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xiang) 紳、“廢墟”和自治

作者：朱曉陽

來源：《開放時代》2016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七月初五日辛酉

           耶穌2016年8月7日

【內(nei) 容提要】從(cong) 人類學的“政治”著眼，滇池東(dong) 岸小村案例中有三種現象值得討論：其一，國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侵入農(nong) 民社區，與(yu) 此同時，“傳(chuan) 統”通過國家勢力延承並複興(xing) ；其二，國家將基層社會(hui) 空間納入囊中時，非國家勢力卻有相當的機會(hui) 在其中經營出類同“無人區”的地盤；其三，依憑“地勢”，利用國家和“傳(chuan) 統”資源，“士紳”得以湧現。本文將分別描述這些現象，並將這些現象的出現與(yu) 小村最近一些年的“地勢”相聯係。

【關(guan) 鍵詞】鄉(xiang) 紳自治地勢廢墟

千年草籽萬(wan) 年魚。

——科爾沁民諺

一、引言

21世紀初以來發生的城市化運動中，城中村成為(wei) 城市改造的主戰場，這些昔日村莊基地上的城市場所遭遇了激烈衝(chong) 擊。滇池東(dong) 岸的小村是其中一例。這個(ge) 村莊處在號稱“中國第二大商貿城”的中豪螺螄灣（當地人稱“新螺螄灣”）的拆遷範圍內(nei) 。這個(ge) 項目是時任昆明市委書(shu) 記仇和親(qin) 自抓的“重點”。為(wei) 建設螺螄灣項目第二期，2010年5月初昆明市官渡區開始啟動其範圍內(nei) 的7個(ge) 村莊的拆遷，三個(ge) 月後，其中的6個(ge) 村莊變成廢墟。沒有被拆的隻有小村的新村和老村，老村的一部分在2011年被拆成廢墟。那些變成瓦礫和焦土的村莊地麵上隻有寺廟和幾處零星釘子戶的樓還在。6年以後，小村仍然沒有被拆。在其他被拆平的地區，有一些高樓已經矗立起來，但由於(yu) 開發商資金鏈斷裂等問題，樓房未交付使用，6個(ge) 村莊的拆遷戶至今沒有被安置。

未被拆除的小村在當地屬於(yu) 規模較大的一處外來打工、經商者落腳的地方。這裏常年有兩(liang) 萬(wan) 左右租房戶和兩(liang) 千多本村居民，村內(nei) 有一座昆明南部規模較大的農(nong) 貿市場（目前村內(nei) 正在建第二座市場），有餐館、旅舍、超市和燒烤攤，其數量各達數十家。村內(nei) 僅(jin) 幼兒(er) 園就有4家，近年還出現好幾家網購點。村莊內(nei) 外的廢墟上，隻要有土壤的地方，都被村民種上蔬菜。小村村民小組（自然村）是這個(ge) 村莊的管理者，其組長劉述戎6年前參與(yu) 抵製拆遷，是核心骨幹之一，2013年被選為(wei) 村民小組組長。小村所屬的社區居民委員會(hui) （村委會(hui) ）辦公室也在村內(nei) ，但村子的土地和房產(chan) 基本上屬於(yu) 村民小組所有（除村委會(hui) 辦公室和個(ge) 別地方），因此村民小組是此地的“實權單位”。村民小組在最近幾年因為(wei) 成為(wei) 反拆遷的基地，其實權和自治地位得到強化。相比於(yu) 此，村委會(hui) 雖然行政上管轄3個(ge) 村，但其中兩(liang) 個(ge) 村已被拆掉，其居民四散各地。過去幾年村委會(hui) 忠實追隨政府和開發商的拆遷計劃，在拆遷開始後的一年多甚至與(yu) 拆遷指揮部合署辦公。拆遷停滯後，拆遷指揮部撤走，村委會(hui) 重回村莊，但已經失去對村民小組的影響和控製，村委會(hui) 因此在村內(nei) 成了名副其實的“懸浮政府”。

總體(ti) 而言，過去6年城中村改造已經使滇池東(dong) 岸的鄉(xiang) 村社區從(cong) 空間上整體(ti) 被毀，筆者已經另文討論過這些地方所受到的社會(hui) 和文化衝(chong) 擊①，但在同一地區，局部的抵抗和自治曾經發生，並繼續存在。這些地方的抵抗、保存和自治無不棲居於(yu) 特定的場所。這些場所是如“小村”，其中包括村民自己建蓋的“新農(nong) 村”（新村）②，或如本文所指之“廢墟”——老村。

如同過去一樣，在城中村改造運動中，國家勢力仍是通過村莊內(nei) 的代理人，利用地方的社會(hui) 和文化關(guan) 係來達到目的。國家通過其行政係統，將正式係統所能觸及的人動員起來，對他們(men) 兼施高壓和誘惑。與(yu) 正式係統有關(guan) 係的鄉(xiang) 村精英很快倒向國家背景的拆遷方。但這一次與(yu) 過去不同，村莊中出現了體(ti) 製外精英，他們(men) 被村民稱為(wei) “五個(ge) 人”。後來在“五個(ge) 人”周圍形成了他們(men) 稱之為(wei) 的“小組”（大約十餘(yu) 個(ge) 核心成員）及其作為(wei) 追隨者的“橋頭上的人”。這些人的出現形成了一道奇異的政治景觀：一麵是國家之手將村莊內(nei) 正式的政治精英及其“我家人”連根拔去；另一麵是在被扔棄的“廢墟”上冒出新苗，形成村莊自治。在三年後，拆遷停滯，村幹部重回村莊的正式政治領導位置——村委會(hui) 和黨(dang) 支部，反拆遷的“五個(ge) 人”及其追隨者則贏得了村民小組（自然村）的換屆選舉(ju) 。小村政治從(cong) 此顯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二元格局。本文先從(cong) 講述這個(ge) 自發的村莊精英群體(ti) 如何出現開始。

二、“鄉(xiang) 紳”馬大爹和“五個(ge) 人”

2010年5月21日，日後成為(wei) 小村“五個(ge) 人”之一的馬大爹打來電話說：他寫(xie) 了一篇東(dong) 西，希望我幫他看一看。我請他找人將稿子傳(chuan) 過來，看後對文字和結構做了一些修改，並在與(yu) 他的電話中口述了修改意見。這篇文章就是小村的第一份請願書(shu) 。馬大爹稱還沒有改好就被一些著急的婦女搶去複印，貼在村裏的牆上。小村有806人在這份請願書(shu) 上簽字、按手印。從(cong) 這份請願書(shu) 開始，馬大爹很快進入保衛小村反拆遷的核心，並成為(wei) 領導者。以後兩(liang) 年所有代表村民的信訪材料都是由馬大爹起草的。

我雖然接觸小村的時間很久，但直到前幾年才認識馬大爹。2007年於(yu) 堅和我在小村拍攝紀錄片《故鄉(xiang) 》時，我們(men) 在馬大爹家的祖屋——村中最完好的“一顆印”四合院中拍攝了他和這所老房子的幾個(ge) 鏡頭。那時我才知道他是小村20世紀30年代的村紳馬會(hui) 的曾孫。那幢老房子是馬會(hui) 在民國初年蓋的。馬大爹是1933年生人，自從(cong) 1956年就離開村子到昆明市農(nong) 委工作，後來又轉到國營第三農(nong) 場，直到90年代初才從(cong) 農(nong) 場退休回到村裏居住。③從(cong) 當時的影像記錄看，馬大爹講了這所房子的曆史、自己的身世和對村裏換屆選舉(ju) 以及村莊管理的看法。

馬大爹當時在村裏默默無聞，隻是一個(ge) 普通的退休養(yang) 老者。他主動承擔的一樁事務是每天去村委會(hui) 取來公家的報紙，貼到村中的牆上。馬大爹是老一輩村民中最知書(shu) 識禮和有文化的人。他在民國年間畢業(ye) 於(yu) 官渡的一所中學，20世紀50年代離開小村之前是合作社的會(hui) 計。我們(men) 對馬大爹的另一個(ge) 印象是他家大門口和院內(nei) 不少柱子上的對聯，都是他自己創作和書(shu) 寫(xie) 的。我後來發現，他經常會(hui) 根據自己對當時世情的看法寫(xie) 上一幅新對聯。2007年那次最引我們(men) 注意的是一幅關(guan) 於(yu) 他家老房子的對聯，我現在還記得其中一聯是：“日照堂前見冬暖”。

從(cong) 我對小村過去近一百年曆史的了解，馬大爹的曾祖父馬會(hui) 雖然是該村20世紀30年代的主要村董或“老紳士”之一，④但這個(ge) 家族在新中國成立前已經衰落。馬大爹說，他的家庭在土改時的成分僅(jin) 是“上中農(nong) ”，不過他仍然受到良好教育，讀了中學。成分雖偏高但不是地富子女，並且有較好的教育背景，這些是他能夠在合作化時期成為(wei) 會(hui) 計，後來又被吸收到昆明市農(nong) 委和國營農(nong) 場工作的原因。他的妻子和兒(er) 子一直生活在村裏，馬大爹自己則從(cong) 1956年以後，除了節假日外基本不在村裏。1993年馬大爹從(cong) 國營第三農(nong) 場退休後回到村裏居住，1997年他的妻子因癌症去世。馬大爹和兒(er) 子很早就分開單過，妻子去世後他仍然一個(ge) 人住在祖上留下的老房子裏。這所老房子屬於(yu) 三家所有，其他兩(liang) 家屬於(yu) 馬會(hui) 的另外兩(liang) 個(ge) 兒(er) 子及其後人。在過去幾年的拆遷中其他兩(liang) 家已經簽了拆遷協議。馬大爹的兒(er) 子也在拆遷辦的要挾下，背著父親(qin) 將馬大爹的部分簽了協議。馬大爹發現以後，親(qin) 自去拆遷辦正告那裏的工作人員：他是這所房子的正式所有者之一，沒有他的簽字，拆遷協議無效。

馬大爹所受到的教育和影響更多來自過去六十餘(yu) 年黨(dang) 和國家的宣傳(chuan) 。在村民看來，他的言論和行為(wei) 像極一個(ge) 標準的，甚至有些過時的共產(chan) 黨(dang) 員。例如他在2007年那一次訪談中表示過對村委會(hui) 主任選舉(ju) 請客送禮的批評：

我呢看法，就是說，現在這個(ge) 選舉(ju) 嗬！上首究竟是有這個(ge) 政策還是沒得這個(ge) 政策，不執行！你好比說，現在是賄選比較嚴(yan) 重，喊吃飯呢，這個(ge) 事情已經出現了！在我們(men) 村，一車一車呢拉的去。他說，參加選去，如果說選，要撈回五十萬(wan) 去！你想想，哎呀！太不像話了！但是呢，如果你有條政策，凡屬於(yu) 賄選這個(ge) 票，咋個(ge) 了查不出來。明明白白呢麽(me) ，老皮原來也是，我說他是請吃上台，請吃執政。咯是了？那次我是公開在黨(dang) 員會(hui) 上這樣子講呢。

後來他告訴我，2007年那一次選舉(ju) 以後他就給上級部門寫(xie) 過信，要求查“賄選”問題。在2010年的換屆選舉(ju) 以後，馬大爹再次寫(xie) 信給上級有關(guan) 部門要求查選舉(ju) 中的賄選，但兩(liang) 次報告皆石沉大海。

馬大爹做事“黨(dang) 性強”。過去的村主任黃大育稱讚他：自己主動承擔每天貼報紙的義(yi) 務，從(cong) 來不向村組織提出要補貼之類的要求。他過去幾年組織抵抗拆遷，村民稱讚他：“光電話費都花了很多，但他家從(cong) 來都是自己出”。如同其他骨幹分子一樣，他沒有要過村民的錢。這些行為(wei) 使村民對馬大爹的為(wei) 人讚歎不已。

“黨(dang) 性強”，並時常學習(xi) （主要是通過報紙）國家和黨(dang) 的法律、規範和政策，這使他後來在拆遷中成為(wei) 村中唯一能夠用國家法律和政策與(yu) 拆遷方辯論的人。

馬大爹是士紳理想和“黨(dang) 性”的一個(ge) 結合。士紳本是聯係皇權和民間的一個(ge) 中介，在國家行政權力不能伸入到鄉(xiang) 村的時代，士紳便是國家理想的化身。⑤士紳主持地方正義(yi) ，醇正鄉(xiang) 風；在國家麵前，士紳則是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代表，肩負著鄉(xiang) 人的重托，必須在橫暴的權力麵前為(wei) 鄉(xiang) 民請命。士紳因為(wei) 有著與(yu) 國家-皇權的聯係背景，官府不得不對士紳表示起碼或表麵上的尊重。當然，這裏說的都是理想的士紳，即使在王朝時期，有多少士紳曾接近這個(ge) 理想也值得懷疑。

一般論者認為(wei) ，即使有過理想的士紳，他們(men) 隨著近代國家的建構和當代國家對鄉(xiang) 村的長驅直入，也消失殆盡了。國家建立起有效的縣、鄉(xiang) 和村的基層政權係統，將自治的鄉(xiang) 村逐漸納入國家的控製，鄉(xiang) 下的村幹部越來越變成國家科層製中的準官員，士紳傳(chuan) 統基本上在鄉(xiang) 村的正式政治中失傳(chuan) 了。一般論者不將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鄉(xiang) 村幹部與(yu) 士紳身份之間進行類比，更多的研究是從(cong) 國家-社會(hui) 或結構-能動性等維度，討論鄉(xiang) 村幹部作為(wei) 國家“代理人”⑥或“中介（agency）”的角色。在這些討論中，鄉(xiang) 村幹部作為(wei) “行動者”或者作為(wei) 地方性文化代表經常成為(wei) 關(guan) 注對象。無論從(cong) 哪一種視角出發，“士紳／鄉(xiang) 紳”都不再是一個(ge) 描述鄉(xiang) 村精英的詞匯。

