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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琅駁論上保持謙遜
——兼回《“施琅事件”的命門》

施琅事件激起了新儒家與民族主義的混戰。據說新儒家的文化民族主義破產了，民族主義的雙刃劍反而刺傷了他們自己。標誌性事件是大陸新儒家最早的盟友，上演漢服秀的漢網成了堅定的批陳陣地。於是部分自由主義言說者總難免有些欣喜。（小樣，你也見識到民族主義的熱血了吧！），或者得意洋洋開始嘮念起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優越（你們那些個無法自圓其說的二流理論！），筆者認為這種樂觀情緒是存在疑問的。

一 新儒家正順利起航

“文化意義上的民族身份，構成一個民族的精神世界和行為規範，並以特有的形式表現出來，如安全感和自信心。一個民族的正向的身份感，能產生強大的心理力量，給個體帶來安全感、自豪感、獨立意識和自我尊重。”過去新儒家還是通過許諾精神麵包的方式，換取與民族主義的同盟。現在為何拋棄民族主義了，是陳明失誤了嗎，新儒家的失敗了嗎？恰恰相反，新儒家知道什麽時機該幹什麽，“施琅事件”是權衡之下是有智慧的決斷。

早在2003年，新儒家的領袖康曉光先生就這樣闡述他的文化民族國家理想“要想在大範圍內創造和維持這種統一的高層次文化，需要一個集中的權威機構，由它來創造各種機構和製度來整理、開發、儲備這種文化，同時大規模動員資源以確保這種文化在整個人口中傳播。這種權威機構就是現代民族國家。總的說來，每一個這樣的國家都管轄、維持和認同著一種文化，一種溝通方式，它們在這個國家的領土上占主導地位，它們的持續存在，取決於受該國家監督並且往往實際上受其管理的集中的教育體製。國家壟斷著合法的文化，就像它壟斷著合法的暴力一樣，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由此可見，新儒家的目標是奪取文化領域的暴力使用權，看上去民望是暫時下跌，但以後是可以通過使用暴力和宣傳機器贏回來的（至少表麵上）。新儒家取得了他們想要的東西了嗎？暫時是沒有，但這樣持續獻媚賣身下去，也快了。而且在原有意識形態退潮之後，急需解決國家認同危機，過去退守民族主義。反日風潮後發現民族主義也有危險，新儒家的文化認同和“仁政”學說看來也是不得不的選擇項。聰明如康曉光、陳明者不可能料不到民族主義的反應，主動放棄與民族主義的同盟，恰恰標誌新儒家在他們真正進路上取得了階段性成功。

二 自由主義要保持謙遜

過去，新儒家明確回絕了維_權_運動的召喚。現在，新儒家主動放棄了與民族主義的同盟。將來，新儒家很可能成為威權背景的主流意識形態。新儒家不承擔自由主義的道義擔當，卻又敢為自由主義之不敢為，學理邏輯的優勢有多大用？恐怕不值得得意洋洋。從前的馬克思主義號稱“科學社會主義”，符合“鐵的曆史發展規律”，學理優美無比，引無數仁人誌士的青睞（都是真誠的）。可學理邏輯優勢不也同時帶來“致命的自負”嗎？

而且在施琅事件中自由主義真的有學理優勢嗎？的確，在學理嚴謹、試錯經驗、人文關懷上自由主義比之儒學和民族主義要優越許多，但是具體到由暴力主導的政權更替時的國家認同上，自由主義沒有多大優勢。或者坦率地說，自由主義一樣有困惑。新儒家的文化認同與民族主義的民族認同，本來是重合互補的（這裏也不去認真追究“儒學”、“文化”、“民族”這些印象化和難以界定的概念），現在被施琅事件撕開了口子。有些同道說“權利認同”可以避免矛盾。可這是經不起認真的觀點，具體到施琅事件，“權利認同觀”能對施琅作出什麽評價，能明確個體的國家歸屬選擇嗎？

“沒有權利認同對象，都是豬圈，我不選”也大約隻能這樣說吧，把回避問題說成學理優勢就顯得牽強了。而如果存在一個權利認同的對象，比如把持暴力的進攻者是美國呢？也別急者回答。不妨回憶下，美國推翻撒達木暴政治引起的紛爭。如此隔岸觀火，自身尚且分裂。若是回歸自身，何談說服他人。因此對這種極端情況的假設情景，不要忙於拋出尚不成熟的應答。新儒家主觀上賣身買官、傷害國人感情，客觀上民望大跌。雖然還在推銷滿是補丁的學說打圓場，效果究竟如何，他們自己知道。某些同道拋出邏輯優越論，以圖為自由主義加分，出發點是好的，但是不是太自信了，會不會是引火燒身？

因此我以為，在由暴力主導的政權更替時的國家認同觀上，自由主義還是必須保持謙遜。清晰、簡明、得人心的解答，經過認真研究和討論，將來也許會有，沒有也不著急。對這種極端情況作出評價此類事，也不必過份執著。具體施琅駁論上，不妨在堅定尊重史實的基礎上，默認多元化的結論。

三 也許值得追求的道路

自由主義真正關心的是和平的，非暴力的，憲政轉型時期的國家認同觀。

一個現代的、多民族的國家，是一個公民的社會，個體的情感與歸屬，最終要被一個立憲政體所吸納（王怡：民族主義三重門）。哈貝馬斯提出“憲法愛國主義”（憲政愛國主義），主張訴諸於對一個立憲政體的認同和熱愛，來超越和整合血緣認同、民族主義、文化認同。民族情緒和文化審美需要被尊重這本就是共識，而麵對分歧，各方在方法論上暫時放下價值觀的高下之爭，務實劃分群己權界（秦暉：文化無高下，製度有優劣），通過定期重劃擱置矛盾，依靠普通法進路來涵養和發現重疊共識，或是值得追求的道路。

自由主義方麵對內則可以進一步探討那種超越式的米奇尼克認同觀（“為波蘭的罪過感到羞恥的人，就是波蘭人”）的可行性，對內高調律己、對外低調律人。期待以道義的擔當，迎來曆史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