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報刊中的二十世紀中國哲學世界

作者：李維武

來源：《南國學術》2016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九月廿八日癸未

          耶穌2016年10月28日

[摘 要]中國哲學在20世紀所取得的諸多成就、所實現的現代轉型和傳(chuan) 統更新，固然首先來自中國哲學家在新的曆史時代為(wei) 建構中華民族新的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所作的上下求索，但同時也與(yu) 來自近現代報刊的有力支撐是分不開的。進入19世紀後，近現代報刊在中國的出現和發展，為(wei) 中國哲學發展提供了新空間，對20世紀中國哲學的開啟與(yu) 發展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中國近現代報刊與(yu) 20世紀中國哲學密切相關(guan) 者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時政—思想性報刊；（二）學術性報刊；（三）哲學刊物。這三種類型報刊各具特色，對推進20世紀中國哲學的開展發揮了不同的作用：時政—思想性報刊所載哲學文章，因與(yu) 時政評論、時代思潮相結合，能於(yu) 一時之間對中國思想界投下很大影響；學術性報刊，特別是哲學刊物，則能更充分、更集中地發表專(zhuan) 業(ye) 性哲學論文，有力地支持了中國哲學的現代轉型和傳(chuan) 統更新。從(cong) 思想內(nei) 容上看，它們(men) 又分為(wei) 兩(liang) 種類型：一種是思想傾(qing) 向性不明顯的報刊，時常發表不同思想傾(qing) 向性的文章，表現出較大的思想兼容性；另一種是思想傾(qing) 向性十分鮮明的報刊，所發文章或者體(ti) 現某一種哲學思潮，或者反映某一種文化思潮，或者代表某一種社會(hui) 思潮，其傾(qing) 向性深刻影響了20世紀中國哲學思潮的開展。這些都表明，報刊史與(yu) 哲學史之間存在著一種內(nei) 在的聯係。然而，在過去的學術研究中，報刊史研究與(yu) 哲學史研究是分開的。前者被認為(wei) 是曆史學的工作，因此不涉及哲學史研究的內(nei) 容，最多隻建立起與(yu) 思想史研究的聯係；後者則屬於(yu) 哲學的範圍，往往隻關(guan) 注曆史上哲學家的文獻與(yu) 思想，不重視對作為(wei) 載體(ti) 的近現代報刊的研究。這種狀況，既限製了報刊史研究，也限製了哲學史研究。因此，改變報刊史研究與(yu) 哲學史研究互不聯係的狀況，把兩(liang) 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對於(yu) 促進在哲學史研究中重建曆史感，把哲學的形上之“思”與(yu) 曆史學的形下之“史”結合起來，開展以哲學史為(wei) 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yi) ，應是21世紀中國學術研究的一個(ge) 新方向。

[關(guan) 鍵詞]近現代報刊；20世紀中國哲學；報刊史；哲學史

中國哲學從(cong) 古至今，其傳(chuan) 播媒體(ti) 伴隨著科技的進步和文化的發展經曆過許多變化，產(chan) 生了從(cong) 竹簡木牘到紙質圖書(shu) 再到網絡新媒體(ti) 等不同形式。19世紀以來近現代報刊在中國的出現和發展，不僅(jin) 為(wei) 人們(men) 提供了一種紙質新媒體(ti) ，也使信息傳(chuan) 播和思想交流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快捷、及時。對於(yu) 中國哲學的傳(chuan) 播媒體(ti) 來說，這是一次劃時代的重大變化，形成了中國哲學發展的新特點，推動了中國哲學的現代轉型和傳(chuan) 統更新。因此，若要深入了解20世紀中國哲學的開展，就需要探討近現代報刊與(yu) 20世紀中國哲學的聯係，以及由此而來的對20世紀中國哲學開展的影響。

一   近現代報刊與(yu) 中國哲學發展的新空間

鴉片戰爭(zheng) 前後，近代報刊作為(wei) 一種新的媒體(ti) 開始在中國出現；特別是自19、20世紀之交開始，現代報刊在中國獲得了很大的發展。近現代報刊在中國的出現和發展，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使中國人不僅(jin) 能夠及時便捷地了解天下之事，而且能夠卓有成效地拓展思想空間。隨著近現代報刊的發展，一些報刊不再滿足僅(jin) 僅(jin) 報道時事、評論政治、傳(chuan) 播逸聞、發表小說故事，而開始為(wei) 高深玄奧的哲學留出一定的位置，向讀者提供更為(wei) 高級精美的精神食糧。一些有關(guan) 哲學的文章，由此開始出現在近現代報刊上。這就使中國哲學獲得了一個(ge) 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

由來華傳(chuan) 教士所辦的《萬(wan) 國公報》，從(cong) 1868年創辦到1907年停刊，曆時近四十年，是晚清時期著名刊物之一。[1]在該刊龐雜的內(nei) 容中，具體(ti) 到哲學領域，不僅(jin) 有對基督教哲學的宣傳(chuan) ，還有對西方近現代哲學的介紹，以及對基督教與(yu) 中國儒、道關(guan) 係的探討。例如，1878年出刊的《萬(wan) 國公報》第505卷至513卷，連載了培根（F. Bacon,1561—1626）名著《新工具》的中譯本《格致新法》，譯者慕維廉（W.Muirhead，1822—1900）為(wei) 此撰寫(xie) 《小序》稱：

嚐思治平之學，格物為(wei) 先。而製造之方，致知尤賴。所以格致一門盡人所宜講求，亦今日所為(wei) 急務者也。夫《大學》所謂“格物致知”、“本末兼賅”，不獨係乎性理，又係乎天地萬(wan) 物，備於(yu) 我前，必當考其底蘊，知其義(yi) 理功用大矣哉。然而華士素所心究者鮮矣。或曰：未嚐學問，向遵古訓，不尚奇巧。或曰：斯理深奧，殊難索解，誰可探索其蘊？人雖交乎天地之中而四方妙旨大用莫不加察。西國夙昔士人亦然。設有考究天地功用，內(nei) 心理學則必依前人之遺傳(chuan) ，鮮有作新之妙意，不知其間諸謬亦無實用攸閑之事焉。逮夫明季有英士名曰培根，官至尚書(shu) ，學問淹博，著書(shu) 富有。其《格致新法》一書(shu) 尤為(wei) 推重。其意更易古昔之遺傳(chuan) ，盡人探求天地萬(wan) 物，兼綜條貫，精察物理，豈可茫然莫辨，徒從(cong) 古昔遺言哉？是書(shu) 聲名洋溢，始焉雖若扞格不入，而於(yu) 二三百年之間凡有誌修明者莫不奉為(wei) 圭臬。今餘(yu) 翻譯華文，逐漸登報以博眾(zhong) 覽，俾好學深思之人考訂有具，非鑿空為(wei) 難耳。惟願人人通曉新法，不求精而日精者矣。將見人才輩興(xing) ，政務裨益，夫豈尋常學問所可同日語哉？ [2]

這篇序言，實為(wei) 一篇見解精辟、論說有力的哲學短文。它通過中西方學術傳(chuan) 統的簡要比較，強調了培根《新工具》所提倡的新的認識方法對於(yu) 人類思想發展的重要意義(yi) 。慕維廉提出把此書(shu) 中譯本“逐漸登報以博眾(zhong) 覽”，可見在當時報刊上發表哲學著譯已漸成常態。這篇序言對研究近現代報刊與(yu) 中國哲學發展的關(guan) 係史，當是一條重要的史料。

今天與(yu) 英語“Philosophy”一詞相對應的漢語“哲學”一詞，並非中國古已有之的概念，而是19世紀下半葉日本哲學家西周（にしあまね，1829—1897）將漢語“哲”、“學”二字結合而成。“哲學”一詞為(wei) 中國學術界接受並使用，近現代報刊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1898年，梁啟超（1873—1929）在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於(yu) 這一年11月在日本創辦中文刊物《清議報》，繼續鼓吹維新變法。在《清議報》第1冊(ce) 上，首先刊登了《橫濱清議報敘例》，其中指出：“本報所刊錄約分六門：一支那人論說，二日本及泰西人論說，三支那近事，四萬(wan) 國近事，五支那哲學，六政治小說。”[3]在這裏，“支那哲學”被列為(wei) 六門中的一門，不僅(jin) 表明“哲學”一詞已進入中國近現代報刊，而且顯示哲學類的文章在這些報刊中開始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清議報》自第2冊(ce) 起，在“支那哲學”專(zhuan) 欄中連載譚嗣同（1865—1898）的遺著《仁學》。後來梁啟超在談到《清議報》與(yu) 當時諸報刊相比較所呈現的特色時，列舉(ju) 了四端：一曰倡民權，二曰衍哲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厲國恥。他認為(wei) ：“此四者，實惟我《清議報》之脈絡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廣民智、振民氣而已。”[4]其中的“衍哲理”，就是指對東(dong) 西方哲學思想的介紹。刊載《仁學》，傳(chuan) 播譚嗣同的哲學思想，正是《清議報》“衍哲理”的首要之舉(ju) 。1901年，在《清議報》出刊一百冊(ce) 時，梁啟超在總結中稱：“其內(nei) 容之重要者，則有譚瀏陽之《仁學》，以宗教之魂、哲學之髓，發揮公理，出乎天天，入乎人人，衝(chong) 重重之網羅，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為(wei) 吾人所不能達，其言論為(wei) 吾人所不敢言，實禹域未有之書(shu) ，抑眾(zhong) 生無價(jia) 之寶，此編之出現於(yu) 世界，蓋本報為(wei) 首焉。”[5]梁啟超創辦《清議報》，其目的當然在於(yu) 現實政治而不在於(yu) 哲學研究，但《清議報》對哲學內(nei) 容的重視和凸顯，則無疑對推動中國學術界接受和使用“哲學”概念起了重要的示範作用。