從(cong) 對小村的長期觀察來看，我認為(wei) “士紳”仍然可以用來描述某些地方精英的信念和行為(wei) 。我曾在之前的書(shu) 中將小村的前村長黃大育的理想描述為(wei) “士紳理想”，⑦馬大爹及其理想也可以從(cong) “士紳”傳(chuan) 統來討論。換句話說，士紳傳(chuan) 統並沒有從(cong) 鄉(xiang) 土文化中消失。它在過去多半個(ge) 世紀，仍然鑲嵌在鄉(xiang) 村政治的正式或非正式製度中。例如村落直接供養(yang) “村幹部”仍然是士紳傳(chuan) 統能夠延續的重要基礎。當然在過去幾十年間，國家出於(yu) 控製鄉(xiang) 村的目的，也力圖將村幹部納入國家財政係統。即使如此，一些退休人員雖然從(cong) 國家財政渠道獲得工資，但他們(men) 的收入與(yu) 其居住地方的政府財政無幹，這些人便可能保持比較獨立於(yu) “地方政府”的立場。馬大爹便屬於(yu) 這一類人物。

雲(yun) 南從(cong) 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國家通過給村幹部發工資的形式，逐步將行政村幹部（後來還包括了村民小組幹部）的收入納入地方財政。⑧村幹部的工資在21世紀初以前有兩(liang) 部分：一部分來自政府；另一部分是來自征收村民的農(nong) 業(ye) 稅費的提留。農(nong) 業(ye) 稅取消以後，主要村幹部的工資仰賴地方政府財政，村委會(hui) 和村民小組其他工作人員的工資則依靠本村的收入上交。⑨

回顧過去，經過20世紀90年代官僚製擴張和政府下伸以後，國家對鄉(xiang) 村社會(hui) 正式係統的控製增強了。這一點可以從(cong) 近些年城市化中（包括城中村改造、撤村並點和“農(nong) 民上樓”等）各地方村幹部的行為(wei) 看出。雖然城市化涉及中國廣大的地區，各地條件差異懸殊，但各地方的村幹部很少例外地緊跟政府指揮棒轉。小村的情況也是如此。這個(ge) 村莊在滇池東(dong) 岸屬於(yu) 村莊集體(ti) 行動能力較強者，而且在2005年—2009年期間建成了一座新村。筆者曾另文提到如果沒有新村的出現，小村可能不會(hui) 有今天的結果。即使有如此深厚的社區自治資源，小村的行政村和小組領導人在拆遷開始十來天內(nei) 都轉向支持拆村。⑩就這些村幹部的行為(wei) 而言，一方麵可以將他們(men) 稱為(wei) “贏利型經紀人”11，但在另一方麵，他們(men) 的行為(wei) 則與(yu) 接下來將討論的“我家人-黨(dang) 支部”網絡約束有關(guan) 。

與(yu) 這些村幹部相比，馬大爹卻是同一個(ge) 政黨(dang) 國家體(ti) 製下生成的“鄉(xiang) 紳-黨(dang) 性”人。馬大爹雖然在國營單位工作了三十多年，但他來自農(nong) 村，家屬仍在農(nong) 村，他從(cong) 來沒有拔去自己與(yu) 鄉(xiang) 村的聯係。這種不能“去農(nong) 村化”也有個(ge) 人無奈的原因。在20世紀50—70年代的城鄉(xiang) 高度分隔時期，他的家屬要轉成城市戶口是一件很難的事情。馬大爹不過是一個(ge) 基層幹部，沒有辦法將妻子和兒(er) 子帶進城市，他甚至沒有福利分房的機會(hui) ，因此退休以後，隻有回到鄉(xiang) 下老家住。

在20世紀50—80年代，馬大爹這樣的家庭在鄉(xiang) 下卻是令人羨慕的“公幹家屬”。在集體(ti) 化時期，公幹家屬有一份工資，因此比一般社員家庭有穩定得多的現金收入。12公幹家屬的子弟還有機會(hui) 頂替他們(men) 的退休父輩到國營單位工作。在70年代中期，社員最羨慕公幹家屬的另一點是，農(nong) 忙時節他們(men) 的自留地總有人照顧，因為(wei) 他們(men) 家中那個(ge) 在國有企事業(ye) 單位工作的人會(hui) 利用休假，幫家裏照顧自留地，有的人還會(hui) 頂替家人加夜班打糧食。

在很長時期，帶著退休工資回到村裏居住也令人羨慕。在2010年，馬大爹每月有一千六百餘(yu) 元的退休收入，醫療保險等福利俱全。更關(guan) 鍵的是他拿的是國家給的退休金，與(yu) 地方政府（區縣和街道）財政無幹。這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能夠比較超脫於(yu) 地方政府的控製。13他住的是自己家的老屋，這所房子雖然與(yu) 村中的其他宅基地房子一樣，但是它有某種地方認可的產(chan) 權證明。14

馬大爹是一個(ge) 鄉(xiang) 紳的曾孫，出生在耕讀之家。在小村，這類人家的子弟雖然在集體(ti) 化時代不能在正式的政治場合中有所作為(wei) ，15但他們(men) 一般都因勤勞、正派、有知識和有技能而受到村民的尊重，並有機會(hui) 成為(wei) 村集體(ti) 的實際管理者。這類人中有些還能依靠自己的教育背景和專(zhuan) 業(ye) 知識離開村子進入城市，到國家單位工作。馬大爹就被調到昆明市農(nong) 委做文字工作，與(yu) 他同時期，黃大育的一個(ge) 伯父也成為(wei) 公社和區裏的水利技術員。

馬大爹與(yu) 舊時代的鄉(xiang) 紳確實有些相像。他身居鄉(xiang) 村，在鄉(xiang) 下有家產(chan) ，有本地社會(hui) 根基。同時，他又是一個(ge) 外來退休“幹部”16，一個(ge) 受過黨(dang) 和國家的長期教化並自覺服從(cong) 黨(dang) 紀國法的知識分子。如果願意的話，他可以不理會(hui) 地方黨(dang) -政科層係統的幹預。在拆遷的幾年中，區和街道辦的領導、工作人員多次試圖用“下級應當服從(cong) 上級”的黨(dang) 紀來規勸馬大爹。他每次都以“全黨(dang) 必須服從(cong) 中央，中央說不能違法拆遷，你們(men) 為(wei) 什麽(me) 不服從(cong) ？”等話語頂回去。他告訴這些上門的幹部，自己正是遵守黨(dang) 章規定，正是按黨(dang) 中央和國務院的要求才這麽(me) 做的。

馬大爹的案例與(yu) 當代農(nong) 民-國家的關(guan) 係特點相互映照。馬大爹的意識形態、觀點和立場與(yu) “中央”高度一致，卻與(yu) “地方政府”的要求相反。從(cong) 這一點說，馬大爹的鄉(xiang) 紳意識是與(yu) 國家（中央）意識形態一致的，或者說國家意識形態支持了他的鄉(xiang) 紳意識。

其他4個(ge) 代表（除劉吉外）與(yu) 馬大爹的相似之處是，他們(men) 都沒有在村莊的正式政治圈中混過。他們(men) 的年齡都在六十歲上下，比馬大爹年輕近二十歲，但就村子範圍的輩分而言，他們(men) 大多屬於(yu) 同一輩（劉傑比馬大爹小一輩）。他們(men) 都稱馬大爹為(wei) “馬老師”。“五個(ge) 人”中的劉吉和劉玉是2013年換屆以前的村民代表，較接近正式政治係統，劉吉還曾在20世紀80年代當過村幹部；劉述戎和劉傑是普通村民。4個(ge) 人在村裏都是公認的正派之人，都有和睦的家庭，都屬於(yu) 爺爺或外公輩的人物。這些人是村中的正統力量，他們(men) 有技能，勤勞、正派、愛護家庭，除劉吉外都沒有過當村領導的打算。

我在20世紀70年代曾與(yu) 劉傑在同一個(ge) 生產(chan) 小組，對他的印象較深。劉傑一家都是本分老實的村民。劉玉也是當時的壯勞力，他給我看過他家在生產(chan) 隊時的記工本，他當時的日工分是10分。在那個(ge) 時期，工分是由小組成員每3個(ge) 月一評，稱為(wei) “大寨工分”，能評上10分的一般都是生產(chan) 組內(nei) 能幹和肯出力的人。

劉述戎是一個(ge) 木匠，其手藝得自家傳(chuan) ，其父是一個(ge) “打老棺材”的木匠。劉父這一輩兄弟仨人，老大學彈棉花，老三在家裏種地，劉父十五歲時到昆明一家著名的棺材店——“壽康”當學徒，學成後以做棺材為(wei) 業(ye) 。他一生信仰“一貫道”，生活方麵嚴(yan) 格遵守教規，在1983年“嚴(yan) 打”期間被捕，後被判刑入獄，1987年死於(yu) 牢中。劉述戎受過中學教育，“文革”期間畢業(ye) 於(yu) 官渡鎮的昆明第九中學，屬於(yu) “回鄉(xiang) 知青”。他年輕時候經常在村裏村外為(wei) 人家做棺材和櫥櫃。由於(yu) 會(hui) 木工手藝，他還被生產(chan) 隊安排在木工組工作，長時期在外搞副業(ye) ，我當年在村裏插隊時對他沒有印象。

劉述戎不信宗教，但棺材匠在鄉(xiang) 村是一種特殊職業(ye) ，在一般人眼裏屬於(yu) 生死兩(liang) 界之間的中介，其父那一輩做棺材的木匠都是“一貫道”信徒。2016年劉述戎再次當選村民小組組長的結果出來後，有人在現場寫(xie) 了一張條子傳(chuan) 遞。上麵寫(xie) 著：“劉述戎是‘一貫道’的兒(er) 子，請組織慎重考慮……”。由此可見，劉述戎在一些村民眼中與(yu) “一貫道”信仰仍然有幹係。劉稱自己做棺材從(cong) 不要價(jia) ，任由客戶看著給。他這種不問價(jia) 錢的方式是追隨其父的做法。在公社時代做棺材經常吃住在客戶家，按劉的說法，“我是吃百家飯的，從(cong) 來與(yu) 人都處得好。”從(cong) 最近幾年的接觸來看，劉述戎一般直話直說，但容易與(yu) 人相處。劉妻稱“我家這個(ge) 是最老實的人”。在“五個(ge) 人”中，他與(yu) 馬大爹意見始終一致。劉述戎的妻子和女兒(er) 都是小村反拆遷的積極分子，女兒(er) 在拆遷期間有一次遭到拆遷方雇人當街打倒。劉述戎在老村的房子是那幾年“五個(ge) 人”和“小組”開會(hui) 的少數地點之一（另一處是馬大爹的房子），也是接待外來訪問者和記者的地方，也是包括接待我在內(nei) 的外來人吃飯的固定地點。最初村裏人紛紛要來“搶”人去自己家裏吃飯，“五個(ge) 人”考慮到這樣會(hui) 厚此薄彼，便決(jue) 定所有招待都集中到劉述戎家。哪一家如願意送點兒(er) 蔬菜、肉類、酒水、水果等，可以拿來劉家。招待客人需要買(mai) 的其他東(dong) 西由村民的捐款內(nei) 出，自願來做飯的村民是由“五個(ge) 人”分派。17劉述戎家因作為(wei) 接待外來人的地點，變成了村裏一個(ge) 的“公共空間”。

“五個(ge) 人”中，隻有劉吉曾經於(yu) 20世紀80年代當過一段時間的村幹部，當時主要負責農(nong) 藥和化肥等方麵的物資分配。他卸去村幹部職位後，專(zhuan) 職做自己的農(nong) 藥生意。劉吉曾經到新疆等地販賣農(nong) 藥，是“五個(ge) 人”中比較有生意頭腦的人。在過去幾年的反拆遷中，劉吉比較“理性和現實”。例如他從(cong) 一開始就比較關(guan) 心與(yu) 政府溝通，關(guan) 心政府能否下文“不拆新村”。他的鬥爭(zheng) 目標也清楚地鎖定在“保新村”上。新村不拆一成定局，劉吉便提出隻要給老村未簽字的人家隨便加點兒(er) 錢，就可以拆了。他的一個(ge) 基本打算是必須配合政府的工作，不要跟政府鬧得太僵，不然肯定要吃虧(kui) 。他常說：“你一個(ge) 老百姓如何能鬥得過政府？”此外，劉吉從(cong) 拆遷開始不久就對罷免村幹部議題表現得比其他人積極。他在兩(liang) 年多內(nei) 提出的堪稱積極的主張大多數與(yu) 罷官有關(guan) 。例如2011年9月，他反對村民圍堵試圖拆老村的挖機，卻主張鼓動村民占領村委會(hui) ，導致村民集體(ti) 在村委會(hui) 門前“燒洋芋”達數月之久。

三、“小組”、橋頭會(hui) 和簽名

小村的抵抗核心除了“五個(ge) 人”外，還有一些村民。他們(men) 聚集在“五個(ge) 人”周圍，被馬大爹稱為(wei) “小組”。在2010年拆遷開始以後的兩(liang) 年多，特別是2012年以後，經“五個(ge) 人”溝通過的信息都會(hui) 再“開個(ge) 小組會(hui) 討論一下”（馬大爹語），然後根據參會(hui) 者的意見決(jue) 定是否召開“群眾(zhong) 大會(hui) ”（星期三的橋頭聚會(hui) 或村民大會(hui) ）。

“小組”的人數是變化的。在“保新村”階段（2010年4月至2011年年初），“小組”包括一個(ge) 村裏開診所的醫生18和村民李琴（當時村裏一有風吹草動她就給我打電話）等，但隨著新村局勢的穩定，他們(men) 都淡出了這個(ge) 圈子。到了2011年年底之後，“五個(ge) 人”中劉吉和劉玉在老村問題上與(yu) 其他代表發生分歧，逐漸退出，與(yu) 這兩(liang) 個(ge) 人比較接近的一些積極分子也跟著淡出。小組會(hui) 的作用在劉吉和劉玉淡出後得到強化。過去經常由“五個(ge) 人”開會(hui) 決(jue) 定的事，在2011年年底以後更多是由小組會(hui) 決(jue) 定。

