日》，詳細解讀了我國的傳統節日。這部係列電視片還在中央電視台的其他頻道相繼播出。

同時，政府也直接發起、組織、實施了一係列重大活動。例如，1998年“華夏文化紐帶工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批準實施。2000年，濟寧市政府向“華夏文化紐帶工程”組委會提交了在孔子故裏濟寧修建中華文化標誌城的報告。2004年3月，胡錦濤、溫家寶等國家領導人對這項建議作出重要批示。又如，2004年9月28日，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官方祭祀孔子大典在曲阜孔廟舉行。中央電視台向全球直播了這次公祭活動。此後公祭活動年年舉辦，而且規格不斷提升。

其三，引導、鼓勵、支持民間行動。

主要表現為向社會宣傳自己的態度和活動，宣傳民間的典型人物和做法。例如，自2004年官方首次祭孔開始，每次祭孔活動都由中央電視台現場直播，並組織國內外數百家媒體同步報道。民間祭孔、李浬、傅路江及其私塾、逄飛及其一耽學堂、蔣慶及其陽明精舍、王財貴宣揚兒童讀經的演講，以及各地的讀經活動，都得到了各級官方媒體的廣泛報道，強化了民間行動的示範效應。

政府也對民間訴求和行動做出積極回應。例如，1998年9月，葉嘉瑩上書江澤民主席，呼籲倡導幼少年學習誦讀古典詩詞以提高國民素質，江澤民很快做出批示。1998年6月，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開始實施中華古詩文經典誦讀工程。也得到了國家最高領導人、中央各部委相關領導、地方各級政府領導的肯定和支持。

其四，政府積極主動地向國外輸出中國文化，徹底扭轉了長期以來文化交流的被動局麵。通過文化輸出，建設國家的軟力量，提升中國的國際競爭力，消除“中國威脅論”的負麵影響，為“和平崛起”創造良好的國際輿論。

例如，中國教育部和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自2002年開始醞釀借鑒各國推廣本民族語言的經驗，在海外設立語言推廣機構。2004年3月，海外語言推廣機構被正式定名為“孔子學院”。2004年7月，“漢語橋”工程開始實施，內容包括在海外建立孔子學院和國家對外漢語教學基地等10個項目。截至2007年4月，已建立140所孔子學院，分布在52個國家和地區。該項目的運作特征是政府主導，以非政府方式運作，同時利用政府資源、國內的公立大學和海外的本地資源。

3、運動的性質：社會運動？政治運動？

這場運動既不是純粹的西方意義的社會運動，也不是純粹的毛時代的政治運動。與西方社會運動最大的差異在於：第一，缺乏對抗性，激烈手段很少見，沒有使用“物質損害邏輯”，行動基本上都在現行法律和政府允許的範圍之內。第二，運動的目標與現政府的目標基本一致，行動上也比較默契。第三，政府不僅是訴求對象，潛在或真實的鎮壓者，也是直接的行動者和支持者，甚至是運動的主力軍。

這場運動與毛時代的政治運動也有重大差別。第一，社會參與者具有自發性，不是被政府直接動員起來的。第二，社會參與者具有自主性，盡管他們要考慮政府的反應，但是政府隻是作為政治機遇結構在發揮影響。第三，政府主體與社會主體之間不存在垂直的隸屬或領導關係，彼此平等互動。第四，政府不是唯一的指揮中心，唯一的發動者，也沒有提供一套占據主導地位的框架，沒有利用自己的行政係統對社會進行動員，社會成員的參與也不是外部強製的結果或迫於政治壓力的結果。

本文認為，這場運動是西方社會運動和毛時代政治運動的“混合體”。這個“混合體”是政府和民間的良性互動、默契合作，並且這種合作使運動獲得了迅猛而穩健的發展。在今日中國，隻有這類“混合型運動”，才能同時獲得社會和政府的支持，才能在現實環境中誕生，才能夠持續生存並獲得迅猛發展，才能夠最有效地傳播理念，發動群眾，動員資源，組織行動，才能夠最有效地改變人們的觀念，影響社會規範和政府製度的演變，甚至影響世界格局。純粹的西方式的社會運動和毛時代的政治運動，都是無效的，而且注定是短命的。