二  近現代報刊與(yu) 20世紀中國哲學的開啟

報刊在19、20世紀之交的中國的大發展，使得一些中國哲學家開始自覺地與(yu) 報刊建立起密切聯係：一方麵關(guan) 注報刊上所發表的哲學著述，以此來把握中國哲學的新走向；另一方麵積極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使自己的哲學思想獲得迅速的傳(chuan) 播，在中國思想界產(chan) 生大的影響。不僅(jin) 如此，這一時期的中國哲學家，還往往親(qin) 自參與(yu) 創辦、主持報刊。以嚴(yan) 複（1854—1921）、章太炎（1869—1936）、王國維（1877—1927）三位哲學家為(wei) 例，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時期中國哲學開展的新特點。

嚴(yan) 複是19、20世紀之交站在中西古今哲學交匯點上的哲學家，是20世紀中國哲學中科學主義(yi) 和自由主義(yi) 兩(liang) 大思潮的開啟者，對中國哲學的現代轉型和傳(chuan) 統更新做出了重大貢獻。嚴(yan) 複在中國思想界產(chan) 生影響，始於(yu) 1895年他在天津《直報》上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jue) 論》四篇論文。在這些論文中，他不僅(jin) 從(cong) 西方引入經驗主義(yi) 作為(wei) 新的中國哲學的基礎，主張“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驗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後定之為(wei) 不易”[6]，而且倡導自由、民主等新的政治哲學觀念，強調“以自由為(wei) 體(ti) ，以民主為(wei) 用”[7]。後來的研究者對此評價(jia) 甚高，認為(wei) 就嚴(yan) 複所寫(xie) 全部論文看，“在維新運動時期，在《直報》上最早發表的四篇論文是最重要的”[8]。這些論文由於(yu) 發表於(yu) 報紙，因而不僅(jin) 及時，而且影響很大。特別是《辟韓》一文，將批判鋒芒直指韓愈的《原道》，發出“秦以來之為(wei) 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9]的尖銳指責，後來的研究者稱譽為(wei) ：“《辟韓》之出給當時的封建社會(hui) 以極嚴(yan) 重的打擊”[10]。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1837—1909）讀後大為(wei) 驚懼，特命屠守仁（1829—1900）作《辟韓駁議》加以反擊。這從(cong) 反麵表明，嚴(yan) 複的論文在當時產(chan) 生了很大的影響。嚴(yan) 複不僅(jin) 在報紙上發表論文，而且還與(yu) 幾位朋友在天津創辦了《國聞報》，既撰寫(xie) 時政評論，也撰寫(xie) 哲學論文。該報所刊嚴(yan) 複的文章《西學門徑功用》，就是一篇重要的哲學論文。他在文中指出，古代的學以窮理主要依靠考訂與(yu) 貫通兩(liang) 種方法，前者聚列同類事物而各著其實，後者類異觀同而道通為(wei) 一；“中西古學，其中窮理之家，其事或善或否，大致僅(jin) 此兩(liang) 層。故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誤，於(yu) 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之以第三層，謂之試驗。試驗愈周，理愈靠實矣”。[11]他接著介紹了西方實驗科學方法，認為(wei) ：“格物窮理之用，其塗術不過二端：一曰內(nei) 導，一曰外導。……如化學、力學，如天、地、人、動、植諸學多內(nei) 導。至於(yu) 名、數諸學，則多外導。學至外導，則可據已然已知以推未然未知者，此民智最深時也。”[12]他在這裏所說的“內(nei) 導”，又稱為(wei) “內(nei) 籀”，即歸納方法；所說的“外導”，又稱為(wei) “外籀”，即演繹方法。在這兩(liang) 種方法中，歸納方法是從(cong) 經驗中獲得知識的基礎，而演繹方法則使這種知識具有了普遍性。因此，他在這篇文章中特別強調了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所言：“能觀物觀心者，讀大地原本書(shu) ；徒向書(shu) 冊(ce) 記載中求者，為(wei) 讀第二手書(shu) 矣。”[13]嚴(yan) 複所引入和倡導的西方經驗主義(yi) ，在此文中得到了集中體(ti) 現。

章太炎在20世紀第一個(ge) 十年中，其革命活動和哲學探索也是與(yu) 報刊相聯係的：1903年，他因“《蘇報》案”入獄，成為(wei) 名重一時的有學問的反清革命家；1906年，他出獄後流亡日本，受到革命黨(dang) 人的熱烈歡迎，成為(wei) 孫中山（1866—1925）領導的中國同盟會(hui) 機關(guan) 刊物《民報》的主筆。在抵達日本後的革命黨(dang) 人歡迎會(hui) 上，章太炎在演說中提出了著名的思想綱領：“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14]這篇演說記錄發表於(yu) 《民報》第6期上。以後，他在《民報》上相繼發表了《俱分進化論》、《無神論》、《革命之道德》、《五無論》、《四惑論》等一係列哲學論文，進一步闡發自己的哲學思想。這些論文反映了章太炎哲學思想在完成《訄書(shu) 》修訂後所出現的新變化：對於(yu) 嚴(yan) 複開啟的科學進化論提出了尖銳質疑，從(cong) 而在中國科學主義(yi) 思潮上打開了第一個(ge) 缺口；對於(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價(jia) 值予以了重新肯定，從(cong) 而開啟了20世紀文化保守主義(yi) 思潮的發展。如在《俱分進化論》中，他提出了不同於(yu) 科學進化論的俱分進化論，指出：

進化之所以為(wei) 進化者，非由一方直進，而必由雙方並進。專(zhuan) 舉(ju) 一方，惟言智識進化可爾。若以道德言，則善亦進化，惡亦進化；若以生計言，則樂(le) 亦進化，苦亦進化。雙方並進，如影之隨形，如罔兩(liang) 之逐景。[15]

該文借助《民報》的廣泛傳(chuan) 播，在當時頗有影響。在法國出版的中國無政府主義(yi) 刊物《新世紀》，就刊載了李石曾（1881—1973）署名“民”的《金錢》一文與(yu) 之呼應：

讀《俱分進化論》，不禁廢書(shu) 而歎曰：世界社會(hui) ，果終於(yu) 雙方並進，永無眾(zhong) 生平等世界極樂(le) 之日乎？若是，則世界社會(hui) 之擾擾攘攘，日言進化何為(wei) 哉！不如單簡度日，善不進，惡不滿，福不增，禍不盈，崇尚無為(wei) ，優(you) 遊山中而死可耳，何必竭體(ti) 力，窮智識，廢時日，絞腦髓，名為(wei) 增幸造福，而實不啻助罪長惡哉！然則人人何不作如是想，敝屣一切，以脫離此禍盈惡滿之世界？無已為(wei) 金錢所迷，不得不如是耳。[16]

中國哲學家在日本與(yu) 法國之間這種遠距離的呼應，在近現代報刊在中國出現之前，實在是難以想象的。

王國維在20世紀最初五年間，曾對哲學抱有很大興(xing) 趣並作了有深度的鑽研，在刊物上發表了一大批哲學譯文和論文，是當時最重要的哲學家。這些論文大多發表於(yu) 羅振玉（1866—1940）1901年在上海創辦的《教育世界》半月刊上。自該刊創辦之初，王國維就不斷發表著譯文字；1904年該刊改版，由發表譯文為(wei) 主轉向發表中國學者自己的文章，為(wei) 王國維的哲學思考與(yu) 寫(xie) 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間，“王氏成了該刊事實上的主編”[17]。其中，有兩(liang) 篇署名論文對20世紀中國哲學的開啟尤為(wei) 重要：一篇是《哲學辨惑》，1903年發表於(yu) 《教育世界》第55號；另一篇是《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shu) 後》，1906年連載於(yu) 《教育世界》第118、119號。在前一篇文章中，他批評晚清重臣張之洞、張百熙(1847—1907)把哲學視為(wei) “有害之學”和“無益之學”，強調“哲學為(wei) 中國固有之學”和“中國現時研究哲學之必要”。[18]在後一篇文章中，他批評張之洞、張百熙、榮慶（1859—1917）於(yu) 1903年製定並實施的《奏定學堂章程》，指出章程在京師大學堂所設的八個(ge) 學科（經學、政治、文學、格致、農(nong) 業(ye) 、工藝、商務、醫術）中唯獨缺少了“哲學”，“其根本之誤何在？曰：在缺哲學一科而已”[19]。對此，他提出一個(ge) 補救方案：在大學中不再專(zhuan) 門設立經學科，而是把它並入文學科，在文學科中分設經學、理學、史學、中國文學、外國文學五科，其中經學的科目設哲學概論、中國哲學史、西洋哲學史、心理學、倫(lun) 理學、名學、美學、社會(hui) 學、教育學、外國文，理學的科目設哲學概論、中國哲學史、印度哲學史、西洋哲學史、心理學、倫(lun) 理學、名學、美學、社會(hui) 學、教育學、外國文。經學與(yu) 理學的科目實際上類似，隻是後者比前者多出印度哲學史一科目。今天看來，王國維在此已經明確規劃了中國現代大學哲學係的基本科目和教學內(nei) 容，確實富有遠見卓識。後來的研究者認為(wei) ，王國維的這一方案，“雖無哲學科之名，卻有哲學科之實”[20]。這後一篇文章影響很大，同年出版的《東(dong) 方雜誌》特地加以轉載。王國維以一介書(shu) 生，敢於(yu) 公開發表文章提出與(yu) 當權者不同意見，除了學識和勇氣之外，也與(yu) 近現代報刊的傳(chuan) 播作用密不可分。

