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道統：清學的邏輯

作者：宋念申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十一月三十日甲申

           耶穌2016年12月28日

滿洲代明而興(xing) ，一方麵是以邊緣的身份入主中原，另一方麵又繼承、擴大了過去那個(ge) 天下。這造成了中華道統與(yu) 新的天下秩序不再嚴(yan) 密對應。因此，對中華的重新定義(yi) ，就成了整個(ge) 近代東(dong) 亞(ya) 世界思想變革的起點。日韓的士人藉由思考“華夷變態”重新定位自身，成為(wei) 19世紀後兩(liang) 地民族主義(yi) 思想的重要來源。同樣，中原地區（特別是江南）的知識分子，也借危機而重思華夏，深入探討危機的根源，以學術上的重塑道統，來表達政治上的介入現實。

對清朝學術與(yu) 思想的評價(jia) ，向有兩(liang) 種相反的傾(qing) 向。一種強調朝廷對士人的思想鉗製，覺得在理學、科舉(ju) 、文字獄的重重“文網”壓製下，文人隻好遁入古籍，把精力都用來訓詁考證，思想活力漸失、學術限於(yu) 僵硬，導致近代中國取辱於(yu) 外。一種則突出明末清初思想者們(men) 的革命性，認為(wei) 他們(men) 在變亂(luan) 中提出了類似於(yu) 同時代歐洲的民本、民權、民族等理念，直接影響了中國19世紀的現代化運動，其意義(yi) 堪比文藝複興(xing) 或啟蒙主義(yi) 。

在事實層麵上，這兩(liang) 種評價(jia) 都有一定道理。不過，其結論看似截然相反，其實都以西歐曆史敘述為(wei) 鏡像，以“保守”對“進步”的二元譜係，來框定中國思想的曆史邏輯。所不同者，一個(ge) 認為(wei) 滿洲崛起帶來的政治高壓全然消極，另一個(ge) 則認為(wei) “華夷變態”實際刺激了積極的變化。

理出這兩(liang) 極敘述內(nei) 在的一致性，需要把清代中國思想的變化放在本土儒學自身的發展脈絡中。首先要說明，一個(ge) 社會(hui) 但凡到了積弊叢(cong) 生、矛盾重重的境地，必然會(hui) 有新的思想出現，古今中外皆是如此。評價(jia) 這種新思想，最好不要看它符合或不符合某種預先假定的“進步”軌跡，而要搞清楚它當時針對的問題是什麽(me) ，誰是“敵人”。思想文化並非空中樓閣，而是發生在具體(ti) 的曆史情境。

梁啟超概括晚明以來的學術主潮，說是“厭倦主觀冥想，傾(qing) 向客觀考察；排斥理論，提倡實踐”。但誰是“主觀冥想”和“理論”呢？顯然不是滿清統治者，至少不直接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朱舜水等，他們(men) 所反對的，是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宋明理學。他們(men) 認為(wei) 朱熹到王陽明那一套道德學問，發展到當時，已經完全成了形而上的玄學，失去了對現實的指導意義(yi) ，必須改革。

這種痛切主要針對的是明代政治社會(hui) 的墮落風氣，後來因為(wei) 國家覆亡，這痛切中又多了一份對江山易色的憤懣。他們(men) 把國變的根源，歸結於(yu) 學術脫離現實，認為(wei) 是士林智識空虛的結果。顧炎武就批評這些知識精英“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wan) 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luan) ，神州蕩覆，宗社丘墟”，話說的夠厲害了。到了顏元那裏，對知識人的批判就更不留情麵，譏諷他們(men) 是“平時袖手談心性，臨(lin) 危一死報君王”，除了那些虛頭巴腦的道德理想和一腔熱血上頭，什麽(me) 實際的本事都沒有。

極強調在現實中踐行學問的這批思想家，大都投身於(yu) 反滿抵抗運動中。但他們(men) 的抵抗其實是一種政治與(yu) 文化的兩(liang) 線作戰：像朱舜水這樣的學者，雖投身複明之業(ye) ，卻不屑於(yu) 接受南明的官職，明確表示文化立場與(yu) 政治立場的分離。他們(men) 抗清，但更反禮教；眼前的、政治的敵人是滿清，內(nei) 心的、文化的敵人是理學。到了抵抗運動失敗後，眼前的敵人打不倒了。他們(men) 並沒有以一種簡單的民族主義(yi) 邏輯，把明亡的根源歸咎於(yu) 清，而是直指作為(wei) 內(nei) 心的敵人的性理空談。

怎麽(me) 反性理空談呢？政治方麵的實踐失敗了，可學術研究必須仍然回到現實問題。所以當時的思想家們(men) ，從(cong) 學習(xi) 方法上，是主張走出書(shu) 齋的。他們(men) 強調儒士的修身應該文武兼備；要周遊山川、尋訪田野；即使是讀書(shu) ，也不能僅(jin) 僅(jin) 滿足於(yu) 幾部經典，而要兼考天文、地理、曆算等等。顧炎武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45歲以後行走大地，訪古尋跡，“往來曲折二三萬(wan) 裏”，從(cong) 文獻到碑版無所不讀。其治學以問題為(wei) 導向，強調解決(jue) 社會(hui) 積弊。再如黃宗羲，不但以極富批判性的思想重構理想社會(hui) 的政治秩序、寫(xie) 出堪比盧梭《社會(hui) 契約論》的奇書(shu) 《明夷待訪錄》，而且在天文、數學、地理等方麵也非常有造詣，這當然就和晚明時期由耶穌會(hui) 士帶入的西學風氣有很大關(guan) 係。

