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之問”的雙重時代性

作者：羅誌田（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

來源：《北京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八月十九日甲辰

           耶穌2016年9月19日

《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梁漱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五四學生運動後，此前並不出名的梁漱溟，因拈出東(dong) 西文化問題，而“暴得大名”。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推廣，文化，特別是東(dong) 西文化，成為(wei) 當時讀書(shu) 人心目中最為(wei) 關(guan) 注的問題。

什麽(me) 是“梁漱溟之問”，“梁漱溟之問”的時代背景

梁漱溟的《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shu) 在1921年出版後，立即引起思想界的注意，反響非常熱烈。從(cong) 當時關(guan) 注的程度看，其影響不低於(yu) 稍早出現的梁啟超之《歐遊心影錄》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馮(feng) 友蘭(lan) 後來回憶，梁漱溟的講演，“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興(xing) 趣”，因為(wei) “他所講的問題，是當時一部分人的心中的問題，也可以說是當時一般人心中的問題”。

梁漱溟抓住了什麽(me) 問題，或他想要解決(jue) 什麽(me) 問題？如果簡略地概括“梁漱溟之問”，就是：在西方文化已成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日漸邊緣的中國文化如何“翻身”？用他自己的話說，他研究東(dong) 西文化，針對的就是“中國民族今日所處之地位”這一根本問題。而這完全是個(ge) 文化問題，應尋求文化的解決(jue) 。

借用康有為(wei) 的典型表述，中國在近代從(cong) “獨立一統之世”被迫走入了“萬(wan) 國並立之時”。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讀書(shu) 人對“世界”的認知，從(cong) 來充滿了想象和憧憬、無奈與(yu) 徘徊，始終以緊張、矛盾為(wei) 特色，可以說是“萬(wan) 解並立”，從(cong) 未真正達成共識。因此，在中國讀書(shu) 人說到“世界”時，心裏想的可能是“西方”。尤其他們(men) 想要進入的那個(ge) “世界”，所指的基本就是“西方”。

而“梁漱溟之問”一個(ge) 相對臨(lin) 近的時代背景則是，民初中國麵臨(lin) 的國際形勢相對寬鬆，盡管不少讀書(shu) 人的憂患意識仍較強，但與(yu) 甲午後迫在眉睫的“亡國”憂慮相比，當時中國的外患不特別明顯，因而更有深入思考的餘(yu) 地。

局勢的相對寬鬆是一個(ge) 不小的時代轉變，梁漱溟自己就說，“從(cong) 前我們(men) 有亡國滅種的憂慮，此刻似乎情勢不是那樣，而舊時富強的思想也可不作”，因此可以有更長遠的思考。對於(yu) 以“天下士”自居的讀書(shu) 人來說，少了“近憂”，自然更多“遠慮”。正如研究梁漱溟的專(zhuan) 家艾愷所指出的：人們(men) 一直認為(wei) ，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主要關(guan) 心的是中國深刻的文化危機。但也有這樣一些人，他們(men) 麵對的是人類的普遍問題，而不是他們(men) 自己特殊時期的處境。這種選擇精神，更多地是在感情上與(yu) 人類存在的意義(yi) 這個(ge) 永恒問題相聯係，而不是與(yu) 他們(men) 的生存環境這個(ge) 直接問題相聯係。在艾愷眼裏，梁漱溟就是這樣的天下士。但由於(yu) 西潮衝(chong) 擊後“天下”已兼具“世界”與(yu) “中國”兩(liang) 重意義(yi) ，他又並非完全超越的天下士，而是“把自己對人類的普遍問題的關(guan) 心和對中國現時特殊情況的憂慮聯係在一起”。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候的不少人，就基本處於(yu) 這樣的狀態中。像胡適和梁漱溟這一代人（梁漱溟比胡適小兩(liang) 歲），在十多年的時間裏就目睹了好幾項以千年計的根本轉變，其感觸非比尋常，思慮也當更高遠。同時，歐洲大戰帶來的世界巨變使相當一些西方人也開始反省他們(men) 的文明或文化。這些重要的內(nei) 外背景，都使新文化運動那一代人容易去思考更基本的問題——從(cong) 人類社會(hui) 到中國自己的基本問題。

時人所說的西方或西洋，不僅(jin) 是空間意義(yi) 的，更多的是指稱一種文明或文化

時間上今昔的異同隻是對比的一麵，更強烈的對比還是在以空間為(wei) 表現的文化層麵。時人所說的西方或西洋，不僅(jin) 是空間意義(yi) 的，更多的是指稱一種文明（文化），故東(dong) 西對比的範疇，便很容易落實在文化上。而正是在對比的意義(yi) 上，中國文化的危機愈發凸顯。梁漱溟雖然把東(dong) 方文化分為(wei) 印度和中國兩(liang) 類，但其論述的主體(ti) 是中國，所以他仍在因應中國讀書(shu) 人心目中“道出於(yu) 二”以及中國一方競存不力的問題。