正是看到了近現代報刊在20世紀中國哲學的開啟中所發揮的重要推動作用，後來的一些學者為(wei) 了進入學術圈和哲學界，特地選擇以創辦學術刊物作為(wei) 門徑。以徐複觀（1903—1982）為(wei) 例，他之所以能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由國民黨(dang) 要員轉變成現代新儒學大師，第一步就是從(cong) 蔣介石（1887—1975）那裏要了一筆經費，以創辦學術刊物《學原》作為(wei) 進入學術圈和哲學界的開端；之後，他通過辦刊，聯絡眾(zhong) 多學者，建立起與(yu) 學術圈和哲學界的廣泛聯係，逐漸由赳赳武夫成為(wei) 文化人。

三  時政—思想性報刊與(yu) 20世紀中國哲學的開展

與(yu) 20世紀中國哲學密切相關(guan) 的中國近現代報刊大致可分為(wei) 三種類型：（一）時政—思想性報刊；（二）學術性報刊；（三）哲學刊物。盡管它們(men) 對20世紀中國哲學的開展都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但由於(yu) 類型有別，所產(chan) 生影響的性質、作用、效果又不盡相同。

時政—思想性報刊，往往以時政報道和評論為(wei) 其主要內(nei) 容，同時兼有思想性內(nei) 容，其中也往往包含哲學的內(nei) 容。這些哲學內(nei) 容盡管篇幅有限，而且多與(yu) 現實政治相關(guan) 聯，但卻因與(yu) 時政評論、時代思潮結合在一起，因而能夠於(yu) 一時之間對中國思想界產(chan) 生很大影響。

在20世紀最初的三十年間，這種類型的報刊尤多。其中一個(ge) 重要原因，是這些報刊的創辦人/主編者對哲學或有興(xing) 趣、或有愛好、或有研究，有的本人就是20世紀中國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如主編《新民叢(cong) 報》的梁啟超、主編《民報》的章太炎、主編《新青年》的陳獨秀（1879— 1942）、主編《東(dong) 方雜誌》的杜亞(ya) 泉（1873—1933）等等。以主持《湘江評論》的青年毛澤東(dong) （1893—1976）為(wei) 例，他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讀書(shu) 時，就深受著名哲學家楊昌濟（1871—1920）的影響，對哲學產(chan) 生了特別的興(xing) 趣和愛好。他在1917年致老師黎錦熙（1890—1978）的信中表示：“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從(cong) 哲學、倫(lun) 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lun) 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張，萬(wan) 夫走集；雷電一震，陰曀皆開，則沛乎不可禦矣！”[21]兩(liang) 年後，他主辦的《湘江評論》就富有哲學意味，一時之間影響很大。當時已是哲學名家的胡適（1891—1962），對這份報紙和上麵刊出的毛澤東(dong) 《民眾(zhong) 的大聯合》一文頗為(wei) 讚賞，在介紹文章中稱：“《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方麵。《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的《民眾(zhong) 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22]

這些報刊對新哲學、新思想的傳(chuan) 播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這種作用在當時就引起了一些哲學家的關(guan) 注。1919年，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新思潮的意義(yi) 》一文，回顧自1915年新文化運動興(xing) 起以來西方學說的引入，就是從(cong) 考察這類報刊入手的。他說：

在輸入學理一方麵，我們(men) 可以指出《新青年》的“易卜生號”、“馬克思號”，《民鐸》的“現代思潮號”，《新教育》的“杜威號”，《建設》的“全民政治”的學理，和北京《晨報》、《國民公報》、《每周評論》，上海《星期評論》、《時事新報》、《解放與(yu) 改造》，廣州《民風周刊》……等等雜誌報紙所介紹的種種西洋新學說。[23]

在他看來，正是由於(yu) 有這些報刊為(wei) 媒介，才有種種的西方新哲學、新思想在中國思想界得到傳(chuan) 播、產(chan) 生影響。縱觀20世紀上半葉中國哲學的開展，這方麵的事例確實很多。

實用主義(yi) 作為(wei) 一大哲學思潮由胡適引入中國思想界並產(chan) 生很大影響，是與(yu) 胡適在《新青年》第6卷第4號上發表《實驗主義(yi) 》長文相聯係的。在這篇文章中，胡適對實用主義(yi) 的時代背景、理論特征、思想傳(chuan) 統和基本方法進行了分析，分別介紹了實用主義(yi) 三位代表人物——皮耳士（C. S. Peirce,1839—1914）、詹姆斯（W. James，1842—1910）、杜威(J.Dewey,1859—1952)的哲學思想。他為(wei) 適應新文化運動對“科學”的高揚，對實用主義(yi) 作了科學主義(yi) 化的闡釋，不僅(jin) 將英語的“Pragmatism”一詞譯為(wei) 漢語的“實驗主義(yi) ”，而不是後來人們(men) 所譯的“實用主義(yi) ”，而且強調“這種哲學所最注意的是實驗的方法。實驗的方法就是科學家在試驗室裏用的方法”。[24]他說：“實驗主義(yi) 的兩(liang) 個(ge) 根本觀念：第一是科學試驗室的態度，第二是曆史的態度。這兩(liang) 個(ge) 基本觀念都是十九世紀科學的影響。所以我們(men) 可以說：實驗主義(yi) 不過是科學方法在哲學上的應用。”[25]從(cong) 實驗主義(yi) 出發，胡適主張以“曆史的真理論”來看待新文化運動對儒家綱常的批判，指出：“譬如‘三綱五倫(lun) '的話，古人認為(wei) 真理，因為(wei) 這種話在古時宗法的社會(hui) 很有點用處。但是現在時勢變了，國體(ti) 變了，‘三綱'便少了君臣一綱，‘五倫(lun) '便少了君臣一倫(lun) 。還有‘父為(wei) 子綱'、‘夫為(wei) 妻綱'兩(liang) 條，也不能成立。古時的‘天經地義(yi) '現在變成廢語了。有許多守舊的人覺得這是很可痛惜的。其實這有什麽(me) 可惜？衣服破了，該換新的；這支粉筆寫(xie) 完了，該換一支；這個(ge) 道理不適用了，該換一個(ge) 。”[26]經過這些闡釋，實用主義(yi) 就與(yu) 新文化運動建立起一種內(nei) 在聯係，在中國思想界獲得了發展的空間。而《新青年》發表胡適的這篇文章，本身就表明了這一點。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在中國的大規模傳(chuan) 播是以唯物史觀的引入為(wei) 開端的。唯物史觀作為(wei) 一大思潮在中國思想界的崛起，是以李大釗（1889—1927）在《新青年》第6卷第5、6號上連載《我的馬克思主義(yi) 觀》一文為(wei) 標誌的。由李大釗主編的《新青年》第6卷第5號，在中國刊物上第一次集中刊發了一組介紹馬克思、探討唯物史觀的文章——“馬克思研究”專(zhuan) 號，《我的馬克思主義(yi) 觀》是這一期專(zhuan) 號的靈魂，對唯物史觀、階級鬥爭(zheng) 理論和剩餘(yu) 價(jia) 值學說作了較係統的闡發。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李大釗即指出：“我們(men) 對於(yu) ‘馬克思主義(yi) '的研究，雖然極其貧弱，而自一九一八年馬克思誕生百年紀念以來，各國學者研究他的興(xing) 味複活，批評介紹他的很多。我們(men) 把這些零碎的資料，稍加整理，乘本誌出‘馬克思研究號'的機會(hui) ，把他轉介紹於(yu) 讀者，使這為(wei) 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在我們(men) 的思辨中，有點正確的解釋。”[27]以後，《新青年》又相繼發表了李大釗的文章《在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jia) 值》，陳獨秀的文章《談政治》、《答鄭賢宗（國家、政治、法律）》。這些文章集中體(ti) 現了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yi) 者對唯物史觀的總體(ti) 理解和基本把握。其中，李大釗更強調對經濟基礎、特別是對生產(chan) 力的重視，指出經濟基礎決(jue) 定了上層建築及其變動，生產(chan) 力決(jue) 定了生產(chan) 關(guan) 係及其相互間的矛盾運動，並由此引發社會(hui) 革命；而陳獨秀則在肯定經濟基礎的前提下，更重視政治和國家作為(wei) 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強調共產(chan) 黨(dang) 人和無產(chan) 階級隻有通過奪取和掌握國家機器，才能實現自己的革命目的。

