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大中小學的傳(chuan) 統文化教育,最大的問題就是“非生命化”,傳(chuan) 統文化被當成了固化的“知識係統”“人文典故”,而不是活生生的“生命的學問”。學習(xi) 傳(chuan) 統文化者,不是為(wei) 了成就自己的生命,更多的隻是學習(xi) 知識、應付考試。講授傳(chuan) 統文化者,自己對所講授的內(nei) 容缺乏真誠的信仰,信不深、講不透、落不實。傳(chuan) 統文化的教育要真正得到落實,必須從(cong) “信”···
晚明氣論通過揚棄陽明學,回應了唯心論,解決(jue) 了心物問題。劉宗周和王夫之借鑒唯識學克服陽明心學的思路,從(cong) 唯心論翻轉出氣論的道路。氣論的特性在這一翻轉中得到了清楚的顯示:從(cong) 工夫論進入心性論,用唯識學重述心性論,用唯氣論轉化唯識學。其中需要著重論證的是王夫之將阿賴耶識轉為(wei) “太虛即氣”。
相較於(yu) 存在論傳(chuan) 統的西方哲學,以儒家為(wei) 主的中國哲學是性命論傳(chuan) 統,民國以來易於(yu) 接受唯物論,是因為(wei) 其固有的氣論傳(chuan) 統。但氣論唯物論並非心物二元的,因而其唯物論亦非機械唯物主義(yi) 。本文嚐試在身心一體(ti) 的傳(chuan) 統中建構性命論主體(ti) ,並闡發與(yu) 之密切相關(guan) 的兩(liang) 個(ge) 哲學命題:氣論宇宙觀和人為(wei) 天地心,以展現性命論哲學的初步麵貌。
鄭玄將《周官》的圓丘納入祭天典禮,認為(wei) 在南郊之外,還有更為(wei) 重要的圓丘祭天。這是鄭玄以經文為(wei) 本,統合今古文經學的結果。經學的改變馬上帶來製度的革新。
中國古代樂(le) 論素以“感”字為(wei) 核心來闡述音樂(le) (聲響)與(yu) 情感(人心)之互動關(guan) 係或互觸機製。《樂(le) 記》18見“感”字及緯書(shu) 《樂(le) 動聲儀(yi) 》談及“六聲—六情”互動關(guan) 係及“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感→思→積→滿→作”心理規律,強調音樂(le) 參與(yu) 人“感於(yu) 物而動”及音樂(le) 生活“慎所以感之者”。古人多以“動人心也,動也,應也,觸也,發也,撼也”等釋“感”,“···
我們(men) 相聚在這個(ge) 暑期班,是要來共同解決(jue) 一個(ge) 全人類正麵臨(lin) 的重大困境。可以說,我們(men) 身處的當下,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之所以說這是一個(ge) 最好的時代,是因為(wei) 身為(wei) 人類的我們(men) 取得了很多成就。我們(men) 可以當之無愧地宣稱,世界性的饑餓問題已經得以解決(jue) 。因為(wei) 我們(men) 人類這種偉(wei) 大動物,現已發展出了能夠通過全球性舉(ju) 措迅速地解決(jue) 世界各地···
針對這種情況,本文試圖以西方的墮胎難題為(wei) 背景,闡釋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生育製度的基礎的傳(chuan) 統身體(ti) 觀的運作方式,及其恰好避免了西方墮胎難題的症結而具有的優(you) 越性。本文還將進一步討論傳(chuan) 統身體(ti) 觀在當代所受的挑戰,及其在麵對當代中國自身的生命倫(lun) 理困境(如墮胎手術的濫用問題)時所可能發揮的作用。
通過兩(liang) 人《大學》經筵講義(yi) 在詮釋章節、詮釋重心、詮釋方式、詮釋傾(qing) 向等方麵的比較,可以發現,真德秀盡管在學術上沒有突破朱熹的整體(ti) 理論框架,但在推動理學經世方麵則多有創見。
鑒於(yu) 當時係統而完整的胎兒(er) 發育及胎教學說,儒醫普遍把胎兒(er) 時期看作人類生命的開始。基於(yu) 對胎兒(er) 的這種看法,儒醫一般來說對墮胎持反對立場,但是他們(men) 也秉承了儒家在處理實踐問題時一貫采取的整全性態度,在複雜的現實中,對墮胎所涉及的多方麵的價(jia) 值和考量加以重視和權衡。
鄭玄在注解《禮運》時,將“大同”“小康”分別對應於(yu) 五帝和三王時代,並明確認為(wei) 五帝與(yu) 三王之治存在高下之分,這一說法為(wei) 漢儒“帝王之德有優(you) 劣”觀念之表現,其原因與(yu) 意義(yi) 都值得深究。一方麵,漢儒對帝、王的區分與(yu) 先秦儒家對天子與(yu) 王之別的建構一脈相承,可視為(wei) 漢儒對秦漢以來畸變的“天下”與(yu) “天子”觀念的重塑;另一方麵,漢儒借助對五帝至···