梁漱溟特別指出，已經成功的西方不存在文化認同的問題，“就是領受西方化較深的日本人也可以不很著急”，而已經亡國的殖民地不能自主，甚至沒有“著急的資格”。而中國的特殊在於(yu) ，它既不是西方，西化也不成功，又沒亡國。既然“還是一個(ge) 獨立國，一切政治法律都還要自家想法子來處理”，所以文化問題對中國特別迫切，而文化選擇更已到生死攸關(guan) 的程度。

今後中國文化到底應有一個(ge) 什麽(me) 樣的“解決(jue) ”，其實也就是從(cong) 文化層麵思考怎樣“解決(jue) ”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問題。1922年梁漱溟在山西演講時強調：中國民族今日所處地位與(yu) 前數十年不同了。所以不同，所以要變成現在這樣，完全是文化的問題。一方麵固因國內(nei) 的變動，而尤其重要的是外麵別國的變動。西方民族因為(wei) 有那樣的文化而成那樣的局麵，漸漸地使中國地位也受很大的影響。看明了這層，然後可以曉得我們(men) 應當持什麽(me) 態度，用什麽(me) 做法。

北大學生馮(feng) 友蘭(lan) 就是帶著東(dong) 西文化的問題出國留學的，他在國外時注意到，“中國人現在有興(xing) 趣於(yu) 比較文化之原因，不在理論方麵，而在行為(wei) 方麵；其目的不在追究既往，而在預期將來”。馮(feng) 友蘭(lan) 讀書(shu) 時，梁漱溟是哲學係的講師，馮(feng) 應是梁的學生。可以看出，馮(feng) 友蘭(lan) 不僅(jin) 分享著梁漱溟的思路，在措辭上兩(liang) 人也不謀而合。實際上，由於(yu) “西方”已進入並成為(wei) 中國權勢結構的一部分，那時中國任何大的改變，都一麵針對著傳(chuan) 統，一麵針對著西方，尤其是關(guan) 涉文化的“解決(jue) ”。

梁漱溟同時代人，大多認同“梁漱溟之問”的時代意義(yi)

很多梁漱溟的同時代人，盡管思想或文化立場不同，但都承認“梁漱溟之問”的時代意義(yi) 。張君勱當時說，以前大家都想要學歐洲，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人自己對其文化也有反省的意思。“歐洲文化既陷於(yu) 危機，則中國今後新文化之方針應該如何呢？默守舊文化呢？還是將歐洲文化之經過之老文章抄一遍再說呢？”他自己常常在想這個(ge) 問題，恰看到梁漱溟新著的《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發現“全書(shu) 即是討論此問題”。章士釗也承認：“梁君發策，分別若幹問，詳察東(dong) 西文化存亡分合之度，其事葉於(yu) 英語所稱Time-honoured，刻不容緩。”

張君勱和章士釗都曾和梁漱溟一起被劃入所謂的“東(dong) 方文化”派，其實他們(men) 不甚讚同梁漱溟的觀念，尤其張君勱還進行了較為(wei) 嚴(yan) 厲的駁斥。他們(men) 的共同承認，表明梁漱溟的確說出了一些人想說的話，或提出了一些人正在思考的問題，也就是提出了具有時代性的問題。

瞿秋白同樣強調梁漱溟提出的“這一問題在中國思想史上顯然有極大的價(jia) 值”。在他看來，“禮教之邦的中國遇著西方的物質文明便徹底的動搖，萬(wan) 裏長城早已失去威權，閉關(guan) 自守也就不可能了”。但一些“中國的士大夫卻始終不服這口氣，還盡著嚷東(dong) 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質文明相對抗”。麵對這一在中國思想史上有極大價(jia) 值的問題，他“願意來試一試，做第一步的根本的研究”。

類似要來“試一試”的參與(yu) 感其他人也有，文化立場與(yu) 瞿秋白頗不一樣的景昌極，就對梁漱溟的書(shu) 說了不少無的放矢、可說可不說的話。沒什麽(me) 可說也要來說，最可顯示這題目本身的重要。

後來賀麟總結說，梁漱溟鄭重提出東(dong) 西文化問題，“在當時全盤西化、許多人宣言立誓不讀線裝書(shu) 、打倒孔家店的新思潮澎湃的環境下，大家對於(yu) 中國文化根本失掉信心。他所提出的問題，確是當時的迫切問題”。賀先生的文化立場又不同，他同樣看重此問題的“當時”意義(yi) 。

