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賢能政治還是要選舉(ju) 民主？

作者：吳萬(wan) 偉(wei)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八月初十日乙未

          耶穌2016年9月10日

2006年春，我第一次翻譯貝淡寧教授發表在美國左派雜誌《異議者》（Dissent）的文章“在北京教政治理論”。承蒙貝教授的信任，在過去的近10年中，我翻譯過他的幾本書(shu) 和不少報刊文章。就在他與(yu) 李晨陽教授合編的新書(shu) 《東(dong) 亞(ya) 挑戰民主》的中譯本還沒有出版之時，新書(shu) 《中國模式》的翻譯又開始了，無論作者還是讀者可能都覺得這是順理成章之事。正因為(wei) 這個(ge) 原因，我深感責任重大，唯恐辜負了作者和廣大讀者的信任，在翻譯過程中，我盡力吃透原文的意思，將作者的觀點介紹給感興(xing) 趣的中國讀者。但願我的拙劣文筆不至於(yu) 令原文失色到不堪卒讀的地步。

《賢能政治：為(wei) 什麽(me) 尚賢製比選舉(ju) 民主更適合中國》是貝淡寧教授2015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新推出的一本論述中國政治哲學的專(zhuan) 著，著重探討了賢能政治的理論基礎、潛在缺陷、民主與(yu) 尚賢的對比以及將民主與(yu) 尚賢的優(you) 勢結合起來的多種模式的評價(jia) 等。該書(shu) 全麵和詳細地論述了作者對中國政治改革的看法和建議，可以說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總結，對當今中國的政治改革的現實意義(yi) 不言自明。任何一個(ge) 對中國問題感興(xing) 趣，關(guan) 心中國前途和未來發展的人都不可不讀。

“中國模式”是近年來討論很多的熱門話題。僅(jin) 北大《愛思想》網站的“中國模式”專(zhuan) 欄中就有幾百篇有關(guan) 該話題的文章，論者既有當今中國學界非常活躍的名家也有著名外國學者。就譯者非常有限的視野而言，談論中國模式的著作大致可以分為(wei) 如下幾種：

一、憂心忡忡型。如中國問題專(zhuan) 家，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論述中國對世界民主進程的消極影響。隨著中國經濟、軍(jun) 事和軟實力的增強和在國際事務上的話語權增大，不少人開始擔憂中國的威脅，他們(men) 擔心中國會(hui) 竭力擴張自身影響力，挑戰民主模式和現有國際秩序。雖然暫時還沒有向外輸出價(jia) 值觀的衝(chong) 動，但中國的所作所為(wei) 給世界的影響是消極和負麵的：控製、鎮壓、同化等破壞民主的方式為(wei) 落後國家樹立壞榜樣；在國外宣傳(chuan) 中國的“仁慈”形象，破壞真民主的聲望；在與(yu) 非洲或中亞(ya) 國家的交往中輸出治國方法如用法律手段鎮壓異己分子；破壞香港現有民主機構，壓製台灣；幫助對中國有經濟和戰略意義(yi) 的流氓國家；試圖重塑國際機構和確立新的國際慣例等。

二、熱烈歡呼型。如張維為(wei) 教授的“中國模式研究三部曲”---《中國觸動》、《中國震撼》和《中國超越》，堅定支持中國模式，熱烈讚美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 

三、捶胸頓足型。如鄧聿文的《中國必須贏》，毫不留情地剖析中國麵臨(lin) 的危機，批判社會(hui) 民生和經濟等方麵的問題，涉及經濟結構、財政體(ti) 製、所有製待遇優(you) 化、自主創新、金融與(yu) 資本市場、房地產(chan) 市場、教育體(ti) 製、社會(hui) 保障、商業(ye) 倫(lun) 理等方麵，讓每個(ge) 關(guan) 心中國發展的人士意識到危機的嚴(yan) 重性。