在一個(ge) 沒有“家”的哲學時代,提出“家”哲學勢必遭到各種質疑,如李勇教授從(cong) 內(nei) 、外兩(liang) 個(ge) 方麵深入細致地分析了“家”哲學可能遭到的批判。“家”哲學有著不同的形而上學預設。最終“家”問題有一個(ge) 從(cong) “厚的文化”不斷理性化到“薄的哲學”的過程。但“薄”並不意味單薄,而是意味著論題的普遍化。
“中國哲學”是近代西學東(dong) 漸風潮中模仿西方“哲學”而逐步建立的學科。所謂“中國哲學”未能完成對於(yu) 傳(chuan) 統思想的取代,而隻是使自身成為(wei) 傳(chuan) 統思想的棺槨。“中國哲學史”是民國學者以找相同的方式生造的,尤其是以儒學為(wei) “中國哲學史”的主軸,更是一廂情願。儒者的使命不是致力於(yu) “道”,而是致力於(yu) “文”,即傳(chuan) 承“禮文製度”,庶幾不喪(sang) 斯文。於(yu) 是,“···
位於(yu) 北京阜成門內(nei) 大街的曆代帝王廟,是明清兩(liang) 朝的皇家廟宇。中國曆史上共有460多位帝王,涵蓋上古時代的三皇五帝、夏商周時代的王和秦漢至明清時代的皇帝,廟中擇優(you) 入祀188位,其中既有華夏—漢民族帝王,也有北方民族和不同民族血統的帝王。乾隆還就此帝王譜係提出“中華統緒不絕如線”的斷言。為(wei) 何來自不同民族、曾治理中國不同地域的···
如果孔子和西方“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德魯克生活在同一個(ge) 時代,可能會(hui) 是一對好朋友。孔子一生推行“和”文化,主張構建一種“和而不同”的秩序社會(hui) ;“協同有效性”則是彼得·德魯克推崇的目標……
夷狄所象征的作為(wei) “他者”的文化在麵臨(lin) 著回歸華夏固有思想統序的任務的同時,亦通過自身的融匯完成了對華夏思想統序的重建。而由宋代“華夷之辨”所引申出的歸統與(yu) 建統問題,亦是我們(men) 理解當代中國哲學的書(shu) 寫(xie) 的一把鎖鑰。
從(cong) 顏子內(nei) 部視角看,無論是“好學”,“不違如愚”,“聞一知十”,“不遷怒、不貳過”,“以能問於(yu) 不能,以多問於(yu) 寡,有若無、實若虛”,乃至“孔顏之樂(le) ”,都是對顏子生命狀態的現象描述,是顏子好學的自然效驗,不是他用功與(yu) 存心的真實所在。顏子之所以如此,源於(yu) 自身義(yi) 理體(ti) 段之融釋,及其與(yu) 實踐生命之統一。
主體(ti) 成果清水江鄉(xiang) 民家藏文書(shu) 的搜集考釋,乃是花費十年心力精心結撰的重要學術成果,不僅(jin) 改變了鄉(xiang) 村社會(hui) 研究的史料環境,而且推動了古文書(shu) 學的建構與(yu) 發展。而依據大量原始契約文書(shu) 展開分析與(yu) 研究,采用契約文書(shu) 、傳(chuan) 世典籍、田野調查三者互考互證的方法,也催生了一批質量一流的學術論著的出版或發表,顯示了可與(yu) 敦煌學、徽學媲美的清水···
明太祖統治時期,科舉(ju) 考試經曆了“興(xing) -廢-興(xing) ”的曲折曆程。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事件,其實質是太祖為(wei) 平衡南北發展做出的重大努力,也是對北方因元朝統治和長期戰亂(luan) 導致經學荒蕪的一種修複。明初的科舉(ju) 興(xing) 廢過程,體(ti) 現出學術與(yu) 皇權之間的深刻張力,也體(ti) 現出科舉(ju) 作為(wei) 一項國家重要製度的政治特征。
隻有在性-天模式下,人能回應天的這種給予,善才能被確證為(wei) 人性的一種真實能力。這正是孔子的工作。孔子在真切活潑之道德生活中,對天與(yu) 人性之關(guan) 係作了扭轉,即把自然生成論形態的天-性之關(guan) 係扭轉為(wei) 道德形而上學形態的性-天之關(guan) 係,由此開啟中國文化史上的天人性命之學。
在一定程度上,蒙先生講的“情感的轉向”是有明確所指的,是一個(ge) 標誌性的提法,即在20世紀理性主義(yi) 占絕對上風的大背景下,怎麽(me) 來容納非理性的東(dong) 西,重樹“情感”的價(jia) 值主體(ti) 性。這樣一種哲學思考,和回到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從(cong) 曆史上的一些資源、從(cong) 儒家思想的特點入手,來重構當代哲學的問題、對中國哲學的未來發展做出新的闡釋,無疑是有價(jia) 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