具體(ti) 到讀書(shu) 的理路，他們(men) 否定宋明以來的學術道統，主張舍宋學而追漢學。這點和文藝複興(xing) 的邏輯的確有些相像：歐洲當時的學者藝術家主張要“回到”古希臘羅馬時代的思想和審美“傳(chuan) 統”，去重新認知文明“本來”的樣貌。當然，所謂“傳(chuan) 統”也在這一追尋過程中被發明創造了出來。曆史上的回歸運動屢見不鮮。回溯曆史、正本清源其實是革新改製的另一種說法，重新解釋過去，就是為(wei) 了指向現實和未來。清初思想家厭惡宋學，認為(wei) 朱熹王陽明以來的學術，受到禪、道的影響，使得兩(liang) 漢至唐以來的經學傳(chuan) 統變成了抽象、空疏的性理之學。所以他們(men) 要做的，是重新“回到”經學傳(chuan) 統中去找尋正解。

如何“回到”經典來重新解釋？他們(men) 多采取曆史主義(yi) 態度，即把古典文本視為(wei) 動態時間中的產(chan) 物，而不是脫離具體(ti) 語境的靜態的形而上之學。即使是孔孟這樣的“聖人”，也是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神學的一部分。既然“六經皆史”，自然首要是辨析材料，判明真偽(wei) ，否則對文本的解釋就不能成立。而在經典漫長的繼承流轉過程中，語言、文字、意義(yi) 等有了複雜的變化，更不要說偽(wei) 作層出，魚龍混雜。於(yu) 是治學的第一要務，便自然是利用各種方法，特別是曆史語言學的方法，來考校文本，去偽(wei) 求真，深查文義(yi) 。所以顧炎武才會(hui) 強調，“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作為(wei) “清學之祖”，顧炎武開辟了嚴(yan) 格考據的風氣。其後一大批受他影響的學者，如閻若璩、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惠棟等，把這套曆史語言學方法發揮到了極致，引出所謂乾嘉學派的大興(xing)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以考證聞名的大家，也很少抱著為(wei) 了考訂而考訂的態度。考證訓詁的背後，有著全麵整理學術道統的雄心，而支持者這種學術雄心的，則是鮮明的政治動機和強烈的社會(hui) 關(guan) 懷。

到了乾隆時期，反宋學的漢學一派，在學林中穩據主流。雖然其意識形態有明確的抗爭(zheng) 色彩，但在理論前提上，恰與(yu) 同樣反對明末學風的官方朱子學有一致之處。清廷為(wei) 了宣示自身的正統性，也需要對學術加以利用和收編。乾嘉考據一派漸趨僵化，在後世受到許多批評，成了埋首故紙、不問世事的代名詞。為(wei) 什麽(me) 如此強調經世致用的清學，卻收縮成了無關(guan) 事功的考據，把方法當作學問本身、失去了對現實的關(guan) 注和批判？通行的解釋，還是考察學術與(yu) 政治的關(guan) 係。一種思路強調，文網過密造就“自我壓抑”的社會(hui) 氣氛，所謂“權力的毛細管作用”（王汎森），導致思想失去衝(chong) 擊性。另一種思路則認為(wei) ，康雍之後帝王與(yu) 士林之間的對立關(guan) 係也有了鬆動和變化，在爭(zheng) 奪道統的過程中，兩(liang) 者思想逐漸“趨同和合流”（楊念群）。說來也不奇怪，新的學派在推翻舊學統，達到頂峰，確立主導地位之後，大都會(hui) 趨於(yu) 守成，以理論代實踐，變成一種新的僵化保守，在原本富於(yu) 政治性的地方去政治化了。但我們(men) 不應因為(wei) 後來的壓抑和合流，而忘記它本性中的革命性。

儒家學說向來有“麵向現實改造環境的外在性格”（李澤厚）。清學性格中的求實求真，在整個(ge) 中國乃至東(dong) 亞(ya) 的現代思想史上都有著重要的作用，當然不能以“萬(wan) 馬齊喑”來簡單否定。同樣，雖然它的興(xing) 起和歐洲走向現代之前的文藝複興(xing) 及啟蒙運動有相似的地方（比如複歸古典、重解經典），但因為(wei) 雙方社會(hui) 政治結構的不同，我們(men) 也不該期待它像啟蒙主義(yi) 那樣轉化成徹底的政治變革。盡管如此，清學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的核心追求，在兩(liang) 三百年中不斷滋潤、滲透進士人的精神世界，不但在傳(chuan) 統儒學中開辟新路，而且在19世紀以來的政治劇變和刺激下，爆發強大的實踐衝(chong) 動，成為(wei) 中國現當代改革與(yu) 革命的重要思想資源。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