四、七嘴八舌型。如潘維主編的《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六十年》，多位學者從(cong) 中國人視角解讀中國模式，從(cong) 政治、經濟體(ti) 製到社會(hui) 結構，從(cong) 醫療、減貧到人力資本培養(yang) ，提出了自己的立場和觀點。潘維教授曾在《論公正》一文中總結古今中外四種治國手段：（1）以暴力為(wei) 基礎的“執法”，用強力維護要求秩序的社會(hui) 利益（執法，法治）；（2）“代表”強勢社會(hui) 集團的利益，爭(zheng) 取強大社會(hui) 集團支持（代表性，民主/問責）；（3）領導人承擔平衡三對利益的“責任”，即部分與(yu) 整體(ti) ，現在與(yu) 將來，變化與(yu) 現狀的利益（領袖的責任感，智慧能力）；（4）讓某種關(guan) 於(yu) 社會(hui) 關(guan) 係的“正義(yi) 觀”成為(wei) 社會(hui) 主流（社會(hui) 關(guan) 係的公正觀，最高級的治國之道）。潘維教授特別提出大家庭觀念應該成為(wei) 中國的核心價(jia) 值觀，是中國模式的核心，因為(wei) “孝悌忠信是我國社會(hui) 的倫(lun) 理，禮義(yi) 廉恥是我國政治的倫(lun) 常。”潘維教授對中國當前問題的分析發人深省：“沒有人民就談不上人民的權力和權益（權利）。組織起來的人民才是對政府最有效的製衡。”再如“二十年來，我國官員學曆越來越高，但政府的質量卻越來越低，貪汙腐敗，奢侈浪費。當各級政府報喜不報憂，人大政協也成了權貴者的機構，群眾(zhong) 就隻能通過“群體(ti) 事件”來表達自己對政策的不滿和抵抗了。”“過去我國三個(ge) 月就能建成一條高速公路，百萬(wan) 人民遷徙支持三峽水利工程建設。而今做不到了。社區邊的垃圾三年都清不走，當釘子戶卻能賺大錢，人民對政府不再信任。” 

五、卷土重來型。如姚中秋的中國文明複興(xing) ，重新發現儒家觀。他主張王道天下、和而不同。“唯有回歸道統，中國的諸多重大問題才有可能地道解決(jue) 。確實，當代中國的核心問題乃是現代國民國家秩序之構建，它涉及精神秩序、文化秩序、社會(hui) 秩序、經濟秩序、政治秩序、國際戰略等多個(ge) 麵相。唯有回歸道統，才能重獲化人之文，重建仁義(yi) 禮智，由此才可以重建中國人的精神秩序。”  他在一次研討會(hui) 上提出“重建科舉(ju) 何以必要”的話題，探討重建科舉(ju) 製度的可能性。在他看來，科舉(ju) 製度不僅(jin) 是教育製度而是中國政治中最重要的製度，用四句話概括了科舉(ju) 製的優(you) 越性：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政學一體(ti) 、化成天下。 

六、左顧右盼型。如新加坡國立大學東(dong) 亞(ya) 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的《中國模式：經驗與(yu) 挑戰》。他先將海內(nei) 外關(guan) 於(yu) 中國模式的觀點總結為(wei) ：西方三派（棒殺派、中國模式威脅派和中國模式不定論），國內(nei) 三派（左派大加讚揚、自由派不承認存在中國模式、官方學者回避中國模式），然後提出自己有關(guan) 中國模式的觀點。他認為(wei) 中國模式的確存在，它有三層含義(yi) 。第一層是中國模式的文明性，非國有化和非私有化的混合經濟模式和以黨(dang) 權為(wei) 基礎的政治模式是其核心；第二層是中國道路，即中國的改革模式（先經濟改革、再社會(hui) 改革最後政治改革）；第三層是中國政策模式，即從(cong) 具體(ti) 的政策層麵談論。他認為(wei) 最重要的是研究如何改進中國模式，糾正現有缺陷。  他的結論是中國是學習(xi) 型國家，中國模式的特點可以概括為(wei) “吸收大量的西方民主要素，但不會(hui) 成為(wei) 西方式的民主模式。中國本身有賢人政治的傳(chuan) 統，將兩(liang) 方麵最佳實踐結合起來才是中國正在做的。”這是中國文明的普適性。 這個(ge) 結論與(yu) 貝淡寧教授的觀點不謀而合，異曲同工。