無論人員如何變化，小村的“小組”總是有十來個(ge) 人左右。這些人中也有從(cong) 一開始就積極出頭組織抵抗的，如方明。剛過六十的方明是回鄉(xiang) 知青，他的一個(ge) 弟弟方光曾經在鄉(xiang) 土地管理所當過副所長，對土地方麵的政策很熟悉，這兩(liang) 兄弟也是“小組”的核心謀劃人。按方明說法，因為(wei) 隻能有5個(ge) 人作為(wei) 代表，因此他的名字沒有出現在“五個(ge) 人”中。方明確實參加了早期的每一次抗議活動，如參加了幾百名村民到省政府門前下跪請願，並作為(wei) 代表與(yu) 那裏的信訪接待人談判。方明沒有成為(wei) “五個(ge) 人”還有另一種說法。據說在馬大爹草擬的上訪材料需要寫(xie) 下真名和附加身份證複印件，方明當時有些膽怯，失去了成為(wei) “五個(ge) 人”的機會(hui) 。

“小組”成員中有一些是老年婦女。這些人是過去幾年小村抵抗中的消息傳(chuan) 播者、宣傳(chuan) 鼓動員和站在堵截挖機第一線的人。有一種說法，小村的反拆遷之所以能勝利，是因為(wei) 婦女，特別是“死老奶”19站在第一線。這些婦女除了用身體(ti) 阻擋挖機外，另一種武器是“昏操”——以謾罵的方式攻擊拆遷方。在拆遷開始後的兩(liang) 年中，街道辦事處負責小村拆遷的副主任古清，每一次到小村都會(hui) 被婦女們(men) 圍住咒罵，有些婦女不僅(jin) 罵她，還用手擰她。

小村的抵抗核心逐漸形成的一個(ge) 決(jue) 策程序是：議題首先由“五個(ge) 人”議論，取得絕大多數人同意後再由“小組”開會(hui) 討論。“五個(ge) 人”中劉吉提出的建議遭到多數人反對的機會(hui) 較多。劉述戎和劉傑一般都會(hui) 站在馬大爹一邊。馬大爹每有新想法總會(hui) 與(yu) 我通電話商量。我則將一些國家層麵的政策和法規動向通過郵件或電話告知他。馬大爹每周三在橋頭上講的內(nei) 容基本就是文件或他自己從(cong) 報刊上輯錄的消息。

“小組”開會(hui) 以後，參會(hui) 者一般會(hui) 將會(hui) 上討論和形成的意見在村民中散播。先是村中老年人獲知“五個(ge) 人”和“小組”的意見，這些人在家裏傳(chuan) 播，年輕村民很快也就了解了情況。“五個(ge) 人”一般會(hui) 用幾天的時間聽取“小組”反饋來的村民反應，然後決(jue) 定是否在群眾(zhong) 大會(hui) 上公開宣講。在拆遷開始後的兩(liang) 年多裏，一些重要決(jue) 定經過橋頭群眾(zhong) 大會(hui) 後，“五個(ge) 人”和“小組”還會(hui) 發動村民簽名。這些決(jue) 定包括“保留新村”20、“罷免村幹部”、“將新村納入保障房”、“委托五個(ge) 人進行談判”、“自主改造老村”等。這些都征得了大多數村民的同意。21由於(yu) “五個(ge) 人”在過去幾年獲得的正當性，一般隻要是他們(men) 發動，村民都會(hui) 來簽名。

以前隻有村幹部才能召開全村大會(hui) ，自從(cong) 拆遷以來這個(ge) “規矩”完全顛倒，隻有“五個(ge) 人”才能召集起村民大會(hui) 。拆遷之中村幹部曾經召集過幾次村民大會(hui) ，每一次來的人很少，大約二十人。曾經有一次上麵來人要求組織群眾(zhong) 大會(hui) ，結果隻有幾個(ge) 人來參加。上麵來的人很生氣，指責村幹部：當官居然當到了這種地步。

由“五個(ge) 人”組織的第一次村民大會(hui) 是在2010年11月初，拆遷開始半年以後。當時橋頭聚會(hui) 的傳(chuan) 統已經形成，但還沒有召開過群眾(zhong) 大會(hui) 。全村群眾(zhong) 大會(hui) 仍然被視為(wei) 隻有官方才能組織，其他人組織的話可能會(hui) 被視為(wei) “聚眾(zhong) 鬧事”。那一次由“五個(ge) 人”召開群眾(zhong) 大會(hui) 事出偶然。最初是有人傳(chuan) 遞消息說街道辦事處領導有意要來與(yu) 村民溝通，但是村幹部又召集不起村民大會(hui) 。這事怎麽(me) 辦？“五個(ge) 人”聽說後去找村幹部，表示可以由他們(men) 來召集村民，請街道辦和村幹部來講話。村幹部對“五個(ge) 人”的建議不置可否，隻說要匯報。“五個(ge) 人”在等待回複的期間，就將召開村民大會(hui) 的時間和地點等信息在橋頭聚會(hui) 上公布出去。等到預定開會(hui) 的那一天早晨，街道辦和村幹部傳(chuan) 過話來說：街道辦不會(hui) 來人，村幹部也不會(hui) 參加。

“五個(ge) 人”聽到這個(ge) 消息後感到進退兩(liang) 難。他們(men) 一方麵覺得通知已經發出，如果取消會(hui) 議，會(hui) 使村民失望。另一方麵則擔心由他們(men) 組織開會(hui) 會(hui) 不會(hui) “惹禍”，被扣上“聚眾(zhong) 鬧事”的罪名？那天早晨劉述戎和馬大爹都給我打了電話，問我“可不可以召開大會(hui) ？”我說，你們(men) 都已經通知出去，現在不能取消了。會(hui) 可以開，但要注意一下現場秩序。

這天下午有五百多村民到大廟院子參加拆遷開始以來的第一次村民大會(hui) 。

村幹部和街道辦的領導事後也沒有對“五個(ge) 人”召開村民表示任何看法。由於(yu) 第一次組織開會(hui) 獲得成功，此後“五個(ge) 人”也不再害怕因召集群眾(zhong) 大會(hui) 被扣上“聚眾(zhong) 鬧事”的罪名，隻要有需要村民了解和決(jue) 定的事情，他們(men) 便會(hui) 召開大會(hui) 。

四、從(cong) “橋頭上”到“人民代表”

自從(cong) 2010年5月22日起草第一份小村請願書(shu) 以後，馬大爹逐漸成為(wei) 小村人的精神領袖，小村的村內(nei) 秩序也是由馬大爹等老人組織維護著。22村幹部在拆遷開始以後都成了拆遷辦的工作人員。由於(yu) 簽了拆遷協議，自家房子都交給拆遷辦，他們(men) 於(yu) 是都搬到村外去住。這些人每天開著汽車來拆遷辦上班，並從(cong) 那領取工資。老村委會(hui) 主任馬建稱他們(men) 是“流亡政府”。

2010年拆遷開始不久後，小村人就以“橋頭上”來稱呼“五個(ge) 人”-“小組”及其追隨者。“橋頭上”是老村和新村之間的一條大溝的連接點。拆遷開始以後，每天晚上都有很多村民來這裏討論村子的前途、交換信息。一些從(cong) 互聯網上下載的文章也大片張貼在橋邊的新村牆上。如果村民之間有什麽(me) 與(yu) 拆遷相關(guan) 的意見不合，也會(hui) 相約到橋頭上辯論。

馬大爹等人最初每天來這裏給村民講解中央的政策，後來又將每天晚上的橋頭聚會(hui) 改為(wei) 每周三晚上。過去幾年中，大部分村民大會(hui) 也是在這裏召開。我從(cong) 2011年年初開始，每一次到小村都被邀請在橋頭上講演。每一個(ge) 星期三晚上，小村人（特別是老人）的一項活動就是到橋頭上聽馬大爹“講課”。“橋頭上”也在這幾年中逐漸變成未簽拆遷協議的村民和他們(men) 的領頭人的一個(ge) 稱呼。

自從(cong) 2010年開始拆遷，兩(liang) 年過去，小村的“橋頭上”到底還能代表多少人？這可以用2012年12月舉(ju) 行的區人大代表選舉(ju) 來說明。在這次選舉(ju) 中，劉述戎最後勝出。他以1227票領先上一任村委會(hui) 主任老皮近五百票。從(cong) 投票情況分析，老皮所得的票主要來自於(yu) 與(yu) 小村同屬一個(ge) 社區的兩(liang) 個(ge) 被拆平的鄰村（這兩(liang) 村共有約570票）。也就是說絕大多數小村人投給了劉述戎。

區人大代表選舉(ju) 對於(yu) “橋頭上”是一次意義(yi) 非凡的勝利。過去兩(liang) 年多，“五個(ge) 人”-“小組”雖然實際上決(jue) 定著小村的重大事務，但在名分上仍然是“造反派”或沒有頭銜的管理者。劉述戎當選使“橋頭上”第一次感到進入了“正式機構”。很多“橋頭上”人因此預期2013年春節之後的村委會(hui) 和村民小組換屆選舉(ju) 將會(hui) 有更大勝利。

五、“流亡政府”

拆遷開始後的兩(liang) 年多裏，小村人習(xi) 慣將與(yu) “橋頭上”對立的村“兩(liang) 委”和村民小組組長等稱為(wei) “賣村賊”。從(cong) 2010年5月中旬開始，小村的村“兩(liang) 委”和村民小組主要幹部簽下拆遷協議，交出自家房子並搬出村莊居住。小村的兩(liang) 級村組織從(cong) 拆遷開始就失去了村民對他們(men) 的信任，並喪(sang) 失了對村子的管理。從(cong) 那時候開始，村幹部沒有召集起一次村民大會(hui) 。

小村拆遷以前，我接觸的人中村幹部或前村幹部有不少，一些村幹部是我長期的“信息報道人”。拆遷開始以後，我與(yu) 當任村幹部的聯係幾乎完全中斷。因此這幾年對大多數村幹部的直接觀察非常有限。在這一節，我將根據一些碎片式的個(ge) 人接觸、村民轉述和拆遷辦留下的資料等，對村幹部在拆村巨變中的角色進行描述和討論。

2010年5月初，拆遷剛啟動的時候，小村的村幹部，即村黨(dang) 支部書(shu) 記鄭梁和村委會(hui) 主任小皮等人曾以“先拆老村，村民先搬到新村居住，待回遷房建好後再拆新村”23為(wei) 理由，試圖保住新村。但是他們(men) 的建議被以區委常委為(wei) 首的到會(hui) 領導否定。小村村幹部最初在一些村民的要求下，曾讓黃大育出來為(wei) 保新村盡力。黃大育在那些天告訴我，村幹部答應調一輛汽車歸他使用，讓他去外麵跑關(guan) 係。村幹部們(men) 對拆遷的抵製僅(jin) 持續了十天左右，此後就完全倒向拆遷辦一邊。他們(men) 都簽了協議，不久交出鑰匙、搬出村子，並到拆遷辦上班（拆遷辦給他們(men) 每人每月發3000元工資），日常工作變成動員村民簽字和協助測量房屋。村委會(hui) （社區居委會(hui) ）和村民小組與(yu) “街道城中村改造小村分指揮部”經常聯合發通知催促村民簽字。24直到2011年8月拆遷辦被村民趕出新客堂，無處可去的村幹部們(men) 才重新回到過去的辦公室上班。

最初，村幹部在對小村拆遷的好處和力度尚不太清楚的時候，表示出一些消極怠工和支持村民抵抗的態度。很快他們(men) 就被告知這次拆遷根本不可能抵擋。在各種會(hui) 議上，上麵來人或拆遷方都會(hui) 說“這是仇書(shu) 記親(qin) 自抓的項目”。在仇和擔任市委書(shu) 記期間（2008年—2011年），獲得小村所在地區一級土地開發權的中豪集團（螺螄灣商貿城的所有者）處處以仇書(shu) 記的“嫡係部隊”自稱。

在力量顯示之外，拆遷改造充滿實實在在的暴力，這對於(yu) 村幹部來說也是很熟悉的。他們(men) 都知道試圖抵抗將意味著什麽(me) 後果。正式政治係統所能觸及的層次非常深廣。例如小村那些在官渡區的機關(guan) 或事業(ye) 單位工作的人，很快就被無限期放假回家。25他們(men) 被勒令回家幫搞拆遷，家裏不簽協議不能回來上班。以後幾個(ge) 月，“五個(ge) 人”之一的劉傑曾被幾個(ge) 來曆不明的人堵在家門口算賬，當日因為(wei) 村民及時趕來才將來人交警察帶走。此後該案下落不明。一年多以後，拆遷辦從(cong) 村中撤走時扔下的一本筆記本中有一份賬單，並有文字記錄：“請人辦劉傑一事花30000元”。26在“劉傑事件”之前，“五個(ge) 人”之一的劉述戎的女兒(er) 也曾經在街上被人打傷(shang) 。2011年9月“五個(ge) 人”之一的馬大爹家隔壁的一所空了數年的老房子無故著火。後來，村民趕來及時救火，馬家才未被殃及。

村幹部知道抵抗拆遷會(hui) 麵臨(lin) 著什麽(me) 樣的危險。相反，隻要積極參加拆遷，利益誘惑也大得驚人，可以說是小村主要村幹部此前從(cong) 沒有見過的那麽(me) 多錢在麵前等著“撿”。27

就合法的補償(chang) 而言，拆遷方表示，給予小村的補償(chang) 高於(yu) 其他地方。例如村民最關(guan) 心的新村的補償(chang) 就是一例。首先，村民一向擔心其身份是否合法的新村被認可為(wei) “宅基地建房”性質。其次，在補償(chang) 上，新村和老村都比昆明市很多地方執行的“按實際麵積補償(chang) 三層”還多一層，即四層以下按每平方米3500元計算，四層以上按每平方米900元計算。不僅(jin) 如此，村幹部很快就知道在測量麵積時有很多空子可以鑽。例如可以將房前屋後屬於(yu) 村集體(ti) 的麵積測量為(wei) 私人麵積，可以將一些廢舊的豬圈和棚子算作住宅，可以將一些承包的集體(ti) 場地測量為(wei) 私人麵積28，等等。一旦看見這些拆遷的直接好處後，村幹部便很快轉變態度，成為(wei) 拆遷的“急先鋒”。我在拆遷開始約兩(liang) 周後與(yu) 村委小譚通電話時，他的態度與(yu) 幾天前大不一樣。他很興(xing) 奮地說：“很劃算，我量得了800多平米”。