九、運動的後果

本部分按照政治文化的邏輯，分析和預測這場文化民族主義運動的影響或後果。

1、預測的方法

由於目前運動還沒有形成一個主導性框架，而運動的狂熱分子或核心成員雖然人數不多，但能量極大，對運動的影響至深至遠。因此，可以用他們的價值觀替代運動的主導性框架，並據此對運動的後果進行預測。具體的方法和程序為：確定“核心參與者”的標準，按此標準確定“核心參與者樣本組”，通過統計分析確定“核心參與者的價值觀”，再把這個價值觀看作“預測的依據”，並據此進行趨勢外推。

操作層麵的具體方法和程序為：第一，確定兩個樣本組，一個是積極分子總樣本中的高度認同儒家的參與者樣本組，即李克特量表中的7個題項的得分均大於4的樣本，簡稱“核心參與者”；一個是10個城市隨機抽樣總樣本中的非參與者樣本組，簡稱“非參與者”。第二，在兩個樣本組之間進行比較。這既是在參與者與非參與者之間比較，又是在高度認同者與非認同者之間進行比較。第三，根據比較結果，推測運動的效果。此處，把非參與者的價值觀看作將被改變或替代的現實中的主流價值觀，而核心參與者的價值觀看作將成為主流的未來的價值觀。

本部分所有結論都是建立在詳析分析的基礎之上。詳析分析的檢驗變量包括：年齡、性別、學曆、收入、所在城市、國際流動、國內流動。淨關係顯著性檢驗的P值為0.1。詳析分析的結果不作陳述。

2、預測：對文化和政治的影響

（1）文化與宗教立場

表5顯示，核心參與者對古代思想家的認同高於現代。排位1、2、3、5的思想家均為古代的儒釋道的鼻祖，排位4、6的思想家是現代的毛澤東和馬克思。非參與者對現代思想家的認同高於古代。排位1、3、4的思想家是現代的毛澤東、孫中山、馬克思，排位2、5的是古代的思想家孔子和老子。

兩組人對本土思想家的認同均遠遠高於外界思想家。得到10%以上的人認同的思想家中，隻有一位屬於外界（馬克思）。並且屬於西方的社會主義陣營，而不是資本主義陣營。在兩組中，亞當•斯密、盧梭、達爾文均排位靠後。

表5：對思想家的評價

	核心參與者		非參與者		差異顯著性
	排序	比例%	排序	比例%	差異顯著性
孔子	1	95.9	2	57.9	＋
老子	2	57.9	5	15.5
釋迦牟尼	3	34.5		3.1
毛澤東	4	23.4	1	82.4
孟子	5	19.3	6	8.4
馬克思	6	12.9	4	29.9
孫中山		9.9	3	51.5
耶穌		8.2		3.1
柏拉圖		5.3		4.7
墨子		3.5		2
默罕默德		2.3		1.3
盧梭		2.3		1.4
達爾文		2.3		7.3
韓非子		1.8		2
亞當•斯密		1.8		0.4
其他		4.1		1.6
說不清		0.6		1.4

注：向被訪者提出的問題是：“下列人物中，您認為哪幾位是最偉大的思想家？”(限選三項)

表6顯示，核心參與者對儒教的認同遠遠高於非參與者。其對儒教的認同比例超過位居第二的佛教一倍多。非參與者對佛教的認同最高。

兩組人對本土宗教的認同均遠遠高於外來宗教。核心參與者對外來宗教的認同程度更低，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合計隻有0.6%。

表6：對宗教或文化傳統的評價

	核心參與者		非參與者		差異顯著性
	排序	比例%	排序	比例%	差異顯著性
儒家思想	1	59.6	2	14.5	＋
佛教	2	26.3	1	32.1
道教	3	4.1		3.2
天主教		0.6		2.5
基督教		0.0	3	6.4
伊斯蘭教		0.0		2.4
其他		0.0		6.9
說不清		9.4		32.0
總計		100.0		100.0

注：向被訪者提出的問題是：“下列宗教或文化傳統中，您認為哪個是最偉大的？”(單選)

推論：這場運動有利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複興。特別有利於提高儒家思想家，以及作為宗教的儒家思想的影響和地位。有利於抑製外來思想家、外來宗教、外來文化傳統的影響。

（2）對民主與權威的價值判斷

對民主與權威的價值判斷

與非參與者相比，核心參與者更加信任政府或國家。更加認為“國家有責任為人民創造幸福”、“政府有責任推廣好的道德和價值”，而且核心參與者的均值高於非參與者。可以說，在政治文化方麵，核心參與者比非參與者更加傾向儒家。更確切地說，前者比後者更加認同“儒家式權威主義”。