不過，如果給貝淡寧教授的這本中國模式歸類的話，譯者想總結為(wei) 吃力不討好型。作者自己對這本可能被視為(wei) 大逆不道的書(shu) 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他並不期待人們(men) 在讀後就會(hui) 放棄自己對民主根深蒂固的信念，轉而支持尚賢製。譯者則擔心他這本為(wei) 中國辯護的書(shu) 有可能兩(liang) 邊不討好，西方讀者討厭，中國讀者也未必領情。質疑當今西方很多人視為(wei) 神聖不可侵犯的一人一票的選舉(ju) 民主觀，並鼓吹中國的尚賢製很可能令英文讀者望而卻步，或被視為(wei) 故作驚人之語的噱頭或一種挑釁。就譯者對其文章在中國的接受經驗來看，這本闡述中國模式優(you) 越性的書(shu) 在中國有些讀者看來，不過是被當局收買(mai) 的“外國辯護士”的“投名狀”而已。他們(men) 不僅(jin) 不會(hui) 充滿感激的接受，反而會(hui) 用嘲諷的口吻說，這個(ge) “洋和尚”到中國“騙吃騙喝”。譯者沒有研究過國人當今的心態，但多年翻譯作者的文章，偶爾會(hui) 產(chan) 生一種情緒。作者（或任何一位西方人）十分認真地對渴望民主和現代化生活方式的窮人喋喋不休地談論民主的缺陷和中國模式的優(you) 越性，哪怕你說的句句在理，聽者也會(hui) 不耐煩。這就像駕著豪車的人對一心想買(mai) 轎車的人大談特談開車的煩惱一樣，讓人忍不住想叫趕緊閉嘴。另外作者在清華教書(shu) 的事實也可能讓人將其歸於(yu) 精英權貴的行列，在草根文化盛行的當今世界，遭受奚落和嘲諷或許在意料之中。也許你討厭他的外國人身份，也許你看不慣他似乎為(wei) 當權者辯護的立場，也許你不讚同他的觀點與(yu) 分析，也許你懷疑他的論證過程和證據的充分性，但有一點譯者覺得多數人都不會(hui) 否認，那就是作者為(wei) 中國和西方對政治問題進行知情辯論所做的真誠努力，這本旨在打破意識形態隔閡和消除文化誤解的書(shu) ，最起碼有助於(yu) 讀者深入思考民主製和尚賢製的優(you) 越性和缺陷，思考中國政治未來的前途方向，這是關(guan) 係到每一個(ge) 中國人切身利益的大事。作者的觀點讚同也好，反對也罷，這都不重要。但是，如果刻意忽略或對它視而不見，那就是自己的損失了。子曰:“君子不以言舉(ju) 人,不以人廢言。”（《論語衛靈公第十五》第22節）

“尚賢”思想出現在戰國時期（公元前453-221年），與(yu) 中國兩(liang) 大思想家孔子和墨子有密切關(guan) 係，也是中國政治意識形態的基石之一。“尚賢製”(meritocracy)這個(ge) 詞翻譯起來很頭疼，詞典上給出的譯文是“精英管理”，相關(guan) 說法還有“精英治國”、“賢能政治”等，因為(wei) 作者在本書(shu) 中常常將其與(yu) 民主製並列，且刻意區分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兩(liang) 種含義(yi) ，在譯本中基本上以“尚賢製”或“政治尚賢製”和“經濟尚賢製”。在不特意強調差別時，也常常采用“賢能政治”這個(ge) 譯法。

首創“meritocracy”這個(ge) 詞的邁克爾•楊在英國《衛報》上撰文“打到賢能政治”。他說當精英認為(wei) 自己的升遷完全是自己功績所致，自然會(hui) 覺得擁有的一切都理所應當。難怪有官員的特權和企業(ye) 高管天文數字的薪水。而那些失敗者很容易被妖魔化，成為(wei) 道德上的赤裸者。由於(yu) 賢能政治，不平等差距進一步擴大，社會(hui) 兩(liang) 極分化更加嚴(yan) 重。由於(yu) 賢能政治，民眾(zhong) 沒有了自己的領袖和保護自己利益的代言人，他們(men) 越來越感到失去了權力，對政治冷漠，懶得去投票。他說“羅爾斯的論證是，我們(men) 並不值得為(wei) 天賦能力驕傲，同樣的，依據天賦能力確定地位的社會(hui) 並不比世襲貴族社會(hui) 更公平。”

批評尚賢的觀點也出現在喬(qiao) •裏特爾博士的“作為(wei) 經濟寡頭統治的賢能政治：新自由主義(yi) 製度下‘平等’的市場化”一文中。裏特爾尖銳批評賢能政治已經成為(wei) 經濟寡頭統治的主要意識形態工具，目的是要永遠保持其在新自由主義(yi) 文化中的地位。我們(men) 生活在賢能政治被大肆宣揚的時代，但諷刺的是當今的社會(hui) 流動性明顯缺乏，既得利益集團竭力將特權和財富傳(chuan) 給子孫後代。他列舉(ju) 了賢能政治的若幹錯誤：（1）智慧觀是單一的線性的，與(yu) 智慧的多樣性和可變性格格不入。（2）認可一種競爭(zheng) 性的、線性的等級差別體(ti) 係。失敗者必然存在，它提供了向上爬的梯子，卻助長了競爭(zheng) 性的破壞性的社會(hui) 倫(lun) 理，將不平等合理化，破壞社會(hui) 團結。（3）認可職業(ye) 和社會(hui) 地位上的等級差別。（4）賢能政治為(wei) 上層中產(chan) 階級價(jia) 值觀辯護，同時把工人階級文化變成落魄的遭受羞辱的對象。（5）成為(wei) 掩蓋經濟和社會(hui) 不平等的意識形態神話。