總的來說，村幹部雖然都簽了拆遷協議，但大多數人仍然想“保留新村”。因此在拆遷期間，他們(men) 仍然在消極對待拆新村，仍然希望村民抵抗能堅持到底，並尋找機會(hui) 表達他們(men) 的願望。在那期間，我與(yu) 村幹部小譚私下有過接觸。他當時非常關(guan) 心自己還能不能搬回新村去，說：“做夢都想搬回去”。在2012年新村不拆的形勢明朗以後，小譚是最早返回村裏修新村房子的村幹部。29

大多數村幹部雖然希望保留新村，但在對待老村問題上則態度比較一致，即趕快拆除。從(cong) 2011年中旬開始，即新村已經肯定拆不掉以後，村幹部更加積極參與(yu) 拆老村。

即使到拆遷後期，眼看項目“爛尾”，拆遷方已經抽身而去，村幹部仍然在積極推動拆遷辦拆除老村。那時候，除了不甘心以上提到的那些好處要“黃”外，他們(men) 還擔憂回遷房何時能建好。拆遷方此時則揮舞“隻有拆平老村才能建回遷房”的大棒，使村幹部積極動員拆遷。由於(yu) 拆遷，大多數村民與(yu) 倒向拆遷辦的村幹部及其親(qin) 屬、追隨者之間形成對立，這種對立與(yu) 小村過去的政治、社會(hui) 群分之間的關(guan) 係不大，很明顯是拆遷直接造成的，其派別界限也是沿著在拆遷問題上的公開行為(wei) （是否簽字）劃分的。這種劃線形成了超越個(ge) 人層麵的“結構”，這種結構化的社會(hui) -政治區分在未來幾年隨著其他事件的出現（如換屆選舉(ju) ）一再得到強化，使一些遊離在界限邊緣的村幹部／抵抗精英更加團結或者離開村莊。

六、“兩(liang) 黨(dang) 對峙”及秩序重現

2013年6月11日的橋頭上大會(hui) 是這一年村“兩(liang) 委”和村民小組換屆選舉(ju) 之後的第一次村民聚會(hui) 。麵對最近三年每周定期來聽“五個(ge) 人”（此時，劉吉、劉玉已退出）講話的村民，馬大爹說：過去三年我們(men) 都定期開會(hui) 。今天是最後一次，今後我們(men) 將隻開村民大會(hui) 了。

馬大爹這樣說具有曆史意義(yi) 。它表明小村政治經過三年多“村幹部-拆遷辦”和“橋頭上-造反派”的對抗後，來到一個(ge) 新的轉折點。從(cong) 此以後，“橋頭上”開始成為(wei) 小村的“執政黨(dang) ”，而村幹部則據守著村委會(hui) 和村兩(liang) 級黨(dang) 支部，形成新一輪的“兩(liang) 黨(dang) 政治”。30

在這次大會(hui) 之前兩(liang) 周，“橋頭上”的代表劉述戎以899票擊敗原村民小組組長劉明（708票）當選為(wei) 村民小組組長。“橋頭上”的另一個(ge) 勝利是在當年5月初舉(ju) 行的村民代表選舉(ju) 中贏得村民小組代表20個(ge) 位置中的12個(ge) 。簡單地說，村民小組被“橋頭上”占據，村委會(hui) 則被“挖機黨(dang) ”把持。

村委會(hui) 主任小皮率村委會(hui) 原班人馬贏了村委會(hui) 選舉(ju) ，村黨(dang) 總支則由街道辦任命馬建和老皮時代（從(cong) 20世紀90年代早期到2010年）的村支部書(shu) 記張生民擔任，小組支部書(shu) 記則是前任支書(shu) 劉高留任。整個(ge) 5月份，小村的選舉(ju) 如火如荼，其間伴隨密集的宣傳(chuan) 動員31、暴力32、連續不斷的盛大宴請和金錢交易33。劉述戎團隊憑借過去三年間組織保新老村獲得的村民信任，不請客吃飯，依靠召開多次“小組”會(hui) 和村民大會(hui) 宣傳(chuan) ，最終贏得村民小組選舉(ju) 。原任村委會(hui) 主任小皮（老皮之子）則與(yu) 其他幾個(ge) 原任的村委以“投股”形式，每人出數萬(wan) 元，對小村所屬的三個(ge) 自然村挨家宴請。在村委會(hui) 主任選舉(ju) 前一天（5月21日），小皮團隊包了十幾輛中巴車，在村口接人去官渡古鎮吃飯。他們(men) 包下3家酒店宴請村民。小皮等人能贏得村委會(hui) 的另一個(ge) 原因是與(yu) 小村同屬一個(ge) 社區的金牌和白塔兩(liang) 村幾乎全票（五百七十餘(yu) 票）投給了小皮。34這兩(liang) 個(ge) 村在三年前已經被拆平，其訴求與(yu) 小皮等人相同，即相信拆平小村（老村）才會(hui) 有回遷房。結果小皮獲得1100張票，劉述戎得九百餘(yu) 票。在村民小組長選舉(ju) 前一天，前小組長劉明也出麵進行了宴請，但小村人大多數支持劉述戎。

原村民小組組長劉明在落敗以後根本不打算放棄在村民小組的位置。選舉(ju) 結果一公布，黨(dang) 總支書(shu) 記張生民就在廣播裏宣布劉述戎當選小組長，劉明當選副組長。一些“橋頭上”村民在劉述戎家僅(jin) 高興(xing) 了一小會(hui) 兒(er) ，聽到廣播，立即到村委會(hui) 找支書(shu) 講道理。支書(shu) 對自己違反選舉(ju) 規則的辯護很無力，稱村裏的年輕人不滿意，暗指受到村聯防隊的威脅。但是，他又不敢在廣播裏將自己剛才的那番說法收回。“橋頭上”的回應方式是絕不承認原小組長作為(wei) 副組長。一些天以後，馬大爹和劉述戎召開了村民大會(hui) ，會(hui) 上推舉(ju) “五個(ge) 人”之一的劉傑和一個(ge) 從(cong) 深圳回來不久的年輕人為(wei) “副組長”，有四百八十餘(yu) 戶的代表在推舉(ju) 信上簽名。

直到兩(liang) 年以後，街道辦和村委會(hui) 仍不承認村民大會(hui) 推舉(ju) 的副組長，而村民也不承認原組長劉明為(wei) 副組長。劉明每天仍然到他原來在村委會(hui) 中的辦公室坐著，劉述戎則在村民小組財務和公章交接後，帶著兩(liang) 個(ge) 副組長和一個(ge) 報賬員，到新客堂的一間屋子裏設立村民小組辦公室。從(cong) 此以後，村民小組在空間上與(yu) 村委會(hui) 分開。

村委會(hui) 在換屆選舉(ju) 結束後試圖將劉述戎架空，從(cong) 而控製住村民小組。他們(men) 提出派4個(ge) 村委到村民小組“協助”劉述戎工作，劉堅決(jue) 拒絕。針對村委會(hui) 的圖謀，劉述戎的回應是任何重大事項都先經過本村民小組的村民代表會(hui) 和村民大會(hui) 討論。2013年選舉(ju) 以後，雖然行政村（社區）範圍內(nei) 的村民代表中“橋頭上”代表不到半數，但在村民小組的村民代表會(hui) 中“橋頭上”占多數。第一次開村民代表會(hui) 時，劉述戎便提出這是討論本小組事務的村民代表會(hui) ，其他兩(liang) 個(ge) 村的代表不應當參加。但村委會(hui) 主任和書(shu) 記還是率領全體(ti) 村委會(hui) 成員來到會(hui) 場，再次提出派4個(ge) 村委協助村民小組工作。雙方吵了一通，沒有結果就散了會(hui) 。以後每次召開村民代表會(hui) ，劉述戎仍堅決(jue) 拒絕村委會(hui) 成員參加。

劉述戎在當選之後多次召開村民大會(hui) ，這也招來村委會(hui) 和黨(dang) 支部的幹預。村“兩(liang) 委”聲稱：召開村民大會(hui) 必須提前幾天向村委會(hui) 寫(xie) 報告，寫(xie) 明開會(hui) 的目的和時間等，經過批準才可以召開，劉述戎並不理會(hui) 這一說法。村委會(hui) 主任小皮有一次幹脆將劉述戎在村廣播裏召集村民大會(hui) 的講話錄音，然後向街道辦黨(dang) 工委書(shu) 記匯報。黨(dang) 工委書(shu) 記很快將劉述戎叫到辦公室，試圖修理他。結果劉述戎以《村民委員會(hui) 組織法》回敬了黨(dang) 工委書(shu) 記。從(cong) 街道辦回來以後，劉述戎照樣不打招呼就開村民大會(hui) 。幾次下來，村委會(hui) 和街道辦不得不在這一點上適應劉述戎的行為(wei) 方式，但仍會(hui) 通過其他方式對村民小組進行刁難。35

按照馬大爹的說法，小村在換屆選舉(ju) 以後形成“兩(liang) 個(ge) 政權”管理一個(ge) 村莊。一個(ge) 是劉述戎的村民小組，另一個(ge) 是小皮等的村“兩(liang) 委”。最初一年除“兩(liang) 個(ge) 政權”之外，村裏還有一個(ge) 失去管束的聯防隊（護村隊）。這個(ge) 護村隊得以出現和失控是因為(wei) 拆遷以後小村形成“無人區”一樣的權力真空。之前提到拆遷開始後一年多，小村的正式組織村“兩(liang) 委”和村民小組實際上放棄對村莊的管理，村內(nei) 主要由“五個(ge) 人”維持秩序。我在2014年年初的一篇博文中描述過這個(ge) 護村隊的出現：36

2011年9月底，與(yu) 馬大爹家相鄰的房子失火。該房子長期空置，卻在一天淩晨突然起火。後來是上百村民出來救火，並有消防大隊趕來才將火撲滅。

正是在失火那個(ge) 晚上，這個(ge) 護村隊出現了。當時小村的情況是雖然村民仍然在老村抵抗拆遷，但新村已經得到政府承諾不再拆除，小村新村正在恢複其生氣，在“流亡”的村領導支持下，一個(ge) 掛金鏈、剃大平頭的年輕人站出來承包了村子“治安”，護村隊（當時稱“聯防小組”）的成員也是由這個(ge) 人招收。當時對於(yu) 拆遷辦騷擾不堪忍受的村民都對這個(ge) 護村隊心懷希望。在那天晚上的村民橋頭聚會(hui) 上，許多人要這個(ge) 聯防組長表態。隊長表示：“堅決(jue) 不參與(yu) 拆遷”。村民當時都報以鼓掌歡迎。這個(ge) 護村隊過後與(yu) “流亡”的村小組長簽訂承包治安協議。

但是這個(ge) 護村隊很快就顯示出另一副麵目。幾天以後，當拆遷部隊再次進村拆遷時，護村隊隊長和“流亡”的村小組長一起拒絕5代表請求開廣播召集村民上街堵截挖掘機。接著，護村隊又將小村新村的一條主要通道劃出一些線，沿著這些線支上棚子，使之成為(wei) 夜市。護村隊從(cong) 此對村裏的燒烤攤和商鋪收取衛生和治安月費，護村隊在過去兩(liang) 年多從(cong) 未向村小組上交其收入。按照可靠估計，護村隊目前的月收入約為(wei) 10萬(wan) 元。護村隊則表示過去兩(liang) 年村小組沒有按協議付給他們(men) “傭(yong) 金”（約45萬(wan) ），其收入應當與(yu) 傭(yong) 金相抵。

在2013年換屆選舉(ju) 中，護村隊堅決(jue) 支持前村民小組組長。在村民代表選舉(ju) 中，護村隊打傷(shang) 一個(ge) 村民。在村委會(hui) 和小組長選舉(ju) 時，護村隊聚集在現場幹擾村民投票。前小組長選舉(ju) 失利後，護村隊又集體(ti) 圍攻村黨(dang) 總支書(shu) 記，並致使書(shu) 記在廣播裏宣布落敗的前小組長為(wei) “副組長”。

劉述戎當上村民小組組長近一年後，護村隊問題才被解決(jue) 掉。從(cong) 2013年年底開始，劉述戎試圖將護村隊納入村民小組統一管理。他要求護村隊不得私下收取治安和衛生費。劉述戎的要求招致護村隊的激烈反彈。劉述戎不得不召集村民代表會(hui) 議，會(hui) 上通過決(jue) 議：從(cong) 2014年年初開始村民小組中止與(yu) 護村隊的協議。劉述戎通過村廣播公開了這一決(jue) 定。結果，2013年12月初的一天晚上，村廣播和錄像監控室的設備和門窗被人砸爛。此事被報了警、立了案。雖然案發當日有不少在附近擺攤的人看到砸廣播室者就是護村隊隊員，但警方要劉述戎自己去找證人。劉去找這些擺攤者作證，則都稱不敢。他們(men) 怕遭到報複。後來警方以“找不到證據”為(wei) 由，沒有處理此事。