《現代評論》作為(wei) 20世紀20年代中國自由主義(yi) 的重要刊物，其特色在於(yu) 發表了一大批議論當時中國現實政治重大問題的文章，其中也包含了自由主義(yi) 的哲學內(nei) 核，表達了自由主義(yi) 政治哲學理念。該刊創辦人王世傑（1891—1981）在《現代評論》第3卷第54期上發表《民眾(zhong) 運動與(yu) 領袖》一文，提出民眾(zhong) 領袖應具備的三個(ge) 要件：誠實、組織力和基本的政治知識。對於(yu) 民眾(zhong) 領袖的政治道德問題，他作了進一步的闡發：

誠實是民眾(zhong) 領袖最不可缺乏的政治道德。自古代希臘以來，一般所認為(wei) 德謨克拉西的仇敵，就是Demagogue，所謂Demagogue就是不誠實的民眾(zhong) 領袖。民眾(zhong) 是最富於(yu) 憤怒與(yu) 恐怖諸種情感的。有些民眾(zhong) 領袖，就往往利用民眾(zhong) 的這些情感，以伸張一己的權力，以快一己的仇怨。民眾(zhong) 是缺乏理解力而且往往“不求甚解”的。有些民眾(zhong) 領袖，雖未嚐蓄意利用民眾(zhong) ，而於(yu) 民眾(zhong) 的謬誤，卻不敢勇果的給以糾正；甚或為(wei) 民眾(zhong) 的情感所驅使，而不惜以自己素無精深研究與(yu) 素無堅強信仰的主張，逢迎民眾(zhong) 。這些都是不誠實的行為(wei) 。此類不誠實的領袖，就是一般之所謂機會(hui) 家——那些蓄意利用民眾(zhong) 的機會(hui) 家，我們(men) 或者還要稱之為(wei) 陰謀家。一個(ge) 誠實的民眾(zhong) 領袖，應該有寧可犧牲自己的勢力和利益而不犧牲民眾(zhong) 的精神。這是利用民眾(zhong) 的反麵。一個(ge) 誠實的民眾(zhong) 領袖，應該神聖民眾(zhong) 的權利，而又有糾正民眾(zhong) 謬誤的勇氣。這便是逢迎民眾(zhong) 的反麵。就誠實言，華盛頓、林肯、列寧、孫中山，是模範的民眾(zhong) 領袖。[28]

在這裏，王世傑從(cong) 自由主義(yi) 出發，提出了民眾(zhong) 領袖的政治道德要求。

20世紀中國哲學中一些著名哲學專(zhuan) 著的形成，也是與(yu) 時政—思想性報刊相聯係的。艾思奇（1910—1966）的名著《大眾(zhong) 哲學》，原是以單篇的“哲學講話”發表在《讀書(shu) 生活》半月刊上的。從(cong) 1934年11月起，他先後發表了24篇這樣的“哲學講話”。1935年底，他將這些“哲學講話”匯集成冊(ce) ，以《哲學講話》為(wei) 書(shu) 名出版。由於(yu) 該書(shu) 第三版遭到書(shu) 報審查機關(guan) 的查禁，第四版遂易名為(wei) 《大眾(zhong) 哲學》繼續出版。馮(feng) 友蘭(lan) （1895—1990，字芝生）在抗日戰爭(zheng) 時期所完成的“貞元六書(shu) ”中的《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三書(shu) ，都是先以單篇文章在刊物上發表，然後再結集成書(shu) 的。對此，晚年馮(feng) 友蘭(lan) 有過回憶：

我到了昆明以後，當時有一個(ge) 刊物叫《新動向》，其負責人約我寫(xie) 稿在刊物上連載。不知不覺就寫(xie) 了十二篇。但合起來也有一個(ge) 中心思想。我把它們(men) 合為(wei) 一書(shu) ，題名為(wei) 《新事論》。……在抗戰開始以前，開明書(shu) 店出了一個(ge) 刊物，叫《中學生》，發表關(guan) 於(yu) 青年修養(yang) 這一類的文章。我還在南嶽的時候，他們(men) 向我約稿，當時沒有寫(xie) 。到了昆明以後，寫(xie) 了一些，在《中學生》上連載。後來把它們(men) 編為(wei) 一部書(shu) ，題名為(wei) 《新世訓》。……在抗戰後期，有一個(ge) 刊物，叫《思想與(yu) 時代》，向我約稿。我陸續寫(xie) 了十篇在其中發表，合起來成為(wei) 一部書(shu) ，題名為(wei) 《新原人》。[29]

當然，像艾思奇、馮(feng) 友蘭(lan) 這樣由多篇報刊文章而形成名著的例子，並不是常見的。

四  學術性報刊與(yu) 20世紀中國哲學的開展

學術性報刊，主要以大學學報和學人刊物為(wei) 主，也包括一些報紙上的學術副刊。這種類型的報刊以發表學術論文為(wei) 主，其中往往有著更多的哲學內(nei) 容。特別是一些專(zhuan) 業(ye) 性強的哲學論文，時政—思想性報刊不易刊載，卻能在學術性報刊上發表出來，在學術圈和哲學界內(nei) 傳(chuan) 播並產(chan) 生影響。進入20世紀20年代後，隨著中國現代學術的開展和現代報刊的成熟，這類報刊開始增多起來，對提升中國哲學研究的學術水平、推進20世紀中國哲學的開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受到西方近現代學術深刻影響的胡適，對於(yu) 這類報刊的學術價(jia) 值有著自覺的認識，積極倡導興(xing) 辦這類報刊。在《胡適文存二集》中，首先收錄的就是兩(liang) 篇學術刊物的發刊詞，一篇為(wei)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另一篇為(wei) 《發起〈讀書(shu) 雜誌〉的緣起》。前者寫(xie) 得長而深入，後者寫(xie) 得短而生動。現將後者抄錄如下：

差不多一百年前，清朝的大學者王念孫和他的兒(er) 子王引之兩(liang) 個(ge) 人合辦了一種不朽的雜誌，叫做《讀書(shu) 雜誌》。這個(ge) 雜誌前後共出了七十六卷，這一百年來，也不知翻刻翻印了多少次了！我們(men) 想象那兩(liang) 位白發的學者——一位八十多歲，一位六十多歲——用不老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校注那許多的古書(shu) 來嘉惠我們(men) ，那一幅“白發校書(shu) 圖”還不夠使我們(men) 少年人慚愧感奮嗎？我是崇拜高郵王氏父子的一個(ge) 人，現在發起這個(ge) 新的《讀書(shu) 雜誌》，希望各位愛讀書(shu) 的朋友們(men) 把讀書(shu) 研究的結果，藉他發表出來。一來呢，各人的心得可以因此得著大家的批評。二來呢，我們(men) 也許能引起國人一點讀書(shu) 的興(xing) 趣，——大家少說點空話，多讀點好書(shu) ！[30]

高郵二王所撰《讀書(shu) 雜誌》，當然不是近現代報刊意義(yi) 上的雜誌；但胡適卻巧妙地利用了這個(ge) 書(shu) 名，來創辦一個(ge) 以發表閱讀古籍、探討經典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學人刊物，並寫(xie) 了這樣一篇引人入勝的精彩發刊緣起，可見他對這類刊物的濃厚興(xing) 趣。在《讀書(shu) 雜誌》上，胡適發表了多篇探討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和文學思想的文字，如《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個(ge) 社會(hui) 主義(yi) 者》、《記李覯的學說：一個(ge) 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讀〈楚辭〉》等。胡適批評梁漱溟（1893—1988）的文章《讀梁漱冥先生的〈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也發表在《讀書(shu) 雜誌》上。在這篇文章中，胡適稱梁漱溟在《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shu) 中所開啟的文化儒學是一套“主觀化的文化哲學”[31]，由此引發了梁、胡之間的一場論爭(zheng) 。

大學學報在學術性報刊中無疑占有特殊的地位。大學本是專(zhuan) 業(ye) 型學者集中之地，大學學報的基本任務就是反映這些專(zhuan) 業(ye) 型學者的研究成果。因此，建立起與(yu) 專(zhuan) 業(ye) 型學者的密切聯係，發表他們(men) 的專(zhuan) 業(ye) 性學術論文，自然成為(wei) 大學學報的一大特色。這也就為(wei) 發表專(zhuan) 業(ye) 性強、受眾(zhong) 麵小的哲學論文提供了有利條件，使大學學報對20世紀中國哲學的開展產(chan) 生了特殊影響。創刊於(yu) 1915年的《清華學報》，創刊於(yu) 1922年的《北京大學社會(hui) 科學季刊》，創刊於(yu) 1930年的《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就是這類學報的代表。

