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新儒家與(yu) 新加坡的結緣

作者：梁秉賦（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院長）

來源：[新加坡]聯合早報2023-07-22

65年前（1958）的元旦日，牟宗三、徐複觀、張君勱、唐君毅四位先生，曾聯名簽署一份《為(wei) 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men) 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yu) 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同時發表於(yu) 香港的《民主評論》與(yu) 《再生》兩(liang) 刊物上。這篇文章數十年來在中文或華人知識界不斷引起討論，仍常為(wei) 人們(men) 所提起。

這篇向來被視為(wei) “當代新儒家”之“宣言”的文獻，具有深刻的時代意涵。欲明其所以然，須要對百年來的中國思想文化史稍作回顧。

1905年清廷停辦科舉(ju) ，四書(shu) 五經之學頓時失去了它在國家體(ti) 製內(nei) 的一道最重要支柱，亦由此開啟儒學在現代中國的坎途。更猛烈的疾風驟雨還在後頭。陳獨秀以《孔子之道與(yu) 現代生活》（刊1916年12月1日發行之《新青年》第二卷第四號），率先發一大哉問：“數千年前宗法時代封建時代，隻行之於(yu) 公卿大夫士而不行之於(yu) 庶人（的）人倫(lun) 日用”，能再行之於(yu) “今日之共和時代國家時代”乎？“孔子之道”，還適用於(yu) 今天已經是“民政民權發張之世界”嗎？他直接挑戰“稍有知識之尊孔諸公，下一良心之判斷”。

那還是新文化運動初起時，用文言文寫(xie) 就的一篇檄文。此後魯迅的《狂人日記》、《孔乙己》，以及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等白話文學經典，再以更加強大的藝術感染力，突出新舊矛盾的對立，鼓動人們(men) 對宗法禮教孔子之學作摧枯拉朽、風卷殘雲(yun) 。在古代中國地位至尊至顯的儒學不得不黯然退場，“四部之學（也從(cong) 此被）七科之學（所取代）”（左玉河先生書(shu) 名），一個(ge) 新時代於(yu) 焉而生。這已是為(wei) 人們(men) 所熟悉的，現代中國思想文化世界的主場景。

然而，或許並不太為(wei) 一般人所熟知的是，就在新學取代舊學的這一顯性主軸之側(ce) ，其時卻另有一條學術脈絡橫空出世，那就是後來被學界稱為(wei) “當代新儒家”之學術群體(ti) 的出現。

1922年梁漱溟先生出版《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1923年張君勱先生將他2月間在清華大學的演講整理成《人生觀》一文，刊於(yu) 第272期的《清華周刊》、1932年熊十力先生撰《新唯識論》（此書(shu) 之語體(ti) 文本則出版於(yu) 1944年）、1939年馮(feng) 友蘭(lan) 先生出版《新理學》，複於(yu) 抗戰的艱苦歲月間連續撰就《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稱“貞元六書(shu) ”；錢穆先生繼之在1960年代先後撰就《論語新解》與(yu) 《朱子新學案》，此遂蔚為(wei) 一巍巍文脈。

當代新儒學是相對於(yu) 宋明理學

梁、張、熊、馮(feng) ，還有馬一浮、賀麟、方東(dong) 美等人，即學者所尊的“當代新儒家”（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之開宗人物。其及門弟子更是人才輩出。唐君毅、牟宗三及徐複觀出於(yu) 熊十力之門；劉述先、成中英、傅偉(wei) 勳師從(cong) 方東(dong) 美。其後，還有杜維明在東(dong) 海大學受業(ye) 於(yu) 牟宗三與(yu) 徐複觀。

錢穆與(yu) 餘(yu) 英時兩(liang) 先生雖不願被列入當代新儒家之統緒，但學界仍因認可二人之功業(ye) 而將其納入廣義(yi) 的“現代新儒學”之譜係，比如起始於(yu) 1986年的中國國家教委規劃之社會(hui) 科學重點課題“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即將二氏先後列為(wei) 研究對象。而且，餘(yu) 英時雖為(wei) 錢穆弟子，但他在新亞(ya) 書(shu) 院時亦當同受教於(yu) 唐君毅。

此一學術群體(ti) 之所以被稱為(wei) “當代新儒家”，自是相對於(yu) “宋明理學”稍早之前已被譯為(wei) “新儒學”（Song-Ming Neo-Confucianism）而言。據劉述先的考證，這一英譯可見之於(yu) 馮(feng) 友蘭(lan) 1948年出版的《中國哲學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出版社為(wei) 紐約的Free Press），以及普林斯頓大學出版於(yu) 1953年，由卜德教授（Derk Bodde，生年1909卒年2003）所英譯的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下卷》（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I第十章）。這一提點很重要，因為(wei) 我們(men) 知道馮(feng) 氏出版於(yu) 民國年間的《中國哲學史》，其“經學時代”篇中的第十與(yu) 第十五章，是仍以“道學”之名來統括宋明大儒的學問的。此當仍守《宋史》為(wei) 北宋五子至南宋朱熹等24位大儒立《道學列傳(chuan) 》之義(yi) 例。

“當代新儒學”有意思之處，即在於(yu) 像是一支異軍(jun) 突起於(yu) 孔子之學正處於(yu) 四麵楚歌之際。此或亦可視為(wei) 曆史的吊詭，儒學是在就快被置之於(yu) 死地的時候，複為(wei) 人們(men) 發見它其實可以成為(wei) 中國文化抗禦西方現當代文明強大衝(chong) 擊的定海神針。