2014年開初3個(ge) 月，村委會(hui) 主任小皮幾次試圖讓劉述戎接受自己的小村管理方案，即讓落選的原村民小組組長劉明繼續管護村隊，由村委會(hui) 管理新村。劉述戎意識到小皮的目的是將護村隊及其收入納入其控製，並將村民小組對村莊的管理權奪走。劉拒絕了小皮的要求，並決(jue) 定成立村民小組直接管理的護村隊伍。在物色好人選並得到派出所的認可後，2014年4月26日，劉述戎召開了一次全村戶長大會(hui) 。他在會(hui) 上宣布將成立“綜合管理隊”以取代原護村隊。在當日的會(hui) 上，劉述戎稱：如有不讚成這項決(jue) 定的請舉(ju) 手。那天在場的程新皓稱：幾百人“個(ge) 個(ge) 呆呆地看著他，沒有人舉(ju) 手”。當年五一節以後，一支由23人組成，身穿製服的綜管隊出現在村中。他們(men) 中有10人為(wei) 本村村民，其餘(yu) 為(wei) 外地人。外地人都來自昆明附近的尋甸，其中有幾個(ge) 已經在小村的新村開旅館數年，另外還有幾個(ge) 是在村尋甸人的老鄉(xiang) 或親(qin) 戚。劉述戎親(qin) 自任隊長，將一個(ge) 本村人和一個(ge) 開旅舍的外地人任命為(wei) 副隊長。村民小組與(yu) 23名綜管隊隊員分別簽訂協議，協議到2014年年底止。綜管隊隊員工資每月1500元。鑒於(yu) 原護村隊失控和灰黑化的教訓，劉述戎在與(yu) 綜管隊員協議和管理方麵顯得比較小心謹慎。37

2014年7月我在村裏時，街道派出所的一個(ge) 警官說：自從(cong) 綜管隊上任以來，小村的偷盜案已經直線下降。當時村裏人擔心新的綜管隊會(hui) 不會(hui) 失控，特別是有人傳(chuan) 說綜管隊的外地人都是“某某族”，很不好控製等。幾個(ge) 月以後，劉述戎將綜管隊減少為(wei) 12個(ge) 成員，其中有8名是本村人。2014年年底村委會(hui) 主任小皮再次試圖讓劉述戎解散綜管隊。劉述戎以綜管隊的治理成績、村民和村民代表評價(jia) ，以及隊員中村內(nei) 人員已占大多數等為(wei) 理由拒絕了小皮的建議。

簡言之，在經過四年多的拆遷混亂(luan) 後，在劉述戎當選村民小組組長一年後，小村開始走上恢複秩序和良性治理的道路。38

七、討論：國家對農(nong) 民社區的穿透和“傳(chuan) 統複興(xing) ”

從(cong) 人類學的“政治”著眼，小村案例中有三種現象值得討論：其一，國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侵入農(nong) 民社區，與(yu) 此同時，“傳(chuan) 統”通過國家勢力延承並複興(xing) ；其二，國家將基層社會(hui) 空間納入囊中時，非國家勢力卻有相當的機會(hui) 在其中經營出類同“無人區”的地盤；其三，依憑“地勢”，利用國家和“傳(chuan) 統”資源，“士紳”得以湧現。在這一節，我們(men) 將分別討論這些現象。然後將這些現象的出現與(yu) 小村最近一些年的“地勢”相聯係。

21世紀初開始的城中村改造運動是以國家勢力的強力和開發商巨額利益誘惑這樣兩(liang) 大武器開道。連接國家與(yu) 農(nong) 民的社會(hui) 網絡、組織、社會(hui) 關(guan) 係、道德、習(xi) 俗和規範等無不成為(wei) 權力-資本使用的推進手段。這些現存的或傳(chuan) 統的機製與(yu) 文化都成為(wei) 幫助拆遷的工具。村幹部及其家庭網絡在拆遷中的角色和意義(yi) 隻是其中的一例。

讀者很容易想象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關(guan) 係”和“人情”是推進拆遷簽字的手段。但由於(yu) 拆遷牽涉到拆房子這樣的重大事件，僅(jin) 靠關(guan) 係和人情是難以說服被拆遷戶交出房子的，因此，關(guan) 係和人情經常要以權力背景的科層體(ti) 製壓力和物質利益誘惑才能顯示出作用。例如前村主任黃大育稱，當時的街道辦黨(dang) 工委書(shu) 記三番五次上他家裏做工作。黨(dang) 工委書(shu) 記與(yu) 黃大育過去關(guan) 係較好。黃大育當村委會(hui) 主任時，黨(dang) 工委書(shu) 記是當時的鄉(xiang) 領導之一，對黃有所照顧。書(shu) 記在勸說他時說，“老黃，你簽字吧。我也就是完成個(ge) 任務，幫我一把吧。你簽了也沒有什麽(me) 。全村有好幾百戶，有你一個(ge) 不多，無你一個(ge) 不少。但是你簽了字，我在上麵就好說話了”。當時黃大育在區政府下屬單位工作的女兒(er) 也被放假回家閑著。黃大育在同意簽字後，提出將再住一段時間才交鑰匙。他提出這種要求大約是想在村民麵前保一保麵子。拆遷辦滿口答應說，“隻要簽字，隨便你住多長時間都可以”。黃大育簽字後又住了幾個(ge) 星期，然後才搬到新租的小區房去住。

在拆遷中，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一些“傳(chuan) 統”被拆遷方作為(wei) 破局的策略選擇，其中之一就是人類學者喜歡討論的親(qin) 屬製度。小村最近半個(ge) 世紀的一個(ge) 現象是，村黨(dang) 支部（現在包括社區和村民小組兩(liang) 級支部）總是顯得比村民小組（或生產(chan) 隊）更積極配合和支持黨(dang) -國家下達的任務。很多年來，黨(dang) 支部（特別是在行政村一級）又常常被村民批為(wei) “全是某家的人”或“某某家控製著”。這種現象看似與(yu) 一直以來的公開印象相反，這種印象是：20世紀初以來，現代國家建構以及黨(dang) -國家對鄉(xiang) 村的進入，造成了鄉(xiang) 土社會(hui) 傳(chuan) 統組織或“文化權力網絡”瓦解與(yu) 削弱。39

從(cong) 對小村最近半個(ge) 多世紀的村莊組織觀察，我發現行政村（或公社時期的大隊）黨(dang) 支部長期是被幾個(ge) 家庭輪番主導。小村的行政村-大隊黨(dang) 支部在20世紀60—70年代是由一批土改時期的積極分子掌握。這些黨(dang) 支部的核心成員通過發展“我家人”入黨(dang) ，從(cong) 而形成了以後半個(ge) 世紀小村“紅家族-黨(dang) 支部”的格局。例如土改時期進入村莊精英圈的馬忠（鄉(xiang) 長）和馬竹英（公社黨(dang) 委委員、大隊婦女委員）兄妹在大隊黨(dang) 支部內(nei) 是核心成員，他們(men) 在公社時期一直影響著黨(dang) 支部，阻擋了生產(chan) 隊長金誠入黨(dang) ，並最終通過當時的支書(shu) 譚正明等“驅逐”了金誠。從(cong) 20世紀70年代末以後，蔣勝利及其“我家人”掌握黨(dang) 支部達18年。蔣勝利的姨媽是馬竹英，舅舅是馬忠，蔣本人是在參軍(jun) 期間入的黨(dang) 。從(cong) 90年代中期開始，黨(dang) 支部被鄰村（金牌村）的張生民掌握。張的父親(qin) 在公社時期當過生產(chan) 大隊幹部，張也是在參軍(jun) 期間入的黨(dang) 。張生民時期發展的黨(dang) 員大多數來自他家的村莊。2007年小村的前村主任老皮抱怨說，“他一個(ge) 300人的小村莊發展7個(ge) 黨(dang) 員，我這個(ge) 兩(liang) 千多人的村子一個(ge) 也不吸收”。40最近幾年，黨(dang) 支部則被鄭梁家掌握，鄭梁的父親(qin) 、母親(qin) 、妻子和姨媽都是黨(dang) 員。其父是公社時代的黨(dang) 支部委員，其母當時是大隊赤腳醫生，其姨媽嫁在本村，是公社時期的生產(chan) 隊副隊長老馬全的兒(er) 媳婦。

某一家庭及其“我家人”掌控黨(dang) 支部現象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與(yu) 黨(dang) 在農(nong) 村的地位和黨(dang) 員發展特點有關(guan) 。41黨(dang) 支部作為(wei) 村裏唯一的合法領導組織，一方麵有最高的正式地位，另一方麵出於(yu) “先鋒隊”或精英主義(yi) 要求，長期以來僅(jin) 吸納很少數量的村民加入。在小村這個(ge) 有三千餘(yu) 人的行政村，目前黨(dang) 員有一百餘(yu) 人。雖然人數不少，但來自小村的僅(jin) 有六十餘(yu) 人。而相鄰的兩(liang) 個(ge) 自然村總人口大約八百人，黨(dang) 員卻有四十來人。這種情況應和了2007年老皮對支書(shu) 的抱怨，“他隻吸收他家村子的人入黨(dang) ”。黨(dang) 的階級-精英主義(yi) 與(yu) 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特殊性關(guan) 係”或“差序格局”本是南轅北轍的兩(liang) 種特殊主義(yi) ，在當代的中國鄉(xiang) 村卻相互重疊在一起。黨(dang) 要求精選少數先進分子入黨(dang) ，成為(wei) 黨(dang) 員的村民則優(you) 先選擇自己的“我家人”進入黨(dang) 內(nei) 。

黨(dang) 組織的再一個(ge) 特點是一經加入便是終身身份。這使黨(dang) 組織和黨(dang) 員身份具有高穩定性。這比村委會(hui) 和村民小組領導要穩定得多。在最近二十年的村委會(hui) 換屆選舉(ju) 中，村委會(hui) 主任或村民小組組長職位被一個(ge) 家庭長期控製的局麵少於(yu) 黨(dang) 支部，42與(yu) 這兩(liang) 個(ge) 位置必須經過數千人投票有關(guan) ，而且能競爭(zheng) 這兩(liang) 個(ge) 位置的人相比黨(dang) 支部要多得多。與(yu) “精英-穩定”相並行，政黨(dang) 國家是通過黨(dang) 組織分配資源。黨(dang) 支部核心成員有更多機會(hui) 獲得稀缺的物質或象征性資源如公社時期招收農(nong) 民參軍(jun) 和當工人的指標，挑選人擔任村內(nei) 的服務性工作（如小學教師和赤腳醫生）。這些機會(hui) 往往被黨(dang) 支部委員的親(qin) 屬得到。

由於(yu) 這些特點，黨(dang) 支部很容易形成來自某幾個(ge) 家庭的黨(dang) 員比例過大的情況，而黨(dang) 支部書(shu) 記和核心成員的位置往往就被這幾個(ge) 家庭的成員獲得。某一家庭的成員成為(wei) 支部書(shu) 記以後，又通過發展自己的“我家人”入黨(dang) ，從(cong) 而形成對黨(dang) 支部的控製。20世紀70年代末蔣勝利成為(wei) 黨(dang) 支部書(shu) 記是因為(wei) 得到前任書(shu) 記譚正明的提攜。蔣此前作為(wei) 生產(chan) 隊指導員與(yu) 譚的敵人（生產(chan) 隊長金誠）為(wei) 敵。蔣的妹妹是當時生產(chan) 小隊的婦女委員，也是黨(dang) 員。以前提到，蔣勝利的姨媽（其母的妹妹）則是大隊婦女委員和公社黨(dang) 委委員的馬竹英，舅舅馬忠是土改幹部、老黨(dang) 員。此外，蔣勝利的一個(ge) 親(qin) 堂兄弟也是黨(dang) 員和村委。之前提到，90年代中期成為(wei) 黨(dang) 支部書(shu) 記的現任支書(shu) 張生民的父親(qin) 在公社時期是該村的生產(chan) 隊長，還當過一段時期的大隊幹部。前支部書(shu) 記鄭梁一家五口人是黨(dang) 員。43

小村的黨(dang) 支部具有“我家人”控製特點。“我家人”或“我家的（人）”是當地的說法，指本戶的成員和有父係親(qin) 屬關(guan) 係的家庭的人，即小村人說的“本家”。家的成員，如本戶成員、兄弟姐妹和姻親(qin) 總是某人遭到利益侵害、被控侵害他人或是卷入糾紛時可以尋求幫助的同盟者。此外“我家人”多是以父係關(guan) 係的男人為(wei) 核心。44但這種“我家人”控製黨(dang) 支部或村莊內(nei) 正式領導組織的情況不能歸結為(wei) “宗族國家”傳(chuan) 統的延續。相反，更應該強調黨(dang) 進入農(nong) 村的特性提供給家庭控製正式領導組織的機會(hui) 這個(ge) 麵向。

這也使我們(men) 反思人類學關(guan) 於(yu) 宗族與(yu) 國家的一些說法。45所謂家庭影響以及“我家人”控製農(nong) 村正式組織是在國家勢力穿透農(nong) 民社會(hui) 時，通過一係列複雜的互動而出現的“紅家族傳(chuan) 承”。如果黨(dang) 不是一個(ge) 這樣的領導性-精英主義(yi) 組織，並能通過正式係統分得稀缺資源，很可能這些主導性家庭及其成員就沒有加入的積極性。即使加入，這種組織很可能如村裏的寺廟組織、教會(hui) 、老人會(hui) 或牌友會(hui) 等這些組織一樣，不會(hui) 對村莊的正式政治、經濟和社會(hui) 生活造成全麵影響。或者如某家人開的企業(ye) 或生意一樣，雖然是家族產(chan) 業(ye) ，但不會(hui) 長期和直接影響村莊的公共生活。

在最近幾年的拆遷中，由於(yu) 這場運動對鄉(xiang) 村社會(hui) 空前的傾(qing) 覆力度和深度，使“我家人-黨(dang) 支部”的相互結合更緊密，並相互強化。例如在小村拆遷中，除了那些因有人在官渡區政府工作的家庭不得不簽訂拆新村協議外，村內(nei) 簽拆遷協議的人基本上是通過以下網絡形成。首先，通過黨(dang) 政係統施加影響和壓力，使村黨(dang) 支部、村民小組黨(dang) 支部、村委會(hui) 領導（包括委員）和村民小組組長自己帶頭簽字。然後，由這些人動員一些他們(men) 的“我家人”簽字。經過這樣的“拆遷運動”，黨(dang) 支部書(shu) 記和村委會(hui) 主任等將自家人都拉入簽協議行列。雖然結果是共同落水，但這些正式領導組織的“我家人”倒顯得行動一致。例如村支書(shu) 鄭梁的母親(qin) 和小組支書(shu) 劉高的母親(qin) 不僅(jin) 積極動員自己人簽字，還到小村的小寺廟去攆那裏的僧人，讓其趕緊搬走。鄭梁的大部分“我家人”都簽了拆遷新村和老村的協議，包括他自己、其父母、其弟和一家近親(qin) 。村委會(hui) 主任小皮的弟弟、妹妹和父母（前村委會(hui) 主任老皮）都將新村和老村的房子簽給拆遷辦。