任教於(yu) 北京大學的李大釗，在1919年接受唯物史觀後，於(yu) 1920年撰寫(xie) 了一組從(cong) 史學思想史闡釋唯物史觀的文章，共計10篇。其中《今與(yu) 古》、《孔道西（Condorcet）的曆史觀》、《桑西門(Saint-Simon)的曆史觀》三文，先後刊載於(yu) 《北京大學社會(hui) 科學季刊》。在《今與(yu) 古》中，他考察了16世紀以來西方曆史觀開展中“崇今派”對“懷古派”的批判，表達了自己的唯物史觀進化思想。文章最後寫(xie) 道：“我們(men) 很高興(xing) 的寫(xie) 這一篇崇今派榮譽的戰史，我們(men) 很感謝崇今派暗示給我們(men) 的樂(le) 天努力的曆史觀人生觀，我們(men) 不要學著唱那懷古派‘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詩歌，應該朗誦著耶馬孫（即埃默森——引者注）的名言：‘你若愛千古，你當愛現在，昨日不能喚回，明日還不確實，你能確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當明日兩(liang) 天'，為(wei) 今人奮力，為(wei) 來者前驅。”[32]在《桑西門(Saint-Simon)的曆史觀》中，他闡述了聖西門對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和唯物史觀的貢獻：“近世的社會(hui) 主義(yi) ，以馬克思及恩格斯的社會(hui) 主義(yi) 劃一新時代。他們(men) 以前的社會(hui) 主義(yi) ，為(wei) 空想的社會(hui) 主義(yi) ；他們(men) 以後的社會(hui) 主義(yi) ，為(wei) 科學的社會(hui) 主義(yi) 。……空想的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科學的社會(hui) 主義(yi) 的不同的點，就在兩(liang) 派對於(yu) 曆史的認識的相異——就是曆史觀的相異。……立在這由空想的社會(hui) 主義(yi) 向科學的社會(hui) 主義(yi) 進化的程途而為(wei) 開拓唯物史觀的道路者，實為(wei) 桑西門。”[33]如果追溯中國大學學報對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傳(chuan) 播和闡釋，《北京大學社會(hui) 科學季刊》確有不可磨滅的開創之功。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學時所倡導的“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yi) ” [34]，在這個(ge) 學報所發表的文章中得到了具體(ti) 體(ti) 現。

任教於(yu) 清華大學哲學係並兼任係主任的金嶽霖（1895—1984），不僅(jin) 用短短幾年的時間就使清華大學哲學係與(yu) 北京大學哲學係齊名，而且於(yu) 教學之餘(yu) 努力鑽研，在《清華學報》上發表了一批專(zhuan) 業(ye) 性很強的哲學論文，如《內(nei) 在關(guan) 係和外在關(guan) 係》、《思想律與(yu) 自相矛盾》、《釋必然》、《不相融的邏輯係統》、《論手術論》、《論不同的邏輯》等。這些論文主要集中在邏輯學及知識論方麵，反映了金嶽霖在這些領域所開展的思考與(yu) 探索。金嶽霖晚年在回憶錄中說：“我寫(xie) 的文章比較得意的有三篇”[35]，《論手術論》居這三篇文章之首。這篇文章就發表在《清華學報》第11卷第1期上。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針對張東(dong) 蓀（1886—1973）在《燕京學報》第26期上發表的《不同的邏輯與(yu) 文化並論中國理學》一文，金嶽霖在《清華學報》第13卷第1期上發表了《論不同的邏輯》一文。張東(dong) 蓀認為(wei) ，邏輯被文化中的範疇所左右，文化、哲學、邏輯三者互相凝為(wei) 一片，因此邏輯可分為(wei) 傳(chuan) 統邏輯、數理邏輯、形而上學的邏輯和社會(hui) 政治思想的邏輯，並不存在“唯一的邏輯”。而金嶽霖卻認為(wei) ，“隻有一邏輯”[36]，不讚成有不同的邏輯。張文發表於(yu) 1939年，作者身處日本侵略軍(jun) 占領下的北平；金文發表於(yu) 1941年，作者在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任教。雖然兩(liang) 地之間早被戰火分隔，但兩(liang) 位哲學家通過各自所在大學學報進行的艱深哲學探討，確為(wei) 一段學術佳話。筆者近讀群言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左玉河編著《張東(dong) 蓀年譜》，發現書(shu) 中隻記錄了張文的發表及核心思想，而未記錄金文對張文的批評，感到是一個(ge) 遺憾。

與(yu)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相比，武漢大學學報要算晚出，但創辦後即顯示出它的特色與(yu) 優(you) 勢。它不是把人文科學的內(nei) 容與(yu) 社會(hui) 科學的內(nei) 容合在一起，而是分為(wei) 《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和《國立武漢大學社會(hui) 科學季刊》兩(liang) 種，前者集中發表有關(guan) 文史哲的論文，後者集中發表社會(hui) 科學方麵的論文。這樣一來，不僅(jin) 使學報的學術專(zhuan) 業(ye) 化程度更強，而且為(wei) 專(zhuan) 業(ye) 性哲學論文的發表提供了更大空間。武漢大學學報是在國立武漢大學首任校長王世傑主持下創辦的。王世傑是《現代評論》的創辦人之一，既是學者、教育家，又是辦刊專(zhuan) 家。曾長期在武漢大學任教的譚戒甫（1887—1974），是從(cong) 事後期墨家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在20世紀30年代撰寫(xie) 的研究後期墨家的論文，如《墨辨軌範》、《墨辨論式源流》、《墨子經說釋例》、《類物明例》、《〈墨子·大取篇〉校釋》、《〈墨子·小取〉第四章校釋》等，都發表於(yu) 《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這使得該刊成為(wei) 20世紀上半葉發表研究後期墨家論文最為(wei) 集中的刊物，對於(yu) 推進20世紀後期墨家研究貢獻甚大。王世傑離任後，曾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任教北京大學的王星拱（1887—1949）接任武大校長。他秉持當年蔡元培的辦學精神，給予學報以更大的思想空間。1933年秋，讚成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學者範壽康（1896—1983）到武漢大學哲學係任教，就在當年底出版的《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3卷第1號上發表了《哲學的兩(liang) 個(ge) 基本方向———      觀念論與(yu) 唯物論》一文，認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將有遠大的前程：“辯證法的唯物論為(wei) 新興(xing) 的哲學上的一個(ge) 體(ti) 係。它的源泉放在自然的觀察、曆史的檢討和思惟的研究上麵。它的目的在想對自然、曆史和思惟三者樹立普遍的法則。它反對把事物分別地及在固定不變的狀態上加以觀察。它主張把事物在相互依存的關(guan) 係上及在發展上加以觀察。如說哲學的理論應該依據事實，不應憑空妄談，那麽(me) ，這一種新哲學，現在雖尚在搖籃之中，想來總有一天會(hui) 有光華燦爛的發展的。”[37]

一些報紙上的學術副刊，雖然所發表的哲學論文篇幅有限，但對於(yu) 深入探討哲學問題同樣具有推進作用。1932年9月，馮(feng) 友蘭(lan) 與(yu) 張蔭麟（1905—1942，號素癡）在天津《大公報》副刊《世界思潮》上發表文章，對於(yu) “理”與(yu) “事”的關(guan) 係問題展開探討。馮(feng) 友蘭(lan) 發表《新對話（一）》、《新對話（二）》兩(liang) 文，主張“理在事先”；張蔭麟則發表《代戴東(dong) 原靈魂致馮(feng) 芝生先生書(shu) 》、《戴東(dong) 原乩語選錄》兩(liang) 文，主張“理在事中”。張岱年（1909—2004）讀到這兩(liang) 位學者不同見解的文章後，產(chan) 生了進一步探討此問題的興(xing) 趣，撰寫(xie) 了《譚“理”》一文，發表在1933年3月30日的該副刊上。文章的開頭即言，“讀了芝生先生與(yu) 素癡先生關(guan) 於(yu) 理的討論文章，不覺對‘理'的問題也發生了很大的興(xing) 趣。理的問題本是哲學上根本的大問題之一。對‘理'的看法存在分歧，在中國及西洋都已有了兩(liang) 千年的曆史，到現在還沒有得到解決(jue) 。果真不能解決(jue) 嗎？我覺得不然”[38]；進而提出了自己對於(yu) “理”與(yu) “事”的關(guan) 係問題的思考，特別是與(yu) 馮(feng) 友蘭(lan) 的不同見解：“（一）我覺得理是實有的，外界有理，共相是外界本來有的，不因我們(men) 的認識而始存在。且外界本有之理，我們(men) 可以知之。（二）我覺得外界雖有理，但無獨立自存之理，理依附於(yu) 個(ge) 別的事物，並沒有理的世界，理隻在事物的世界中；理有生滅，大多數的理非永存的，也許有一二最根本的理是永存的。”[39]晚年張岱年回憶說：與(yu) 馮(feng) 先生談宋儒的理學，“彼此見解不同之處，我則默而保留，不逞辯論，以存事長者之古道。但這不妨礙我從(cong) 正麵發表我自己的見解。我服膺辯證唯物論，《譚‘理'》一文，就是從(cong) 唯物立場批評馮(feng) 先生‘理在事先'之說，可說是反對了客觀唯心論，也反對了實證論者的唯名論。”[40]他認為(wei) ，《譚“理”》是自己早年兩(liang) 篇重要文章之一。張岱年在20世紀30年代所發表的大多數哲學論文，都刊登在這個(ge) 副刊上。

值得重視的是，有的報紙還出現了由哲學家主持的哲學副刊。這種哲學副刊，當然比一般的學術副刊更具有哲學專(zhuan) 業(ye) 性。1933年，當時的《華北日報》就開辟了哲學副刊，請任教於(yu) 北京大學哲學係的賀麟（1902—1992）擔任編者。賀麟為(wei) 這個(ge) 哲學副刊撰寫(xie) 了發刊辭，闡發了哲學的價(jia) 值與(yu) 方法：