表7：對儒家價值觀的態度

	均值		差異顯著性	詳析分析結果
	核心參與者	非參與者	差異顯著性	詳析分析結果
國家有責任為人民創造幸福	4.59	4.24	＋	原關係成立，發生分裂。
政府有責任推廣好的道德和價值	4.75	4.30	＋	複證。

注：向被訪者提出的問題是：“下麵這些陳述與您的想法符合嗎？是非常符合（5）、比較符合（4）、一般（3）、不太符合（2），還是非常不符合（1）？”

對民主化後果的態度

民主製度的核心組成部分是多黨製和普選，表8測試被訪者對實行多黨製和普選的後果的預測，實際上是從製度層麵測試他們對民主和權威的態度。調查發現，與非參與者相比，核心參與者對多黨製和普選更加不信任，對其預期後果更加悲觀。他們更傾向於認為，實行多黨製和普選製之後，政府不會更加公正地對待任何人、經濟不能繁榮發展、犯罪率會增加且社會秩序會更加混亂、政治會更加腐敗、階級鬥爭會加劇、民族關係會惡化、領土完整會受到威脅、台灣有可能獨立。這證明核心參與者比非參與者更加不認同民主。

表8：對中國實行多黨製和普選的結果預測

	核心參與者比例%	非參與者比例%	差異顯著性	詳析分析結果
每個人都能自由地表達他們的觀點	39.8	38.5	－	存在抑製變量，存在關係，參與者的認同高於非參與者。
政府會公正地對待任何人	25.1	25.5	－	存在抑製變量，存在關係，非參與者的認同高於參與者。
人們能夠加入自己喜歡的任何組織	41.5	22.9	＋	原關係成立，但發生分裂。
經濟不能繁榮發展	19.3	8.8	＋	原關係成立，但發生分裂。
犯罪率會增加，社會秩序混亂	39.2	20.3	＋	原關係成立，但發生分裂。
政治會更加腐敗	26.3	12.6	＋	原關係成立，但發生分裂。
階級鬥爭會加劇	30.4	16.3	＋	原關係成立，但發生分裂。
民族關係會惡化	38.0	20.1	＋	原關係成立，但發生分裂。
中國領土完整受到威脅	35.7	13.9	＋	原關係成立，但發生分裂。
台灣有可能獨立	26.3	10.8	＋	原關係成立，但發生分裂。

注：向被訪者提出的問題是：“如果我們國家實行多黨製和普選，您認為會出現什麽情況？”（多選）

對改革方式的態度

表9顯示，核心參與者是更加“激進”的改革者，而非參與者更加“保守”。選擇“保持現有體製不變”而不願進行變革的比例，前者為2.9%，後者為15.1%。就“改革方式”而言，核心參與者更加“保守”，而非參與者更加“激進”。選擇“激進式改革”的比例，前者為2.9%，後者為12.4%。選擇“漸進式改革”的比例，前者為87.7%，後者為55.2%。可見，核心參與者更加有利於穩定。

表9：對改革方式的看法

	核心參與者比例%	非參與者比例%	差異顯著性
激進式改革	2.9	12.4	＋
漸進式改革	87.7	55.2
保持現有體製不變	2.9	15.1
說不清	6.4	17.3
總計	100.0	100.0

注：向被訪者提出的問題是：“對於我國現有體製的改革，您傾向於下列哪種改革方式？”(單選)

推論：這場運動直接有利於儒家政治哲學的複興，有利於儒家式權威主義政體的建立。這場運動會強化或擴大對民主正當性的懷疑，對民主有效性的不信任，對政治民主化危害的擔憂。其直接結果是不利於政治民主化，並通過抑製競爭對手的方式，間接有利於權威主義政體的穩定。同時，這次場運動有利於漸進式改革方式的推行和維持，進而有利於轉型時期的政治穩定。

3、預測：對國際行為的影響

（1）文化民族主義立場

表10顯示，核心參與者比非參與者更加認為，自己的傳統文化是最好的，傳統的生活方式應該流傳下去，政府應該保護民族文化並承擔抵禦外來文化入侵的責任，國家還應該有組織地向外輸出文化。中國人和中國政府，不但要保護自己的文化，防止其它文化侵犯自己，而且還有向外輸出文化，影響（征服）其他文化。這顯示出核心參與者比非參與者具有更加強烈的文化民族主義意識。