如果政黨(dang) 國家建構與(yu) “傳(chuan) 統文化”相互加強是一種有深刻邏輯關(guan) 聯的現象，那麽(me) 這裏的討論便提供了理解當代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政治延續性和穩定性的一個(ge) 麵向。

如果僅(jin) 有“我家人-黨(dang) 支部”這一麵向，那還是一幅不完整的圖景。其實在過去大半個(ge) 世紀中，這個(ge) 網絡占據的是村莊的表層。在此之下，與(yu) 生產(chan) 和生計直接相關(guan) 的組織，如生產(chan) 隊（自然村）則滋養(yang) 了其他曾經的精英。這些傳(chuan) 統精英被埋在表層之下，但遮蔽或埋沒並不意味著這些人消失了，甚至不意味著他們(men) 是被“冷凍”在冰層中。相反，在生計和日常生活層麵，小村從(cong) 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生產(chan) 隊（自然村）與(yu) 鄉(xiang) 紳-中農(nong) 相互提攜。46這種相互支持是因生計需要而發的。生產(chan) 隊的生產(chan) 和經營要依靠這些人的勤勞、技能、知識，甚至道德示範，這些人通過生產(chan) 小隊／自然村使個(ge) 人／家庭得以保全，其承繼的傳(chuan) 統價(jia) 值得以延續。小村的“五個(ge) 人”都是這一類人。這個(ge) 與(yu) 鄉(xiang) 紳-中農(nong) 文化相關(guan) 的層麵也是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基礎。但是他們(men) 沒有機會(hui) 表達其政治和價(jia) 值主張，因而被人漠視，被認為(wei) 不再存在。

八、討論：“廢墟”上的野蠻生長

上麵提到，在最近幾年的拆遷中，過去幾十年形成的“我家人-黨(dang) 支部”網絡更緊密，其邊界更固化。“我家人-黨(dang) 支部”及其網絡被用於(yu) 動員拆遷簽字，結果是所有與(yu) 此網絡關(guan) 聯的人都簽字而去。村莊因此很幹淨地剩下些與(yu) 正式係統無關(guan) 的草民。

最近幾年的拆遷製造出的“景觀”是“廢墟”。這種廢墟在小村具有雙重意義(yi) ：它一方麵是真實的、景觀意義(yi) 上的廢墟。任何人走進小村的老村，滿目所見就是廢墟。另一方麵則是政治的“廢墟”，即正式政治勢力離棄村莊。之前提到，自從(cong) 2010年5月拆遷以後，小村的正式組織——村委會(hui) 、黨(dang) 支部和村民小組組長都隨著簽訂拆遷協議和交出房子離村而去。從(cong) 政府和開發商角度，小村將被製造成一個(ge) 不可居之地，將變成“髒亂(luan) 差”的地方。“製造不可居”的目的是為(wei) 了加劇村民的離棄心理，從(cong) 而較快地完成拆遷。“我家人-黨(dang) 支部”網絡隨著簽字和交房被拔走，過去幾十年隨著國家深入而形成的“傳(chuan) 統”也隨之而去。

由於(yu) 村民抵抗，拆除小村的任務沒有完成，“廢墟”小村在數年內(nei) 則成了正式勢力之外的力量自由生長的地方。上文提到的護村隊就是這樣一股勢力。實際上，即使是劉述榮用來取代護村隊的綜管隊中也有人與(yu) 黑道有聯係。劉述榮對此無可奈何地稱：“賊要賊拿”。

護村隊能夠占據一方，演變成國家和村落社區無法控製的灰黑勢力是與(yu) “國家城市化”（即城中村改造）下的“製造髒亂(luan) 差”策略有關(guan) 。我們(men) 固然不能說這種灰黑地帶是因為(wei) 地方政府的“陰謀”，但應當看到，在拆遷的幾年間，小村成為(wei) 一個(ge) 地方政府以正在拆遷為(wei) 理由放棄管理，村落社區也沒有合法組織存在的“無人區”。護村隊正是在這片“叢(cong) 林”中出現並坐大。小村護村隊現象表明在貌似高度威權的統治下，甚至在“政治運動”時期，“無人區”也會(hui) 出現。47在這些地方，基層國家的治理癱瘓，社區內(nei) 沒有既為(wei) 國家認可又得到村民擁戴的“合法”性政治權威。過去幾年，村幹部是國家認可的社區領導，但他們(men) 完全得不到村民擁護；相反，以馬大爹為(wei) 首的“五個(ge) 人”是村民擁戴的民意代表，但他們(men) 又得不到政府的認可。從(cong) 2010年10月開始，村民曾多次簽名要求改選村委會(hui) 和村民小組，但地方政府完全拒絕這些要求。從(cong) 地方政府的角度看，似乎隻有依靠原村委會(hui) 成員才能執行拆遷任務。但最後的結果卻是，拆遷任務沒有完成，村莊成為(wei) “無人區”。

更進一步說，小村護村隊（包括劉述戎建立的綜管隊）案例表明在國家觸角的邊緣，正式組織和所謂灰黑勢力之間沒有清晰的界限。這種“邊緣”在正常條件下也依然存在。無論是誰治理這些地方的秩序，他一定要與(yu) 黑白兩(liang) 界打交道，一定要利用非組織勢力作為(wei) 治安助手。而所謂灰黑勢力並非如黑幫電影或警匪片中的人物那樣身份和角色都固定清晰，這些人大多數是本地的青壯年或外地打工的成年男子。他們(men) 可以被正式組織招募而成為(wei) 護村隊或綜管隊，也可以聽從(cong) “老大”的招呼去舞廳或市場上火並。由此觀之，護村隊式“灰黑勢力”野蠻生長是國家勢力範圍邊緣的一種通常的生態現象。在實踐中重要的不是對這種勢力貼標簽，而是通過組織和財務管理規範其行為(wei) 。

九、討論：“廢墟”上的另一道風景——“鄉(xiang) 賢”湧現

過去幾年，在“無人區”小村，一麵是護村隊一類的灰黑勢力坐大，另一麵則是“五個(ge) 人”為(wei) 首的“鄉(xiang) 紳-中農(nong) ”重現。“鄉(xiang) 紳”挺身而出，帶領村民“保衛家園”，也是混亂(luan) 局勢之下的一道政治風景。上文已經對馬大爹和劉述戎等人的鄉(xiang) 紳文化做了描述。應當承認，本文的作者在小村案例中的行為(wei) 也可以用“鄉(xiang) 紳”來描繪。

小村案例表明，“鄉(xiang) 紳”並非像一些學者所稱的那樣不複存在於(yu) 中國的鄉(xiang) 土社會(hui) 。由於(yu) 這些觀點大多受到極權主義(yi) 、理性選擇等視角的影響，因此論者對20世紀國家的侵入和基層人物的“理性選擇”關(guan) 注較多，相反對於(yu) 局勢、地勢和時勢的本體(ti) 性存在少有認識。48特別是看不到國家勢力（如以國家城市化大計）全麵侵入的局勢下，卻有小村這種農(nong) 民城市化的“地勢”（小村人所稱之“家園”）演成。事實上正是這種地勢成就了那些長期蟄伏於(yu) 村落生活世界的鄉(xiang) 紳複現的基礎。49

這些研究多對國家建構的意識形態、政治觀念或觀念性的製度等進行解讀，缺乏民族誌調查研究，缺乏曆時性的參與(yu) 觀察，特別是缺乏對於(yu) 在地的人事-政治與(yu) 生計技術及其地方環境的融貫性研究。從(cong) 政治觀念史出發，一般會(hui) 認為(wei) 自從(cong) 19世紀以來，隨著國家建構（state making）和國家對基層的侵入和掠奪，士紳階層沒落和消失，基層隻有國家代理人。一般又都承認一個(ge) 現實：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集體(ti) 化是國家侵入的巔峰，然後在60年代初隨著“大躍進”失敗，政府收縮，撤回到公社以上，生產(chan) 隊（自然村）被承認為(wei) “基礎”。但是在承認這一現實時，從(cong) 觀念出發的研究卻看不到這個(ge) 基礎是以延續千年的農(nong) 業(ye) 生計和相應耕作方式為(wei) 本的，是以家庭作為(wei) 生活單位和自留地的生產(chan) 單位的，是以生產(chan) 隊（自然村）為(wei) 大田生產(chan) 單位的。這種生計-農(nong) 耕的技術和地方環境維係了鄉(xiang) 紳-中農(nong) 的精英地位。這個(ge) 本體(ti) 性或存在性現實也是中國學學者沒有看到的。

相反，如對20世紀中期農(nong) 業(ye) 勞動過程和技術進行在地性研究，會(hui) 發現對土地、水利、肥料、種子、種植技術（密植、套種等）、植物保護、工具使用技術、田間管理等農(nong) 業(ye) 要素50在當地環境下的把握和調配是農(nong) 業(ye) 生計的核心。如果再進一步關(guan) 注農(nong) 業(ye) 勞動過程的這些核心與(yu) 人的關(guan) 係，會(hui) 發現在農(nong) 業(ye) 勞動過程及其技術方麵有能力（包括智慧、知識、經驗和體(ti) 力）的人，加上其勤勞和正派，會(hui) 被公認為(wei) 獲得農(nong) 業(ye) 好收成的保障。如果對這類人做生命曆程研究，會(hui) 發現他們(men) 一般都有中農(nong) -鄉(xiang) 紳背景，是父係製家庭的男性家長或成年兒(er) 子。他們(men) 或則因其農(nong) 業(ye) 生計方麵的優(you) 勢而獲得尊重（如“五個(ge) 人”中的劉傑、劉玉和劉吉），或則因其所受教育程度較高（例如馬大爹、劉述戎和劉吉）、有特殊技能（如前村主任黃大育之父輩掌握水利技術，馬大爹有會(hui) 計知識）而被調入生產(chan) 隊（自然村）的技術崗位、管理位置或政府的農(nong) 業(ye) 部門工作。在村莊裏，集體(ti) （村）的生存必須依靠這類人。集體(ti) 化時代的正統觀念和意識形態是“依靠貧下中農(nong) ”，其結果是貧農(nong) 和下中農(nong) 往往聚集在“講政治”的黨(dang) 支部，但事關(guan) 一村人生存問題的生產(chan) 小隊往往靠中農(nong) 、富裕中農(nong) ，甚至富農(nong) 或鄉(xiang) 紳子弟支撐。生產(chan) 隊（自然村）不得不選擇這類人組織生產(chan) ，這些人及其家庭因此在村裏享有經濟和社會(hui) 的較高地位。這類人雖然因“家庭成分高”不能擔任正式的領導，但他們(men) 是村莊“政治”的重要參與(yu) 者。例如小村在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富裕中農(nong) 、富農(nong) 回潮和70年代出現的“第二辦公室”。51這類人的農(nong) 業(ye) 技術和知識因此是與(yu) 特定生計環境相互嵌入的，或者說他們(men) 與(yu) 其生境相互演成一種“地勢”。

此種“地勢本體(ti) 論”與(yu) 傳(chuan) 統政治經濟學的關(guan) 係如何？政治經濟視角一般會(hui) 注意到“生產(chan) 方式”或經濟基礎對於(yu) 上層建築的重要性，但是傳(chuan) 統馬克思主義(yi) 的空間觀是絕對空間和均質空間。這可以用《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設想的資本在全世界的擴張，所及之處“一切固定的東(dong) 西都煙消雲(yun) 散”之說作為(wei) 例子。52這裏的問題是沒有預設空間的非均質性或差異性“地勢”的存在。傳(chuan) 統政治經濟學認為(wei) 隨著資本-現代性或權貴資本-國家的侵入鄉(xiang) 村，市場經濟的蔓延，鄉(xiang) 土社會(hui) 被資本化或國家化，傳(chuan) 統精英再無生存空間。政治經濟學派是從(cong) 沃爾夫開始，才注意到聯係性的世界中，傳(chuan) 統社會(hui) 是用“傳(chuan) 統”來鏈接資本和市場。例如他認為(wei) 納貢式生產(chan) 方式或家計式生產(chan) 方式可以直接與(yu) 資本主義(yi) 體(ti) 係相鏈接。這些傳(chuan) 統生產(chan) 方式成為(wei) 資本主義(yi) 世界體(ti) 係之一環。再例如沃爾夫討論過共財農(nong) 民社區是國家擴張和侵入的產(chan) 物，但沃爾夫也沒有注意生計-生境的意義(yi) 。

看不到鄉(xiang) 紳複現的一個(ge) 原因是海外中國學的框架中沒有超越傳(chuan) 統社會(hui) 科學結構／能動性等二分的視角。從(cong) 這種傳(chuan) 統社會(hui) 科學的預設框架出發，不可能有對於(yu) 從(cong) 生產(chan) 隊（自然村）到“新村”和“老村”這種“地勢”——家園的看法。因此要觀察和理解“鄉(xiang) 紳”，最要緊的是理解“地勢”。隻有將地勢看作一種人事-環境相互融貫的地理形勢才能理解鄉(xiang) 紳能夠依憑“家園”湧現出來。

其次一個(ge) 原因是海外中國學（包括國內(nei) 學者）缺乏基於(yu) 曆時維度的田野調查，53大多數的研究僅(jin) 限於(yu) 較短時段的觀察或資料收集。例如一般不會(hui) 有對一個(ge) 基層社會(hui) 較長時期的追蹤觀察，這種曆時性研究的缺乏使研究者看不到基層社會(hui) 變遷的複雜性和延續性。