哲學是一種學養(yang) 。哲學的探究是一種以學術培養(yang) 品格、以真理指導行為(wei) 的努力。哲學之真與(yu) 藝術之美、道德之善同是一種文化，一種價(jia) 值，一種精神活動，一種使人生高潔而有意義(yi) 所不可缺的要素。因為(wei) 有了這種信念，所以我們(men) 才特辟一隙哲學的園地，與(yu) 很忙的日報讀者相見——每星期見麵一次。希望大家於(yu) 道德的體(ti) 驗、藝術的欣賞外，更能於(yu) 真理的追求和哲學的探討感得興(xing) 趣。我們(men) 認為(wei) 哲學不是少數人可以包辦的。我們(men) 相信人人都具有哲學的思考力的。真正偉(wei) 大的哲學並不是智巧的賣弄，而乃是精神上的清茶淡飯。真正偉(wei) 大的哲學家，其偉(wei) 大處即在於(yu) 能道出人心之所同然，能啟發人的靈性，提醒人的潛伏意識。所以哲學若果要有生命的話，是應該與(yu) 大眾(zhong) 見麵的；大眾(zhong) 若果要過有意義(yi) 的生活的話，也應該設法與(yu) 哲學親(qin) 近的。哲學範圍廣大，本刊同人能力薄弱，當此初次發刊之時，願以誠意懇求有同情興(xing) 趣的讀者和好學深思的哲學者的合作與(yu) 指教。[41]

這個(ge) 哲學副刊在當時有一定影響，張頤（1887—1969）、朱光潛（1897—1986）、梁宗岱（1903—1983）、鄭昕（1905—1974）等名家都曾在上麵發表文章，賀麟也在此發表了《真理與(yu) 真情》、《文化與(yu) 文明》、《論人禽異同》等哲學短論。隻是由於(yu) 賀麟與(yu) 報紙主編在辦刊方針上發生分歧，該哲學副刊辦了不到十期就停刊了。

五  哲學刊物與(yu) 20世紀中國哲學的開展

從(cong) 1921年起，專(zhuan) 業(ye) 性的哲學期刊開始在中國出現。這一年創刊的《哲學》，由北京哲學社編輯出版，前後共出版9期，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份哲學期刊。梁啟超的《老子哲學》，即在該刊第1、2期上連載。以後又有北平中國大學哲學教育係讀書(shu) 會(hui) 主編的《哲學月刊》、上海哲學雜誌社編輯的《哲學雜誌》、上海哲學月刊社編輯的《哲學月刊》相繼出版。隻是這些刊物存在的時間較短，撰稿的作者有限，未能形成全國性的持久影響。

20世紀上半葉辦刊時間最長、學術影響最大的哲學期刊，是先後由尚誌學會(hui) 、中國哲學會(hui) 主持的《哲學評論》。該刊創辦於(yu) 1927年，停刊於(yu) 1947年，前後長達二十年之久。賀麟在《當代中國哲學》一書(shu) 中對該刊的創辦有過高度評價(jia) ，認為(wei) “自從(cong) 張東(dong) 蓀、瞿菊農(nong) 、黃子通諸先生於(yu) 一九二七年創刊《哲學評論》後，中國才開始有專(zhuan) 門性質的哲學刊物”[42]。與(yu) 張東(dong) 蓀、瞿菊農(nong) （1901—1976）相比，黃子通（1887—1979）在今天的學術圈和哲學界知名度不高，但卻是一個(ge) 值得重視的學者。黃子通與(yu) 金嶽霖是好友，金嶽霖晚年在回憶錄中有一節專(zhuan) 門談到他，說自己20世紀30年代在清華大學任教時，“有一段時間總是到燕京大學去找黃子通先生。我們(men) 雖然都是教哲學的，然而談的不是哲學。他有些中國山水畫，其中有一張謝時臣的。他自己最得意的是董其昌。我喜歡的是謝時臣，有機會(hui) 就要去看看它。因此，我同黃先生也成了朋友”。[43]黃子通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初在武漢大學哲學係任教，筆者的老師李德永教授是他的學生，曾對筆者談到黃子通教學的認真態度，說有一次他從(cong) 一間教室外經過，室內(nei) 傳(chuan) 來黃先生的講課之聲，可謂“大聲疾呼”，而李老師從(cong) 門上的窗戶探望室內(nei) ，發現裏麵僅(jin) 有三個(ge) 學生在上課。黃子通的認真精神，由此可見一斑。1952年，武漢大學哲學係合並至北京大學哲學係，黃子通也就由此而去了北京大學哲學係。

《哲學評論》有一個(ge) 最大特點，就是哲學家參加辦刊，馮(feng) 友蘭(lan) 、金嶽霖、賀麟都先後參與(yu) 編輯部工作。這使得《哲學評論》與(yu) 當時的中國哲學開展建立起十分密切的聯係。20世紀30—40年代，正是中國專(zhuan) 業(ye) 哲學家融合中西古今哲學資源、建構現代形態中國哲學體(ti) 係的時期。熊十力（1885—1968）的“新唯識論”、馮(feng) 友蘭(lan) 的“新理學”、賀麟的“新心學”、金嶽霖的“道論”和“知識論”，都建構於(yu) 這一時期。這些哲學體(ti) 係的建構，成為(wei) 中國哲學現代轉型和傳(chuan) 統更新的標誌性成果。《哲學評論》發表了這些哲學家的許多專(zhuan) 業(ye) 性論文，有力地支持了他們(men) 建構現代形態中國哲學體(ti) 係的工作，以致金嶽霖晚年在回憶錄中將這一時期稱之為(wei) “《哲學評論》時代”[44]。

20世紀40年代，熊十力完成了《新唯識論》語體(ti) 文本，標誌著他所建構的“新唯識論”的最終形成。與(yu) 之同時，他以問答、書(shu) 信等形式撰寫(xie) 了一批文章，就“新唯識論”思想進行多方麵闡發。在《哲學評論》第8卷第5期上，他發表了長文《新唯識論問答》，雖然文字顯得比較古奧，卻對“新唯識論”的建構思路與(yu) 核心內(nei) 容作了清晰說明。在文中，熊十力談到本體(ti) 論與(yu) 知識論的關(guan) 係：“東(dong) 土哲人破知見或反知等話說，實非不要知識之謂，他隻不遺知識，而更有超知之一境。因俗學陷於(yu) 知見中，不知有向上一層。故不得已，而破之，而反之。其實，非屏斥理智或知識也。”[45]又談到“新唯識論”所講的本體(ti) 與(yu) 西洋哲學所講的本體(ti) 的區別：“西洋學者所謂本體(ti) ，畢竟由思惟所構畫，而視為(wei) 外在的。《新論》則直指本心，通物我、內(nei) 外，渾然為(wei) 一。正以孟氏所謂反身而誠者得之，非是思惟之境。”[46]還談到作為(wei) 本體(ti) 論的性智與(yu) 作為(wei) 知識論的量智的關(guan) 係：“實則，中學以發明心地為(wei) 一大事，西學大概是量智的發展。如使兩(liang) 方互相了解，而以涵養(yang) 性智，立天下之大本，則量智皆成性智之妙用。研究科學，經綸事業(ye) ，豈非本體(ti) 之流行而不容已者耶？孰謂量智可廢耶？”[47]文中所闡發的這些觀點，對於(yu) 理解“新唯識論”都是十分重要的。

馮(feng) 友蘭(lan) 與(yu) 《哲學評論》有更長時間的聯係。在《哲學評論》創刊號上，就發表了他的論文《郭象的哲學》，對郭象哲學思想的內(nei) 在思路與(yu) 邏輯環節予以了梳理和闡釋，並得出結論說：“郭象究竟受佛家多大影響，很難斷言。不過他的哲學根本上是與(yu) 佛家不同底。佛家的形上學大概是觀念論，而郭象的形上學則是實在論。佛學所說之真如門，是形上學底；郭象所論之玄同無分別，是認識論底。所以，郭象這一類的道家哲學，雖有神秘主義(yi) ，然與(yu) 科學並不衝(chong) 突。”[48]此後，馮(feng) 友蘭(lan) 在《哲學評論》上發表了不少論文和譯文。其中，《新理學在哲學中之地位及其方法》是一篇論述“新理學”基本思想的長文，在《哲學評論》第8卷第1、2期上連載。在文中，馮(feng) 友蘭(lan) 首先闡發了“新理學”的哲學地位：“新理學”作為(wei) “最哲學底形上學”，“亦可說是真正底形上學，並不是‘先科學底'科學，亦不是‘後科學底'科學，亦不是‘太上科學'，所以康德及維也納學派對於(yu) 形上學底批評與(yu) 最哲學底形上學是無幹底。”[49]又著重討論了“新理學”的方法：“真正底形上學的方法有兩(liang) 種：一種是形式主義(yi) 底方法，一種是直覺主義(yi) 底方法。形式主義(yi) 底方法以形式主義(yi) 講形上學。直覺主義(yi) 底方法講形上學不能講。講形上學不能講，亦是一種講形上學底方法，猶之乎不屑於(yu) 教誨人，或不教誨人，亦是一種教誨人的方法。”[50]接下來，文章以《說理》、《論禪》、《釋疑》、《明詩》四小節，對這兩(liang) 種方法加以論析，為(wei) 人們(men) 進入“新理學”體(ti) 係提供了一把鑰匙。對於(yu) 馮(feng) 友蘭(lan) 的這篇文章，屬於(yu) 維也納學派的洪謙（1909—1992）則有不同看法，撰寫(xie) 了《論〈新理學〉的哲學方法》一文，亦發表在《哲學評論》上。對於(yu) 洪、馮(feng) 之間通過《哲學評論》展開的這一論爭(zheng) ，賀麟在《當代中國哲學》一書(shu) 中專(zhuan) 門提到，稱之為(wei) “中國哲學界近來很有趣的一場辯難”[51]。