陳寅恪於(yu) “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下冊(ce) 》審查報告”中，曾如此寫(xie) 道：“中國自秦以後，迄於(yu) 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曆程，至繁至久。要之，祗為(wei) 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chan) 生，及其傳(chuan) 衍而已。”他盛讚馮(feng) 氏此書(shu) “於(yu) 朱子之學，多所發明”。“大事因緣”一語實如醍醐灌頂，我們(men) 當依循陳氏對肇生昌盛於(yu) 宋明時期的“新儒學”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中的定位這一點撥，來了解“當代”新儒家的曆史貢獻。

據唐君毅所言，撰述《為(wei) 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之緣起，為(wei) 他和張君勱1957年旅美期間，有感於(yu) “西方人士對中國學術的研究方式，及中國文化與(yu) 政治前途的根本認識，多有未能切當之處”，遂函邀居台的牟宗三與(yu) 徐復觀共同發表一文，擬“針對若幹西方人士對中國文化之意見”作一回應，以期“轉移西方人士觀念上之成見”。所以該文本來是擬先以英文發表的，但後來覺得“最重要者仍為(wei) 吾中國人之反求諸己，對其文化前途，先有一自信”，遂以中文刊發此文。

這一篇“宣言”洋洋灑灑，從(cong) 十二個(ge) 方麵闡述立場：一、前言：我們(men) 發表此宣言之理由；二、世界人士研究中國學術文化之三種動機與(yu) 道路及其缺點；三、中國曆史文化之精神生命之肯定；四、中國哲學思想在中國文化中之地位及其與(yu) 西方文化之不同；五、中國文化之倫(lun) 理道德與(yu) 宗教精神；六、中國心性之學的意義(yi) ；七、中國曆史文化所以長久之理由；八、中國文化之發展與(yu) 科學；九、中國文化之發展與(yu) 民主建國；十、我們(men) 對中國現代政治史之認識；十一、我們(men) 對於(yu) 西方文化之期望，及西方所應學習(xi) 於(yu) 東(dong) 方之智慧者；十二、我們(men) 對世界學術思想之期望。

於(yu) 此可知，當代新儒家乃以心性之學為(wei) 儒學之大體(ti) ，祖述孔孟、歸宗宋明大儒，從(cong) 倫(lun) 理道德與(yu) 宗教精神見儒學之真諦。其以為(wei) ，作為(wei) 華夏固有文化之核心的儒學，仍足以成為(wei) 炎黃子孫在當代應對西方文明之挑戰的本元底蘊。人們(men) 所需要做的，是固本培元，絕不能失去對自身傳(chuan) 統的信心。這樣才能從(cong) 中發現，能促使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文明作水乳交融的因子，比如使之與(yu) 科學與(yu) 民主得以交相契合的內(nei) 容。

當代新儒家的這些呼喚和努力，和中土儒生在中古時期麵對一股強大的外來文化——印度佛教的挑戰時，並沒有消極退卻或一味迎合，而是反求諸己歸本溯源，從(cong) 自身傳(chuan) 統中尋找思想資源，從(cong) 而開創出“心性之學”的恢宏哲學體(ti) 係，來應對甚而消融釋氏之影響的殫精竭力，並無二致。此其何以亦為(wei) “新儒學”也。

選修學生達1萬(wan) 多人

新加坡在1980年代之初，曾嚐試以中文和英文各開發一套名為(wei) 《儒家倫(lun) 理》的教材，作為(wei) 中學德育課程的一個(ge) 選項，讓中學三、四年級的學生自由選修。政府之所以希望中學生學習(xi) 儒家倫(lun) 理，是因為(wei) 看到在曆史上曾受儒風所染的一些東(dong) 亞(ya) 國家及地區（如日本、韓國、新加坡和港、台），都能在戰後快速取得經濟起飛，遂推想這可能是得益於(yu) 其全體(ti) 或部分人民之性格意誌及精神麵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傳(chuan) 承而來的儒家倫(lun) 理觀念所塑造而成的。

政府當時即禮聘在美國大學任教的餘(yu) 英時和杜維明兩(liang) 位先生，為(wei) 此課程編寫(xie) 人員的海外顧問。請他們(men) 先為(wei) 該課程“擬定基本的概念範疇”，再繼而提供學術指導。兩(liang) 位專(zhuan) 家於(yu) 1982年8月，在時任副總理暨教育部長吳慶瑞博士的邀請下來到新加坡。其實，劉述先、傅偉(wei) 勳及戴璉璋（牟宗三弟子），當年也曾受國大東(dong) 亞(ya) 哲學研究所之邀，到新加坡來訪學、交流與(yu) 作研究。

餘(yu) 、杜兩(liang) 先生應邀而至，成為(wei) 我國國家領導人虛席以待的問道對象之時，正當四五十歲的精壯之年，本著儒生的弘道之心殷殷獻策。一方有用世之心、一方有問道之意，相互吸引，遂成就新儒家與(yu) 新加坡的一段善緣。

《聯合早報》對此文化工程顯然能見其意義(yi) 而持續給予關(guan) 注，據其報道“儒家倫(lun) 理”課程在1984年正式推出後，次年就有接近6000名（中文班學生5000餘(yu) ，英文班約700）新加坡中學生選修。到了1987年，選修該課程的學生人數已倍增至1萬(wan) 4795名，幾占全國中三與(yu) 中四學生總數的兩(liang) 成（18.7%）。這當中，以中文來修讀的學生，人數約為(wei) 英文班學生的三倍。在1989年，全國修讀儒家倫(lun) 理課程的中學生，也有1萬(wan) 4000餘(yu) 名之眾(zhong) 。

步入1990年代以後，儒家倫(lun) 理與(yu) 它同期開辦的其他德育課程，同為(wei) 新的課程所取代。雖時過境遷，但新儒家與(yu) 新加坡攜手共立的這一記善業(ye) 功德，實仍足以為(wei) 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