此外，如上所述，一般的研究往往將生計所依的地勢或生境視為(wei) 社會(hui) 或文化問題的“自然背景”，而不是將其視為(wei) 社會(hui) 或文化的內(nei) 在因素。小村個(ge) 案表明，20世紀中葉發生的集體(ti) 化運動並沒有改變那個(ge) 地方的生計方式和生境。這些地勢因素使鄉(xiang) 紳-中農(nong) 成為(wei) 村落社區的重要勢力。在國家城市化高歌猛進的21世紀初，這些鄉(xiang) 紳-中農(nong) 仍然能棲居於(yu) “新農(nong) 村-家園”之中，而最近的城中村改造又因“廢墟”使這些人得以湧現。

簡而言之，在國家城市化和農(nong) 民城市化相遭遇的時期，小村因為(wei) 這種相互角力而陷入一種時空的“停滯”——國家城市化因抵抗而不得不暫停。在這一機遇下，小村的灰黑勢力和傳(chuan) 統精英都能夠利用拆遷“廢墟”——一個(ge) 具有時間延續的場所湧現。要理解這種野蠻生長的狀況，必須聯係到本文關(guan) 於(yu) “地勢政治”54的觀點。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這些政治現象的出現是有“地勢”這個(ge) 本體(ti) 論的基礎的。

將這些政治現象以地勢學來解釋有重要意義(yi) 。它使我們(men) 意識到所謂傳(chuan) 統的複興(xing) 或消失不是什麽(me) 神秘的東(dong) 西。隻要有一定的地勢依憑，假以時日，這些“人物”就會(hui) 肉身不死——士紳和土匪都能夠湧現。55重要的理由在於(yu) ，“地勢”不隻是景觀，它既有物形也能護持人心。56地勢不是“給定的”，而是演成的。正如本文開頭所引的科爾沁草原的民諺所說：“千年草籽萬(wan) 年魚”。科爾沁民諺描述那些貌似幹旱多年，寸草不生的沙地，隻要一遇雨水，形成水泡，地上就會(hui) 有草長出，水泡裏就會(hui) 有魚。

【注釋】

①朱曉陽：《農(nong) 民城市化遭遇國家城市化》，載朱曉陽、秦婷婷（主編）：《農(nong) 民城市化遭遇國家城市化》，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

②新村是小村人用近五年（2006年—2009年）時間，投資四五億(yi) 元（主要來源是征地補償(chang) 費）建造起來的一座“新農(nong) 村”。新村有503幢房子。在城中村改造中，政府和開發商欲將之拆除。小村村民則舉(ju) 一村之力保衛這座他們(men) 的“理想家園”。關(guan) 於(yu) 保新村，見朱曉陽：《物的城市化與(yu) 神的戰爭(zheng) 》，載蘇力（主編）：《法律和社會(hui) 科學》第10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③據馬大爹講，他在1956年進入昆明市農(nong) 委工作，1958年被下放回鄉(xiang) 半年，後被選為(wei) 鄉(xiang) 人民代表，並擔任鄉(xiang) 政府文書(shu) ，此後再也沒有回鄉(xiang) 。1965年，“四清運動“期間，馬大爹被任命為(wei) 國營第三農(nong) 場黨(dang) 總支副書(shu) 記。

④村中大廟內(nei) 有一塊記載20世紀30年代小村與(yu) 鄰村爭(zheng) 水糾紛的石碑，碑上列著當時村董的名字，其中包括馬大爹的曾祖父馬會(hui) 、黃大育的祖父黃崇道。

⑤關(guan) 於(yu) 士紳，費孝通認為(wei) ，“紳士可能是退休官員或者官員的親(qin) 屬，或者是受過簡單教育的地主。在任何情況下，他們(men) 都沒有影響決(jue) 策的真正的政治權力，並且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和政治有直接的聯係，但他們(men) 試圖影響朝廷，並且免於(yu) 政治壓迫。統治者愈可怕，愈像老虎，紳士的保護色外衣就愈有價(jia) 值”。費還說，“農(nong) 民發現在紳士的影響和財富之下，存在著一種緩衝(chong) 地區”，“紳士階級事實上是社會(hui) 變化的一個(ge) 安全閥”。參見費孝通：《中國紳士》，惠海鳴譯，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3、115、124頁。

⑥V.Shue，The Reach of the State：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⑦見朱曉陽：《小村故事：罪過與(yu) 懲罰（1931—1997）》，第四章，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⑧“在雲(yun) 南省，國家為(wei) 了保持地方幹部對農(nong) 民的控製，於(yu) 1980年代中期將科層化建製向下擴張到過去的生產(chan) 大隊一級。生產(chan) 大隊先是在1983年改稱為(wei) ‘鄉(xiang) ’，人民公社改為(wei) 區政府辦事處。後來在1987年大隊為(wei) 基礎的鄉(xiang) 又改稱為(wei) 鄉(xiang) 政府辦事處，區政府辦事處即原來的公社，則改成‘鄉(xiang) 政府’。這套建製一直延續到2000年。無論是叫作‘鄉(xiang) ’還是叫作‘辦事處’，過去的生產(chan) 大隊一級從(cong) 此成了政府機構正式的‘腿’。辦事處的主要幹部都從(cong) 鄉(xiang) 政府領取相當於(yu) 鄉(xiang) 政府的全職工作人員的薪水。除此外，他們(men) 仍然保留著個(ge) 人的承包責任田，而且還從(cong) 村民上繳的集體(ti) 提留中，提取一部分作為(wei) 他們(men) 的補貼，因此兩(liang) 棲身份還是沒有變化。一般認為(wei) 科層製擴張引起的一個(ge) 後果是地方政府，特別是縣鄉(xiang) 一級政府對農(nong) 民的加重搜刮，即農(nong) 民負擔急劇加重的問題”。見朱曉陽：《小村故事：罪過與(yu) 懲罰（1931—1997）》，第四章。另參見邱保林：《對雲(yun) 南農(nong) 村村級組織設置有關(guan) 問題的思考》，載《雲(yun) 南社會(hui) 學》1996年第2期。

⑨由政府財政支付工資的村幹部包括行政村黨(dang) 支書(shu) 、村委會(hui) 主任、會(hui) 計和各自然村村民小組組長和報賬員。其他人員，包括副主任和村委、村民小組副組長等的工資由本村收費上繳支付。例如小村每年每人應向村委會(hui) 上交80元。

⑩村幹部中有一部分一直不願意拆新村，他們(men) 可能采取了一些怠工等方式表示自己的抵抗。例如，有一個(ge) 村幹部雖然簽了協議，但死活不讓拆遷辦破壞自己的新村房子，並撒潑打諢稱，誰要是敢拆我的房子，我就抬一口棺材放在那裏死給他瞧。這些人心裏都希望村民能夠頂住拆遷。在拆遷辦放棄拆遷新村以後，大部分村幹部都修好房子，搬回來住。

11P.Duara，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1220世紀70年代中期，小村的一個(ge) 壯勞力一天能得1.4元（10分工分），一個(ge) 月以270分計算，約值38元。雖然與(yu) 昆明市的一個(ge) 二級工月工資差不多，但扣除糧食和其他預支，年底一個(ge) 壯勞力一般能分到現金不超過200元。同一時期，馬大爹每月工資也是30多元，但扣除自己生活費，還能帶給家裏一些錢。

13這種超然在2010年開始的拆遷中顯得非常重要。在拆遷中，幾乎所有官渡區行政管轄內(nei) 的政府和事業(ye) 單位工作人員都“被放假”回家來“幫助”家人拆遷，簽字了才能回單位上班。

14馬大爹的房子有一份1952年昆明市政府頒發的房產(chan) 證，證上的戶主名是其祖父。這說明雖然同是宅基地房屋，但50年代初期有的房屋卻可能有政府頒發的房產(chan) 證。自從(cong) 合作化以後，村內(nei) 私人建蓋的房屋就隻有村集體(ti) 的登記和認可，不再有房產(chan) 證了。鄉(xiang) 村民宅的產(chan) 權複雜性由此案例可見。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土地沒有城市土地屬於(yu) 國有，鄉(xiang) 村土地屬於(yu) 集體(ti) 所有之別，也沒有隻準國有土地入市的門檻，因此鄉(xiang) 下的私人住宅也會(hui) 有可以處置和轉讓的土地和房屋產(chan) 權。

15見朱曉陽：《小村故事：罪過與(yu) 懲罰（1931—1997）》，第三章。

16馬大爹雖然身份是退休工人，但長期以工代幹，當過農(nong) 場的黨(dang) 總支副書(shu) 記。

17小村人對外來人上哪家吃飯看得很重。劉述戎家是固定待客地點與(yu) 他在以後小村換屆選舉(ju) 中處於(yu) 比較突出的地位有關(guan) 。

18這個(ge) 醫生來自福建，在老村租房經營診所多年，後來在新村也開了家診所。

19小村中一些依附拆遷辦的人的用語。

20最初的“保新村”簽字是2010年5月底和6月兩(liang) 次，這些請願書(shu) 是由馬大爹寫(xie) 的，但當時還沒有形成“五個(ge) 人”-“小組”-“橋頭會(hui) ”-村民簽字這樣的程序。另外，保新村議題在以後多次簽名中均作為(wei) 首要內(nei) 容出現。

212010年5月22日小村村民第一次請願的簽名情況，可由請願書(shu) 的以下說明看出：“此次簽名是按照老村和新村兩(liang) 部分分開進行，老村按門牌號共有663戶（加2戶無門牌號或附加號戶），有356戶，占54%簽名不同意對小村新村拆遷；新村共有502戶，有409戶，占82%不同意對小村新村拆遷。有一部分村民在新村和老村都有房子，因此在新村和老村的調查中都簽了名。”

22那段時間新村（後來也包括了老村）路上的衛生就是靠村裏的一些中老年婦女主動打掃的。

23《小村城中村改造動員安排會(hui) 》，小村檔案。

24拆遷辦丟(diu) 棄的“文件”中有一份蓋著這三個(ge) 機構公章的通知。其內(nei) 容是催促村民趕快來簽字，不要錯過安置補償(chang) 獎勵期。通知是2010年6月4日發的。根據一份製定於(yu) 小村拆遷開始前夕（4月30日）的文件，為(wei) 了確保拆遷工作按期完成，成立了小村社區推進城中村改造項目拆遷工作分指揮部，小村的支書(shu) 和主任都名列分指揮部的“副組長”。參見《小村社區推進城中村改造項目拆遷工作方案》，小村檔案。

25拆遷辦留下的文件中，有一份題為(wei) “小村在機關(guan) 、事業(ye) 單位工作人員名單”的文檔。上麵列出“公務員”、“教師”兩(liang) 類共20人的名單。

26這一本筆記本是拆遷辦丟(diu) 棄的“文件”中的一份，現存於(yu) 北京大學社會(hui) 學係。

27幾年以後（2014年）新任村民小組組長劉述戎逐漸發現拆遷中的一些內(nei) 幕。劉述戎上任後，每當有人提及啟動拆遷，他便要求街道辦首先將過去拆遷所測量的麵積和補償(chang) 詳情公布出來。街道辦從(cong) 來不回應這一要求。從(cong) 劉述戎的角度，不敢公布測量麵積和補償(chang) 詳細情況是因為(wei) “黑幕太大”。近年來各地都曝光了村幹部在拆遷征地中貪腐的嚴(yan) 重狀況，並以“小官大貪”來描述這些村幹部的貪腐機會(hui) 。例如合肥一個(ge) 村（社區居委會(hui) ）支書(shu) 違規套取136套安置房，違規倒賣土地960畝(mu) ，被稱為(wei) “房叔”。該案顯示，在拆遷中社居委、拆遷辦、戶籍民警聯合騙房，組成“腐敗鐵三角”。參見《合肥房叔被曝違規賣地千畝(mu) 每畝(mu) 1萬(wan) 征收3萬(wan) 賣》，新浪網，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dfjj/20141004/160220468439.shtml，2015年7月16日訪問。

28拆遷辦采用“房地合一”協議，房主簽的補償(chang) 協議包括土地補償(chang) 在內(nei) 。以後兩(liang) 年，小村“橋頭上”代表馬大爹多次上書(shu) ，稱“房地合一”是違法的，將集體(ti) 土地“滅失”。

29他家的房子也是被毀壞得最嚴(yan) 重的。為(wei) 了修複新村的房子，小譚投資了31萬(wan) 元。

30小村過去半個(ge) 世紀中，不時會(hui) 浮現出“自然村-生產(chan) 隊-小組”與(yu) “行政村-大隊-社區”兩(liang) 種組織對立的政治生態模式（見朱曉陽：《小村故事：罪過與(yu) 懲罰（1931—1997）》，第三章）。一個(ge) 原因是村民小組是土地等生產(chan) 資源的實際所有和支配者，也是村民生產(chan) 和生活組織者。與(yu) 此相反，“行政村-大隊-社區”則更多地扮演國家權力代表和中介的角色。

31“橋頭上”或“洋芋黨(dang) ”主要依靠開小組會(hui) 和群眾(zhong) 大會(hui) 動員村民。2013年4月底我帶著記錄過去三年保新老村情況的片子《滇池東(dong) 岸》到村裏。4月27日晚在大廟門前公開放映，有數百人觀看。過後劉述戎刻錄了200張DVD，全都散發給了村民。選舉(ju) 期間我也為(wei) 劉述戎起草了3篇競選稿，在村民小組組長選舉(ju) 的前兩(liang) 天我還參加了一次“手機”會(hui) 議（即通過手機連接會(hui) 場）。“洋芋黨(dang) ”的另一策略是動員村裏的老人盡可能自己出來投票。小村過去的習(xi) 慣是每家來一個(ge) 人代表全家投票。在拆遷期間，出現的問題是同一家內(nei) 老人與(yu) 子女的訴求不同，代表全家投票的年輕人往往違背老人意願，將票投給支持拆遷的小皮等人。2013年的選舉(ju) 中，“橋頭上”會(hui) 議多次提醒村中老人“隻要是能動的”，一定要出來自己投票。