在馮(feng) 友蘭(lan) 建構“新理學”體(ti) 係的同時，賀麟建構了“新心學”體(ti) 係。賀麟在《哲學評論》上發表的論文有《宋儒的思想方法》、《文化的類型》、《時空與(yu) 超時空》、《費希特哲學簡述》、《謝林哲學簡述》、《王船山的曆史哲學》等，還發表了譯文《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其中，《宋儒的思想方法》一文發表於(yu) 《哲學評論》第7卷第1期，是“新心學”體(ti) 係的核心篇章。賀麟晚年回憶這篇文章的寫(xie) 作時說：“《宋儒的思想方法》一文是我在北京大學哲學係講課時，利用課餘(yu) 時間，大概費了四個(ge) 多月的時間才完成。文中主要論述周程朱陸及王陽明的哲學思想，同時也涉及到梁漱溟和馮(feng) 友蘭(lan) 兩(liang) 位先生的哲學思想。當然也提出了我自己的看法。”[52]在文章的開篇，賀麟指出：“漢學家應用科學方法以考證故籍，其收獲為(wei) 考據學。而宋儒的貢獻，則在於(yu) 哲學或性理學，雖則朱子一派對於(yu) 考據方麵亦有貢獻，但隻是附庸性質。漢學家的考證方法，在於(yu) 假設與(yu) 求證，可以認作一種科學方法。自從(cong) 胡適先生發表了《漢學家的科學方法》一文後，似乎很少有人持異議。但宋儒的思想方法究竟是什麽(me) ，論者似尚莫衷一是。本文的主旨即在於(yu) 消極方麵指出宋儒的思想方法不是嚴(yan) 格的科學方法；積極方麵指出宋儒，無論朱陸兩(liang) 派，其思想方法均係我們(men) 所了解的直覺法。換言之，陸王所謂致知或致良知，程朱所謂格物窮理，皆不是科學方法，而乃是探求他們(men) 所謂心學或理學亦即我們(men) 所謂哲學或形而上學的直覺法。” [53]後來，賀麟將這篇文章收入《近代唯心論簡釋》一書(shu) ，作為(wei) 該書(shu) 的第四部分。

金嶽霖在20世紀30—40年代建構了作為(wei) 本體(ti) 論體(ti) 係的“道論”和作為(wei) 認識論體(ti) 係的“知識論”。與(yu) 此相伴隨，他在《哲學評論》上發表了一批專(zhuan) 業(ye) 性很強的哲學論文。他在《哲學評論》第7卷第1期上發表的《道，式，能》一文，即是他準備撰寫(xie) 的《論道》一書(shu) 的第一章，提出並闡發了“道論”體(ti) 係的基本命題“道是式與(yu) 能”[54]。對於(yu) “能”，他指出：“名字叫‘能'的那x不是普通所謂東(dong) 西，也不是普通所謂事體(ti) 。”因此，“x隻能有名字，而不能有摹狀詞去摹它的狀，或形容詞去形它的容”，但“我們(men) 可以在寬義(yi) 經驗中（有想象與(yu) 推論等等的經驗）抓住它”。[55]在《哲學評論》第8卷第1期所刊《勢至原則》一文中，他又進一步探討了“能”的不能言說的問題，指出：“‘能'是不能以命題為(wei) 工具而說的。但是以本然陳述為(wei) 工具，‘能'仍是可以說的。這裏的話不是分析‘能'之所以為(wei) ‘能'，那依然是辦不到的。但是如果我們(men) 抓住了‘能'，我們(men) 會(hui) 感覺有其他的本然陳述可說。”這種“能”的用本然陳述言說表現在三個(ge) 方麵：一是說“‘能'是潛能”，二是說“‘能'是實質”，三是說“‘能'是活動”。 [56]這就推進了他原本對於(yu) “能”的理解。這兩(liang) 期《哲學評論》的出版周期看似隻相隔一卷，但由於(yu) 抗日戰爭(zheng) 的原因卻間隔很長：第7卷第1期出版於(yu) 1936年9月，第8卷第1期出版於(yu) 1943年5月。金嶽霖的這些文章表明，即使在戰火紛飛的環境中，優(you) 秀的中國哲學家也沒有停止最抽象的哲學探索。

值得重視的是，《哲學評論》不僅(jin) 發表熊、馮(feng) 、賀、金這些哲學大家的文章，而且還發表嶄露頭角的哲學新人的作品。20世紀30年代，張岱年大學畢業(ye) 後任教於(yu) 清華大學哲學係，即在《哲學評論》第7卷第2期發表了《老子補箋》一文。這篇文稿是他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shu) 時撰寫(xie) 的。晚年的張岱年對此仍難忘懷，回憶說：

1931年春，馮(feng) 友蘭(lan) 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上卷出版，考察之精、論證之細，使我深深敬佩！我本來對於(yu) 老子年代問題有興(xing) 趣，在馮(feng) 著上卷的影響下，寫(xie) 了一篇《關(guan) 於(yu) 老子年代的一假定》，投寄《大公報·文學副刊》，承編者嘉許，發表出來。……同時，對《老子》書(shu) 中若幹文句的詮釋問題也有所見，寫(xie) 成《老子補箋》若幹條，後來發表於(yu) 《哲學評論》中。[57]

20世紀40年代前期，馮(feng) 契（1915—1995）在師從(cong) 金嶽霖讀清華大學研究生期間撰寫(xie) 了長篇論文《智慧》，後來發表在《哲學評論》第10卷第5期上。在《智慧》的開篇，馮(feng) 契明確地提出該文的主旨即在於(yu) 對“元學怎麽(me) 可能”這一哲學根本問題的探討。他進而指出：“哲學家稱元學為(wei) 智慧。所以‘元學怎麽(me) 可能'一問題，也就是‘智慧如何可能'。而這問題，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方麵來看：一方麵，我們(men) 怎麽(me) 能抓住智能的對象？另一方麵，我們(men) 怎麽(me) 能把抓住了的說出來？前一方麵是問如何能‘得'，後一方麵是問如何能‘達'。”[58]正是從(cong) 這篇論文開始，馮(feng) 契逐步深入思考智慧問題，終於(yu) 20世紀80—90年代建構起“智慧說”這一個(ge) 性化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新體(ti) 係。馮(feng) 契在晚年回憶中說：

經過和金先生的多次討論，並和湯先生（即湯用彤——引者注）討論了“言意之辯”，我從(cong) 讀《莊子·齊物論》獲得了一點靈感，在1944年寫(xie) 成了一篇論文，題名《智慧》，後發表於(yu) 1947年出版的《哲學評論》。現在重讀自己這篇舊作，難免感到汗顏，但也使我回想起在昆明時和金先生、湯先生討論問題的生動情景。 [59]

從(cong) 馮(feng) 契的這篇文章中，即可看出《哲學評論》發表論文的探索性和前瞻性，也可以看出哲學刊物對20世紀中國哲學開展的重要意義(yi) 。

六  近現代報刊的思想傾(qing) 向性與(yu) 20世紀中國哲學的不同思潮

中國近現代報刊從(cong) 思想內(nei) 容上看，大致可分為(wei) 兩(liang) 種類型：一種是思想傾(qing) 向性不很明顯的報刊，往往發表不同思想傾(qing) 向性的文章，表現出較大的思想兼容性；另一種則是思想傾(qing) 向性十分鮮明的報刊，往往主要發表一定思想傾(qing) 向性的文章，或體(ti) 現某一種哲學思潮，或反映某一種文化思潮，或代表某一種社會(hui) 思潮。正是這樣，研究者們(men) 在回首20世紀中國思想曆史時，特別重視後一種類型報刊與(yu) 不同思潮的聯係，往往以某一報刊的題名稱呼這一報刊所反映的思潮及相關(guan) 人物，如由《新青年》而得名的“新青年派”，由《學衡》而得名的“學衡派”，由《現代評論》而得名的“現代評論派”，由《戰國策》而得名的“戰國策派”。這裏所說的文化思潮和社會(hui) 思潮，無疑有許多非哲學的內(nei) 容，但其中又往往有著哲學的內(nei) 核，與(yu) 哲學思潮有著密切的聯係。因此，近現代報刊的思想傾(qing) 向性與(yu) 20世紀中國哲學思潮之間有著密切的關(guan) 聯。

