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節是一個曆史悠久的傳統節日，不過，過去幾十年來，這個節日受到刻意漠視。直到今年，政府安排這個節日為法定假日，人們終於可以一種相對從容的心情去完成這個節日的禮儀。

清明節並不是一個悲悲切切的節日，另有很多有趣的民俗，比如郊外踏青、蕩秋千。不過這個節日的主要內容的確是祭祀祖先。稍微檢視一下就會發現，不少傳統節日都有這一準宗教性內容，比如除夕、冬至等節日都是要祭祖的。孝是日常生活中一種十分重要的美德，祭祀、懷念祖先在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些道德規範與準宗教禮儀的一個根本目的是維持家庭、家族的穩定和凝聚力。

近代以來，一些接受現代科學、倫理教育的人士對這一點深為不滿，痛加批判。在他們看來，正是這些倫理道德規範與準宗教禮儀，維持了禮教秩序，束縛了人的自由，限製了人的創造性，是中國落後愚昧的根源。反傳統，在很大程度就是反孝道、反祖先崇拜，乃至否定家庭、摧毀家族，這被認為是個性解放、個人自由的前提。

這樣的態度忽略了曆史的複雜性。在孔子所向往的周的治理秩序下，“家”的成員借助血緣關係組成一個熟人社會，它作為一個小共同體，是社會治理的中心。協調其內部關係及相互關係的則是自發形成的規則體係———禮。特定的家則通過各種方式———包括訂立盟約的方式———組合成為邦國。禮與刑、法都不同，它不是掌握權力者隨意製定的，而是某種習慣法。因而，生活在家及由家構成之邦國中的人們，是享有一定自由和權利的。所謂的“名分”，就包含著權利。

自孔子時代起，君主專製主義的陰雲開始升起。這些專製君主不斷踐踏禮，打破家的結構。最典型的是秦國，皇帝讓人民在自己麵前平等，當然也剝奪了禮賦予他們的全部自由與權利。秦亡之後，傳統開始複蘇，此後的中國曆史就處於兩種力量的長期爭持之中：一種是專製的蠻橫力量，它試圖把所有人置於自己的直接統治之下，法家是其代言人；另一種力量則試圖恢複家在社會治理中的支配地位，以調和、抵製君主的專製權力。這正是儒家傳統的要旨。

人們或許注意到，自漢以來，雄心勃勃的皇帝總是要破豪強之家，總是要編戶齊民，總是要在社會廣泛的範圍內均貧富，僅以軍功或科舉功名作為分配資源的唯一標準。相反，民間社會則一直試圖維持自己的完整性，這包括擴大家庭規模，在家庭內部建立完善的教育、救濟、救助體係，包括獨立地在家族內部從事宗教、準宗教活動。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祭祀祖先成為越來越廣泛的民間傳統。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通過祭祀祖先這樣的宗教性活動，不斷地強化家庭成員對於本家族美好傳統的共同體記憶，增強成員的凝聚力，從而使家庭、家族、宗族之類的小共同體能夠獲得更大程度的認同和忠誠。這些努力使小共同體有能力支配更多資源，從而有能力保持其相對於權力的某種獨立性。這些小共同體客觀上限製了君主權力的範圍。

這樣的社會結構當然缺乏某種公共性，生活在這樣的結構中的民眾，當然缺乏現代民族國家國民的民族意識、國家意識。近世以來中國的啟蒙先賢因此而痛感國人一盤散沙。問題的一個方麵是，此種民族意識、國家意識果真那麽可取嗎？另一方麵，即便建立現代民族國家需要這種意識，就必須毀壞家的結構、摧毀關於家的信念及與家相關的道德規範嗎？

啟蒙先賢未免操之過急。本來，傳統的家庭、家族結構、相關信念、價值，是可以與現代自由觀念、憲政政體架構資相循誘，實現其結構與功能之轉換，並成為現代市民社會乃至公民社會發育的基礎。即便是現代公民社會，也不是要求所有活動主體都是陌生人組成的組織。

事實上，經過某種轉換之後，適當規模的具有凝聚力的家庭，依然是社會秩序的基礎。比如，沒有家庭，就不可能有完整的道德教育、宗教教育、人格教育。今日中國社會之價值失範與道德淪喪，直接淵源於人們對家庭價值的蔑視，及種種政治、法律、經濟製度導致的家庭的畸形化。比如，上世紀50年代實行的低工資導致的強製性雙職工製度，使家庭無力教育子女；獨生子女政策導致父母喪失對子女進行道德教育的技藝。而沒有道德教育，人們不具備基本的道德價值，公民社會何從談起？

清明節給了人們從容祭祀祖先的機會，但先賢早就說過，祭祀祖先的目的仍是“民德歸厚”，即透過宗教性活動，讓家人的心靈靠得更近，讓家族、家庭的美好傳統給家庭帶來更多安寧、幸福。

原載於2008年04月01日 南方都市報

【作者授權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