32小村的“聯防隊”在2013年的選舉(ju) 中成為(wei) 一股暴力威脅力量。這個(ge) 聯防隊有十餘(yu) 人，成立於(yu) 2010年9月。聯防隊的收入來自村內(nei) 商戶繳納的衛生費和攤位費，據估算每月收入約八萬(wan) 元。聯防隊從(cong) 成立以來沒有向村民小組上交過收入，借口是村民小組沒有發工資給他們(men) 。依靠每年近一百萬(wan) 元的收入，聯防隊變成了村裏的一股灰色勢力。在2013年選舉(ju) 中，聯防隊站在原村委會(hui) 和村民小組一邊。在最初的村民代表選舉(ju) 中，選委會(hui) 采用不合程序的“遊動票箱”選舉(ju) ，即在聯防隊保駕下，拎著票箱到村民家門口投票。結果引起村民與(yu) 聯防隊的衝(chong) 突，並有一個(ge) 村民被打傷(shang) 。由於(yu) 地方報紙報道了此事，遊動票箱選舉(ju) 被宣布無效。改成固定票箱投票後，聯防隊員采取集體(ti) 在場威脅的方式。在眼看村民代表選舉(ju) 將出現不合自己意願的結果時，聯防組長將手伸進票箱掏出票來查看，然後將票箱撕毀。當時在場的街道辦領導和維持治安的警察都不上來幹涉。在村民小組組長選舉(ju) 那一天，聯防隊揚言如果原村民小組組長選不上就要撕票箱。那一天“橋頭上”的對策是動員投票的村民在投票以後不要離開現場，要觀看計票到結束。

33小村選舉(ju) 之前一個(ge) 月（4月份）原村委會(hui) 班子已經開始宴請所屬3個(ge) 小組的村民。這些宴請多通過各種緣由，甚至以“老同學”為(wei) 由請客。原村委會(hui) 和村民小組組長方麵的金錢投入相比周邊村莊來說不算最多。據說參與(yu) 選舉(ju) 的原村幹部每人出8萬(wan) 元入股。“入股”者事前議定，如果其中有誰落選，其他同一派的當選者，湊錢賠付落選者的投資。村民小組組長選舉(ju) 那天早晨，前村委會(hui) 主任馬建打電話告訴我：他是要支持劉述戎的，但是已經知道原村民小組組長連夜通過聯防隊向一些村民發錢，每一票的金額不小（大約1000元）。馬建當時說，今天的選舉(ju) 結果很難料。

34選舉(ju) 使小村大部分村民與(yu) 其他兩(liang) 個(ge) 村的訴求差別成為(wei) 一道清晰的界限。村委會(hui) 預選那一天，小村村民中有人還以惡言，如“流浪狗”等譏諷其他兩(liang) 村村民，這使其他兩(liang) 村人很不滿意。這也是他們(men) 完全站在原村委會(hui) 一邊的原因之一。

35如“小組”一些開支報賬都被社區會(hui) 計拖延，甚至不辦。

36《大拆大建時代的遺產(chan) ——護村隊的灰與(yu) 黑》，新浪博客，https://blog.sina.com.cn/s/blog_4c06b5040101i24d.html，2015年7月16日訪問。

37綜管隊的領頭是一個(ge) 外地來的複員軍(jun) 人。此人自稱認識黑道，自從(cong) 新村建成就在村裏租房開旅舍。劉述戎對他們(men) 是通過村民大會(hui) 、村民小組和合約進行管理。劉在綜管隊中參入本村10人，本村人中有一人為(wei) 副隊長。劉自任隊長，並要求綜管隊的收入與(yu) 管理收費分開。在財務上（包括收費）等由村民小組報賬員收取，並開具統一收據。另外就是發動村民對綜管隊監督，一旦發現違規行為(wei) 可以隨時舉(ju) 報。但綜管隊不久以後也被發現工作和管理都不規範，仍然有私留收費不上交，用暴力威脅人等問題。2014年9月，劉述戎解除了一部分綜管隊隊員的合同。

38劉述戎2013年—2016年任期內(nei) 實現收支平衡。其前任因財務虧(kui) 空而將村內(nei) 的一些零星土地和新村內(nei) 的公共廁所長租給自己的“我家人”或政治盟友。劉述戎上任後試圖將這些土地收回，並通過司法途徑解決(jue) 私占廁所問題。2014年法院認定一間公共廁所的私占和改建為(wei) 違法，但據劉述戎稱村委會(hui) 不蓋章，所以強製執行沒有發生。在2016年的換屆選舉(ju) 中，劉述戎再次當選村民小組組長，競爭(zheng) 對手仍然是前村民小組組長劉明。此次選舉(ju) 成為(wei) 對劉述戎當政三年的信任投票，結果是劉述戎得票906張，超過2013年。

39杜讚奇認為(wei) ，從(cong) 20世紀初期開始，中國的國家與(yu) 農(nong) 民的關(guan) 係可以概括為(wei) ：隨著現代國家構建（making of state）“傳(chuan) 統文化權力網絡”逐漸被侵壞。參見P.Duara，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

40見於(yu) 堅、朱曉陽：《故鄉(xiang) 》（紀錄片），2011年。

412016年3月訪問小村時，我與(yu) 正在那裏監督換屆選舉(ju) 的區組織部部長對此方麵進行過交談。部長談到黨(dang) 組織在鄉(xiang) 村的狀況時，表示與(yu) 本文的發現相同的觀感，部長認為(wei) 這種現象較普遍，且情況嚴(yan) 重。究其原因，他與(yu) 我的發現相似。部長舉(ju) 出一個(ge) 最極端的例子，在離小村不遠的地方，一個(ge) 村有27名黨(dang) 員，其中有24人來自同一“家”。不知道部長的“家”的概念是否與(yu) 本文的“我家人”一樣。

42從(cong)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村委會(hui) 主任一職的變動性比黨(dang) 支部大，一般某個(ge) 人都隻能當一至兩(liang) 屆。這與(yu) 有資格成為(wei) 村民委員會(hui) 成員的人包括絕大多數村民（大的村莊有數千人），換屆選舉(ju) 的變數較大有關(guan) 。在小村某一家庭占據村委會(hui) 主任一職的情況隻有老皮及其兒(er) 子。老皮在2004年因為(wei) “10•11事件”（昆洛路事件）成功當選村委會(hui) 主任，2007年連任。2010年，其子接替老皮當選為(wei) 村委會(hui) 主任（見朱曉陽：《地誌與(yu) 家園：小村故事（2003—2009）》，第三章，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附記：2013年老皮的兒(er) 子再次當選，2016年換屆選舉(ju) 中，小皮落選。當任村黨(dang) 總支書(shu) 記張生民當選為(wei) 村委會(hui) 主任，形成街道和區政府所樂(le) 見的“黨(dang) 政一肩挑”局麵。張得票（一千餘(yu) 張）僅(jin) 比小皮多五十餘(yu) 張。

43在2013年的村“兩(liang) 委”換屆選舉(ju) 中，張生民取代鄭梁成為(wei) 村黨(dang) 總支書(shu) 記。張從(cong) 2010年離任以後，在街道辦拆遷指揮部仍然承擔一些工作。

44見朱曉陽：《小村故事：罪過與(yu) 懲罰（1931—1997）》，第二章。

45傳(chuan) 統人類學往往會(hui) 將家庭和親(qin) 屬關(guan) 係視為(wei) 非國家的社會(hui) 的基礎，或者將現代國家視為(wei) 與(yu) 傳(chuan) 統家庭和親(qin) 屬關(guan) 係等血緣為(wei) 基礎的社會(hui) 之間的斷裂。法國人類學家郭德烈（Maurice Godelier）對這種人類學的“真理”給予否定。他認為(wei) “國家不僅(jin) 出現在以秩序、階級或種姓進行劃分的社會(hui) ，還出現在由各種部落和族群構成的帝國”，參見莫裏斯•郭德烈：《人類社會(hui) 的根基——人類學的重構》，董芃芃等譯，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頁。曆史人類學研究領域現在較多人認為(wei) 中國的“宗族社會(hui) ”（如以家廟興(xing) 建為(wei) 標識）是16世紀開始的一場“地方社會(hui) 與(yu) 王朝共謀，把宗族作為(wei) 建立社會(hui) 秩序的基礎”。這種基於(yu) 東(dong) 南中國的曆史研究將“宗族社會(hui) ”視為(wei) 最近幾百年的新創造，認為(wei) “宗族社會(hui) 對於(yu) 王朝國家，對於(yu) 地方社會(hui) ，都是個(ge) 方便的建構”。（見科大衛：《皇帝和祖先：華南的國家與(yu) 宗族》，卜永堅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頁）

46關(guan) 於(yu) 傳(chuan) 統精英在小村的意義(yi) 和作用，見朱曉陽：《小村故事：罪過與(yu) 懲罰（1931—1997）》，第三、六章。

47國內(nei) 一些學者注意到基層治理中斷問題和“混混當道”，但他們(men) 多半將這些現象歸結為(wei) 國家治理權力弱化、“懸浮”等原因。小村案例則顯示灰黑勢力借助國家強勢侵入農(nong) 民社區和社區抵抗的機會(hui) 崛起。

48用勒菲弗的話說，這些觀點更多從(cong) “主觀”（subjective）方麵來考慮問題。當下“國學熱”中，討論傳(chuan) 統文化存廢者也多從(cong) “主觀”或觀念角度論述。這些論述會(hui) 將“村社共同體(ti) ”視為(wei) 儒家主張的“王道”的基礎，但卻少有人注意“村社共同體(ti) ”的空間實在性。論者一般注意到政治的改朝換代和國家搜刮，但經常將村社層次的狀況略過。實際上一個(ge) 常識是幾千年（至少從(cong) 周）以來，村社及其所依靠的生計和生產(chan) 技術基本不變。20世紀集體(ti) 化時代村落的生計和耕作技術（除少量機械和化肥農(nong) 藥使用外）與(yu) 漢代的鄉(xiang) 村差不多。這樣一種生境的延續提供了村社共同體(ti) 存在的前提。關(guan) 於(yu) 漢代農(nong) 業(ye) 的狀況，可參見許倬雲(yun) ：《漢代農(nong) 業(ye) ：早期中國農(nong) 業(ye) 經濟的形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與(yu) 此相似，當代研究中國傳(chuan) 統國家與(yu) 農(nong) 民關(guan) 係，一般都會(hui) 讚成“皇權不下縣”的說法，一般認為(wei) 國家政權的下滲是從(cong) 清末開始，但少有人從(cong) 空間的角度對例如王朝時代縣以下行政區組織、人員和網絡進行研究。最近胡恒關(guan) 於(yu) 清代縣轄政區的研究從(cong) 曆史地理學角度進行，得出的結論與(yu) “皇權不下縣”的通常說法大相徑庭（見胡恒：《皇權不下縣？——清代縣轄政區與(yu) 基層社會(hui) 治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總而言之，無論是認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廢棄，還是持傳(chuan) 統始終頑強地活著，都需要從(cong) 空間實在的角度進行細致測繪（mapping）。這方麵科大衛的曆史人類學研究提供了一個(ge) 樣本。科大衛認為(wei) ：“社會(hui) 史研究如果要有說服力（make sense），就必須結合地理。所謂地理，不是坐在椅子上觀看地形圖，而是要明白當地人如何把這些地形理解為(wei) 他們(men) 生活的地區或地區的一部分”。（參見科大衛：《皇帝和祖先：華南的國家與(yu) 宗族》，第431頁）

49曆史學家，如孔飛力也沒有注意到自然村-地勢對於(yu) 鄉(xiang) 紳-中農(nong) 的暗中滋養(yang) 。孔飛力在《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陳兼、陳之宏譯，北京：三聯書(shu) 店2013年版）一書(shu) 的第三章（第101—102頁），非常有洞見地將統購統銷、集體(ti) 化等新社會(hui) 的政治-社會(hui) 變遷與(yu) 帝製晚期的“舊議程”相聯係，認為(wei) “就其深層結構而言，舊議程會(hui) 在新的環境下一再表現出來”。但孔飛力仍然對社會(hui) 主義(yi) 新政權消滅傳(chuan) 統精英的能力過高估計了。他說：“在實行了新製度的農(nong) 村地區，有效的地方精英力量早已不複存在。”

50這是毛澤東(dong) 所稱之的“農(nong) 業(ye) 八字憲法”——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規劃）；肥（合理施肥）；水（興(xing) 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種（培育和推廣良種）；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護、防治病蟲害）；管（田間管理）；工（工具改革）。

51朱曉陽：《小村故事：罪過與(yu) 懲罰（1931—1997）》，第三、六章。

52馬克思、恩格斯：《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中央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1頁。

53少數例外是如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 Deng。該書(shu) 作者的研究始於(yu) 20世紀70年代，此後對陳村的研究一直追蹤持續到最近幾年。見Anita Chan，et al.，：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 De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54另見朱曉陽：《地勢、民族誌和〈本體(ti) 論轉向〉的人類學》，載《思想戰線》2015年第5期，第1—10頁。

55這裏關(guan) 於(yu) 地勢本體(ti) 論的看法與(yu) 勒菲弗的空間論有相似之處。他非常深刻地洞見“空間的生產(chan) ”（the production of space）是資本主義(yi) 的再生產(chan) ，同時也是政治鬥爭(zheng) 的核心。在勒菲弗看來，空間的生產(chan) 是“總體(ti) 事實”，是幾乎可以取代一切的。從(cong) 筆者角度看，地勢亦然。原因是一般人不僅(jin) 會(hui) 順勢而行，而且從(cong) 觀念上也對已成之局勢加以接受。這就使勒菲弗的“空間”或地勢不容易逆轉。勒菲弗提出“差異的權利”（right to difference）與(yu) 本章討論的地勢政治異曲同工（參見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Donald Nicholson-Smith trans.，Wiley-Blackwell，1991）；勒菲弗：《空間與(yu) 政治》，李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6由此可見，當下解決(jue) 基層治理的路徑是給予基層社會(hui) 充分的自治和自決(jue) 的空間。有了這種地勢，再輔以法治和為(wei) 政旨在保一方平安的行政，地方鄉(xiang) 紳會(hui) 湧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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