這裏所說的思想傾(qing) 向性十分鮮明的報刊，其實也隻是一個(ge) 大致的分類，而呈現出來的具體(ti) 情況卻要複雜得多。有的思想傾(qing) 向性十分鮮明的報刊，除了發表體(ti) 現自己的思想傾(qing) 向性的文章外，也發表一些與(yu) 自己的思想傾(qing) 向性並不一致的文章。例如，由文化保守主義(yi) 者杜亞(ya) 泉任主編時期的《東(dong) 方雜誌》，所發表的文章就不盡是主張文化保守主義(yi) 的，但該刊的基本思想傾(qing) 向性又是文化保守主義(yi) 的。以該刊1919年各期為(wei) 例，其中雖也刊登了一些不同思想主張的文字，如李石曾所譯克魯泡特金（П. А. Кропо́ткин，1842—1921）的無政府主義(yi) 名著《互助論》，善齋所撰介紹德國社會(hui) 主義(yi) 現狀的文章《德國之社會(hui) 黨(dang) 人物》、《德國之革命論》，還有關(guan) 於(yu) 1918年德國革命的時政報道《德國社會(hui) 革命與(yu) 斯巴達克斯團》，但一批以“傖(cang) 父”為(wei) 筆名的杜亞(ya) 泉文章卻居於(yu) 多期首篇，如第1號上的《大戰終結後國人之覺悟如何》，第4號上的《中國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會(hui) 革命不發生之原因》，第9號上的《新舊思想之折衷》，第11號上的《何謂新思想》，顯示出這些文章及其思想在該刊中的重要性。這種編輯上的刻意安排，使得《東(dong) 方雜誌》實際上成為(wei) 體(ti) 現文化保守主義(yi) 思潮的刊物，以致受到陳獨秀旗幟鮮明的批判，在《新青年》與(yu) 《東(dong) 方雜誌》之間發生了論戰。這一論戰，成為(wei) 新文化運動時期東(dong) 西文化問題論戰的序幕。

有的思想傾(qing) 向性十分鮮明的報刊則與(yu) 《東(dong) 方雜誌》不同，著重發表體(ti) 現自己的思想傾(qing) 向性的文章，很少發表與(yu) 自己的思想傾(qing) 向性相反的文章。因此，這類報刊與(yu) 20世紀中國哲學思潮的開展有著更為(wei) 密切的聯係。在20世紀第一個(ge) 十年中，這種類型的刊物就已出現，當時的政治哲學思潮實際上都是與(yu) 這些思潮代表人物所辦的刊物相聯係，如改良主義(yi) 政治哲學由梁啟超創辦的《新民叢(cong) 報》所代表，三民主義(yi) 政治哲學由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hui) 創辦的《民報》所體(ti) 現，無政府主義(yi) 政治哲學由劉師培（1884—1919）創辦的《天義(yi) 報》所主張。辛亥革命後，陳煥章（1880—1933）主持的《孔教會(hui) 雜誌》，成為(wei) 康有為(wei) （1858—1927）發起的立孔教為(wei) 國教運動的代言刊物，代表了當時的文化保守主義(yi) 思潮；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則成為(wei) 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旗幟，體(ti) 現了啟蒙思潮對文化保守主義(yi) 的批判。1915—1924年新文化運動時期，這種類型的刊物大量出現，促成了中國新思想、新哲學的蓬勃開展。孫中山原來隻是新文化運動的旁觀者，但卻通過1919年的五四運動敏銳地發現了其中的奧秘，決(jue) 心率國民黨(dang) 人也通過創辦刊物來加入新文化運動。他在1920年1月的《致海外國民黨(dang) 同誌函》中指出：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wei) 將來革新事業(ye) 之預備。於(yu) 是蓬蓬勃勃，抒發言論。國內(nei) 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wei) 熱心青年所舉(ju) 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豔，各極其致，社會(hui) 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wei) 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其原始，不過由於(yu) 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cong) 事提倡，遂至輿論放大異彩，學潮彌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wei) 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wei) 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最近本黨(dang) 同誌，激揚新文化之波浪，灌輸新思想之萌蘖，樹立新事業(ye) 之基礎，描繪新計劃之雛形者，則有兩(liang) 大出版物，如《建設》雜誌、《星期評論》等，已受社會(hui) 歡迎。[60]

這樣一來，在孫中山的主持下，新文化運動中增加了《建設》和《星期評論》這兩(liang) 份由國民黨(dang) 人創辦的著名報刊。

這種思想傾(qing) 向性十分鮮明的報刊，也會(hui) 因主持者和參與(yu) 者哲學思想的變化而出現分化，這種分化最終又體(ti) 現為(wei) 哲學思潮及文化思潮、社會(hui) 思潮的分化。特別是在中國政治生活急速變化的時期，這種報刊內(nei) 部的思想分化更容易發生。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每周評論》同人間的思想分化就是一個(ge) 例子。《每周評論》原本是1918年由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新青年》核心人物共同創辦的一份時政—思想性報紙，但在五四運動前後，創辦者們(men) 的思想迅速發生分化：李大釗首先在中國歡呼俄國十月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成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者；陳獨秀再次走上現實政治鬥爭(zheng) 舞台，開始傾(qing) 向馬克思主義(yi) ；胡適仍然堅持自由主義(yi) ，認為(wei) 這些是對新文化運動的政治幹擾。他在1919年7月20日出刊的《每周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yi) ”！》一文，竭力主張要研究各種具體(ti) 的社會(hui) “問題”而不要去談什麽(me) “主義(yi) ”，認為(wei) ：“空談好聽的‘主義(yi) ’，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61]他特別批評了社會(hui) 主義(yi) 的主張者，認為(wei) 這是用一兩(liang) 個(ge) 字來代表某種具體(ti) 的主張，不可能把具體(ti) 的主張都包括在這一兩(liang) 個(ge) 字裏麵，因而懷著各種不同主張和目的的人物都會(hui) 利用這些“主義(yi) ”做自己的旗號，使人們(men) 不知這些旗號下的真實主張和目的而上當受騙。針對胡適的這些觀點，李大釗很快做出回應，在8月17日出刊的《每周評論》上發表《再論問題與(yu) 主義(yi) 》一文進行反駁，表示：“我們(men) 惟有一麵認定我們(men) 的主義(yi) ，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為(wei) 實際的運動；一麵宣傳(chuan) 我們(men) 的主義(yi) ，使社會(hui) 上多數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決(jue) 具體(ti) 的社會(hui) 問題。那些貓、狗、鸚鵡、留聲機，盡管任他們(men) 在旁邊亂(luan) 響，過激主義(yi) 哪，洪水猛獸(shou) 哪，邪說異端哪，盡管任他們(men) 亂(luan) 給我們(men) 作頭銜，哪有閑工夫去理他！”[62]接下來，胡適又分別在8月24日、31日出刊的《每周評論》上發表《三論問題與(yu) 主義(yi) 》和《四論問題與(yu) 主義(yi) 》，仍然堅持自己的主張；李大釗則傾(qing) 注全力撰寫(xie) 出長文《我的馬克思主義(yi) 觀》，進一步闡明自己所信仰、所追求的“主義(yi) ”。該文連載於(yu) 1919年10 月、11月出刊的《新青年》第6卷第5號、第6號[63]，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剩餘(yu) 價(jia) 值學說和階級鬥爭(zheng) 理論進行了較係統的闡發，從(cong) 而宣告了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作為(wei) 一大思潮在中國思想界的大規模崛起。李、胡之間的這場論爭(zheng) ，雖然隻是在一份報紙的範圍內(nei) 展開的，並不複雜，更沒有什麽(me) 火藥味，但其意義(yi) 不可低估。對於(yu) 當時的中國思想界來說，他們(men) 在“問題”與(yu) “主義(yi) ”之間的選擇，意味著漸進與(yu) 激進、改良與(yu) 革命、自由主義(yi) 與(yu) 馬克思主義(yi) 之間的選擇，深刻影響了整個(ge) 20世紀中國的思想進程和曆史進程。

近現代報刊的這一特點，在當年就已經被一些思想敏銳者所覺察。1920年12月1日，毛澤東(dong) 在寫(xie) 給遠在法國的蔡和森（1895—1931）、蕭子升（1894—1976）等新民學會(hui) 友人的信中，即提出“以主義(yi) 為(wei) 綱，以書(shu) 報為(wei) 目，分別閱讀，互相交換”[64]的研究方法。於(yu) 此可見，他對近現代報刊所反映的哲學思潮的分合激蕩的敏感和重視。因此，對於(yu) 報刊內(nei) 部的思想分化，在研究20世紀中國哲學開展時必須加以關(guan) 注，予以深入探討。

綜上所述，20世紀中國哲學所取得的諸多成就、所實現的中國哲學的現代轉型和傳(chuan) 統更新，固然首先來自中國哲學家在新的曆史時代為(wei) 建構中華民族新的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所作的上下求索，但同時也與(yu) 來自近現代報刊的有力支撐是分不開的。它顯示出報刊史與(yu) 哲學史之間存在著一種內(nei) 在的聯係。然而，在過去的學術研究中，報刊史研究與(yu) 哲學史研究卻是分開的。前者被認為(wei) 是曆史學的工作，因此不涉及哲學史研究的內(nei) 容，最多隻建立起與(yu) 思想史研究的聯係；後者則屬於(yu) 哲學的範圍，往往隻關(guan) 注曆史上哲學家的文獻與(yu) 思想，不重視對作為(wei) 載體(ti) 的近現代報刊的研究。這種狀況，既限製了報刊史研究，也限製了哲學史研究。因此，改變報刊史研究與(yu) 哲學史研究互不聯係的狀況，把兩(liang) 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對於(yu) 促進在哲學史研究中重建曆史感，把哲學的形上之“思”與(yu) 曆史學的形下之“史”結合起來，開展“以哲學史為(wei) 中心的思想史研究”[65]，有著重要的意義(yi) ，應是21世紀中國學術研究的一個(ge) 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