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五四”的看法也經曆過一些變化。因為(wei) 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混在一起,前些年,對“新文化運動”反傳(chuan) 統這一麵持比較激烈的批評態度。這幾年來,不斷地讀書(shu) 學習(xi) ,對中國曆史的認知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加深,有了一些新想法。
來自20世紀曆史塵埃中的舊式啟蒙話語固然日益淺陋而可能遭遇“愛國青年”的鄙棄,那些抱殘守缺於(yu) 舊式話語而無視當代中國進步性及愛國青年之精神自覺的人固然可能呈現“遺老”狀而憤懣幽怨,甚至詆毀封殺新生力量,但新時代真正的價(jia) 值締造任務是否就可以通過何冰式的正能量演講而得到解決(jue) 呢?
近年國內(nei) 有所謂新文化運動者焉,其持論則務為(wei) 詭激,專(zhuan) 圖破壞。然粗淺謬誤,與(yu) 古今東(dong) 西聖賢之所教導,通人哲士之所述作,曆史之實跡,典章製度之精神,以及凡人之良知與(yu) 常識悉悖逆抵觸而不相合。
“大啟蒙”就是要破除這種異化現象,讓啟蒙理性不再以理性為(wei) 絕對中心,這就需要東(dong) 方智慧來平衡西式啟蒙的偏頗。“大啟蒙”恰恰是要找回人類的情感,以人情來對理性加以均衡,使得人類獲得一種完整的“情理結構”。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曆史上思想文化製度的大轉型、大變革的社會(hui) 運動。在新文化運動中,強化了晚清以來的“文化對待觀”,具體(ti) 表現為(wei) 古與(yu) 今的對峙以及中與(yu) 西的劃分。古今、中西的文化對立,雖然在當時促進了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啟蒙,但同時也在觀念上帶來了文化激進主義(yi) 與(yu) 文化保守主義(yi) 的對立、中國文化與(yu) 西方文化的對立,開啟了後來思想文化···
如果說長程的曆史總是遵循“正—反—合”的辯證邏輯的話,那麽(me) ,在整整一百周年之後,世變時移,是不是也該輪到一度被置於(yu) “新文化”對立麵的“儒學”,在更高的層次上與(yu) “五四”握手言和了呢?
反傳(chuan) 統與(yu) 西化固然是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關(guan) 鍵內(nei) 容,但在何種意義(yi) 上可以算作新文化運動與(yu) “五四”的基調?同樣,人所豔稱的所謂個(ge) 性解放、反專(zhuan) 製、反抗帝國主義(yi) 雲(yun) 雲(yun) ,盡管也都是新文化運動的應有之義(yi) ,但在何種意義(yi) 上與(yu) 顛覆傳(chuan) 統形成有機的聯係,依然是考驗史學界的重要課題。
我們(men) 通常說,五四運動為(wei) 中國請來了兩(liang) 位先生,一位是德先生(democracy,民主),一位是賽先生(science,科學)。其實,還有一位極重要的“人物”也是那個(ge) 時候請來的,這就是“和女士”(human rights,人權)。可是,不知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卻偏偏忽略了她。也是因為(wei) 這個(ge) 不該有的忽略,兩(liang) 位先生的煩惱一直得不到解決(jue) 。
一百年前爆發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不但深遠地影響了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曆史,更是塑造起一個(ge) 對中國曆史的想象傳(chuan) 統,即以儒家文化為(wei) 主體(ti) 的中國文化從(cong) 根子上、從(cong) 基因上就是敗壞的,四千年的吃人史和劣根性,體(ti) 現為(wei) 辮子、纏足等令人厭惡的象征符號,並進一步被延伸為(wei) “亞(ya) 細亞(ya) 社會(hui) ”或“東(dong) 方治水社會(hui) ”,因此必須得到徹底的清算和滌蕩。
在“五四”反傳(chuan) 統的新文化運動中出現了一個(ge) 奇特現象,當時的一些知識分子一方麵無情地抨擊孝道,一方麵又深情地躬行孝道,我們(men) 將此現象稱為(wei) “孝道悖論”。孝道悖論以一種耐人尋味的方式呈現了當時知識分子在孝道問題上認識與(yu) 實踐的矛盾以及情感與(yu) 理智的衝(chong) 突。
“五四精神”要求科學與(yu) 民主。要實現本真意義(yi) 上的自由、民主、平等,則須引進西方抽象傳(chuan) 統。抽象傳(chuan) 統即凝聚、消辟兩(liang) 種勢用中堅執前者,用儒學術語表達則為(wei) “坤先”。這就是說,西方傳(chuan) 統要求陰盛陽衰。因而,無須驚奇,在近、現代中國,西方傳(chuan) 統影響的實際效用是促成“陰盛”。中西文化接觸之後果並不是把中國社會(hui) 導向西方化,而是造成中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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