表10：對民族文化的態度

	均值		差異顯著性	詳析分析結果
	核心參與者	非參與者	差異顯著性	詳析分析結果
雖然我們中華民族不是最強大的，但我們的傳統文化是最好的	4.72	4.29	＋	原關係成立，但發生分裂。
中國人應該按照祖先流傳下來的方式生活	3.58	3.20	＋	原關係成立，但發生分裂。
政府應該盡量保護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避免受到外來的影響	4.04	3.68	＋	原關係成立，但發生分裂。
國家應該有組織地向外輸出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	4.64	3.98	＋	複證。

注：向被訪者提出的問題是：“您是否同意下麵這些說法？是非常同意（5）、比較同意（4）、一般（3）、不太同意（2），還是非常不同意（1）？”(單選)

（2）大國理想和責任

表11顯示，核心參與者選擇“應該追求成為超級大國”的比例低於非參與者，選擇“不應該追求成為超級大國”的比例高於後者。這說明前者比後者更加“和平”。因為對中國人來說，“超級大國”可能是一個負麵概念。一般情況下，人們往往把它與美國的所作所為聯係在一起。

表11：對超級大國目標的態度

	核心參與者比例%	非參與者比例%	差異顯著性
應該追求成為超級大國	46.2	60.3	＋
不應該追求成為超級大國	43.3	18.5
說不清	8.8	20.1
拒答	1.8	1.1
總計	100.0	100.0

注：向被訪者提出的問題是：“您認為中國應該追求成為超級大國嗎？”（單選）

推論：這場運動有利於提高中國人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有利於本土文化或傳統文化的複歸或複興；有利於文化輸出，特別是有利於政府推動的文化輸出；有利於中國以和平的方式進入國際社會，追求“和平崛起”或“王道”。

（3）對國際關係的態度

表12以對日本的態度為例考察了核心參與者和非參與者對國際關係的看法。調查顯示，選擇“不管怎樣都不應該參拜靖國神社”的比例，核心參與者遠低於非參與者，說明前者不如後者強硬。選擇“如果將戰犯靈位移出靖國神社，是可以參拜的”的比例，前者遠高於後者，說明前者似乎更“講道理”。選擇“參拜靖國神社是日本的內政問題，中國無需發表意見”的比例，前者略低於後者。總的來看，在對日問題上，前者比後者更加“理性”，更加“非情緒化”。

表12：對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問題的態度

	核心參與者		非參與者		差異顯著性
	排序	比例%	排序	比例%	差異顯著性
不管怎樣都不應該參拜靖國神社	1	41.5	1	65.4	＋
如果將戰犯靈位移出靖國神社，是可以參拜的	2	37.4	2	14.9
參拜靖國神社是日本的內政問題，中國無需發表意見	3	6.4	3	6.7
以上說法都不接近		9.4		6.4
拒答		5.3		6.5
總計		100.0	1,164	100.0

注：向被訪者提出的問題是：“部分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引起中國政府和公眾的不滿。請問您的態度與下列哪一項最接近？”(單選)

推論：有利於提升中國人對國際問題的理解水平；有利於中國人理性地對待國家間的關係；有利於中國人客觀地、準確地認識各國的國家利益；更加寬容地對待其他國家；減少情緒化、極端化的判斷和行動，尤其是減少情緒化的、非理性的敵意；降低政府宣傳的有效性，提高個人獨立地對國際問題作出判斷的能力；有利於世界和平；最終有利於從根本上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

總之，本文的分析顯示，這場運動很有可能改變中國的文化格局，一方麵，降低外來文化——主要是自由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另一方麵，提升中國本土文化的影響力。如果運動獲得足夠的成功，將直至確立中國本土文化在中國的文化領導權。按照葛蘭西的理論，儒家文化領導權的確立，將影響中國人的政治合法性觀念，對中國人的政治選擇產生影響，進而影響中國的政治發展，走向儒家倡導的王道政治。這場運動還將通過影響文化和政治，進而影響中國的其他領域，並通過影響中國——正在迅速崛起的世界大國，最終影響世界的文化和政治格局。所以，這場運動不僅可能影響中華民族的命運，還可能影響人類的命運。

注釋：

參見Donatella della Porta、Mario Diani，《社會運動概論》，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2年；何明修，《社會運動概論》，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參見厄內斯特·蓋爾納，《民族與民族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埃裏克·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安東尼·史密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曆史》，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

參見王樂理，《政治文化導論》，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金耀基，《中國政治與文化》，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2002年。

葛蘭西，《獄中劄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

2008-10-07

作者授權儒家中國網站（www.biodynamic-foods.com）發表

當代中國大陸傳統文化複興現象研究（康曉光）

康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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