而嚴(yan) 既澄則以為(wei) ，《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是一部“推測未來的大著”。竊以為(wei) 嚴(yan) 既澄所見不差。“未來”在近代中國對讀書(shu) 人有特別的吸引力，從(cong) 梁漱溟的演講和書(shu) 中的論述可知，他對這一問題的關(guan) 注確實是從(cong) 新派一邊開始的。這本書(shu) 想要推測的，其實就是中國和中國文化的未來。其解決(jue) 問題的思路和方案，表現出顯著的麵向未來傾(qing) 向。

中國以及中國文化在世界的地位，尤其是未來在世界的可能地位，的確是那個(ge) 時代（以及後來和現在）很多讀書(shu) 人都在思考的大問題。那時的思想界對中國已成為(wei) 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清楚的認識，《青年雜誌》1卷1號的《社告》就特別指出：“今後時會(hui) ，一舉(ju) 一措，皆有世界關(guan) 係。”故中國青年“雖處蟄伏研求之時，然不可不放眼以觀世界”。

這一百年之前的提醒，並未過時，仿佛在說現在。我們(men) 今天的一舉(ju) 一措，仍有世界關(guan) 係，仍不可不放眼以觀世界。從(cong) 19世紀開始，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說，資產(chan) 階級便“按照自己的形象，為(wei) 自己創造出一個(ge) 世界”，並“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滅亡的憂懼之下采用資產(chan) 階級的生產(chan) 方式”。梁漱溟不一定讀過這段話，但他也清楚地認識到，那時西方文化成了世界文化，而中國文化則漸處邊緣。

至今我們(men) 仍然沒有解決(jue) 中西文化的“優(you) 劣”或“生死”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錢穆所說：“東(dong) 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you) 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餘(yu) 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nei) 。”盡管梁漱溟曾強調他討論的不是什麽(me) “東(dong) 西文化的異同優(you) 劣”，而是東(dong) 方文化的生死，即“在這西方化的世界，已經臨(lin) 到絕地的東(dong) 方文化究竟廢絕不廢絕”的問題，但大體(ti) 上，他所探討的和錢穆所說的是一個(ge) 問題。

錢先生所說的“全中國人”是泛指，比較起來，馮(feng) 友蘭(lan) 的描述更有分寸——這個(ge) 問題縈繞於(yu) 心懷的，既是“當時一般人心”，恐怕更多是“當時一部分人”，也就是那些隱隱以“天下士”為(wei) 自定位的中國讀書(shu) 人。其他人或許分享、或許未分享讀書(shu) 人的憂慮。

無論如何，這是一個(ge) 在幾代讀書(shu) 人心目中非常重要的問題。梁漱溟的確提出了一個(ge) 時代性的問題。另一方麵，這個(ge) 問題現在也仍然圍困住很多中國人。前些年有本書(shu) 叫《中國可以說不》，後來又有一本書(shu) 叫《中國不高興(xing) 》，以及前段時間又在討論什麽(me) 地方的價(jia) 值觀念可以進入我們(men) 的課堂，等等，都表明我們(men) 仍然沒有解決(jue) 中西文化的“優(you) 劣”或“生死”問題（“生死博弈”便是今人論及此事仍在使用的詞語）。

既然梁漱溟提出的問題迄今為(wei) 止還在圍困我們(men) ，則其所提問題的意義(yi) 今天依然存在。或可以說，梁漱溟提出的不止是一個(ge) 時代的問題，還是一個(ge) 跨越時代的問題。當然，這還取決(jue) 於(yu) 我們(men) 怎樣理解“時代”及其問題。

李文森曾說，梁啟超一生欲將中西拉平的訴求，其實是在回答一個(ge) 他的前輩和後輩都同樣在關(guan) 懷也在回答的問題。幾代人關(guan) 懷思慮相通，具有“同時代性”，可謂“同時代人”。因此，通過梁啟超個(ge) 人的思想曆程，可以看到整個(ge) “近現代中國的思想”。按照這一思路，如果我們(men) 今天仍在討論和因應類似的問題，說明我們(men) 和梁漱溟他們(men) 仍然同處一個(ge) 時代，麵臨(lin) 著同樣的問題。

但很多人會(hui) 覺得時代已經大變，今天的中國已不是當年的中國，今天的世界也不同於(yu) 當年的世界了。且不說政治權勢的轉移，即使僅(jin) 就信息的交通言，我們(men) 已進入所謂的“互聯網時代”，已出現“信息爆炸”的新現象。這的確已是一個(ge) 大不一樣的時代。但若回到根本，有些問題本身就是跨時代的。我們(men) 對自己、對人類社會(hui) 以及人與(yu) 自然關(guan) 係的認知，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但這些方麵需要解決(jue) 的問題，我們(men) 和前人依然相同。相較而言，東(dong) 西文化問題的延續性，還顯得次要一點。不過，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而不是排斥、彼此共處而不是仇恨，又是一個(ge) 緊迫的世界問題。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