保加利亞(ya) 索菲亞(ya) 自由研究中心主任伊萬(wan) •克拉斯蒂夫在“民主、尚賢的興(xing) 衰？為(wei) 什麽(me) 現代精英沒有治理國家的合法性和能力？”中指出，現代世界的悖論是社會(hui) 的民主化導致選民喪(sang) 失了權力和社會(hui) 不平等加劇，全球化解放了精英卻剝奪了他們(men) 管理社會(hui) 的合法性和能力。當今危機是民主失效還是精英失敗？現在的問題是民主無選擇，主權無意義(yi) ，全球化無合法性。從(cong) 前是民主與(yu) 專(zhuan) 製的分界，如今無論民主還是非民主國家都麵臨(lin) “沒有其他選擇的政治”的難題。

民主意味著我們(men) 應該能影響與(yu) 我們(men) 息息相關(guan) 的決(jue) 策，但實際上不是這麽(me) 回事。民眾(zhong) 不過是政府決(jue) 策的消費者，他們(men) 不是曆史的創造者而是曆史的觀眾(zhong) 。民主與(yu) 市場的張力：民主把個(ge) 人當作平等的個(ge) 體(ti) ，但自由企業(ye) 按個(ge) 人創造的經濟價(jia) 值給予區別待遇。而如果資本主義(yi) 製度不能贏得民眾(zhong) 的支持，民主就不會(hui) 容忍市場造成的不平等。在戰後歐洲，選民和市場有了勞動分工。選民決(jue) 定誰執政，市場決(jue) 定政府采取什麽(me) 經濟政策，不在乎誰上台。

尚賢製意味著由最有才能和受到最好教育的人管理，但世界的複雜性讓專(zhuan) 家和專(zhuan) 業(ye) 人士的合法性喪(sang) 失殆盡。尚賢社會(hui) 不是美夢而是噩夢。貧富差距不平等，公民失掉共同體(ti) 的感受，民主成為(wei) 騙局，社會(hui) 流動性的諾言變成自我保護的精英。教育確實帶來利益，但它更像精英階層的特權而不是貧寒子弟的社會(hui) 階梯。精英缺乏實際生活經驗導致政策失敗，精英的價(jia) 值觀、經曆和行為(wei) 方式的雷同造成群體(ti) 思維和政治傲慢的風險。

尚賢精英與(yu) 民眾(zhong) 的關(guan) 係就像現代足球俱樂(le) 部與(yu) 球迷的關(guan) 係一樣，隻有成功才能確保球迷的忠誠，因為(wei) 球員和球迷之間再沒有其他任何聯係了。領袖之所以令人信任不僅(jin) 因為(wei) 其能力而且因為(wei) 我們(men) 相信，在危機時刻他會(hui) 與(yu) 我們(men) 共患難而不是逃之夭夭。今天遭遇危機的不是從(cong) 精英到民眾(zhong) 的“權力轉移”而是權力分散過程。民眾(zhong) 覺得喪(sang) 失了權力，金錢和權力都集中在上層精英手中，精英則覺得影響事件進程的力量在逐漸減少。當今治理危機不是刺激民眾(zhong) 參與(yu) 政治過程就能解決(jue) 的。自由、公平的選舉(ju) 很重要，但由於(yu) 政黨(dang) 軟弱和意識形態忠誠減弱，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減弱，對政治領袖的不信任是當今民主的關(guan) 鍵問題所在。尚賢刺激也不能解決(jue) 問題，精英的能力麵臨(lin) 挑戰。後危機世界的治理質量取決(jue) 於(yu) 兩(liang) 個(ge) 因素：對民主國家如歐盟來說，公民社會(hui) 要將“公民噪音”轉變為(wei) “政治聲音”---連貫的積極的政治訴求；對非民主國家如中國和俄國來說，政府願意容忍統治精英中的不同聲音。正如托克維爾所說，歸根結底，統治階級下台的真正原因是，他們(men) 已經無德無能，不配掌握權力了。

譯本出版之際，我要感謝作者貝淡寧教授的厚愛和信任，感謝他在翻譯過程中對譯者的幫助和對譯文提出的修改意見。我在翻譯過程中參考了若幹譯作，如莫穎傳(chuan) 、趙冰冰與(yu) 作者合寫(xie) 的本書(shu) 兩(liang) 篇在線附錄、柏拉圖《理想國》（張竹明譯 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代議製政府》（汪萱 譯，商務印書(shu) 館，1982年）、閻克文“韋伯眼中的政治”（《學術與(yu) 政治》馮(feng) 克利譯,北京:三聯書(shu) 店1998年）、陳蒲清譯注《四書(shu) 》（廣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等，我對這些譯者表示感謝。同時還要感謝中信出版集團有限公司的信任和支持，感謝為(wei) 本書(shu) 付出辛勤勞動的編輯劉丹妮老師。

注：本文係作者為(wei) 貝淡寧新著《賢能政治：為(wei) 什麽(me) 尚賢製比選舉(ju) 民主更適合中國》（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9月出版）所寫(xie) 的譯後記。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